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谱写了中国革命最辉煌的篇章，也描绘了人类爱情最绚丽的色彩。他们是在革命时期、战争年代相识相恋的，他们爱得匆匆，走也匆匆，在枪林弹雨中经历着悲欢离合、生死考验，因而他们的婚恋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们为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为着国家民族的命运英勇奋斗，他们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然而，他们也有着自己纯真的爱情，有的如涓涓流水，有的如红花烈火，他们至诚相爱，生死不渝⋯⋯

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总有一个女人。那些生活在伟人和将军们高大身躯之后的妻子们，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奉献出那么多的辛劳，那样多的牺牲和那样多的爱。她们同样是伟大的、高尚的，她们同样值得人们敬仰、纪念与爱戴。

他们是我们的前辈，创下了赫赫的功勋，打下了红色的江山。我们以他们为骄傲，以他们为楷模。半个世纪以前，他们和我们同样年轻。透过他们爱情的双眼，我们可以看到战争年代的艰苦和追求，可以体味到理想和爱情的崇高价值。今天，我们的周围没有了战火与硝烟，却充满着金钱与享受、物质与精神的各种诱惑和迷乱，也许，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获得不少有益的启示。

——毛泽东与杨开慧

1901 年 11 月 6 日，湖南长沙县清泰都下板仓杨家，一个女孩呱呱坠地， “板仓杨”的主人杨昌济先生给女儿取名开慧，号霞，字云锦，期望女儿的一生能够在阳光的照耀下，有如灿烂的云霞，美丽火红。后来杨开慧果然不负众望，成为著名的革命烈士。她丈夫毛泽东在那首有名的《蝶恋花》词中，将她称为“骄杨”，赞她如“杨柳轻网直上重霄九”，与“万里长空”的云霞共舞，终于了却了杨昌济先生当年给女儿取名时的一番初衷。

杨开慧家住的下板仓房屋由土砖砌成，三面环山，青松翠竹，交相辉映，屋坪前是两口明净的水塘，再前面是一片宽敞的稻田，银练般的板仓河，在田野中逶迤流过，风光十分秀丽。开慧就在这明山静水的田园风光中度过自己的童年生活。板仓的山山水水留下了她的足迹，印下了她的倩影。儿时的生活虽然是清贫简单的，却也充满盎然生机，常常令她回味无穷。

开慧长到 7 岁，父亲从国外来信，要她上学读书。她家斜对门的杨公庙，办了长沙县第四十初级小学。山冲里从来不让女孩子读书，学校破例为开慧等 7 个女孩子单开了一个班。

杨开慧在杨公庙小学只读了三个学期，便转到离板仓五里多路的隐储学校去了。这个学校比杨公庙小学大，图书也多，为小开慧敞开了知识之门。辛亥革命发生不久，开慧从隐储学校转到衡粹女校，接着又转到麻林桥附近的县立第一女子高小。

杨开慧上学期间，父亲每两年从国外回来一次，给她讲述一些国外见闻和简单的道理，教她博览群书，把读书当作吸取新知识、新思想的一项重要方法。在父亲的鼓励下，开慧刻苦自学，阅读了不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基础，并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

开慧从小爱读《木兰辞》，少女年华的她，不仅有花木兰那样不让须眉的爱国壮志，同时也有大家闺秀的温柔贤慧。对客居海外的慈父的思念，对家境日蹙的感伤，对学海无涯的焦虑⋯⋯这一切使体弱多病的开慧，不时泛起孤寂和伤感的情杯，陷入青年人都曾有过的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烦恼之中。她非常渴望得到知心朋友的规劝，向他们诉说内心的苦闷，获取前进的力量。在为数不多的开慧遗墨中，有这样一封信。信中说：

我最爱之姐姐鉴：许久未晤，甚以为念。近维起居多祜，学业日增为颂！妹因发头昏，且生疡子，请医诊治，总难见效。校中的课堆积，偶一思及，颇为之焦灼也。妹与吾姊至好，素承规劝，有暇望赐数行，以慰系念。天气将寒，惟珍重。不一。此问大安！

