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马背诗途

七 诗人初领兵

1927 年，那沉郁的春天，却引出个火暴暴的夏天。

毛泽东后来为这年春天作的《菩萨蛮·黄鹤楼》一词作注时，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

这条出路，走得很突然，走得更是艰难，一下子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和信念，重铸了许多人的命运之路。比如毛泽东，握惯笔杆子的手，就抓起了枪。拿着枪的手再来写诗，就不再是雕琢出来的平仄，而是用枪声来押韵了。

这种诗韵，毛泽东一踏上这条路就敲响了第一个音符。

那是 1927 年 9 月。这个穿长袍、留长发，身子也显得特别颀长的书生， 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指挥部队去攻打省城长沙。眼见这自己策划的从未有过的壮景，怎能不激起毛泽东的诗情呢？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可以肯定，这首《西江月·秋收起义》，写于起义开始之际。

当时，起义部队都驻扎湘赣边界的江西这边。9 月初，毛泽东部署的起义计划是：驻在江西安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攻打湖南的萍乡和醴陵，驻在江西修水的师部及第一团攻打湖南的平江，驻在江西铜鼓的第三团攻打湖南的浏阳。得手之后，三路大军围攻长沙，长沙城内的地下党力量并于 16 日举行暴动，来个里应外合。部署完后，毛泽东 9 月 6 日离开驻扎安源的第二团，赶往铜鼓的第三团。因途中被清乡团抓住，逃脱后赶到铜鼓已是 9 月 10 日，整个起义己于 9 月 9 日爆发了。

但各团的进攻很快受挫，损失不小。9 月 14 日，毛泽东决定放弃合围攻打长沙的计划，让各团暂向江西的萍乡转移。

如果这首词写在 9 月 14 日之后，他就不会豪迈宣称“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了。在初稿中，这个意思说得更明白。上阕三、四两句，最初为“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修铜”指江西的修水和铜鼓二县，“平浏”指湖南的乎江、浏阳二县。从修、铜到平、浏，这正是起义计划中一、三两团的行动路线。

这样看来，这首词只能是写在 9 月 9 日开始暴动，打出镰刀斧头旗号之后，9 月 14 日决定转兵之前的几天里。

这期间，他很忙，却无比地兴奋；他一度被抓，心情自然无比地焦急。所以，全词文气，写得集中、紧凑，给人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感觉。对读书出身，第一次领兵打仗的毛泽东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他毕竟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军人，甚至还不习惯穿军装，当事人的回忆中，他始终穿着那身人们习惯了的长袍。搞这样一个大举动，心情之急迫，乃至不得不以诗抒怀，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最有意思的是结尾“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两句，很能看出毛泽东当时的心境。对于其中的“暮云愁”几个字，注家们有多种解释。我倾向于认为作者是用来制造起义的凝重气氛。秋日黄昏的云层，无所谓“喜” 和“愁”、作者用“愁”，是表达自己的感觉和感情色彩。起义要流血，而且还没有最后成功，自然不能用“喜”字来形容气氛。这是一场严峻甚至严酷的斗争。旧小说写两军战阵，也是常常用“杀得天昏地暗，日色无光”来形容。但革命毕竟像“霹雳”那样惊世骇俗，那样暴烈，那样具有震撼力， 也那样充满特殊的诗意。

暴动像霹雳一样出现，也像霹雳一样从空中划过去了。

好在这时的毛泽东已不是凭借诗情来办事。好像是事先有着某些准备似的，当有人（包括毛泽东特别依靠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渡）还没有从复仇的、盲目的情绪中拔出来的时候，也即把革命当作情感冲动的诗意事业来干的时候，毛泽东果断阻止了他们硬是要把已经为数不多的队伍往大城市的火坑里扔的固执做法。他决心学《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们的办法，把愿意跟他走的人带进山里。

毛泽东当时肯定没有意识到他这个决断对中国未来的特殊意义。可他实实在在地这样做了。

产生这个想法也不是偶然的灵机一动。一个月前在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的著名的“八七”会议上，他就别具一格地谈到其他与会者没有怎么想到的话题：

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们要搞土地革命，就要设法领导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弟兄。搞湖南暴动，如果失败了，也不要去广东，而应该上山。

会后，瞿秋白提议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去工作。毛泽东回答得很干脆：我要上山下湖，到山林里去跟绿林好汉交朋友。

他果然这样做了。在井冈山，他真的把袁文才、王佐两股草莽队伍当作了自己的弟兄，并领导了他们。他送去的见面礼，是一百多支上好的步枪。毛泽东的部队就这样在山林里落了脚。这一脚却踢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不久，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的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来到了井冈山。一支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的堂堂正正的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打出了自己的旗号，不久改为中国红军第四军。

朱、毛也被那些要“围剿”他们的人当作了“匪首”。

远在上海的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对这种表面看来是传统的造反方式， 也不大适应，说得也不含糊，称他们在井冈山的搞法，只是替群众打抱不平的“梁山泊英雄侠义的行为”。毛泽东也不含糊，自嘲地称自己做了“山大王”。

就是这位“山大王”，还要写诗。

的确，刚到井冈山，毛泽东就开始了一系列打土豪的“土匪”行动。1928 年 1 月，打下江西遂川县城，便举行公审土豪劣绅的群众大会。他为大会题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想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斩杀土劣，怕就怕，刀上加刀。

很利索，很豪迈，很快意。自然，也有些儿让人那个的“霸这必然和“官军”们结下“梁子”，就要受到“围剿”。

可毛泽东早在引兵井冈的途中，就同那些犹豫着是不是跟他走的人说过：你们知道，历朝历代在山上扎营的所谓英雄好汉很多，官军们“剿”尽过吗？没有，反而越“剿”越多。

国民党的“官军”自然也“剿”不了毛泽东。他在井冈山先后打退了江西国民党军队三次“进剿”，又先后打退了江西和湖南国民党军队的三次联合“会剿”。

令毛洋东最为兴奋的，是 1928 年 8 月反第二次“会剿”中的黄洋界保卫战。

黄洋界是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一。这里山高岭陡，仅有的一条羊肠小道就在峭壁间环绕，用石头垒起来的哨口设在两峰之间。山顶上云雾弥漫，在头上飘浮的白云似乎伸手即可抓住。放眼望去，山下一览无余，极目处，是罗霄山脉的各个峰头，此起彼伏，好像整个世界都被这连绵不断的千峰万岭占据着。

真是个安营扎寨，易守难攻的好去处。到那里看一看，大概就可以体会到什么是“绿林”了。

7 月初，朱、毛分别率红四军主力下山袭敌，山上守军不足一营。湘赣

两省之敌乘机对井冈山进行“会剿”。8 月 30 日下午 4 时左右，我守军在黄洋界以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向敌人集结攻山的部队轰击，前两发炮弹都因受潮没有打响，第三发终于在敌群中炸开了。敌人以为是我军主力已经回山，慌忙在当夜撤走了。

这之前，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失败，失散了一个团。未去湘南的毛泽东赶去接应，于 9 月上旬率军撤回井冈山，听说黄洋界之战的胜利，真是喜形于色。如果当时再丢掉井冈山这块根据地，好不容易搞起来的这支部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毛泽东感到，他们苦心经营的根据地和红军终于成长起来了：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毛泽东写了一场他并未亲眼所见的战斗。他用《西江月》的词牌，为这首词起了一个很是凝重和固化的名字——“并冈山”。虽未亲眼所见，写出来却是如此真切生动的战争画面。旌旗、鼓角、围困、壁垒、炮声、宵遁⋯⋯， 这些战争诗词的常用词汇开始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出现了。

30 年代初，在上海的鲁迅曾辗转读到这首词、读后对冯雪峰说：颇有山大王的气概。冯雪峰到江西中央苏区后，把鲁迅的这个评价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自是哈哈一笑。看来是“心领”了。

毛泽东的诗词是怎样传到鲁迅那里的，目前还没有直接的材料说明。不过，那时的井冈山同湖南和江西省委有较多的联系，稍后的江西中央苏区同

上海中央的来往就更频繁了。上海方面关注“山大王”毛泽东的一切，是很自然的。同样是“匪首”兼诗人的陈毅同毛泽东在一起切磋诗艺，更是经常的事。陈毅 1929 年曾专门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尽管毛泽东的笔下还没有出现过鲁迅，可鲁迅身边的茅盾（沈雁冰）曾和毛泽东共事，还有瞿秋白、冯雪峰等一批共产党员，都免不了要向他谈论起钻山沟的红军和毛泽东。这时的毛泽东，在他们的印象里，肯定已不是“五四”运动时期学生领袖的模样了，也不是大革命时期在国民党里搞宣传工作的模样了。

就诗人毛泽东来说，也今非昔比。战争，在他笔下，不再是书生般的想象场面。

其实，黄洋界保卫战，无疑是一局险胜之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红军官兵，都联想到了《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正是没有多大心理准备的战争，让毛泽东努力去钻研兵法，而当时他能得到的“教本”，只能是自小熟读的古代小说。在井冈山斗争期间，他派人到土豪家里寻找《三国演义》， 10 年后他还讲起农民当时的回答：“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产了。”他当然还是找了一些旧小说来读，以至在中央苏区时期，教条主义者曾讽刺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术”。

可他领导下的红军官兵却不这么看。相反，他们为自己的战法能同古代的某些情节相似而自豪。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后，山上开了一个庆祝晚会。有人根据这一战斗的情节，编演一出京剧《毛泽东空山计》，其中一段唱词为： “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验，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茅坪多侥幸，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你既来就把山来进，为何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腹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 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三军；你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

这大概是最早直接歌颂毛泽东的文艺作品，尽管是随手编演很难留传的作品。

坐在台下的毛泽东，当时心里不知作何想法。他没有亲身参加黄洋界保卫战，人们还是把胜利的原因，归结为他的领导和安排，而且说得是那样地轻松和幽默。

从秋收起义初次领兵的书生，到被部下看成井冈山上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诸葛亮”，毛泽东只用了一年时间。一头一尾的两首《西江月》，无疑是这一年艰难的马背生涯的真实写照。作为诗人，其间最有意义的变化是， 他不再是单纯的摹景抒情了，他的诗风转入了纪实，走向了战争。后来人们说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史诗”，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八 “但看黄花不用伤”

不久，毛泽东在这支红军里的地位发生了动摇。

在井冈山，最高首脑是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一直担任着这个职务。

1929 年 1 月，毛泽东和朱德率主力下山，转战千里，驰骋赣南闽西，开创新的根据地。这支部队沿途张贴了一篇由毛泽东改定的四言布告：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此番计划。分兵前进， 官佐兵夫，服从命令。⋯⋯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 肃清乱政。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很有些古代义军为师出有名往各地传檄的样子。红军所到之处，倒也是攻城占地。

6 月间，他们第三次打下福建西边的龙岩，接着在城里的公民小学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职被选掉了。原因是他提出红军流动作战，难成大气，像古代农民起义军黄巢、李自成们的做法， 是“流寇主义”：他还抱怨官兵们对党的领导没有足够的重视，他要纠正和反对这些不好的倾向。但部下却不同意他的这些说法和做法。

毛泽东只好离开军队，先后到上杭一带的蛟洋、苏家坡和永定的牛牯扑养病去了。1929 年的秋天，毛泽东确实生了一场大病，患了当时很难治愈的疟疾，还加上脚病、便秘等。他和贺子珍远离了红军，过着像隐居般的田园生活。在老乡家里，他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化名“杨先生”，一度还住在远离村子的一座山洞里。

