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重塑文坛

二十四 开国放歌

1947 年 3 月，在大兵压境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离开他住了整整十年的延安古城。

刚好用了两年的时间，他用延安换来了向往已久的古都北平。在撤离延安的那一刻，他似乎就有一种自信，开国的曙光仿佛已经从弥漫征途的烟雾中探出了头。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他出没于黄河两岸，在陕北沟头和华北平原，全神贯注地指挥着打仗。头一年里，他率领着一个小小的司令部，骑着一匹大青马，或拄着一根竹竿，行进在延川、清涧、子长、子洲、靖边、横山、绥德、佳县、米脂的陇埂沟头，指挥着一场上千万人参加的战争。

这一带古属“秦塞”。站在高处举目四望，凸凹不平、寸草不长的黄土山峁，在阳光的抚摸下，尤如布满老人额头或深或浅的皱纹。看不到边的皱纹里，藏伏着历史的智慧，生命的力量，民族的苦难，又似乎酝酿着千滋万味的浓酒，被毛泽东一古脑儿地喝了下去。这浓酒起了作用，使他在枕戈待旦心神不宁的日子里，骑在马上找回了一种高雅却久违的感觉。那就是在长征途中危急时分一再迸发的诗的情感和想象。停歇了十年的“马背诗人”诗笔，终于在 1947 年挥洒启动，接连写了两首五律。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五律·张冠道中》

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佳今随人至，明月傍云生。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五律·喜闻捷报》

这两首诗是根据作者晚年整理诗稿时，工作人员留下的抄件公布出来的。艺术上不属上乘，倒也过得去。不知为什么，作者生前不愿意披露。

《张冠道中》比较纪实地描摹行军途中的景致和感受，但显然是有意识地汲取唐人边塞诗的意象，颇类似于秋漠朔气、秦月汉关的“大漠风尘日色昏”，“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之类。有人认为，其中一些意象是化自唐代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对读原文，颇以为然。唐人边塞待开头往往是一身建功立业的豪气，而结尾时又难藏思乡的“边愁”。毛泽东此诗以“恍若塞上行”一句顿住，不再承接古人余绪。

《五律·喜闻捷报》写于 1947 年 9 月 29 日左右。起因有二，一则适逢中秋佳节，一则得到彭德怀率军收复蟠龙镇的捷报。但笔调类于杜甫在“峰火连三月”中写的离乱之作。“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直是杜诗的化用， 出于毛泽东的手笔，则别样珍贵。于战乱中直白道出“家书抵万金”般想妻

念儿之心，在他的作品中是绝少见的。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欣喜之状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甚至畅快设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毛泽东的表现则是“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儿女之情陡然转向风云之气，回到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本色。

在陕北转了一年的圈圈，1948 年 3 月，毛泽东戴着一顶半新旧的棉帽， 坐在一条小船上渡过了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有意思的是，他骑的那匹大青马在渡河时，从渡船上跳入黄河往回游。战马恋故土，不愿过河东，为历史留下了一桩轶闻。渡过黄河的毛泽东开始指挥席卷千里的战略反攻。

他指挥打仗，用的是笔。用笔写电文，写文章，写报告。有意无意之间， 他的笔下流出他的散文创作的第四个高潮。“五四”时期在长沙办《湘江评论》，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办《政治周报》，长征初到陕北一段时间写的大量文言书信，都是他的散文创作的丰收季节。——如果我们对散文概念的理解不是那么狭窄的话。

要说明这一点，不是难事。只要我们翻一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就一目了然了：

《新华社奉命驳斥和谣》（1948 年 9 月 3 日）

《我军解放郑州》（1948 年 10 月 22 日）

《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1948 年 10 月 31 日）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1948 年 11 月 5 日）

《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1948 年 11 月 27 日）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1948 年 12 月 17 日）

《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 年 12 月 30 日）

《评战犯求和》（1949 年 1 月 4 日）

《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1949 年 2 月 1 日）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1949 年 4 月 4 日）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1949 年 4 月 22 日）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1949 年 4 月 24 日）

《别了，司徒雷登》（1949 年 8 月 18 日）

光看这些文章的题目，仿佛是积蓄了几十年的力量和心劲，呈沛然而下之势，一古脑儿地要往外闯；仿佛像黄河的弯弯在山里头转，终于转出一个明朗的天，不可阻挡地跑向了大海；仿佛是一部曲折起伏、大气磅礴的史诗、顺理成章地走向了它的动人高潮。

那酣畅淋漓的行文，更仿佛是天意所授，给了毛泽东一支神来之笔，那文章就唰唰地携带着他的感情、才气、思想，往纸上蹦，给人一种一气呵成、一泄千里、势如破竹的感觉：

当着国民党军队的将军们都像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而被人民解放军赶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傅作义就被美国帝国主义者所选中，成了国民党的宝贝了。蒋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了，什么人也不再相信他，包括他的所谓“学生”和“干部”在内。⋯⋯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亲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

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

——《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 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事情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别了，司徒雷登》

毛泽东这个时期无疑是处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之中。人们常说，诗，穷而后工；对他来说，似乎是，文，达亦飞扬。政治和军事的成功，激活、深化了他的文气才华。有人曾问过邓小平、他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回答：解放战争。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甚至说过打败国民党他并不很高兴，1955 年看到农民开始走集体化的道路时才高兴。但我想这或许是事过境迁的一种说法。其实，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解放战争中，完全可以想象出他当时的愉悦心境，对自己这个时期痛快无比的文章，后来也是特别的喜欢。60 年代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时候，他亲自审定，读到《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别了，司徒雷登》几篇驳美国白皮书的文章，越读越高兴，以至禁不住开怀哈哈大笑。

的确，这些光昌流丽的文字，好像组成壮丽的长河涌流，把一个时代卷走了，也把一个时代推来了。

1949 年 3 月 25 日，毛泽东住迸了北京西郊的香山，一个中西合壁的院子。院内古树参天，银杏婆娑，还有两股清泉从石缝里日夜流淌出来，所以人们叫它“双清别墅”。他为什么不直接住进北平城里的中南海，不知有没有人考证过。直观的原因，恐怕是城里不安全。刚刚解放，一时走不了的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等闲杂人员难以分辨。可实际的效果是，这位就要得天下的人没有急匆匆地住进古代的皇宫禁苑，多少显出和那些马上得天下的成功者不一样的地方。正像他进京之前说的那样，到北平是赶考来的，考不上退回来就不好了。

整个渡江战役，就是在幽静的双清别墅决策和指挥的。

一住进双清别墅，毛泽东就开始筹划渡江了。4 月 4 日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的结尾，就这样对南京有关方面的人员说：你们“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4 月 21 日，在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统率的大军渡江作战的时候，毛泽东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天，他一直坐在办公室等候消息，早晨2 点和晚上 10 点，连续为新华社写了两份大军横渡长江的电讯稿，说“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云云。

渡江大军于 23 日占领南京。结果虽非“一片降幡出石头”，但当总统府

屋顶上那杆飘了 20 多年的青天白日旗，在解放军官兵的欢呼声中被扯落下来的时候，倒也真个是“千寻铁锁沉江底”，“金陵王气黯然收”。这天下午6 点，南京各界就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表示“欢迎人民解放军”。第二天早

晨 6 点，毛泽东便为新华社写了《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的电讯， 向全国发布。

大概也就是 24 日这天，毛泽东拍下了那幅很有名的照片：他坐在双清别墅院内廊下的木椅上，双腿并直，左手拿着一份印有特大字号“南京解放” 的号外，低头注目凝看。

他这个时候想些什么呢？有诗为证：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大胜大喜的日子里，他的思绪似乎越加冷峻——穷寇必追；在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面前，他的思绪似乎钻得格外深邃，飞得更为遥远——天地沧桑，世事更变，非冥冥天意所支配和主宰，而靠“人间正道”，即历史规律来推动演变。

或许太注重大事、深远之事，毛泽东对他的诗反倒不是特别在意。写完这首宣告国民党政权终结的七律，毛泽东竟不经意地把它扔进了纸篓。倒是细心的秘书田家英，从纸篓里又把它捡了出来，直到 1963 年编选《毛泽东诗词选》的时候，毛泽东才如旧友重逢一般见到这凝聚历史一瞬的文字，否则， 还真没有人知道他当时的这段诗情了。

沉默一段的诗兴诗情，毕竟从这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起， 在开国前后，突然间迸发了。诗人的歌喉，打开了。从 1949 年 4 月到 1950

年 10 月，毛泽东写了四首诗词。

此后的三首诗，都是同柳亚子先生的唱和之作。

第一首和诗是 4 月 29 日写的，那时，他刚写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写这首诗，毛泽东事实上是在回答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

这年 2 月，柳亚子接受毛泽东邀请，离开香港转赴北平。动身前，中共方面曾希望他到南京劝说主政的“某公”同中共合作。因那里形势复杂，柳亚子去不可能保密，让他感到为难，没有成行。①

柳先生 3 月中旬到北平后，被安排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居住。到的当天他就写了一首诗，说“奠酒碧云应告慰”，很急迫地要到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家。此后十来天时间里，他多次向中共的接待处要车去碧云寺，因为车辆不够使用，香山一带又不安全，再加上那里正在安排进京的中央机关，都没有如愿。有一次他在外面，打电话给接待处请派车去接他，因无车可派，回答让他等一下，结果他坐三轮车回到了六国饭店。

到北平后，各界活动较多，柳先生也很热心，特别倾心于文事。可出席了几次会议后颇为不快。譬如，就在毛泽东进京的前一天，他出席“文协” 即后来的全国文联的一次筹委会，竟未能“列名常委”，于是在日记中写了“从此可以卸肩了”这样的话。②4 月 7 日日记里甚至还说：“以后当决心请假一个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因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此外，还有一事。柳亚子曾给周恩来写过一信，说要组织“北平文献研究会”，以“维护坠绪，发扬光大为主旨”。此事华北人民政府主

① 曾彦修：《也说“说项依刘”》，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 年第 5 期。

② 以上两事见邢棠《也谈柳诗“牢骚”的原因》，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 年第 6 期。

席董必武已经批准，柳先生也开始张罗，后来可能是周恩来通知他把此项事情停了下来。因为毛泽东看了柳亚子的信后，认为“不加分别维护所谓‘坠绪’”，是“错误”的。

凡此等等，都使坦诚直率，喜怒常常不免形之于色的柳先生，颇有牢骚， 甚而萌生退隐之意。

3 月 25 日，毛泽东进京这天，曾两次和柳先生见面，但都是礼仪性的， 未及深谈。三天后，柳先生写《七律·感事呈毛主席》，把上述来北平后自己的不快心事尽情倾吐了出来：“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片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至于写诗当天即 28 日，他具体的是所“感”何“事”，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是件令他非常恼火的事，否则不会有“头颅早悔平生贱”这样的激愤之词。有人说是指周恩来通知他把北平文献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停下来之事。这是柳亚子进京后着手办的第一件事，竟然受阻，一时感情冲动，写出 “牢骚太盛”之作。至于诗里所述其他，诸如“说项依刘”的难处，“夺席谈经”的冷落，“无车弹铗”的气愤，多可同前述诸事一一对应起来体会。毛泽东接到这首诗后，没有立即作答。主要是工作繁忙，又正筹划渡江

战役。但柳的牢骚还是引起他的注意，指示有关方面先解决柳亚子的住处， 特批他迁往颐和园益寿堂休养。到渡江战役胜利后，毛泽东既有了时间，也就有了诗兴，4 月 29 日对柳诗作答了：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当天上午，毛泽东就派秘书田家英把这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送到了颐和园益寿堂柳先生住处，柳先生正好游颐和园去了，“归得毛主席惠诗， 即次其韵”。所谓“即次其韵”，指柳先生当即作了一首《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其中有“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之句，看来是接受了毛泽东的劝说。

以柳先生的民国元老身份，坚定革命立场，和旧体诗词的造诣，毛泽东对他一向敬重有加。开国在即，如何对待在民主革命历史上有过功劳，并和共产党合作过的民主人士，是件需要仔细和周密得体地去处理的事情。那时的毛泽东，在这方面考虑得尤其多，做得尤其谨慎。他之和柳亚子的交往， 化解他的牢骚，自不会以一首诗就告完结。但有闲暇，又当面致意。

果然，仅隔一日，5 月 1 日下午，毛泽东就从双清别墅乘车到颐和园益寿堂访柳亚子，还带着妻子和女儿，这是很亲近的拜访，不像公事模样。到的时候，柳亚子正在午睡。据他当天赋诗所写的一个“题记”里自述：“是日昼寝方酣，忽毛主席偕其夫人江青女士暨女公子见访，遂起延接，尽取近作相质，复出门游散，联步过长廊，乘画肪游昆明湖一周而返，客去时则已薄暮矣。”晤谈情况，他在日记里说得更多：“先至清心处略谈，旋来余益寿堂后轩，谈诗甚畅。佩妹建议去昆明湖坐船，而未能先加准备，余尚能支持，润之则汗珠流面，颇觉过意不去也。⋯⋯行尽长廊，始得船两艘，与护

兵分踞之。润之疲倦，不及长谈、登岸即坐汽车返。”

毛泽东有意把这次相晤搞成“风月诗文”之会，而非“风云政事”相商。柳先生拿出自己的近作给毛泽东“相质”，且“谈诗甚畅”，也是以诗心相交。游玩时，毛泽东“汗珠流面”，十分“疲倦”，乃至强撑，谦逊相陪、降身以待，自然使兴致昂然的柳先生格外感动。一起乘船游昆明湖的时候， 他还对柳说：先生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大诗人。你写的诗我爱读。有趣味，有意义。有千百万的读者喜欢你的大作，我就是千百万读者中的一个。柳亚子说：我写的都是老一套。我很想写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诗，但是很不成功，我自己也很不满意。最近我读了毛主席的诗词，心里真是痛快。

临别已是傍晚。二人又约定，5 月 5 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纪念日这天，毛泽东派车来接柳先生，一同去香山拜谒孙中山的衣冠冢。这是柳先生来北平后一直想做的事情。5 月 5 日这天上午，毛泽东派田家英来颐和园接上柳亚子，一同到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后，又邀柳先生夫妇到双清别墅共进午餐。毛泽东还请来了朱德和田家英作陪。叙谈间，自然又是离不开诗词的。他们谈论了南朝宋代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隋朝诗人薛道衡《昔昔盐》、宋朝诗人苏东坡《题惠崇春江晓景》等诗，对诸诗中的“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等名句颇感兴趣。

分手时，柳先生请毛泽东为他的《羿楼纪念册》题词，毛泽东就把这上面说到的几句诗题写在上面，并作一题记：“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过后，柳还分别请朱德和周恩来在上面题词。周恩来因太忙，题词晚了许多时日。这年 11 月柳亚子写信向毛泽东询问，毛泽东回信中答应“便时当代询”，还解释说“周公确有吐握之劳，或且忘记了”。

这次相聚，毛泽东对柳先生说了这样的话：全国即将解放了，我们诚心诚意地欢迎你参加革命工作。

做什么工作呢？柳先生此前给毛泽东的一首诗里曾暗示说：“藏山修史谋宁拙，结客挥金海可量。俗借头衔荣父老，今宵梦归落吴江。”5 月 5 日颐和园相游后，又在一首诗的自注里提到：“近以碧云寺国父衣冠军、江苏省人民政府暨国史馆事，颇于毛公有所献替也。”看来，他对自己的工作， 设想是在国史馆和江苏老家政府任职。他还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一些不甚满意的事情，譬如有人对他的诗作有些贬意等。

5 月 21 日，毛泽东给柳写了封信，对他提出的各项事情，一一作了解答。关于任职一事，毛泽东不同意柳的想法。无论是国史馆，还是江苏的虚衔， 毛泽东说“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至于有人批评柳先生诗作，毛泽东希望他宽大为怀。

毛泽东花偌大精力同柳亚子交往，虽是一派文心诗意，显然还别有深意存焉。组建政府，安排方方面面的人，是进城安天下、坐天下的第一步。毛柳交往，无疑就是一种政治示范 10 月间，新中国成立后，柳先生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诸职，也算是得其所哉。

这个时候，毛泽东也已从香山双清别墅搬到城里的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

丰泽园后靠中海，面对碧波涟漪、岸柳依依的南海，西邻假山叠翠、溪流潺潺的静谷。这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一座建筑，为皇帝祭农之所，也即每年春天皇帝都要在这里演练一下耕田种地的程序，算是召告天下，对农耕之事皇帝老儿已经身先垂范了。一迸丰泽园大门，是它的主体建筑，叫颐年堂。建国初期，毛泽东和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常在这里开会。

顺颐年堂往里走，东边的一个四合院，叫菊香书屋，庭院里有老槐苍柏， 常有鸟雀盘绕其间，发出啾啾叫鸣。这里早先是清朝皇官藏书的地方。毛泽东在这里一住就是 17 年。

对一身儒气的毛泽东来说，住在这里倒也真是合适。一年后，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日子里，毛泽东和柳亚子之间，又有两番唱和。

开国之初的一年，虽百废待兴，但诸事较顺。大陆除西藏外，均告解放。刚刚执政的共产党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这些都是让毛泽东开心的事。10 月3 日晚上，来京参加国庆典礼的一百五十多名各族代表汇集中南海，举行向中央和毛泽东的献札大会。后来我们从电影电视上常常看到他从各个民族代表手里接过哈达、伞、帽子等等礼物的镜头，拍的就是这天的场面。其中还有毛泽东接过一顶少数民族的帽子往头上戴的镜头呢。他那明朗的笑容，也足以说明开国一年的日子里的轻松心境。的确，如此“太平大同”的和睦景象，在中国的历史上，自唐以降，便很少见了。

一年前，在商定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的座谈会上，毛泽东就畅想过这样的气象。那是 1949 年 9 月 25 日晚上，他专门在中南海召集郭沫若、茅盾、田汉、徐悲鸿、洪深、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文艺家们开会。他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的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我们这个五星红旗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

献礼结束后，各少数民族的文工团又登台演出了各种节目。毛泽东也兴致勃勃观看演出。柳亚子正好也坐在前排，毛泽东高兴地对他说：“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呢？我来和。”命人作词，主动要唱和， 这在毛泽东恐怕是难得的诗兴了。

柳先生也是很兴奋，自不怠慢，即席赋一首《浣溪沙》：“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词前附有一小序说：“10 月 3 日之夕于怀仁堂观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文工团联合演出歌舞晚会，毛主席命填是阕，用纪大团结之盛况云尔！”

第二天，毛泽东便以《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相答：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词前也附一小序：“1950 年国庆观剧，柳亚子先生即席赋浣溪沙，因步其韵奉和。”上下两阕，分述今昔，国家巨变，从分裂到统一，从隔膜到和睦，从动乱到太平，恰如黑白之分，天地悬隔。这就是毛泽东要表达的诗情。

词中说到“万方乐奏有于阗”中的“于阗”，是指新疆西南部的一个县

名，古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国名，在新疆和田一带，西汉时归附中央王朝。毛泽东在词里提到它，实写新疆歌舞团表演的节目，言下之意，连古称“于阗” 的偏远之地都献歌献舞，怎能不是“万方乐奏”的大团结景象呢？

有意思的是，在于阗（今称于田），还确实出现了一桩让毛泽东兴奋的奇事。有一个叫库尔班的老头，四处打听，“毛主席是一个地方，还是一尊神，还是一个人？”人们告诉他，毛主席是中国的领袖，他就问：“我从巴依（地主）那里分到了 14 亩地，这件事毛主席知不知道？”此后，几次三番要带着土特产，骑着毛驴上北京，“见毛主席”。后来，历尽千辛，真的来到了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然而，开国之初的一年，中国的国际环境并不好，甚至面临严峻的考验。国庆前夕，美国乘朝鲜内战，派兵武装干涉，在仁川登陆，很快越过“三八” 线，向紧靠我国东北边境的鸭绿江进逼，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

紧张的国际局势，引发出强大的和平呼声。现代派绘画大师毕加索的《和平鸽》随着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召开，迅速飞遍全球。中国的和平鸽也在这年 1950 年 9 月翱翔在北京的舞台上，这就是欧阳予倩编导、戴爱莲主演的新中国第一部现代舞剧《和平鸽》。该剧最后一场里，“和平鸽们”飞到了北京，同时出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握手的大幅图画。如此鲜明地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剧目，当然也是大兵压境情势下举行国庆演出所需要的内容。这个节目被选进了中南海，在 10 月 4 日和 5 日连演了两个晚上。柳亚子也被邀请来观看。兴奋之余，他赋《浣溪沙》一首：“白鸽连翩奋舞前，工农大众力无边，推翻原子更金圆。战贩集团仇美帝，和平堡垒拥苏联，天安门上万红妍！”

整首词是表达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感情。按柳的习惯，他是会很快将词作寄给毛泽东的。不过，这时正筹划出兵朝鲜之事的毛泽东，还无暇作答。10 月 8 日，发布出兵命令，抗美援朝战争正式开始。一个月后，他和诗应答了：

颜斶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新纪元。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上阕用了战国时齐宣王召见处士颜斶时，齐宣王让他到自己跟前来，而颜斶却让齐直工到自己跟前来的故事。以此说明在历史上，许多矛盾都同主从关系有关，而且是无法解决的，只是到了新中国，这类矛盾便容易解决了。柳亚子原词里并无这方面的内容，毛泽东不知为什么陡然起意。大概是觉得柳先生这样有声望的国民党元老，在蒋介石执政时、政见不和，矛盾重重， 蒋介石又像齐宣王一样，不肯礼贤下士，二者又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别，且柳先生犹如颜斶那样刚直不阿。可就是这么一个刚直不阿的元老，如此热爱新中国，几番诗赞，这首词中又有“天安门上万红妍”之句，才使毛泽东生出“而今一扫新纪元”的感慨。

此时刚刚入朝的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接连发起两次战役，收复平壤，把敌人赶回了“三八”线附近，一举扭转朝鲜战局。所以毛泽东在和词里说柳先生的词“正和前线捷音联”。

开国第一个国庆节，毛泽东连和两首词，一说国内团结，一说抗美援朝的胜仗，都是让人高兴的事，说其为开国纪盛之作，当不为过。

也是在国庆的时候，毛泽东还收到他的长沙老同学周世钊的一首挟带几千年历史沧桑，勾起他 30 年前记忆的诗作。

1950 年 9 月下旬，周世钊应邀从长沙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路过许昌时， 他想寻觅一代雄主曹操在这里的遗迹，可渺无所见。当时那里的烟厂正收烟叶，农民肩挑车送，田里遍是豆苗，一派兴旺。于是他作了一首《过许昌》： “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他把这首诗寄给了毛泽东。

正好是 30 年前，毛泽东和一班进步青年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遭遇大水，铁路中断了几天。他和罗章龙等也曾特意到曹魏古都许昌旧墟凭吊了一番。据罗章龙回忆：“曹操是毛主席心目中最喜欢的，认为最有才能的人， 诗文俱佳。魏都还有一些遗迹，我们在那里徘徊很久，并作了几首诗。在游览魏都旧墟时，我们诵曹操的《短歌行》及《让县自明本志令》。观眼前景物，抚怀古今，萧条异代，激情慷慨，不能自己！乃作过《过魏都》联诗一直：‘横槊赋诗意飞扬，《自明本志》好文章。萧条异代西田墓，铜雀荒沦落夕阳。’”第二、三两句是毛泽东所作。

如今，已是一国之主的毛泽东，展读老同学的诗作，会不会想到这 30 年前的凭吊之举呢？“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铜雀萧条已成异代，横槊赋诗意气犹存：陈迹一扫，纪元新开。这是许多人当时的心声，也是毛泽东的心声。所以，过了许多年，他还给周世钊写信说：“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

二十五 新领袖与旧文事

1949 年 7 月 2 日，政协会议没有召开，中央政府没有成立，仗也还没有打完，开国诸事，繁杂不堪，而毛泽东和中央便悉心筹划了中国文坛从未有过的盛事——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此番举动，无疑又一次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始终处于社会潮头的文艺的特殊位置。当 753 位文坛精英代表全国七万文艺工作者安然地坐进中南海怀仁堂的时候，肯定体会到了这一点。这一刻，他们心中自然还多了一层神圣的意味：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的文艺时代到来了！

中共中央为这次盛会发来贺电。这个贺电是毛泽东在头一天精心修改的。

在他加上的话里，着重告诉文艺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年了，文艺工作者为什么到今天才能够举行如此规模的大会呢？原因似乎不言自明：“决定一切的”是“人民革命的胜利，人民政权的建立”，没有这个前提，不仅不会有这样的大会，而且“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就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获得自己的发展”。

革命家和政治家的自信目光，把新中国文艺纪元开始前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一扫而过，定位在社会迁变的历史链条上面。当然，更重要的是开拓未来。7 月 6 日，毛泽东又来到了会场，宣称：“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

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郭沫若是鲁迅逝世后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理当为主席。茅盾和周扬，大概是分别代表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家吧。全国文联是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文艺团体。它所属的各协会，如文学工作者协会（即后来的作家协会，简称“作协”）、戏剧工作者协会（即后来的戏剧家协会， 简称“剧协”）、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即后来的电影艺术家协会，简称“影协”）、美术工作者协会（即后来的美术家协会，简称“美协”）、音乐工作者协会（即后来的音乐家协会，简称“音协”）等等，也都陆续成立。

来自解放区、国统区和人民军队的文艺大军，终于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会师于北京。毛泽东期望，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就要到来。

对这一点，他深信不疑。文代会之后，他多次谈到。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里是这样说的：”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里，他宣布：“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建设新文化需要人。新中国成立后，首先面临的却是原来在国统区的老文化人，有名望的老艺术家，从事旧艺术工作的人，以及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艺术。这样，开国之初，毛泽东在文化艺术领域事实上更多的是置身于“老艺人、旧艺术”的范围内，也就是说，他更多的是同这个范围的人接触和交

往，有时甚至是应接不暇。对这方面的来往，他不仅认真对待，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修养。