愚妹杨开慧书上

这封信写于 1912 年深秋，那时开慧才 12 岁。

1913 年春，杨昌济结束了在国外近 10 年的留学生涯，回到长沙。杨开慧和母亲、哥哥一起，也从乡下迁进了城里。同年，青年毛泽东也到长沙一师求学，拜杨昌济为师。他与蔡和森等经常到杨先生寓所求教，自然也就结识了杨先生的千金杨开慧。《毛泽东家世》一书对此有所记述。

一开始，当杨昌济同学生们交谈时，开慧常待在一旁，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听。后来，她逐渐加入他们的议论。杨昌济对这个聪明的女儿很是看重，对她的介入也极为赞许，并不时向毛泽东等学生推荐女儿的学问。时间一长，杨开慧自然成了这批学生中的一员，他们一起议论时事，抨击时政，并互相传阅笔记，交流心得体会，彼此之间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这批学

最深。杨开慧除了向他学习一些思想方法外，也不断接受他的一些生活方式。如她坚持洗冷水浴，行深呼吸，常吃硬食等体育锻炼的方法。她还在作文中写道：“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这句话正是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所阐述的中心思想。

客厅里的感情交流逐渐升华，日趋成熟。严肃的杨先生终于发现那种藉眉目交流的感情。他没有责难任何一方。他珍爱女儿，也喜欢这位激进、睿智、不修边幅而又抱负非凡的学生。不过，他未提婚嫁之事。毛泽东也不曾提。毛泽东还不具备婚娶的物质条件，这一点他们心里都有数。何况，杨先生深知他学生所富有的强烈的自尊心，在吃饭问题尚未解决好的时候，毛泽东是决不会谈婚嫁之事的。

但是，杨先生是喜欢看到毛泽东与女儿杨开慧的日渐接近的。有时他与学生讨论问题，女儿悄悄走进来，默默坐在一角的藤椅里倾听。对此杨先生并不反对。而毛泽东这时就会表现出格外的精神振奋，思想敏锐，讨论也显出异常的热烈和深刻。

“润之，小女向我推荐了你的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杨昌济稍顿一顿，瞟了女儿一眼。杨开慧脸色微红，垂下眼帘摆弄衣襟。他把目光转向毛泽东，慢条斯理地道：“我看了。‘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讲得好。促使国家富强的活力蕴藏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只有激励个人的主动性才能迸发出来。”毛泽东谦逊地笑道：“那是去年写的，是受先生的影响，还很幼稚。”

“嗯，‘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从《心之力》发展到这一段论断，这是你个人研究经历的成果。”杨昌济赞许地点点头，略一沉吟，换一种疑问的口气：“不过，你说‘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这里的意思⋯⋯开慧，你是怎么看？”

杨开慧沉默了片刻才轻声细语道：“人家用枪炮打来了，你不用枪炮对付又怎么办？体不坚实，见兵而畏之⋯⋯我看这个道理不错。”

毛泽东深深望一眼杨开慧，然后移开目光，重新面对他的先生。那一刻，他感觉与杨开慧的心相通了，跳动着同一节奏的脉搏。

1918 年夏，杨昌济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杨开慧随父

入京。杨家住在北京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 9 号。不久，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杨昌济推荐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毛泽东经常到杨家看望老师，有时也在杨家吃住，与杨开慧有较多的接触，他常把进步书刊和自己写的文章、笔记送给杨开慧阅读。年方 17 岁的少女杨开慧对才华出众的毛泽东爱慕之心日深，毛泽东也多次向秀美、聪明、娴雅的师妹表示爱意。后来毛泽东赴上海时，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相约分别后互通信息。二人书信不断，互诉衷肠。杨开慧给毛泽东的信，开头只称呼一个“润”字，毛泽东给杨开慧的信，开头也只有一个“霞”字。

