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大旗初举

十四 在鲁迅去世的一年里

1936 年 10 月 19 日，就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会师的前两天，毛泽东心仪甚深的鲁迅，在上海病逝了。

鲁迅在上海文坛举了 10 年进步文化的大旗，聚集了一支新文化大军。毛

泽东从南方到北方钻了 10 年的山沟，带出一支“武化”大军。这 10 年，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极其特殊和辉煌的一页，而毛泽东却和这一页无缘，甚至无缘来阅读这一页的粗略梗概。

不过，在毛泽东立马黄河，唱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率军东征的时候，他和战友们收到了鲁迅、茅盾从上海发来的一封电信：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这封电文中有一句“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希望”，其实这句活是出自于另外一个抗日救国组织的来信，因为两封电信同刊于中共西北中央局 1936 年 4 月 17 日出版的《斗争》杂志，人

们就混淆在一起引用。这一错就是 60 年。

鲁迅去世前夕，又万里迢迢，从上海托人给毛泽东等人捎来两只上好的金华火腿。一片心心相印之情，足以让处境危艰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感慨万千。

鲁迅生前，在中共党内有不少交往很深的高层朋友。他和中共早期的两大领袖陈独秀、李大钊在“五四”前后一道呐喊、一道办杂志的深交就不用说了。大革命失败初期，当过党内一把手的瞿秋白，30 年代初则在他的家里避过难，相互之间的杂文珠联壁合，有时竟分不出你我。遵义会议后代替博古成为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1932 年底到中央苏区之前，也在上海代表中共发表文章支持鲁迅，批评那些对鲁迅不够尊重的左翼文艺家。

鲁迅逝世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鲁迅见过一面的陈云，正在苏联，他说：“当我读了报纸上鲁迅病卒的消息时，我脑子里一阵轰轰的声音，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神了几分钟，那身穿灰布棉袍和庄严而带着忧愁脸色的鲁迅立刻在我脑子里出现，似乎他还在说：‘深晚路上方便吗？’”

正是在这样的情感驱使下，几天之内，陈云就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深晚》的文章，非常细致地记述 1933 年初他到鲁迅家里接瞿秋白夫妇出来转移到别处的情景。文章讲了他如何乘着夜色，压低帽沿，翻起大衣领子，秘密来到上海北四川路鲁迅的家里，女主人（许广平）如何开门，瞿秋白、杨之华如何提起事先准备好的包袱跟他往外走。接着叙述：

“他问我：‘远不远？’‘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我说着，正想下楼去叫车子，旁边那位五十以外庄重而很关心我们的主人就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着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去。这时候，秋白同志就指着那位主人问我：‘你们会过吗？’我和那位主人同时说：‘没有。’秋白同志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我向周先生说，‘这是×同志（原文如此——引者注）。’‘久仰得很！’我诚恳地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这是我第一次见鲁迅。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的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担心地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

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

“我们稍微等了一下，鲁迅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们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就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就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的说： ‘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秋白同志也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你们进去吧。’他们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当我们走下到了二层楼梯口，才听到三层楼上拍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一个文化人去世了，仅见过一面，远在海外的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人物， 竟如此细腻深情地撰文追悼，鲁迅生前和中共的关系，就可想而知了。

鲁迅去世三天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称鲁迅“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 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锋，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第一次正式的评价。

这个文件至今还难以确定是谁主持起草的。按常理，应当是当时在中央“负总责”并处理日常工作，还指导过文艺战线工作的张闻天。但这个文告的基调口吻，和一年后毛泽东关于《论鲁迅》的演讲也是颇为接近的。

中共还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为鲁迅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设立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 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废止国民政府在鲁迅生前一切关于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除了延安后来办起一个以鲁迅命名的学校，和上海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外，其他种种提议和要求，在当时明显不可能实现。这篇文告一古脑儿地提出一大堆要求，用意恐怕在造声势、树旗帜。

鲁迅是毛泽东一生最崇拜的文化人物。鲁迅生前，他俩却没有见过面。直到晚年，毛泽东还不无遗憾地说起：“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 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①前些年，现代文学史界还热心地争论着毛泽东和鲁迅是不是见过面的问题，以至成了一桩所谓“公案”。其实，毛泽东自己早已说清楚了。

心灵沟通而没有见过面，或许对双方更增加了一番魅力和吸引。

毛泽东知道鲁迅，自然是学生时代特别是毕业前后从《新青年》杂志开始的。而鲁迅知道毛泽东，大概是 1919 年夏天毛泽东办《湘江评论》的时候。胡适曾在《每周评论》上写文章介绍《湘江评论》，特别提到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一文。凭当时毛泽东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的交往， 他们或许会给鲁迅谈起这位后起之秀，至于对毛泽东有多深的印象却很难说，如同毛泽东两次到北京，也都没有特别安排去拜访鲁迅一样。那时，一

① 毛泽东 1971 年 11 月 20 日在武汉的一次谈话。

个是新文化的主将，一个是新文化的弄潮儿。l922 年办文化书社，毛泽东肯定读过鲁迅的小说，因为由他进货的书店里，便摆上了鲁迅的《呐喊》。

大革命时期，鲁迅和毛泽东一度同在广州，但没有他们见面的记载，双方的文字也没有提到对方之处。

毛泽东真正引起鲁迅的注意，是在带队伍上井冈山以后，因为“毛匪泽东”或“匪首朱毛”频频出现在国民党的报刊上面。在白区举起红色文化大旗的鲁迅不能不关注在红区举起“武化”大旗的人。茅盾在《“左联”前期

——回忆录（十二）》中、就记述了 1931 年底他和鲁迅的一次谈话。鲁迅问他，“朱德、毛泽东你认识吗？我只知道南昌暴动有朱德，其他的很不了解”。和毛泽东是老朋友的茅盾，自然作了一番介绍，末了还说：“毛泽东是共产党里的大学问家，博闻强记，谈笑风生；他的夫人杨开慧却相反，是个贤淑腼腆之人，整天不声不响，带着两个孩子。”鲁迅听后笑着说：“过去只听说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想不到还是个学者而且已有了家眷，不知道他有多大岁数了。”茅盾也颇有体会地说：“在广州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个白面书生，谁料得到现在竟然指挥千军万马！”

1933 年底，在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的冯雪峰，来到瑞金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这时毛泽东受到排挤， 空闲时间相对多一些。来了文化名人，也就和冯雪峰交往起来。冯雪峰早年同汪静之等人出版诗集《湖畔》而闻名于现代诗坛。1928 年后在上海同鲁迅关系甚密。于是，毛泽东从冯雪峰那里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到鲁迅在上海的写作和处境，认为鲁迅身上体现了民族的伟大性格。所以有人说，是冯雪峰首先在毛泽东和鲁迅之间编织了精神联系的纽带。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 “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鲁迅是两个中的一个， 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后不觉笑了起来，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认为鲁迅懂得中国，是对的。冯雪峰又说，鲁迅读到过他的诗词，戏言说有“山大王”气概。这大概是说的《西江月·井冈山》等。“山大王”云云，当是指像《水浒传》里扯旗造反、占山为王的好汉们。

正在山沟里“赋闲”的毛泽东，得到来自上海的一位文化伟人的理解， 心里的共鸣可想而知。哪怕是片言只语、一枝一叶的信息，都肯定会使他感到无比的温馨，并把这位文化伟人视为精神上的知己。

红军长征后，在上海的鲁迅牵挂着西去的“铁流”。他的朋友冯雪峰等也在这支“铁流”当中。到陕北后，收到鲁迅和茅盾 1936 年 3 月 29 日发来的贺电不久，中共中央又派冯雪峰以特派员身份回上海工作，并嘱应先和鲁迅接头，通过鲁迅和上海地下党联系。

据胡风回忆：“5 月 6 日下午我去看鲁迅，从内山书店过时，内山告诉我，冯雪峰回来了，到鲁迅先生家里去了。我当即赶了去，⋯⋯大概我来以前他和鲁迅谈到过党的政策，这时候他用谈闲话口气谈长征的情况，谈毛泽东作党内斗争和毛泽东的坚强性格。他说，‘周先生的韧性战斗精神，后继有人⋯⋯。’”①

冯雪峰后来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记述，一次，他给鲁迅谈了有关毛泽东和红军长征的事情后，鲁迅好像忘我地、缓慢而平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想，我作为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鲁迅说这话时的那种神往之

① 晓风编：《胡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6 页。

色，永远生动地刻在冯雪峰的记忆中。

于是，这年 6 月，病榻上的鲁迅口授了那封著名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专门批驳托派对毛泽东的攻击，信中三次提到“毛泽东先生们”。10 月初， 鲁迅拿出自己主持出版的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交给冯雪峰，请他转送， 说：“皮面的送‘M’，绒面的送周（指周恩来）”。“M”是鲁迅那时对毛泽东的简称。

前面提到的鲁迅给毛泽东送火腿的事，就发生在他去世前夕。据参与其事的冯雪峰、许广平、郑育之、周文、赵家壁、张文彬、朱正明等人回忆， 是冯雪峰出的主意，鲁迅出的钱，周文去街上选购的火腿，火腿带到西安后， 由当时中央派驻杨虎城西北军的代表张文彬，交给来自上海的青年朱正明带到保安。朱正明还回忆，在西安见到张文彬时，张还告诉他，火腿里还藏有一封鲁迅给毛泽东的信。但从未有人谈起过这封信，鲁迅在信里到底写的什么话，也不得而知。但毛泽东确实是收到了火腿。

以鲁迅的名义买的火腿等物品还在路上辗转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张闻天于 1936 年 7 月 5 日至 7 日在安塞开过一个会，听取刘鼎汇报在东北军的工作情况，同时谈到了鲁迅。刘鼎即刻被派往南京、上海，中央就交给他一封张闻天和周恩来暑名“洛恩”给冯雪峰的回信带去，里面说：

“你的老师（指鲁迅——引者注）与沈兄（指沈雁冰。——引者注）好吗？念甚。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的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

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毛泽东没有，至少很少读鲁迅的书，这段时间的文章中，还没发现有说到鲁迅或其作品的地方。当然，也可能有一种情况是，鲁迅生前，中共对他的评价还没有后来那样高（这是许多伟人志士常常拥有的共同遭遇），不像后来那样有明确的定位。再说，他生前一直处于“四战之地”，处于各种争论的中心。毛泽东即使读到过鲁迅的一些作品，由于环境的殊隔，对文化界的情况不大熟悉，自然也不好多说什么。