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他仿佛在红军中消失了。国民党的报纸甚至发了一个号外，称“匪首”毛泽东被“击毙”于山中。稍后，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为毛泽东发了讣告，说他“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

有意思的是，国内的一位名人在诗中专门悼念起他来，从而使诗人毛泽东第一次被人写进了诗里。

这就是民国元老、诗坛著名的南社领袖柳亚子。大革命时期，他在广州和毛泽东共过事。其悼念诗写道：“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还在诗末注明：两列宁，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后来知道死讯是误传，毛泽东正在江西苏区搞得轰轰烈烈，柳亚子又禁不住高唱：“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这一年，还有人把毛泽东写进了小说里面。也是第一次。

有一个叫徐雉的浙江作家，20 年代初曾参加文学研究会。大革命时候， 自然是一腔热情，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宣传科任科员，是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林伯渠的直接下属。1926 年 11 月，毛泽东从上海到武汉途经南昌时，到驻节南昌的第六军政治部看望过林伯渠。徐雉就是这时接触到毛泽东的，也就是谋面一次，未必有什么深谈。大革命失败后，徐雉到上海从事小说创作。在一篇题为《嫌疑》的小说中，他写了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因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的名片》的文章，受到了当局的嫌疑和迫害。作品还从侧面写了北伐军驻扎南昌时，毛泽东到六军政治部看望林伯渠的事情，毛泽东和作品主人公的对话，写得很是传神。看来，毛泽东的南昌之行，给徐雉

留下的印象不浅，作品中的那位主人公，很可能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创作的。

诗人毛泽东，就这样开始成了文学化的人物。时在深山养病的毛泽东自然不会知道这些。不过，这期间他倒也有时间谈谈文学了。

闲着无事，他自然是读书。除了革命书籍，就是《龙岩县志》、《长汀府志》等等。有时候，便和身旁的贺子珍谈些文学。贺子珍说自己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喜欢尽是软绵绵、谈情说爱的《红楼梦》。毛泽东认为她这个评价不公正，说：《红楼梦》是一本难得的好书，里面写了两派贼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贺子珍有时要学作诗。毛泽东告诉她，“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先要她学《回乡偶书》这首诗，说是她们贺家老祖宗贺知章的名作。

写诗？从井冈山下来后，毛泽东还没有写过一首诗呢。看来该动动诗笔了。

表面看来，养病的日子是平静的。可毛泽东的心里却颇为焦急，惦记着朱德和红四军的官兵们。这时候，红四军乘蒋桂战争之机，再次进入闽西开辟根据地，9 月间攻占“铁打的上杭”县城。正在永定合溪养病的毛泽东闻讯，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心境顿时也好了起来。回想起 1 月份下井冈

山以来，红四军利用 3 月间开始的蒋桂军阀的战争，乘敌人在赣南闽西的兵力空虚，转战几千里，除赣南以外，又先后打下福建的永定、长汀、龙岩、上杭等地，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在这些地方建立了红色政权。他想象着这些地方出现的打土豪、分田地的热火朝天的局面，禁不住写下《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上阕造出气氛，写军阀争斗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下阕写红军“跃过”、“直下”，何等轻快。军阀给人们带来的“怨”和红旗到处带来的分田之“忙”， 倒也是一种不乏深意的对照。1929 年 9 月间写的诗，却以 3、4 月间的蒋桂战争为题，而立意又不在写军阀混战。不知作者是否有意要用诗的形式来表达他关于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思考呢？他在这前后的文章里说得更透彻：国民党内不同派系的军阀之间的战争，正好在各省的边远交汇地带给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机会。

这时候，打了胜仗的朱德和红四军的官兵们也挂念着毛泽东。他们两度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到前线主持工作。10 月 1O 日。人们用担架抬着毛泽东离开永定合溪。一路上，秋高气爽，山峦竞秀，黄菊遍野，溪流瀑瀑。傍晚时分，来到上杭，住在城南汀江岸边的一座小楼上。人们称这座楼叫临江楼。

第二天，就是农历的重阳节。

这是个特别让诗人抒发人生感慨的日子。人们常常在这一天登高、赏菊、插茱萸、放风筝。

这一天，毛泽东也是格外地轻松。临江楼庭院内黄菊盛开，汀江两岸霜

叶一片。白日里，他凭楼远眺这江天寥廓的远山近水。江岸码头旁的千年古榕，使人想起人世的沧桑；缓缓逝去的汀江，则让人想起岁月的漂流。如此这般，怎能不使毛泽东即景生情，回首往事——

从 1927 年 9 月领导秋收起义，到现在刚好两年。这是怎样的两年啊！这样的经历，正像鲁迅说过的那样，可以抵得上太平盛世一个普通百姓一辈子的生活。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一一掠过脑海。秋收暴动，中央责怪他不去攻打长沙，撤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传到井冈山，说成是开除了他的党籍，一度不能过组织生活，降职去当了一个民主人士般的师长。此后，丢了井冈山。红四军党的“七大”又落选，失去前委书记之职。接着大病一场， 在牛牯扑死里逃生。眼下，虽请他回到红四军，可在刚刚召开的他没有参加的红四军党的“八大”上，并没有恢复他的前委书记之职⋯⋯

往事历历，前局未定，不由得让移情于景的毛泽东喟然长叹：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但看黄花不用伤。

他为这首词取名为《采桑子·重阳》。古代诗人在重阳节这天，也常常是吟咏生命、老人等等。他显然联想到了这些，但把人们引到一个革命家和战士的新的感伤世界；秋日菊花勾起了他的感慨，可又把自己的感伤和寂寞， 投射到对开阔的大自然的凝视之中，心情显然又归于明朗。上阕写景，秋风一年比一年吹得揪心，作者却从中体会到春天的生命状态。下阕写情，从“老” 起笔，可在岁岁重阳的生命流逝中，作者在动人的菊花面前，抛却了“悲落叶于劲秋”的传统的凄绝感伤。

虽然两年的坎坷和不平激起了毛泽东的一番感慨，但经过诗情的过滤， 他事实上也抛却了过去的不快之事。还是往前看些吧。

往前看，毛泽东的心境更加积极。30 年后公开发表这首同时，他把上下阕颠倒了一下，同时把“但看黄花不用伤”，改为“大地黄花突有香”，最后定为“战地黄花分外香”。这一改，虽从情入手，但来一个“战地黄花分外香”，劲头一下大变。下阕写景，本来就是十分地开阔明朗，充满豪情。此时的毛泽东，显然已非彼时的毛泽东。

其实，写完《采桑子·重阳》一个多月后，他的处境就变了。

11 月下旬，一匹快马从前线给他送来了一封信。信是接替他任前委书记的陈毅写的。大意是：我这次到上海中央去了一趟，现在回到了部队。我们争论的问题解决了，红四军党的“七大”是我犯了一个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同志也盼你回队。同时，陈毅还召开前委会议，根据中央指示，恢复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职。

在汀州，分手三个月的毛泽东、朱德、陈毅又见面了。

见面是轻松的。陈毅还同毛泽东切磋了一番诗词。陈毅掏出笔记本，展示自己写的四句诗：“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败军气犹壮，一鼓下汀龙。”说是要请老毛“斧正”。毛泽东拿出铅笔，在“败”字上划了一个圈。后来， 陈毅把这句改为“铁军真是铁”。

当然，毛泽东也把新写的《清平乐·蒋桂战争》和《采桑子·重阳》送给陈毅“雅正”。

对毛泽东来说，1929 年显然是在愉悦的气氛中结束的。

九 春风得意马蹄疾

思想通了。认识一致了。毛泽东又重新跨上他的那匹大白马了。

可 1930 年的新春敌情突然严重起来。1 月初，赣闽粤三省敌军调动十四个团对闽西苏区进行第二次“会剿”，前锋还有三十里路就要抵达古田。毛泽东的心情依然是轻松的，他似乎没有把这些敌人放在眼里。

朱德已率红四军主力赴连城，避敌锋芒。l 月 4 日这天晚上，毛泽东住进古田赖坊村一家临街小店，在一盏马灯下。铺开纸来，调墨挥笔。他的心中畅想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高潮：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是写给他手下爱将——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一封信中的描述。

这时，太阳虽然还没有出来，可随着一声鸡叫，天边露出了曙色。当天下午，毛泽东就跨上他的大白马，率第二纵队前往敌军前锋所至的小池阻击。随后，他采取敌进我退的方针。从古田地区北进，经连城以东的归化（今明溪）和清流，翻越武夷山进入江西，在广昌同朱德率领的主力会合。这时， 已经是 1 月下旬了。

1 月 30 日这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初一，旧称元旦。在欢度春节的日子里， 毛泽东忘不了由闽西人赣南的一路情景，遂写成《如梦令·宁化途中》：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正是雨雪交加的寒冬时季，一路是陡峭崎岖又窄又滑的山林小道。虽是艰苦异常，可走在前头的毛泽东，站在山顶极目一望，在被积雪压弯的竹木枝叉掩映下，猎猎红旗若隐若现，旗下一队队官兵，伏身前行。好一幅壮美的行军图。

与其是写行军，不如说是在展露作者良好而舒心的感觉。

红军还在驰骋进军。毛泽东的这种感觉，接连不断地持续着。

汇集在一起的红军第四、五、六军声势浩大起来。他们决定集中兵力攻打吉安，红四军奉命由藤田地区经水南，准备先夺取吉水，向吉安进军。行军途中，正逢大雪，毛泽东又作《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无翠柏。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弥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先是纯朴的写生，然后是看不见的整个战局。又是一幅白雪与红旗交相

辉映的行军图。

这两首词，一个取名“途中”，一个取名“路上”。反正都是在走，都一样地令人愉快。似乎是有意要把自己的这种感觉，这种情绪；流播于军营， 毛泽东在 2 月间把这两首词抄给了陈毅，陈毅自是连声叫好。两首词也就在红军里传开，有的人还抄写在自己的本子上。

《如梦令·宁化途中》就是谢觉哉在 1956 年一篇题为《关于红军的几首词和歌》的文章中首先披露，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面。后来，毛泽东把题改为《如梦令·元旦》。可见，他对 1930 年的那个春节，那个写《如梦令》的日子，记得很牢实。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最早发表在 1962 年 5 月号的《人民文学》上面。第二年正式出版时，毛泽东把“雪里行军无翠柏”一句改为了“雪里行军情更迫”。大概是觉得上阕原来没有写出紧急的军情吧。如此，反倒更证实当年他写此词时的愉悦心境了。

的确，当时的毛泽东没有理由不乐观。写完《广昌路上》不久，他和朱德率领的红军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占的地盘也越来越大了，中国革命也开始走出 1927 年以来的低谷。

1930 年 6 月，以朱德为军团长、毛泽东为政委的红一军团在福建汀州成立，下辖四个军，近万名官兵。两个月后，以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的红一方面军在湖南浏阳成立。下辖两个军团，近四万名官兵。毛泽东是红一方面军的前委书记，手下战将如云：彭德怀、林彪、陈毅、黄公略、滕代远、朱云卿、罗荣桓、伍中豪、谭震林、邓子恢、罗炳辉、何长工、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罗瑞卿⋯⋯。

这期间，红军曾先后攻打南昌、长沙，并于这年底和 1931 年 5 月，两次粉碎蒋介石亲自部署的大规模“围剿”。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扩展到十几个县境。