1920 年初，杨昌济去世后，杨开慧扶柩南下，将父亲归葬长沙板仓。不久便从板仓来到长沙城，在李淑一父亲的帮助下，进了福湘女中。

1920 年 7 月，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从北京返回湖南后，身穿薄薄的旧长衫，迈着轻快的步伐到福湘女校，在选修班的教室旁边，找到了杨开慧。回湘后的重逢使两人格外高兴。毛泽东邀请杨开慧去省学联帮他工作，杨开慧一口答应。这年冬天，两人相约寒假在板仓杨家结婚，他们没有做嫁妆，不坐花轿，“不做俗人之举”。

曾在毛家当伙夫的邹香庭老人后来回忆了毛泽东与杨开慧举行简朴婚礼的情形：1920 年冬的一天。毛泽东忽然对邹香庭说：“你去准备点酒菜，今晚我要请客了。”邹香庭心里有点奇怪，因为那时毛泽东的经济很不宽裕，

晚上，毛泽东带来了一些客人，都是他平日最要好的朋友和战友。大家吃饭喝酒，兴高采烈，谈今论古。杨开慧也殷勤招待客人，敬酒，送菜。

夜色已深，毛泽东才宣布：“今晚是我和杨开慧结婚的日子。蒙大家来热烈祝贺，我们十分感激⋯⋯”客人们大感意外，纷纷说：“为什么不早点告知我们，也好带点纪念品来，以表示祝贺？”毛泽东笑说：“就是怕大家带礼品来，所以事先才保守秘密啊！”

大家跟着毛泽东一同笑起来，并以一阵热烈的掌声表示对新郎、新娘的祝福。

1921 年秋，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后不久，杨开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掩护毛泽东的活动，她接来母亲，一起住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所在地

——清水塘，自己则担任湘区党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

1921 年 8 月，毛泽东曾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杨开慧参加了该校的筹建工作，并利用自己担任学联干事的身份，筹集经费。自修大学培养了不少早期共产党的干部。何叔衡、毛泽民、罗学瓒、夏明翰等人，当年都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

1922 年，毛泽东又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该馆的负责人，主持馆内一切事务。当时图书馆内还设有秘密阅览室，藏有《新青年》、《先驱》、《赤光》等进步书刊，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1922 年 10 月 24 日，杨开慧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一个儿子，取名毛岸英。

1923 年 4 月，毛泽东离开长沙赴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6 月又由上海到广州出席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毛杨婚后第一次分别，两情依依。毛泽东走后，杨开慧一人独撑家务，上有老母，下有小孩，生活清苦，负担沉重，真是度日如年，早晚翘首盼望夫君归来。中共“三大”后，毛泽东留中央工作。同年 9 月，毛泽东因事回到长沙，11 月毛岸青出生，毛泽东此时在自己身边，杨开慧心中如沐春风，无限温暖。

12 月底，毛泽东又要离开娇妻爱子远行，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杨开慧全力支持丈夫从事革命斗争，任劳任怨，从不怕艰难困苦，只是在离别之际，难割恩爱情。她眼含热泪，紧紧握着丈夫的手，一再叮咛：只身远行，要多多珍重。毛泽东凝视爱妻，更有一番离愁别绪在心头。他展纸挥毫，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贺新郎》词：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加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诗人毛泽东借用李白《送友人》诗中一句“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表达了与杨开慧分离的痛苦心情。“凄然相向，苦情重诉”，正是一对感情笃厚的青年夫妻离愁别恨的写照。像杨开慧这样一位年轻女子，上有老母需要照顾，下有婴儿需要抚养，革命工作又不能放下，而丈夫又要冒着风险出门远行，这时杨开慧心中的凄楚之情是可想而知的，难怪她“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要夺眶而出了。但杨开慧毕竟不是寻常女子，她深知丈夫与自己分别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因而强用理智去战胜情感的纠缠，热泪不是“潜然而下”，而是“欲零还住”。杨开慧深明大义，把革命的需要置于个人幸福

诗人把“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这种自然界的巨大力量，用来比拟斗争风暴，更加重了割断个人“愁思恨缕”，献身人类解放事业的豪情，表达了诗人以四海为家，不沉湎于儿女情长的远大革命志向。然而，“汽笛一声肠已断”仍然写出了诗人内心的痛苦。“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比翼，和云翥”两句，充分表达了诗人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深厚感情。