他真正开始有意识地搜寻和阅读鲁迅的书，是在鲁迅去世以后，特别是1937 年 1 月搬到延安之后。一是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一是开始着意从事思想理论建设，很需要在文化艺术战线上树起一面人们心慕敬仰的旗帜。

设在延安的陕西第四中学，有一个不错的图书馆。说它不错，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初到延安的红军再也找不出现成的图书馆了。一天，毛泽东在那里偶然发现有一批鲁迅著作的选本，立即借走了三本，几天后就让秘书退回看完的，又借走了几本。第三次，甚至要秘书把鲁迅的所有选本和单行本都借了回来。

从此，毛泽东渐渐开始引用鲁迅的作品了。

据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毛泽东曾和冯雪峰说起过鲁迅的《阿 Q 正传》， 但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次，是后来会见到延安访问的美国女作家、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谈的也是鲁迅的代表作《阿 Q 正传》。

那是在 1937 年 3 月 1 日深夜。史沫特莱描述说：“我掀开悬挂在一座窑洞门口的棉门帘，跨进了一个黑暗的洞穴。就在这一片黑暗的正中心，一个制作粗糙的桌子点着一枝细长的蜡烛，烛光落在成堆的书本和纸张上。”毛泽东一手扶着桌子，站在那里欢迎她。

在昏暗的烛光下，他们坐下开始了谈话。史沫特莱谈到外面传说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毛泽东回答：

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但国内有一部份带着阿 Q 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阿 Q 的人，这个阿 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 Q 这类人物的。

这一用，就用到了后来文学界说的阿 Q 形象的性格核心——“精神胜利法”上面。

到 1937 年 10 月，即鲁迅去世一周年时，毛泽东己读了不少鲁迅的作品， 特别是他后期的一些杂文，对鲁迅的思想有了大致但却是切实的了解。刚刚成立一个月的延安陕北公学举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校长成仿吾，曾是创造社的成员，30 年代在上海还同鲁迅打过笔仗，后来到中央苏区并参加了长征，和毛泽东也是老朋友了。他邀请毛泽东到会作个演讲，毛泽东欣然答应，视为表达对鲁迅的看法的一个重要机会。

刚成立的陕北公学设在延安东门外的延河边上，位于清凉山脚下的飞机场旁边，1937 年 10 月 19 日这天一大早，住在城内凤凰山的毛泽东骑着毛驴赶到会场。

在演讲中，他开宗明义，说：我们纪念鲁迅，不仅因为他文章写得好， 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是党外布尔什维克。

对于鲁迅，毛泽东分析了他的三个特点：

鲁迅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他用他那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鲁迅的第二特点是斗争精神。他决不中途投降妥协，鲁迅说过，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他们作斗争，并教育和训练他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 开辟自己的路。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的威胁、利诱和残害，往往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在一篇文章中主张打落水狗，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

由此，毛泽东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政治远见、斗争勇气、牺牲精神，这是毛泽东当时对鲁迅思想及其人格的集中概括。看得出，这都是从政治着眼的评价，其实，毛泽东一生看重鲁迅，也主要是立足于政治角度，正像他看重高尔基也是从政治角度一样。有意思的是，在作这个讲演之前，1937 年 6 月，正好也是高尔基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日。他出席中国文艺协会召开的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时也作一个讲演，话虽然很短，但意思很明确。他赞扬高尔基的实际斗争精神和远大的政治眼光，认为他不但是个革命的文学家，并且是个很好的政治家。在他的心目中，鲁迅和高尔基是并列的。

这是毛泽东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篇关于鲁迅的专论。讲演时没有稿子， 会后，延安的《新中华报》也没有作报道。毛泽东每次到陕北公学的讲话， 校长成仿吾都指派专人记录，后来“陕公”与其他学校合并办学，档案上交， 这篇讲话竟寻不着了。所幸当时台下坐着一位来自成都的文学青年，叫汪大漠，他特别崇拜鲁迅，很认真地作了记录。不久，他被分配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随后辗转到新四军工作，到了敌后。在武汉停留期间，他把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整理出来，题名为《毛泽东论鲁迅》，寄给胡风在武汉办的文学杂志《七月》。1938 年 3 月，胡风在《七月》第 10 期上把这篇文章刊登了出来。

保存和公开发表毛泽东这个演讲，真有些偶然。如果没有爱好文学并崇拜鲁迅的汪大漠（他后来改行拿起了枪杆子，80 年代初在水上运输高级法院工作），如果没有同鲁迅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并崇拜毛泽东的胡风，这篇讲话或许就要湮灭了。在此之前，汪大漠先是把这篇记录交结中共在武汉的《新华日报》，但被退了回来，有关人员告诉他：“中央领导的讲话，未经审阅， 不便刊登。”

胡风主办的《七月》，是当时国统区影响较大的文学期刊，还形成了一个有名的“七月诗派”。在武汉时，杂志是半月刊，每期出来，胡风都寄许多本给在延安的丁玲，请她分送延安文艺界同人，自然也包括胡风和丁玲都十分敬仰的毛泽东。开始，是丁玲直接送，后改为到延安不久的文艺理论家刘雪苇分送。《毛泽东论鲁迅》那篇文章发表两个月后，刘雪苇在送《七月》给毛泽东时，曾附上一信说：“汉口《七月》半月刊主编胡风先生寄来第三集第一期《七月》，嘱分赠一本给你，现特转上，祈查收。”毛泽东当即复信刘雪苇说：“我已看了《座谈会记录》，很喜欢，如有新的，请续寄给我。” 信中所说的《座谈会记录》，是指该期上登载的《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座谈会记录。这次座谈会参加者有胡风、聂绀弩、吴组湘、欧阳凡海、鹿地亘、艾青、吴奚如、池田幸子。

毛泽东读了《七月》，并且对这个杂志的印象还不错，自然也包括对胡风的印象不错。这也许是他知道胡风这位诗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活动家的一个缘起。当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胡风，都不会想到，10 多年后，会出现一个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

这期《七月》是 1938 年 5 月 1 日出版的，毛泽东读到它是 5 月底。载有

《毛泽东论鲁迅》的《七月》第二集第 1O 期，出版于 1938 年 3 月 1 日，毛泽东没有谈起过读到自己论述鲁迅的这篇文章。但胡风不会不送给毛泽东， 如果送了，他读到它，大致是在 1938 年 3 月底。

在《七月》杂志发表的《毛泽东论鲁迅》一文前面，还附有汪大漠写的一个小序。其中说：“毛先生对鲁迅是颇有研究的人，他读过鲁迅不少的著作。这篇演讲是非常精辟独到的作家论。”

的确，在这篇演讲中，毛泽东引用了鲁迅的三篇文章。一篇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发表在 1926 年 1 月《莽原》半月刊第 1 期上；一篇是

1934 年 11 月 17 日写给萧军的信，发表在 1936 年 11 月在上海出版的《作家》

月刊上；一篇是《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发表在 1937 年 7 月《文学丛报》第

4 期上。值得一提的是，除《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曾收入鲁迅的杂文集出版过以外，其他两篇在当时都只散见在刊物上面。由此看来，毛泽东还及时地搜罗了在延安能够见得到的载有鲁迅作品的文学刊物。

从此，通过阅读鲁迅的著作，毛泽东开始建造起一座他和文化巨人鲁迅之间的心灵桥梁。这道桥梁幽长奇绝，外人似乎很难体会。也只有毛泽东， 踏在上面的时候，会感到格外的温馨豁亮、惬意振奋。

十五 化旧事，立旗手

被鲁迅吸引了的毛泽东，特别想得到一部《鲁迅全集》。

1938 年 1 月，可能是到延安不久的哲学家艾思奇向毛泽东借鲁迅的书， 毛泽东在回信中告诉他：“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看来，他并不知道，当时还没有出版过《鲁迅全集》。

最早的一版《鲁迅全集》，是 1938 年 8 月出版的。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

会编辑，复社以“鲁迅全集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共 20 卷。同时还印了二百套编号的“纪念本”，版权页上注明是“非卖品”。书在上海出版，地下党组织往延安送了一些。毛泽东得到的是第 58 号纪念本。

从此，这套书便常常摆在毛泽东的案头。新华社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办公的照片，桌上放着三本书，那就是三卷《鲁迅全集》。这套书后来被毛泽东完整无缺地带到了北京。至今还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上面有他的批点。

在毛泽东故居里，还有两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一是 50 年代人民文学

化版社出版的带注释的 10 卷本：一是 1972 年有关部门特意根据 10 卷本排印的大字线装本，大概是出于毛泽东晚年眼睛不大好的考虑。上面也都有毛泽东的批画。毛泽东到晚年，当中国人对他的崇拜已无以复加的时候，他仍然自称是鲁迅这位“圣人”的学生。

在延安，这位“圣人的学生”想做的事情，是在他能够影响的范围里， 在文化圈树起圣人这杆旗帜，让更多的人接受圣人的思想。

这个时候，大批的作家艺术家来到了延安。他们大多来自上海，多是“左联”的成员，也多是上海党组织派过来的。

要了解鲁迅，要了解“左联”，要了解上海文艺界，要了解此前党在文化中心上海的文艺政策，要了解从上海来延安的一些文艺家的背景，似乎都很难回避抗战前夕，发生在上海进步文艺阵营内部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争论。对毛泽东来说，要把来延安的进步文艺家统一在一个旗帜下，尤其需要了解和澄清这个争论的情况。

“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革命文学组织。于 193O 年 3 月在上海成立，于 1936 年 2 月解散。鲁迅是这个组织的主要发起人。其成员几乎包括了当时上海文艺界所有有实力的作家、评论家和艺术家。在里面担任常务委员的有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阿英）、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茅盾、冯雪峰、柔石、丁玲、胡风、徐懋庸⋯⋯。在“左联”内部，还有一个“党团”组织，先后担任党团书记的有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从这个名单就可以知道，这是 30 年代中国文坛最为庞大和最有影响的团体。

1935 年底，为了适应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和国际上广泛要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国防文学”这个概念，1934 年就曾在报刊上出现过，周立波在 1935 年 12 月《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把它作为口号提出来。与此同时，周扬负责的中共上海临时文委还决定解散“左联”，意在更广泛地团结文艺界抗日力量。由于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他们的政策依据是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的《八一宣言》， 以及中国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关于解散“左联”的来信。