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中央曾两次让毛泽东离开红军到上海，他都拒绝了。他太爱自己一手拉扯起来的这支部队了，他太喜欢在这崇山峻岭的边远地带纵横驰骋的铁马生活了，似乎也有了一个十分牢固的信念：红军离不开他的领导。

这期间，每逢大的军事行动，他似乎都要作诗。而且，气魄是越来越大。这期间，李立三主持的中央，脑子热得不行。指示各地红军攻打大城市。

让朱、毛一军团打南昌，彭德怀、滕代远三军团打长沙，然后同贺龙二军团、徐向前四军团一起围攻武汉。这个冒险战略，当时豪迈地称为：“饮马长江， 会师武汉。”远一点的，如广西邓小平、李明瑞的红七军、红八军，就让他们去打南宁，闽西的邓子恢的部队，就让去出击广州。

毛泽东或许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不得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况且，这毕竟是很让人振奋的事情。1930 年 7 月间，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朱、毛率领一军团从福建汀州出发了。骄阳之下，毛泽东策马而行。闷热的天气，炽热的胸怀，似乎又隐约燃着一点忧虑之火。从汀州到南昌的途中，他不禁吟咏起来：

六月红军征腐恶、欲打南昌必走汀州过。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统治阶级拿魂落。

30 年后编辑出版《毛主席诗词》的时候，毛泽东为这首《蝶恋花》词， 加了“从汀州向长沙”的题目。60 年代初，毛泽东对这首词作了精心修改。上阕第一、二句，曾改为“六月天兵临鼠雀，欲扫南昌必走汀州过”，最后定稿为“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下阕最后一句，曾改为“苍天死了红天跃”，最后定稿为“狂飙为我从天落”。

这种修改思路，让全词的气势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接近诗词应有的含蓄。特别是上阕第二句和下阕最末一句，原稿中的“欲打南昌必走汀州过”、“统治阶级拿魂落”，确实太纪实和直白了，不大像诗，一改，诗意和气势就出来了，成为这期间写的征战诗中较好的一首。作者把立三路线关于湘、鄂、赣三省的战略行动放在一首词中来吟咏，其词句，其意象，其比喻，其气势， 都具有一定的震撼力（特别是后来的定稿）。

这里就引出一个人们长期回避的问题，既然有许多材料证明，毛泽东对攻打大城市一向持怀疑态度，他为什么刚一出兵，就如此热情讴歌这场不可能有“饮马长江，会师武汉”乐观结局的战略行动呢？诗词应该是真实表达内心感受的呀。

我想，大概可以做这样的解释：

——毛泽东之不同意中央的战略，主要是根据他在前线的实际经验，而对国际背景，对中央所掌握的全国其他苏区的情况，则不甚了了。他和朱德率军执行命令，除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外，与心里和眼界的这种必然局限是有关的。朱德后来在延安就做过这样的解释。所以，后来毛泽东加题目时， 不是“从汀州攻长沙”，而是“向”长沙，以示同立三路线的区别。

——几万红军出发了，再加上“百万工农齐踊跃”这样的壮景，不管结果如何，都是令人激动的，作为统帅和诗人，不能不油然而生一股气吞山河、壮怀激越的崇高感来，也就自然会形之于笔端。

——对攻南昌，打长沙，毛泽东自有看法，这难言的隐忧情愫，多少要在词中透露。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两句突儿起意的缘故：“国际悲歌歌一曲”。最初写作时，因为是在 7 月间进军南昌途中，毛泽东还是一派豪情的，所以径直喊出“统治阶级拿魂落”。可他后来改为“狂飙为我从天落”，虽气势犹在，但更有了诗意，且多少回味和透露了他当时的隐忧。

红一军团于 7 月 30 日抵达和南昌仅一江之隔的新建县。守敌很强，明显打不下来。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决策：只让一小部红军朝南昌城里佯攻一下，打了几枪，说是纪念三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然后撤走了部队。这样，既保存了实力，又可向中央有一个交待。部队随后折向湖南浏阳，在那里同一度攻占长沙很快又被迫撤出的彭德怀的三军团会合。两军合编为一方面军后，8 月底又下令第二次攻打长沙。长沙果然也是打不下来，连“火牛阵”这一战国时代齐国田单所用的古老战法都使上了，仍然无济于事，红军伤亡很大。

悲壮，成了这次军事行动最恰当的形容词。所以词中最后两句用白后来说，就是：进发的红军唱着悲壮的《国际歌》，伴随这特殊的歌声，突然大风暴从天而降，弥漫四周。那时的红军还没有自己的歌曲，只有唱这首被列宁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自己的歌曲”。可毛泽东的感觉中，为什么是“悲”

呢？后来，史沫特莱曾问他：听中国人唱《国际歌》，跟欧洲人不同，中国人唱得悲哀一些。毛泽东回答：我们的社会是受压迫，所以喜欢古典文学中的悲怆的东西。这是一种大的解释。具体到 1930 年从长汀向长沙进军途中， 这个“悲”字，再加上从天而降的狂飙弥漫四周，无疑是在表达这将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却又前途未卜的战争，心情突然从“席卷”、”直捣”的豪迈，转向沉郁、悲怆一路了。

打不下长沙，毛泽东又是一变，下令撤围，改攻茶陵、萍乡和江西的吉安等地。形势顿然一改，一下子打出了一大片根据地来。

赣南、闽西这一大片根据地，后来被称为中央苏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的眼里好像突然飘进一颗巨大的沙粒，难受得厉害。他自然要用手去搓揉。

起初，他让别人的手帮他搓揉。

江西省主席鲁涤平被他任命为南昌行营主任、集中十万兵力，开始对红军分进合击。大敌当前，朱、毛还是用老办法：诱敌深入。主动退回根据地腹地，搞内线作战。毛泽东派一小支部队去引诱张辉瓒，要求是“只许败， 不许胜”。当年参加这支小部队的士兵回忆说：我们刚与敌人接触，连长就命令撤退，做好的大米饭和萝卜炖肉也没能吃上。不想退到另一个山头，炊事员又送来了大米饭和萝卜炖肉。这真是逍遥自在的战争。1930 年 12 月 30 日，红军主力在龙冈乘雾埋伏，歼敌先头部队一个师，还活捉了前敌总指挥18 师师长张辉瓒。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一人一马也没让逃掉”。据说，发现张辉瓒的时候，他正躲在灌木丛里换士兵的衣服，裤子还没有来得及换上。这条裤子后来还专门送到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的战利品展览会上展出了。

第一次反“围剿”就这样快捷利索地胜利结束。毛泽东的诗也是纪实般地描述：

万木霜天红烂漫，红军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首《渔家傲》，还只有上阕。文章只做了一半、再往下似乎也不好做， 因为已经写到把张辉瓒捉住了。

可事情还没有完，南京的蒋介石为他写这首词的下半阕送来了素材。1931 年 2 月，蒋介石的老搭档何应钦到南昌就任行营主任，指挥二十万

人马，布成七百里的弧形阵线，严密包围，步步为营，气势汹汹地向中央苏区推进。这样，毛泽东正好有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下阕：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教他片甲都不还。

60 年代初，毛泽东在修改这首词时，曾把上阕第二句改为“秋来一派风流态”，最后定稿为“天兵怒气冲霄汉”。下阕末句，曾改为“牵来后羿看朝饭”。最后定稿为“不周山下红旗乱”。这种修改趋势，同《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大体一样。50 年代的毛泽东毕竟不是 30 年代的毛泽东了。这不光是他已经从“匪首”变为了“元首”，他有了从容的时间和闲雅的心态

来阻嚼那场战争，那段历史，并把它诗化。

第二次反“围剿”的战前气氛和决心，便这样烘托出来了。前几句倒也通俗，末一句“不周山下红旗乱”，用典太深。一般人不易解其意。或许正是考虑到这句的难懂，或许特别着重这句话的深意，修改定稿后，毛泽东为这首词写了一则四百来字的注，着重解释末句所用共工以头触不周山的典故。注中列引了《淮南子·天文训》、《国语·周语》及韦昭注、《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记》有关共工的故事的叙述，提出：“诸说不同。我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你看，‘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 地维绝。天顷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他死了没有呢？没有说。看来是没有死，共工是确实胜利了。”

因为红军胜利了，革命胜利了，所以他有如此胆识对典故作独特的解释。“共工触不周山”，几乎成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种“原型”。仅现代

文学史上，鲁迅和郭沫若都以这个题材写过作品。在他们的笔下，共工的形象是不怎么好的。鲁迅写于 1922 年的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 把共工和颛顼都作为女娲的不肖子孙来描写。宇宙被他俩为了争夺权力给毁坏了，女娲不得不炼石重新补天。鲁迅歌颂的是创造和建设的美。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在毛泽东的解释中，共工成了一个伟大的挑战者，一个即使头被砍掉了，也要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来奋斗不息的战士。20 世纪两个思想巨人对这个文学原型的不同处理，大概正好反映了他们写作时的背景不同。鲁迅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历史起点上来看共工的， 那时的文化人，梦想的是创造和建设新的东西，郭沫若他们组建创造社，也是这个意思。而毛泽东是站在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挑战的立场上，也就是破坏旧世界的立场上，而这个挑战和破坏总是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是需要无畏气概和献身精神的，于是，共工自然就有别具一格的价值。

由于毛泽东在 60 年代初对共工作了新的解释，还引起文学界的一番讨

论，郭沫若、张光年等都发表了文章。郭沫若在 1962 年发表的《喜读毛主席

<词六首>》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主席这一注的重要性不亚于词的重要性”， “鲁迅的《补天》作于 1922 年 11 月，我的《女神之再生》作于 1920 年 11 月，我们的认识和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还大有距离，故我们当时还不能体会到共工神话中人类改造自然、改造客观世界的潜在意义，经主席这一点出，就好像在中国的神话世界中高擎起一只火炬。”

花如此若大精力来改词、考证和发挥，恐怕只有 oo 年代的毛泽东才有此番心境，而其中甚至渗透了他 60 年代的某些心意也未可知。

把红军比作远古的共工，即使鱼死网破，也要求得“胜利”。其实，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仍然打得比较利索，用的还是调动敌兵打伏击的老办法。在江西吉安东固一带，待敌二十多天，全歼敌人一个师。接着，转入反攻，朱、毛指挥红军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十六天中打五个大胜仗，歼敌三万余人。

本来有腿疾的何应钦，只好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南京。

毛泽东后来称这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他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也写得痛快淋漓，且结尾不乏幽默：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三路大军齐进逼。包抄急，拉朽摧枯如霹雳。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60 年代初，毛泽东把上阕第三句“三路大军齐进逼”改为“枯木朽株齐努力”。又把第四、五两句改为“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人”。

第二次“围剿”结束不到一个星期，蒋介石便开始筹划第三次“围剿”。前两次让别人替自己揉眼睛，结果揉出的只是眼泪。这一回，他决心亲自出马了。他心中显然存有一个大疑问：当年耍笔杆子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哪里学来这等打仗的本事。

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率三十万人马来了。采取的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新战术，意在寻红车主力决战。三万红军主力四面受敌， 可以回旋的余地仅方圆几十里。毛泽东亲率主力从敌军结合部实行穿插，竟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突破重围，然后从后面打一个措手不及。毛泽东为这一战法取了一个兵书上找不到的名字——“钻牛角尖”。