这年冬天，他把章士钊、符定一、刘斐等文史造诣颇深的民主人士请进中南海。其中，文字学家符定一还是毛泽东早年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读书时的校长。毛泽东大概知道符定一有一个口头禅，爱说“你认得几个字”，故谈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时候，特意背诵了一段庾信的《谢腾王赉马启》，然后风趣地问符定一：庾信总能认得几个字吧？符定一悦服地笑了，大家哈哈大笑之余，自愧识浅，十分敬佩毛泽东的学识和记忆力。而毛泽东则回答说： “我的出身最多不过是小学教员嘛，有什么了不起。”

对旧社会留下来的文化摊子和一些老先生，毛泽东当时的考虑是：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改革工作，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①

在文艺界养起来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大概要算当过汉奸的散文家和翻译家周作人了。“五四”时期，毛泽东曾揣着敬服之心拜访过他，请教有关新村建设的问题。建国初，周作人赋闲在家，生计困难，给周恩来写了封长信。周恩来把信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这项任务是由阳翰笙来具体执行的。此后，周作人翻译了不少日本和古希腊的文学作品， 出版了一些有关鲁迅的回忆著述，于 1967 年去世。

建国伊始，不少名望不算太高的老文化人，生活多窘困，便通过他们认识的名人，请求照顾或安排工作。这些受托者往往给毛泽东写信，相与推荐。对这类来信，他大多亲自处理，视情况安排。毛泽东的老朋友，被他称为好管“闲事”的章士钊，向他荐人不少。有时，收到一些老先生的信或诗，他还让章士钊去打听情况。他在给章士钊的一封信里就说，有一个叫江子愚的人“从成都来信，附所作清平乐一首，颇觉不恶，寄上一观，请予掷还。先生如知此人生平，祈示一二”。后来一了解，江子愚在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当馆员。

著名写意花鸟画家李苦禅，先后师从徐悲鸿、齐白石两位画坛泰斗，曾在新成立的中央美术学院当教授。由于当时美术界盲目学习苏联，国画不受重视，李苦禅便由专职教授改为兼职教授，每周只上两小时课，其余时间去看大门、卖戏票，生计也就发生了困难。情急之下，他用怀素大草，写满五张宣纸，粘成一封一丈长的大信寄给毛泽东，反映自己的困难。不久，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便收到这样一封信：

悲鸿先生：

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如何， 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

顺颁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过了几天，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托，在美术学院教授王朝闻（延安时曾为毛泽东塑像，后来印在《毛泽东选集》封面上）带领下，专程到李苦禅家里

① 毛泽东 1950 年 6 月 6 日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探望，并转达毛泽东的话：现在国家经济困难，一时对美术工作者关心不够， 欢迎你经常提出宝贵意见。由于毛泽东的过问，李苦禅的工作自然很顺利得到了解决。

也许是受到毛泽东关心李苦禅一事的鼓舞，徐悲鸿于 1951 年 1 月也向毛泽东荐了一人，毛泽东在复信中说：“最好在先生所办的学校予以位置，如不可能则请持此信向中央文教委员会接洽酌定解决办法。”两年后，徐悲鸿先生去世了，他的夫人廖静文（也是画家）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并寄来徐悲鸿生前所绘的一幅奔马图。毛泽东在回信中特别提到：“兹派田家英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知为盼！”又给田家英写信说：“请你持此信去访问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看其有无困难，是否需要帮助（政府是否已有帮助），告我为盼！”

毛泽东对自己的湘潭同乡、水墨丹青的一代宗师齐白石，更是关怀备至。他亲自写信邀请齐白石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新政协会议，还请齐白石到双清别墅和中南海住处叙谈，多次派田家英到齐府探望。此后，逢年过节、齐白石总要挑选一二件称心之作送给毛泽东。1952 年国庆节，齐白石还联合徐石雪、于非 、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大家共同创作了巨幅花鸟画《普天同庆》，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后致信齐白石：“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诸先生致谢意。”

看书画名作，是毛泽东的一个爱好。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叶恭绰赠给他一册清代学者画像，毛泽东看后又致信询问：“不知尚有第二集否？如有，愿借一观。”他还向故宫借阅了不少古代书画，每次都开列清单，故宫至今保存着两份毛泽东借阅的目录，均为明清两代的名人佳作，绘画多是山水花卉，书法多为草书。

50 年代初期，一些老先生向毛泽东献赠了不少古代书画。对一些稀世之作，他爱惜有加，但不据为己有，视之为国家瑰宝。文史学家姚虞琴经陈叔通转赠给他一件王船山《双鹤瑞舞赋》手迹。毛泽东看后觉得应该由故宫博物院保存，就给“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著名作家，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锋写了封信，说“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郑振铎曾请专家鉴定，确系王船山真迹。四川省荣县有个叫曹彦昆的人献赠一幅《清明上河图》画卷，毛泽东批示：“画卷请齐燕铭同志考虑是否可以交可靠匠人重新裱褙，并作其他适当处理，以免虫蚀和霉坏。”毛泽东还将友人蒋泽霖所赠《钱东壁临兰亭十三跋》手卷交给故宫博物院收藏。建国后，政务院于 1950 年颁布了关于保护古迹、文物的指示，但有些地

方仍有不重视保护和破坏文物的现象，有些文物古迹受到破坏。毛泽东对此事特别重视，1952 年曾集中作了不少指示，解决不重视保护文物的倾向。他还专门就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四人来信提出的保全北京城内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祠墓一事，作出批示，让北京市市长彭真查明处理，认为 “如无大碍，袁崇焕祠墓应予保存”。又致信叶恭绰：“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此事嗣后请与彭市长接洽为荷。”这年秋天，在外出视察途中，毛泽东特意到河南汤阴县参观岳飞故里。

据《汤阴县志》记载：他刚下车便走到月台上那个“岳武王故里”碑座前， 仔细端详了石碑的镌文，问起有关岳飞的故乡和岳庙、岳坟及岳飞出生在汤阴县的一些情况。还叮嘱不要在岳庙里面开会，要保持古庙的静穆。在河南

安阳小屯村视察时，毛泽东随手拣了些陶器片，说这些是商朝的，带回去研究一下。又提了几个问题：盘庚什么时候迁到这里的：殷纣王为什么在这里建都；殷纣王的墓在什么地方；殷墟的范围及挖掘情况⋯⋯。此后，又乘车到安阳桥的“袁坟”（袁世凯墓），步行到袁坟院里先看了西边那排石人、石马、石虎，又到坟前大殿后面的院子里一个台阶上坐下，让大家都来休息， 接着讲了袁世凯的经历。有人说袁坟可以挖了，他说留着做反面教员也可以。

这年底，中央统战部致电华东局统战部，要求查询苏南破坏古寺庙的情况，电报说。据一些佛教徒反映，浦东“今年春天以来，拆像毁寺之风大炽， 儿所名胜寺庵全遭破坏”。毛泽东在上面批示：“此件望加衔发给各中央局及各省市统战部加以注意。估计此类事各地皆有。”

保护传统文化，当然不是为了复古。毛泽东的想法向来很明确，是为了研究、继承和发展。应该说，刚建国的时候，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是不够的。倒是一些酷爱古典的民主人士特别留意这些事情。李济深、黄绍竑等 80 人提议成立中国古典艺术研究会。有关文件送到毛泽东那里，引起他的重视，觉得“这件事不应拒绝，而应表示赞扬。发起人中有些人政治情况不明，但其提议内容似不能非议。⋯⋯我意此事应由中央文化部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做些调查，然后找些发起人和某些赞助人开一个会，表示可以同意。”在这个批示里，毛泽东又反思了政府在这方面工作的缺点，提出“过去我们对于古典艺术，除戏曲外，我们不去领导，所以这些人只得与民主人士联系”，看来很有些不满意。

这个批示把戏曲放在“我们不去领导”之外.显然表明他对“我们”在戏曲这门传统艺术方面的工作还是比较称心的。

这倒也是实情。可以说，面对旧艺术，一建国就特别重视领导，最注意改造和利用的，就是戏曲了。大概是因为戏曲是旧艺术中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一种。

也许是偶然的巧合，民国政府首都南京陷落的时候，在共产党占领的北平舞台上，正上演着梅兰芳的拿手好戏《霸王别姬》。这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出戏。

在进京之前的转战途中，偶有闲暇，毛泽东最喜欢也最便当的娱乐活动， 就是听戏听曲，并时常发表些评论。高兴了，自己也来两嗓子，诸如《空城计》之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那样的人文环境里，也只有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戏曲，才可能为紧张甚至危险的生活增添些许轻松的色彩；遇到开会或其他什么喜庆的日子，戏曲还可以营造节日的气氛。

1948 年 3 月刚渡过黄河，毛泽东在贺龙的司令部住了一个礼拜。据薛明回忆，“几乎每天晚上都看山西梆子，⋯⋯记得一天晚上演的是《打金枝》， 就听毛主席说，山西梆子很不错，郭子仪是个老臣，金枝不和丈夫驸马去拜寿，驸马打了金枝，金枝回宫告了驸马的状，唐明皇了解女儿的心理，不但没有惩罚驸马，反而给驸马连升三级，主席说，这说明老丈人很开明。”① 随后来到晋察冀边区，边区平（京）剧团也是以《打渔杀家》和《三打祝家庄》之类的剧目来欢迎他。毛泽东看后认为，《打渔杀家》中主人公萧恩是一条英雄好汉，敢与压迫、剥削穷苦平民百姓的官府作斗争，这是值得称赞

① 薛明，贺晓明：《毛泽东和我们一家》，载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编《说不尽的毛泽东》（下），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

的。但是只有他们父女二人，单枪匹马，力量就太单薄了。

一年后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自然要安排演戏来为这次盛会装点喜庆。看了华北京剧团擅长老生戏的高（庆奎）派传人李和曾主演的《宋江杀惜》，毛泽东认为：这个戏唱得好，但点得不够好，只是逗笑的戏，政治内容虽说也不错，可没有很好地表现主角的唱功。唱哪出戏，最好让主角自报。又看了李和曾的《失空斩》，说这样的艺术人才应该多培养一些。他这是高（庆奎）派唱腔，这派的最大特点是唱腔激昂，热情奔放。看了这出戏， 给人一种刚强奋发的感觉。李和曾看来是科班出身，我喜欢高派的戏。又对工作人员说，戏剧界的流派，都有他们的独到之处，不一定打乱仗闹独立性。越是自成一派，越是要注意总结经验，提高艺术水平。

毛泽东喜欢黄钟大吕式的雄浑唱腔，对高派李和曾的演唱，也就格外亲切一些。据李和曾回忆，毛泽东听戏，有时细致到这样的程度：“有一次， 听了我唱的《李陵碑》那段反二黄唱腔以后，他风趣地说：杨老令公八个儿子，死了四个，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但总的来说，他还是忠心报国、坚贞不屈的将领，所以不宜唱得太悲。你现在有悲有愤，是对的，应该这么唱。过了些日子，我再为他唱清唱时，他用商量的口气说：上次你唱的《李陵碑》里有一句‘方良臣与潘洪又生机巧’，我查了查资料，没有查到‘方良臣’ 这个人，是不是改成‘魍魉臣贼潘洪又生机巧’？以后，我就按毛主席改的词唱了。后来，毛主席还对我说：现在四平调还能听到，反西皮却很少听到了。我立即赶排了《哭灵牌》，并将刘备的唱腔，用了反西皮转快板的唱法。”

①

七届二中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向北平进发了。北平戏剧界专门组织戏曲晚会，欢迎他的到来。从此，钻了二十多年山沟的毛泽东，有机会欣赏京剧名流和各行泰斗们的演唱了。那真是一饱眼福的盛事。此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梅兰芳是男是女都还搞不清楚呢。

毛泽东后来曾这样回忆：“我们在延安时曾说，哪一年才能到北京看梅兰芳、程砚秋的戏，有的人怕这一辈子都看不到，可是，我们看到了。”①1949 年 3 月，毛泽东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心慕已久的梅兰芳和程砚秋的表演。他对这两位京剧泰斗在抗日时期的高风亮节一向钦佩，对工作人员说：梅兰芳留须明志，程砚秋隐居农村，罢歌罢舞，不再演戏，我们今天看他们的演出， 就是提倡这种民族感、正义感。他觉得《法门寺》、《霸王别姬》和《荒山泪》这几出戏的内容与现实结合得好，特别是《荒山泪》，程砚秋演出很成功，内容和唱腔都不错。还说《法门寺》里的刘瑾和贾桂这两个人物很典型， 刘瑾从来没办过一件好事，唯独在法门寺进香时纠正了一件错案，这也算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贾桂在上司面前一举一动，都是十足的奴才相，我们要反对奴才思想，提倡独立思考，要有自尊心。

除戏曲以外，到北京之初他听得最多的是侯宝林的相声。他认为侯宝林是一个语言研究家，相声这一行能促使人们欢乐，能使人们从反面中吸取教训。据侯宝林回忆，这期间他给毛泽东说了一百五十多个段子，有时每周必说一次。有的段子在外面已经不说了，像《字缘》这个段子，需要白沙撒字，

① 李和曾：《毛主席给了我艺术生命》，载《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选》，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① 毛泽东 1958 年 5 月 17 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38 页。

在舞台上说起来很困难，还是给毛泽东说了。毛泽东最喜欢的是《关公战秦琼》、《戏剧杂谈》、《戏剧与方言》、《改行》等。1950 年，为配合取消反动会道门活动，侯宝林写了一个讲买佛龛的小段子，后来发展为《买佛龛》的单独段子。毛泽东听了后很感兴趣，说它“用简短的语言讲明白了马列主义一个基本原理”。

刚进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喜欢旧艺术呢？这首先同他的情趣爱好有关，钻出山沟，来到文化古都，猛看一阵，是很自然的事。同时他也是把它当作一项工作来看待的。他的考虑是：这些艺人专门为我们演出，如果我们因为工作忙不能去了，他们就可能误解我们对他们不重视，如果我们去看了，他们就会感到很光荣，而且还会更加努力地为发展京剧艺术做出更大的成绩。还说：这些人都是新中国的艺术家，在政治上将有地位了，将要受人民尊重。

毛泽东说这话不到半年，当时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新政协中就出了四位戏曲界的代表——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昔日被称为“下九流” 的“戏子”，于 1949 年 9 月以艺术家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 参与国政，这确实是有戏曲以来的破天荒的大事。

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可新中国需要的将是什么样的戏曲呢？是不是可以照搬旧的剧目和形式呢？

这个问题，毛泽东还在陕北转战的时候就开始考虑了。

那是 1947 年 12 月，他带着一干人，在米脂县杨家沟和迁移到此的延安平剧院相遇了。借此机会，他发表了一个题为《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的讲话，提出：“接受旧的艺术，还要创造新的艺术。旧的艺术是有缺点的， 尤其是它的内容，我看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是在旧戏中，比如孔明一出场就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劳动人民不过是跑龙套的。世界上本来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工人、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双手盖起来的，土豪劣绅连个柱子都搬不动，可是许多的旧戏却把劳动人民表现成小丑。”他希望文艺家们掌握戏曲这门艺术，去改造它们，从政治上来一个进步。又说：平剧这个剧种在延安，过去有很多的争论。我们先从内容上着手，创造过两个戏，

《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缺点就是太长。有的旧戏我看写得还很精练。希望你们大大创造，将来夺取大城市后更多地改造旧戏，把那些旧的戏剧团体接收过来，去领导他们。《恶虎村》这出戏应该把黄天霸改写成特务。

毛泽东对旧艺术最耿耿于怀的，依然是它的内容，特别是它不以劳动人民为主角的创作惯性。这次谈话有所不同的是，他的着眼点已经放在将来“接收”和“改造”大城市的旧艺术上面，并认为旧戏剧团体本身是一个封建行会制度，这已经涉及戏曲体制的问题了。

中共中央机关设在西柏坡的时候，1948 年 11 月 23 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戏曲改革的社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社论提出：旧剧是旧的压迫阶级用以欺骗和压迫劳动群众的一种主要的阶级斗争工具，我们要帮助和鼓励劳动群众去反对和消灭这种欺骗和压迫。现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形势飞跃发展，大城市相继被解放，旧剧的改革任务，更加急迫地摆在我们面前。但也要认识到，旧剧是重要的民族艺术遗产，在群众中保持着浓厚基础，因此，任何单纯行政命令或急性病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社论还说：对旧剧内容，应具体研究，分别对待，可分三类：有利、无

害，有害。前两类剧目，不加修改或稍加修改即可演出的，害多利少或绝对有害的，则应加以修改或大大修改。

这篇社论是周扬等人向毛泽东和刘少奇请示后写的，而且是“主要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写的”。①其中的提法，还是比较谨慎稳妥。分出“有利” “无害”和“有害”三类，择而演出，也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因为当时全国政权还不在手里，戏曲体制上的改造还不可能提上日程。

在举行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时，周恩来在讲话中依然保持这个基调。他说： “凡是在群众中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当重视它的改造，这种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

改造的原则，依然是毛泽东为延安平剧院题写的那句话：“推陈出新”。不过，1951 年 4 月以梅兰芳为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的时候，毛泽东在题词里重申了“推陈出新”，还在前面加上了四个字：“百花齐放”。这大概是因为环境和范围变了，考虑到全国戏曲各剧种、各流派要共同发展和繁荣的问题。

从此开始，“戏改”一直是新中国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一直由政府总理周恩来出面指导。就在毛泽东为新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前几个月，文化部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会议中间，周恩来到北京饭店向代表们一桌一桌地敬酒。因为是冬天，南方来的戏曲家们没有带棉衣，周恩来还决定向与会代表每人增送一件棉衣。随后他又签署颁布了著名的政务院政令

《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时期“改戏、改人、改制” 的三大任务。

于是，在 50 年代中前期，一大批新编和改编的戏目，在舞台上亮相争辉。

1952 年 10 月 6 日至 11 月 14 日，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参加会演的有二十三个剧种，剧目近一百个，评选出《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雁荡山》（京剧）、《葛麻》（楚剧）、《小女婿》（评剧）等优秀剧目。到 1956 年浙江昆剧团推出《十五贯》，达到高潮。一时间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周恩来还把这出戏调到北京演出，他说的“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这句话，顿时让戏曲界振奋万分， 也成为增强人们对戏曲改革的信心的一句名言。

这出戏也让毛泽东异常兴奋。1956 年 4 月，他先后在中南海怀仁堂和中直礼堂两次观看，提出：“《十五贯》是个好戏，全国各剧种有条件的都要演。”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有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

不过，在 50 年代前期，戏改工作在形式上并没有多大成就。当时主要强调内容上的改编和新编，也提倡现代题材，但好作品还不甚多。对这些，毛泽东也没有什么异议。

他当时的主要精力，或者说他更关注的，是文艺界的思想改造。

① 周扬：《进一步革新和发展戏曲艺术》，载《文艺研究》1981 年第 3 期。

二十六 在《武训传》批判前后

1949 年 12 月中旬，毛泽东动身去苏联，访问了两个月。这是他建国后第一次出国访问，苏联是他一生中唯一出访过的国家。如果说毛泽东一生中有什么机会可以集中观看外国艺术的话，那可能就要算是在苏联的这两个月了。

外事活动之余，他有意识地观看了不少苏联影片，他的选择也很吻合其政治家的需要和爱好。据师哲在《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中说：“在莫斯科期间，为了调节毛主席的生活，我找了几十部俄国和欧洲历史人物传记影片给他放映，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涅夫斯基》、

《加斯豆斯·加林诺夫》等等。在一次毛主席拜会斯大林时，斯大林对我说： ‘毛主席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最简便的办法。’我把这话告诉了毛主席。”根据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拍摄的《彼得大帝》， 表现了彼得一世为了俄罗斯民族的强盛所推行的许多改革以及他天生的洒脱豪放个性。相信毛泽东会“心有戚戚焉”，感到深深的共鸣。

出于外交礼节，毛泽东还经常出席一些文艺演出活动。在游览列宁格勒

（彼得堡）的当晚，他到基洛夫歌剧舞剧院观看列别杰娃主演的一场芭蕾舞剧《巴亚捷尔卡》。演出结束，他派代表团成员登台给列别杰娃献了花篮。莫洛托夫还陪同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国立实验大剧院观看芭蕾舞剧《天鹅湖》。原来还准备请中国代表团看一个叫《红罂粟花》的芭蕾舞剧，这是一部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作品，但是其内容和表现手法却歪曲了中国革命的形象，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都没有出席，只派师哲等人去着了看， 向对方提出了我方的意见。2 月 17 日，毛泽东启程回国，在新西伯利亚下车参观时，于午夜时分同周恩来到大剧院观看芭蕾舞剧《伊戈尔王子》的一个片断。

关键还是要创造新中国自己的好作品。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宣布“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的三天后，毛泽东为新创刊的《人民文学》题词里，就表达了这样的心情：“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他当时心目中的好作品，不管艺术水平怎样，首先是要描写新社会生活内容。当时的文坛现状是，无论是解放区来的还是原来在国统区的文艺家， 都有一个如何接近、认识、理解和表现新中国的问题。作为政治家、革命家和国家领袖，毛泽东似乎有理由要求在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刻，有反映这种变革的作品出现。

于是，当他从 1951 年 1 月 31 日的《人民日报》上面，读到北京贝满女中教师步春生的文章《我家两年来的变化》时，特别高兴。该文叙述作者一家对共产党和新中国认识的深入和变化，充满对新社会新生活的激情。毛泽东认为这篇文章真实反映了知识分子在解放后思想感情的变化，应该是故事片电影的好题材，建议电影局拍成电影。此事由周思来直接出面，让电影指导委员会负责人陈波儿组织剧本写作。他们找到了老舍，老舍奉命创作了《人同此心》。后因江青干扰，这个剧本被打入冷宫。

电影《人同此心》没有问世。这年春天，毛泽东则把老舍反映新旧社会对比的话剧《龙须沟》请进了中南海怀仁堂。这是他建国后在北京看的第一场大型话剧。

还是那句老话，要用新的观点反映现实，就要面向生活，面向基层。1951

年 11 月，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给毛泽东写信，说安徽滁县专区文工团托他请毛泽东为该团题写“面向农村”四个字。毛泽东爽快地照办了，将题字寄给周扬的时候还谨慎地叮嘱：“面向农村”这四个字“不要印给别处， 因别处的任务不都是在农村”。大概是考虑到这个题词只是给地区文工团的， 自然不能让大量的城市文艺团体也去面向农村。无论是面向什么地方，面向基层则是他的一个定见。

当时的农村，正在轰轰烈烈地搞土改，无疑是特别热闹的话题。反映这类题材，建国前在解放区就已出现了不少好作品。最有名的，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这两部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的长篇小说。毛泽东对它们并不陌生，在西柏坡的时候，他就听胡乔木等人汇报过丁玲的这本书，而《暴风骤雨》则是 1952 年外出时在专列上读的。

对了解农民、熟悉农村的作家，毛泽东从来看重，甚至把他们的一些想法作为他决策的一个参考因素。1951 年在制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时候，他提议把这个决议草案拿给熟悉农民的作家征求意见。秘书陈伯达将草案初稿送给写出过《三里湾》、《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的赵树理。赵树理看后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并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陈伯达把赵树理的看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两方面都要保护。这样， 修改后的草案也就更全面了。①

这是政治家和文艺家之间和谐动人的一幕。这些实例，确也见出中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是多么地可爱。他们的可爱是因为他们对新生的共和国充满着无限的挚爱。即使他们一时间和新生活未必完全合拍，同中央和毛泽东的思路未必完全合拍，但他们都拿起了笔，力所能及地去反映，去表现， 去歌颂。

这一点，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之初的情况明显不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蒲宁、阿·托尔斯泰，以及不少的演员，都跑到或曾跑到西欧和美国去了，连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中的“导师”级人物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整整 10 年才回到祖国。这是本世纪初的事情，那时的中国还在搞五四运动。说近一点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生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夏衍在 50 年代曾几次去东欧诸国，当时的民主德国总统皮克单独接见他的时候， 就感慨地说：德国有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但现在由于他们不了解共产党，所以许多作家和演员还在西欧和美国，真诚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自己的祖国。②

中国的情形却正好相反。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文化界名流不仅没有出现“外跑”的潮流，连当时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等都及时地赶了回来。这类情况在科学界就更多了。在国内的文化和科学界人士，许多都拒绝了国民党方面的拉拢，留在了这片百废待兴的土地上面。国民党曾派飞机要把史学大师、宣称不信奉马列的陈寅恪接去台湾，可他硬是留在了广州。

民族振兴的责任感召着他们。在国共之间，他们也有明显的比较，哪怕不问政治甚至不信仰马列的人，也作出了坚定的选择。他们相信，新中国需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2 页。

② 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载《战略与管理》1995 年第 2 期。

要他们，能为他们从事的文化事业创造更好的条件。他们更需要新的中国。尽管一开始并不那样顺手，他们还是努力地去适应。

最典型的该是 30 年代写出《骆驼样子》的老舍了。他不是共产党员，是特意从美国赶回来的国统区有代表性的作家，抗战初期到过延安和毛泽东曾有一面之缘，建国后写出得到各方面认可的话剧《龙须沟》。人们都觉得他是有真诚良知的文化人，一则是他做人真诚，一则是他真诚地适应和赞美新中国。就在写完没有能够问世的《人同此心》之后不久，他在写给一位美国朋友的信中说：“对于新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说，总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政府好”。“过去三个月里，我只完成了一个短的电影剧本，其他别无建树”。①

就是这样一位名作家，开始时处于什么样的心态呢？

“1949 年年尾，由国外回来，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泽东选集》。头一篇我读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读完了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 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样去服务的。可是， 狂喜之后，我发了愁。我怎么办呢？是继续搞文艺呢，还是放弃它呢？对着毛主席给我的这面镜子，我的文艺家的面貌是十分模糊了。以前，我自以为是十足的一个作家，此刻除了我能掌握文字，懂得一些文艺形式之外，我什么也没有。⋯⋯我真发了愁。”

