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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七部 风骚别出
三十四 文坛“反右”一角
天道周行，物极必反。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常常如此。没有完全脱离急风暴雨轨道的政治运作，尤其如此。
1957 年的暮春初夏，是让中国知识界躁动不安的日子，也是让后来者扼腕叹息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
文艺界对毛泽东说了一些好话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已告一段落，还准备把它选人 1956 年的优秀小说的集子里面。这时候，有人告诉毛泽东，说这篇小说被人指责的一些缺点，在原作里本来没有，是编者秦兆阳改的。毛泽东就提出要批评编者。于是，中国作协专门召开座谈会，秦兆阳在会上做了检查。时间是 1957 年 5 月 7 日。
在此前一天，中国作协党组还就召开创作规划座谈会等问题向中宣部并中央写了个报告，专门谈到了“双百”方针提出以后，特别是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后，文学界一些代表人物的思想动态。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这样一段话： “总的来说，这些日子里党外作家比较活跃，党员作家则比较沉寂”。“在作家中，不光党内外隔着一堵墙，就在党内也有一堵一堵的墙。党内作家对党中央的方针是表示拥护的，但是这些同志觉得自己过去也有教条主义错误，想听听党外人士的批评，暂不愿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发表文章；也有些同志对文艺工作领导方面意见很多很深，却不愿公开发言，怕掌握不住火候，造成不良影响”。①
这样的概括，很让人思量。党内有墙，党外有沟的说法，确实反映了文艺界的复杂情形。它直观地告诉我们，再好的方针政策，都是靠一个个、一群群的人去贯彻实施的，这当中就不免要打些折扣，弄不好，会使方针政策成为口惠实不至的虚言。可以肯定地说，”活跃”的一群和“沉寂”的一群之间的那堵墙，也不是靠一两个口号就会骤然坍塌的。沉寂者显然多是有丰富政治经验或先前的命运已然坎坷的人。不管他们说自己“沉寂”的理由是哪一种，都让人觉得不免有些深文周纳。要害还在于，为数不少的沉寂者在文坛不是等闲之辈。这是不是预示着，向前滚动的历史舞台下面那盘根错节的支撑点，随时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起伏影响历史的滚动方向呢？
在最高决策层本身对既定方向产生犹疑，面对叉路进行选择的时候，尤其如此。
命运的敲门声，仿佛已经穿过时隐时现的迷雾，很快就要降临到文坛和文坛上的许多文艺家头上了。
对被视为“天下第一大事”的大鸣大放整风运动（包括此前的“百花运动”），毛泽东一方面是积极倡导，同时也是谨慎地要把它纳入相应的轨道。当 5 月上旬由统战部组织的一些民主党派座谈会材料陆续报上来的时候，从
-
月中旬开始，他警惕起来了。
- 月 15 日这天，他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原题就叫《走向反面》。在这篇当时作为机密文件印发党内的文章中，毛泽东说：“最近这个时
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
① 引自黎之：《回忆与思考——整风、鸣放、反右》，载《新文学史料》l995 年第 1 期。
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 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
这显然属于那种影响历史进程的文献。如何评价整风运动，如何弄清瞬息之间毛泽东思路变化的契机，如何评价随之而来的反右派运动，这大概是有关毛泽东的政治传记所要解决的问题，本书勿庸妄言。
且说在“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形势下，从 5 月 7 日到 6 月 17 日，毛泽东比较集中地对他在2 月27 日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记录稿作了十几次修改。
当时，他的想法已经有了一些改变，觉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从字面上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你认为是香花的，别人可能认为是毒草，相反，你认为是毒草的，别人或许觉得是香花。这就需要有一个标准。
这样，毛泽东在 5 月 25 日修改的第十稿上，加写了后来十分著名的“六条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也是 5 月 25 日这天，来访的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请毛泽东解释一下中国的百花齐放政策，毛泽东也是特别说到这六条标准。当时苏联是反对中国这个方针的。听完毛泽东的解释，伏罗希洛夫表示：你们这个政策的实质，我完全懂了，我完全同意。
- 月 19 日，这篇讲话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
在《人民日报》上面。当初听过 2 月 27 日讲话或讲话录音的当事人，无不觉得这篇文章同他们第一次听讲话时有很大变化。
其实，变化更大的是整个政治形势。此时，反右派运动已渐入高潮。 发生这种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建国后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和关于知
识分子的定位，始终徘徊反复，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共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一般从经济地位和政治出身把知识分子划分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范围，并认为他们是人民所需要的。建国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经济上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不存在：而且，在政治立场的选择上，事实上也不存在一个同中国共产党对立的作为阶级整体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为了强化“改造”，强调“对立”，就只好住深处推进，从思想立场或世界观上来确认“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确定和被认可并固定地使用，也有一个过程。
开始的基本提法是：团结、改造、利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周恩来 1949 年 7 月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却说得很有新意： “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上说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
如果说这个提法还是局部范围，并未讲开的话，那么，1956 年 1 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上作的报告就说得更明确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中，毛泽东主要从世界观的角度来解释，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这样一来，说到知识分子，一般都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世界观” 的意思在内。即使在 1957 之春大力提倡“双百”方针的时候，他也是用“皮” 和“毛”的关系来比喻的：知识分子的毛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无产阶级给他们钱，让他们教书、办报、做文艺工作，这是赎买他们，要他们转变到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来。①言下之意，目前的知识分子这些“毛”还没有完全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基本上还附在剥削阶级的“皮”上。这个意思， 反右派运动开始后说得更明确：阶级有两种情况，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但作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时发现的。苏联 1936 年就宣布阶级消灭，可在知识分子里面，阶级就不一定消灭得那样干净。苏联一个作家（指爱伦堡）写了一篇小说，香港报纸大登，艾森豪威尔说，这个作家来，我接见，成了一次小反苏运动。可见他们作家中还有资产阶级。②
后来主管文化意识形态的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提出，知识分子就两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位置一直定不下来，处理文艺界的事情，制定文艺政策，也就难免常常处于徘徊之中。这种徘徊状态，从 1957 年反右运动到 1962 年的十中全会表现得格外突出。
且说在 1957 年整风运动高潮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在 5 月间，为广泛征求意见，先后召开了四次党外作家、翻译家座谈会，和一次理论批评家座谈会。发言中，自然要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老问题。
不光党外文艺家提出一些意见，就是党内的文艺家，对过去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也提出了异议。如 1954 年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中对《文艺报》的处理问题，丁玲、陈企霞和《文艺报》的一些编辑就表示了不同看法。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1955 年 8、9 月间，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 的运动高潮中，中国作协党组曾召开扩大会议对丁玲、陈企霞进行过批判斗争，说他们也有“反党小集团的活动”。中国作协党组当时把会议结果写成
《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中央。报告题目定性为“反党小集团”，主要说的则属于思想作风方面的表现，也提到丁玲犯的错误同她在历史上被捕的一段经历“是有一定关系的”。报告说作协党组决定开除有“托派嫌疑”的陈企霞和当时并没有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两人的党籍。对丁玲的处理，则看她的态度如何再决定。
到 1956 年 5 月（正是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和“双百”方针的时候）， 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和审理，否定了陈企霞、李又然两人的“托派嫌疑”，并恢复了他们的自由。从这年夏天开始，中宣部对丁玲、陈企霞、李又然的问题，重新进行了查证，三个当事人也分别写了材料申诉。这样，从 1957 年 1
① 毛泽东 1957 年 4 月 10 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
② 毛泽东 1958 年 11 月 21 日在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月起，对这个所谓“反党小集团”的处理的调子就越来越缓和了，几次起草的结论报告革稿都说“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6 月 4 日中国作协党组开扩大会时，周扬公开表示，1955 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不应该的。“1955 年的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站不住脚，不能成立”。①