1924 年 2 月，毛泽东由广州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6 月，杨开慧和母亲携带毛岸英、毛岸青来到上海，毛泽东亲自到码头迎接，结束了半年多梦索魂绕的两地生活。杨开慧协助毛泽东从事文书誊写和收发工作。1924 年底，毛泽东因病请假回老家韶山，一边养病，一边开展农民运动。杨开慧也跟随毛泽东第一次来到韶山。他们按照当地风俗，以“走人家”的方式，到农民家里了解农村的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号召贫苦农民起来为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斗争。他们在韶山地区办起了一二十所农民夜校，建立了二十多个秘密农会和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并创建了中共韶山支部，领导农民开展斗争。

韶山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引起反动派的极大恐慌，湖南军阀赵恒惕再次下令通缉毛泽东。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毛泽东、杨开慧先后离开韶山，南下广州。

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杨开慧继续协助毛泽东工作，负责通讯联络，经常来往于毛泽东与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人之间，传递文件、书信和消息。

北伐战争开始不久，杨开慧同母亲一起带着孩子回到长沙，住在望麓园。1926 年 12 月，党派毛泽东回长沙指导工作，夫妻再度团聚。1927 年 2 月，

毛泽东、杨开慧一家先后到达武昌，住在都府堤 41 号。当时，杨开慧已临近产期，又要照料身边的两个孩子，但为了使毛泽东集中精力运筹革命大计，她几乎天天伏案工作到深夜，整理毛泽东在衡山等县考察农民运动带回来的调查材料。毛泽东多次夸奖道：“我这个好秘书，抄写起来，又快又好。” 正是在杨开慧的协助下，毛泽东很快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在武昌，杨开慧生下第三个儿子毛岸龙。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夫妇由武昌回到长沙，住在北门外沈家大屋旁的北角门楼。9 月初，毛泽东赴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杨开慧带着孩子回到长沙县板仓老家。不料，这次夫妻分离竟成永诀。

当时的湖南，一片白色恐怖，许多革命者及其家属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杨开慧面对死亡的威胁，毫不畏惧，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深入群众中调查访问，宣传革命道理。她时刻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把为革命牺牲当作自己“喜欢的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不久，即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这封信几经辗转，直到 1928 年春，才送到杨开慧手里。她找来地图，查寻井冈山的位置，远眺东南，心中不断呼唤着亲人的名字，愿他一切都平安。

长夜漫漫天难明，关山远隔信不通。长久的思念与等待，使杨开慧惆怅不已。1928 年 10 月，她在寒秋孤灯下写了《偶感》诗一首，抒发了对毛泽东的挂念：

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恨无双飞翩，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无论是在井冈山，还是闽西赣南，毛泽东都常常牵挂杨开慧和孩子们，只恨敌军封锁，局势动荡，无法联系。1929 年 11 月 28 日，毛泽东在给中央领导人李立三的信中写道：“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然而遗憾的是毛泽民并不在上海，早已被党派往天津领导地下印刷工作。毛泽东却一直在盼望着弟弟的来信、妻子的来信。

1930 年 7 月 27 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城，十天后被迫退出，但是长沙、平江、浏阳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和赤卫队大部分暴露。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清乡”司令部司令何健卷土重来，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板仓、清泰、白沙一带就有 460 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何健悬赏大

洋 1000 元，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情况越来越紧张，形势越来越险恶。

1930 年 10 月中旬，杨开慧被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保姆陈玉英和毛泽东 8 岁的儿子毛岸英。

敌人逼杨开慧交代毛泽东和红军的情况，逼她交出毛泽东的书信和共产党的文件。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敌人恼羞成怒，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可她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敌人甚至诱骗说，只要她在报上发表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就马上可以获得自由。但这也遭到杨开慧的严词拒绝。她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又嘱咐说：“我死后，不要作俗人之举。”