“我不再想用作品证明我是了不起的文人，我要证明我是新文艺队伍里的一名小兵，虽腿脚不利落，也还咬着牙随着大家往前跑。”①

“往前跑”的文人们虽然不能不说都是十分地努力，但还是参差不齐的。别具胸怀的毛泽东把目光投向整个文坛的时候，还是发现一个很让他不

满意的现象：真正反映现实社会的好作品还不是那样的多，而且，影响很大的恰恰是那些写旧社会，乃至带有封建思想的东西。于是他感慨地说：我们在文化界的进步力量还小，文化队伍中的“人民解放军”太少了。②

善于把握方向，推动潮流的毛泽东总是见微知著，识倾向于青苹之末。特别是为了一意要防止什么和倡导什么的时候，他有着超越一般政治家的敏锐目光。

如今，引起他警党的，是全国各地正在放映并一片叫好的电影《武训传》。这部故事片抗战后期在重庆就开始筹拍了。但由于资金短缺和社会动

乱，拍摄工作停了下来。编导孙瑜在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曾当面把自己要继续拍完《武训传》的想法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三点：站稳阶级立场；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便加以笼络利用；武训最后对兴义学有怀疑。

③重新开机前，孙瑜还把剧本拿到中宣部审查，也通过了。

孙瑜为什么要如此热心地搞这部片子呢？他在《编导〈武训传〉记》里说，拍这部片子是为了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

1950 年底片子出来了。因为由上海昆仑制片厂投拍，先就在上海审了一下。据当时上海文艺界的负责人夏衍回忆：“我准时到会，使我吃惊的是不仅舒同（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冯定等已到，居然饶漱石也参加了。⋯⋯

① 引自吴福辉、钱理群主编：《老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杜 1995 年版第 245 页。

① 引自吴福辉、钱理群主编：《老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0、254 页。

② 毛泽东 1950 年 5 月 29 日的一次谈话。

更意外的是影片放完之后，从来面无表情的饶漱石居然满面笑容，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好’，祝贺他们成功。当时他的政治地位比陈毅还要高，是华东的第一号人物，他这一表态，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武训传》是一部好影片了。”①

饶漱石的表态，算是给编导和演员吃了颗定心丸。1951 年 2 月《武训传》在上海和南京两地公演，获得热烈反响。孙瑜带着片子来到北京，2 月 21 日给周恩来写信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周恩来给他谈的三点意见“都在影片里写到了”，文化部的沈雁冰部长和电影局局长袁牧之都看了，“先生爱护文艺，能否于日理万机的余暇，赐以三小时的审映？”结果，当天晚上就让在中南海放映，观看的有周恩来、朱德等一百多人。看完后朱德和孙瑜握手说“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提了一个艺术处理方面的意见，再没多说别的。

这天晚上，不知为什么，毛泽东没有来。但几天后，他调了片子去看。影片就此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公演了。据不完全的统计，2、3 月间，全国

各报刊发表了四十多篇评论《武训传》的文章，绝大多数给予了肯定。在一片赞扬声中，人们忽视了毛泽东的反应。

他的态度最明显地表现在 5 月 20 日《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当中。这是他精心修改的文章，在加写的一段文字中提出：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因为武训不仅不去触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文末提出，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文章的讨论，目的是“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从毛泽东当时的思路看，他渴求反映新社会生活的作品。历史题材也不是不能写，关键是怎样去选择和塑造。而武训在历史发展中，并非具有新思想和革命意义的人物。除重文化、兴义学的精神尚有些可取之处，他的软弱， 特别是后来和统治者的暧昧关系，都是和毛泽东的想法格格不入的。

循此思路，自然引出一个怎样看待和描写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正好在一年前，毛泽东就对另一部以戊戌变法为背景，描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矛盾冲突的电影《清宫秘史》提出了批评。此后，他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里又说：“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 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文革”初，戚本禹在那篇名噪一时的批判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里披露：1950 年 3 月，影片公演之初，“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当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任电影局顾问的江青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清宫秘史》很坏，应该批判。但受到中宣部

① 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载《战略与管理》l995 年第 2 期。

几位领导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的拒绝，胡乔木还说了一句：少奇同志说的， 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不能批判。

批判终于没有开展起来。毛泽东当时没有说什么话，从后来他多次提到这件事来看（1965 年 12 月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他又说：《清宫秘史》， 有人说是爱国主义，我看是卖国主义，彻底的卖国主义），当时没有说话， 并不说明他心里没有想法。

这次对待《武训传》的情况却不同了。

《武训传》对武训的歌颂，集中体现在影片的主题歌词上：“大哉武训， 至勇至仁。行乞兴学，苦操奇行。一囊一钵，仆仆风尘；一砖一瓦，累积成金。街头卖艺，市上售歌；为牛为马，舍命舍身。世风何薄，大陆日沉。谁启我愚？谁济我贫？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千古一人！”在影片中，这“庄严神圣的赞诗高唱入云”，贯串始终。

相信毛泽东看影片时，对把武训推为“至勇至仁”、“千古一人”的“赞诗”，是很反感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毛泽东本人的经历，都反复在阐述一个真理：改变现状，反对旧社会，只能首先用“武器的批判”。对此，他修改的给第一次文代会的贺电中说得很明确：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没有人民政权的建立，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是不可能的。在延安讲武训和陶行知精神， 是因为他们的做法在当时毕竟是为穷人办好事，可如今环境变了，全国胜利了，再来宣传，在他看来，岂不是宣扬改良主义吗？岂不是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的吗？

真正使毛泽东注意，并觉得问题比较严重的，是影片公映后的一片叫好之声。所以他在社论中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这里的“特别”两字，自不是随便写下。也就是说，他批评的不仅是《武训传》，而且更着重地指向歌颂武训和宣传《武训传》的人。

建国初期，新拍影片本来就不多，反映现实题材的则更少，像 1949 年拍的反映东北某铁路工厂工人支持解放战争的故事片《桥》这样的好作品更是凤毛麟角了。尽管当时中央宣传部门热情推荐了这部片子，但稍后还是没有怎么演。毛泽东曾作过解释，说《桥》那个影片，把工程师处理得不像样子， 民主人士看了不高兴，那个戏就拿不出来了。①看来，写现实题材确有一定的难度，文艺家们如何有分寸地把握现实题材，也有一个艰难地摸索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文艺家们把精力放在他们本来习惯于表现的旧题材，多少有些必然性。

这个时候，《武训传》这部三个小时的历史题材“大片”出来，无疑成为人们的文化热点。新片的艺术水平也不错，为圈内行家认可，引起轰动， 也势所必然。

称赞这部电影的文章，多数却不是从艺术上来谈的。有的把武训誉为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教育部门还反映，一些不安心教师工作的人，看了这部片子后，就安心了。

这些评价，和毛泽东的思路简直是南辕北辙。看来，不少长期住在国统

① 毛泽东 1953 年 7 月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一次谈话。

区、没有经过延安整风的文化人，在历史文化观上和毛泽东的期望及新中国急需开创的文化时尚还有不小的距离。难怪他说出“文化界的思想混乱到了何等的程度”这样的话来。

4 月间，在毛泽东改写社论前，报刊上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批评文章，比较重要的是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5 月 16 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几篇批评

《武训传》的文章。这是不是毛泽东指示安排的，现在没有直接材料证明， 但按惯例，由《人民日报》配编者按发表批评文章，不是一件小事，只有中央领导人才可能确定下来，而且 5 月 20 日社论也不会是当天才确定撰写和发表，也有一个酝酿过程。

这篇社论还开列了报刊上发表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的一个不完全的目录”，共44 篇，都点了名。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还发表评论，说： “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自我批评；而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还要作出适当的结论。”

为了澄清文化界的思想混乱，新中国文化界第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就这样在全国迅速和普遍地开展起来了。

运动起来了，毛泽东也没有放手。一些重要的批判文章，他都要过目， 有的还亲自动笔修改。6 月间，他审阅了《学习》杂志准备发表的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耳（许立群）《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一文，并加写了几段文字。其中说：“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旧的反动著作家则将武训的骗术有意描写为‘美谈’，武训的‘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这件事，在‘清史稿’武训传中也是大书特书的。”“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为什么说武训不值得歌颂，甚至不应该去表现，要让人们心悦诚服，关键还是在弄清武训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为此，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文化部等单位组成一个 13 人的联合调查团，6 月初到武训的家乡山东省堂邑、临清、馆陶一带，实地调查武训的历史情况。

调查团负责人除袁水拍和钟惦棐外，还有江青，那时她用的名字是李进。其特殊身份，即使是局外人，也会知道谁会在调查团里起决定作用，何况她对这件事显得异常热心。这是她和毛泽东结婚以来，第一次外出参与文化界的公事。到 11 月间《武训传》批判后期，中宣部和政务院文教委党组在考虑机构设置和人员调配的时候，提议江青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那时中宣部下面不设局，处长即相当局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在批判武训和《武训传》的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原因。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还是迟疑了， 批道：“江青是否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调查团在山东呆了二十多天。带着强烈倾向的调查，会得出什么结果， 不言自明。到 80 年代，一些成员对调查过程陆续有所回忆（如当时的聊城地委副书记赵国壁，聊城地委宣传部长司洛潞）。大致是：为了创作影片，孙瑜也曾带过一个调查组实地调查，那时老百姓说武训的多是好的一面。江青带的调查团来后，开始人们说的也多是好话，后来有关部门就做工作、交待

只能拣坏的讲。

这个《武训历史调查记》有好几万字，于 7 月 23 日至 28 日在《人民日

报》连载 6 天，分五个部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

发表前，照例由毛泽东审改。改完第一稿，他给胡乔木附上一信，说： “此件请打清样十份，连原稿交江青。”看来，《调查记》是由江青送给毛泽东审改的。由此推想，也还可能是由她主持写的。每个部分都有毛泽东加写或改写的议论性段落，以进一步发挥他的想法。

根据《调查记》提供的材料，毛泽东给武训定了性：一个以“兴义学” 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

顺便提一下，由于武训竟是这样一个人，全国一些地方与武训有关的纪念物，如为纪念武训所设的公立和私立的学校，有关纪念武训的碑文、建筑、石刻、塑像、画像等，也就面临怎样处理的问题。7 月 2 日，华北局给中宣部打了个报告，提出在讨论武训和电影《武训传》逐渐成熟的时候，与武训有关的学校应改名，其他则由群众自觉拆除或涂抹，但武训墓和墓碑，则应保留。这个时候，毛泽东正在审改《武训历史调查记》，他在这个报告上的批示是很留有余地的：“可予同意。但应着重教育解释，其余可以从容处理。”

头等重要的似乎是思想倾向而不是别的。毛泽东最终要说的论断，是在

《调查记》里加写的这样一段话：在封建社会，“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才有这种可能。”

从 5 月开始将近半年的批判运动，无须多说。反正那时文艺界人士大多没有思想准备，十分紧张，与这部电影关系不大的文艺界领导人，也作了自我批评。如刚刚出访回国的夏衍：

就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正在埋头写“出访总结”，周扬打来电话，要我到他家里去，有事面谈。见面之后，既没有寒暄，也不问我访苏情况。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批《武训传》的事，知道了吧？⋯⋯你赶快回上海，写一篇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对此我很意外，我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我有点感情冲动，而周扬却非常平静。他说： 你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毛主席亲笔改过两次，有大段文章也是他写的。⋯⋯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①

夏衍回上海后，在一个一百多人参加的文化界集会上，作了检讨，然后

又把发言整理成《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一文，寄给了周扬，周扬即送请毛泽东看，毛泽东又亲笔修改并加写了一段话， 还对周扬说：检讨了就好，让夏衍放下包袱，放手工作。夏衍这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检查文章发表在 8 月 26 日的《人民日报》上面。

不光夏衍这个层次的领导，就是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孙瑜和夏衍的回忆中都提到这事。具体情况是：1952 年 3 月，周恩来在上海参加电影工作者的茶话会时，问孙瑜：是否听见了他在北京对《武训传》问题所作的检

讨。第二天，周恩来在上海万人大会上作报告时又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 当孙瑜向他提出想拍《武训传》时，他只讲了注意武训这个人的阶级出身问题，而没有予以制止。后来看了影片，也没有发现问题，所以对此他负有责任。同时还谈到，孙瑜和赵丹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只是思想意识问题， 千万不要追究政治责任。

从《武训传》批判可以看出，从建国初期开始，毛泽东的意见对文艺界的走向（一些涉及民主人士和老先生的作品及观点除外）便开始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

他批判武训和《武训传》的文字，把武训办义学的“奇举”放在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大背景和大走向中来考察，从而提倡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和反映历史人物，在改造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同时，推动文艺创作同前进的时代共命运。这在建国初期是必要的有意义的。但是， 他一开始就拒弃文化学术讨论的思路，而引导为一场“不由分说”的带有政治倾向的文化批判运动，从而在刚刚起步的新中国文艺界，开了以批判开路去解决创作问题的不好先例。这种搞法，未必能实现他的初衷，消极后果也是明显的。

毛泽东的秘书，50 年代的中宣部副部长，80 年代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 1985 年 9 月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会议上自我批评说：

“1951 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开始并不涉及而后来涉及陶先生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讨论对武训本人及《武训传》电影的全面评价，这需要由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和电影艺术家在不抱任何成见的自由讨论中去解决。但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从批判这部电影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

不过，当时对《武训传》的批判，尚没有发展到从组织上作过分处理， 并仍然鼓励孙瑜、赵丹等主创人员进行电影创作。几年后，即 1957 年 3 月 8 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同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文艺界代表谈话时，见到赵丹，特意问：孙瑜现在是不是安排好了？你是和他合作过的。赵丹回答：他有病，养了一些日子，写了一个电影剧本，现在正导演一部片子。毛泽东又说：你们两个的《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就在批判武训和《武训传》前后，文艺界内部也不安宁。之前，曾围绕“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展开争论；之中，则批评“杨绍营新编剧《新天河配》、《大名府》的反历史倾向”；之后，即批评“肖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创作倾向”。茅盾、陈白尘、何其芳、阿垅、陈涌、邵荃麟、艾青、光未然（张光年）等，都写了文章。这些讨论和争鸣， 大体还是学术方式。喜欢读报刊的毛泽东，不会不有所闻，但没有发表意见。文艺界的领导却不会不意识到，这一系列的争论，特别是《武训传》问题的出现，确实反映了文艺界的思想状况有些混乱，急需采取有效的方式给予解

决。

最好的方式，就是整风。这似乎是从延安以来屡试不爽的方法。

11 月间，中宣部召集党内主要文艺干部十余人举行了文艺工作会议，一致认为：进入城市后，文艺工作的主要错误是对毛泽东文艺方针发生了动摇， 在某些方面甚至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篡夺了领导。改善的主要办法是：纠正文艺脱离党的领导的状态，对文艺工作的重要情况和问题， 经常向中央报告请示；彻底整顿文联各个协会的工作；改善对电影工作的领导；整顿文艺刊物，使之成为严肃的战斗的武器；对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有系统的斗争。

接着，中宣部就这个会议的情况送给中央一个报告、提出在文艺干部中开展一次整风学习，以澄清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认真建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有效领导。11 月 26 日，毛泽东以中央的名义批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当地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研究这个报告，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艺界开展一个有准备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的错误思想，使文艺工作向健全的方向发展。各地党委和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对文艺整风运动的领导，并先将计划报中央和中宣部批准。

建国后，文艺界第一次整风学习就这样开始了。对这次整风的必要性， 除了当时发生的一些诸如《武训传》这样的具体问题外，更深层的原因是： 虽然 1949 年 7 月第一次文代会上，两支文艺大军胜利会师了，并在会上宣布

接受毛泽东 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提出的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不经过像解放区文艺界进行过的那样具体的深刻的思想磨练，这个方向就真的会被全国文艺工作者所自然而然地毫无异义地接受。在一些人看来，今天的文艺界“存在着更大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包围”。

这次整风，被称为新中国文艺的一次“基本建设”。此后的文艺工作， 发展比较顺利。到 1953 年 9 月，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时候，文艺界已是一片新的气象。会前，毛泽东亲自就大会的议程、任务、指导思想作了指示，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全国文联和各协会的机构人选。

这当中，还有一个插曲。此前因毛泽东批评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政治上不开展”，被撤掉了兼任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之职，到湖南参加土改去了。毛泽东让胡乔木出面主持筹备这次文代会。胡乔木主张按苏联的文艺体制取消全国文联这个机构。快开会时，毛泽东听了汇报，竟发了火，说：“有一个文联，一年一度让那些年纪大，有贡献的文艺家们坐在主席台上，享受一点荣誉，碍你什么事了？文联虚就虚嘛！”随即提议赶快打电报把周扬叫回来，重新筹备文代会，还要胡乔木在文艺界负责人会议上传达他的要求：“希望第二次文代会在周扬同志的主持下开成团结的会议”。

①

这次文代会的大会报告，开始由冯雪峰准备，但未获中央通过。他起草的稿子中对文艺形势的估计，以及有关英雄人物的创造等问题，在文艺界存在不小的分歧。周扬回来主持起草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他看后对其中关于怎样塑造英雄人物的论述表示满意，还风趣地说：人都是有缺点的，所以

① 《谈周扬——张光年、李辉对话录》，载《新文学史料》1996 年第 2 期。

英雄人物也有缺点，但是文艺作品中英雄人物不一定都写他的缺点。像贾宝玉总是离不开女人，而鲁智深却从来没有考虑到女人。为了创造典型，有意识地夸张或忽略某些方面是应该的。

这些思考和想法，算得上是和文艺家们的一种平等对话，而不赞成取消文联，则是出于政治考虑对文化名人的殷殷维护之意。

第二次文代会开得还是成功的。快闭幕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主要领导都来了。

孰料，一年后文艺界又起风波。经受最大磨难的，正是起先准备第二次文代会大会报告的冯雪峰。

二十七 开火：从俞平伯、胡适到冯雪峰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藏龙卧虎之地，“五四”以来的许多文化学术权威聚集于此。文学所研究员俞平伯先生，是中国第一批著名的新体诗人和散文家，20 年代初出版的《红楼梦辨》，是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齐名的“新红学”代表作。1952 年，他经过修订易名为《〈红楼梦〉研究》由棠棣出版社再版。1953 年 3 月，当他把一篇扼要总结自己的研究成果，题为《〈红楼梦〉简论》的文章拿到学部刊物《新建设》上发表的时候，肯定想不到因此会引发一场波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

不仅俞平伯先生本人想不到，文艺界的权威刊物和权威编辑也都想不到。他们觉得，权威就是权威，更何况“红学”向来被看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学问。所以，《〈红楼梦〉研究》再版不久，有人写商榷文章寄到《文艺报》，接到的则是一封退稿信，上面说该书优点多于缺点，其中缺点人们自会分清，用不着批评云云。不唯如此，《文艺报》又在 1953 年 9 月的“新书刊”栏目上推荐说，俞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作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吃，这是很大的功绩。其他有价值的考证和研究也还有不少”。

这个时候，北京有两个青年学子悄无声息地联手写着一篇文章。他们是同班同学，刚刚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一个叫李希凡，在人民大学哲学班读研究生，一个叫蓝翎，在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当老师。他们写的文章叫《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认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存在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把《红楼梦》当作作者“感叹身世”和“情场忏悔”的“自传”，否定了它对封建社会的典型概括意义；一是“色空说”、“怨而不怒说”、“钗黛合一说”，抹煞了《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倾向；一是在论述《红楼梦》的传统性时，与传统文学（如《金瓶梅》）简单比附，否定了它的独创性。

两位青年写信给《文艺报》，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文艺报》没有答复。他们又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教师，获得了支持。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1954 年 9 月号上发表了他们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发表在大学校刊，影响面毕竟较小。在批判《武训传》中出足了风头的江青，已正式在中宣部文艺处挂了个副处长的职务， 她提出要《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还找来胡乔木、邓拓、林默涵、林淡秋开会商议此事，但胡乔木、邓拓等人没有答应，理由是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建议在《文艺报》上转载。会后，由林默涵通知《文艺报》主编冯雪峰。这样李、蓝的文章在这年 9 月底出版的《文艺报》第 18 期转载了。到

10 月 10 日，李希凡和蓝翎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更直接地批评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

李、蓝文章的观点和俞平伯的分歧，一般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和“新红学”研究方法之间的分歧。所谓“新红学”，是同“旧红学”相对而言。旧红学的功夫在索隐，把《红楼梦》里的人和事一一同历史上的人和事对照起来检索。例如，“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人物蔡元培认为，书里写的十二金钡，是指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这样它就是一部清朝康熙年间的“朝政小说”，而且，“红者，朱也，明也”，暗指朱明王朝，主旨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新红学”之“新”，在于把注意力转向了作

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思想和作品的版本的研究上面，从而提出小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这无疑是一大进步，抓住了创作主体和作品的关系。由于太重视或局限在作者“自叙”这一点上，也多少忽略了小说对社会历史的典型反映及其思想意义。我们知道，自马克思评论巴尔扎克，恩格斯分析《封·济金根》，列宁评论托尔斯泰以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运用到文学研究上，都始终是把注意力放在作者和作品同社会生活的关系上面的。作为对现实作品的文艺批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在延安时代就被毛泽东提出来了，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过多涉及到古典文学研究领域。

在大力倡导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时代氛围中，“新红学” 和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早晚要发生碰撞，就看什么时候出现和寻找什么导火线了。

说早晚要碰撞，还因为有这样一个不容忽略的细节：毛泽东特别关注古典文学的研究，又非常喜欢读《红楼梦》，而且历来有自己的看法。

青年时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读了《红楼梦》，在读书批语里， 引用过前人对《红楼梦》关于“意淫”的说法。1928 年在井冈山期间，也读过《红楼梦》，还同贺子珍讨论林黛玉的性格。延安时期，《红楼梦》是他同文化人经常谈论的话题，在一次演讲中，他提出这部小说有很丰富的社会史料。建国后，他常对人说，《红楼梦》这部小说他至少读了五遍。毛泽东逝世后，在整理翻阅他中南海故居（包括在丰泽园住地和后来的游泳池住地） 里的全部图书时，发现有线装木刻本《红楼梦》，也有线装影印本、石刻本， 还有各种平装本，一共有 20 种之多。其中有两种版本毛泽东用铅笔圈画过。

一种是《脂胭斋重评石头记》，一函 8 册，影印本。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4 函 32 册，木刻本。

说来也巧，俞平伯 1954 年 3 月在《新建设》上发表《〈红楼梦〉简论》的时候，毛泽东在杭州西湖边上正同随行工作人员议论这部书呢，他提出：

《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多少年来，很多人讲它，都没有真懂。

这大概是他第一次明确说出《红楼梦》是反映阶级斗争的。大概也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可能正在读《红楼梦》。

曾任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的石西民保存过一套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批注过的

《红楼梦》。另外，康生也保存过一套毛批的《红楼梦》。北京图书馆的著名学者路工曾从康生那里把这个毛批本借来一阅，发现毛泽东批注的版本正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年出的。路工也就在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年出版的《红楼梦》上按原样抄下毛泽东的批注。最近曾有出版社打算出版这个转抄本，但因是孤证，恐很难实现。这且不去管它。但 1954 年毛泽东正好在读《红楼梦》，可能不虚。

《新民晚报》1994 年 1O 月曾发表署名马汉的文章，披露说，毛泽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年本的《红楼梦》第 19 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尾部，曾写有这样几处批语：

“此回是一篇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情切切段，是将两种人生观相互冲突的爱情，用花样的语言，切切道

出。宝玉与袭人相爱，两者都是诚恳的，但他们性格不同，思想有矛盾，无法统一。在袭人看宝玉，是：性格异常，放荡驰纵，任性恣性。而宝玉对袭人，也只能‘坐八人轿’慰之。”

“意绵绵段与前段相反，这里是将同一人生观相互结合的爱情，像玉一样的光辉，香一样的气氛，绵绵地喷发出来。宝玉与黛玉的相爱，不仅是真挚的，而是建筑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是任何人不能相比的，故宝玉说：‘见了别人，就怪腻的’，他把黛玉比作‘真的香玉’。而黛玉说：‘真正你是我命中的妖魔星’。”“在袭人的口中，听到切切的箴口（缺字），故待之以八人大轿。从黛玉的身上，闻到绵绵的幽香，故比之以优美的童话。”

如果这些批语确为毛泽东所写，看来一进入具体人物和情节，他的艺术感觉是相当敏锐的，艺术评判也有独到之处。

有意思的是，批语后面所署时间，是“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一日中秋节记”。这正是李希凡和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在《文史哲》上发表的时间。

这期间、毛泽东还可能在读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著作。在他的藏书中， 有一本周汝昌写的《红楼梦新证》，是棠棣出版社 1953 年 9 月出版的，其中

有一段关于《红楼梦》第 53 回和第 75 回提到的“胭脂米”的考证文字，用很小的六号宋体字排印，但毛泽东都一一作了圈画。

事情就是这样偶然，也是这样必然，让毛泽东注意到敢于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李希凡和蓝翎这“两位小人物”。

然而，无论是根据上面指示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艺报》，还是随后以显著版面发表《评〈红楼梦研究〉》的《光明日报》， 虽然都做了得风气之先的事情，但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两位年轻人的文章超越文化学术范围的社会意义。这种不敏感，反映在两个报刊加的编者按上。毛泽东阅读这两篇文章时，对两个报刊的编者按很不满意，批语中明显夹带火气。

先说由冯雪峰起草、经中宣部审阅过的《文艺报》编者按。

编者按说：“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毛泽东在该句旁批注：“不过是小人物”。

编者按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这句中的“试着”二字旁，画了两道竖线，并批注：“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编者按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毛泽东批注：“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绕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编者按说：转载这篇文章，是“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 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两句”更深刻⋯⋯”旁边，画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分别批注：“不应当承认俞平怕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再说《光明日报》的编者按。