两天后事情就起了变化。在 6 月 8 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之前，文坛形势便急转直下。6 月 6 日（这天出现了著名的“六六六会议”，即章伯钧于 6 月 6 日召集六位教授开会），中国作
家协会召开党组扩大会第一次会议，直至 9 月 17 日，连续召开 27 次，批判丁玲、冯雪峰、陈企霞。从第四次会议开始，就扩大到作协分会和各省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参加会议的有二百多人，到总结的时候，参加入数已达一千多人，实际上成为文艺界全国规模的批判斗争会议了。
会议还扯到 30 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事情。三位被批判者的一些朋友，如艾青、李又然、舒群、罗烽、白朗（这些人恰恰都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同毛泽东接触频繁的文艺家）等，都受到牵连。8 月，《文艺报》以《文艺界正在进行一场大辩论》为题，刊登周扬、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等在会上的发言纪要。9 月 16 日，周扬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
周扬和丁玲，30 年代在上海“左联”共事，4O 年代在延安文艺界同样举足轻重，1949 年第一次文代会上一并声名显赫，50 年代一个是中宣部副部长，一个是中宣部文艺处（实为局）处长、《文艺报》主编，恩恩怨怨二十多年。当周扬主持对丁玲（当然还有冯雪峰）进行错误批判和处理的时候， 不知他心里对政治斗争有什么切实的感受？据说，有一次他说到人与人的关系，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如果到了共产主义，那时候人们再看今天的人， 他们会想，怎么搞的，那时的人为了点个人私利，你争我抢的”。①
却说批判丁玲等人的这个马拉松式的会议，实际上是文艺界反右派运动的基本步骤。就在会议期间，7 月 14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全国文联召集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还请来了周恩来。周恩来在座谈会上表示：“过去几年在文艺界进行的改革工作是需要的，成绩是主要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就有改革的意思，没有过去的改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争鸣、齐放’。”反右派斗争“在文艺界还没有很好展开，要积极行动起来。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后，整风还要仔细地搞”。
9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 定了这样一个调子：“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文学艺术界揭发了丁玲、陈企霞、冯雪峰、江丰、钟惦棐等人的反党活动。这是一场辨明大是大非的原则性斗争，是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
在反右派运动的高潮中，毛泽东于 7 月初又一次南下了。这次南下，同三四月间的那次南下一样，也是走一路讲一路。这期间，他主要精力是从政治上领导反右派运动，但时常也谈起“双百”方针和文艺界的一些事情。语气自然发生了变化。
① 引自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载《新文学史料》1995 年第 4 期。
① 黎之：《回忆与思考——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前后（上）》，载《新文学史料》1996 年第 1 期。
在上海的一个干部会议上，他说：“我 3 月间在这里讲话以后，一百天功夫，时局起了这样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人的改造，“那就很差”。“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①
在湖北，有人告诉他，黄冈县有个干部，三代当雇工，这次鸣放中放出了一些反动意见。人们在会上和他辩论，并把他当雇工、讨饭时穿的破烂衣服和他现在用的好东西，都拿到会上展览。后来他痛哭流涕地说，“就是开除我的党籍，我也要跟共产党走。”参观的人都受到教育，甚至连在场的资本家都骂他。毛泽东听后立即说：这个故事好。你们把他的东西买下来，送到北京展览。在第二天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人问对这个决心痛改前非的干部怎么处理，毛泽东说：不处理他，这个人很典型，可以写小说，编电影。这是一个很好的教员。他还说：有些文学家、艺术家不想下乡；觉得下乡不光荣，丢面子。看来知识分子的改造不是短时期的事情，但也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困难，这些人一时鸣放起来，猖狂进攻，天昏地暗，可是只要三篇社论， 空气就变了。②
掌握历史进程的自信，在风暴突进中改造社会、转变人心的快意，似乎油然而生。
9 月底接见捷克斯洛伐克访华代表团时，毛泽东突然谈到了正在接受文艺界大规模批判的丁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文学的很糟，丁玲这样的人， 是一个大作家、党员。现在很好，可以把她赶出去了，赶出去更好办，文学艺术会更发展。
回到北京，在 10 月 9 日扩大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似乎是为了总结文化界出现许多右派的教训，毛泽东提出：我们必须懂得文学艺术理论。我们这些三级干部，必须懂得一点。学问很多，要大概摸一下，当专家是不行了。每个省都有文艺刊物，你不懂，你不去领导，怎么行？每个省都有报纸、文艺团体，还有民主党派，教育，过去是不抓的，结果好，就是这些方面造反。
在反右派运动发动起来后到形成高潮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不在北京。他没有直接领导文艺界的反右运动，但对情况还是比较了解。他这期间所强调的，是文艺界和知识分子中的唯心论以及对他们的改造，再就是党的领导干部要腾出精力认真抓一下思想文化领域的事情。他的语调一般说来还不像对政治性人物中的右派那样特别夹杂火药味。
由于建国后文艺界几次批判运动，已然使多数文艺家在政治话题上比较注意，在公开场合的议论显得谨慎一些，这样，文艺界在 1957 年春天所发的一些议论，包括 4、5 月间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尖锐和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大多和毛泽东在 1957 年春天同文艺界交往时所说的思路是一致的。再说，对文艺界的一些名人，动起来也有些麻烦，因此决定反右的起因和重点，在毛泽东的决策中，首当其冲的大概不会是文艺界。
这年 10 月，毛泽东在一些场合专门讲了“百花运动”和“大鸣大放”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资产阶级右派搞的， 他们把文化艺术上的鸣放变为政治上的大鸣大放，我们把这个口号接过来去
① 毛泽东 1957 年 7 月 9 日《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② 毛泽东 1957 年 9 月 6 日、7 日同湖北省委负责人及四位地委书记座谈时的插话。
反对资产阶级。①又说：去年 5 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讲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那个“大”。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不涉及政治。后来右派需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叫鸣放，搞大鸣大放。①
在文化艺术和学术研究上，毛泽东坚持“双百”方针的思路并没有变； 可在政治上，他是坚决反对什么事情都“鸣放”的。似乎从“百花运动”到“反右派斗争”的转变，正是因为一些人过了这条“线”。识别是否过“线” 的标志，就是他在 5 月间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篇讲话时提出的“六条标准”。事实上，他后来也一直是从”六条标准”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进行反右派运动。1959 年 3 月会见越南驻华大使陈平时，他就说到：越南在 1957 年的文坛出了一个“人文——佳品”集团，他们同中国的右派一样，也拥护百花齐放，说他们也是一朵花。我们讲的百花齐放是社会主义范围内的百花齐放，是以拥护社会主义为原则的，他们是以拥护资本主义为原则的。接着问陈平：你们也整了他们一下吧？陈平回答：是的。整了一下。
问题是，面对中国当时一度“百花齐放”的文坛，由谁来划“线”，怎样划“线”？也就是说，怎样围绕“六条标准”来解剖那些艺术化的作品， 和小心翼翼地试着突破一些公式化、概念化从而引起众说纷纭的文艺主张？ 一切科学的界限都可能在人为的掌握中变得模糊起来。
这不是妄作议论。中央书记处在听取中国作协反右派运动工作汇报时， 有位领导提出来，冯雪峰、白朗是否划成右派，你们回去再讨论一下。言语间自有网开一面的意思。不料与会者回去向文艺界负责人汇报中央这个意思后，得到的回答却是：“作协划的右派分子约三十人，超过中央规定的百分之五的控制数略多，约百分之六。这没关系，这里的右派比其他战线就是多。”
①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已经写进正式决议的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的
事实，同时，在 l957 年春天不算什么严重问题甚至是得到认可的人和事，到夏天就已经属于右派言行了。
就文艺界的情况来看，仅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机关，就划了 87 名右派，其中作协机关就划了 3O 名右派。一大批 50 年代中期崭露头角引起社会关注的青年作家和评论家，如刘宾雁、王蒙、刘绍棠、邓友梅、高晓声、丛维熙、流沙河、秦兆阳、周勃等等，顿时跌入人生的谷底。
前面说到的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遭受批判的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人的遭厄，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的现实表现，勿宁说更多地渗透了历史上的恩怨和宗派因素。
在中国作协党组 6 月至 9 月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扩大会议期间， 会议组织者曾把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 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文章作品作为材料印发。
这些都是十六年前在延安时的旧作，十六年后为什么旧事重提？
丁玲和陈企霞 40 年代初曾在延安主持过一段《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工
① 毛泽东 1957 年 10 月 7 日的一次谈话。
① 毛泽东 1957 年 10 月 13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① 黎辛：《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载《新文学史料》1995 年第 1 期。