1930 年 11 月 14 日，杨开慧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英勇就义，时年

29 岁。

杨开慧死后，遗体被亲友连夜运回板仓收殓，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毛泽东从报上得到噩耗后，当即寄信给杨开慧的亲属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寄款为杨开慧修墓立碑，上刻“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等字。全国解放后，他在接见杨开慧的堂妹时，曾说过：“你霞姐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你霞姐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在接见他们当年的保姆陈玉英时，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杨开慧被捕经过和狱中情况，并说：“开慧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家就牺牲了 6 个，有的全家都牺牲了。”

1957 年 1 月，毛泽东的 18 首诗词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这是毛泽东首次集中发表自己的诗词，反响广及国内外。杨开慧的生前好友李淑一怀着激动心情反复拜读了毛泽东的诗词，回想起毛泽东早年曾用“虞美人”的词牌填过一首词赠与杨开慧，但除记得头两句“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外，其余俱忘却了。于是，李淑一于 1957 年 2 月 7 日（春节期间）便写信给毛泽东。在信中，她谈及自己读毛泽东诗词的感想，请求毛泽东把过去书赠杨开慧的《虞美人》全词抄赠给自己。此外，她在信中附上了她在 1933 年写的悼念自己丈夫柳直荀的词《菩萨蛮·惊梦》。她说：“1933 年夏，道路传言直荀牺牲，我想成梦，大哭而醒，和泪填《菩萨蛮》一首。”全词如下：

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兹。

李淑一的信寄出以后 3 个月，1957 年 5 月 11 日，毛泽东在百忙中复信给李淑一：“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

《游仙》一首为赠。”《蝶恋花》一词即写在此信中：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李淑一收到毛泽东的复信后，当时正在李淑一执教的长沙市第十中学（一说第八中学）实习的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一说四年级）的学生读到了这首词，于是即写信请求毛泽东同意在他们的刊物上首先发表。1957 年 11 月，毛泽东又在百忙中给青年学生复信：“来信收到，迟复为歉！《蝶恋花》一词，可以在你们的刊物上首先发表。《游仙》改《赠李淑一》。”1958 年1 月 1 日，《湖南师院》便最先发表了这首词，这是毛泽东诗词中，唯一首先在地方刊物发表的词，尔后，《人民日报》、《诗刊》等报刊才相继刊出。

这虽是一首悼念亡人故旧之词，但其思想感情却是深刻而崇高的。毛泽东把悼念和赞美有机结合，把个人的怀念和先烈对革命事业的挂念有机结合，把悲痛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机结合，因而格调高昂，鼓舞人心。毛泽东借着这个诗化了的神话故事来寄托自己对爱妻杨开慧的无限哀思、怀念和敬佩之情。

李淑一和柳直荀当年结为夫妻，是杨开慧当的“红娘”。柳直荀在建党前又同毛泽东一道从事农民运动，关系十分密切。因此，毛泽东收到李淑一的信，立即感慨系之，缅怀烈士之情难以抑制了。毛泽东在 1957 年 5 月 11 日的回信中还说：“暑假和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代我代致悼意。”

1962 年，当友人章士刽向毛泽东请教词中“骄杨”作何解释时，毛泽东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可见，“骄杨”蕴含着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深深礼赞与怀念。后来，毛泽东应邵华、毛岸青之邀，把这首词写给他们的时候，又把“骄杨”写为“杨花”，并说“称‘杨花’也很贴切”。

1962 年 11 月，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夫人逝世，毛泽东致电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表示哀悼。电报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

显然，杨开慧在毛泽东心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他终生难以忘怀与杨开慧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深深怀念这位“亲爱的夫人”。

——瞿秋白与杨之华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1916 年入俄文专修馆。1920 年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访苏。1922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 年 1 月回国后主编《新青年》、《向导》杂志。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在党的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曾主持八七会议，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负责人。此后曹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1931 年 1 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33 年到中央根据地。1935 年在福建武平被国民党逮捕。同年 6 月在长汀就义。

1923 年 6 月下旬，瞿秋白自广州到达杭州，召集浙江省党团会议，传达党的三大决议。他住在岳王村四伯父瞿世琥家里，与妹及两个弟弟团聚。叔侄见面后，叙谈一切，亲切欢畅。瞿秋白谈他两年中在苏俄的见闻，解衣挥汗，兴致盎然。