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毛泽东针对“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和“供参考”三个提法，分别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 “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在《文艺报》转载文章作者署名李希凡和蓝翎两个名字下面，毛泽东还批注：”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廿六岁。”此前他专门了解过两个

作者的情况是确切无疑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团员，敢于向权威挑战，这本身就是令毛泽东感到兴奋的事情，反观文艺界及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年轻人却如此轻慢草率，这怎么能够让他容忍呢？

几乎是怀着一种天然的义愤，毛泽东于 10 月 16 日写了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以下简称《信》）。信中一开头即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 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事情是两个‘小人物’ 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

他在信封上写下的要求阅读这封信的人名有 28 个，一类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彭真这些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一类是陆定一、习仲勋、胡乔木、凯丰、张际春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负责人，再就是郭沫若、沈雁冰、周扬、丁玲、冯雪峰、何其芳、林默涵等，几乎包括了文艺界所有的头面人物。如此范围，可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看得何等之重，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何等之大。

阻拦“小人物”不说，问题是这种阻拦的实质。说起来，毛泽东对俞平伯的观点大体也不陌生。

他细读过 1952 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在书上做了不少批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从批注中可知，他认为《〈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底态度》、

《〈红楼梦〉底风格》两节，因而对这两节的圈画最多。如在《作者底态度》一节中，俞平伯写的“《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一句旁，毛泽东粗粗地画了一个竖道，在竖道旁又画了一个大问号。在“是情场忏悔而作的”一句旁，也用铅笔画了竖道，而且还画了问号。《〈红楼梦〉底风格》一节， 画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有七八个问号。在这节的开头，俞平伯写道： “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毛泽东在“位置是不很高的”七字旁画了两条粗线，又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在该书的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红楼梦》行世以后，便发生许多胡乱的解释，在那妄庸人底心里，不过没有什么‘索隐’、‘释真’这些大作罢了。”毛泽东也画了横线，又在横线上画了大问号。

毛泽东读俞平伯这本书，是在李、蓝文章发表之前，或之后，还不得而知。但这并不重要。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他把《红楼梦》当作社会历史乃至阶级斗争典型反映的思路是明确和一贯的，和“新红学”不是一路，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也要比“新红学”高得多。李希凡、蓝翎的文章一出来，引起他的重视，诱发他的兴趣，博得他的叫好，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可反观文艺界的现状，则不免让他失望。于是，在《信》中提出，阻拦“小人物”的实质是“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

相同的。⋯⋯《武训传》虽然被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这些想法，多少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当时对思想文化界的状况过于严重的估计。

由于毛泽东对俞平伯学术观点的批评使用了过分严厉的词句，当时对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批判，也就出现了乱扣帽子的情况，基本上否定了他建国后在红学研究中的进步因素和积极变化。有的文章甚至称“红学”上的争论“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反映”，指责俞平伯“骨子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士大夫阶级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混血儿”，其思想本质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进攻的一种表现”。

这些批判，很难说是学术方式，无异于给了老知识分子们一个当头棒喝， 使他们在学术研究上不得不畏首畏尾，生怕同政治错误沾边。在《红楼梦》研究上颇有建树的俞平伯先生，从此以后，三十年绝口不谈《红楼梦》。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在 1986 年 1 月 20 日

庆祝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 65 周年的会上，对这场批判俞平伯“红学”观点的运动，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早在 20 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 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对《红楼梦》如何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1954 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且说 1954 年因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引发的批判运动，不仅没有停歇， 却更猛烈地往纵深领域进击着。

按当时的思维逻辑，人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的错误思想的根子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在《信》中的回答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胡适，正好又是“新红学”的开山人物。

批判这种错误思想，要从胡适那里人手，这个想法，在毛泽东读《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时，就意识到了。李、蓝文章引用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批注说：“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李、蓝文章最后一段还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自然主义写生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的。《〈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新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批注：“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如今，“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

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接下来的情况，自然是势如破竹。毛泽东仍然是一抓到底。

毛泽东的《信》发出几天以后，中国作协党组就在文艺界公开传达了， 同时把批判胡适派唯心论思想的运动也提上了日程。

10 月 24 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六十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家、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俞平伯也在上午到会。与会者认为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有重要意义，消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的斗争，经过这场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也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发言中为俞平伯的考据劳绩辩护，主要是担心自己今后的考证工作会不受重视。

随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个报告，介绍这次讨论会的情况，报告说：这次讨论的目的，是要在《红楼梦》及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同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界限，并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作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以引导青年。报告还提出，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意见， 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要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讨论不应该只局限于《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面，也不应该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

27 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让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看，然后“退陆定一照办”。

从大的思路上，批判胡适这个调子是定下来了。怎样进行批判，还须精心组织。中宣部曾拿出一个方案，可能毛泽东不大满意，就在 12 月 1 日晚上找了一些人来讨论。第二天下午，中宣部根据在毛泽东那里议定的方案，出面召开中国科学院院部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批判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

这个计划确定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有九个题目：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

（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讨论和批判的主要文章，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了领导这次讨论，正式成立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尹达等组成。

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做寓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毛泽东青年时代曾经崇拜过的胡适，也曾看到这个计划，他在向唐德刚口述自传的时候，引用了这个计划的内容，还不无得意地说：“这张单子给我一个印象， 那就是纵然迟至今日，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我做了一些工作，而在上述七项工作中，每一项里，我都还有‘余毒’未清呢！”不无得意的语气中真有些隔岸观火般的兴致勃勃。据唐德刚讲，胡适还对他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我在这三十年中从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或批判马克

思主义的文章，这是全国人都知道的”。①1958 年，胡适去了台湾，立场判然明了。这是题外话了。

12 月 2 日当天晚上，周扬把这个计划写成报告送给了毛泽东。第二天，

又写了个组织实施这个计划的请示报告。毛泽东于 12 月 3 日看后，让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邓拓等人阅看，并批示“照此办理”。

计划周详了，接下来就大规模地动员。12 月 8 日，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两个主席团举行扩大的联席会议。郭沫若和周扬在会上的发言稿分别题为《三点建议》和《我们必须战斗》，事先也都送毛泽东审阅和修改，毛泽东对郭稿评价说“很好”，对周稿评价是“好的”。会后，他们把自己的发言稿交给《人民日报》发表了。

此后，领导批判胡适思想的委员会组织召开了 21 次讨论会，全国各地也有计划地组织了批判，发表的批判文章有好几百篇，三联书店曾出版 8 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到 1955 年 5 月，中宣部给中央提交了《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对这次运动作了一些总结。其中说到三个方面的问题，如有的文章太长太深，读者反映不好读；在哲学方面的批判较深入，而政治和文学方面次之；好文章太少，有的文章的个别论点本身还有错误。

从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引发对俞平伯“新红学”的批判，又由对“新红学”的批判发展到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再由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发展到对整个文化思想领域“唯心论影响”的全面清算，有一种必然的逻辑藏伏其中。据李希凡回忆，他在怀仁堂参加 1955 年春节团拜会时，聂荣臻元帅握着他的手说：“文武两条战线，现在仗已经打完了，要看你们文化战线的了。”可见， 解决“文化战线”上的问题，不独毛泽东，在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头脑里， 都是一件重要而迫切的事情。1955 年 2 月，陆定一在各省市宣传部长会议上， 还传达了中央的这样一个部署：从现在起，我们要进行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即以大约八年的时间，展开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使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懂得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3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说得更透彻：“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会严重受阻。”

毛泽东也读了一些批判文章，还亲自修改过一些（如艾思奇批判胡适哲学思想的那篇文章）。他看出了批判中的一些偏差。对胡适，毛泽东也不是全盘否定，例如胡适在新文学上的建树，在考据上的功绩，还是肯定的。他后来曾明确表示：我们开始批判胡适时，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都抹杀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①

对新红学开展的思想批判过程中，《文艺报》在维护“旧权威”、阻拦“小人物”的问题上，似乎脱不了干系，对《文艺报》的处理也就提上日程。

12 月 8 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扬等人的讲话稿时，还批示了一个《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稿，提出改组《文艺报》，责成新的编委会拿出办法，使该刊体现明确的战斗方向和切实作风。

① 转引自郁之：《毛与胡适》，载《读书》l995 年第 9 期。

① 毛泽东 1957 年 2 月 16 日的一次谈话。

其实，对《文艺报》的批评，要比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来得早。毛泽东也显得特别关注。

在 10 月 27 日批示陆定一关于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问题讨论会的报告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央其他领导人，都没有说到要把这场批判运动引向《文艺报》。恰在这个时候，江青授意袁水拍写的一篇题为《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送到了毛泽东手上。文章谈到毛泽东很敏感的阻拦“小人物”问题，说“这种老爷态度在《文艺报》编辑部并不是第一次”。接着举了一个例子，说不久前该报发表了对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持不同意见的文章，并反对推荐这篇小说的报刊对这个新作家的支持， 引起文艺界和群众的不满。《文艺报》虽则后来登出了纠正自己错误的文章， 表示应该对“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作者⋯⋯给予应有的热烈的欢迎和支持”，“可是说这些话以后没有多久，《文艺报》对于‘能提出新问题’ 的‘新作者’李希凡、蓝翎，又一次地表示了决不是‘热烈的欢迎和支持’ 的态度。”

读到这里，毛泽东在后面加写了一段话，说，“《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然后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质问〈文艺报〉编者》随即发表在 10 月 28 日的《人民日报》。

据说，10 月 28 日这天，正在主持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倾向的周扬看到这篇文章，甚感惊讶，立刻打电话问袁水拍是怎么回事。袁水拍回答是毛泽东批发的，有关《文艺报》的定性之语，也是毛泽东加上的。知悉是毛泽东的意向后，周扬立刻决定召开全国文联和作协两个主席团的扩大会议，开始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文艺报》，并当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表示：《文艺报》必须批判，否则不公平。

周扬的直接部下、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召集本处于部开会，布置写文章响应。黎之起草了一个稿子，林默涵修改后交给《人民日报》于 11 月1O 日发表了。

毛泽东认真读了这篇署名黎之，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的文章，在上面写了一些批注。

黎文批评《文艺报》编者“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在后一句旁画了竖线，打上问号，批注说：“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

黎文认为，“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 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句话旁打了问号， 批注说：“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黎文提出：“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他们钻在冷冰冰的公式主义套子里，对新鲜的事物和新鲜的思想缺乏热情”。毛泽东批注说：“不是丧失敏锐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的感觉。”

黎文还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批注说：“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文艺报》的错误，不是一般的工作作风不好，也不是政治嗅觉是否敏锐，而是立场观点这些政治原则问题。

所谓“《文艺报》的编者”，代表人物是谁呢？当然是《文艺报》主编， 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就熟识，并参加长征到达陕北，旋即被中央派往上海的冯雪峰（那时，冯雪峰在某种程度上是毛泽东和鲁迅之间沟通的一座人桥）。因此，批判《文艺报》，主要就是批判冯雪峰。

冯雪峰当时的主要精力放在《鲁迅全集》的编辑和注释上面。对突如其来的批判，尽管毫无精神准备，他还是在全国文联的会议上作了检讨，并于11 月 4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毛泽东自然细细关注，读了这个公开检讨，还写了以下批注。

冯文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注说：“限于古典文学吗？” “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冯文说：“检查起来，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柢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毛泽东批注：“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冯文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 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在“可以不自觉地”和“在心底里存在着”几个字旁画了竖线，分别批注：“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

冯文说：“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几个字旁画了竖线，批注说：“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这些批注，真有些揪住不放的味道。冯雪峰的命运也将注定沉落下去。他那时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兼任《文艺报》主编，随后调到不太敏感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去了。1958 年初被划为“右派”，并开除党籍。

按那时的习惯，批判一个人的思想，常常要找一些历史上的依据。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毛泽东找出冯雪峰过去写的诗和寓言小品来读。他读了冯雪峰的诗《火》、《三月五日晨》，寓言《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

《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杂文《火狱》等。还把这些作品送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陆定一等中央领导人阅读，并附了一封信，说：“冯雪峰的诗及寓言数首，可一阅。如无时间， 看第一篇《火狱》即可。”同时，又送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党内“秀才”阅读，附信说：“冯雪峰的诗及寓言，如无时间，看《火狱》一篇即可。”

冯雪峰的《火狱》这篇杂文是 1945 年为庆祝苏联红军攻占柏林而作。里面说：“苏联红军攻进了柏林，柏林立即全城大火”。“我于是想，这火狱的用场，便在于用敌人的消灭，来产生我们的欢快，而以我们的欢快，去照耀敌人的消灭。我想，所谓人类的历史的洗练，就是这么一回事”。“这就

是历史的胜利”，“焚毁不能立即停止，大火还要延烧着罢”。

不知毛泽东从《火狱》里读出了什么引起他格外注意的问题。本来是篇杂文，向人推荐时说成是“寓言”，也不知是随兴笔误，还是另有“寓意”。据说当时毛泽东还拿着冯雪峰的一篇文章对人说：冯雪峰的湖畔诗写得很好，怎么文章写得这样坏。

毛泽东向人们推荐读冯雪峰的旧作，是 1954 年的最后一天。转过年来，胡风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二十八 “胡风事件”的变化

1955 年 1 月 26 日，中央发出一个经毛泽东批示“可用”的有很长题目的文件，叫《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

这个文件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

为了重塑文坛，思想文化界的批判事件就是这样紧锣密鼓，环环相扣， 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了一起。

其实，胡风事件的隐线，由来已久。

30 年代的事情就不去说它了。包括此时对冯雪峰和稍后对丁玲的批判， 文艺界的恩怨和分歧，几乎是个扯不清的线头，中间的故事，可以写厚厚的几本书。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建国后在文艺界任实际领导之职的周扬等，和冯雪峰、胡风、丁玲这些人，除了在观点上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争论外，确有一些人事上的纠葛。本来，人们的交往，常常可能因观点或性格的异同， 或患难相依甘苦与共，或失之交臂，或势如水火，这当中就难免闹出些小团体意气之争的事情来。革命文艺运动内部也非圣地、自未能免俗。况且上面说的这些文艺家、都先后为 30 年代左联的负责人。

对胡风的批评，实际上从抗战后期就开始了。重庆进步文化界一些人曾举行过座谈会，批评舒芜的《论主观》一文中的观点。舒芜当时的观点同胡风很接近，他的文章也发表在胡风主编的杂志《希望》上面。对重庆文化界的这个举动，那时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即使有所耳闻、也不会把它当成不得了的现实问题提出来。重庆谈判时，毛泽东见过胡风，但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抗战胜利后在香港的日子里，也有人写文章批评胡风的文艺理论和与胡风过从甚密的路翎的小说，胡风写了小册子《论现实主义的路》，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文艺思想，算是一个总的回答。由于那时正处于解放战争的高潮之中， 这场争论实际上不了了之。

建国后，胡风是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他在文艺界的实际职务是上海文联“工人文艺委员会”的负责人，显然没有进入文艺界名流组成的领导圈子。据胡风后来的回忆文字，在 1949 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他就有一种被排斥、被冷落和不被信任的感觉。他先是住在上海，1953 年 8 月搬到北京，在《人民文学》挂了一个编委。

1952 年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0 周年的日子里，

40 年代同胡风持相同观点的舒芜，发表《从头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人民日报》在转载这篇文章时， 加了一个编者按，说确实存在着“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小集团”，胡风的文艺思想“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9 月， 舒芜又在《文艺报》上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检讨了他们文艺思想上的共同错误，《文艺报》也加了一个编者按，说这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

敏感的人不难体会到，公开讨论胡风的文艺思想实际上已经是箭在弦上。但鲠直倔犟的胡风却没有这样的意识，或者说他意识到了，但并不在意， 甚至希望通过讨论弄清一些是非。因为事实是，如果确实存在“以胡风为首

的一个文艺小集团”的话，那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在建国后的文艺界担负实际的领导工作。这不能不使胡风存在这样的想法：关于他的文艺思想，如果仅仅在文艺界进行内部讨论，对他显然不利。他甚至希望公开讨论他的文艺思想。

毛泽东注意到这些情况，大概是从 1953 年 2 月他收到一封署名“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的来信开始的。

这封来信的背景，恰恰反映了建国后文艺界内部提出并召开一些会议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过程。

最早是 1951 年 11 月。文艺界第一次进行整风的时候，《〈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刊登了一些读者给《文艺报》的来信，提出应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批判。整风中，在上海主持文艺工作的夏衍曾问及对胡风如何处理，在北京的周扬写信给夏衍等，主张吸引他积极参加学习并对领导提批评的意见，然后采取适当方式，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帮助他作自我检讨。

1952 年 4 月，周扬到上海，在别人的安排下，曾和胡风进行过一次长谈。谈话的内容，胡风在后来的“三十万言书”里记述：“周扬同志斥责我

是‘抽象地看党’，严厉地斥责我是个人英雄主义，说我把党员作家批评‘尽’ 了，⋯⋯他的意思是说回北京商量一下，或者约我到北京谈一谈。”

周扬在 1952 年 7 月 23 日给周恩来的信中则这样记述：“我指出他在政治上一向是跟党走的，在文艺事业上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的，但他的文艺理论是有错误的。主要是片面地强调所谓‘主观精神’，实际上就是拒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到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

当时到底是怎样谈的，各有说法，我们且不去理会，只须注意到，正是这次谈话，使胡风于 5 月 4 日分别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封信，表达了他对文艺界正在酝酿的对他的批评的看法，并要求讨论他的文艺观点，还附上了

《〈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所发表的要求公开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

毛泽东当时是不是看了这封信，或看了后有什么表示，现在还不清楚。周恩来倒是看了，给胡风回信说，“如能对你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最好不过，并也可如你所说结束二十年来的‘不安’情况”。又让周扬带话给胡风，说不要先存一个谁对谁错的定见，平心静气地好好谈谈。

《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那篇加编者按的文章，胡风心里就更着急要弄清他的问题了。1952 年 7 月，他来北京，分别找了周扬和丁玲，要求讨论他的文艺思想。于是，周扬 7 月 23 日给周恩来写信，汇报中宣部的安排：“我们准备由中宣部先召集少数党内的文艺干部讨论胡风的理论，⋯⋯意见一致后，即召开讨论胡风理论的小型座谈会，由胡风首先作自我检讨性的发言（我已告他准备，估计他的自我批评不会很好），然后大家发表意见，进行辩论。批评的文章，选择一两篇好的在报上发表。”周恩来同意了这个安排。

从 9 月 6 日到 12 月 16 日，由周扬主持，先后在北京东城区东总布胡同丁玲的住处，召开了四次包括胡风在内的有十多人参加的座谈会，胡绳、周扬、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等人都发了言，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全面的批评，希望他能够虚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进行自我检讨。随后，中宣部指定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和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写文章进行公开批评。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在批评文章发表前，1953 年 1 月 29

日由林默涵向北京各文艺团体的负责干部作了一次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情形。这本来是一个报告会，因觉得用座谈会名义更随便些，故在开会通知上说的是座谈会。这就使会议名义与内容不符。一些与会者便有了不让大家发言的印象。《文艺报》1953 年第 2、第 3 期公开发表了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批评胡风的事件就这样全面公开了。

以上这些过程，毛泽东没有具体介入，也不大清楚。恰巧参加 1 月 29 日林默涵作报告的那次会议的一位文艺家，以“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的名义，于 2 月 25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 1 月 29 日会议“座谈”胡风文艺思想的情况及个人的感受，还说自己对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不理解，感到压抑和苦恼。毛泽东看后批示，要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去“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

熊复调查后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里面说：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界一般反映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在公开批评胡风前，《文艺报》和《人民日报》都收到许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或检查自己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读者来信。林、何文章所提论点大半都是读者来信已经提出来的，只是较为系统些。但也有少数读者对批评胡风表示不满或对于批评的论点表示不同意。近两年来，在一般的文艺批评中，的确存在着简单化、断章取义、缺乏艺术分析、指责多于鼓励等缺点。这些现象在去年《人民日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社论中已经指出。最近这种“左”的倾向已有改变，但又呈现了文艺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由文艺处收集材料，研究改进文艺批评工作。

这个调查报告给人的印象，也还比较公正和客观。按毛泽东一贯的思路， 相信他读后会同意中宣部和文艺界领导对胡风的批评，但还没有要介入的意思。

此事由文艺界内部引起，自非无缘无故。除历史上的纠葛外，胡风文艺思想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有所抵触也是个重要因素。对于《讲话》，没有经过延安整风的胡风显然缺少感同身受的体会。特别是在建国后逐渐驱逐唯心论的思想和文化历史观点，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观察胡风 40 年代以来的文艺思想，以不是没有授人以柄的毛病，诸如他过于张扬“主观战斗精神”。事实上不赞成和轻视《讲话》中一再强调的深入工农兵的生活等提法。

却说林、何的公开批评，胡风的感觉是“我被推到了绝路上”，不很服气。但他了解这两篇文章的背景，考虑到处理的态度如果掺杂一点急躁情绪， 都会带来危害性的后果，所以没有立即公开反驳。只是在一年后，即 1954 年的三四月间，写了后来被称为“三十万言意见书”的主体部份《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又于 6 月写了《作为参考的建议》，合在一起，

于 7 月间以《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以下按习惯说法称为《意见书》）为题呈给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并由他转给了中共中央。

这个《意见书》的内容非常广泛。胡风认为：“几年以来，文艺实践上的关键性问题是宗派主义统治，和作为这个统治武器的主观公式主义（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宗派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在当时文坛确实存在，但把全局和关键的问题归诸这两点，显然过分了。《意见书》还提出了从文艺理

论到文艺组织的全面改革的具体方案。

中共中央自然不会冒然介入或直接出面来处理胡风提出的问题，于是把这个《意见书》交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让文艺界自己拿出处理意见。中国作协主席团还没有拿出具体的处理办法的时候，批判《红楼梦》研

究和胡适思想的运动就开始了。对胡风来说，节外生枝的是他在会议上的发言，加速了对他的批判进程。

1954 年 10 月 31 日到 11 月 8 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两个主席团连续几次联合召开扩大会议，检查批评《文艺报》编者所谓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和压抑新生力量的错误。对《文艺报》本来就有意见的胡风也参加了扩大会议。他作了两次发言、点名批评了十多位当时文艺界的负责人，说《文艺报》的错误“是我们战线的失败”，错误的性质和根源是他一向反对的“庸俗社会学”，过去“肯定、否定、打击和捧场基本上是从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态度和方法出发的”。可他举的例子。结果常常是文艺界过去批评他本人以及和他持相同观点的人的事情。譬如，他指责《文艺报》对阿垅、路翎、鲁黎的批评，就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是对新生力量的压制。路翎也发了言，说对他的批评是“宗派和军阀的统治”。

胡风抓住不放的文艺界的“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自然是周扬。对此， 周扬私下里也是承认的。在批胡风的高潮中，他曾对人说：胡风是懂创作的， 胡风批庸俗社会学，我看我们还是有，胡风有些批评还是对的，他的思想体系是不对的。①

冷静下来的理性反思是一回事，置身批判气氛的情绪感觉和政治判断则又是一回事。胡风的发言，无异是引火烧身，加深了他和周扬等文艺界领导的对立情绪。按毛泽东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提示的，从思想上应该批评的不是胡风决心要解决的“庸俗社会学”，而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在人事上应该针对的不是过去对胡风及其同道进行过批评的周扬等文艺界领导，而是 30 年代同胡风一样深受鲁迅信任的《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胡风显然是“在错误的场合挑起了错误的话题”，当即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甚至愤慨，说他是借批判《文艺报》之机发泄私怨。

结果，在 11 月 25 日的会议上，就有人发言反驳胡风了。12 月 8 日周扬在具有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里，便专门有一节“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提出胡风不仅在《文艺报》问题上有许多观点同我们有根本分歧，而且“历来就存在着分歧”，比如，“我们强调对于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作家，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强调文学作品应当表现有迫切政治意义的主题，应当创造人民中先进的正面人物形象，强调民族文学艺术遗产的重要性和文学艺术上的民族形式，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也是胡风先生所历来反对的。”问题还在于，40 年代写《论主观》的舒芜在建国后放弃了过去观点，站在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了，“党对他的这种进步表示欢迎，而胡风先生却表现了狂热的仇视”。

周扬这个发言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面，显然不完全是代表个人。这个讲话稿事先送给毛泽东审阅和“作了一点修改”。看来，在此之前，毛泽东从有关方面陆续了解到中国文联和作协两个主席团联合扩大会议的情况，当中自然也知悉了胡风的发言。否则，他会对周扬本来是批评以《文艺报》“编者”为主的讲话稿，忽然插入一节来批评“胡风先生”提出疑问的。他同意了，并在批示中说这个讲话“是好的”。

这大概是毛泽东对文艺界公开批评胡风一事较早的表态了。时间是 1954

年 12 月 8 日。由此可以说，在批判《文艺报》的同时，对胡风的公开批评事实上就拉开了序幕。

联席扩大会议之后，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随《文艺报》1955 年第 1、2 期合刊一道公开附发胡风的《意见书》。还写了个请示报告，附上一个准备同《意见书》一道印发的“说明”。毛泽东对这个“说明”作了认真修改。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说明”原文中胡风后面的“先生”二字去掉了：在原文中“本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后面加写道：“主要地是针对着一九五三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而作的反批判”；在文末他加上一句“为便于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也重印附发”。然后批示，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即阅”，退陆定一“照办”。

下决心公开胡风的《意见书》，大的动作就开始了。这显然出乎胡风的意料。

毛泽东对中国作协请示报告及“说明”的批示修改，是 1955 年 1 月 12

日。胡风听到风声后，于 1 月 14 日晚上，找周扬谈了一次话。

据周扬第二天给陆定一并转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胡风同我谈话时表示认识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还说他现在从根本上认识了问题，故感觉很“轻松”，他说他从来都是“乐观主义”的。最后，胡风向我提出，希望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意见书》；如一定要发表， 也希望作一些修改，还说自己已经写好了一个检讨，希望和《意见书》同时公开发表，并希望在《意见书》的前面附一个“声明”。说到这里，胡风把这个《我的声明》交给了我。