作，上面作为批判材料印发的文章和作品，大多是在《解放日报》上面刊登的。从政治上搞倒一个人，常常要耍出一把叫作“历史问题”的铩手锏。为此，甚至把不属于“丁、陈集团”的萧军和早已死去的王实味的文章也拿出来一道示众。萧军已然是“死老虎”，1948 年在东北解放区就被戴上“反苏反党”的帽子遭受了批判，此后便销声匿迹，没再参加文艺界的活动。把他拎出来，大概是因为在延安时他就发表过一些过激的观点。但延安时期无论是萧军的文章，还是丁玲、艾青、罗烽的文章，只是被说成是思想认识问题， 这时候被认为是“大毒草”，无疑是为了说明“丁陈反党集团”的“反动言论”是有来历的。而且，把这些作家的作品、文章，同在延安整风审于时定性为“托派、国民党特务”的王实味的文章列在一起，无疑也是为了把事情的严重性往深处推进。
1957 年 12 月初，中国作协党组给中央写了一个近六千字的《关于批判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经过的报告》，详细叙述了从 6 月到 9 月对这个“反党集团”（最后被定为正式成员的有丁玲、陈企霞、冯雪峰、陈明、李又然、艾青、罗烽、白朗八人）的批判经过、他们在历史上和建国后的反党错误以及对他们的处理决定。1958 年 1 月 9 日、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这个报告， 认为“报告中所述各点是正确的”。
这时，毛泽东已经到了南宁，在那里主持召开准备推行大跃进的中央工作会议。
在南宁、他收到《文艺报》编委会送来的一个报告。里面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文艺报》准备在第 2 期出一个以“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为总标题的特辑，还附上了一个“编者按”，请毛泽东审阅。
据说，毛泽东此前曾看到中国作协党组在批判丁玲等人的扩大会议上印发的那批材料，很看重历史问题的毛泽东便提出重新公开发表和批判这些文章。周扬随后找到《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和副主编陈笑雨、侯金镜，说主席要求发表对丁玲等人过去文章的“再批判”的文章，要组织批判文章。张光年遂遵命以《文艺报》编者的名义写了一个“再批判”的按语。①
这大概就是 1958 年初文艺界著名的“再批判”的由来。
毛泽东看了《文艺报》初拟的这个编者按，给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写信说：“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论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来说，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又说：“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
毛泽东对“编者按”还改写和加写了以下段落：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
① 参见黎之：《回忆与思考——整风、鸣放、反右》，载《新文学史料》1995 年第 1 期；《谈周扬——张光年、李辉对话录》，载《新文学史料》1996 年第 2 期。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 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1957 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 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了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 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显然，毛泽东并没有看重这个所谓“丁、陈反党集团”成员们在 1957 年春天鸣放整风中的言论，而是根据中国作协党组报告的材料，强化了他们的“历史问题”。据此而定为“右派反党集团”，是很让人玩味的。
这个特辑和编者按，正式发表在 1 月 27 日出版的《文艺报》第 2 期上面。对文艺界反右运动进行理论总结的，要算是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
大辩论》这篇文章了。该文原题为《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本是周扬 1957 年 9 月 16 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总结讲话稿。
这个讲话稿讲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危害性；文艺路线上的分歧；作家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三个问题。毛泽东很重视周扬的这个讲话，先看了一遍，又专门找他谈了一次，提了意见。据周扬说，毛泽东认为文章写得很好，自己有些想法，因为要去苏联，没有时间细谈，是否等他回来，再修改。①周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先自作了修改，等毛泽东 1957
年 11 月下旬从苏联回来后，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批示，把这个稿子印发邓小平主持的一个会议，“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发表前可送我看一次。会议讨论时要有周扬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同志参加。”又说：“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
周扬根据中央会议讨论的情况，对稿子做了第三次修改。仍分三个部分： 大风浪中的考验：两种不可调和的世界观；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路线。然后由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 1958 年 2 月作了两次修改。第一次修改批示：“默涵同志：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第二次修改又批示：“退林默涵同志：有一点修改，请酌定。”
毛泽东前后几处修改和加写，有这样一些句子。原稿说，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原形毕露，被改为“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同社会各界的右派分子一样，就原形毕露”。原稿说，作品是社会的反映，被改为“作品是通过艺术形式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原稿说，我国人民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从事改造历史的工作，他们的劳动热情和革命干劲在一切方面表现出来，也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得到应有的反映，毛泽东改为“也必然要在文学艺术这种特殊的意识
① 引自黎之：《回忆与思考——整风，鸣放、反右》，载《新文学史料》1995 年第 1 期。
形态上得到它应有的反映”。
周扬这篇文章于 1958 年 2 月 28 日在《人民日报》上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公开发表，在当时发生了重大影响，被认为是文艺界反右派运动的扛鼎之作。实际上，这时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已经结束了。
二十多年后，周扬本人在 1979 年的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中，很沉痛地回顾了这段历史，他说：“1957 年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混淆了两类矛盾的情况更为严重，使很多同志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艺观点和文艺作品，⋯⋯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后，文艺领域出现的生气勃勃的景象遭到挫折。”
作为一生从事文艺运动的政治家，周扬晚年的角色似乎更多地还原成了文化人。在出版自己的文集时，这篇轰动一时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也没有收入。《周扬文集》第一卷出版时，文集的主人已经躺在病床上了。有人提出把文集送给他看看，以作安慰，不料其亲属却拒绝了，还说了一句： “不要给他看了，他看了会难过”。①这里浸透着历史的辛酸，还是人生的感慨？
这当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可能有的心态和反思了。而在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大多数人对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不仅没有异议，相反，把它看作是 50 年代初以来文艺界思想批判运动最有力和最全面的继续和总结。
就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说：以前我对你讲过，解放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直到 1955 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农民参加合作社，我才快乐了。但是，1956 年下半年和 1957 年上半年，我又没有快乐的日子了。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浪潮，有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这些坏事都变成了好事了。我们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过去对胡适、梁漱溟、《武训传》、
《红楼梦》研究、胡风的批判，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这次，这样一整，全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大家都动起来了。
毛泽东这里说的“新气象”，大概就是指他当时正在全力推动举世瞩目的“大跃进”运动及其派生的文化思潮。
① 引自黎之：《回忆与思考——整风、鸣放、反右》，载《新文学史料》1995 年第 1 期。
三十五 民歌运动的兴与衰
周扬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公开发表两个月后，毛泽东在 1958
年 5 月 8 日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又提到了它：周扬同志最近的一篇文章我很赞成，尤其是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解决很多问题。
毛泽东称道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第三部分里，有他亲笔加写的这样一段文字：
在我国，1957 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 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
这段一气呵成的文字，无疑是毛泽东的点睛之笔。是他立足未来对文艺界反右派运动的一个总结，是他对新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出自内心的真切呼唤和热情畅想。
他多年来的心曲大致如此：如果说 5O 年代前期他发动文化界的几场战役，还希望通过改造现成文坛来建立一支新型的文化大军的话，那么，在反右派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文艺家和文艺思想”以后，他把期望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目前尚处在文坛边缘甚至文坛以外的后备力量和新生力量身上了。他觉得这些人尽管知识不多，名气不大，但唯其如此，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也就最少。光是批判，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最终所期望的，是解放艺术生产力，建成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这是他从延安时期就孜孜以求的目标。