这一战，打得很险，也很精彩。可毛泽东却没有写诗。为什么？因为他的政治命运又一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十 “心情又是郁闷的”

1931 年 9 月 28 日，在蒋介石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宣布撤销南昌行营的同一天，毛泽东回师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然而，中央决策层似乎并没有为这位凯旋将军感到特别的骄傲，相反， 他的命运却由此发生了变化。

两个月后，毛泽东站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主席台上。他被选为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从此，人们叫他“毛主席”。

可“毛主席”此刻的心里并不好受。

从这年年初开始，中央先后派项英、任弼时两批人来到中央苏区，成为党的最高负责人。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即己动摇，他已经不能全权行事。此后不久取消红一方面军的名义，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在军事斗争压倒一切的形势下，中央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只不过是后方的一个闲差。这一切，多是在上海的王明、博古一群年轻人遥控指挥的。

毛泽东又一次带着贺子珍远离红军，到瑞金东面 20 多里的东华山养病赋闲。他看中了山顶上的一座古庙，住进了左边的耳房。平时读读书，也和庙里的两个主持和尚聊聊佛教。

后来红军打赣州遇到麻烦，到江西不久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就派项英到东华山请毛泽东出来指挥。他二话没说，就带病冒雨下山，指挥红军一举解赣州之围，又攻下漳州。可好景不长。1932 年 10 月召开的有名的宁都会议，“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特别指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

毛泽东又一次丢失了兵权，被调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一直到长征开始再也没有回到红军。他又一次只好去养病了。住进长汀一个叫傅连暲的基督教徒开办的福音医院，照旧是读读书，有时也和傅连暲聊聊耶稣基督（这位当时奉信基督的医生后来参加了长征，再后来成了新中国政府的卫生部长）。还一道去爬过一趟附近的卧龙山，毛泽东说：南阳有个卧龙冈，诸葛亮在那里隐居过；长汀又有个卧龙山，不知哪个隐士在这里住哟。

1933 年 1 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人苏区， 直接领导中央根据地的工作。博古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到达苏区瑞金后，看毛泽东不大顺眼。他们认为毛泽东没读过几本马列著作，满口尽是些“子曰” “诗云”，打仗居然靠《三国演义》，还老写古诗，甚至连毛泽东常说的“革命者爱吃辣椒”一句玩笑话也成了一条罪状。苏区掀起批判“毛派”的政治运动。毛泽东相当于总理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之职随后让洛甫代替，只剩下一个礼仪性的政府“主席”之职。

这样，他的日常工作是清查田地，号召植树，检查春耕，到学校去讲讲乡村基层苏维埃政府应该怎样工作之类的事情。

当然，也要作一些文化艺术宣传方面的工作。

事情也是巧了。1929 年毛泽东失权期间，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他的形象， 只是那时他并不知道。1932 年 12 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他却在舞台上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这是一出“赣南双福兴”戏班社编演的东河戏《活捉张辉瓒》。东河戏是江西古老的地方剧种。剧中的毛泽东由老艺人张桃园扮演。这个戏先后在瑞金演了 50 多场。有人说，这是中国戏剧舞台上第一次出现毛泽东形象。

1931 年后，一些艺术家陆续来到苏区。在 11 月召开的全苏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还专门组织了一场水平不低的文艺演出。主要剧目是《黑奴吁天录》。在苏区的山沟里演出这部 1907 年根据美国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名剧，应该说是一个象征，说明红军的文艺工作开始有了一些声势。

后来十分有名的文艺家李伯钊、沙可夫、石联星都参加了《黑奴吁天录》的演出。他们的编制当时在红军学校的俱乐部。不久，毛泽东让他们组织起专业的“八一剧团”，后来以此为基础组建起“工农剧社”，开办戏剧训练班，培养演员。有七八个县还成立了蓝衫剧团，主要演出歌舞，演员发展到六、七百人，办起了蓝衫剧团学校。稍后，瞿秋白、冯雪峰、成仿吾等文化名人也陆续来到苏区。在新成立的政府机构里，有一个人民教育委员会，即教育部，瞿秋白和沙可夫分任正副部长。下面专设了一个由李伯钊为局长的艺术局。瞿秋白把蓝衫剧团改名为苏维埃剧团，把蓝衫剧团学校改为高尔基戏剧学校。这些机构，顺理成章的由毛泽东和瞿秋白来领导，毛泽东和这些苏区文艺运动的开创者们也就成了朋友，经常观看他们组织的演出。

毛泽东很看重这支文艺队伍的作用。

1932 年 12 月，原属冯玉祥西北军的季振同、董振堂等人率 26 路军在宁都起义后，编为红五军团。毛泽东把李伯钊等人找来，对他们说：要组织红军宣传队去慰问他们。北方军队到南方，生活不习惯，也有人闹情绪，要做做工作，唱唱歌，演演戏，让士兵懂得为谁打仗，为谁牺牲，唱歌演戏不要离开这个题目。后来他们编演了话剧《为谁牺牲》。这是中央苏区留传下来的一个重要剧目。

戏剧演出，在苏区又叫化装演出，或演新戏。在毛泽东看来，这种艺术形式，可以帮助做各种各样的动员工作。比如，动员群众把米谷借给红军， 这是后方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可有些老百姓不愿意借怎么办呢？毛泽东就搞起一个借谷运动，还起草一个政府《训令》，里面说：“这一借谷运动的完成，一定要靠着很好的宣传鼓动工作，宣传言同要非常通俗，并要用各种方法，如演新戏，化装演出。”

苏区的文艺运动，主要表现为戏剧运动。毛泽东把它作为衡量地方苏维埃各级政府工作成绩的一项指标。他率政府检查团下去搞调查，跑了一圈， 把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列为模范乡。在随后写出的调查报告中，专门讲到这两个乡的文化运动。说长冈乡有四个俱乐部，俱乐部都有新戏，希望每个乡苏维埃都要学习长冈乡的文化工作。又说才溪乡上、下才溪各有一个俱乐部，上才溪还有一个三十多人的新剧团。

从事文艺宣传工作的是知识分子，那时的苏区特别需要这些知识分子。有那么几个，简直当宝贝。在土地革命中搞成分界定时，毛泽东提醒各级政府：所有为苏维埃服务的编辑、著作家、艺术家是“使用脑力的劳动者”， 属“贫民成分”。

这大概是当时毛泽东对包括文艺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定位。这同他后来的说法不同。后来，知识分子一般被他称为“小资产阶级”。

在后方工作，毛泽东耳边很久没有听到枪声了。他的那匹大白马——1929 年打长汀时从敌军旅长郭凤鸣胯下夺来的坐骑，也很久没有在战场上奋蹄驰骋了。它似乎和它的主人一样，渴望着硝烟弥漫的地方。

虽然时常听见大白马仰起长颈嘶鸣，可毛泽东的诗笔还是停了两年。直

到 1933 年夏季的一天。

那是 6 月，毛泽东骑着他的大白马从瑞金沙洲坝赶到宁都，参加由博古主持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批评提出申辩，但遭到的是更严厉的批评。重返前线的愿望最终成为泡影，会后， 他心情沉重地牵着马踏上归途。天公似乎也同情他的处境，竟下起了阵雨。

傍晚时分，雨过天晴。在离瑞金 60 里的一个叫大柏地的村镇，毛泽东停了下来。大柏地——这里他太熟悉了。突然。他的目光盯在了村旁一处农舍的墙壁上面，几个被射出的子弹咬出的坑凹，透露在一抹抹夕阳金光里，格外地刺眼。

战争，那逝去了的战争，真像是不速之客，来叩打他本已无法平息的心扉，顿然间撞开激动人心的回忆闸门：

1929 年 1 月，朱、毛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但出师不利，先是在大余县打了败仗，又被敌军李文彬和刘士毅两个旅追了一路。2 月 9 日， 大年三十晚上，朱、毛且战且走，来到了瑞金和宁都之间的大柏地。这里山峦起伏，有一条狭谷，中间是通往宁都的路，两边的山被称为关山，长满参天大树。新年初一，毛泽东在这里布下口袋阵，引敌上钩，来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活捉了敌军两个团长。打了离开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胜仗。接着顺势北上，第一次占领宁都。

又是宁都。四年前，是朱、毛红军第一次占领宁都；一年前，又是宁都会议使毛泽东失去兵权，不得不离开红军；今天，刚刚开完的第二次宁都会议又使毛泽东重返红军前线的期望化为泡影。

在这旧战场遗址前，毛泽东如何不百般感慨。刚过的阵雨似乎洗去了积年的尘污，把昨天的战争场景冲刷得更加清晰；飞动的彩虹陡增装点，又似乎把眼下的沉闷境遇照映得明艳起来：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毛泽东不写“小我”的诗格诗品，在这首《菩萨蛮·大柏地》里又一次体现出来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凭吊起旧战场来。按古人作诗的逻辑，接下来常常是通过战场旧址的描写把自己的现实不平境遇透泄出来，以归结到“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无奈惆怅之中，特别是对曾经挥戈沙场的人来说，尤其会如此感叹。

可毛泽东没有这样。尽管他展示的是一片不可思议的宁静气氛，可他用自己的诗心激活了天空的五颜六色，赋予彩虹以生命，起笔造势，出手不凡。晚唐花间派词人温庭筠也曾用《菩萨蛮》词牌写过雨后黄昏的景致，其中有“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两句。毛泽东的“雨后复斜阳”明显是化自温词，可下句的不同，却境界大别。一个写零落的花香，纯是孤情绵意：一个写茫茫的山阵，依旧是沉雄一路。

下阕写战场旧址和作者的感受。诗眼当在“弹洞”与“更好看”几字上

面。战争留下的弹洞陈迹，依然是胜利的见证。正是那些逝去的战争，给村落带来创伤，可它破坏了旧的，分娩出新的，一个新的红色国家。战争结果的不同，战场旧址的感觉也不同；战争观念的不同，写战争的美学风格也不同。于是，旧战场不再是李白笔下的“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也不是李华笔下的“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流血铺洒过的战场旧迹，却在毛泽东心灵世界里鲜活明艳起来， 江山变得更加妖娆动人了。

毛泽东在凭吊旧战场吗？是的。可这里没有荒芜的凋败，没有欷歔的人生感慨。但既然是凭吊，总该有些现实情绪的渗透。毛泽东后来曾说，这首词体现了“郁闷”的心情，可我们在词里确又难以找出这种情绪。毛泽东对自己这个时候写的诗词后来多作了改动，可这首词却没有留下丝毫的修改痕迹。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在后来把原本反映“郁闷”的词句改掉。那为什么他还说是“郁闷”之词呢？

唯一的解释，恐怕是：对一个“兴趣在打仗”（周恩来当时语）的诗人来说，在依赖靠写旧战场来抒怀的时候，这本身不就是一种“郁闷”，一种凭吊么？！

就在毛泽东写下这首《菩萨蛮·大柏地》三个月后，使革命走向失败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打响了。

与此同时，博古依赖的洋顾问李德来到了苏区。这位洋顾问后来曾把他初来乍到时对毛泽东的印象写进他的《中国纪事》里面：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最初印象，与其说是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谨慎的态度， 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

一向话锋繁富的毛泽东，在高层接触中如此“谨慎”，不正是“郁闷” 的表示吗？

毛泽东处于郁闷中的时候，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打得越来越苦。1934 年 4 月，红军在广昌打了大败仗，广昌丢失，苏区的南大门洞开在敌人面前。红色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