周扬在这个报告中提出：“我们认为发表这个声明是于我们不利的”。胡风《我的声明》写于 1 月 13 日。主要内容是：1953 年 7 月向中央的

报告（即《意见书》——引者注）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本人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个报告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的判断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对报告中提到的具体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觉有不切实际之处，因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对以上这些， 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显然，胡风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可一切已经晚了。如果是 1945 年在重庆，

或 1948 年在香港，乃至 1953 年林、何文章发表以后，能有这样的表态，或许还会被认为是诚恳和深刻的。但已经搞到这种程度，一切似乎都无济于事， 让人觉得是在强大的压力下的被迫表态。

陆定一看了周扬 1 月 15 日写的胡风同他谈话的报告后，“建议将胡风的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由主席团决定给以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 决定不登载。只要文章写得有内容，不论反驳别人或自己承认错误，在讨论的时间里都可以登载。”

毛泽东看后则批示：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看。“（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 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这样，胡风的文艺思想已经不是他自己说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而

是“反党反人民”了。接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便进入了紧锣密鼓组织实施阶段。

中宣部 1 月 20 日正式给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提出：胡风的思想在群众中起的迷惑作用和毒害作用，比公开的反动思想要危险得多。因此，在批评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同时，对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以消除他在文艺界及读者中的影响。

毛泽东披阅这个报告时，作了修改，进一步认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 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报告原文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加上：“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

这样一来，胡风的问题已经不是思想认识，而是有目的的行动；已经不是文艺问题，而是激烈斗争的政治问题了。毛泽东还找陆定一、周扬、林默涵三人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当面汇报批判胡风的具体计划。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转发了中宣部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场重要斗争来看待。

从 1955 年 2、3 月间开始，到 5 月 12 日以前，全国报刊掀起了批判（而不是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高潮。批判的调子自然是不断升级，甚至也扩展到了政治范围。但总体上说来，批判还是在思想理论范围和宗派活动方面。批判是严厉的，但也没有从政治上根本否定胡风的意思。例如，林默涵说： “胡风曾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文艺活动，在政治上他是站在进步方面， 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在这方面，胡风有他的贡献。”何其芳也说：“胡风同志是很早就参加革命文艺活动的文艺工作者。他一直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立场，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

却说胡风于 1 月 13 日写的《我的声明》被拒绝发表后，接着又写了一份以《我的自我批判》为题的检讨，交给了《文艺报》，由于认识错误的地方不多，解释和辩护的内容不少，文艺界领导认为不行，退给了胡风。2 月， 他交出《我的自我批判》的第二稿，被认为基本上可以接受了，但希望改得更好些。随后胡风又作了修改，于 3 月定稿。《文艺报》决定发表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第三稿。

这期间，毛泽东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也没有多说什么。看上去，这场批判也许会像此前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冯雪峰和胡适派唯心论的运动一样收场。

可运动的触角，偏偏在瞬息之间伸向了一个意外的角落，使当代中国文化的历史和一些文化人的命运突然间带着悲剧的暗色来了个急转弯。

从 5 月 13 日起，胡风事件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

据当时的《文艺报》主编、延安“鲁艺”出身的作家康濯在《〈文艺报〉与胡风冤案》一文里回忆，就在胡风修改定稿《我的自我批判》期间：

“《人民日报》的一位女编辑去约舒芜写批判胡风的文章。这位编辑同舒芜的夫人是同学，因此互相间也就容易谈得深一点，而舒芜也就这样交给

了这位女编辑一批胡风过去给他的私人信件。《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同志看了这些信件都大吃一惊，认为这些信太重要了，就和舒芜商量如何处理。舒芜便拿了这批信件亲自交给了林默涵同志。”

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的答问录里接下来说：

“大约在 1955 年 4 月的某一天，舒芜来到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找我。他交给我一本装订好的胡风给他的信件，说其中有许多情况，可以看看。⋯⋯ 由于我和胡风有所接触，信中的有些暗语能够看懂，但还有很多看不懂，于是我把舒芜找来，请他把信中人们不易看懂的地方作些注释，把信按内容分类，整理得较为醒目一些。舒芜同意并且很快整理出来了，一两天后就交给了我，他整理得很清楚。我看后把它交给了周扬。周扬看后，同我商量是否可以公开发表一下，我表示赞成。于是就将这些材料交给了《文艺报》，请主编康濯加一个编者按语发表。”

康濯和《文艺报》同仁接到林默涵转来的舒芜这批材料，同样大吃一惊， 但也认为材料很好。经过商量，决定将它们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同时在《文艺报》5 月份的第九期上发表。然后再发一、二期给胡风的“自我批判”提意见的文章，就结束这场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文艺报》向上面汇报了这个打算，周扬也同意。

这就到了 5 月初。准备 15 日出版发行的《文艺报》第九期的清样排出后，

于 5 月 8 日送给了周扬和林默涵。对舒芜提供的材料，《文艺报》拟的标题是《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康濯还写了一个四五百字的编者按语， 大意是：胡风的检讨有进步，但仍然不够，有一些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实质问题还没有接触到，从舒芜提供的材料来看，其宗派小集团的问题是严重的， 可胡风对此的认识是不够的云云。

林默涵回忆，他和周扬接到《文艺报》的清样后，“都觉得按语还可以， 准备退给康濯发表。周扬同志忽然想到，这个材料比较重要，发表前似应送给毛主席看看才好。我认为对。周扬就于 5 月 9 日把胡风写的一篇‘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清样一同送给毛主席，并且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周扬给毛泽东的信是这样说的：“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 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十五日出版的）一同发表，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我送上清样，请你审阅。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

两天后，毛泽东才腾出时间审阅送来的清样。可以想象，以毛泽东的敏锐，看到这些充塞不少晦涩暗语的通信材料，一定也是“大吃一惊”，从而把胡风的问题一下子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首先对《文艺报》关于舒芜提供的材料拟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就不大满意，改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而《文艺报》写的按语更是“不好”，便动手“改写”一个。

毛泽东改写的“按语”提出：

“胡风这篇在今年 1 月写好、2 月作了修改、3 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

味来吗？”“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 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新的“按语”写就后，毛泽东给周扬附上一信：“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着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并嘱咐：“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

那时，毛泽东或许自己也觉得对胡风的定性发生了根本变化——政治上的“反党集团”，担心文艺界一时难以接受，毛泽东还是表示：“如不同意， 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没有记载说周扬或陆定一找毛泽东说不同意的意见。

就在 11 日当天，《文艺报》的康濯和候金镜等人看到了毛泽东的按语和给周扬的附信，以及毛泽东对《文艺报》第九期的清样的批画。

康濯回忆，他给周扬打电话表示：主席的按语把胡风问题的性质变了， “我一时还接受不了，侯金镜同志也和我差不多”，“主席提得太高了”。

周扬是这样回答的：“不应该接受不了，而应该努力认识主席的指示”， “不是主席提得高，而是我们的思想同主席的思想距离太远、太大，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尽量缩短同主席思想的距离”。

5 月 13 日，按照毛泽东的意恩，他写的“按语”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及舒芜提供的材料，在《人民日报》上面发表了。

1. 月 24 日和 6 月 10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都是胡风和一些人来往的私人信件。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批材料的题目已改为“反革命集团”了。胡风的问题，从“搞宗派的文艺小集团”到“反党集团”再到“反革命集团”，其性质变化是一目了然的。在这过程中逐步交出来的一些私人信件，对毛泽东的决策无疑起了根本的推动作用。

后两批材料也都经过毛泽东审阅，他还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写了 17 条按语。这些按语中在政治上作出的一些比较激烈的断语， 和此后毛泽东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的大量批示、批语和电文，无须再说。这里只择几条涉及文坛情况的按语：

“从这一类信里可以看出，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许多人认为‘胡风不过是一个文化人，胡风事件不过是文化界的事件、和其他各界没有关系’，看了这类材料，应当觉悟过来了吧！”

“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他们在三十万字上书中只攻击林默涵、何其芳、周扬同志等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弄坏了一切事。有些在阶级本能上同情胡风的人，也照着这样替胡风瞎吹，说什么‘这不过是周扬和胡风争领导权的个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在肃清胡风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这一点也是应当注意的。”

“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原来他们对鲁迅、闻一多、郭沫若、茅盾、巴金、黄药眠、曹禺、老舍这许多革命者和民主人士都是一概加以轻蔑、谩骂和反对的。”

这段话显然有政治战略的考虑。把胡风及其同仁划到几乎所有文艺界代表人物的对立面，使他们成为孤零零的一伙，形成绝大多数起而围批绝少数人的局面。

这年 10 月，在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高潮中，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报告中提到：“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

这里撇开了胡风事件。在毛泽东的思路里，胡风的问题已经不属于思想上的“反唯心论的斗争”了。如果说他此前发动反唯心论的斗争，旨在通过改造文坛来重塑时代风气，从而对事不对人，使当事人虽然不好受却最终都能过关的话，那么，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最后挖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则已经是立足于巩固红色政权高度的敌我斗争了。因此，既要对事， 也要对人。

等待着胡风的命运，就是立即被捕。

胡风是诗人，同时也是很重视创作实践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重视发掘文学人才的编辑和文艺活动家。三四十年代成名的小说家张天翼、欧阳山、艾芜、端木蕻良、路翎、阿垅，诗人艾青、田间、绿原、曾卓、牛汉等等， 在他们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都得益于胡风以慧眼相评。他主办《七月》杂志，聚集和培养了大批诗人，以至形成了文坛有名的“七月诗派”。唯其如此，“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涉及不少人，最后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有 78 人，判刑的有胡风、阿垅、贾植芳 3 人。受到政治影响和从此在文坛消声匿迹的人就更多了。

从 1951 年到 1955 年，文学艺术界的三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武训传》、《红楼梦》研究问题、胡风，人称“三大战役”。这当中，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对建国初期整个文坛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文化观念起到了作用。每一次都有一个从学术讨论到带有政治性的文化批判运动的发展过程，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把胡风等人定为“反革命集团”则已经不属于思想斗争的范围了。这些变化，大体都和毛泽东的决策有关，确实反映了他对建国后文化思想领域的改造运动关注之深，期望之高，要求之严，责备之深，处理之重，求效之急。实际结果，众所周知，弊端很大。此后，从政治高度来扫描文坛，从文坛现象引出政治风向，几成为建国后文艺运动的习惯思路。把文坛视为中国政治大势走向的“晴雨表”，确也作俑于这“三大战役”。

当事人胡乔木的体会，也很微妙。他说：

从《清宫秘史》到后来的《海瑞罢官》，一条线。那时的顶点是胡风事件。胡风事件写的人较多，书出了不少。这些事说起来比较麻烦。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以改变，毛主席认为是指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①

“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从此沉冤二十五年。

一直到 80 年代，中央和有关部门发出两个通知为其平反。1988 年发出

第二个通知，不仅从政治上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并且提出文艺思想上的分歧应该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来解决，不应该由中央文件作出决断。

遗憾的是，胡风已于 1986 年病逝。1988 年这个彻底平反的《补充通知》， 他没有能够看到。第六部 百花运动

二十九 京城外的漫游新唱

1955 年 5 月敲定胡风一案的时候，毛泽东住在杭州。

他是这年四月初来杭州的。正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

建国后，毛泽东特别乐意外出。他说过，在北京呆久了，脑子里就是空的，一出北京，里面就有东西了。事实似乎正是这样，建国后许多重大决策他都是在外地做出的。

他走出京城，最喜欢去的是南方；在南方，他又最喜欢被他称作第二故乡的浙江，去过那里四十多次，加起来住了八百多个日日夜夜。

1955 年春天这次来浙江，毛泽东的心情比较舒畅，兴致很浓地游览了杭州的风景名胜。极目而望自古繁华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之地，久违的诗情， 便冒了上来。在杭州，他一连写了好几首“闲适”之作。

杭州有一处北高峰，位于西湖西面的灵隐寺背后。虽为“高峰”，其实只三百多米高，但登临此处，万象在下，可尽睹杭州全景，一派群山屏列， 湖水镜净，云光倒垂，其间屋宇鳞次，鸥凫出没，草木葱郁，透出盎然生机， 而北高峰附近的飞凤亭、桃花岭、扇子岭、美人峰更如立在眼前的一幅幅山水图画。

毛泽东曾三次登临北高峰，写下一首《五律·看山》：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鹰。

西湖侧畔邻近钱塘江的地方还有一处五云山，传说有五色彩云萦绕山顶常常经久不散，山顶上还有一座小庙。游此祥云紫气之地，毛泽东的孩子曾抽了一签，据说拿回来一看，还是上上签。有意思的是，1949 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前曾来杭州一住，也在这座庙里抽了一签，至于签文所云祸福如何，不得而知。反正是天地悬隔，物是人非，颇让毛泽东高兴。他的《七绝·五云山》说：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毛泽东不光在杭州游览，还远足他处，比如到莫干山。莫干山是天目山的一个分支，在浙江德清县城西北，离杭州有一百二十里路。说起这座山的名字来历，还真有些激动人心。

传说春秋末年吴王阖闾曾派民间有名的铸剑师干将和他的妻子莫邪，到

这座山铸一对雌雄宝剑。起初，铁石在旺火炉中不见熔化，莫邪听说必须要有女子以身殉献炉神，才能造出好剑来，便跳入火炉中去了。这对宝剑造出来了，为了纪念这对夫妇，人们称之为“莫邪”“干将”，这座山，也就叫莫干山。后来的故事更精彩。鲁迅 1926 年根据这个传说，写了一篇《铸剑》的历史小说，说干将后来被楚王杀了，他的儿子眉间尺为报父仇，在一个义士的帮助下，接近了楚王，结果是干将的儿子、义士和楚王的头都掉进一口大锅里打起架来，同归于尽。想必毛泽东是读过鲁迅这篇小说的。

当年陪同毛泽东游览莫干山的人回忆，他曾在传说为莫邪、干将用过的磨剑石旁停下脚步，磨剑石四周的石崖有多处石刻，毛泽东喃喃自语：“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仿佛是在吟那上面的题刻。在山行道上，毛泽东还情不自禁、边走边吟起古人描绘莫干山的诗句：“参差楼阁起高岗，半为烟遮半树藏。百道泉源飞瀑布，四周山色蘸幽篁。”

他游兴未尽，离开莫干山，他又到观瀑亭观瀑布，然后顺芦花荡西行， 在一处山上远眺一阵。好一派大好河山，尽收眼底；好一方碧波荡漾的心湖、映出舒坦清丽的河山。

该回去了。毛泽东似乎还沉浸在“此间乐”之中。尽管不想刻意作诗， 还是吟咏出一首题为《莫干山》的七绝：

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也许，他这个时候不愿意把沉重的历史沧桑装进自己难得闲适宁静的胸怀；也许，他这个时候不想写诗，至少不想写那些沉甸甸的诗。他陶醉在大自然里面，不愿意破坏大自然给予他的赏心悦目的心境。

领袖也需要超功利的休息。更何况大自然一直是他钟爱的审美对象。 这几首即景吟咏之作，并非上乘佳品。但如此闲适，对一贯写政治题材

的毛泽东来说，却不多见。尽管 1955 年春天他在杭州，正在领导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事。而此时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渐入高潮，到冬天他再次来杭州时，专门搞了《农业十七条》和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看得出，写这些诗的背景，并不是那样的轻松。可政治背景， 历史内涵，在诗里都远去了。剩下的是一种舒坦、开阔、明朗的心境。仿佛一道透明素丽的光，在空中划过时甩下一弯疾速的弧线，留下闲适中的畅快和愉悦，那是他难得的瞬间感受。

当然，闲适，并不是说没有个性的张扬，对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家来说， 尤其如此。在杭州写的闲适诗，还有一首叫《观潮》的七绝：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毛泽东观潮之所，便是浙江海宁有名的钱塘江出海口。这里呈外宽内窄的喇叭形，潮起潮落，前推后拥，蔚为气势磅礴的天下奇观，不知倾倒历代多少文人墨客。早在南宋，就把农历 8 月 18 日这一天定为“潮神生日”，形成大规模的观潮活动，有时这一天还在钱塘江检阅水师，以壮声色。由潮而生出“神”来，看来，这潮多少寄托了人们的某种寓意。

1957 年 9 月 9 日，是个美好的日子，毛泽东来到杭州。第二天，便乘船游览钱塘江。11 日上午，即“潮神生日”的那一天，毛泽东又从杭州住地乘车到海宁七里庙，观看了钱塘秋涛。随后写《观潮》记感。

人，有时候需要从自然对象中发现自己，升华自己。

第一次看见大海的人，心里大概是不会静如古潭的。在无涯的水天一色的茫茫围困中，你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感到窘迫；当你尽力舒展想象，用自己的胸怀去包容对象时，你又会发觉自身的无限和广阔。在呼啸翻卷的猛涛恶浪冲你奔袭而来的时候，也会出现两种对立的感觉：或惊恐、提防，意识到自身的渺小；或抗拒、搏斗，唤起一种豪迈。当你进入后面那种境界的时候，你和对象不再对立，对象不再是外在于自身的存在了，你在它身上看到自己，对对象的认同感，以及意识到自我价值的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人与自然的差距和冲突，便形成了戏剧性的张力：人化自然或自然人化的统一、和谐，便出现了美。把这种张力和美写成诗，在对象那里观照以至实现自我的精神，便是崇高。毛泽东的《观潮》，就是这样的作品。

观钱塘江之潮而咏之，古来多多。毛泽东自幼爱读的洋洋大赋——枚乘的《七发》，专有“广陵曲江观潮”一段：“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生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也，洪淋淋焉， 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加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 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广陵曲江， 一说在扬州附近，一说即浙江的钱塘江。但这并不重要，反正都是观潮。毛泽东很称道枚乘的文笔，在稍后写的《关于枚乘〈七发〉》一文中，说其“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枚乘的描写，把能想象得出的比喻淋漓尽致地铺陈出来，是典型的赋体文风。其中有一点，或许给毛泽东有所启发， 或许是大多数人在观潮时都能联想得到的，这就是以“三军腾装”（枚乘） 和“铁马杀敌”（毛泽东）喻之。

我们说毛泽东打破物我距离，和对象融为一体，不光是一种字面的分析。对于钱塘江潮，他似乎不满足于“观”，1957 年 9 月 11 日观潮的当天下午， 毛泽东便投入到钱塘江水中去了，朝着潮急浪高处游去。前面似乎是永恒的战场，那是他渴望的地方。在“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可摧”的壮景中，一个人搏击其中，也该是一种可观之景吧。

却说 1955 年 6 月初，毛泽东离开住了两个月的杭州。中旬，来到故乡长沙。

长沙，是造就毛泽东的沃土。这里有他的许多故旧好友，这里有他青年时代活动的痕迹，这里能唤起他对风华正茂的岁月的美好回忆。

1. 月 20 日，他提出要到青年时代常去的湘江游泳。因天雨不断，时值水涨，江宽流急，还夹带泥沙，有人劝阻。毛泽东还是下了水。一游，就是一个多小时。

到对面上岸后，游兴仍然不减。毛泽东又提出到岳麓山，去追寻他青年时代留下的脚步。岳麓书院、爱晚亭、白鹤泉、云麓宫、望湘亭这些地方， 他 30 年没有登临了。在岳麓书院里传说为朱熹讲学的赫曦台前盘桓一阵，便沿着生满苍苔的石子小路，登上矗立岳麓峰巅的岳麓宫和望湘亭。当他凭栏远眺橘洲湘水，指点飞烟缭绕的长沙市区的时候，那心中的感慨、回忆、想象，是可想而知的。回头一看，他发现过去挂在云麓宫壁间的一副对联不见了，那是他青年时代特别欣赏的对联：“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

身旁的人告诉他被战火毁掉后，还没来得及重新镶嵌在上面。若干年后，毛泽东还给这天陪同他登山的周世钊写信说：“‘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薛荔村’（原为“暮雨千家薛荔村”——引者注）。‘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原为“西南云气开衡岳”——引者注）。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这天，游泳、爬山，毛泽东很高兴。陪他登临的一师老同学、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的周世钊也很兴奋，他们一路谈笑风生，忆及故人旧事，自然也颇多风物依旧、人事悬隔的感慨。

这天夜晚，周世钊夜不能寐，赋诗一首《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 “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已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

这元疑是借纪行而颂世事升平之作。稍后，周世钊把这首诗及其他几首近作寄给了毛泽东。10 月初，周世钊就收到了毛泽东的应答之作：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前四句讲 6 月 20 日这天的所游所见，后四句记这次游览的所思所感。有解诗者从中找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含义，我看未必。包括“域外鸡虫事可哀”一句，说的也未必是国际上的政治大事，倒很可能是指那天同周世钊谈到的他们青年时代的好朋友，也是新民学会重要骨干的萧子升。萧子升后来在国民政府做官，当过农矿部次长，还管理过故宫，大陆解放后流落到南美一个国家，处境是很狼狈的。从人事变迁来讲，确也为“可哀”之事了。而旧物重睹、心情舒畅的毛泽东，确也是周世钊诗中说的“南巡已见升平乐”。因此，他充满人生的自信。不是吗？三十年了，老朋友又在老地方相聚，所以他不认为韶华易逝，因为他的经历太充实了。

对故乡的山水，毛泽东实在钟爱。他把它们想象得十分的美丽动人。特别是建国后，对一些无缘相游的名胜景地，他更是心向往之。有一次他和早年好友、建国后在农业大学工作的乐天宇聊天，说他很喜欢九嶷山的斑竹， 自己是湖南人，却没有到过九嶷山。乐天宇随即念起清朝何绍基的一首诗： “生长月岩濂水间，老来才入九嶷山。消磨精力知余已，踏遍人间五岳还。” 毛泽东听后表示以后一定要去九嶷山看看。此后，乐天宇、周世钊和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在一起闲谈，他们都是毛泽东早年的朋友。三人商定，分别送毛泽东一枝九嶷山的斑竹，一根斑竹毛笔，两首咏九嶷山的诗，一幅内有东汉文学家蔡邕文章的墨刻，一幅有蔡伯喈《九嶷山铭》复制品的条幅。

据有人考证，这是毛泽东 1961 年春写那首著名的怀乡之曲《七律·答友人》的缘起（而毛泽东后来自己的解释是，友人指周世钊）。诗云：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泽东最终没有机会去游九嶷山。可他在这首诗里，在想象中“神游” 了一番。他游的不只是九嶷山，而是整个有“芙蓉国”之称的湖南。他写了九嶷山，写了湘妃竹（斑竹），写了洞庭湖，写了橘子洲（长岛），而这些都是以神话传说中帝子（尧之二女、舜之二妃娥皇、女英）南下追寻客死苍梧的舜帝行踪的美丽传说起笔，以自己梦游故乡所见顿止。这种结构，使全诗美幻飘逸，很有李白、李商隐的浪漫色彩。我觉得是毛泽东的词之外诗之中，最有味道、意境最美的一首。

“芙蓉国里尽朝晖”，乃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这里写的虽是故乡湖南， 用以指对全国的期望和祝愿，也是说得通的。这首诗虽是写于 60 年代初，但

主题同 50 年代中期的作品却是同一格调，即《浪淘沙·北戴河》唱出的“换

了人间”。诗中反映的心境也是同 50 年代中期相同的心境。

50 年代中期的毛泽东，可能是建国后最舒心的一段时期了。自抗美援朝结束后，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上面，诸项事业进行得都比较顺利。他坚信在自己的领导下，一个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新中国，几乎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这种心境当然也会反映在他的诗词里的。

这些诗词，同样是从登临或游泳中营造出来的。

最有名的，就是 1954 年夏天在北戴河游泳时写的《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是毛泽东建国后写得最好的一首词。

1954 年这年夏天，毛泽东第一次到北戴河。一天，北戴河海滨狂风大作， 浪涌万叠，他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照例下海游泳，在浪峰下面钻来钻去， 游了一个多小时。这也是他第一次在“白浪滔天”的大海里游泳。后来他曾说：七级台风，在大海里游泳很舒服。这首词，就是游泳后写的。

与其说毛泽东在自然的大海里游泳，不如说他的感受是在历史的风浪里搏击来得更贴切。特别关注各地名胜古迹的毛泽东，来到这里自然要联想到曹操。据当时他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毛泽东对他说，曹操于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了《观沧海》。又说，南唐后主李煜也写过一首《浪淘沙》，李词的语言和意境都不错，但风格柔靡，情绪伤感， 他不喜欢。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激越，是真男子，大手笔。

这段回忆是可信的，可证之于毛泽东当时给女儿李敏、李讷写的信。在这封信里，他告诉她们：“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

“碣石诗”就是《观沧海》。诗云：“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 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统一北方、凯旋而归的曹孟德，踌躇满志，来到雄关阔海面前（近年有人考证，曹操“东临碣石”

的碣石山在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南的海滨），所见所感，自然是壮景勃思。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真男儿的大手笔。

万里波涛，千岁沧桑，百年辛酸，几十载奋斗⋯⋯，这一望无涯的空间物象，这沉甸甸的历史风云，自然要装进毛泽东那用追古思今的诗句编织的胸怀：

同样是风物依旧——“萧瑟秋风今又是”； 毕竟都人事全非——“换了人间”。

“换了人间”，无疑是毛泽东 50 年代作品的一个基本主题！

这是他的自信和豪迈。他太有理由自信和豪迈了。来北戴河前，他刚刚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要产生了，外国人说这是中国迈人近代国家的标志；他还号召人民经过 50 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现实运作来说，去年他就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旨在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已经在农村开始了。其他可以大书特书的“人间”面目为之一新的事情还很多。

到曹操登临过的地方，在大海里游泳，毛泽东怎么不生“换了人间”的感慨和自豪呢？“换了人间”，自然指新中国的成立和通过各种措施进行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又怎能是自以为“幸甚至哉”的曹操所能比拟的呢？这是从大的方面来看。而“换了人间”的社会变革不少又是从小处积累