正是这次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 1958 年大跃进的基本口号。所谓大跃迸，在毛泽东的构想中， 不单单表现为突飞猛进的经济建设，也表现为亿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热潮。正是基于这样的构想，他热情畅想并乐于看到：“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
选择什么方式来锻炼和体现文化新军的创造力呢？能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文学创作活动，大概就要算他从 1926 年起就多次钟情的民歌了。
建国后毛泽东第一次说到民歌并把它看成当代诗歌的发展基础，大概是1957 年 1 月 14 日在中南海约见诗人袁水拍和臧克家的那次谈话。他说：我已看了新诗旧诗争论的文章。关于诗，有三条：精练；有韵；一定的整齐， 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
诗歌朝什么方向发展，是“五四”以来一直就在讨论的话题。而民间歌谣始终是一条若隐若显的价值取向。“五四”时蔡元培、胡适、刘半农、俞
平伯等人就主张诗歌本质上是平民的，要回到民间去。北京大学 1920 年 12
月还成立了歌谣研究会，1922 年出版了《歌谣周刊》，到 1925 年 6 月共发表歌谣二千余首，许多文化名人都曾参与采集民歌民谣。毛泽东上面说到“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歌”，大体就是指这一事情。看来 20 年代他就注意到了，
这或许也是他 1926 年发动广东农讲所学员到各地搜集民歌的一个契机。“九一八”事变后，一场民族战争把诗歌工作者推向了社会，推向了民
间。同民间歌谣有了更多的接触。人们尝试着把农民大众的意识装进山歌的形式里。而先于文化人走进农村、接触农民的毛泽东对此则更有体会。1933 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搞调查时，他就有意识地搜集了一些民歌，并写进自己的调查报告里面。1938 年 4 月在延安给“鲁艺”师生们讲话时，又特别深情地回忆起 1926 年的那次民间歌谣的搜集活动，结论是：民歌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而在他的《讲话》影响下出现的陕甘宁边区的诗歌代表作品，如李季的
《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竟的《漳河水》、张志民的《王九诉苦》，从思想情感到语言气质都是一色的民间歌谣化。这些显然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常常以此印证这一诗歌发展方向的正确无疑。
建国后，1953 年底 1954 年初，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诗歌组曾召开三次诗歌形式讨论会，有人主张格律诗，即以五言、七言为基础来创作，或者说这就是民谣体；有人主张自由体，即只要和谐就行，不必要求过严；有人认为这两种形式都可以发展。l956 年下半年，《光明日报》等报刊又进行讨论， 争论的中心是旧体诗能否表现现实生活，对“五四”以来的新诗怎样评价等等。这些讨论，毛泽东显然注意到了，他 1957 年 1 月的这个谈话，无疑是针对这场讨论发表的个人意见。从他个人的经历和价值取向来看，他之所以这样着重民歌民谣，一则是搞社会调查的一个重要渠道，一则是鼓舞民气的一个重要手段，一则是老百姓文化创造的一个最普及的形式。
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似乎很快就得到了当代社会的一个印证。
在 1957 年冬季的农村水利化运动中，出现了一批歌颂《农业发展纲要》
（这是毛泽东一年前主持制定的发展农业生产力、建设未来新农村的远景规划），歌颂水利建设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后新面貌的民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曾在 1958 年初编选了一本《农村大跃迸歌谣选》，收了三百首。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要算后来流传极广的那首《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这类民歌，不知毛泽东是不是读过：但这首诗，他是读到了的，后来的谈话曾引用过。诗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无疑正是毛泽东在 1958 年 4 月的一篇文章里说的：“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对 1958 年的文艺运动来说，毛泽东在 3 月 22 日成都会议上讲的下面这段话，可能是最重要的了：
印了一些诗，尽是些老古董（指毛泽东在成都亲自编选的一本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
一些诗词和一本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引者注）。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搜集到大批民歌的，下次开会印一批出来。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还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这个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
这些看似兴之所至的话语，实际上揉着两个文化线头，很快牵出 1958 年文学界的两件大事——
一个是民歌运动。
一个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的两结合创作方法。
二者不是互相隔离的。搞大跃进，不发动群众不行，没有创造性不行， 由此没有诗情想象也不行。这些，反映在文学活动上，创作主体和体裁就必然是群众化的诗情激发——民歌；而创作方法上则必然是不能太拘泥于现实的局限，而应该是在传统的现实主义中糅进浪漫主义对未来理想的执著和特别的热情。所以他说，光搞现实主义不好，太现实了不能写诗。
于是，民歌运动和“两结合”方法、便成了 1958 年中国文艺界的浪漫主旋律，一时蔚为奇观。
先说民歌运动。
毛泽东也是从文艺特别是诗歌本身的艺术发展规律提出这一问题的。在同袁水拍、臧克家的谈话中，他提出当代诗的发展的三个参照系：古典、民歌、“五四”以来的白话新诗。比较而言，他觉得古典束缚人，不宜提倡； 新诗还不成形，从兴趣上讲。他自己确实不大喜欢：结论就是“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看来，出于调动群众的创造热情投入大跃进这一社会动机，他选择了民歌作为宣传工具；为设计文坛自身的诗歌走向，他把期望的目光投向了民歌。
毛泽东也不是凭空提出把民歌作为诗歌的发展基础的。他说“过去每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这大体也符合文学史的实际。最早的诗集《诗经》里的国风，就是民歌；五言或七言律诗，也是从汉乐府发展而来；宋词则源于唐代民间兴起的各种曲调，而元曲本身就是民间口语化的东西。当时，郭沫若等诗坛巨匠也都写文章从这个角度来阐述诗歌的发展规律。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民歌，还唤起他们一种激动人心的美好回忆， 里面沉淀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和政治经验。且不说毛泽东在革命年代的活动与民歌有不浅的瓜葛，就是周恩来，一次在上海审看一台节目时。还深情地对老战友陈毅说起：“记得么？我们在中央苏区的时候，首先重视发展的就是江西兴国民歌。在‘扩红’运动中，民歌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①
毛泽东当时提倡写民歌，似乎还有一种考虑，即民歌写起来快，不像小说、戏剧特别是那些需要精心构思的宏篇巨制那样费时间。作为宣传工具， 见效也更直接一些。而所谓大跃进，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浮躁的年代，是一个
① 于伶：《噙泪忆教诲，深深怀念周总理》，载《人民戏剧》1978 年第 1 期。
不容人们慢吞吞做事的年代。
所以，他在 3 月 22 日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现在是过渡时期，需要的小说不是什么大作品，而是写一些反映现实的中篇、短篇，像鲁迅，也并没有写什么大作品嘛。现在是兵荒马乱时期，大家忙得很，知识分子还没有改造好，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因此必须把下层群众创造的东西加以提倡。于是，他又提及过去的民歌：在广东农讲所的时候，发动学生搜集民歌，几百学生，各省都有。从这些民歌里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些民歌后来丢失了， 非常可惜。
搜集民歌，绝非说说而已。在 3 月下旬的成都会议上正式提出来后，他一直盯得很紧，抓落实。3 月底，他乘船沿长江东下，来到了武汉。4 月初， 在这里又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的插话中再次强调：各省搞民歌， 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交一百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 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
虽说是“没有任务”，事实上是把它当作一项限期完成的任务来规定了。以大国领袖之尊，频繁倡导以群众运动方式来组织文艺创作，这在中外文艺史上恐怕是罕见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非常年代行非常之事。
于是，全国闻风而动。各级党委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民歌搜集运动。一时间，民歌不仅成了诗歌工作者的中心工作，也成了全国文艺界乃至全党的一件大事。
3 月下旬成都中央会议开幕那天，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讨论通过了一个
《文学工作大跃进二十三条》，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号召：作家们！跃进，大跃进》。这标志着文艺界大跃进运动的开始。不过，此时毛泽东提倡民歌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北京，因此民歌问题在文艺跃进工作计划中还没有提到特别的位置。
毛泽东提倡民欲的消息还是很快传来了。就在 4 月初汉口中央工作会议期间，4 月 9 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醒目标题报道了云南省委宣传部向各地县委发出《立即组织搜集民歌》的通知。4 月 14 日，该报又发表题为
《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的社论，例举了一些新出现的民歌句子，说“从搜集发表在报刊上的民歌来看，这些群众的智慧和热情的产物”，是“促进生产力的诗歌”，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好诗”，“中国新诗的发展，无疑将受到这些歌谣的影响”。这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在成都会议和汉口会议上的有关讲话精神透露了出来。
接着，诗坛泰斗和文艺部门相继表态和布置。《人民日报》在 4 月 21 日发表郭沫若《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召开首都文艺界民歌座谈会、进行“采风大军总动员”。全国各地文艺刊物都以大量篇幅选载“民歌选”、“新国风”和“采风录”。仅 7 月间，《人民日报》就
有 28 天连续刊载了二百多首民歌。大跃进的产物——新民歌运动，便蓬勃地成为一段历史的精神文化主题。当时到底搜集了多少民歌，谁也说不清楚。还可提及的是，根据毛泽东从南宁会议以来有关民歌和“两结合”的多