酷爱文艺的瞿秋白是第一次游杭州，西子湖畔诗意浓郁，挥笔写道：“飞来峰下坐听瀑泉——我恨不能再乘风飞去。且来此冷泉石上，做个中流砥柱。”此时，25 岁的瞿秋白豪情壮志，预备在中国革命的疆场上于出一番事业来。

6 月底，瞿秋白惜惜离别四伯父和弟妹返回上海，住在闸北青云路师寿坊上海大学宿舍。学校就在附近的庆云里。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的呼声中，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于 1922 年 10 月由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成立并发展起来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任校长。经李大剖推荐，邓中夏出任上海大学的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8 月 8 日，上海大学全体教职员在一江春聚宴，校长于右任主持推定学校最高议事机构评议会，瞿秋白被推为 9 位评议员之一，后又被推定为上海大学丛书审查委员会、经济学系筹备员等职。

瞿秋白很快成为上海大学最有吸引力也是最好的教员。当时听他讲课的学生回忆说。

秋白是社会学系主任，担任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第一次听他讲课的时候，使我惊奇的是学生突然加多了。别的同学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听秋白的课。除了社会学系本班的学生，还有中、英文系的学生，其他大学中的党团员或先进的积极分子，甚至我们的好教师恽代英、肖楚女、上大附属中学部主任侯绍裘等同志都愿来听听。⋯⋯①

就在这个课堂上，爱情第一次走入了瞿秋白的生活。他结识了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学生，一位是丁玲，一位是王剑虹。王剑虹喜欢旧诗旧词，特别喜欢听俞乎伯讲的宋词，常常低徊婉转地吟诵。瞿秋白在课后经常到她们的住处，教她们学习俄文，有时与她们一起到附近的宋教仁公园散步。这时，王剑虹对瞿秋白已经爱得根深，但她把爱情埋藏在心底。瞿秋白也是这样，爱在心里，却拘束了行动。最终，还是由了玲出面，把他们两人的手牵到了一起。

1924 年 1 月，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了。但是，他们只共同度过了几个月

① 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 8 期。

剩下一个人，难免有人去楼空，萧索悲凉之感。然而，人民大众革命斗争的火焰，正在中国大地上燃起，总有一天要形成燎原之势。一切革命者，都在用自己的光和热，加快这火的升腾。瞿秋白的悲痛，也被日日夜夜紧张奋斗的激情冲淡了。工作时，他依然是那样勤奋，那样忘我，那样生气勃勃。

第二次爱情很快就来临了，瞿秋白与他的爱人杨之华一起共同谱写了一个热烈、隽永、高洁、纯真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在当时广为传颂，至今仍让人感动不已。

在极端尖锐的斗争中，许多青年的革命者，往往深感孤身力薄，而需要聚集大批战斗的勇士，也需要志趣相投、道义相合的朋友。在这个革命情谊交融的大家庭中，一些男女战友之间，会逐渐加深情谊，甚至很快便会发展到互相爱慕而结合。瞿秋白和杨之华之间的爱情，就是这种超乎常态的快速的结合。