的和延伸出来的。以小事入手歌颂这种变化，在毛泽东 50 年代的诗词作品中，大概就是写消灭血吸虫病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了。

汉代的扬雄写过《逐贫赋》，唐代的韩愈写过《送穷文》。追寻康乐之境，是中华民族积淀几千年的不了情结。就毛泽东而言，如果说《浪淘沙·北戴河》是一首弃旧立新、创造历史的“畅想曲”的话，那么，他的《送瘟神》就是一首逐灾灭疫的“送神歌”。

在中国，血吸虫病的流行至少有两千多年了。从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女尸中就发现了血吸虫卵。得这种病的人肚胀如鼓，骨瘦如柴，身无半分力， 妇女还不能生育。1953 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太湖地区流行这种病，引起毛泽东的高度注意，回信表示对这种关系到一亿人口健康的危害极大的病患，必须着重防治。于是，1955 年 11 月在杭州讨论农业发展问题时，毛泽东坚决提出，要在十五年内消灭这个流行两千多年的病患。此后，多次召开血防工作会议，还专门成立了血防领导小组。结果， 到 1958 年，就出现了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江西余江县。6 月 30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道。

读到这篇报道，毛泽东睡不着觉了。是啊，这种连神医华佗也没有办法降服，从而为害人民几千年的“小虫”，在新中国成立短短的几年里，就开始在一个县里消灭了，他怎么不“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呢？于是，在“微风拂煦，旭日临窗”之际，他“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作《七律二首·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有意思的是，同《浪淘沙·北戴河》一样，仍然是空间硕大的古今对比。第一首写“古”，甚至拉出了天上的七夕星神牛郎，借用巡天俯瞰的视

野，来展示在“小虫”的为害之下“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境。第二首写“今”，甚至拉出尧舜作比，歌咏换了人间的“六亿神州”。显然是借“小虫”的生灭，说世道的变迁，社会的新旧。

虽然是在房间里写出这两首诗来的，但对毛泽东来说，同样是“游”出来的诗词，那是“坐地日行八万里”的“神游”。

除旧，是为了布新。50 年代中期，毛泽东追求的社会之“新”，是“新” 在古老中国从未有过的现代化建设上面。

1956 年，在游泳中，他构想出另一首有名的词——《水调歌头·游泳》， 词里把他对现代化的追寻和畅想描绘得更为具体：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首词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

1954 年夏天写《浪淘沙·北戴河》的时候，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刚刚开始；

1956 年写这首《水调歌头·游泳》的时候，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即将基本完成， 一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思路在他胸中也有了眉目。他曾说过，1949 年夺取政权，他并不很高兴，后来看到几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自己才真正高兴起来了。这次来到武汉，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正在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

说《水调歌头·游泳》写的是建设，这一点不差。如果以题材来划分， 这是他很少的几首写建设的诗中，第一首正面写建设也是唯一的一首写工业建设的作品。

毛泽东这次南下，离开北京前刚刚做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先到广州，5 月 30 日在长沙游了湘江后，旋即到了武汉。还在广州的时候， 他就冒出了要在武汉游长江的念头，还派人先期去武汉测试水情。

毛泽东情系长江，已经好多年了。

第一个国庆节那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里听取了邓子恢、薄一波关于

长江中游的荆江分洪工程的汇报，指示“争取荆江分洪工程胜利”，由此开始了治理长江的序幕。蜿蜒长江的三峡和荆江，历来是决策者的心病。早在毛泽东参加“五四”运动的那一年，孙中山就在他的《实业计划》中提出在三峡拦江筑坝，既防洪水大患，又可引水发电。1953 年 2 月，乘坐一条叫“长江”号的军舰（途中曾换乘“洛阳”号军舰），毛泽东从武汉到南京，一路视察长江水情，同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讨论了综合利用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的问题，开始酝酿在三峡修建引水工程的设想。1954 年夏天，就在毛泽东畅游北戴河海面的时候，南方的长江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水，沿岸 3 万多人葬身鱼腹。随后，他正式提出在三峡修建水库大坝的想法。

快两年过去了。这次来武汉，目的之一就是向有关专家了解修建三峡大坝的工程设计和经费预算。

为长江而来，自然要到“中流击水”。6 月 1 日，他下水了，从正在修建的长江大桥的桥墩旁边穿过，游了两个小时。3 日、4 日两天，他又游了两次。以他那样的年龄，却一点也不显疲惫。

这是毛泽东第一回在长江里畅游，尽管他对这条江并不陌生。三十年前他伫立长江边上的黄鹤楼，所见是“沉沉一线穿南北”的满目苍凉和“龟蛇锁大江”的沉郁，因为那时他的心情是苍凉沉郁的。如今在江中挥臂击水， 却是“极目楚天舒”的开阔明朗，和在风吹浪打中“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潇洒，还有“一桥飞架南北”的通畅流动。

为什么呢？仍然是那个主题——“换了人间”，只不过他采用了一个更有神话色彩的形象说法——“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世事变换，让无所不能从天老地荒起就在三峡的峰顶上矗立的“神女”惊讶，活脱脱是一首歌咏社会主义建设的“惊神曲”了。“换了人间”的“换”，是有具体内容的。眼前是正在修建的长江大桥，未来是“截断巫山云雨”的三峡大坝。

这种“换”，还可以从毛泽东对这首词中开头两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自注里见出些许心迹。

他说：“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官僚、绅士、地主及其他富裕阶层不悦，反对迁都，造作口号云：宁饭扬州水，不食武昌鱼。那时的扬州人心情如此。”今天的中国人心情如何呢？毛泽东说：“现在变了， 武昌鱼是颇有味道的。”

他无疑看重《浪淘沙·北戴河》和《水调歌头·游泳》这两首吟咏改天换地之作。一般说来，他不大愿意主动以刚写就的作品示人。可这两首不同。大概是它们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很乐于把自己的心迹告诉别人吧。

这年 12 月 4 日，他把这两首词寄给刚刚卸任的政务院副总理、时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第二天， 他又把《水调歌头·游泳》寄给老同学、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世钊，“录陈审正”。

他似乎有一种希望，或者说一种感觉：自己的诗词，预示着一个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高潮就要和已经到来！

三十 热眼向洋

毛泽东从来不是单纯的“乐神”。他说过，一点忧虑都没有的单纯乐神是从来没有过的。

就在 1954 年去北戴河游泳前，他参加了 6 月 11 日这天为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会议。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在会上提到：有人觉得现在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抗日战争的歌曲，已经过时了。有一个人还作了一首国歌，寄给我，要我送到中央来。我个人觉得还是现在的国歌好。

毛泽东发言了：国歌是必须规定在宪法上的。不喜欢现在的国歌的人， 主要是不喜欢“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觉得不舒服。但如果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是太平无事的时候”，那也不好了。现在帝国主义包围得还很厉害呢，唱一句“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吧！

的确，50 年代前期，贫穷的中国，建设刚刚起步；国际环境也颇为恶劣， 我们还无法真正地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之林的现代国家。毛泽东期望用“最危险的时候”来激励人民奋发图强，不无道理。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只有自己强大了，别人才看得起你，你也才能真正摆脱威胁。这是毛泽东做人做事和治国的一贯信念。

搞建设，谋富强，中国能引为楷模的，只有苏联。今天的苏联，就是明天的中国，这几乎是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期待和信念。1954 年 10 月，苏联在北京举办了一个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毛泽东看后写了这样一个题词： “我们觉得很满意，很高兴。这个展览会用真凭实据表现了苏联工农业经济的突飞猛进，苏联技术科学的高度发展，苏联教育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苏联人民的幸福。⋯⋯使中国人民得到学习的最好榜样。”

这里，包括文化事业方面，苏联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未来的中国，在文化上向先进国家学习，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就定下了的思路。

早在 1945 年召开的“七大”所作政治报告中，他就这样描述抗战胜利后联合政府的文化方针：“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作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毛泽东心目中大可吸收的“外国文化”，主要还是应当成为我们文化建设“范例”的“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

理解这段话，应注意这样几个前提：

一是承认在文化上我们是落后了，这一点是“五四”以来的共识；一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形态；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目标，或长或短，终究是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一是那时设想的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政府由包括国共两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士联合组成，自然不会考虑到后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的问题。

不久，内战爆发，“七大”这个《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构想，自然也不可能实施。建国后，中国在外交上不得不采取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方针，在文化上正应了毛泽东说的以“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为我们的“范例”。不唯如此，如果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讲，对苏联以外的国家， 不仅谈不上“吸收”，甚至更多的是批判和抵制。

1954 年 12 月，就在毛泽东写下“苏联是我们最好的榜样”的题词不久，

中国派出了一个以周扬为团长的作家代表团到苏联出席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大会发言时，周扬首先“以作为你们的年轻兄弟的学生的中国作家的名义”向苏联作家致敬，接着旗帜鲜明地表示：“现代资产阶级文学艺术正经历着堕落和解体的过程”，好莱坞电影是“现代世界资产阶级最反动的文学艺术”的代表；与此相反，“苏联文学是人类最先进的，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学”。还说，“苏共中央关于文学艺术的有名的历史性决议大大帮助了我们”等等。

这个发言当然不是只表示周扬个人的态度，也不只是礼节性的。当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冷战时期的文化政策，和人们对帝国主义的普遍恶感，使人们几乎无条件地倾心于苏联文化艺术。50 年代的青年人无不是幸福地唱着苏联歌曲投身他们心中的神圣事业的。一段时间里，即使在当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作家的作品和文艺观点，也无疑是从苏联文坛寻借动力和依据。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里那位反对官僚主义的主人公林震，显然就是从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的主人公娜斯塔西娅那里获取力量的。何直（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现实主义的新认识，也发源于西蒙诺夫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新解释。就整个中国来说，这种选择甚至也不是文化界自己的选择，而是建国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过程的一部分。

随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特别是过渡时期完成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摆到了人们的面前，毛泽东的思路有了变化。

较早提出这个问题，是在 1953 年 2 月 7 日的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那时，还没有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代行其职，毛泽东等于是在法律上的全国最高权力机构上宣布：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的和优良文化的。封建时代，在唐朝兴盛的时候，曾经与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学了佛教。我是不信佛的。但那个时候很多人信佛教，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后来人困难得多。现在有人证明，我们现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传来的。在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时候，特别是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时间里，全国有一个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他们的科学的高潮。那一个学习对于我们的进步是有很大帮助的。

言下之意，今天似乎也要来一个学习。要学的对象，当然就不光是苏联了，明显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

要探索创新的人，对自己没有掌握的东西，总是非常向往，他的内心世界总会是开放和渴望开放的；对墨守成规的做法，就会不感兴趣。毛泽东自不例外，有时候他甚至在一些小事上借题发挥。

就在讲佛教和许多乐器都是从西域引进的这段话十天后，毛泽东来到了武汉，住进东湖宾馆。这里的建筑风格引起他的注意。在召集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时，不知为什么，他说到了民族形式：

你们在东湖盖的这两所房子像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 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毛厕，要用抽水马桶？就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比小平房好，有些人对保护老古董的劲头可大了，连北京妨碍交通的牌楼也反对拆除。

这可能是从北京围绕是不是拆除东单牌楼、西单牌楼等而出现的争论引起的。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是主张拆除的，他一心要把北京建设成现代化的城市，看着满目皆是古里古气、了无现代明快感觉的建筑（故宫这样的文化象征自然例外），似乎总有一种落后保守的阴影笼罩心头。他也是有意识地把这场争论上升到是保守传统还是追求现代文明的思想高度，后来不只一次从建筑角度谈起民族风格问题。甚至直露地表示：

在建筑上，我赞成洋气，开封不像个样子，完全是老式的房子，北京的城市建筑是封建主义的。完全老式的，乌龟壳式的，我不喜欢这个乌龟壳。为什么一定要讲保存民族风格， 你那个铁路、枪炮、飞机、火车、电影、拷贝，中国与外国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民族风格？ 我看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①这个话，说得很是激烈。在他的思路里，

显然不光是建筑风格，而是所有外国文明都要吸收，甚至包括语言文字。在1956 年 1 月的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上，从延安起就主张改汉字为罗马字、搞拼音化的革命老人吴玉章，又提出来拼音化的问题。毛泽东也借题发挥，表示赞成，说得很幽默：

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好，很有理由。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就有几位教授跟我谈，说这个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我就看不出，我也多少学了点汉字，那么“世界万国”，那么“最好”？就不见得。改成罗马字，如果罗马字是中国人发明的，我想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人发明，外国人学习，我们决不反对，吃亏的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去学，因为不是“用夏变夷”，而是“用夷变夏”，外国的洋字怎么能作为我们的字呢？但是现在看起来，是采取这个洋字比较好，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的事情早已经有了呀！

有些东西不一定讲民族风格，这个想法无疑千真万确。但变汉字为罗马字这样的事情，却很难当真，做起来，无疑很困难。毛泽东如此说，主要是显示一种摒弃保守走向开放的急迫心态，表达一种在文化上需要有吸收的气度而已。

当然，在文学艺术方面，他一向是主张民族风格的。一个直观的理由是： 我们中国文工团，到别的国家去，演我们民族的歌舞、戏剧，大受别国人民的欢迎。如果我们全学外国的戏剧，到外国去演出，人家就不欢迎。①

由此，毛泽东得出一个比较内行也很吻合他的文化情趣的结论：“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特别是一些民间艺术，毛泽东对它似乎有特别的好感。大概是这样一件事给他的印象很深。有一个叫杨士惠的人，是民间搞象牙雕刻的，一次毛泽东请他吃饭，他即席就为毛泽东雕了一个像。后来毛泽东感慨地说：他“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由此可见，“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的葡萄。⋯⋯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丢了。⋯⋯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②

当然，在文艺上保持民族风格，并不等于不向外国学习。相反，毛泽东

① 毛泽东 l955 年 3 月 8 日同西藏达赖喇嘛的谈话。

② 毛泽东 1956 年 3 月 5 日在听取手工业工作汇报时的插话。

认为外来的东西搞久了，就会积淀为民族的风格。特别是在 1956 年他提出“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说的学习先进，便更明确地包括了文艺方面。成为他的重要例证的，还是他此前讲过的唐朝引进外来音乐的事情。他说：

我们要在这十几年之内把外国的好东西统统拿过来。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朝代都是这样做的，汉朝、唐朝就是这样。他们不怕外国的好东西，有好东西他们就欢迎。唐朝有一种乐，是他们政府开会奏的乐，有七种音乐， 七种舞蹈，其中六个节目都是外国的，只有一个节目是中国的。其他的搞久了就成了中国的了。①

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当时没有公开，很少有人知道。凑巧的是，当时的音乐界，恰恰在围绕中西方音乐的关系进行着争论。

1956 年 7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的文章

《音乐舞蹈的民族形式》，说目前音乐舞蹈创作中“存在着一种不好的现象， 这就是中西混杂、不中不西、看不出民族特色”。作者认为这是个涉及新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的大问题。音乐批评家李凌发表了持不同意见的文章，说： 有人“对音乐风格的‘不中不西’深恶痛绝。‘不中不西’就是不全像中国， 也不全像西方。换句话说就是‘又中又西’，这是创作新的民族音乐形式难以避免的情形”。

为此，周扬曾几次召集中国音协理事和正好来北京参加音乐周活动的各省市音乐工作者代表开会，讨论中西方音乐关系，会上争论也是特别激烈， 乃至周恩来也不得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这场争论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而且显然是同意李凌的观点。

8 月 24 日，音乐周活动期间，他和一些中央领导人接见参加音乐周活动的代表，然后特意把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留了下来，长谈了一次。说的例子，也是他此前多次说过的唐朝的事情：“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

正是这次谈话，毛泽东全面阐述了他对中西方文化艺术关系的观点：

——在各国之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 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这一说法是吸收和学习外国文化艺术的理论前提。

——把文化艺术的发展，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来审视，由此确认先进还是落后的标准。他说：“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的文章，今天用不着。⋯⋯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这就从政治的角度解决了吸收西方文化艺术的心理障碍，同时说明， 继承民族文化艺术传统，绝不是要维护落后的东西。具体说来：“近代文化， 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上讲，老是背着深长久远的传统，也是很不利的： “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这就从艺术发展创新的角度提出了不能墨

① 毛泽东 1956 年 1 月 20 日在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守成规，要科学对待文化遗产的观点。而且，民族形式本身也是需要变革的， 比如，“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 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因此，“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他还说：“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 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借鉴西方，不是全盘西化，因为“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但这个东西又不是纯传统和民族的，那么，它将是什么样子的呢？毛泽东提出一个“非驴非马”的概念。他说：“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 只要有人欢迎。⋯⋯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这是对创造未来新艺术的不拘一格的追求。

总之，还是那个老口号，“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学古人是为了活人， 学外国是为了中国。这里的“今”和“中”，合起来就是中国的时代性。在毛泽东看来，鲁迅的创作就是这样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创造中国的现代艺术，是毛泽东当时提倡向外国文化艺术学习的根本出发点。“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

这些观点，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中有关文化艺术领域中外关系的论述的最高水平。此前，他没有急迫的动力和机会来思考这个问题，此后他虽也偶尔说到这个问题，但总体上是没有这样具体和深入了，而且是逐步地往后在退。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 1956 年，而不是此前或此后，毛泽东在文化艺术上萌生出这些大胆的探索思路。我想大致有这样几点：

主要是政治经济方面的探索，引发他对文化艺术方面的类似思考。也就是说，“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首先是当作政治经济话题提出来的。这年4 月谈“十大关系”时，他甚至提到这句话暗含的国际政治背景：“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不愿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这样的开放气度是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提出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显然是为了改变 50 年代初期只向苏联学习甚至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的思路。因为这种做法，事实出现了教条主义照搬的弊端。在 4 月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还举了这样的例子：“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他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苏联有人说吃鸡蛋对身体不好。结果害得他好几年没有吃鸡蛋。

文艺上照搬苏联，毛泽东一向有看法。50 年代初拍过一部电影《荣誉属于谁》，主人公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获得了荣誉。毛泽东看了不高兴地说：

难道荣誉就属于他？1953 年筹备全国文代会的时候，准备取消全国文联，理由之一是苏联没有文联，毛泽东听说后随即反问一句：难道他们没有我们就不能有？

民族性，是毛泽东从延安开始就特别强调的新文化建设目标，如今，这个想法没有变，但针对性已经没有过去强烈了，因为环境和任务已经变化。提出向一切国家学习，针对性是要探索，要创新，要现代化的东西。无论物质还是精神，内容还是形式，都要摆脱旧东西的磕绊，这就需要“标新立异”。当然，他的思路中，文化艺术的“标新”主要是形式方面（这从他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在精神气质上，他一向是特别坚持“原则”的，对资本主义或说资产阶级的东西很少有好感。

毛泽东一生对于外国文化艺术的态度，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过程： 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他呼吁借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成果，用平民

主义的文化来反抗中国传统的强权文化。大革命后期他从事农民运动，看重和利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长征到达陕北和抗战初期，出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他高扬民族传统的热情更是溢于言表，为实现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任务，对西方的外来文化艺术不怎么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国战场事实上成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的视野更开阔了，说到外国的文化艺术，多强调要辩证地吸收，这个思路，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建国初期，说到外国文化艺术，主要是指苏联，一般不涉及西方。正是到 50 年代中期，由于以上所说的各种原因，才出现了毛泽东一生中大讲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的高潮。

但是，50 年代中期这场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科学探索， 时间并不长，宛若一个攀登者用斧头在上方的某一个地方敲打出一些印痕之后，便循着另一条路径攀援而去了。毛泽东思路后来发生变化，这些很好的观点并没有在文化艺术的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出来。而当时的文艺界，似乎对此也没有多大的反响。在人们看来，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资本主义， 几乎是一个东西。毛泽东这次同音协负责人的谈话当时也没有公开发表，几次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在文艺界的表现，仍是历历在目，文化界自不敢轻举妄动。再加上众所周知的东西方冷战背景，包括在文化艺术上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事实上无从着手，缺少对话的可能性。

50 年代后期以后，文化艺术的开放光点，远离了毛泽东的视野。

与此不同的是，在 1956 年的文化园地里，引人注目、众说纷纭的鲜花， 则是他这年春天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三十一 “百花齐放”的由来

50 年代前期的文坛，由于连续几次规模很大的批判唯心论的运动，特别是胡风一案，搞得那样惨重，文艺家们是越来越小心翼翼。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销声匿迹了，但创作和评论却显刻板沉寂。这既表现在艺术风格的探索上面，也反映在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力度上面。

对这种不敢写和写得不好的情况，毛泽东在 1955 年 10 月同工商界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了不满，话说得也直截了当：

印度的电影片一星期有好几百万人看，我们自己的片子则很少人看，这就是人们以不看的方式来批评，因为没有味道，引不起兴趣。做得不好，人家总是要讲话的。文艺中的形式主义是弱点，千篇一律不好，要依情况出发，要入情入理。

这年 12 月，他在杭州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一段按语中，径直提出：“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

从操作上来讲，此时文艺界做事，也显得格外被动，许多小事都要向中央或毛泽东请示报告。一个例子是当时缺少儿童文学作品，也得要毛泽东在有关文件上批示“邀些有关的同志谈一下，设法解决”之后才去办。这是 8 月间的事。根据这个批示，有关部门找了文化部、教育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保卫儿童委员会、团中央以及一些出版社的负责人开了个座谈会，随后又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创作问题的报告以及文化部、教育部的有关报告，送请毛泽东审阅。这已是 10 月底了。毛泽东几乎是有些不耐烦地批示：“你们可以照你们的布置去做，不要等候我提意见。”他大概也觉得，怎样繁荣儿童文学创作也要自己亲自批示后才具体动手，不仅难胜其繁，也太不利于发挥文艺界的积极性了。

显然，这种情况不光文艺界独有。总体上讲，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知识分子的日子是不大好过的。有的部门对待知识分子出现了明显的“左”的偏向。在揭批“胡风分子”的高潮中，南方一所名牌大学的党委书记甚至跑到中文系毫不掩饰地训斥：“胡风分子不在你们中文系找，到哪里找？”“中文系活像大观园，除了狮子外，没有一个干净的”。①此言一出， 那里的文化人只好噤若寒蝉。此番情景，绝非个别，不能不引起毛泽东格外的警觉。1955 年 10 月 23 日，他在一个文件上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不要讳言“左’的偏向”，“要采取措施加以克服。”

克服的办法，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稍后曾解释说，“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②

酝酿这个方针的第一步，是中央于 1956 年 1 月召开的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知识分子会议。怎样评价和如何对待知识分子，与会者有不少争论。有人甚至表示，“不要他们也行”。显然，这种想法与建国后文化界思想界越来越严重的几次批判运动是有关系的。毛泽东在 1 月 20 日的讲话中引了这个话，

①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 1995 年 12 月版第 145 至 146 页。

② 毛泽东 l957 年 1 月 27 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说其意是“老子革了一辈子的命，没有知识分子也行”，是“很不聪明的话”。接下来提出：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术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学，革愚蠢无知的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你也行呀，没有他们（指知识分子——引者注）就不行了。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说建国后对知识分子“没有给他们应有的信任”，使他们“没有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还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下面这个材料，或许能更直接和浅白地说明毛泽东那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实际考虑。这年 8 月 6 日他在同印尼议长的谈话中说：中国有几百万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会没有戏看，没人画画，没人作曲，没人看病，没人从事科学艺术，没有报纸。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当中，共产党员只有一百万人，其余都是非共产党人。如果不团结他们，什么事都不好办。

l 月间的这次知识分子会议，是很鼓劲的。2 月 4 日晚上，毛泽东还同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了参加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的文艺界代表。毛泽东手拿一个册子，上面写着每个人的简历，同写出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和反映工人生活的短篇小说《工地之夜》的作家杜鹏程握手时，问他是不是这些人当中最年轻的，在哪里工作？周恩来、茅盾介绍说是在宝成铁路工地工作，毛泽东还随即念起李白的《蜀道难》中的一些句子。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文艺家，都是一派高兴和轻松的气象。

但是，这次会议尽管有文艺界的代表参加，但事实上回避了文化艺术问题，人们更注意的是科技知识分子，希望的是向科技进军，包括周恩来的讲话，也没有谈文艺问题。因为这仍然是一片敏感的园地，整个意识形态的气候变幻，决定着它呈现的景象是春，是夏，是冬还是秋。事实上，当时文艺界的政治批判正一如既往地进行着呢。就在中央发出通知召开知识分子会议的前一天，即 l955 年 12 月 15 日，曾同时批发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要求文艺界“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以后，必须进一步地对于这种现象进行批评和斗争，⋯⋯以整顿和纯洁党的文艺队伍。”

在文艺这块特殊的园地，贯彻春风化雨的知识分子政策显然要困难一些。但是，为了活跃气氛，繁荣创作，有关部门还是想办法做了一些工作。如中宣部派人到南方一些省市了解文艺界的情况；2 月底 3 月初召开中国作协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3 月下旬作协又和团中央联合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这些举措，除了有知识分子会议这个背景外，还与尽快消除和解决“胡风事件”、“丁陈问题”的复杂影响，克服创作批评中的简单化、公式化有关。同时，一批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加王蒙、李国文、浩然、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陆文夫、高晓声等等，也在文坛崭露头脚， 需要扶持和引导。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对文艺界的这些活动是很重视的。3 月 2 日，他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等主要领导人一起会见了参加作协理事会的作家。这是建国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唯一一次集体同作家们见面。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克服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毛病。周恩来、陈毅还参加了会议的一些具体活动，和文学家们谈得十分融洽。陈毅说他一生想当文学家，结果当了将军；郭沫若则说他一生想当将军，却当了文学家： 周恩来说他想写诗，写了一首给陈毅看，被认为不是诗，从此再不敢写了。

最值得注意的，大概要算是刘少奇 3 月 5 日在会议期间找周扬、刘白羽谈的那次话了。他说到了业余作家、作家修养、减少作家的文学行政工作、文学编辑、体验生活、稿酬制度以及作家们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等问题。