次讲话精神，周扬代表文艺界在 5 月间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新民歌开辟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这个发言稿又作为会议材料印发全体与会者， 其中引用了安徽出版的《大跃迸民歌》里这样一首卷头诗：“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别看都是口头语，搬到田里变米粮。种田要用好锄头，
唱歌要用好歌手。如今歌手人人是，唱得长江水倒流。”这样的内容和语言气质，确实直观地表达了那时的人们对经济大跃进和民歌文化创造之间的联系的认识。以至周扬也颇为真诚地说：解放了的人民，在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 在他们的口头或文字创作上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现在群众文艺创作如此蓬勃发展，我们的国家简直说得上是一个诗国。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欣赏。这样的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因此，要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搜集民歌，就非全党动手、全民动手不可。
周扬在发言中，还引用了 1O 来首民歌，说明农民、工人的冲天干劲和英雄气概，歌颂毛泽东思想，歌颂新的干群关系等等。他又让人编选了一百一十首大跃进民歌，汇成一本《新民歌百首》，作为发言的附件印发与会者。毛泽东对周扬的这个发言很满意。在第二天的大会上作第三次讲话时，
又特意提到：
昨天，周扬同志在发言中讲到民歌问题，讲得很好，所有的同志一直到支部，都要努力搜集民歌，每个乡出一集也好，全国有九万个乡，就出九万个集子，如果说多了，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管是老民歌、新民歌都要。发给每个人一张纸，请他把民歌写下来，他如果说不会写，就请柯庆施写，因为他是提倡办文化的。
当时，毛泽东曾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负责汇集各地和各种报刊上多如牛毛的跃进民歌，工作人员汇集了许多，都报送给了他。他是不是都看了，不得而知，但关注民歌的创作和搜集，显然列迸了他的工作计划。
作为跃进民歌运动的集中产物，要算是郭沫若、周扬编的《红旗歌谣》了。
这本书在 11 月间由红旗出版社印出样本，分迭有关领导和文艺工作者审阅。还附上了由郭沫若、周扬署名的一封打印的征求意见的信。该信说：“送上‘红旗歌谣’样本，请详加审阅。本书共选了三百七十五首，拟再精减到三百首或三百五十首，请你着看或组织一些人看有哪些首可以删掉，有哪些好的应当补人，对编辑体例、编排、封面装帧（封面题字拟更换，书内并加插图）有何意见，均请示知。你手头有什么特别好的你认为可以补入的民歌， 亦望抄录给我们，至迟于 11 月底以前寄下。”所署日期是 11 月 5 日。笔者曾收集到一本送给陈伯达的样本，里面正好夹着这封信。
毛泽东是否看过或谈论过这个样本，不得而知，但按常理，编者不会不送给他。该书于 1959 年 9 月正式出版后，毛泽东是看了的。周扬回忆说：“他
（指毛泽东——引者注）在和别人谈话时说过《红旗歌谣》水分太多，就是选得不精。他对我也说过‘还是旧的民歌好’的话”。①
“水分太多”的大跃进民歌，离毛泽东的期望似乎还有很大距离。
其实，关于民歌运动，以及把民歌作为诗歌的发展的主流方向来倡导， 在 1958 年 7 月间就有了不同的声音。何其芳在这个月的《处女地》上发表《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提出：“民歌虽然可能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 未必就可以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因为民歌体有限制。”很多人不同意他
① 周扬《<红旗歌谣>评价问题》，载《民间文学论坛》1982 年创刊号。
的观点，于是发生了民歌是否会成为新诗主流的争论。毛泽东也注意到了这场争论。
正像他在 1958 年底就开始发现并立意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一样，对诗化的社会和社会的诗化现象，这时也有些不满了。12 月初在武昌同胡乔木、吴冷西谈到当前宣传工作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时，毛泽东说：破除迷信不是要否定科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要很好地结合。现在报纸的标题比较生动，能吸引人，但有些不很准确，不管什么都加以诗化，经济工作和写诗不一样， 要切实。浪漫主义要有一定的限度，反对虚夸。
这里说的是宣传上的问题，还不是特指文艺上的大跃进。
较早涉及文艺方面的谈话，是 1959 年 2 月 2 日在郑州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的：没有经验，搞大跃进，牛皮吹得那么大，报纸上每天都写诗，这种空气我赞成。但有一部分可能不合适，不合适我们就改。
一个月后，在 3 月 2 日的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说：对各行各业要做调查，要了解，有人民公社，有文化教育，又有写诗的问题。现在这个诗是什么形式，发生了争论，也得与闻一下。
这里似乎还没有明确说到民歌运动的失误。但两天后，在同一个会议上他说了：
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有诗意的人才能写诗，你让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无诗意，怎样写诗呢？你不是冤枉人家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 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辩证法是一步步地发展，质变要有一个过程，怎么会有今年内每人要写多少诗呢？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
看来，他对大跃进民歌的不满，主要是因为没有诗意地乱放卫星。作为懂得艺术规律的人，毛泽东始终是强调诗意，要求含蓄的。1959 年 4 月初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他明白提出：在艺术上，周扬同志告诉我，舞台艺术要给观众留余地，不要把话说尽了，把一切动作做尽了。等看完这个戏后，人们在那里想一想，在那里发议论，这是成功的戏。我看不仅戏剧是这样，文学也是这样，小说也是这样，作诗也是这样。作诗不留余地，统统讲完像韩愈作诗，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文章和诗都是讲完的， 他不能割爱。
这里说的，不光是诗歌了，而是整个文学艺术。这是不是借谈艺术规律， 来对文艺大跃进中出现的各种体裁的粗制滥造的作品的“含蓄”的反思呢？
借用政治助力，鼓动群众热情，别求新路，塑造文化丰碑的民歌运动的尝试退潮了。毛泽东的心境也开始平歇下来。这期间，他谨慎地对人说起自己的感受：新诗的改革，至少需要五十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看来是承认急于求成的民歌运动失败了。
不过，对旧的民歌，他依然是难以忘情。倡导跃进民歌，是基于对旧民歌的特殊好感，由于他的倡导方式（群众运动）明显违反了艺术规律，最终觉得“还是旧的民歌好”。一直到 1961 年 3 月，在广州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还一往情深说起那难忘的住事：
有几个典型材料丢失了，我比较伤心。过去在广东农民讲习所收集民歌几千首，民歌
使人得到很多东西，丢了很可惜。
三十六 浪漫年代
如果一定要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找出几个特别关注文艺运动，谈论文学最多的年份，我想应该是 1942 年、1958 年和 1964 年了。这三个年份，对现代和当代文艺运动史来说，无疑都是让人难忘，让人回味的。
大跃进民歌，说到底，是理想主义过分膨胀的产物。理想主义的诗化表述，常常就是人们说的浪漫主义。
在发动大跃进的日子里，毛泽东似乎处于充满诗意的文化畅想和亢奋的精神状态当中。不过，开始的时候，他主要还是在充满想象的古典浪漫作品里寻求独特的心理共鸣。
1957 年底离开北京外出前，他特意要来了各种版本的《楚辞》。在 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期间，他给干部们印发和讲解了其中的几篇作品。一天深夜， 又给江青写信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随后又在大会讲话中说：要学点文学，古文、今文都可。一次读十几篇，放起来，然后再读。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杜甫、白居易的诗，哭哭啼啼， 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我们建党以来、几十年没正式研究过这个问题。
他这时肯定不是就文学谈文学，其心理背景就是他这年在会上经常呼吁的：要讲革命朝气。“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发展真理，破除迷信。”“学一点文学，这是认识生活的一种手段。”
不要光搞现实主义，还要浪漫主义，看来也不光是指文学而言，多少是他当时对现实社会实践做出选择时，政治家和诗人双重胸怀的一种绚烂奇妙的投影。
1958 年，是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最多的一年，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会议年”。如果我们按日子排一下的话，1958 年的新年钟声刚刚敲过，1 月上旬是杭州会议，1 月中旬是南宁会议，l 月底是最高国务会议，3 月是成都会议， 4 月初是汉口会议，4 月底是广州会议，5 月是八大二次会议，8 月是北戴河会议，11 月是郑州会议，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是在武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正是在这一个接一个的会议推动下，“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不可遏止地走向高潮，显出凌空蹈虚的破绽。
有意思的是，每个会议，毛泽东几乎都要印一些诗或其他作品发给大家读，讲话中他总是要引出一些文史故事。这当然不只是为了表现他个人的兴趣和素养（在党内领导人中，许多人对他的文史素养和学问功底都有一种无以言状的钦佩，包括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以后，也如此对人说）， 而是与他当时提倡的大跃进运动明显有一种“诗意的联系”。
毛泽东 1 月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有一条就是“学点文学”。党政干部为什么要学文学？当然不光是为了更好地管理文艺工作，每个干部都去插手文艺工作也是不可能的，甚至也未必是件好事。“学点文学”更重要的是提高干部的文学素养，而文学最能给人的营养是诗情，是想象，是敢于破除陈规、敢于超越现实局限的翅膀⋯⋯。这些，不正是大跃进运动最需要和最可贵的素质吗？
在毛泽东当时的感觉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精神状态。
确有不少人开始时跟不上毛泽东的大跃进思路，这些人中包括中央高层