后来萧三回国在延安枣园同毛泽东聊天时无意中谈起，说 1935 年自己在莫斯科给“左联”写了封长信，谈解散“左联”的问题，并说明：主张解散“左联”的信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逼他，另一个代表康生和他长谈，给了他理论基础后写回上海的。毛泽东听了说：这封信还是你写的呀， 那就是和要解散共产党差不多，⋯⋯那就是和中联、右联一起搞啰！又说： 反帝而没有无产阶级领导，那就反帝也不会有了。①看来，对解散“左联”一事，毛泽东后来一直有他自己的看法。

提出“国防文学”和解散“左联”，由于事先没有和鲁迅商量好，引起他对周扬等人很不满意。1936 年 5 月初，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后，向鲁迅等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并和鲁迅、茅盾、胡风等一起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最早由胡风 1936

年 6 月 1 日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什么？》一文中披露，但没有说明是同鲁迅等人商量过的。

从字面上可以看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在建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反对汉奸卖国文学上是一致的，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说法，按鲁迅的解释，它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在现阶段的发展，是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总的口号。在“国防文学”提出好些时候以后，同一阵营又提出这个新的口号，难免使许多人不摸底细，进步文艺界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混乱，对这两个口号的关系搞不清楚，不少人以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只是胡风个人的意见。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就这样开始了。

在争论的高潮中，赞同“国防文学”的杂文家、翻译家徐懋庸，准备离开上海，到乡间去写点东西。要走的当天，即 1936 年 8 月 1 日，他忍不住给病中的鲁迅写了封信，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不对的”，称鲁迅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受了胡风等身边人的蒙蔽，“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病床上的鲁迅花大力气写了长篇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及其关系。文章里还特别点名批评了徐懋庸、周扬等人。这篇文章在 15 日出版的《作家》杂志上就发表了出来，还把徐懋庸的信附在前面一同发表。

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始终关注着这场争论。前面说的张闻天和周恩来托刘鼎带给冯雪峰的那封信里，就批评周扬等人的“关门主义倾向”，并说冯雪峰“对周君所用的方法是对的”。据冯雪峰回忆，接到中央来信后，他建议“停止周扬对文艺界的领导工作”①。当时在上海文委负责的王学文也说， “1936 年 7 月，我就找文委一些人开会。⋯⋯会后，我把情况告诉冯雪峰， 他还满意。我问他下一步怎么办？他说还要调出周扬。我又找他们开会，说明向上级汇报的情况，还是要调周杨。周扬发了脾气，会开不成了，不欢而散”。②同时，冯雪峰又支持茅盾写了两篇评论两个口号的文章，批判周扬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

① 萧三：《我为“左联”在国外做了些什么？》，载《“左联”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① 《雪峰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 集，第 524 页。

② 《王学文同志谈有关“两个口号”争论的一些情况》，载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参考资料

——访问录（七）》。

据茅盾回忆：“有一天冯雪峰突然问我：你看过最近的一期《作家》吗？ 我说最近忙得什么杂志都没顾上看。他带点神秘地说，你可以看一看其中一篇评论两个口号的文章。我见雪峰的话中有话，等他一走，就找那本杂志，⋯⋯一篇《我观这次文艺论争的意义》，作者叫莫文华，显然是个假名，我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我匆匆地读了一遍。”①这是一篇带总结性的文章，说两个口号论争的意义是在克服文坛上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还说鲁迅的《答徐懋庸》的长信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明确指责和解剖了宗派主义的理论和气质。

作者“莫文华”，就是刘少奇。他的文章发表在 1936 年 9 月的《作家》杂志上。

两个月后，1936 年 11 月，毛泽东在陕北的保安县（今志丹县）向丁玲等组成的中国文艺协会发表了讲话，对陕北苏区新文艺提出的口号是两个“发扬”：一个是“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这是从党和红军的历史角度提出来的；一个是“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显然是从现实需要的角度提出来的。

这时，上海两个口号的论争已进行了将近半年，肯定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提出的第二个“发扬”，肯定不是随意出之，在字面上引用了鲁迅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几个字，也有同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是一个意思的“抗日文艺”。看来，他对两个口号是兼容并取。不过，似乎更倾向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故而把它作为定语放在“抗日文艺”的前面。

1937 年初到延安后，毛泽东阅读了不少当时的一些文学杂志，其中自然

也包括从上海过来的《作家》等，对论争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这年 5 月， 根据中央的意思，由中国文艺协会出面召开两次会员座谈会，讨论“两个口号”的问题。西北中央局宣传部长吴亮平与会做结论时说：我们同毛主席与洛甫、博古等也作过一番讨论，认为在当前，“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适合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作为一种前进的文艺集团的标帜是可以的，但用它来作为组织全国文艺界的联合战线的口号，在性质上是太狭窄了。

负责这次座谈的另一位当事人则回忆，当时他曾就“两个口号”的论争问过毛泽东，毛泽东笑着回答：两个口号都是对的，不过一个有立场，一个没有立场。

如果当事人的回忆可靠，关于毛泽东的态度，这里就出现了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或许是由于当事人自身的观点相异而对毛泽东的活作了自己的理解，或者毛泽东确实针对不同情况和范围说了不同侧面的话。如果结合起来考虑，或许就全面了。因为当时在各个领域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当务之急，如果一开始就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延续的口号—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旗帜来号召全国所有文艺家，确实不如更广泛的“国防文学”口号更容易为所有愿意抗日的文艺家们接受。但在革命文艺内部，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文艺运动，却必然强调自己应有的立场，即无产阶级性质。

作为公开表态，毛泽东也是这样说的。1937 年 7 月，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里提出：“新闻、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

① 茅盾：《“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载《新华文摘》1983 年第 7 期。

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这个说法，同“国防文学”的口号大体一致。

在毛泽东阐明他的这个主张一个月后，周扬、周立波等当事人来到了延安。

四十年后，有人问周扬为什么离开上海到延安，他这样回答： “主要原因是组织决定我去，再一个原因是对‘国防文学’的论战和路

线的关系我处理得不好。因此，我在那里的工作很难做。⋯⋯那时候二十几岁，确实也不懂事。革命热情是有的，但工作就很难做了，特别是鲁迅公开点名批评我以后。”“到了延安以后，党还是很信任我的，两个口号的问题也没有多谈，这里面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当时在党里同我有争论的同志还没有回去，所以这个问题就不谈了。⋯⋯连主席也没有批评过我。”①

看来，周扬等人到延安以后，毛泽东找他们谈过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 但没有多谈，主要是了解论争的情况。没有要做什么结论的意思。还有一个事实，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曾说到周起应

（周扬）等“四条汉子”如何如何，毛泽东至少在发动“文革”以前，一般不借鲁迅批评周扬等人的话来做什么文章，来非议周扬等文艺界的领导。相反，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还给周扬写信谈自己对鲁迅创作的看法，说到鲁迅作品在表现农民方面也有不足云云。涉及到“左联”时期的具体事情，他还是比较谨慎和客观的。

在延安，至少是在 1938 年 4 月以前，毛泽东就读到了鲁迅的《答徐懋庸

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个月 28 日这天，他在新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演讲时说：现在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或是浪漫主义，或是风花雪月派还是鸳鸯蝴蝶派， 大家都要团结抗日。这些显然是从鲁迅这篇文章中的说法发挥出来的。毛泽东还说，“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

给鲁迅写信而引起风波的徐懋庸，这时也来到了延安。他来延安的目的， 是希望澄清“两个口号”这场论争的是非。因为自从鲁迅发表那篇公开答复徐懋庸的文章以后，他在上海的处境十分困难，特别是鲁迅的文章中有怀疑“是敌人所派遣”这句话，进步文艺界甚至有人觉得他就是反革命了。

到延安后，他和毛泽东在公开场合见过几次。但一两个月过去了，都没有机会单独见面。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专门接见。大约是 1938 年 5

月 23 日左右的一天下午，他应约来到毛泽东在凤凰山麓的窑洞。刚刚午睡起来的毛泽东请徐懋庸抽烟，徐说不会，毛泽东笑道：搞文艺的人不吸烟，可不多嘛。接着，他们围着办公桌，相对而坐，谈了起来。

徐懋庸先简单地讲了自己的履历，然后把他所知道的“左联”的情况， “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论争，给鲁迅的那封信，鲁迅驳斥他的文章，以及事后上海的舆论包括周扬他们对他的态度，详细谈了一下。大概有一个半钟头。当他说到“我后来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毛泽东把“鲁迅” 两字错听为“路线”，马上就问：“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非常注意这一点。

接着，毛泽东谈了六点意见：

① 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载《新文学史料》1979 年第 2 期。

1. 周扬等人到延安后，对论争的情况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你谈了后，有些情况更清楚些，更具体些。2.这场论争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争论。3.这场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的关头发生的。认识有分歧，争论不可避免。其实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只是外面不知道罢了。你们是动笔的，一争就争到报纸上去了，弄得通国皆知。4.这场争论是有益的，真理越争越明，认识就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5.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旗手，应该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些误会，但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你们为什么不去谅解他呢？6.错了不要紧，以后努力学习改正， 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①

一场沸沸扬扬的争论，就通过这种个别谈话方式，大体淡化处理了。此后，毛泽东不再谈论这场争论的事情。文艺界的事情本来就不大容易扯清楚， 何况他心里很清楚，要在当时急需文化人的延安解决远在上海发生而且已经过去了的革命文艺运动内部的分歧，显然不合时宜。

1937 年的《论鲁迅》，毛泽东还只是初步谈到他当时体会到的“鲁迅精

神”，经过对 30 年代上海文艺界情况的了解，他越发觉得进步文艺界在十年内战时期能在上海坚持下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也越发觉得鲁迅在当时文艺界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渐渐地，他把十年内战时期奋斗在白区的进步文化界运动，同苏区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考察了。

1939 年，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这个运动发生的背景，一方面是进步文化界人士要求抗日，另一方面，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 双管齐下的情况下发生的。他甚至认为，文化上的“围剿”和反“围剿”斗争的标志，就是鲁迅的杂文。他说：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中，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于是，白区以鲁迅为旗帜的文化运动，和苏区以毛泽东自己为代表的武装斗争， 便有了相同的意义，并且是互相策应的。

这个时候，他正在撰写《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个月后，他在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这个报告时，对军事“围剿” 和文化“围剿”的关系说得更加透彻：军事“围剿”的结果是红军的北上抗日，文化“围剿”的结果是“一二·九”运动，两个“围剿”的共同结果是全国人民的觉悟，“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也正是在这一文化“围剿”中，意外地走出了一支属于共产党的浩大的文化新军，“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 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① 徐懋庸：《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载《新文学史料》1979 年第 2 期。