从大处来讲，文艺家们最关心的，当然还是怎样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和管理。刘少奇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甚至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

“有的干涉是粗暴的，或者是干涉错了的。一个作家写的作品没有被通过，或是一个剧本不让上演，不让发表，或是让作家再改。这怎么办呢？作家对于党与政府的意见都是很尊重的，作家自己对于生活也没有十分把握， 因此感到很为难。以后如果这种干涉是正式代表组织的意见，就应有一个正式决定，来一个正式文件，无论是代表党委或政府，都应有正式文件，作家如果不同意组织上的意见，还可以把组织上的正式决定连同你的意见寄到中央来，或是寄到文化部、宣传部、作家协会，都可以。”

“作家不能不让人家提意见，不让人家讲话。自由论争就是要让大家讲话。有的意见是负责同志讲的，这些负责同志的话，也应该看作是读者、观众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见，是完全应该的，但作家不一定要按他们提的意见那样修改，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不改。作家不让负责同志发表感想也不好， 因为是负责人，言论就没有自由了？那不行。他们可以发表他们的感想，至于你采不采纳，或者是不是按他们的意见修改，你有你的自由。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就要做出决定，有正式文件，那当然是另一回事。”

在“文革”中，这次会议被说成是文学界的一次修正主义会议，刘少奇的这篇讲话被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如今，它收在了《刘少奇选集》里面。

但在当时，这别具一格的声音，无疑预示着中央在文艺问题上的新思路。于是，一个月后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就水到渠

成了。

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在此前就分别被毛泽东提到过，而且正好是分别从文艺和学术两个角度来说的。

1951 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就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他

在 1956 年 4 月 28 日政治局会议上也曾这样说到：“百花齐放是群众中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写字，我就写了这两句话：‘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当时有人插话，说是周扬在一次会上讲到“百花齐放”， 被毛泽东肯定了的。但 1951 年这个题词，只解决了戏曲舞台上各个剧种、流派和风格的关系，还没有敢往别的文艺体裁、样式及创作风格上引申和运用。

“百家争鸣”则是毛泽东在 1953 年就历史问题的争论提出来的。当时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古代史分期有不同看法，中央就让中宣部组织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讨论，毛泽东让陈伯达任主任，陈伯达向他请示研究方针， 他回答说：“百家争鸣”。陈伯达随后公开传达了这个指示。史学家黎澍在

《毛泽东与“百家争鸣”》一文中还讲到另一件事：1955 年，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泽东回答“百家争鸣”，而且反对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黎澍当时怀疑听错了，反问：“党史也百家争鸣吗？”陆定一回答：“是的。”语气非常肯定。

把这两句话合起来，明确作为党的文化方针，则是在 1956 年 4 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期间。

在 4 月 27 日的讨论会上，陆定一的发言中讲到学术界许多需要发扬民主的事情，毛泽东都是表示赞同的。说到文艺工作，陆定一讲：

文艺在苏共党是干涉最多的一个部门，无数的清规戒律，⋯⋯日丹诺夫有几条，马林科夫有几条， 这个有几条，那个有几条，很多很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最进步的文艺方向，但是人家写点自然主义作品有什么关系？他政治上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在写作上写几篇自然主义作品？⋯⋯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其他主义有一点无关大局。⋯⋯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

陆定一还讲：文艺“要写新人物，写新人物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过去写老人物写得生动活泼，现在写新人物写得不生动活泼。可是为什么只去写新人物呢？写一写老人物也可以，我说那个旧社会写一写好得很，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 好极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插话：“《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那是写上海解放军进城的前夜、我们的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

从这天的讨论来看，当时提出文艺上的百花齐放，还与突破此前苏联文艺政策的僵化模式有关。当时正好苏共二十大闭幕不久，苏联文艺界自身也开始了不小的变化。

说来也巧，就在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特别重视的作协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开幕那天（2 月 27 日），苏共二十大闭幕了。为了及时了解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化，中宣部曾组织一些文学翻译家编译了一些材料，在一些文艺工作会议上印发。这些材料向国内披露了苏联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同看法，对一些作家作品的平反情况， 重印斯大林时期禁止的一些作品，以及一些在斯大林逝世后开始创作的新一代作家的作品等等。这种新的气象对中国文艺界的影响不言而喻。

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 4 月 27 日政治局会议上谈起苏联过去的文艺政策的各种“清规戒律”、显然也不是偶然的。

1. 月 28 日接着讨论。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在发言中也讲到文化问题，他说：“昨天定一同志说得很多。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了艺术界的群众运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是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呀，《荷花舞》呀，《采茶舞》呀，《闹天宫》等等，可是就这点本钱还是有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口号，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后来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会，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委员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我觉得在文化科学问题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去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

这天，毛泽东对会议的讨论作了总结。在总结中，他一锤定音：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实，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 相信的人就势必会多。

方针定了下来，接下来就是如何公开传达和解释的事情了。

正好 5 月 2 日是个机会。这天，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正式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与会各界人士发言讨论后，他在总结中看来有意透露和宣布刚刚酝酿出来的“双百方针”：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来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儿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 诸子百家，大家自由讨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 来，是可以回来的。⋯⋯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这就可以确定了：“双百”方针的酝酿是在 1956 年之前，其形成则是

1956 年 4 月伴随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讨论过程。这是很有意思的，

《论十大关系》主要是讲经济问题，而且是毛泽东建国后探索经济问题最好最开放的著作：“双百”方针是讲文化问题，也是毛泽东建国后关于文化问题作出的最好最开放的决策。二者相生相伴，是互为一体的天然配合。

1. 月 26 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一千多位文艺界和科学界人士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全面论述了这一文化方针。完全可以设想，当他讲到下面这段话的时候，听众是多么地激动：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文艺界和科学界轰动了。欢呼之声不绝于耳。会后，陆定一收到七十多封来信，都表示拥护和称赞，还有提出具体建议的。

值得注意的是，陆定一在报告中有这样一段：“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对他在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加以批判是必要的，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

这段话是根据俞平伯所在的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的建议写上的。事情仅隔两年，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就有了反思，“双百”方针的效应真如立竿见影。

陆定一这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稿，是中宣部两次讨论，又经周恩来修改后才在会议上讲的。此后又根据文艺界和科学界的大量来信，作了修改，最后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他看后又作了一点修改，批示说：“此件很好，可以发表。”这才在 6 月 13 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

在随后于 9 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凡谈到文化问题，都免不了说“双百方针”，并且无一例外地载入了党的正式文件。这

其中包括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需要一提的是，周扬在“八大”上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发言，异常鲜明的说到了建国后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为一切创造性的劳动开辟了道路。但是，在我们中间， 经常发生的文艺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却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成为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要障碍。”“文艺只有打破教条才能有活泼旺盛的生命。” “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上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庸俗化和简单化，给文艺创作制定了许多僵硬的‘清规戒律’，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手足。”

在如此规模的高层会议上这样明确和集中地指责建国后一段时间里文艺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是不同寻常的空前之举。

周扬这篇讲话，事前自然也是经毛泽东审定，他还在上面批示：“此件看过，可用。只是引证我的话觉得多了一点，减少一些为好。”这个讲话很快以《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为题，公开发表在 9 月 26 日的《人民日报》上面。

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使他以从容大度的气魄和自信， 站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峰峦上，那是很少有政治家登临的地方。

l956 年的春天，就这样孕育出了整个文化科学天地的灿烂。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1956，都是让历史特别宠爱和难以忘怀的年份，让所有的文化人动容动情的岁月。蛰居南方中山大学的历史学家，宣布不信奉马列的陈寅恪， 这个时候也答应在全国政协中担任了一名委员。

此前，他曾多次拒绝过。

三十二 营造 1957 年之春（上）

人们对春天的感应是敏捷的。1957 年的春天很热闹，热闹得令人眼花绦乱；1957 年春天的文坛也很微妙，微妙得玄机四伏。

热闹也罢，微妙也罢，其实都发端于“双百方针”这个温床，以及中央和毛泽东在这年春天提倡共产党要“开门整风”，又好像是多了一帖催化剂。与此同时，苏共二十大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相继出现反斯大林的浪潮和波匈事件等，这些国际因素，对中国的刺激，仿佛是在滚烫的锅底下加了一把火，仿佛是在刚刚洞开的水闸后面又掀起巨澜。

于是，一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思想解放潮流出现了。

文化艺术领域在当时发生的变化，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在这年 4 月上旬接受《文汇报》记者姚芳藻采访的答问，大致是有概括性的。他说：

“关于遗传学，关于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关于美学，关于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等等问题，都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辩。学术和文艺刊物大为增多，颇有‘雨后春笋’之势。由于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于提倡‘向科学进军’，去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比从 1950 年到 1955 年六年内所出版的全部加起来还要多。剧目开放是戏曲界的一件大事。去年全国各地挖掘出了大量的传统剧目，⋯⋯文艺创作的取村范围比以前广阔得多了，体裁和风格也更多样化了。尖锐地揭露和批评生活中的消极现象的作品，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这个答问轰动一时，《人民日报》4 月 11 日作了转载，相信毛泽东是读到了的。

就文艺创作和批评来说，当时引人注目并进入毛泽东的视野，而后来却改变一些人的命运的现象有：

一些批评官僚主义作风的文学作品相继出现。有代表性的是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以及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人民文学》发表《在桥梁工地上》时还加了一个编者按， 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的提出问题的、批评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王蒙在他的作品中对那些深沉世故的官僚主义者的描写更有意思：“他们的缺点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边，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 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

与此相应，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不健康情调”的家务事、儿女情题材的作品或文章也出了不少，小说如宗璞的《红豆》，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邓友梅的《在悬崖上》，以及越剧演员范瑞娟发表的文章《我的丈夫》等。

上海《文汇报》从 1956 年 11 月中旬开始讨论“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么少？”大部分文章都对以行政管理的方式领导电影创作提出批评。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写了《电影的锣鼓》一文，提出“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风格是不能‘磨平’ 的”，还说：“管的人越多，对电影的成长阻碍也越大”。他举的例子是， 批判《武训传》后，1951 年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领导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但结果却是全年没有一部故事影片！

诗歌创作上，以 1957 年 1 月在四川新办的诗刊《星星》最引人注意，上面发表了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分别写了“白杨”、“藤”、“仙人

掌”、“梅”、“毒菌”几种草木。其中说白杨“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而藤却“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丁香被缠死了⋯⋯，（他）窥视着另一株树”。稍后，为了配合整风，出现了一些政治讽刺诗，如毛泽东熟悉的诗人袁水拍写的《摇头》和《官僚架子滚开》，著名诗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臧克家还写了《我们需要讽刺诗》。

戏曲界继推出昆曲《十五贯》后上演了不少建国后被禁演的传统题材剧目，其中发生重要影响的是文化部于 1956 年 6 月和 1957 年 4 月两次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提出扩大剧目，开放禁戏，接着上演的剧目中有一些表现恩怨相报或神鬼内容的作品，如《乌盆记》之类。

反对官僚主义，针贬时事，最便当的方式恐怕就是杂文了。杂文被说成是“匕首”、“投枪”，能不能用它来批评揭露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三风” 问题，文艺界是有争论的。毛泽东多次向人表示。他有志于写杂文。依照毛泽东的提倡，胡乔木让《人民日报》开辟杂文专栏，还亲自把稿费定到每千字 20 至 50 元，这在当时几乎是顶天的报酬。许多文化名人起而响应，如《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以卜无忌的笔名发表了《废弃“庸人政治”》等。

与此同时，文艺理论界也空前活跃起来，对一些问题的讨论日渐深化和突破。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典型、形象思维、世界观与创作方法， 以及如何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歌颂与暴露、党对文艺的领导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或质疑，出现了一批反对理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和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有创见的思想解放文章，如何直（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刘绍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意见》、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巴人《论人情》等等。

⋯⋯

大多数人认为，所有这些，基本上都是好的，正常的，健康的现象，是文艺界难得的兴旺气象。

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无论是”双百”方针，还是提出让执政的共产党接受人民的监督，帮助共产党整顿一些不良作风，虽然在中央高层圈已大体形成共识，但并不说明全党干部都会真心诚意地去理解和接受这个新思路，不少党员干部嘴里虽然不好说什么，心里其实在打鼓。特别是上面列述的一些现象出现以后，一些人明显地表露出怀疑、优虑乃至反感。

分歧很快就表面化了。成为爆发点的，恰恰是文艺界的一篇文章。 1957 年 1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其通（时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

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均为总政文化部负责干部）联合署名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以下简称《几点意见》）。

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可以不强调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的作品取代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去年一直有人大张旗鼓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但在反对中有些界线不清的地方被一些人误认为或利用来作为反对艺术应该为政治服务、艺术应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自从提出“百花齐放”的方针后，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

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百花中最主要的应该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在人民新的生活上绽开的花朵。不注意培植和保护新花的百花齐放，是不完全正常的。凡此等等，应该“压住阵脚进行斗争”。

这样的心态立刻引起敏感的毛泽东的注意。他当天就细读了这篇文章， 批给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将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月中到会各位同志。”所谓“月中到会”的“会”，是指中央预定于 1 月 18 日至 27 日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大概就是从这时起，毛泽东意识到，对“双百”方针持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而且都是在党内，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此后，他多次带着情绪地宣称：在地师级以上的干部中，赞成“双百”方针的人，如果有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几点意见》在文坛上掀起的波澜可想而知。有同意他们观点的，更多的人则感到意外而表示不满。著名作家老舍 1 月 25 日在《文艺报》上发表《三言两语》说：“仗还没有打便鸣金收兵，似乎不大像话。我们的民主生活还没有很长的历史。因此我们还不大习惯于据理辩论，胜者不骄，负者不恼。在这种情况下，随放随收的办法恰好会使言者复归缄默。”

显然，《几点意见》带来的实际效果，是一些党外人士不能不考虑中央提倡“双百”方针究竟有多大诚意？！

毛泽东打算在党内高级干部中讨论一下“双百”方针到底该不该贯彻和如何贯彻的问题。不过，在 1 月 18 日这个会议之前，他似乎也还没有拿定主意，也就是说他对《几点意见》指出的一些现象，还是很注意的。比如，1 月 14 日在中南海约见《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臧克家讨论诗歌时，说到文艺界的现状，他引用《几点意见》的观点说：听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大家不写革命题材了。对作家要安排，要管与不管相结合。要写重大题材。

1 月 18 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开幕了。事先，毛泽东特意让人把《几点意见》印发给与会者。他在当天作的长篇讲话里，又专门说到：“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动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 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又说：至于这篇文章说，自从搞了百花齐放以后，文学就衰落了，这也是可能的，但事实上，陆定一的讲话是去年 6 月在报纸上发表的，到现在也只有几个月，这几个月文学衰落就是这篇文章说的这样的结果呀？长篇大论的作品是要多少年的。我说要规划，给文艺家任务。不要搞成不做工作也给饭吃，否则，谁去搞大作品？我们在座的都做工作，所以才得薪水，作家坐在家里，专门跑飞机场，也不行吧？

毛泽东不赞成《几点意见》是很明显的，但对这篇文章也不是完全否定。他一向主张，对出现的一些“杂草”，当然要作斗争，但认为这些“杂草” 的出现，绝不是因为提倡“双百”方针的结果，而是因为它本来就存在，不管你提不提倡“双百方针”，它都要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必然现象。

在第二大的会议上，毛泽东在插话中还提出“要写小品文”，他说：你们每个省都有报纸，每个省要搞个把两个鲁迅，要有计划地培养写小品文的

人才。这也是和文艺界的活跃状况相呼应的。。

会议讨论中间，也有人提出文艺界目前出现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如说上海演出了一些戏不健康，连本地人都反对。这个信息可能给毛泽东的印象较深，使他对提出“双百”方针后的局面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1 月 27 日，他在总结发言中讲：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跟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恶相比较并且跟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在放香花的时候，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报》，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现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上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 总之，不要一出来就禁止，这些东西并不碍事的，看一点什么在戏台上打屁股呀；什么牛鬼蛇神、神出鬼没呀；对于生产粮食影响不大，你说因为看戏粮食就减产，影响财政收入，那就要马上禁止。那一天不是有人发议论吗？ 说有的地方戏不好，连本地人也反对。“我看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

但是，这次会议并没有统一人们对实行“双百”方针的必要性的认识， 或者说，在如何坚持和体现这个方针的问题上、一些人还没有完全理解毛泽东的思路。相反，从 1 月底到 2 月底，全国还出现了一些让毛泽东觉得意外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一些省市回去传达毛泽东的讲话时，说他肯定了陈其通等四人的《几点意见》的，说这些同志是为党为国。为什么会把毛泽东的意思传错了呢？一个原因是他在会上确实没有很正面地批评这篇文章，甚至还说过作者是党内的“好同志”的话。不过，毛泽东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却是再明确不过的了，一般人不会听不明白。这就不能不让人觉得省市委书记当中，确有不少人在感情或思想上和《几点意见》有共鸣。毛泽东在 4 月 10 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得更明确：为什么会听错？这叫做“各取所需”！地委副书记以上的党员干部，十分之九对“双百”方针是抵触的。

第二件事就更为直露了。一些省市报刊相继转载了《几点意见》，有的还加按语明确肯定，并配发响应文章。有的地方还开座谈会表态，检讨本地区 1956 年的文艺工作中的“问题”。比如，2 月 17 日的《辽宁日报》发表署名于铁的文章《警钟——读陈其通马寒冰等〈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说《几点意见》表现了鲜明党性，提出的问题，尤如敲响了警钟， 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和深思的。2 月 24 日的《吉林日报》同时发表《必须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的报道和几篇文章，说《几点意见》是捍卫社会主义思想，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不能认为是“过于偏激”或“有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等等。

第三件事是发表《几点意见》的《人民日报》的态度。如果说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地方上的干部理解和实施起来还可能有点距离的话，那么中央直接抓的《人民日报》应该是能够及时领会清楚的。可是，从《几点意见》发表后的第二天即 1 月 8 日到 2 月 28 日的五十多天里，《人民日报》没有发表过一篇有关的文章，似乎由该报文章引起的这场争论与他们无关了。给人的印象是，在地方上纷纷讨论《几点意见》时，中央机关报却放弃了宣

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很难理解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正像有人分析的那样，是没有稿件？不是，后来该报曾说，这期间他们收到二十多件稿子和来信。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即先让地方上讨论， 中央机关报先不忙表态，果真如此，毛泽东是应该知道的，但他并不知道， 甚至对这种方式还表示了不满（这一点后面要谈到）。因此，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只能是：《人民日报》多少是赞同《几点意见》的，但又不能公开和毛泽东的观点相违，只能采取沉默的态度了。①

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甚至愤慨。他深深感到贯彻“双百”方针遇到了障碍，一些人或许一开始就没有理解和接受这个方针，即使理解和接受了，但是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听不得不同的声音，感情上同这个方针格格不入。文化艺术界出现的现象，当然不是一味都好，不是没有问题，但关键还是看你用什么方法来改变。有的人在思想方法上，还是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在作怪，喜欢用片面性来反对片面性，而不习惯采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讨论来战胜“杂草”。

于是，他决意起而改变这种不识时务的思想惰性。

恰好这期间，文艺界正在讨论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篇小说就成了他做政治文章的切入点。

有人认为，王蒙这篇小说把反对党委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作为主题，是完全错误的。《文艺学习》杂志曾专门组织发表了李希凡、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刘宾雁、秦兆阳、艾芜、马寒冰等人的文章。马寒冰的文章题为《一部不真实的作品》，说北京市“从书记到区委常委都是”刘世吾

（小说主人

公）“这样的人物，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果然有这样的区委是不可相信的”。李希凡的文章也认为小说反官僚主义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其他人的文章，毛泽东是不是读了，不得而知。但李希凡因率先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受到毛泽东的注意，调到了《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而马寒冰是刚刚发表的《几点意见》的署名者之一，对此二人，毛泽东自然有一种先人为主的印象，正好他们对王蒙的小说主要是持批评态度，因此，他不仅读了二人的文章，而且印象匪浅， 此后常常举他们的观点来批评。

据王蒙回忆，当时，陈其通、陈亚丁、鲁勒、马寒冰四人还写了一篇题为《是香花还是毒草》的文章，准备拿到《人民日报》上发表，说王蒙这篇小说是毒草。这篇文章的清样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后很不满意，制止了，没有发出来。①这件事，毛泽东稍后也开玩笑地说过：马寒冰拿着自己的文章， 到《人民日报》喊一声”圣旨到”，邓拓就要接旨发表云云。

在 2 月 16 日中央召开的报刊编辑部、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同志的会议上，毛泽东又专门谈到自己对王蒙的小说及有关讨论的看法，根据与会者的记录和回去后的传达记录，他讲的大意是：

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此人 22 岁。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

① 参见朱地《1957 年：大转弯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书海出版社 l995 年版第 57 页。

① 王蒙：《我看毛泽东》，载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编《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下）， 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83 页。

他，为什么对待年轻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我们许多文化人和胡风是有区别的。对于他们既要有批评又要保护，在保护下批评。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对生活情况不熟悉， 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应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如果照这些同志的观点，以为中央附近不会出官僚主义，那么就要对写小说的人割肉了。说王蒙的小说时间不对地点不对，这就没有说服力。王蒙这篇小说是一篇没有写好的作品，但要帮助。李希凡这个人开始写的东西是好的，后来写的几篇就没有什么特色了，应该让他到生活实践中去，过去当小媳妇时兢兢业业，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到姚文无在 2 月 6 日《文汇报》上面发表的

《教条与原则》，说“我看是不错的”，还谈到姚文元是 30 年代文坛人物姚蓬子的儿子。这大概是他第一次注意到后来大名鼎鼎的姚文元。

说来也有些意思，毛泽东似乎对文艺界能写文章的年轻人有一种天生的好感，特别敏锐地注意发现。此前对李希凡、蓝翎如此，读他们的文章，特意注明多少岁；这次对王蒙如此，看来事前曾了解过他的年龄，知道他 22 岁；此后对姚文元也是如此。

这个时候，毛泽东事实上在酝酿一篇“大文章”。

提出“双百”方针，本意是活跃反胡风以后沉闷异常的文化艺术领域， 以更好的方式处理不同观点和风格之间的分歧，从而调动知识界的积极性， 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但从将近一年来人们的反映看，情况远不是这么简单。善于见微知著，高屋建领地把握历史潮头的毛泽东，逐步意识到，如何对待不同意见，已经不是文化艺术界本身的问题了，也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了，而是一种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领导方式了。

于是，从 2 月下旬开始，他就着手酝酿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

大文章了。正式阐述他的观点，是在 2 月 27 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 11 次扩大会议上面。

在此前写的讲话提纲中，共 12 个部分，第 8 部分是专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其中说：“许多人实际上不赞成这个方针。” “毒草不是香花，教条主义也不是香花。”“老干部不能批评吗？”“文章要有说服力，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些显然是有所指。

对文艺界来说，所指更具体的，是写下了“钟惦棐、陈沂、陈其通、马寒冰”几个名字，以及“《人民日报》何时答复四个人？似乎毫无准备，也不请示。”

在这几个名字后面，表明毛泽东注意到以下人和事：

钟惦棐，曾以《文艺报》评论员名义在该刊发表《电影的锣鼓》。钟惦棐写此文时在中宣部工作，稿成后自然要送给领导过目，领导不同意他的观点。不久他调到《文艺报》，便以该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结果引起争论。显然，毛泽东知道“评论员”就是钟惦棐，是做过调查或有关部门给他汇报过的。

陈其通、马寒冰：自然指他们四人的《几点意见》和马寒冰批评王蒙小说的文章。

《人民日报》：是指该报在发表《几点意见》后一直没有后继文章表态答复，也不向中央请示该如何处理。毛泽东对这种做法明显不满。4 月间， 他曾说《人民日报》是“书生办报”，并调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去主持报政， 大概与这件事也有关系。

不知为什么，他还提到了时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的陈沂。陈沂并没有在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上署名，或许因为陈其通等四人都是总政文化部的干部的缘故吧，所以毛泽东要提到他。此外陈沂确也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过一篇

《文艺杂谈》，观点同《几点意见》相近。再往前面说，1956 年 8 月间讨论音乐的民族形式时，毛泽东就注意到陈沂了，陈沂是不同意演出西方音乐的， 所谓“不中不西”就是他的文章里的话，所以毛泽东对他的印象看来也是不浅。

根据提纲，毛泽东在 2 月 27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 11 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这个讲话后来经过反复修改，正式发表时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对“双百”方针作了这样解释：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继 1956 年 5 月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个方针作出解释以后，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和正式的阐述“双百”方针，看得出，这个说法与提出伊始没有什么改变。而且由毛泽东来阐述，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显得更权威了。

根据提纲所列的内容，毛泽东还批评了文艺界一些阻碍“双百”方针贯彻执行的现象，鼓励大家敢于讲话，敢于批评。又公开重申他在 1 月间对陈其通等四人的《几点意见》的看法——

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不知怎么把我的话传达错了，只说他们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我再说一遍，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有个叫王蒙的，大概是王明的弟弟吧，他写了一篇小说，批评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了解了一下，他也是共产党员，好嘛，部队几位同志就“围剿”，说什么北京没有官僚主义， 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主义呢。中宣部有个钟惦■写了篇《电影的锣鼓》，说今不如昔，代表了右的思潮。

这些具体内容，在后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正式发表时，都删掉了。有人在听录音传达时印象却很深刻，并做了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还说到苏联对中国推行“百花齐放”的看法。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苏联也不赞成。陆定一的文章他们不登，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很快在《文学报》上登出来了。百花齐放，他们翻译成什么花都可以放。我们说百花是唯其多也。

稍后，他又提出，《电影的锣鼓》那篇文章，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 台湾转载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是教条主义的代表，苏联转载了，这叫