的领导。1 月上旬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对各地掀起的生产高潮十分欣赏， 由此对周恩来等人发了一通脾气，说他们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干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此时发表了一篇急躁冒进味道浓烈的讲话，题为《乘风破浪，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在中旬的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拿着这篇文章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甚至还流露出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总理职务的考虑。此后，周恩来、陈云在 5 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做了深刻的检查，会后，周恩来向中央提出请考虑他“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6 月 9 日，中央为此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 如今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是总书记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思写的，里面说： 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为了加快建设步伐，毛泽东从各地的建设高潮中吸收了相当的热情和想象，一些人的认识一时跟不上是可想而知的。当时接触较多的人后来回忆起， 觉得他时常很兴奋，特别爱讲一些有关未来的话语。胡乔木曾说，1958 年， 一次他带着两个孩子在中南海散步，碰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两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得到回答后，就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一个应该叫理想，一个应该叫未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还生动他讲到，大跃进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超英，一个叫赶美。
显然，立足实践的社会心态和他的诗人心态，这期间相互孕育，相得益彰，扭在一起热情地迸发。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他对这年创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的解释。对这两首在大跃进高潮中创作的作品，他解释得最多。且不说诗前有“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的述怀小序，诗成之后，又写了一个后记，说“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他之所以这样按捺不住要写起“宣传诗”，是因为“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写完后记，当天又给胡乔木写信，让他把这两首诗安排在 10 月 2 日或 3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意在“不使冷气”。心情之急迫，可见一斑。又告诉胡乔木，“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 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果然，两首诗于 10 月 3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有人提出其中“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两句有误，表示不理解，认为我们坐在地球一动不动，怎么能一天跑八万里呢？谁能知道有一千条银河呢？10 月间， 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很有些生气地解释：地球直径约一万八千五百公里，按其圆周当约四万公里，恰八万华里，这是地球一天自转的里程，于是人们不坐任何交通工具，不付任何代价，就坐地日行八万里了。可是有人不认为这是旅行，觉得“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又说：“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一直到 1964 年翻译英文版《毛泽东诗词》时，他还专门就诗中“坐地”、“巡天”等句作了解释。
人们为什么不理解他诗中的这种形象思维呢？毛泽东认为是“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这样的思维惰性，在他看来显然也不适应大跃进。
且说 1958 年 3 月上旬，毛泽东到了成都。
开会前，他游览了杜甫草堂。在杜诗版本展览室，看完明、清和近代刻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杜诗后，望着陈列在橱内的诗集说道：“是政治诗。” 仔细翻阅了各种杜诗外文版本，特别借阅了杜甫草堂的各种版本的杜诗十二部一百零八本。在参观武候祠时，他看了许多楹联，注意到一副最著名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要求把武侯祠的三十多副楹联全部收集起来。
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是 3 月 8 日正式开始的，一直开到 26 日。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了一批材料，其中就包括《都江堰资料》、
《成都由来》、《武侯祠》、《杜甫草堂楹联集》、《司马错论伐蜀》以及邹容的《革命军》等。同时，他还亲自编选了一本《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一本《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都印发结了与会者。前一本集中包括李白、杜甫、高适、岑参、唐玄宗、王勃、张籍、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罗隐、李贺、温庭筠、韦庄、苏轼、陆游等十六位诗人的作品七十篇左右。后一本诗集中，包括杨基、李延兴、杨慎、黄夫人、皇甫访、李攀龙、谢榛、谢遴、费密、吴骐、陈恭尹、黄幼藻等十几位诗人的作品二十篇左右。据吴冷西回忆，会后，在出川的长江轮船上，30 日那天毛泽东同他和田家英还谈起这两本诗选，特别称赞明朝杨慎的诗，说他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三十年，在那里老死，很是可惜。
在 3 月 22 日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写有“张生与惠明”、“收集民歌问题”、“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界的自卑感”等句、还有一段说：“精神不振，奴隶精神存在，迷信古典作家，又没有学习到古典作家的势如破竹的风格，他们风格较高，我们风格较低。⋯⋯从古以来，创立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去就抓起新东西”。“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虽然是错误的，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点可取。”
口头讲话一开始他就说：《西厢记》中有一段张生和惠明的故事，孙飞虎围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但无人送信。于是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而出，杀出重围，把信送出。这是描写惠明胆大勇敢， 是个坚定之人。希望中国多出惠明。又悦：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像马克思、鲁迅那样敢说，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
讲“古典作家”，讲马克思和鲁迅，讲《西厢记》，讲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等等，主题就是一个：提倡敢想敢干的精神，而最有这种精神的人，恰恰是来自底层的“小人物”即人民群众，如《西厢记》普救寺里的那个烧火的杂役僧惠明之类。古代如此，今天何尝不如此；文艺如此，生活何尝不如此。于是，现实和历史之间的桥梁，就这样若隐若显地架了起来；政治经济运作和文学艺术创作之间的那道天然壕沟，也就开始消泯。
正是在这次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到民歌的时候，提出“形式是民族的， 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不能写诗”。
在 5 月间，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就是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半个月的会议中，毛泽东作了四次讲话。一个中心意思，就是要“破除迷信”，在思想方法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敢想、敢说、敢做，决不能妄自菲薄。有意思的是， 讲破除迷信，同样连带着民歌，并且也是把它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联在一起来说的，仍是“三位一体”。
按毛泽东的意思，破除迷信，就是不要墨守成规，不要信守教条，不要怕权威，不要怕教授，甚至不要怕马克思。而最有这种叛逆性格和挑战精神的，最有这种创造力量和发明智慧的是谁？他说是年轻人、卑贱者、被压迫者、文化低的人。
在大会讲话中为了说明自古以来发明家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一连讲述了二十九个例子。其中属于文艺方面的，有汉赋大家三十三岁就病死了的贾谊， 毛泽东说他十几岁被汉文帝找去，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治安策》，写了十篇作品：有初唐诗坛四杰之一、掉到海里淹死时才二十八岁的王勃；有被称为“诗鬼”，死时才二十七岁的唐代诗人李贺；有二十三岁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现代作曲家聂耳。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毛泽东也举了不少。诸如《封神演义》中托塔李天王的儿子哪吒；传说十二岁当了宰相的战国时期的人物甘罗；《隋唐演义》里那个十四岁就成为大英雄的白袍小将罗成；还有《西厢记》里相府小姐崔莺莺的丫鬟红娘。毛泽东说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 她是奴婢，很公正很勇敢，她帮助张生做的事是违反“婚姻法”的，老夫人打她四十大板，可是她不屈服，反过来把老夫人责备一顿。你们说，究竟是红娘的学问好，还是老夫人的学问好？是红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 “发明家”？⋯⋯
这些都不是随便道来，事先都深思熟虑过的。在讲话前写的提纲里，他把这些人的名字都一一列在了上面。讲了，还觉言犹未尽。此后，又找来一本清代项家达编的《初唐四杰集》认真圈读，在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旁，写了一千字左右的批语，考证了王勃写《腾王阁序》的时间地点，认定是他在 24 岁至 26 岁期间作的，然后是借题发挥：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 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
青年人身上之所以有这些特点，说到底，就是因为他们立身行事，他的思维方式，常常是往前看的，常常是创造的，常常是面向未来的，也即常常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
最后，毛泽东说：“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将来还要吐”。
言何凿，意何诚，情何切。这些批语，无疑是他对八大二次会议上“破除迷信”讲话的形诸笔端的发挥。