毛泽东的结论是：“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已逝，而他在中国文化界的历史地位，就这样最终由毛泽东确定了。为了统一鲁迅逝世后尚存意气纷闹，而今又投奔麾下的文化大军，毛泽

东一心要标识的旗帜，就这样最终树起来了。

生前苦涩的鲁迅，一直在痛苦的岁月中寂寞而又狂烈地举旗战斗。在旗手倒下之后，遥远而贫瘠的红色圣地却赠予他耀眼的光环，把他的名字永远地刻在中国现代文化史的扉页上。

十六 召唤“三千毛瑟精兵”

使许多人纳闷的是，从 1937 年到 1947 年，在延安居住的整整十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留下的大量文字中，却没有诗；如果说有的话，则只是一首追悼战死沙场的抗日将领戴安澜的五律。在这十年间，环境相对稳定，耳边没有枪声，身旁没有鲜血，整天面对的是书桌、会议、电信，或者是讲话和接见。一束束阳光射进窑洞，不时传来战士们和文化人欢乐的歌声，再也看不见险关、急流、马蹄、追兵，似乎缺少了酝酿诗情的动力和冲破空间的想象。

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回来，说很想读到爸爸新写的诗。毛泽东回信说：”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来。”

从 1937 年开始的十年时间里，毛泽东作为“马背诗人”的时代过去了。他是以一首赠给作家的词为标志，来结束“马背诗人”时代的。这也是

他一生中唯一赠给作家的作品。这个作家就是丁玲。

丁玲是第一个从国统区来到陕北苏区的名作家。在此之前，她已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水》、《母亲》等出色的小说，还是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1933 年遭国民党特务绑架，囚禁在南京，一度传言遇害，鲁迅还曾在文中悼念她呢。被释放后，丁玲于 1936 年 11 月初来到保安。

苏区来了名作家，对钻了近十年山沟的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一件盛事。中共中央以罕见的规格接待了丁玲，用中宣部的名义在一个大窑洞里开了一个欢迎会，当时在保安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来了。欢迎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愿意做什么工作，她回答：“当红军”。对于坐惯亭子间的“文小姐”来说，丁玲要求上前线，本是她到苏区的目的。当时， 谁能想到这以后会在延安搭起那样大一个文艺舞台呢？毛泽东听后，自然是十分地高兴。红军不正需要这样的文化人吗？

丁玲随红一军团到前线去了。她留给毛泽东一个很好的印象。

1936 年 12 月。在庆阳的丁玲收到一首词，那是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 后来发表时题为《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用电报写诗词，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恐怕也算一桩奇闻。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对来苏区的文化人的寄望厚爱之深。不久，丁玲回延安，毛泽东又亲笔抄录了全词给她。

毛泽东高兴的是丁玲从“文小姐”到“武将军”的变化，但他更感兴趣更希望的是，一枝能写雄文的“纤笔”可以抵得上三千“精兵”。如此操“纤笔”的文人，自然是多多益善。

在此前后，毛泽东事实上就在考虑用什么办法吸引更多的文艺家来苏

区，怎样把来苏区的文艺家组织起来。当中共在政治上转向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文化战线也有一个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丁玲一到保安，他的考虑就开始付诸实施。当时，在保安有些名气的职业文化人并不多，除丁玲外，就是数得过来的几个：成仿吾、李伯钊、危拱之等，他们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

就在欢迎丁玲“洞中开宴会”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一个文艺组织。丁玲、成仿吾、李伯钊等起草的这个文艺组织的成立“缘起”里说：“为了联络各地的文艺团体、各方面的作家，以及一切对文艺有兴趣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共同推动新的文艺工作，结成统一战线中新的战斗力量， 所以我们组成文艺工作者协会。”

11 月 22 日，毛泽东、张闻天等出席文艺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似乎觉得“文艺协会”这个名称有些空泛，也缺少气派，毛泽东便提议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在演讲中还说：“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

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文武双全”时代到来了！无论是毛泽东， 还是张闻天、博古，在成立会上的讲话中，都称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伟大创举，希望组织起来的文学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这个以丁玲为主任的中国文艺协会，存在了一年时间。出版过油印小报

《苏区文艺》，参加编选毛泽东提议的《红军长征记》，组织一些文学讨论和纪念高尔基和鲁迅的活动，演出过高尔基的《母亲》，根据日本话剧改编的《矿工》和反映西班牙工人斗争的独幕剧《秘密》。毛泽东都应邀看了这些演出，还对参加演出的廖承志（后来成为共和国副主席）、朱光（建国后南下成为党的高级干部）等人说：你们好好努力，多排些好的新戏出来，让我们多看几出好戏。

就在毛泽东为了玲写《临江仙》的日子里，“西安事变”爆发了。多难的时局，便由毛泽东一到陕北就致信“闻教”、“共勉”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的义举，发生了重大转折。

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 年 12 月 25 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赶回南京过圣诞节。转过新年，毛泽东也离开了住了一年多的保安县城，来到东南面一个叫延安的地方，住进城内凤凰山的一座窑洞。

延安，这座古老的西北重镇，这个宋代名臣也是著名文学家范仲淹驻守过，并写下“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的地方，一下子热闹起来。一批又一批的作家、艺术家、学者、教授、青年学生，投奔到这里来。1937 年 7 月 7 日，全民族抗战正式开始后，这里成了国民政府下辖的“特区”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一切都名正言顺。围绕抗战的文艺工作在陕北也更加普遍和顺当地开展起来。

丁玲于 8 月间奉命组建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出发前到凤凰山毛泽东住处请示工作，毛泽东告诉她：宣传要适合抗日环境，要让老百姓喜欢， 用新瓶装新酒或旧瓶装新酒，都可以，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对抗战有利。新成立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走前还作了一次汇报演出，毛泽东搬着小板凳到露天坪场上看了他们演出的秧歌《打倒日本升平舞》。他满怀期望

地送走了第一个从延安出发到前线的文艺团体。

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的第二天，延安又来了周扬、艾思奇、李初梨、何干之、周立波一干文化人。都从上海来，都是党员，都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

周扬这时候还不到 30 岁，来延安前却已经是中共党内的文化要员。1933

年，丁玲被捕后，他 25 岁便接任“左联”党团书记，此后又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负责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

周扬到延安后，受中央委托着手办的第一件事情是筹备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它在当时的性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文艺界联合会和社会科学联合会。此前，在武汉已经成立了由作家老舍实际主持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特区文化界协会即成为它的一个分会，后来又称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人们一般简称它为“文抗”或“文协”。协会于 1938 年 11 月在陕北公学的大礼堂成立，选举成仿吾、艾思奇、何干之、周扬、柯仲平等为负责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洛甫还在成立会上作了长篇报告，题目是

《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说今后文化界的任务， 第一要适应抗战，第二要大众化、中国化。

此后，“文抗”先后由艾思奇、吴玉章、丁玲、柯仲平担任正副主任。后来到延安的许多作家诗人都属于“文抗”工作人员，他们当中有萧三、雷加、吴伯萧、李又然、舒群、欧阳山、草明、白朗、鲁黎、艾青、罗烽等等。

“文抗”由此成为延安文艺界两个中心当中的一个。另一个中心就是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

延安“鲁艺”是 1938 年 4 月正式成立的。发起人有毛泽东、周恩来、成仿吾、周扬等。酝酿的时间要早一些。年初，为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六周年，延安公演四幕话剧《血祭上海》。这个戏当时影响很大，观众达一万多人。随后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了一个《血祭上海》的座谈会，据当时参加“鲁艺”筹备工作的徐一新在第二年撰文介绍：

“在一群军政文艺家的座谈会上，一个使满座兴奋的建议：创办艺术学院。一阵热烈的掌声代表全场对此建议的拥护。这是《血祭上海》座谈会， 到会的有中共领袖及边区政府文化界同人，这一建议不仅得到文艺界及边区政府负责人的赞助，最值得庆幸的是中共中央的领袖们，特别是毛泽东同志， 声言愿意用最大的力量来帮助艺术学院的建立。”

一个星期后，由毛泽东领衔的“创立缘起”便公布了。其中说：“艺术

——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这个“缘起”还特意说明艺术学院以鲁迅的名字命名的原因：“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鲁艺”的办学宗旨，也由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讨论后确定为：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 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和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

4 月 10 日下午两点左右，成立典礼非常隆重地在建成不久的延安中央礼堂召开。毛泽东赴会讲话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来自大城市和长期钻山沟的两部分文艺家如何取长补短，团结起来为抗战服务。他说：

亭子间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现在应当不以那为满足，⋯⋯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的指导方向。

这个讲话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在十天后《新中华报》上刊载的柯仲平题为《是鲁迅主义之发展的鲁迅艺术学院》的文章中，讲到边区文艺家要团结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道工作时，没头没脑地批露了上面这段话。文章发表十天后，柯仲平又专门在报上登了一个《启事》，说这段“关于文化的重要指示”，是经过“毛泽东先生的亲笔订正”的。

文艺本来就是一个特别讲究多样化的领域，加上过去所处环境不同，创作风格不同，文艺主张不同。可在延安，相互之间却不能弄得格格不入。毛泽东在”鲁艺”的第一个讲话就着重提出“亭子间”和“山顶上”两部分人不要互相看不起，要搞“统一战线”，并同意发表这段话，还亲自订正，这就透露出一个信息：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开始就成为延安文艺界需要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的讲话当然不会这么短。他还讲到，在十年内战时期，革命的文艺可以分为“亭子间”和“山顶上”两种方式，过去的收获是靠这两部分人取得的。但从前他们遥相呼应却不能见面。既然是艺术，就要既好看（形式） 又好吃（内容）。我们做文章、画图画、演戏、唱歌，都要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样，“统一战线”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一是文艺家们要搞统一战线， 即团结；一是文艺作品要反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对这两层意思，毛泽东接下来的话说得更具体：应该坚决到前线去，把日本这条野牛怎样过黄河，如何奸淫抢劫，朱德如何打它，老百姓如何组织起来等等，谱成歌，演成戏，写成文章。当然也不能全上战场，后方也要留一些。山顶上的人有许多生活积累，只是像煤矿、铁矿一样没有挖掘出来，可以说，他们中间是有

《夏伯阳》、《毁灭》、《铁流》一类“矿藏”的，但老粗不能写，这便要亭子间的朋友帮忙，当然，他们也可以到鲁迅艺术学院来学习，把粗的变成精的，然后重入战场，那时便可以更好地写作了。