做各有所好。①

正像提出“双百”方针在某种程度上是破除苏联在文化政策上的“左” 倾框框（问题是这些框框当时对我们有不小的影响）一样，在是否坚持和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上，同样与国际背景有些联系，并对毛泽东的决策产生影响。一些和毛泽东接触过的人曾有这样的印象，在自己的想法有对立面的时候，反而会强化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对中国提出的“双百”方针， 无论是苏联、东欧，还是美国，所持的态度都是很有意思的。且不说苏联报刊对这个提法的冷淡反应，就以当时在苏联提倡思想解放的赫鲁晓夫来说， 也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毛泽东有一次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对我们的‘百花齐放’这 个口号有什么想法？”我回答说：“毛泽东同志，我们简直弄不清楚你们提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花有各种

各样——美丽的花，讨厌的花，甚至有毒的花。”

毛泽东承认这对我们俄国人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口号。关于“百花齐放”的口号， 我们决定不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并不傻，他知道我们的沉默是表示对这个口号不赞成。当然，实际上我们很了解“百花齐放”是什么意思，那是说在文化艺术中要允许不同的倾向发展。但是，现在大家都明白了，这个口号不过是个激将法，它意在鼓励人们更加公开地表现自己，以便将那些开放出来的颜色或气味不正的花统统摘掉丢到垃圾堆里去。①

再说美国。杜勒斯 1957 年 6、7 月间曾两次回答记者的提问，说他把《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看了几次，“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赫鲁晓夫和杜勒斯，不论政治立场和看问题的方法有多大不同，但他们

凭着政治家的敏感，都意识到这个方针所体现的政治意义。当然，美国是希望中国就此出现“自由主义的开端”。而赫鲁晓夫反对这个方针，恰恰是害怕出现“自由主义的开端”，这首先是因为他对这个方针的内在含义理解得不全面，毛泽东的本意是借”‘百花”唯言其多，而非真是让“所有”的“花” 都开放。赫鲁晓夫还忽视毛泽东始终具有的“两面作战”（既反“左”也反右）的思路。他用“钓鱼”来理解提出这个方针的初衷，多少是根据此后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所作的揣测之辞。实际上，大讲“双百”方针，毛泽东倒是显示出了一种“力排众议”的努力和真诚。当时，中苏双方心里都清楚， “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实施，无疑是对苏联传统的政治领导方式的突破，这大概是苏联方面不以为然的最说不出口的理由了。

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也不同意“双百方针”，理由是它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让毒草合法出现是难以理解的，这同已经变“修”的南斯拉夫的观点没有区别。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后，他们认为这是实行“双百”方针的必然结果，又说中国共产党的做法是“引鱼上钩”， 不合无产阶级政党的风度等等。

中国驻东欧一些国家的使馆汇集这方面情况的电报，都呈送毛泽东看过，他在上面都作了不少批画。不过，这些反映，即使在 50 年代末，毛泽东的思路已经发生不小的变化的时候，也没有动摇他坚持“双百”方针的决心， 甚至提出：百花齐放问题、“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要

① 毛泽东 1957 年 4 月 10 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

向全世界作战”。①

还是回到 1957 年的春天。

最高国务会议第 11 次扩大会议是 3 月 1 日结束的。这天，毛泽东作了总结性的讲话，他在事前拟的讲话提纲中写道：“要普及，要提高，京戏原来是地方戏，将来也可能转化。”“散花野草也有用处、其中有些可能转化为香花，香花也可能变得不香了。”这样，“双百”方针，也有了哲学上的辩证法的依据。花呀草的，不是天生不变的东西，贯彻执行这个方针，不是无所事事，任其自然，关键是要促进事物向人们需要的好的方面转化。

50 年代的最高国务会议，是协商和研究国家重大问题的最高层会议。毛泽东的讲话，把政治思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文化思路（“双百” 方针）合在一起，统一了高层的思想。接下来，是如何在下面进一步推动和贯彻的事情了。

① 毛泽东 l959 年 8 月 1 日在一个文件上的批示。

三十三 营造 1957 年之春（下）

如果说一二月间初春季节的气候还有些暖寒不定的话，一人三月，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将无可阻挡地到来了。

3 月 1 日最高国务会议刚一结束，中宣部就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毛泽东提议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本来属于党内宣传干部的会议，毛泽东还决定吸收部分党外专家、作家、艺术家参加，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他一心一意要让“百花齐放”深入人心。

有关文艺方面的筹备工作，自然由周扬负责。他专门找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黎之以及著名的苏联文学翻译家曹葆华谈了一次活，了解情况，让他们准备一些会议材料。在此基础上，中宣部以中宣部办公室名义事先印发了一份题为《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的会议材料，编入了三十三个在思想解放潮流中人们特别关心并供讨论的问题。

毛泽东仔细审阅了这个《汇集》，对其中的二十二个问题作了批注。第六个问题说：文艺界的主要危险是“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抬头？毛泽东批道：“目前不要去找主要危险，而应该按具体问题处理。”第八、九两个问题是：怎样看有的作家提出的文学的目的就是写真实，“看到什么写什么”、“感受即真实”，作家不用考虑对人民有什么教育作用？怎样看有人提出文学既然反映现实，只有现实主义就够了，现实主义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就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现实主义， 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批道：“不对。但可以允许少数人这样做。”

这些批注，写于会议开幕的当天。看得出，他对文艺界事情，并不一味叫好，他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仍然是自己提出的“双百”方针。本来嘛，这次会议的初衷就是“放”而不是“收”，是要“鼓劲”。

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是 3 月 6 日在北京正式开始举行的。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外，主要是各省、中、自治区党委的宣传文教部长和党内外知识分子的代表，共有八百多人。会议先是印发了陈其通等四人的《几点意见》，同时又在大会上放了毛泽东 2 月 27 日的那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录音。这样做，无疑是为了给会议定基调。随后便分成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教、科学几个组进行座谈讨论。

这段时间，毛泽东连续出席各组的讨论，忙极了。而且总要解答与会者提出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影响最广泛、无疑是政治晴雨表的文坛是非。

在开幕当天晚上，九个省市的宣传文教部长正在座谈的时候，毛泽东来了。有人当面问他，关于《几点意见》的评价，前不久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传达的精神同这次会议的说法不同。毛泽东似乎是带着情绪地回答说：他们是以卫道君子的面目出现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宗派主义的情绪， 达不到卫道目的。那次讲的是插话，可能听漏了些什么。

毛泽东从来不是单面作战。他还说：马寒冰等人的文章是教条主义的， 钟惦棐则是右的，两派我都要批评。《电影的锣鼓》这篇文章基本方向是不对的。这个态度，几天后同出版界代表座谈时，他表达得格外明确，他说： 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陈其通、马寒冰他们几个那一类的教条主义；

一种是钟惦棐那一类的右倾机会主义。马寒冰的文章我就看不下去，简直强迫受训，钟惦棐这个名字很古怪，他的文章倒能看下去。这两种偏向都是片面的，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去片面孤立地观察和分析问题。

有人提出，百家争鸣中，党内外有人动不动就说庸俗社会学。毛泽东说： 简单的口号是吓不了人的，我们应当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章要有说服力。《星星》这个诗刊上的《草木篇》是应该批评的，如不批评，就真是让毒草长起来了。钟惦棐的文章是机会主义之花，马寒冰的文章是教条主义之花。马寒冰的文章有这么一股气味——你是什么人？江山是老子打来的， 你就乱放？！毛泽东还说：领导思想斗争的方法，要研究。过去是对敌斗争， 现在问题是复杂的，有科学、文艺、高校，还有《草木篇》。他能写，我就不能写。《诗经》、《楚辞》是什么呀？大部分是《草木篇》。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老干部十之八九是同情的，但党外不赞成，党就孤立了。

在齐放的“百花”中分剥出“机会主义之花”和“教条主义之花”，两种倾向都要反对，这是毛泽东在 3 月初最真实的心态。尽管他不愿意下结论哪种倾向是主要的，但当时他着力要解决的显然还是阻碍贯彻执行“双百” 方针的“教条主义”倾向，因此，批评教条主义的话讲得多一些，严厉一些， 一再强调要讲究方法，要有说服力，要平等待人，等等。

在 3 月 8 日同与会的文艺界代表谈话时，他还直率地表露出这样的心迹： 我看到文艺批评围剿王蒙，所以我要开这个宣传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来看，写文章的人们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长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也是为了帮助他嘛。

发言最精采，情绪比较大的还是文艺组的讨论。

与会者几乎包括了当时文艺界所有的名人，需提一下的是，以写文艺批评文章刚刚露出头角，刚刚调到上海作协刊物《萌芽》当编辑的姚文元也在这个组里。那时他给人的印象是个努力学习、勤奋写作的青年，在这样的场合，自然是叨陪末座，主要的还是听前辈们的发言。踊跃唱主角的依然是几位文坛名人。

中国作协主席茅盾，还是文化部部长，他讲的话似乎有些单刀直人：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把文学界出现的问题估计得太严重，有些惊慌失措，给读者一个印象是“双百”方针好处少坏处多。这是一篇教条主义的文章。而陈沂的《文艺杂谈》颇有不革命就等于反革命的味道。

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巴金反映：“双百”方针在下面阻力大。不少人不赞成。现在要“鸣”出来不容易。讲公式化最容易，要“鸣”就要讲自己的话，很多人不习惯甚至害怕“鸣”、作家要有独立思考，有胆量。

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文联主席老舍则认为：有些人起来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们有点过于担心了。有些搞理论的人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讲得很乱。

中国剧协副主席、北京文联副主席曹禺提出：陈沂等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有些害怕。是不是大家都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的。“双百”方针才提出不到一年，要出大作品，太急了。

主管电影工作的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说：《文汇报》准备结束电影讨论，我说应该展开。过新年时，陈其通等人来谈他们的文章， 我提了两点意见，一不要戴帽子，二是最好不要四个人联名。

在 1954 年那场《红楼梦》研究风波中受到批判的著名批评家冯雪峰，被

撤掉《文艺报》主编之职后，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这位饱经风霜的革命家和文艺理论家的发言似乎特别有深度：作家协会是否可提“大胆创作，善意批评”。有人提出先反教条主义还是先反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提法不对，教条主义也是非无产阶级思想。

来自上海，建国前写小说后来成为著名文艺理论家的巴人，则不无忧虑地说：毛主席有一句话很重要，那就是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反对“双百” 方针。

当时代表中宣部文艺处与文学组联系的黎之对上述发言内容作了详细记录，1995 年的《新文学史料》曾予披露。

总体上说，文艺家们关心的，主要是怎样看提出“双百”方针后文艺界的形势，是“左”了还是右了；党以什么方式来领导文艺最好；怎样看待一些文章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创作方法的深化讨论；怎样对待文艺遗产⋯⋯。或许是得风气之先，文艺界名人的发言，一般说来都很谨慎和客观， 相当吻合毛泽东历次所讲的思路。这些意见，被汇集起来，送给了毛泽东， 他是仔细阅读了的。

3 月 8 日晚上，毛泽东特意召集与会的文艺界代表开了一个座谈会。同来的有彭真、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及周扬等领导人。茅盾、老舍、巴金、赵丹、钱俊瑞、周信芳、周钢鸣、方纪等等，都当面畅快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或直接提出一些问题请毛泽东解答。同一大群文艺家们在一起气氛融洽地长时间座谈，对毛泽东来说，在建国后是第一次，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

落座不久，时任天津作协主席的方纪，直率提出在天津贯彻“双百”方针很难。毛泽东解释说：

把我对陈其通等四人文章的看法传错了，是个错误。我也有责任，当时没有讲清楚。说我认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是好的，真奇怪，我是说要放的嘛！

放一下就大惊小怪，就是不相信人民。出一些《草木篇》，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

《楚辞》是不是《草木篇》？《诗经》的第一篇是不是《吻》？⋯⋯专员以上的高级干部有一万多人，其中是否有一千人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很难说。

其实，在现代革命文艺运动历史中，可以说，从俄国十月革命起，就有一种“左”的传统，诸如列宁和斯大林都批评过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派”等等。在这次座谈会上，不知为什么，毛泽东提到了这一点：

苏联十月革命后到 1927 年比我们现在更乱，教条主义也厉害得很，像文学团体“拉普” 就强迫人家怎样写作。听说那个时候还有一些言论自由，还有同路人，同路人还有刊物，说是宣传真理的。我们就

不让人家办，我们可不可以让人家办一个唱反调的刊物？可以跟他讲好，来个协定， 只要不反得像台湾一样就行。我们文化政策不采取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还没有造成放的环境，还是放得不够，百花想放而不敢放。陈其通他们的文章我读了两遍，他们无非是“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

说到当时的文艺批评，毛泽东讲：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恰当的批评不多，经过研究的，有分析的，事前跟作家谈过的，真正对作家有帮助而不是骂一顿的，就是不很多吧？有些批评都是粗暴得很，对待这样的批评，

有一个办法，就是不理。现在文艺批评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教条， 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鞋搔痒，空空泛泛，得不到帮助，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有碍于文艺批评的开展。

巴金在发言中说：描写官僚主义，大家都觉得难办，写谁，谁不高兴。还有杂文，有人说要全面，有人说杂文就不能全面，鲁迅的杂文就只讲一件事。

毛泽东回答说：

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 还没有展开。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哪种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还不一致。要整风，那时就好批评了。现在刚刚批评一些， 马寒冰、陈其通就发表声明，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关于杂文的写作，毛泽东接着巴金的话头，举鲁迅为例，说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杂文就有力量。

有人谈到电影局的领导和管理问题不少，报刊上也有讨论。毛泽东说： 我看许多批评是对的，应该根据事实来处理。几天后，他同出版界代表座谈时，又专门说到：这次对电影工作的讨论中提出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进我们的电影工作是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符合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你们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好处。听说要撤钟惦棐的职是不是，我看不要撤。电影的问题本来就很多，老演员、老导演本来就一肚子气，应该让他们发泄发泄。

有人提出对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思想应该怎样估计的问题，毛泽东认为， 大体有三类：一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并以它作为创作指导的人，一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敌对情绪的人，这两部分占百分之二十。第三类有百分之八十左右， 他们是大多数人，政治上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创作。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接受。还说：刚才说的文艺团体、报纸等等教育机关的思想很混乱，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不是主要的。总之，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思想问题，不能专制、武断、压制。

也可能为了说明对待那些属于“百分之八十”的中间派的态度，毛泽东还问起作家姚雪垠的情况，说自己读了他在《新观察》上发表的《惠泉吃茶记》，写得不错，但显得这个作家在群众中落落寡合的样子。周扬谈到姚雪垠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作家不用到群众中去体验生活， 说建国后不尊重老作家的经验。毛泽东立即讲：

驳姚雪垠这个观点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个姚文元，写的还是比较有说服力，我还看得下去（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谈到姚文元，不久，他又让《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一篇文章——引注）；就是马寒冰的文章，我看不下去。但是还是应该帮助姚雪垠， 他还没有和群众打成一片。我看还是跟工农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不打成一片，你写什么？光写五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身边琐事，不能永远只写这些人， 这些人也是会变的。文艺作品，总是

要写点这些人和那些人的关系。也可以允许一部分人就写他的身边琐事，他又不去跟工农兵打成一片，不去，又能写， 你有什么办法，这也是客观存在。我们要帮助他们， 不接受也没办法，可以出他的书。

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何对待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也是文艺界争论得很厉害的一个问题。茅盾当面对毛泽东讲：现在有些人对关于写真实有片面的理解。有些青年作家说，看到什么就写什么，现实有的就可以写。这就是说，思想不能指导创作，和胡风的理论有相同的地方。说诗是写感情的，有一篇《吻》就是那样，否定作家观察生活需要思想指导。

毛泽东回答说：

这种看法，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正确看法有关，要所有的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恐怕是不可能的，恐怕要几十年，大多数人才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间，只要不学胡风，搞秘密小团体，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这里边，还要有帮助。那么，这类作品怎么办？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只好发行，只要不是敌视社会主义制度那一头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真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哪怕少了一点，有那么几部，你写得较好，几十年功夫，去影响那百分之八十的，因为你是为工农兵服务的。

当时，戏曲舞台上开放了建国后禁演的一些参差不齐的剧目，一些人抓住其中个别比较低俗之作，作为百花齐放的消极后果的证据。于是，有人请毛泽东谈谈继承遗产问题，并说下面传达过毛泽东说演些牛鬼蛇神的戏也不要紧，并不影响生产。毛泽东说：

我并不赞成牛鬼蛇神，让它演出来批评一下；过去的办法是压，现在演出来又害怕了。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呢，对过去的传统剧目我们禁演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一些有牛鬼蛇神的戏，看看也可以，我们看《封神演义》， 不是牛鬼蛇神吗？社会上有牛鬼蛇神，剧本里有也不稀奇。中国人不一定很相信鬼，演来看看有什么可怕？

说到这里，毛泽东转身对周信芳笑着说：你不是演过牛鬼蛇神的戏吗？ 别人演演是可以的。只有拿出更好的剧目来代替它，拿不出来，你又不登台， 否则就等于不让他演戏，还是让他演吧。

这番座谈，现提问题现解答，毛泽东靠着渊博的知识，对纷坛杂陈的文坛现状的了解，运用坚持原则而又灵活变通娓娓道来的谈话艺术，无疑使在座的文艺大家们折服有加。他即兴所讲的内容，从高屋建瓴的文艺方针政策、文艺界的思想状况、文艺的创作方法，到具体的杂文怎样写、戏曲剧目的开放、文艺批评的方法以及对一个作家的一篇文章的评价，都有涉及。虽然是用政治术语来解剖文艺话题，以非常技巧掌握和引导会场气氛、情绪的毛泽东，无疑给在座的文艺家们以柳暗花明、跌宕有致的特殊感受。

3 月 12 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作了总结性发言。会上所谈，同他和各界座谈时所说的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双百”方针的阐述，有两点强调，一是说，“双百”方针“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

放。”一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在事前拟就的简要讲话提纲中，毛泽东还写道：“各省传错了对四人文章的批评问题。”“电影事业应当进行彻底改革问题。”文化政策的“‘放’，有百利而无一害；‘收’是错误的”。

据一些代表回忆，3 月 12 日这天，北京刚好下过一场大雪，少见的三月雪，把北京的天空，装点得更加透明艳丽。走出怀仁堂，仿佛空气里都弥漫着百花齐放的清香，文艺家们的心灵世界更觉春意盎然。

来自上海的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当即给孩子写信说：“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知识分子没有区别”。他的讲话“出之于极自然的态度，无形渗透于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毛泽东不仅作为政治家，也作为文化人，征服了知识分子。这一幕，很有点像十二年前在重庆披露《沁园春·雪》的情景。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的这些讲话，这些观点， 除已正式发表的 3 月 12 日讲话以外，是即兴而讲或临时插话说出来的，但决

不是对文艺界的应付之辞，与此前和此后的谈话，一脉相承，是他在 1957

年 3 月间，由“双百”方针引起对文艺问题进行思考后所得出的理论成果。我想，如果能全面和完整地整理出来，一定是一篇很好的文艺论文，其意义不在 1942 年的《讲话》之下，其水平不在 1956 年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之下，甚至可以说代表了毛泽东建国后文艺思想的最高水平。

可惜的是，这些谈话当时都没有整理出来公开发表，后来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形势的发展太快了。

不过，1957 年 3、4 月间，毛泽东仍然按着他既往的思路向前走着，走着⋯⋯。3 月 16 日，他批示完《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 当天就离开北京南下了。

自从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后，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开始要发生重要转变。各地在传达他的这个讲话时，不少党内干部都感到突然，缺少足够的心理准备。正像对待“双百”方针一样，人们对待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政治生活的崭新主题， 也要有一个理解的过程。因为根据这个主题，党的领导内容由原来领导阶级斗争转变为领导和平建设，随之而来的是领导方式、领导作风都要发生变化。如果执政党在这些问题上不从思想上获得统一，就不能很好地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双百”方针的问题上，即已暴露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说服工作。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3、4 月间，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便分赴各地，向地方党政干部宣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于是，刘少奇到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上海；周恩来到了浙江，邓小平到了陕西。

而毛泽东则沿着京沪线一路南下。他一路上所讲，主要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个要求在文化上的反映，恰恰是如何理解和贯彻“双百” 方针的问题。再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对当地在贯彻“双百”方针上存在的问题，都有所反映，他要了解一下，而且不妨四处“煽风点火”一番。

3 月 17 日他在天津召集范围不小的党员干部会议，告诉人们：各种艺术

的发展需要百花齐放，互相竞争，因此我们不要怕，要到空气里头去，不要老是呆在有暖气的房子里头。

3 月 18 日到济南，同样召集范围不小的党员干部会议。疾呼：不管有多少花，你就开。文学艺术家不愿意下乡、下厂，下去一下就马上回来了，他们的注意力不在那些地方，他们对工人、农民的兴趣不大，他们愿意回到家里同知识分子搞在一起。我说这种人叫半条心，半条心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半条心是好的，剩下的那半条心慢慢来。

3 月 19 日到了南京，他又召集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 提出：文学艺术作品有些不好的东西是可能的，上海唱的《狸猫换太子》， 许多妖魔鬼怪都上来了，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让它在一个时期内搞一下，会有人批评的，不必着急。何必那么急？出了几篇小说，几篇诗歌，演了《狸猫换太子》，心里就那么急。让它们经过社会评论，逐步使那些作品、那些戏曲加以适当改变，而不是用行政命令来禁止。同志们不要误会，说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是想消灭它，消灭的办法， 是让它出现一下，让社会公评，逐步改造，真理就会慢慢上升。过去我们用行政命令禁止，禁止了七年，现在搬上来了，可见禁止是不灵的，硬禁是不灵的。

3 月 20 日到上海，还是召集范围不小的党员干部会议，说：怎样看文艺方面的工农兵方向，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现在却在一些知识分子中间似乎成了问题。我们可以向他们说明：除了工人、农民，就没有别的人了，资本家要变工人。地主要变农民，正在变。世界上就是这两种政治成份，第三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替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本身的性质还在变，要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

1. 月 21 日，毛泽东去了他喜欢的杭州，在那里住了一些时候。4 月初， 在杭州专门召开了华东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或许是因为， 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近代以来一向是构建文坛，各种思潮交锋争夺的重镇， 建国后，许多有名的文化人都定居上海，所以毛泽东对这里的情况格外关注一些。

这次座谈会，基调同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是一样的。在文艺方面讲得更具体的事情有这样一些。

有人汇报上海杂文写作情况时，毛泽东插话：

巴金对我说杂文难写，我说有两条，一条是共产党整风，整好了，就有自由批评的环境了；还有一条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不怕什么的。王熙凤有言，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然，讲真理，也有选择时机的问题。

有人汇报，浙江的美术学院有人强调政治从而影响了国画发展，使党外人士很有意见时，毛泽东插话：

强调政治就不要国画了吗？政治工作就是要团结更多的人，为什么不要国画？这种人是宗派主义者，他们不是搞美术的，是搞丑术的，他们就是形而上学，不讲辩证法。

越剧演员范瑞娟曾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上海的《文汇报》于 3 月 24 日作了转载，接到二百多封来信，提出批评，认为

党的报纸不应该登这些生活化的文章，应该多登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东西， 搞得范瑞娟也很紧张。会上有人把这个情况讲了一下，毛泽东则认为：

这篇文章是黄色的？天天《上甘岭》，没有我的丈夫怎么办？党委要给报纸一个方向， 让他们按方向自己去办。搞方向就是领导，但不要干涉过多，毛病总是有的。报上登《我的丈夫》，究竟有什么错，难道不是丈夫？你六百万人的上海，二百封信有什么不得了？还有五百乡万人没有来信嘛，可见是正确的。

会上还反映，说有人在上海电影制片厂讲，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毛泽东当即插话：毒草怎么能够避免？而且也难分清香花和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所以，”避免毒草”是一句空话。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数占多数的原故。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这是不可能的，“力避毒草”这个口号就是毒草。

1. 月上旬，毛泽东回到了北京。4 月 10 日，他又找《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等人谈话，批评该报不发表 2 月底最高国务会议、3 月上旬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消息和社论。

邓拓是建国前最早在根据地选编《毛泽东选集》的老报人，在 1957 年春天这种气氛下，对毛泽东的思路似乎一时没有跟上和揣定，被毛泽东说成是书生办报。而在这期间，《人民日报》的日子是很难过的。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准备“答复四个人”，两天后该报打破五十多天的沉默，发表暑名陈辽的文章《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几经消化反思，4 月 10 日这天，又发表了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中说：有的人对党的“双百”方针抱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样下去，思想界将一片混乱，文化科学的发展方向就会模糊动摇。本报 1 月 7 日发表的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对目前文艺界的状况画了一幅吓人的暗淡的图画，是对事实的极端歪曲。这个旗帜鲜明的表态，算是对发表陈其通等四人的《几点意见》这篇引

起轩然大波的文章有了个交待。关于“双百”方针在贯彻执行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对它的讨论，由《人民日报》发表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引起，如今又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画上了句号。

4 月 10 日这天，毛泽东还对邓拓等人说：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根据毛泽东的意思，《人民日报》于 4 月中旬辟专栏讨论杂文的写作问

题，还于 4 月 18 日发表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摇头》，批评那些对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方针的情况总是“摇头”，认为这也“不好”那也“不妙”的人， 也批评那些表面上拥护“双百”方针，但内心里并不赞成的人：

满台家务事满纸儿女情不行，不行

还有什么杂文，杂感，杂种讽刺，诽谤和小品文⋯⋯

嘿，查查看

是哪个“俱乐部”发来的兵！

这首诗刻画和讽刺对 1956 年春天到 1957 年春大的文艺现象持疑惧态度的人，实在是入木三分。毛泽东特别欢迎这种景象，看了袁水拍的诗后写信给作者，说“写得好”，“应该多写些”。

也就在 4 月上旬，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并

于 4 月 27 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此后，不光文化界，整个中国都热闹起来了；人们谈论的话题，不光是“双百”方针的问题，而是涉及中国政治走向这些大课题的大鸣大放了。

一进入 5 月，1957 年的春天很快就要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