这时的毛泽东，刚到瑞金南面的会昌县（中央苏区粤赣省省会所在地） 的文武坝。名义是养病兼作巡视工作，实际上差不多是赋闲。广昌之败，毛泽东无可奈何。此前他曾三次向中央献退敌之策，遭遇却像辛弃疾说的那样： “却将万字平虏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只能等待，闲下来便去爬山。

会昌东连福建，南接广东。县城西北有一处高峰叫岚山岭。7 月 23 日这天清晨，碧空如洗。毛泽东在粤赣省委书记刘晓和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等人的陪同下，踏着朝露登上了这座高峰。在这里，可以俯瞰被曙色笼罩的会昌城景。往东极目远眺，是郁郁葱葱的绵延群山，山下，是一片金黄的早熟稻田。看着这大好河山，想起六年前，“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在这里激战过， 五年前，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征战赣南闽西时，曾到过他极目所见的会昌县境。而如今，根据地的面积越来越缩小了，敌人重兵已经向苏区中心地带推进。

同样是感慨万千：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这首《清平乐》，毛泽东初拟题为《登会昌山》，后改为《会昌》。他在 60 年代回忆说：“会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

关于“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毛泽东后来曾作批注：“一九三四年， 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心境。”

同样，我们在这首词里，仍然看不见“郁闷”的表示。有的只是“踏遍青山人未老”的生命自信（与其早年的“自信人生二百年”有异曲同调之意）， 和眼前“独好”的风景，以及“更加郁郁葱葱”的未来。作者对党内混乱局面和大兵压境的危机毫不灰心的胸怀，似乎己化作浓绿的林涛，把旭日喷薄和劲风摇撼的激情，注入那永恒的群山。

“郁闷”在何处？

在“独好”的“独”字。有人解释说，“风景这边独好”，是指毛泽东在会昌期间利用他在红军中的影响，指导红 22 师打了一些胜仗。

郁闷还在“莫道君行早”的“君”的孤独寂寞。关于“君”，后来诸家有不同理解，因为要翻译成外文，袁水拍、叶君健等人便去问毛泽东。毛泽东解释说，这个“君”是指作者自己，而不是别人。

“郁闷”还在于那字面背后没有言传的形势。

就在毛泽东在会昌登山那天，中央已经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命令湘赣根据地的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这无疑是为中央红军的远征作探路准备。

几天之后，中央电令毛泽东赶回瑞金。这时，中央机关己第三次搬迁到离瑞金城西边近 40 里的云石山。山顶有一座古庙，大门两侧镌刻有一幅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云深不老春。”红色国家的主席毛泽东被安排在左厢房住了下来。闲时仍然是坐在一棵大樟树下的青石凳上读书。

寺院的右厢房住的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

张闻天原本同博占的关系很密切。可渐渐地，由于在一些问题上同博古他们发生分歧，便被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了。眼下也是多半赋闲。

除了对时局有一些共同话题外，两位邻居都喜欢文学。1924 年，张闻天参加共产党的前一年，他还做着文学梦呢。他发表的长篇小说《旅途》，列入茅盾、叶圣陶、冰心、王统照等人组成的文学研究会的作品丛书。此前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论述歌德的《浮士德》的文章，在中国文学评论界， 据说是最早的一篇关于《浮士德》的专论。

在交谈中，毛泽东从张闻天口中知道了更多的时局内情，张闻天则从毛泽东那里更多的了解了他的想法，并且表示赞同。

他们只能是私下里交换意见，担忧红军和党的前途，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一批批伤员从前线抬回来。当他们耳边听见枪声时，敌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

1934 年 10 月 18 日傍晚，患病的毛泽东被人抬在担架上渡过被深红似血的夕阳涂抹的于都河，他回头深情地望着被渐临的夜幕掩盖的山影，伴着战马的嘶鸣，萧瑟的秋风送来依依不舍的苏区人民的歌声——

九送红军上高山。 一阵北风一阵寒。 问一声啊红军哥—— 几时人马再回还？

十一 《娄山关》：悲壮的复出

西去的红军将走向哪里呢？

那一路，对即使没有亲历的人来说，也可以想见是相当壮烈的。一万多人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挑着一千多副担子，有的甚至十几个人抬着印红色钞票的机器，被红军一、三、五、九几个主力军团拱卫着慢慢前行。绵延几十里的队伍，有时一天只能走过一个山头。难怪有人说，这哪里是行军打仗，是抬着埋葬自己的棺材走向死亡。

才走了一个多月，到 12 月 1 日渡过湘江时，八万多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了。

湘江之战后，红军损失过半。漂流在江面上的尸体似乎在发出某种悲壮的控诉；一江鲜血给幸存者带来空前的震撼。

仗还能这样打下去吗？红军还能这样走下去吗？

博古、李德在红军的根基摇晃起来。担架上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开始讨论了。毛泽东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这当然不是只在担架上讨论，最终的政治舞台在中央会议上。在失败和红军官兵的压力下，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开始重返中央的核心会议。

12 月中旬开始，经过湖南通道、贵州黎平、贵州猴场几次会议，毛泽东在中央逐步有了发言权，他的意见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

1935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来到了贵州遵义城。据说这天他是骑着那匹大白马进城的。

在随后举行的众所周知的遵义会议上，清算了“左”倾军事路线。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进入领导核心，帮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大约在 3 月

12 日，中央在贵州一个叫苟坝的地方，成立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小组，他们是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在长征路上复出的毛泽东，最先写下的不是笔下的诗词。而是“四渡赤水”这一军事上平生最得意的一笔。

复出的毛泽东来了诗兴。可他对四渡赤水这一神采飞扬的军事行动却不置一词。他似乎已无意写战争了。他写的只是他在战争中，特别是在行军中的一种感觉。

那是 1935 年 2 月 28 日，红军二渡赤水，第二次打下遵义，他和军委纵队一道跨过娄山关的时刻：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娄山关在遵义城北的娄山的最高峰上，是防守遵义的天险要冲。红军是拂晓时分向这里进发的。当年参加长征的文学家成仿吾回忆说：“我军猛攻娄山关高地点金山，经过肉搏，占领了这个制高点，然后连续冲锋，把敌人完全击溃，傍晚占领了娄山关关口。”毛泽东往这道雄关上登临的时候，还迎面碰上抬下来的一个伤员，一条腿被打断了。毛泽东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钟赤兵，是红三军团的一个团长（后来钟赤兵成了新中国有名的独腿

将军）。很多年后，毛泽东还谈起这个细节。登上山顶，太阳还没有落山， 战场也还没有打扫干净。硝烟轻抚着血迹，毛泽东走近在野草丛中竖着的一小块石刻前，指着上面“娄山关”三个字，和身边的人讨论，这种书法是什么体。看来，他当时的心境既沉重又轻松。无论怎样，娄山关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随后，作了这首《忆秦娥·娄山关》。

这是毛泽东平生写得最好的三首词之一。不妨多说几句。

为这首词，毛泽东后来专门作注说，此词的写作大背景是：“万里长征， 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难怪，《娄山关》给人的印象是如此苍凉和凝重。上阕仿佛是把某种巨大的即将炸裂的东西用劲捂住，带来更多的想象和威慑。在这罕见的压抑沉默中，给人一种引而不发的情绪积累。下阕倒是把视野放得很开阔、可依然是那般在雄浑中透出急闷和悲壮。那里好像突现着作者自己的形象，夕阳的最后一抹晚霞染红了天空和群山，他身上的灰色军装也变成了桔黄。这里，没有战斗胜利后的喜悦， 全词甚至没有一字写胜利本身。

不过，毛泽东此时的“沉郁”，同他写《清平乐·会昌》时说的“沉郁”， 恐怕有些不同。那时他没有指挥权，离开前线，耳边没有枪声，在大兵压境的情势下只能无可奈何地去看山。过娄山关，却是在他的指挥下，红军打了第一个胜仗。这时的“沉郁”则是他自注中说的关于长征的困难和前途的思考。

有人或许说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前途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这无疑是几十年来真把毛泽东当成了神的隔雾看花。哪里知道亲历者的内心感受？ 复出的毛泽东作为红军统帅，肩负非凡使命，内心的忧患和沉重，可想而知。这是他不同于纯粹诗人的地方，也是提醒我们理解他的诗词不可或缺的一个角度。只有那些只有文人这一种角色和志大才疏的纯粹诗人在谈论政治军事的时候，才会把一切都看得易如反掌。如闲居的李白在安史之乱时，突然奉诏，禁不住唱道：“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甚至表示，可以“为君笑谈尽胡沙”，仿佛真的是袖里乾坤一般。这样的人，一干事，准会碰壁。

重掌兵权的毛泽东，感觉到的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

无论对谁来说，战争都是在特别紧张和压抑的心理情绪中展开的。在《娄山关》里，“马蹄声碎，喇叭声咽”两句中的“碎”和“咽”字，表现的就是这种心理感受。马不是狂奔，而是走着又急又细的步子，军号也不敢吹得太响，只能压得像哽咽的喉咙发出的哑声——殊死搏斗前的压抑和沉闷。结尾两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似乎放开了，可其中的“海”和“血”无疑是对未来的一种体会和感觉——向着一个接一个的雄关漫道作出悲壮的挑战。

由于上阕写了“西风”、“霜晨”，好像是秋天的景致，而过娄山关实际上正是冬天，关于这首词写的是几次行动的事情，就生出不同的看法来了。直到 1962 年由作者亲自说明，才有了定论。

1962 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

《人民文学》编辑部搜集了毛泽东此前未曾发表的六首词，准备在 5 月号上发表。发表前，编辑部请郭沫若写一篇评论文章。郭先生自是反复琢磨，于 5 月 1 日写出《喜读毛主席〈词六首〉》，5 月 9 日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清样，

郭沫若马上写信送请毛泽东“加以删正”。这次发表的六首词本不包括《忆秦娥·娄山关》，为了说明对毛泽东的诗词虽“人人爱读，⋯⋯却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郭沫若在文中便举了自己对《忆秦娥·娄山关》一词的理解过程为例，还说之所以出现理解不同，原因之一是“主席酝酿每一首作品的客观情景与主观气氛，不容易揣度”。

郭沫若是这样“揣度”的：

上阕写的清早，下阕写的是晚上。我曾问过广州的同志们：这词写的是一天的事，还是不是一天的事？他们的回答便有分歧。⋯⋯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是一天的事。曾经把贵州《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出了由遵义城到娄山关是七十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晨由遵义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 1935 年 1 月。第二次又

经过娄山关回遵义，是在当年 2 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阕写的都是秋天？⋯⋯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 1934 年的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了这一层，全词才好像豁然贯通了。

毛泽东在审看郭沫若的《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文清样时，把原文中有关《娄山关》这首词的写作情况的考证全部删去，在边旁空白处，以郭沫若的口吻加写了长长的一段话：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1935 年 1 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 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 2 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 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活，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不知为什么，《人民文学》5 月 12 日发表的，仍然是郭沫若的《喜读》原文。大概是毛泽东退回改样时，这期《人民文学》已经印出，也许毛泽东的改样本来就没有退回去。于是，这篇“改文”只好作为关于自己的作品的一个“自注”留存下来。公布它，己是三十年以后的事了。