毛泽东提到了《夏伯阳》、《毁灭》、《铁流》。这是他较早谈到苏联代表文学作品的记录。在中央领导层，对文艺界的公开讲话中最早谈到苏联作品的是张闻天。那是两年前丁玲等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的时候。张闻天说： “苏联的《铁流》、《毁灭》为什么那样吸引人，那样伟大，就是因为那是伟大的现实，群众的斗争⋯⋯。”

似乎言犹未尽，过了不到二十天，毛泽东又应邀来到“鲁艺”演讲，更具体地发挥他关于文艺界统一战线和怎样才能创造出好作品的观点。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艺术论”上的争论，他说：“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那时像他这样主张的人很多，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记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至于艺术上的浪漫主义，

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些人每每望文生义，鄙视浪漫主义，以为浪漫主义就是风花雪月哥哥妹妹的东西。殊不知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是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

徐志摩是现代文学史上新月诗派的代表人物，1931 年因飞机失事遇难， 才 34 岁。新月诗派有明显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徐志摩的作品便追求性灵的抒发和轻柔飘逸的气质，他的代表作《再别康桥》至今还是人们乐于吟诵的名篇。20 年代末，鲁迅及后期创造社的成员和新月派展开过论争。看来，毛泽东到延安后，读到过有关论争的文字。

自从提出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后，浪漫主义在文坛上的名声也是不大好的。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在艺术论上主张现实主义”，至于其他艺术流派，要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他还说，“中国文艺界还曾有所谓‘第三种人’，在今天我们也并不排斥他们。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

这个演讲，明显是把文艺界“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了。不光是在延安的“亭子间”和“山顶上”两部份人，还包括国统区在艺术上持非现实主义的，在思想上持非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主张超阶级观点的各种各样的文艺家和流派（如“第三种人”）。需要提到的是，他还对从“左联”文艺家引人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来，受到轻视的浪漫主义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而我们倡导的现实主义决不是流水帐式的自然主义，而应该是有理想，并能看出未来的希望的现实主义。这既反映了他个人的文艺情趣，也是他很高明的一种见解，多少是他后来提出“两结合”的一个伏笔。

“鲁艺”所要培养的艺术人才，是什么样子的呢？针对来延安的文艺家的现状，毛泽东提出：“我们的许多作家有远大的理想，却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不少人还缺少良好的艺术技巧。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为此，他举出两部他认为很伟大的作品。一部是苏联的《毁灭》，一部是中国的《红楼梦》。毛泽东欣赏的是，这两部作品都特别仔细地描写了常人不大注意的细节，写的都是马的鞍镫。前者写知识分子出身的游击队员美谛克不会安马鞍，不会系肚带，结果让他骑的马生了疥癣，后者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一顿后，“牵马认镫去了”。毛泽东说：“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也写不出内行的“调马之术”。因此，“要创造伟大的作品， 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

远大理想，丰富经验，良好技巧，这是毛泽东对延安文艺家的三个期望， 也是延安“鲁艺”培养学员的三个目标。这个前后招收过五届近七百名学员的学校，就这样起步了。

在“鲁艺”工作的文艺家，先后有二三百人：周扬、沙可夫、周立波、何其芳、沙汀、吕骥、贺绿汀、马可、张庚、江丰、蔡若虹、古元、王朝闻、华君武⋯⋯，这当中还不算来讲过课的院外文艺家。

一时间，延安这个不大的古城，文艺人才济济一堂。1939 年元旦期间，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其他领导人，出面在机关合作社宴请延安文艺界人

士，应约参加的文艺家就有一百人左右。以后陆续到延安的，远远超过这些。在延安出现的文学社团、艺术院校和研究部门、文艺机关单位、文艺报刊就有一百二十来个。

“鲁艺”成立不久，1938 年 4 月 30 日，毛泽东参加了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的一个晚会，看见如此多的文化人相聚相欢，他禁不住告诉工人代表们： “有人说笔杆子有什么用场，难道还可以拿笔杆子打日本人吗？笔杆子也可以打日本人，斧头、锄头、笔杆子，都要组织起来。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抵得过三千支毛瑟枪。现在我们说，只要一支笔抵一支枪，全国就有好几万支枪。”

毛泽东很喜欢这支以笔为枪的队伍。正是在延安，他成了文艺家们的名副其实的朋友。他和他们的交往，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在许多文艺家心里留下抹不去的知遇之情，让他们觉得，在现代政治领袖当中，很少有像毛泽东这样投入艺术情境，关注作家艺术家创作的人了。

“鲁艺”成立前，毛泽东曾出席由柯仲平负责的延安第一个文学团体战歌社举行的“诗歌、民歌朗诵会”。这天晚上的朗诵，效果不好，听众走了一半。诗人们本想中途结束，可看见毛泽东仍端坐不动，示意他们继续朗涌下去，并一直坚持听完才走。此后不久，柯仲平创作了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先是在各种群众场合朗诵，很受欢迎。毛泽东听说后，特意要来诗稿阅读，觉得果然是好，便随手批道：此稿甚好，赶快发表。不久，这首长诗就连载于《解放》周刊上面。至今讲现代文学史，还要专门讲到这首诗。

“鲁艺”成立一个月后，“文抗”组成的抗战文艺工作团要到前线去了。这个团由毛泽东命名。出发前的一个夜晚，他派人提着马灯把刘白羽找到凤凰山，交给他一封亲笔写给八路军各级政治部的信，说刘白羽一行五人，“赴战区各地考察，搜集材料，建立通讯网。到希接洽，并予以帮助”。刘白羽， 就是后来写出《长江三日》的著名散文家。他当时来延安才三个月，是个 22 岁只有两年文学创作经历的青年。不久，画家沈逸千等人组成“战地写生队”， 要到晋西北去，毛泽东又立刻给贺龙、关向应发去电报：战地写生队沈逸千等拟由榆林转赴晋西北工作，请加以保护。同日又转告沈逸千：“已电告贺师长加以保护矣。”

延安一些文学青年组织了一个山脉文学社，准备出版铅印的文学刊物《山脉文学》，创刊号稿子编好后，他们写信给毛泽东，请他题写刊名。毛泽东很认真地题写了三个刊头，供编者选用，并建议改为“山头文学”。后来由于印刷条件没有解决，《山脉文学》未能出版，改出油印的《山脉诗歌》。 “鲁艺”文学系一些学生成立了一个叫“路社”的业余文学团体。由诗

人天蓝和后来写出有名的小说《我的两家房东》的康濯负责。他们通过自办的墙报来“发表”作品，在延安的北门吸引了不少人。“路社”决定在 1939

年 2 月 4 日周末这天举行诗歌朗诵会，一致提议请毛泽东来参加，随即给毛

泽东写了一封信。他们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大意是：感谢你们的好意。2 月 4 日已约定别的集会，不能来你处，请加原谅。问我关于诗歌的意见，我是外行，说不出成片断的意见来，只有一点，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得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好。现在的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 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适合民众需要这种话是常谈，但常谈很少能做到，我觉得这是现在的缺点。这一点是否有考虑的价值，请你们斟酌一番。

1939 年 4 月，“鲁艺”举行了大规模的周年纪念活动。其中有一个大型展览，主要是展出“鲁艺”师生的作品。为了表示庆贺，毛泽东还亲笔手书自己的诗词《七律·长征》和《清平乐·六盘山》参加展出。5 月间，他又到桥儿沟出席“鲁艺”成立周年纪念的音乐会，会上正式公演光未然（本名张光年，建国后曾任《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冼星海在当天日记中说：“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都跳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晚上的情形。”

冼星海，这位自幼漂泊海外的艺术家，巴黎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刚刚入党的新党员，才到延安半年，便发挥出他特有的艺术天才。他虽然在延安只呆了两年，却在桥儿沟天主教堂背后那间低矮的小平房里相继创作出《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生产大合唱》等“为杭战发出怒吼”的名曲。1940 年 6 月，他离开延安赴苏联考察，途经西安时，给在延安的妻子钱韵玲写了这样一封信：“要热心于马列主义，不要嫌它乏味。假如你不弄通马列主义，你的艺术造就是有限的，请你接受我的踏实话。⋯⋯我希望你早些解决组织问题。”他找到了归宿，可生命的时间实在太短。1945 年刚 40 岁便在苏联病逝了。毛泽东闻讯，提笔写下：“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还亲自出席了延安文艺界举行的追悼会。出席文艺家的追悼会并为之题词，在毛泽东一生中这是唯一的一次。

在延安庆祝“鲁艺”一周年的时候，毛泽东的老同学萧三从苏联回来了。毛泽东当即邀他到杨家岭住处共进晚餐，饭后自是一番叙旧长谈。以后又是多次邀谈。青年时代，萧三的哥哥萧子升，是毛泽东的好朋友，他们一起外出游学，一起创立新民学会，一起吟诗唱合。在今天编选的《毛泽东早期文稿》里，就有写给他的 13 封信，是当时通信最多的朋友。后来，一个信仰共产主义，一个信仰改良主义，便分道扬镳了。萧子升改名萧瑜，当过国民政府的农矿部次长，建国后定居南美。这次同萧三见面，毛泽东不无感慨地对萧三说：你们兄弟的关系。有点像鲁迅同周作人的关系。又说：你们姓萧的古来文学家很少，你要争气啊。

回国前，萧三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代表的身份参加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工作，和上海的“左联”负责人多有通信来往。他用俄文写了不少诗作，还写了一本《毛泽东传》，颇为知名。这次谈话中，萧三把自己的诗作手抄本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留下了。6 月 17 日萧三收到了毛泽东退给他的诗作手抄本，还有一封信：“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这本诗稿中的一部分作品后来收入作者的《和平之路》和《萧三诗选》。大概是萧三曾邀请毛泽东参加 6 月

18 日将在延安举行的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晚会，同时还反映自己外出没有马骑，很不方便，故毛泽东在信中又说：“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 惟这几天较忙一些。”关于马的问题，“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了”。

当时，在延安正盛行一种街头诗运动。所谓街头诗，就是抄写在村庄的门楼、墙壁、树干上，或印成传单拿到群众中去朗诵的通俗易懂的政治鼓动诗。发起者就是前面提到的战歌社的成员柯仲平、林山和田间、邵子南等。田间的名作《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就是首先在街头张贴出来的。萧三回国后， 也满怀热情地投入了这一诗歌运动，成为组织者之一。他把自己的诗作集起