与敢想敢干、破除迷信这种精神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妄自非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奴才心理，和庸俗的低级趣味的自卑谦虚。于是，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专门说了一通京剧《法门寺》里那个贾桂，主子让他坐下，而他却说自己站惯了。对这种奴才作风，毛泽东深恶痛绝，乃至喊出“打倒贾桂”。他反复提出要反对庸俗的谦虚，说：不敢挺身而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庸俗的谦虚，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看是由《儒林外史》里来的，《儒林外史》里充满了庸俗的谦虚的典型。
难道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热情的时代，还要以庸俗谦虚之态跟在古人之风后面亦步亦趋吗？当然不：
我看到报纸上有“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话，这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说，是不是狂妄？不是的， 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实际主义者。革命精神和实际精神的统一，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在文学上，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
这就比 3 月成都会议说的写诗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更进了一步，从而正式为整个文艺创作提出了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统一的口号。
周扬在这次会上代表文艺界作的《新民歌开辟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 公开发表在 6 月 1 日新创刊的《红旗》杂志上面。民歌运动在此之前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对文艺界来说，并不觉得新鲜。感到最新鲜的，是周扬在文章中第一次正式地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两结合”的论述并把它上升为“文艺方向”：
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
据说，周扬在准备这个发言稿时，反复琢磨毛泽东讲话的记录稿。毛泽东的原话是革命浪漫主义放在前面，周扬觉得还是把革命现实主义放在前面好些，这样习惯些。
文章发表后，正在讨论民歌的文艺界，又开展起关于“两结合”的讨论了。
建国后，文艺界沿用从 30 年代起就从苏联引进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并宣布为“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毛泽东对此也无异议。在修改《讲话》时，也同意把过去表述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改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协助修改的人引用了苏联日丹诺夫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毛泽东看到后很不高兴，全部删掉了。1953 年周扬在起草第二次文代会报告时，考虑到斯大林、日丹诺夫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的时间是 30 年代，晚于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没有明确说“五四” 以来中国的进步文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毛泽东看后表示不同意，说这样写，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中国无产阶级文艺是从 1942 年或 1949 年才开始的，其实从“五四”以来文艺的主要倾向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鲁迅。
到了 1956 年提出“双百”方针前后，说法有了些松动。从这年 4 月酝酿 “双百”方针的政治局讨论会，到经过毛泽东审阅的陆定一的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但不是唯一的，文艺家可以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这个松动，与苏联自斯大林去世后一些文艺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异议或补充发挥，是有密切关联的。紧接着，中国文艺界也对既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开始了突破，诸
如秦兆阳提出了“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也有人不同意这类观点，于是有一场引人注目的讨论。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中，秦兆阳和同他持相同观点的人被打成了右派。
从 1957 年春天毛泽东有关文艺的大量讲话来看，他显然同意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进行讨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出他本人对这个概念也有些想法。他很可能是看到了 3 月 4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说，苏联文艺理论家谢皮洛夫在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好，但可以有流派，1957 年 3 月 8 日在怀仁堂同文艺家的那次无拘无束的座谈会上，便问在座的人：“苏联也是不是宽松了一些？但似乎先扣上一个帽子，才可以有流派。”周扬解释说：“爱伦堡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能说是作家的世界观，谢皮洛夫就批评这个观点。秦兆阳用何直的笔名写了一篇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有人批评他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很紧张。”毛泽东接着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还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
在此后审阅周扬从理论上总结反右派斗争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时，原稿上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只能向作家提倡，鼓励作家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修养，⋯⋯ 使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成为作家的血肉和灵魂。”毛泽东在最后又加上一句： “而不是向作家下一道强制执行的命令。”
这些，都反复说明，毛泽东从来不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的创作方法，不认为它是必须让文艺家遵循的创作方法，不认为它是一点都不能讨论和发挥乃至突破的创作方法。还有一个事实是，在他的有关文艺问题的讲话或文章中，也从来没有主动阐述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涉及这个问题，总是别人提出来让他表态才不得不说点什么的时候。
星星点点的情况不时向人们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在既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框框里，毛泽东没有创新的欲望，缺少发挥的余地。这种文艺方法， 似乎既不吻合他那种天然的浪漫性格和超迈情趣，也不大容易解释他本人在漫长的大起大伏的革命生涯中的诗词创作实践。因此，他更愿意在这个框框外面来思考创作方法。此前没有机会，而在需要热情并把目光对准未来的大跃进的社会实践中，在需要想象并插上理想翅膀的民歌运动中，正好给了他这个机会。
大致可以说，当他在 1 月间的南宁会议上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不好” 的时候，他就在考虑在现实主义当中应该加进些与现实主义相对应的内容了。当他在 3 月间成都会议上大讲民歌，说“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便水到渠成地要求“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了！
话又说回来，毛泽东的这些提法，还是比较含糊的，即没有明确把它当作创作方法来提。在 4 月间，他的这个说法传到文艺界，文艺界也是从诗歌
创作内容的角度来理解的。比如，最早透露这个说法的，是郭沫若在 4 月上
半月的《文艺报》第 7 期上发表的一封就《蝶恋花·答李淑一》答该刊编者的信，他说，毛泽东的这首词，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典型的结合”。5 月上半月出版的《文艺报》，便专门发表了一组题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人笔谈，所谈也主要是毛泽东诗词和大跃进民歌，而不是整个文艺领域创作方法的理论探讨。
从毛泽东在 5 月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进一步说出“在文学”上需要
“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又经周扬在《新民歌开辟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公开传达后，文艺界就往创作方法上来理解这个提法了， 并把它简称为“两结合”。周扬的文章虽然没有使用“创作方法”这个字眼， 但把它作为“全体文艺工作者的奋斗方向”，意思已经很明显。继周扬文章之后，影响最大的阐述“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文章，便是郭沫若发表在《红旗》杂志第 3 期上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该文着力论述“两结合”是符合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的，说古往今来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无不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
此后，文艺界发表许多文章来阐述这一创作方法。大多数人认为，它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结合之后形成的第三种创作方法。到 1960 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正式确定了这种看法，并认为它是“最好的创作方法”，由此取代了原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当时被推崇为“两结合”典型的大跃进民歌，其方法是浪漫的想象，其内容，则是以当时理解的共产主义理想精神为核心。后来的文艺创作，事实上很少有被称为是“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成功作品。如今的文艺理论界和创作实践，已然淡忘甚至不知不觉地放弃了这个提法。沟沟坎坎的文化山脉， 似乎再一次显示了它自身走向的逻辑力量。