毛泽东向来不主张对自己的诗词作解释，理由是见仁见智，不好由作者为注家画框框。他对《娄山关》解释得如此详尽，更见其难得。毛泽东的解释，使注家有争论的问题得以廓清：

全词是写一天的而不是两次事，上阕写清晨，下阕写傍晚。

描述的是 1935 年 2 月第二次占领娄山关的事，而不是 1 月第一次占领娄山关的事。

该词是后来追写的，而非 2 月 28 日当天吟咏动笔。

词中“从头越”宜解为重新跨越娄山关，而不宜解为从山头上跨越过去。词中“西风”、“雁叫”、“霜晨”是写云、贵、川一些地方的冬天实

景，而非一般诗词中的秋景。

他最为得意的句子，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两句，无疑是他登上娄山关制高点后的听见

和所感了。句中没有一览众山小的灵透豪迈，却是茫茫的山海和血红般的落日。当时，伫立娄山关的毛泽东或许已经意识到，对自己的复出和这场战斗的胜利，还不是庆贺的时候，因为无论在这之前，还是之后，都是一段悲壮的行程。他后来特别喜欢这两句，大概是正好表现了他当时对艰难前景的感受吧。

十二 让青山作证

1935 年的毛泽东，最真实的形象是什么？有人说是一位目光敏锐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位带着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风度细心研究地图的战略家。

这个形象，或许在 10 月翻过氓山以后更加鲜明。

毛泽东后来在解释《忆秦娥·娄山关》时，在说此时心情“沉郁”之后， 接下来还有这样几句话：“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心情。”

这里说的“以下诸篇”，是指《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

有意思的是，这几首，都是以山为描写内容的。诗人毛泽东对山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偏好。

在 1996 年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所收的 67 首作品中，以山为题和写山的，就有三十多首。他的代表作，无一不是以山为题材。这大概因为他的诗词不是在屋子里写出来的，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人们称他为马背诗人， 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的辉煌，革命的事业，也正是从”山里”起步，靠着对山的跨越才曲折地走向成功。

1935 年 2 月间，这位马背诗人在哼完《娄山关》以后，又上路了。一路上依然是在崇山峻岭中穿行。山连着山，一山更比一山高，一山更比一山雄， 一山更比一山险。山，几乎成了红军官兵生活的一部分，成了红军官兵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实在的仇人，成了红军官兵的生命的一部分，从而也成了诗人毛泽东的灵感源泉——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这三首以山为题的《十六字令》，写作时间向来模糊，只说是 1934 年至

1935 年。无论是 1986 年版的《毛泽东诗词选》还是 1996 年版的《毛泽东诗词集》，都把它排在《娄山关》之前。从词背后的情绪来看，放在《娄山关》的后面似乎更合适一些，至少可以看作是对一年长征途中行军所见的概括。

作品没有具体写是哪里的山。是一种虚写，写的是一路上自己对各种各样、各姿各态的山的总体感觉。

感觉之一：高耸。在剽悍神速地打马越过之后，回头一看，才发现这座山之高，离天只有那么一点点距离。

感觉之二：壮阔。在对山的一种横视中，仿佛连绵起伏的巨浪奔马。这不正是对“苍山如海”的一个形象注脚吗？

感觉之三：陡峭。陡峭不是一般的高，而是险挺，是尖锐，尖锐得像利剑一样刺破了青天。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4 年 10 月开始长征，随红一军团行进的毛泽东先后翻越了二十多座大山——

江西：雷岭（大庾山脉支脉）。

广东：苗山，大小王山，大盈山（均为五岭山脉支脉）。广西：永安关（湘桂间要隘），白茅隘（瑶区要隘）。 贵州：紫金关（五岭山支脉），娄山关。

四川：小相岭（入川的主要隘口），冕山（彝人扼守要口），大相岭（属甘竹山），夹金山（邛崃山脉雪山），梦笔山（邛崃山脉雪山），长板山（雪山），打鼓山（仓德与打鼓山之间的大雪山），拖雷岗（百里无人烟的雪山）， 腊子山（无人烟），分水岭（高原草地）。

甘肃：朵扎里（大山荒林）、岷山（属大刺山），六盘山。

在崇山峻岭里穿行，正好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梦想过的环游四宇。但这并不是一次轻松的旅行。在他的诗里，那些像战阵、像利剑的山峰，虽然被看得不在话下，可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在这些自然山水的阻隔面前，决不会有亲近可爱的感觉。当红军借助明月或打着火把在若明若暗的夜色中跋涉的时候，盘根错节的乱石，或令人战怵的悬崖峭壁，都仿佛是张着血盆大口在寻找机会吞噬这支奇异的军队，更何况还有那比这些山崖更险恶地要消灭红军的敌兵。

红军完全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是 1935 年 5 月渡过金沙江以后。这期间， 毛泽东没有写诗。他说，“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豁然开朗，自然又来了诗兴。翻越岷山，是 9 月间的事情。10 月间，他一口气“哼”出四首诗词：

《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毛泽东的心情为什么一过岷山就开朗起来，接着就诗兴大发呢？

6 月间，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随后，分左右两路北上。9 月上旬，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坚持南下，在无法说服张国焘的情况下，毛泽东等率红一、三军（即原来的一、三军团）继续北上。9 月 12 日，在甘肃俄界把部队改编为陕甘支队，随后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

在翻越岷山前，两大红军主力虽然会师了，但又面临着分裂的危机，每次开会，会场都弥漫着劣等纸烟散发的复杂气味。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要挟中央，争权力，算是要争正统吧，甚至想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用非常手段来解决他和中央的分歧。面对来自内部的挑战，毛泽东当然不会感到愉快。翻越岷山后的第三天，即 1935 年 9 月 20 日，毛泽东在甘肃宕昌县哈达

铺读到一张报纸，意外地发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陕北仍有刘志丹的红军和面积不小的苏区，到那里只有七百多里路程。他当即决定：到陕北去。实现北上抗日，创建根据地的目标。随后就派人同陕北红军联系。

长征的落脚点这才最终定了下来。这对一年多来饱尝苦辣艰辛、且战且走，选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落下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漫无目的行走的红军来说，有什么能比这个消息和决定更让人高兴呢？

中央红军的长征就要结束了。对毛泽东来说，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写诗。写什么呢？还是回顾一下这一年多来的历程吧：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不用雕琢，只是拿红军艰难而豪迈的跋涉脚印，把两万五千里的万水千山串在一起，就构成了一首诗。虽只有 56 个字，虽只有一年的跨度，记录的时空内涵，在诗史上却是罕见的沉重和遥远。

在毛泽东的想象中，山，不再那么高险了，仿佛“细浪”“泥丸”一般。诗中的“五岭”指从江西到广西途中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座山岭，“乌蒙”山在云南、贵州边界一带。光是这些山岭名称，就使人想起蛮荒、粗犷、险峻。

诗中写了两条“水”，金沙江、大渡河。长征曾渡过近 20 条江河，谙熟历史的毛泽东选择金沙江和大渡河人诗，头脑里或许闪着两个令人难忘的名字——诸葛亮和石达开。《三国演义》里，金沙江被称为沪水，那里在春天时就已热得不得了，毒气聚于水中，泅渡或饮用，都会中毒。诸葛亮在四五月间南征时，部下马岱率军渡沪水时，不知此情，折损了一千多人马，后在当地老乡指点下，才在夜静水冷之际安全渡过。红军过金沙江也正好同诸葛亮南征同一个季节。说起大渡河，人们自然又要想起石达开。70 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十几万军队在这里全军覆灭；70 年后，蒋介石的飞机也曾向红军撤下了“毛泽东将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传单。

令毛泽东和红军自豪的是，无论是金沙江还是大渡河，都没有让历史重演。尽管刚过大渡河，毛泽东便遇上一次大险——敌人的飞机扔炸弹把他身旁的卫士长炸死了。他们往前走着，没有了金沙江两岸高耸入云的山崖给人的那种“暖”热，也没有了爬行在被敌人抽去桥板的大渡河高悬的铁索上面时的“寒”意。吴玉章回忆说：过岷山那天，“天气特别晴朗，⋯⋯我们很快登上了岷山的山顶，从山顶远望山下的田野，牛羊成群，农民在田间辛勤劳动，大家很愉快地像潮水般涌下山去，到了大草滩宿营地。在回汉族人民的热诚欢迎中，我们很快进入了村子。”这正好是毛泽东诗注里说的“豁然开朗”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心情。用诗里的话说。就是“更喜岷山千里雪”。

《七律·长征》是毛泽东最早公诸于世并传到西方的诗作。

有的老红军曾回忆，红军到甘肃通渭县时，毛泽东在县城文庙街小学举行的晚会上，就曾亲自朗诵过这首诗。1936 年美国记者斯诺在陕北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又亲自把这首诗抄给了他。斯诺在他后来的书中说：毛泽东“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

《长征》公开见诸文字，最早是在 1937 年 4 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

出版的一本叫《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书上。该书的主要内容是斯诺 1936 年在陕北采访的报道和讲演，以及毛泽东同他的谈话。担任总编译的青年学生王福时后来说，这本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斯诺的极大帮助，《七律·长征》就是斯诺提供的。该书第一版就印了 5 千册，后来在国内很为畅销。该书出版的第二个月，王福时陪同美国的尼姆·韦尔斯访问延安，当面赠送给毛泽东这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于是他成了这本书的较早读者，大概也是他平生第一次看见用铅字印出的自己的诗作。

斯诺用英文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最早是 1937 年 10 月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1938 年 2 月，上海复社翻译成中文本时译名为《西行漫

记》。斯诺在书里把这首长征诗作为第五章的结束语。他说：“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既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首关于这次 6 千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这本书在国内的发行量就更大了。

随着这两本书的流传，人们才惊讶地知道，被国民党报刊宣传为“草莽匪首”的毛泽东，竟然会写诗。同志朋友之间，也是欣然不己，1941 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生前就写了一首《和毛主席长征诗》。毛泽东 1945 年到重庆，柳亚子也向他索“写《长征》诗见惠”。

到陕北后，毛泽东如此乐意把自己的诗介绍给世人，看来是一般的语言己不足以透彻地表达他半生经历的惊涛骇浪了。他不是把长征前的诗词而是把有关长征的诗介绍给世人，看出长征经历在他的生命感受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他不是把长征中写的其他诗词而是把《七律·长征）介绍给世人， 可见这首诗在他写的长征诗词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长征，本来就是充满诗意的壮举。可对许多当事人来说。特别是一般的士兵，他们当时的头脑里大多不会跑出诗意的幻想，有的只是如何应付如何度过道道难关。倒是一些传统文化造诣不低的老革命者和将军们，时有诗兴。如陈伯钧写了五言古风《夜来北风起》，李一氓写了七绝《大渡河怀古》， 谢觉哉写了七绝《马夫老乡》，林伯渠写了七律《别梅坑》，萧克写了七律

《北渡金沙江》。走在行军行列中的作家成仿吾后来惊喜地回忆说：“我们那些一起爬雪山草地的老同志（当然他们有那么深厚的情感要表达出来）， 居然大写起五、七绝和长诗来，虽然不那么合乎韵律，有点可惜，但精神可嘉。”

对毛泽东来说，备历艰险的征程，在他的脑子里催化出形形色色奇特的艺术感觉。人们如果是在后来回忆描述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往往需要许多的文字，而他只把它们浓缩在几行诗句当中。