杨之华又名小华、杏花，别名文君、文尹、杜宁，浙江省萧山县人，1900 年生于萧山县坎山街三岔路。在这个小镇上，杨家曾经是当地首富，地主之外兼营米丝生意，后来家道虽然衰落，但在乡里仍然有些地位。杨之华幼时聪敏好学，性格温柔，又有超群的美貌，家人亲友宠爱地叫她“小猫姑娘”。但是这位小姑娘却很有个性，很有同情心。家中长辈一向重男轻女，哥哥们可以在专门为他们办的家塾读书，却不许女儿读书。杨之华常常躲在书房门外偷听塾师授课。塾师见她好学，便请求家长允许，让她与男孩一起读书。那时，女子缠足，是天经地义，杨之华屡次反抗，终于使母亲让步。五四运动前后，杨之华冲破封建藩篱，来到杭州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深受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从杭州回到家里，她毅然剪掉长发，还下水游泳，上街骑自行车，一时轰动，传为奇闻。1920 年她与沈剑龙结婚，去夫家时只穿一套粉红色衣服，既不坐轿也不带嫁妆，不请酒设宴。当时，她听说上海《星期评论》社要组织一批青年到苏俄去学习，便来到上海，结果没有去成，留在《星期评论》社工作。1921 年，当时还是共产党人的沈玄庐在萧山县衙前镇与当地农民领袖李成虎一起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为了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沈玄庐仿效党在城市中从办工人夜校入手开展工人运动的方法，邀请宣中华、徐白民、杨之华等人，兴办衙前农民小学，实际上成为发动和团结衙前农民的活动中心。萧山农民运动，1921 年秋冬达到高潮，掀开了中国新型的农民运动史的第一页。杨之华在农民运动中受到教育，不久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一时期，妇女解放问题引起了杨之华的重视，从 1922 年 7 月至 11 月，她先后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上发表了《社交和恋爱》、《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离婚问题的我见》、《谈女子职业》等文章，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喊出了千万妇女要求自由解放的心声。她写道：“男女社交在社会上自然是很重要的问题。自五四运动以来，提倡公开的人也很多。可是终不易实行。⋯⋯依我个人想起来，是因社交男女自己造成的障碍。一面说要社交公开，一面又做得不要社交公开。自相矛盾，自己搬了石堆，充塞了自己进行的路。”①这时，有一个人向杨之华求爱，遭到拒绝，他竟背地里散布说杨之华同意与他恋爱。他对真正的爱情全然无知，却说“吊膀子”是“无产阶级的恋爱方式”②。杨之华著文揭露了这个人的嘴脸，鞭挞了他的丑恶的灵魂。她写道：“‘吊膀子’是不生产者虚伪的没廉耻的诱骗异性的专有名词，所以社会上都认为吊膀子是两性间一种恶行为，

① 《社交和恋爱》，1922 年 7 月《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② 《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1922 年 8 月 11 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怜他们一天到晚做工都来不及，还有什么工夫去吊膀子？这位先生凭空拖了无产阶级来掩护他公然鼓吹吊膀子的主张，并且把知识、名望、人格蕴藏在漂亮衣服、特别言动堆里，不但污蔑了知识、名望、人格，简直污蔑了纯洁的无产阶级”①。旧社会里妇女地位低下，杨之华痛感于妇女一生“何等枯燥！何等不幸！”大声疾呼妇女要独立，不做男人的寄生虫，“我们终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不要仍旧去依赖男子；对于女子，我们应当有互助的心”②。妇女们应该起来奋斗，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那时她们“将由被压迫被支配的地位，由自觉而进到自主的地位了”③。

1923 年底，杨之华报考上海大学，录取后在社会学系学习。她学习刻苦，追求真理，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她是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同时参加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国共合作中，她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工作。在那里，她认识了向警予。向警予担任该部助理，杨之华和张琴秋两人协助她工作。杨之华最初认识瞿秋白，还是在课堂上。杨之华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和秋白的初次见面，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间。那时，秋白讲授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老同学们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听秋白讲课。老同学向我形容秋白讲课时的情景说：“在青云路上海大学旧校址上课时，人都挤满了。房子陈旧，人多了，楼房振动，似乎要倒塌下来，但是人们还是静静地听，一直到下课为止。”

当我听秋白讲课时，学校因学生增加，原校舍不够用，就从闸北搬到了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敦厚里。秋白讲课的地方是一个最大的课堂，但我一到那里，就觉得这个课堂太狭小了，窗外和门口都站满了热情的听众，其中除了社会学系的同学，还有中文学系、英文学系的学生，有时上海其他大学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也来听课。课堂里的气氛很活跃，同学们亲切地谈着话，愉快地笑着，直到秋白从人丛中挤进来，安详地走上讲台，大家才肃静下来。那天，他进来的时候，穿着一件西装大衣，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平，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跟他的脸庞很相称。他站在讲台上，亲切地微笑着，打开皮包，取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态从容，讲话的声音不高，但站在课堂外边的同学也能够听到。