来送给毛泽东看，并反映延安的一些大的文学报刊不愿发表他的作品。毛泽东也是认真地读了，并回信给萧三说：“诗读过了，很有意思。报纸既不登， 就街头发表好了。有暇望来谈。”

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做了一件让一个木刻艺术家终生难忘的事。“鲁艺” 有个叫刘岘的木刻教授，曾留学日本。从江南新四军调到延安前，出版了好几本颇有影响的画集。1939 年 11 月，他把自己来延安几个月里的几十幅新作品，手拓出来，订成册子，分别呈送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不久，他收到毛泽东为他的木刻画册题的词：“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

毛泽东当时的文艺视野，并不局限于边区创作，不局限于“山顶上”的东西。1939 年 12 月，他专门找“鲁艺”戏剧系的张庚等人谈话，提出延安要上演一些国统区名作家的作品，还专门提到曹禺的《日出》就可以上演， 为了保证把戏演好，应该集中延安的好演员，还可以组织一个临时党支部。结果，在 1940 年元旦这天，大型话剧《日出》就公演了。公演仅八天，观众就达万人。毛泽东自然是一饱眼福。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还发表署名文章说：《日出》公演测验了延安戏剧工作者的能力和观众的水平，“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洛甫同志对这一部戏的一致赏识和对于曹禺先生的备加赞许”。组织这次演出的“工余剧人协会”还向远在四川江安国立剧校当教授的曹禺发去电报致意。

毛泽东常用鱼和水来形容党和群众的关系，如果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他自己在延安时期和作家、画家、音乐家、戏剧家、文艺活动家、批评家的关系， 恐怕也是恰当不过的了。不光是延安的文艺家，就是来延安访问或路过的文艺家，他都是以札以诚相待，促膝深谈。1938 年秋天，他和随华北救国会慰问团来延安的诗人臧运远，讨论新诗的语言和抗战时期能不能写出伟大作品的问题。1939 年 9 月，他宴请到延安的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席间特意向主持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的小说家老舍敬酒，这是他和老舍第一次见面，让老舍感动非常，说自己比不上毛泽东五湖四海的酒量，因为毛泽东身后有亿万群众。1940 年 2 月，他又宴请路过延安，到内蒙拍摄电影《塞上风云》的应云卫一行；席间详细询问他们在国统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并说《塞上风云》这部电影较好地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材。他曾同苏联派来中国拍摄影片的卡尔门长谈文艺问题，说到苏联应该派 20 个作家到中国来体验中国的实际生活。

在中国的历史上，真还没有哪一个政治集团特别是政治领袖，和舞文弄墨的文人有如此融洽的关系，如此看重文艺的功能。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来说， 要扩大陕北的影响，要宣传党的政策，要反映抗日根据地的生气勃勃的景象， 也是特别地张开双臂欢迎四面八方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那时候，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对新文艺方向和创作上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还没有形成十分明确和系统的思路。

但他已经开始在思考了。

十七 “民族化”情结

一到陕北，毛泽东便以极大的热情向另一个战场进军。这是一场更加考验他的智慧和才气，并重新塑造他的形象的进军。

在此之前，特别是在中央苏区时期，没有出过洋的毛泽东被一些啃过洋面包的人嘲笑为不懂马列主义的“土包子”。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没有读过多少马列原著，虽然打过一些仗，但也只是搬用封建主义的《三国演义》或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格言而已。偶尔也哼点诗词，可那也是旧玩艺儿，在血与火的革命年代，同样管不了多大用处。

这对毛泽东来说，不能不是颇为憋气的事情。

当毛泽东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如果说他有什么感慨的话，那他最大的感慨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照搬马列书本的教条主义害死人！

于是，一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弄来大批的书来读。目的是两个，一是从政治和军事上总结大革命，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一是从哲学文化上探索一种能够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理论。1936 年底和 1937 年夏，他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

《矛盾论》。一个是对十年军事斗争的总结；一个是在思想方法上进行总结和阐发。他一心一意要告诉人们的要旨其实只有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与此相应，他当时花力气读的书也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当时苏联或国内理论家写的有关马列主义的哲学书籍，一类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

1936 年 10 月鲁迅去世后的第三天，毛泽东曾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发去电报，请他们帮助“买一部《孙子兵法》来”。转过年来的1 月底，他又电告在西安的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读了，就要用，而且用之得当。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谈到战略退却的必要性时，他就举

《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中的故事为例，说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接着又引《左传·庄公十年》中著名的“曹刿论战”一段原文，说明先让一步，敌疲再打，后发制人的道理。

在《矛盾论》里，他从哲学角度分析了《水浒传》里“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说宋江三打祝家庄，前两次失败，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研究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祝家庄内部的孙立、孙新等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的木马计相像的办法，终于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讲这个例子，是要说明，解决矛盾，要全面了解对象的情况，要有辩证法的全面的思想方法，“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在《矛盾论》里，毛泽东还无意中涉及到一个文艺学的重要话题。为了

深入浅出地表达矛盾同一性的观点、他举古代神话和现实社会的关系为例， 说：我们说的矛盾以及矛盾的相互转化，都是具体的、现实的。而神话中的许多变化，如《山海经》中说的“夸父逐日”，《淮南子》中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聊斋志异》中说的鬼狐变人的

故事等等，这些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接着，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神话的著名论断：“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 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 神话也就消失了。”由此说明：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它们并不是现实的科学反映，神话和童话中的矛盾构成的诸方面， 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而是幻想的同一性。

这一段话，在建国后出版的各种《毛泽东论文艺》的选本里，都以《神话与现实》为题收了进去。编选者大概觉得这是关于神话起源问题的一家之言吧。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毛泽东无疑只是借用这个话题来说明哲学上的一个方法论问题。有意思的是，中国最古老的神话传说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这段论述中，确实起了互为印证的作用。

用这些素材来论述一些政治和哲学的话题，除了与教条主义者在思想方法上有着近乎天然的区别外，无疑与毛泽东的文化积累是分不开的。如果让那些年轻轻即到国外学马列，一回来就指手划脚，一跃而成为中共领导的人来论述同样的问题，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用《水浒传》、“曹刿论战”、“羿射九日”这样一些例子。例如王明，21 岁到莫斯科，25 岁回国不久便成为中央领导人。不到三年又去了莫斯科，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走之前，就是他指定博古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王明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于 1937 年 11 月底从莫斯科飞回来的，随机到达的还有康生。王明当时的头衔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局书记处书记。中国共产党还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机构，而王明则是共产国际的核心人物的宠儿。

迎着凛冽的寒风，毛泽东穿着灰布棉袄，围着陕北老百姓常用的毛巾， 率延安的中央领导人欢迎王明、康生等人走下飞机。在机场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说是“喜从天降”，称他们是“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回来之初，毛泽东对他礼遇有加，在一段时间里，中央领导层合影时，居中者往往是矮矮胖胖却昂头挺胸的王明，瘦高的毛泽东很谦逊地站在最边上。

王明的思维方式和志大才疏的毛病仍然没有改变。“王明刚回国时，在1937 年 12 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现得不可一世。对王明这种表现，毛主席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没有多说话”。①那时的情形确实很微妙和复杂。毛泽东甚至对人说过，他的命令出不了窑洞。中央当时在武汉设立了王明负责的长江局，指导南方的工作。来头很大的王明进一步提出要把中央机关搬到武汉，中央上层表决时，竟只差一票就同意了他的意见。

从毛泽东住的凤凰山往东走 12 里路，有一个叫桥儿沟的地方，这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庄，一座全部由石头砌成气势不小的天主教堂，很不协调地立在沟口路边。后面有两排窑洞，住着“鲁艺”的大批文艺家。1938 年 10 月的一天，毛泽东走进了这座天主教堂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由于分头作战，长途行军打仗，中央全会好几年没有召开了。

在毛泽东的生涯里，这次会议是不同寻常的。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5 页。

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正是六届六中全会，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而这时， 他几乎是党内最高领导层中唯一没有到过苏联的人。正像那座天主教堂仁立在黄土高原上，怎么看都觉得不协调，显得格外孤独一样，共产国际最终意识到，中国的问题，还是要靠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自己解决。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一个著名报告——《论新阶段》。在里面，他正式提出了一个对中国革命各个方面都起了特别作用的口号——“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说：“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建设“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其话锋所指，尽管毛泽东是从正面来阐述。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准。

王明在会上也有一个长篇发言。他同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不过， 他用几乎是习惯的文件性语言作了转折，告诫人们：“同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只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然后才能运用和民族化”；“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不能以孔子的折衷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不能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

虽不是有意唱对台戏，强调的重点显然有别。

也许是无意，也许是心有所指，在会议中的一次休息期间，毛泽东和贺龙、徐海东等几位名将一起聊天时，开玩笑说：中国有《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这几部小说、谁不看完，准就不算真正的中国人。

大概也是担心自己远在莫斯科的孩子们不能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毛泽东特意选择了一些中国文史书籍寄给他们。1941 年 1 月 31 日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他说：“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信中附有一张所寄的书单：《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记》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奇传》1，《峨眉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4，《薛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义》2，《洪秀全》2，《侠义江湖》6。书名后面的数字表示册数。

专寄这些多为消闲的文史书籍，未必没有这样一层意思：远在国外，尤其要多读中国书，多读中国文史方面的书，要了解中国，要懂得中国，这无疑是一个好的途径。所以，当 1946 年初毛岸英在苏联军事学校毕业后回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当即问他，在苏联是不是经常读中国书。毛岸英回答说： 经常读，读过《红楼梦》、《水浒传》，还有鲁迅先生的作品。毛泽东说： 还好，应该知道中国的知识。1947 年转战陕北途中，他又在给毛岸英的回信中说：“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

毛泽东似乎比任何人都知道，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让人们接受和理解马列主义，不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故事和民俗语言来解释和发挥，是不可能的。总结过去要这样，分析现实也要这样。

在延安，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是怎么来阐述这三大作风的意思的呢？

——你们看，《西游记》里的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的。孙悟空很灵活机智。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吃苦，还有那匹白龙马，它不图名、不图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延安，毛泽东还提出了著名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他又是怎样向人们强调的呢？

——你们就要毕业上前线了。你们就像《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一样， 在我们这个叫作延安的昆仑山修行了几年，你们学到了道，是“马克思主义之道”。如今要下山了。姜子牙下山的时候，元始天尊赠给了他三样法宝—

—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我也送给你们三样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