毛泽东把自己的诗介绍给了世界的时候，他的诗也第一次出现了国际性的主题。

翻越岷山时，他在山顶上极目四望，第一次看见了雪峰如海的世界。

岷山，也可以算作是横贯新疆、西藏，东入青海的昆仑山脉的一个分支。昆仑向来是古代传说中仙人聚居的神山。晋代张华《博物志》里说：“昆仑山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还说著名的神话人物西王母就住在这里。

在酝酿《七律·长征》的同时，眼前神话般的白雪山巅进一步扩展了毛泽东的诗情。他的想象已经超越两万五千里的风云，落在横空出世、似见非见的昆仑山脉，感受着人类的过去，畅想着世界的未来：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这首《念奴娇·昆仑》，最奇特的想象是把既能冰封宇宙，又能消溶宇宙的浑莽昆仑砍下来分给世界，从而使人类寒暑相同，共冷共热，在民族平等中进入大同世界。

古来诗词，使典用事，多涉及昆仑，但都取其神话奇境。毛泽东此词以昆仑为题，既有遥望想象的虚幻境致，又有身临目接的现实感觉。伫立岷山峰巅、事实上看不到终年积雪浑莽的昆仑山主脉，显然是神话传说的积淀， 刺激了他对昆仑的艺术构想。但他又避开了古代诗人的既成思路，没有去写种种传说，而是实写昆仑的形貌气势（“高”）和自然特征（“雪”），评说它的千秋功罪。

毛泽东后来说：“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 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

红军长征的一个基本口号，就是“北上抗日”。站在岷山上的毛泽东， 那个时候恐怕是很难在未来的世界里想到日本的。那时一提日本，对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来说，都不能不有一种同仇敌忾的情绪。

对红军来说，眼前最迫切要应付的是死心踏地要“剿灭”他们的国内敌人。在毛泽东的比喻中，这个敌人就如硕大凶恶的“苍龙”。

如果说《七律·长征》是一部关于长征的史诗，那么，紧接着的《昆仑》和《六盘山》，仿佛就是在两侧为这部史诗作证的青山。

1935 年 10 月 7 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跨越六盘山。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随后，作《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后来，毛泽东对这首词批注说：“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

据说，这首词最初是毛泽东过六盘山时写的《长征谣》。1942 年 8 月 1 日，新四军办的《淮海报》刊登的词句是：“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六盘山呀高峰，赤旗漫卷西风。今日得著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这首《长征谣》很像是为了谱曲传唱， 对原词进行加工后的歌词，未必是毛泽东一开始就有意作了一首《长征谣》， 然后才改成《清平乐》的。

六盘山的主峰在宁夏固原县。毛泽东诗咏六盘山，建国后对宁夏来说、自然是件很值得纪念的事情。董必武曾受宁夏有关部门的委托，请毛泽东亲笔书写这首词，毛泽东欣然同意，写完后还在诗末特意注明：“1961 年 9 月应宁夏同志嘱书。”他派人把手迹送给董必武时，又附上一信，说：“必武同志：遵嘱写六盘山一同，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如此热心、自然是为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走下六盘山，毛泽东途经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分水岭。他对身边的人说： 从江西算起，我们已经走过了 10 个省，下面就要进入第 11 个省——陕西省了。那里是我们的根据地，就是我们的家了。

终于到家啦！

可这个家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安顿下来的。从江西出发以来，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最终到了这个意外的家。可这个家的四周，敌人重兵密布。马背生活还一下子结束不了。

10 月中旬，宁夏军阀马家骑兵尾随红军到陕北。19 日，毛泽东一到陕西保安县的吴起镇，就部署一场“割尾巴”的战斗。战斗前，他和彭德怀拟定的一份电报中，曾指出这场战斗的地理特征是“山高路险沟深”。21 日，彭德怀率部在吴起镇

附近的二道川击溃了马家军的两千多追兵，打胜初到陕北的第一仗。捷报传来，欣喜的毛泽东循着电报中对地势的描述，给彭德怀写了一首诗：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弛奔。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又是与山有关。一位横刀立马的伟岸将领，越山驰骋，夺关斩将，赫然眼前。

时任陕甘支队司令员的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战斗结束后，我回来时看到桌子上毛主席写的这首诗。诗的第一句恰好是电报里的那一句，只是毛主席把其中的‘路险’写成了‘路远’，把‘沟深’写成了‘坑深’，我当即拿起笔来，把最后一句‘唯我彭大将军’，改成‘唯我英勇红军’，又放回了原处。”①

这首诗后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这是毛泽东写的最后一首身临其境近在眼前的战争诗。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首赠给手下将领、赞许手下将领的诗作。

彭德怀从井冈山开始，便独统一支人马，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且不说他为创建和保卫中央苏区的赫赫功劳，就说长征，他率领的红三军团，和林彪的红一军团，一直是中央红军的两大主力。真个是逢山开路、遇水造桥的角色。毛泽东称赞这位爱将是很自然的。据说在 1947 年转战陕北的时候，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的沙家店打了一个大胜仗，毛泽东又将这首诗重新书写赠给了彭德怀。这年 8 月 1 日，冀鲁豫部队的《战友报》第一次发表这首诗时，加了个注释，把这首诗的写作地点和背景误写为长征途中腊子口战斗后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报。

这个错误的注释，无形中对这首诗后来的命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建国后，毛泽东不大记得起这首诗了。1957 年，杭州的《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把这首诗寄给他，还写了一封信，说读者给他们推荐这首诗时，宣

① 将近二十年后，1954 年“八一”建军节，一个大军区的报纸刊登了这首诗。当时在彭德怀身边任军事参谋的王亚志第一次读到，便拿去问彭德怀，彭德怀遂讲了上述那段话。见 1979 年 2 月 8 日《人民日报》载

《来信照登》。

称是长征途中毛泽东为庆贺彭德怀率兵攻取腊子口而拍给彭德怀的一份六言诗电报，请毛泽东校阅，希望允许发表。毛泽东回信说：“记不起了，似乎不像。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式打电报的， 那几句不宜发表。”

毛泽东记不起来，并说不像他写的，这中间，或许有建国后现实政治方面复杂的考虑，但《东海》编辑部误导了他的回忆也是一个原因。一误是说成是打腊子口写的，这自然源于 1947 年《战友报》的那个注释。二误是说用电报写的，电报之说倒事出有因，大概是根据那份有“山高路险沟深”字样的电报。

有毛泽东亲嘱，《东海》编辑部自然不好再发表。可同年 4 月的《解放

军文艺》却发表了，理由是 1947 年《战友报》公开发表过这首诗。看来事先也没有报经毛泽东自己同意，事后毛泽东也没有追究。

靠着“彭大将军”这些勇义之众，长征结束了。

1935 年 12 月，毛泽东和中央迁往陕北保安县的瓦窑堡后，他随即这样阐发长征的意义：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为了将来的这个收获，毛泽东决心把这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写在文字上，编印成书。多年梦想的创造新文化的“新材料”，竟是自己和红军们凭却一双脚走出来的。

更现实的原因是，红军这个壮举并不广为国内外所知。红军长征不光是红军的事，却不为外人广知，这就需要通过一种好的方式来传播，红军同时也需要通过扩大宣传来募集经费。于是，毛泽东决定编辑出版《红军长征记》。 1936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

昆联名向参加过长征的官兵发出征稿信，希望“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

这本书到 1937 年 2 月就编好了，可不知为什么，一直到 1942 年 11 月才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延安出版。有一百多位作者，三十万多字。丁玲、成仿吾等作家，都作了艰苦的编校工作。

遗憾的是，这本毛泽东寄予很大希望由集体创作的《红军长征记》，当时和后来的影响似乎并不大。或许是长征结束的时间太短，来不及沉淀；或许是投稿的作者当时的文化程度多不高，写得不好。

从长征走过来的人称“谢老”的谢觉哉。倒是认真地读了这本书。他在1945 年 11 月 2 日的日记中写道：“读《红军长征记》完，颇增记忆。没有一篇总的记述。总的记述当然难。毛主席说过，‘最好我来执笔！’毛主席没工夫，隔了 10 年也许不能全记忆，恐终究是缺文。”

准备为《红军长征记》写一篇总记的毛泽东，一生都没有动笔，果然成了“缺文”。

但是，初到陕北的时候，他在沉甸甸的黄土地上，却实实在在地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写了一座词文丰碑！

十三 黄河《雪》词，黄土《祭》文

1935 年 11 月中旬，一个来自莫斯科的人秘密到达陕北瓦窑堡中共中央驻地。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张浩，本名林育英，红军将领林彪的堂兄。他给钻了一年多山沟，与共产国际失去好长时间联系的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带来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精神， 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的，内容是结束国共内战，共同抗日，组成联合政府。陕北的中共领导人欣然接受了这个决定。以此为标志，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开始发生重大转变。

但是，这个路线不是说转就能转的，更不是共产党人一厢情愿之事。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到陕北的时候，面临着几十万军队的包围。仅陕西就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西面是“马家军”，往东是阎锡山的晋军。

这些地方势力和中共的关系各有不同。为了民族大义也是为了红军的生存，初到陕北的毛泽东，于四面重围之中不断地操起他在长征中不大常用的毛笔，给一些受命“围剿红军的地方势力派人物写去一封封声情并茂的信件。在这些信中，他找回了久违的传统古文感觉，再现出他青年时代激扬文字的灵气。他没有想到，20 年前，国文教员逼他摹写研习的古文技法今天竟派上了大用场，使他的古文创作呈现出一个高潮。

且看 1935 年 12 月 5 日致杨虎城将军信中的一段：

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 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 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 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冻霜遍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望闻明教。

再看一段稍后写给国民党军第 84 师师长高桂滋的信：

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 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其联之者，为民族革命增义旗也，其攻之者，谓其是真正之汉奸卖国贼，为四万万同胞诛妖孽也。⋯⋯区区救国之诚，谅蒙贤者深察。抑更有进者，居今日而言，抗日讨卖国贼，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此不但在国内者为然，即在国际者亦然。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阁下曷尽力图之平？⋯⋯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日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

不分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大义和真挚情感跌宕其间。至今读来，还觉回肠荡气。

可以想象得出，当杨虎城或高桂滋这些戎马半生的军人展读这文采斐然的词句时、他们肯定在心里构想着毛泽东的形象，他是个拿枪杆子的军人， 还是握笔杆子的文人？是文人，怎么能把几万濒临绝境靠刨野菜维持生命的

红军带出死亡的峡谷；是横刀跃马之辈，何有如此陈义高古而又华丽动人的神来之笔？不管他们怎么猜测，肯定都不会是像国民党报纸给人们描述的“长毛土匪”那般模样。

或许，他们觉得毛泽东多多少少是——

一个站在传统的根基上胸怀大志、谈论理想的人； 一个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卧薪尝胆、奋发有为的人； 一个在沉落起伏中傲世独立、纵横捭阖的人；

一个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文武兼备的人； 一个不大容易说清楚却充满诱惑和魅力的人！

不是偶然的巧台，当民族利益压倒一切的时候，当最需要每一个中国人都激发起深远博大的爱国情怀和力量的时候，当最需要用民族的传统和自尊来感召世人的时候，毛泽东站在了西北高原茫茫的黄土地上、黄河边上。