秋白讲课的习惯，是在上课之前，先把讲义发给我们，让我们预习，到讲课时，不是照着讲义念，而是在讲义的基础上补充了很多活材料。由于同学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为了使大家都能听得懂，他引用了丰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当前的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①

一次偶然的机会，使瞿秋白和杨之华走到一起来了。

有一天，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因事离沪，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到鲍罗廷那里去汇报。她到了那里时，意外地遇见了瞿秋白，原来忐忑不安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瞿秋白担任他们谈话的翻译，在他的帮助下，她顺利完成了汇报任务。她后来说： “从这次工作接触后，我觉得他很诚恳，很愿意帮助别人。他不但不骄傲，

① 《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1922 年 8 月 11 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② 《谈女子职业》，1922 年 11 月《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③ 《保定女师学潮给我们的希望》，《妇女周报》第 34 期，1924 年 4 月。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藏在内心，只有当人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时，才能深切感觉到这种热情的力量。”①不久，在向警予、瞿秋白的帮助下，杨之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瞿秋白。

杨之华的第一次婚姻是由家庭包办的。杨、沈两家是世交，杨之华和沈剑龙在幼年时，便由双方的家长杨父杨羹梅和沈父沈玄庐定了亲。结婚时，沈剑龙还在学校念书。表面上看，沈剑龙俊俏聪明，但实际上是个贪图色欲，腐化堕落，而且思想变得越来越反动的花花公子，连他父亲也不满意这个放荡的儿子。沈玄庐支持杨之华到上海求学。沈玄庐与邵力子也是世交，杨之华到上海，常常住在邵家，她的女儿沈晓光就是住在邵家生的。沈剑龙在杨之华去上海大学求学期间，生活更加糜烂，在家乡愈发闹得不像样子。杨之华写给他的大量信件，他连看也不看，气得沈玄庐把这些信寄回给杨之华，说他儿子根本没有看。从生活方式到思想境界，这一对夫妻，从结婚的那一天起，就出现了裂痕，并且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到了不得不分离的地步。杨之华把女儿的名字改为独伊，意思是只生这一个，以此表明她对沈剑龙的怨恨和决裂。杨之华要求与沈剑龙离婚，得到了沈玄庐的支持。

瞿秋白与杨之华相爱了，他们终于决定向着爱神指引的路走去。

1924 年深秋，杨之华与瞿秋白先后到了萧山，一个回家决定与沈剑龙离婚，一个到萧山决定与杨之华结婚。于是出现了一场现在简直难以理解也难以想象，而在当时却因其浪漫主义的奇特的又是强烈的自由婚恋色彩轰动了上海大学革命圈。瞿秋白到萧山就住在沈剑龙家，3 个青年人都坦率地开诚布公地谈彼此的想法——当然是杨之华和瞿秋白为一方与沈剑龙谈离与合。这种场面是无法描写的，也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儿可供我们描写的资料。总而言之，竟然谈得很好，瞿秋白和沈剑龙这理应是“情敌”的对手非但没有决斗，而且谈得很痛快。曾经目睹这次谈判的杨之华的妹妹杨之英后来回忆说：

我第一次见到秋白是 1924 年 11 月，姐姐同他一起到萧山家中来的时候。当时姐姐已决定与沈剑龙离婚，她和秋白来家就是为商议这件事的。秋白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说话斯文，十分有礼貌。他们到家后，立即派人把沈剑龙请来，三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临别时，我看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猜想姐姐与沈剑龙离婚和秋白结婚的事已经达成协议。

①

接着，瞿秋白又请沈剑龙和杨之华共去他常州老家。破败的瞿氏宗祠，冷落的老住宅，满是尘土的母亲的棺木，一切的一切，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曾经是名门闺秀的杨之华一洒同情的眼泪，沈剑龙似乎亦被感动了，事情终于在常州定局⋯⋯

1924 年 11 月 27 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一版紧靠报头并排出现了 3 则令人叫绝的启事：

第一则：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