为了响应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遗产的号召， 当时在延安的一些文化人，便纷纷动起手来研究，他们写出东西，都特别乐意请毛泽东过目一阅。其中，有两个人进入了毛泽东关注的视野，都发生在1938 年 10 月六届六中全会后不久。

一个是出生在广东台山一个华侨家庭的何于之。建国后。他在人民大学党史系当主任，还是中国科学院的专门委员。当时在陕北公学当教授，讲授中国革命史、中国问题、统一战线等课程。1939 年 1 月初，他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打算沉下一段时间专门研究中国民族史，希望得到一些指导。毛泽东回信表示“很高兴”，“因为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比如自己，也是“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他要求何干之能在自己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值得赞扬的，还包括在西域征战奋斗几十年，迫使匈奴西迁的东汉名将“班超的事业”。

这显然是设身处地的一种期望。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提到另一个有志于研究中国史的人，即后来十分有名的来自福建惠安的陈伯达。

陈伯达从北平来延安，当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干部。1927 年入党后， 曾到苏联学习，回国后，一直从事文化宣传工作，职业是编辑刊物。他几乎是在六中全会之后立即就开始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先后写出《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墨子哲学思想》等。张闻天很关注他的研究工作，自己看了，还送给毛泽东看。就这样，毛泽东知道了陈伯达这个人。对于党的宣传干部而又如此潜心研究古代思想史，他是欣赏的，何况陈伯达的这几篇文章，在当时还是难得的有份量之作。

毛泽东认真读了陈伯达的《墨子哲学思想》和《孔子的哲学思想》，非常详细地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仅 1939 年 2 月就写了三封信谈及陈伯达的文

章。

第一封直接写给陈伯达。毛泽东说：读了《墨子哲学思想》后，觉得“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因为“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接着对文中谈到的儒墨的“正”和“中”两个概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在其发表前，就读了三次。开始他读了一遍，“觉得是好的”。张闻天又希望他再读一遍，于是再读，读后，“仍觉得大体上是好的”。接着给张闻天写了封长达 2 千 7 百多字的信，提出了七个方面的修改意见，包括“正名”问题，“忠孝”问题，“中庸”问题， “孔子道德论”等等。毛泽东还特别提醒：“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张闻天接到这封信后，把它转给了陈伯达，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较多的修改，然后又托张闻天文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说“改处都好”，但仍有不足，写信给张闻天，提了三点意见，请张闻天转给陈伯达，陈再次修改后才发表。

这种文字交往，元疑给陈伯达提供了特别的机缘。此后，他成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写了《评〈中国之命运〉》等轰动一时的著作。这大体反映出毛泽东的一个特点，即喜欢学有专长，勤奋而有写作能力的人。他在延安时期选的几个秘书，都是这类人。

其中，和培元是个青年哲学家，可惜在延河里游泳时被淹死了。李六如， 建国后成了小说家，有名的《六十年的变迁》的作者。周小舟，建国后的湖南省委书记，是个古典诗词的爱好者。胡乔木和田家英更是众所周知，后来都成了中共中央的大才子、笔杆子，并都擅写旧体诗词和随笔杂文。

在思想文化上，结合中国传统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文学艺术方面，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

传统文艺，始终是毛泽东乐此不疲的欣赏对象。在延安，即使在倾力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时候，也依然沉浸在古典文学里面。在延安初见毛泽东的文艺家，大多从职业的角度敏感地注意这一点。

来得最早的丁玲后来回忆说：

我记得党中央初到延安时，我去看毛主席，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 我很钦佩他的旧学渊博。他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词， 谈小说则是《红楼梦》。⋯⋯

他同我谈话，有几次都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

几首他自己作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有的随抄随丢，有几首却给了我，至今还在我这里。⋯⋯他当时的秘书周小舟，也是喜欢旧诗的，常常从对面窑洞里跑过来参加谈话。

后来留存在丁玲手里有三件手迹，一件是黄兴的《归国谣》，再就是毛泽东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和《沁园春·雪》。

1939 年 4 月底回国到延安的萧三，不到半月，就三次和毛泽东见面聊天。第一次他到毛泽东那里去时，毛泽东正在听留声机里放的昆曲。

第二次，毛泽东专程到“鲁艺”萧三住处看望他，由于没有多的凳子， 他们便坐在床板上靠着墙说话。话题自然是文学。说到《聊斋志异》，毛泽东说：小说体现了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不反对一夫多妻，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

社会不能明讲，就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做诗。又说：《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与狐狸精来呢？毛泽东还问萧三， 苏联对《聊斋志异》有什么评论。

第三次，萧三如约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下午 5 点左右到的时候，警卫员说毛主席还没有起来，正在床上看书。当毛泽东把萧三迎进他居住和办公的窑洞时，萧三发现他看的是《宋史演义》，毛泽东告诉他：用四十元从西安买了一二百种这样的旧历史小说。还说“你如果要什么书，开个条子，我替你去买”。萧三把自己诗作的手抄本送毛泽东看。毛略看了几首，说比较喜欢旧体诗，慢慢再看。

谢觉哉在 1994 年 7 月 1 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日前至毛主席处， 见其衣袋有线装书，问之为《阅微草堂笔记》，他说其文字可玩味。”可能是谢觉哉由此得知毛泽东处有不少古代笔记小说，便朝他惜一些来看。几天后，毛泽东在给谢的信中说：“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以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容斋随笔》是宋代洪迈写的关于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宋代掌故、人物逸事的笔记性小说。这是毛泽东终生爱读的书，1976 年去世前半月还找来读过。

凡此种种，实在不胜枚举。

他不光自己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也用“民族化”要求来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抗战初期。因为那时用民族的历史文化，宏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和自尊，宣传抗日，已然成为一个宏大的思潮。大批作者在传统里挖掘能反映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的素材，评论界也在轰轰烈烈地讨论如何利用民间形式以及“旧瓶装新酒”的问题。就像周扬当时在《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这篇文章中说的那样：“旧形式利用问题，成了抗战以来文艺界讨论最多的一个题目。⋯⋯因为旧形式之为抗战政治宣传的一种必要而有力的武器，这己是无可置疑，没有争辩的余地了。”

毛泽东显然注意到了这一时流，并特别看重这一时流。丁玲、吴奚如为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要到前线去的时候，毛泽东多次找丁玲谈话，要求在宣传上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又说：现在许多人谈旧瓶装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徐懋庸来延安不久，曾在《新中华报》发表一篇题为《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文章。毛泽东读后对他说： 我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的文章了，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他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的晚会上，看了秦腔《升官图》、《二进宫》、

《武家坡》等戏，也很高兴地对工会负责人齐华说：你看老百姓来得这么多， 群众喜欢这种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的内容， 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又对柯仲平说：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不久，以柯仲平为团长的边区民众剧困成立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给予经费和物质上的援助。该团的口号是：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后来，毛泽东看了该团演出的《中国拳头》，亲笔题了“简单、明了、动人”六个字。看了该团的话剧《国魂》后，他又建议改为更为陕西老百姓接受的秦腔，并易名为《中国魂》。

毛泽东当然不会满足于“旧瓶装新酒”。新文化，还应该有更科学的形式和内容。也就是说，在他的构想中，利用传统和旧形式只是“民族化”途径的一个方面，“民族化”绝不是简单的“传统化”，更不等于“复古”。在民族危机的情势下，最能激起国民心理反应的，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民族主义情绪。但民族主义，事实上有多种多样的走向。一些走向甚至是互相纠合在一起难以辨别。清末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至少就有卫道、排外、复古、自大的保守一路，和自强、开明、科学、民主一路的区别。经过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的相继努力，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一路显然占据了民族主义的主流。可到了抗战开始以后，前一路却又沉渣泛起。

于是，在提倡民族精神、强化民族传统、利用民族形式的潮流中，出现了一股复古思潮，否定“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国民党官方更是倡导对传统的复归。孔祥熙、戴季陶等组织起中国孔学总会，陈布雷、张群、张道藩、张君劢等搞民族文化书院，以国民党名义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里强调“吾先民所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为救国之道德”。即使从今天看来，宏扬民族传统文化，本不为大碍。但当时确有一些人利用这股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东西，不合中国国情。晚一些时候出版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党员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叶青的大量著述，都集中表达了这种倾向。这些，自然成了摆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形势的发展，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新文化艺术究竟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发展？

十八 在边区“文代会”前后

毛泽东看重民族形式，一个基本考虑是它的大众化效果。

除了讲旧形式可以更容易为老百姓接受以外，他当时说得最多的是到老百姓中间去，到那里挖掘素材、语言和技巧的宝藏。大众化，不光是要让群众喜闻乐见，更主要的是精神、气质、感情和风格上能和老百姓沟通共鸣， 甚至最好是大众自己创作的作品。

毛泽东坚信，文艺的真正来源是老百姓。1938 年 4 月在“鲁艺”作的那个讲怎样做艺术家的演讲中，他径直发挥鲁迅在《门外文坛》中的观点，说 “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词又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他甚至还多次谈到，工农干部如果认字多一点，写起文章来不会比鲁迅

差，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①土包子的文章有鱼，有肉，有鸡子，因为他们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而大学生什么也没有做过，所以写得都是水，至多不过是小米稀饭。②

真正来自老百姓的有成就的文学家，古往今来，实在太少。能引为楷模的，大概只有苏联的高尔基。于是，高尔基成为了毛泽东表达自己观点的“口头禅”。他说高尔基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学“博士”，但他连小学都没有进过，写的文章却是天下第一。③高尔基在社会上做事，在工作中学习，这样学了几十年，就变成了世界第一的文学家。中国的大学教授如胡适这样的人， 文章也没有高尔基写得高明。④

虽然到处讲要学习高尔基，他还是为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有丰富生活经验与美丽言辞的人不能执笔写作，而许多能写作的人却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间”，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不熟悉群众生动的语言。这个问题可以说困扰了他一生。

在延安，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为文艺工作搞一个明确的方向，是在“鲁艺”成立一周年的时候。

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李维汉（早先是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员）关于“鲁艺”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是为他 10 天后将在纪念会上的发言作的准备。李维汉讲完，毛泽东接着发言说：“鲁艺”过去培养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学校的基础，领导者虽努力，但工作做得不好，主要是中央领导没有抓紧，没有确定正确的方向。现在必须确定明确的方向与制度。“鲁艺”的创作去年上半年较有朝气，后来差了，有许多非现实的非艺术的作品。