如今的黄土高原，黄河水流，还有那黄色天际，却沉默着。

可几千年中华民族的煌煌历史曾从这里发轫和奔腾，也在这里沉淀和衰落。而未来的中国则在这里培种、发芽和积累。

真正让毛泽东感受到这点，是 1936 年 2 月过黄河的一瞬间。

两个月前的瓦窑堡会议，中央便作出决策：渡黄河东征，在山西西部开辟局面，然后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况，再由山西转往绥远直接对日作战。

作战行动从 1936 年 2 月上旬开始，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等的指挥下，从陕北清涧渡过黄河，发起东征战役。虽是初春二月。黄土高原不仅冰冻未化，反而飘起鹅毛大雪，仿佛是要为出征的红军将士们壮壮行色。

建国后担任过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将军回忆：

一切准备停当，我们就踏着齐膝深的雪，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向河岸上走。⋯⋯走出村子不远，就慢慢习惯了，而展现在眼前的一片雪景，却把我们这些长期生长在南方的人吸引住了：白雪把整个西北高原盖得严严实实的，到处白茫茫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真是又雄伟又壮丽。

⋯⋯十点钟左右，我们来到河口附近辛关渡对岸的河边上。这时，雪已经停了，冰冻了的黄河，更有一幅奇特的景象：大块的冰块像一座座小小的银山，在水里缓缓地浮动；一阵急浪卷来，冰块就猛地一碰，激起很高的水花和四溅的冰未，发出震动人心的响声，惊起成群的长嘴巴的白鸟，贴着冰面掠过。

同样是在南方长大的毛泽东，是 2 月 21 日这天从曾思玉描绘的河口东渡的。但渡过黄河的红军在河东却遭到阎锡山晋绥军的阻挡，打了几仗。后来蒋介石调集 20 万人马增援围逼，红军于 5 月初又撤回了河西。

这次渡河东征，虽没有达到原定的战略目的，却扩大了红军，在山西十几个县开展了工作，为稍后在河东一带建立根据地埋下了种子。

对毛泽东来说，收获却不只这些。他收获了一首旷古未有的词作，写出了他一生当中成就最高的作品——《沁园春·雪》。

毛泽东是 2 月中旬在陕西清涧县袁家沟准备指挥渡河东征时酝酿这首词的。

他后来曾对人讲：黄河，是我们的母亲之河，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轻视她。说这番话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源自这时的感受。

站在秦晋高原，头顶浑莽的天，身披浑莽的雪，俯视浑莽的河，那双脚， 却踩着一个民族浑莽而又浩瀚深长的历史——昨天的赫赫辉煌，今天的屈辱困顿。

一队队穿着灰布军装，戴着红五角星军帽的官兵骑着马，或扛着枪从身边走过，被风雪笼罩着渐渐远去，融入浑莽无色的天地之间。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无疑是在重写历史。

看着这一切，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就像火团一样，在毛泽东的胸中烧了起来：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喜欢的一个一千多年前的诗人，也曾描写过浑莽雪飞的大世界：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个孤寂死灭、了无生气的世界。在毛泽东的笔下，被冰雪覆盖的世界不仅没有沉寂，相反， 却激活了历史的灵魂，更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因为在他的心中，此时的中国或许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都应该辉煌。

他的视线穿过偶尔挣出覆雪的高原黄土，融入地下那深藏的鲜活的历史长河，感受着地火的熏烤。在白雪的衬托下，那点点黄土又好像是祖先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这位 20 世纪的骄子。

毛泽东的视野变得模糊起来，这个充满生气的民族大舞台上曾风云一世的英雄们一个个出现了，他们仿佛从古老的黄土地里破土而出，穿透厚厚的冰层，带着自己的业绩和个性，来了，近了，开始重现历史的辉煌，把白雪皑皑的河山装点得“分外妖娆”，“如此多娇”。

在爱国主义的河床上、奔涌着民族主义的浪涛。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暂时不去想西方的贤哲。难怪，西方人读了这首词后的体会是：“毛心目中的英雄并没有包括列宁、乔治·华盛顿或任何一位西方人物在内。他们都是东方的，而且都是过去的。”

西方人的体会毕竟还是有些隔膜。毛泽东请出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 当然不是为了回到历史；重铸辉煌，也不是炫耀祖宗的历史，更不是请出亡灵来帮忙。这首词的要害就在最后的几笔：“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今朝”的红军，“今朝”的毛泽东，已非昔日。他们既不再依靠外国， 也不再拘泥于历史。一年的长征，证明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刻骨铭心牢记的道理：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本人的命运恰恰是这样的。

1930 年底活捉张辉瓒的那次反第一次大“围剿”，红军缴获了敌人的一

架电台。欣喜地架起了瑞金——上海之间的无线电之桥。通过上海，又和莫斯科发生联系。结果是毛泽东步入了一个三角阵势里面。他被一步步地摁下来，失去兵权，遭受批判。长征途中，中央红军的电台被打坏了，从此和上海，和莫斯科失去联系，而决定毛泽东复出的遵义会议，正是在任何人都无法遥控指挥，也无须任何人批准的情况下召开的。

红军，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从来都只属于中国。对此，毛泽东似乎比任何人心里都清楚，都乐于宣传。

就在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雪》5 个月后，美国进步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好奇地来到了陕北。他想了解山沟里的这群特殊的中国人到底是怎样的人，对国内外形势到底知道多

1936 年 7 月 15 日晚上，在保安的一个窑洞里，伴着灰蒙蒙的马灯光亮， 这位蓝眼睛高个子的年轻记者第一次采访毛泽东时，就以西方式的敏感问道。

“很多人认为中国如果苏维埃化，苏维埃中国将受到苏联的支配，其内外政策将置于‘莫斯科控制’之下。”

毛泽东不加思索地回答：“现在，如你所说，法西斯分子正在叫嚣‘莫斯科控制中国’。如果这一切都属实，那末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历史的发展将是另外一个样子。”毛泽东令人意外地谈到了威尔斯（H.G.Wells，1866—1946），一个写出

《时间机器》、《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等名著的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当翻译把这几句话告诉斯诺时，他肯定会感到惊讶：这位如此传统的红军统帅，什么时候读起外国幻想小说的呢？的确，如此引用西方国家同时期作家的话、这在毛泽东还是第一次。关键的是，他用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的荒诞幻想，不在话下地表明：历史的发展将和“莫斯科控制中国”的宣传是另外一种样子。他甚至告诉斯诺：如果我们的国家都被别人抢走了， 怎么还谈得上建设共产主义呢？

在大兵压境的保安窑洞，毛泽东还告诉斯诺：蒋介石总有一天要面临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部下打倒。来自他的将领和抗日群众的压力越来越大， 可能使蒋介石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作出决定的时间不远了。

中国的历史果然很快发生了转机，靠中国人自己携起手来，抗日救亡， 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时机来到了。12 月 12 日，在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在斯诺的心目中，毛泽东成了神奇的预言家。

西安，正是毛泽东的词里歌咏过的“秦皇”“汉武”“唐宗”们端坐龙廷，抖出泱泱大国气派的地方。三天后，毛泽东就起草一篇古文通电，同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向南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陈述对西安事变的看法：

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谓少，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革沿海长江守备之军， 大兴讨伐于西北一角，姑无论西北苦寒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即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取青济，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

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

气势挺雄，情形迭见，古文骈偶句式用得恰到好处，用得玲珑透剔。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炎黄子孙必须化敌

为友，共赴国难，这是毛泽东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反复阐述的立场。

远古时期，在流经秦晋土地的黄河中游，传说有一位姓姬的部落首领， 号轩辕氏。他既有武功，又擅文治。他逐鹿中原，平息部落间的纷争，先是打败了同样强大的炎帝，又在今天的河北涿鹿一带击杀了名声不好却很厉害的蚩尤，于是统一了天下。在他的统治下，出现了许多的发明创造。如他手下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他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和缫丝，他又和一个叫岐伯的医生编了第一部医书，叫《黄帝内经》。后人就把他当作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称他为轩辕黄帝。

为了纪念他，后人在陕西桥山建造了一座中国最早的陵墓——黄帝陵。桥山所在的县，也称为寅陵县。桥山上古柏成林，郁郁参天，左边有沮水回绕，毓秀钟灵。陵前有祭亭，历朝历代，清明时节，中央政府都要来这里举行大型祭典仪式。有一年，汉武帝北驱匈奴，打了胜仗，觉得是黄帝神灵相助，又在桥山脚下建起一座轩辕庙。庙内一石上有一块硕大脚印，相传是黄帝留下的，还存一棵相传是黄帝亲手栽植的柏树，至今 10 人合抱不拢。

民族的香火，靠“黄帝”这个若有若无既远且近的人物的凝聚，延续了一代又一代。

1937 年 4 月 5 日清明节这天，对黄帝陵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在中国大地上拼杀了十年的两个阵营的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同时派代表来到这里，祭奠共同的祖先。

毛泽东的代表是林伯渠，曾是国民党早期党员。 蒋介石的代表是邵力子，曾是共产党早期党员。 邵力子念的祭文，国民党报刊当时就公开发表了。林伯渠念的祭文，国民党报刊当时没有公开发表。

这篇祭文是毛泽东写的。其实，他很重视这篇文章。早在 3 月底以前就写好了。3 月 29 日，毛泽东给新闻界名人范长江写信，就附上了自己起草的

《祭黄帝陵文》，请他在“可能时祈为发布”。

《祭黄帝陵文》还有一个小序云：“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皇帝之陵。”接下来是一篇地道的四言古体：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遇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磋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答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字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世勿谩。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如此高文典册，陈义古奥，而又声茂情宏，恐怕拿惯枪杆子的蒋介石先生即使请他人代笔，也难为之。寻根索源，求同存异，恐怕也只能以这种传统的方式才易引起共鸣。

用今天的白话来说，祭文前面部分一些古奥语辞的大致意思是——

声名显赫的轩辕黄帝啊，你缔造了我们中华民族；你的子孙繁衍，祭祀你的香火连绵不断，就像巍峨的五岳、浩荡的黄河。你智慧的光芒照耀着祖国的山山水水，让古老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世事变化犹如沧海桑田，我们的历史就像山路一样崎岖坎坷，就像河流一样曲折回环。几千年后的今天，强盛的日本不讲道义，夺走我们的台湾诸岛，又让朝鲜变成了废墟。更让人痛心的是，辽东河北一带出了那么多的汉奸，捧着自己的国土去事奉仇敌，可敌人的欲望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呢？看啊，敌人正拿着绳索，举着鞭子奴役我们的同胞，这是多大的耻辱！

美德彪炳的轩辕黄帝啊，你是拯救世危的英雄。你曾在河北涿鹿一带大战蚩尤，统一了中国，使广袤的土地获得和平安宁。哪里想到你的子孙如此缺少勇武气概，竟让堂堂中华衰败沉沦。

我毛泽东之辈，虽然没有济天大才，但挥戈披甲，奋力奔走，驰骋万里。这都是为了给祖国尽力效命。历经险阻，苦斗多年了，不驱除日寇，茫茫神州，不可能有我们的家园。

最后是：面对民族存亡的大事，我们发誓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面对列祖列宗的英灵，我们决心整顿军队，经营战备，共赴国难。请大地明察， 请苍天作证，我们黄帝子孙的一片赤诚。

伟大的祖先呵，请享用我们的祭品吧！

不知道蒋先生当时是否读过毛泽东的这篇古文。不过，毕竟从此国共合作打了八年日本。八年后，蒋先生却知道并读了毛泽东的另一篇传统形式的旧作——《沁园春·雪》。那已是 1945 年发生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