他对“鲁艺”的创作开始有了微词。为整个边区的文艺工作“确定正确的方向”，已提上议事日程。

“鲁艺”成立一周年的纪念会这天，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在延安的主要领导人都来了，为一所学校的周年纪念，如此

① 毛泽东 1938 年 4 月 4 日在“抗大”的演讲。

② 毛泽东 1938 年 5 月 9 日在军委直属队“五一”运动大会总结会上的演讲。

③ 毛泽东 1939 年 5 月 20 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的演讲。

④ 毛泽东 1939 年 8 月 29 日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规模，是不多见的。毛泽东为“鲁艺”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这是他第一次把文艺上两种主要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放在一起提了出来。他希望文艺创作既要有“抗日”这一现实的政治内容，也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

此后，中共中央开始讨论文化艺术的方针政策。张闻天负责的中宣部还搞了一个工作报告。1939 年 5 月 17 日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报告时，毛泽东发言提出：宣传部要注意各地的刊物，经常搜集材料，还要注意国民教育的方针和方法。现在国民教育的方针是民主主义的。过去中央苏区的国民教育的方针是共产主义的，文艺政策是共产主义的，都不对。

这次讨论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估计到中国文化运动（文艺运动在内）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争取对于各种文化工作团体机关的影响，特别对于各种文化工作团。在必要时，可吸收一部分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区党委、省委以上的宣传部下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同时要求：“应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特别注意戏剧歌咏等等的活动。”

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大众化和民族化在中央文件里正式提了出来。

一是毛泽东说的，文艺和教育的方针在目前不是共产主义的，而应该是民主主义的。

这个时候，中央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8 月间连续几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各方面的工作报告。文化方面的政策方针，自然由张闻天来谈。他说：

“中宣部提出了一个提纲，政治局须给以原则的指示，请求各位同志发表意见。我同意这个提纲。一、我们要提倡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使文艺工作者到民众中去锻炼，在民众中活动。二、我们并不反对少数人从事‘专门’的艺术，也不反对少数人有些欧化的倾向，而且还联合这些人反对共同的敌人。三、我们的文化在内容上是民主主义的（也是三民主义的），并且提倡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

这三点，既有指导思想，又有创作方向，还有统战政策。大致不会是张闻天个人的意见。

张闻天还说：“我不赞成个别同志的意见。有人认为民众剧团没有办法， 才不得不实行民族化、大众化，认为民族化、大众化是降低艺术。我认为， 要到民众中去了解民众，了解民众究竟需要什么，才能使中国的文艺成为民族的文艺。如果只是模仿欧美，是不会有重大成绩的。”①

张闻天不赞成的“个别同志的意见”，尚不知所指为谁。但至少说明， 当时在中共党内，虽然多同意大众化和民族化，但对这两个口号提出的意义， 认识并不一致。的确，当时很容易让人觉得这是在“山顶上”创作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一进入冬天，也许是为了准备在“七大”的报告，毛泽东开始系统清理抗战以来政治文化中的一系列问题。结果，“七大”推迟了，中央转而筹备召开边区文化界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由哲学家艾思奇主持。

①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1 页。

延安稍后创办的《中国文化》上有一篇署名师田手的文章，曾描述说： “落过小雪的一日，文化俱乐部的窑洞里，艾思奇、丁玲，同几个文化青年， 围住一盆炭火，讨论着筹备的步骤和人选。实际工作便开始。所有文化界的前辈，同各文化机关与团体的领导者，都被聘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

这个会议怎么开，基调怎么定，当然还是由中共中央拿主意。为此，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讨论的关键是：我们要建立的新文化的性质应该怎样概括。

负责“文代会”具体筹备工作的艾思奇在向政治局会议介绍时说：新文化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特殊地说是三民主义的文化，还有无产阶级彻底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

这个提法其实是归纳了当时在边区的几种关于新文化性质的说法。“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三民主义”——“无产阶级彻底的民主主义”—— “共产主义”，这几种概括，虽说全面，但显得杂了些，容易引起歧义和不同的发挥。核心还是用什么来把它们统一起来？

毛泽东接着发言了：我认为不提三民主义文化为好，因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有两派，一派是彻底的民主主义，一派是不彻底的民主主义。以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好，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边区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民主主义的，应该宣传当前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又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

这些正好是毛泽东当时正在撰写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长篇文章的内容。后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这年 12 月由毛泽东开始集中使用的。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新民主主义论》。有人说，这是毛泽东建国前理论水平最高的一篇文章。如果把中国革命分为上篇和下篇的话，上篇是新民主主义，下篇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论》自然是上篇的纲领。由于是为边区文代会而作， 所以其中一半是谈文化，但由此也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领域的格外重视。

毛泽东是在大雪纷飞的高原严寒中，在窑洞里烤着火炉写这篇文章的。写出初稿，他寄给吴玉章，请他修改。结果，他病倒了，得了不轻的感冒。 1940 年 1 月 4 日这天，文代会在延安女子大学的大礼堂开幕的时候，毛

泽东没有能出席。会场上挂着他为大会的题词：“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奋斗”，“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参加大会的包括文化界的前辈、新旧文化人、作家、艺术家、文艺青年、各机关团体的文化工作者以及科学卫生界的代表，共有四五百人，加上旁听的，每日到会者有七百多人。

这无疑是边区文化界空前的盛会。晚上散会的时候，在煤气灯的光亮下， 人流像巨蛇一样，从山上的小路接连地走下来，回到自己的单位，星光远远地伴送着他们。星光和马灯，犹如神秘的水波，把这些文化人的心灵冲得从未有过的清澈明净。当时一位文化人在一篇文章中由衷地写道：“在自由的道路上，是多么欢喜！”

第一天由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鲁艺”院长吴玉章致开幕词，接着是王明讲文化上的统一战线问题。

第二天，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作长篇报告《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他的这个报告作了三天。共十五个问题，相当全面，分别论述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性质、内容、形式和历史发展过程，新文化和旧文化、外国文化、三民主义的关系等等。

194O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抱病与会，作长篇演讲。这个演讲本来是安排在大会的头一天的。

毛泽东的演讲对“五四”以来的文化作了系统的概括： “五四”以前的文化战线，主要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

的斗争，在这之后，产生了以共产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崭新的文化生力军， 他们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化艺术领域（文学、戏剧、电影、音乐、雕塑、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作用，其声势之浩大，是所向无敌的， 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

关于当前的文化现状，毛泽东认为：主要有两种偏向，一是资产阶级顽固派的文化专制主义，一是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结论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正是依据这个演讲、后来的研究者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概括为三个方面：民族——科学——大众。这三者可以说是毛泽东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开始探索的结果。

民族化——即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当时具有反对帝国主义、抵制全盘西化的政治含义，但毛泽东又特别指出，民族化决不意味着排外和复古， 它必须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并把它转化为民族形态。

科学化——当时的解释主要在于反对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提倡民主和革命的内容；在实际中的运用和发挥，也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的问题。

大众化——指新文化服务对象和接受主体而言。一个基本事实是，无论什么文化，如果没有人接受或只有少数人接受，是没有用的。要让新文化发挥应有的功能，必须走大众化的道路，并且在形式上要让大众易于理解接受。

毛泽东非常注重这篇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中国文化》打算在创刊号上发表这个演讲，毛泽东谨慎地说还要修改。

会议结束几天后，他写信给参与筹备出版《中国文化》的周扬：“文章虽写好了，但还待汇集意见加以修改，还得两三天才能将最后修正稿交你付印，累你等得太久了！现送上初稿一份，请加审阅、指正、批示，并退我为盼！”

又过了两天，毛泽东再次给周扬写信：“我的感冒还未好，字（指周扬请他题写的《中国文化》的刊名）还要等两天才能写好送来。兹先将文章送上，请付印，清样打好后，请给我自己校对一次。你对此有何意见，仍请阅示，以便校对时修改。前送上的那一份，仍请退还。”

2 月中旬，《中国文化》出版了。这是当时延安最有权威的文化评论和文学作品刊物，担任编委的有艾思奇、周扬、丁玲、张仲实、范文澜、萧三等文化界头面人物。仅看一下它的创刊号目录就可以知道它的特殊分量：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 论中国的特殊性（专论）⋯⋯⋯⋯⋯⋯⋯⋯⋯⋯艾思奇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周扬

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吴玉章杨子哲学研究⋯⋯⋯⋯⋯⋯⋯⋯⋯⋯⋯⋯⋯陈伯达 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冼星海高尔基底社会主义的美学观⋯⋯⋯⋯⋯⋯⋯⋯萧三 鲁迅对中国民族文化与民族艺术的意见⋯⋯⋯胡蛮 读书随感⋯⋯⋯⋯⋯⋯⋯⋯⋯⋯⋯⋯⋯⋯⋯⋯乔木 记贺龙将军（特写）⋯⋯⋯⋯⋯⋯⋯⋯⋯⋯⋯⋯沙汀

一个泥水匠的故事（诗歌）⋯⋯⋯⋯⋯⋯⋯⋯⋯何其芳

登在《中国文化》创刊号第一篇的这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不久又专门出了小册子。毛泽东亲自把它送给了当时正在延安讲学的作家茅盾，还建议茅盾到“鲁艺”工作，说：你到“鲁艺”去吧，“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茅盾回答：当旗帜我不够格，搬去住我是乐意的，因为我是搞文学的。

为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1940 年下半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许多指示，对文化艺术政策先后做了不小的调整：

——要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应该重视文化人，他们的作品在对内对外上常常有很大的影响：要从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的写作，给予实际的创作自由，力求避免人为的限制，如定题目，规定政治内容等：对文化人力戒用讥笑怒骂的态度，用政治口号和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他们的作品；估计到文化人在生活上的习惯，提出过高的苛刻的要求是不适当的，共产党人应有足够的气量同有自己特殊习惯的文化人一起工作、生活。①

——从事文艺工作的党员应把提高自己文艺素养的学习，算作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范围之内。必要时，可减少其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时间或份量， 或在一定时间内推迟这方面的学习。①

——“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②

文化人们自是欢呼雀跃，激动感慨。他们元不认为真正寻到了大展才华的圣土和机遇，带着先前的经验、情感和生活方式，执著坦白地构想起自由创作的蓝图。

他们不知道，一个多少有些出乎意外的新的文艺时代就要来临了。

① 张闻天起草，194O 年 10 月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化委员会名义发出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 194O 年 10 月《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规定》。

② 毛泽东起草的 1940 年 12 月《中央关于时局和政策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