事实上，1958 年，无论毛泽东还是文艺界对这个说法的理解，重点都是在“革命浪漫主义”方面。实际的意思是认为，原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了，所以才提出一个“革命的浪漫主义”来补充和提升。有的文章对此说得很明确：“今天我们特别需要提倡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因素进入我们的文学创作”，“两结合”方法能“引导我们看出、写出共产主义理想照耀下的现实，看出、写出现实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趋向。”
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情况正是如此。人们对整个社会的构想，都是一派浪漫，一派想象，一派诗意，一派意气风发。
受到毛泽东表扬，高喊“乘风破浪”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一个很离奇的关于文化革命的发言。他说：
经过文化革命，几年后，我国将出现农村办大学，人人知书识理，都能够读《资本论》。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墙报、画报，有自己的屈原、鲁迅和聂耳，都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
绘声绘色的描述，让人陶醉，肯定很受毛泽东欢迎，引起他的共鸣。所以，他在 5 月 20 日的第三次大会讲话中，谈到民歌的搜集的办法时说：每个人发三张纸，把你的民歌写出来，不会写，找别人写，找谁写呢？无非是我柯庆施写吧。他是个提倡文化教育，提倡乡办大学的人。
以诗情来推动大跃进，把未来社会诗意化，无疑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心态。这是毛泽东乐于看到的景象。
11 月初，一份《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材料摆在了他的案头上。这个像诗一样的材料，是范县人民公社党委（县委）书记谢惠玉 1958 年 10 月作的一个全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分工业、农业、林渔牧业、共产主义新乐园、文教科卫福利、丰衣足食六个方面。每
方面的结尾，都是一段顺口溜，用以描绘未来美景，共五十多句。关于未来的“新乐园”，是这样说的：“新乐园真正强，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有工厂，公园街上百花香。柏油马路明又亮，汽车穿梭排成行。有电影有戏院， 劳动以后去听唱。”关于“丰衣足食”，则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这个批语和材料后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
向共产主义过渡不单单是个物质经济话题。关于未来社会，早在 4 月初同波兰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就说到：生活的提高，人活下去并不困难，有一定热量就行了，而且热量多了还不行。可从科学文化方面来讲，则是无止境的，如文学、艺术、电影的提高，不能用卡路里来衡量。到未来社会，什么叫高尚，是比粮食、衣服、房屋？还是比科学、文化艺术程度？当然从后一个方面来比。在 9 月间一次听取有关徐水人民公社问题调查的汇报时，他又说：看戏、看电影，不愿看怎么办？可以不着，他如果要看，你就得让他着。意思是，人民公社的供给制中，还应该在艺术生活上满足人的需求。
很明显，在未来社会理想当中，文艺活动和精神文化的气象，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坐标。人们对这个坐标似乎比对物质文明的坐标更敢于想象，更重视，比物质文明坐标描绘得还要具体，还要高级，还要诱人。这个坐标昭示人们，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标志，是人们的艺术创造水平和所有群众的参与程度。
八大二次会议后，文艺界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文艺领导和专家的座谈会，讨论如何建设共产主义文艺的问题。会上专门印发了有关部门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文艺》、《毛泽东同志谈普及与提高》等材料。周扬在发言中更是热情地肯定了当时文艺界的新事物，如跃进民歌、工厂史、公社史、革命回忆录等等。有的文艺家似乎还保持了一定的职业精神，他们在顺应大潮推崇这些事实上比较粗糙的文艺产品的时候，也强调精品创作，甚至还搬出了列宁的话：“马戏绝不是一种伟大的真正的艺术”，“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确实应该享受比马戏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力享受真正的、伟大的艺术”。这种看法当时自然难以公开和正式地提出来。跟着感觉，顺应潮流，文
艺家们朝前走着。
9 月 27 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大力推动群众的创作运动和文艺批评运动，增强文艺的共产主义思想性，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群众。《文艺报》第 9 期还发表社论《掀起文艺创作的高潮， 建设共产主义的文艺》。于是，“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 “一个县出一个郭沫若，出一个梅兰芳”的文艺大跃进，搞得热火朝天起来了。《文艺报》还发表专栏文章《文艺放出卫星来》。
这些口号，昙花一现，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求新往往忽旧，重量常常轻质，言情则不免少理。当时文学史研究中的大跃进，则别有奇观。
毛泽东讲“破除迷信”，一个重要考虑，是要“厚今薄古”。1958 年 3 月，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应郭沫若之约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上作了著名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提出“要同言
必称‘三代’的烦琐主义作风作斗争，不同它作斗争就会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接下来，周扬花了很大力气和热情来推动用新观点编写文学史教材。开展的方式，自然是发动群众，由学生们集团作战，把老教授们撇在一边。内容上也基本上是以阶级斗争划线，创作方法上则以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划线，由此批判了不少在文学史上早有定论的古典作家和诗人。如此奋战大半年，到 1959 年 1 月，周扬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总结说：“去年在党委的领导下，以青年教师和学生为主力军，展开全面的学术批判，成绩很大。北大、师大、人大出了不少书，搞了三本文学史，非常令人振奋。前几年出了一个李希凡，主席很高兴。去年出了许多小李希凡，而且比李还要高明。一个李希凡，批判了俞平伯；现在许多个李希凡，批判了许多个俞平伯。年轻人起来，使人看出希望，这是好事情，使人高兴。”
周扬说这些话，当然也不是空穴来风。上述情景，首先是毛泽东欣赏不已。他在 l958 年 9 月初的第 15 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便说到：大学教授相当有一些人落后于学生，编讲义，编教学大纲，编不赢学生，学生是苦战几昼夜，集体来搞。听说师范大学有个文学班，要编一个文学史，一个班有二十六人，苦战四昼夜，读了二百九十部中外文学名著，编出一本文学史大纲。这是形势迫人，就是压迫。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是不会进步的。
用四天四夜就要编写出一本文学史的做法，在毛泽东的兴奋和赞赏心态中，并没有保持多久。老年人、老教授们的学问景象，在大跃进事过境迁之后，又重新回到了毛泽东的视野。摆在他书架上的文学史著述，依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游国恩等主持编写的那一套，还有刘大杰编写的。可惜，在“破除迷信”的浪潮中被当作“白旗”拔掉的老先生们却无缘知晓。
三十七 借古说今的诗文气象
历史还要在 1958 年停留一刻。
这一刻要展示的，是毛泽东在畅想年代大声疾呼“破除迷信”的时候， 其文人心态和感觉的另一个侧面。
在提倡民歌运动和厚今薄古前后，爱好古典的毛泽东，则反复谈论着自己对传统诗文的看法。他不喜欢新诗，甚至说给二百块大洋也不看，但作为懂得艺术规律的政治领袖，他有时候很注意在自己的个人爱好和文艺运动的倡导之间，划出一条适当的线来。1957 年 1 月同袁水拍和臧克家讨论诗歌并提出民歌问题时，他特意提醒：“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旧诗可以写一些， 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又说自己以前以为明朝的诗没有看头，后来在《明诗综》里读到李攀龙、高启等人的作品，觉得还是有些好诗。
或许，在他沉浸于古典诗文，和这方面的老先生津津乐道诗中三昧的时候，更能见出一些符合艺术规律的东西，更多地透露出他的文人本色。
1957 年的炎炎夏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约见了年届九十、以诗人学者名世的冒广生老先生。从“双百”方针和整风反右说起，话题转到了词学， 遂入桂境。冒广生提到，“诗变为词，小令衍为长调，不外增、减、摊、破四法。蜀后主孟昶的《玉楼春》（冰肌玉骨）是两首七绝，经苏轼的增字、增韵而成八十二字的《洞仙歌》。诗词贵简练含蓄。盂昶原作本意已足，东坡好事，未免文字游戏。”毛泽东说：苏东坡是大家，所以论者不以韬袭前人为非。如果是别人，后人早指他是文抄公。冒广生对三百年来词人提倡填词必墨守四声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是“拘泥太甚，作茧自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有词谱、词律和词韵呢。我作《四声钩泥》即在提倡词体的解放。”毛泽东对这个提法很感兴趣，说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一向不主张花若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自由了。随后，他颇有兴致地接受了冒广生赠送的《疚斋词话》、《四声钩泥》、《宋曲章句》等四册手稿，并说要“拜读”。
在反右派运动加火如荼的日子里，他的心境竟也保留着这样一片轻松雅致的天空。
和冒广生讨论词学不久，毛泽东照例去了北戴河，开会、游泳，然后就是读书。
或许，这期间他真是在思考词学，读了不少宋词。读得高兴了，还抄寄一些觉得是上佳的作品给在北京的家人。8 月 1 日晚上，读完宋词婉约派的作品，睡不着觉了，索性把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和《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两首词写下来，寄给江青，同时发了一通议论：“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因此，“应当兼读”。而自己的兴趣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说范仲淹的这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为什么应该兼读在风格上不同乃至泾渭分明相对立的作品呢？因为“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份，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音，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
写完又特别叮嘱，他抄寄的范仲淹这两首词和上述议论，“江青看后， 给李讷看一看”。
接下来，他挟带着《楚辞》走出 1957 年，走出了北京。先是在杭州，接着到上海，同周谷城等谈论古今，然后到了南宁。在那里的会议上讲了许多
《楚辞》上的事情，从《离骚》中“皇考”二字说到考据之学，从宋玉的《风赋》说到今天该如何辨别政治风向，从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说到应该怎样评价干部等等，还把这些文章挑出来作为材料印发给参加会议的人们。
1958 年，便在这古今跳跃的思绪中拉开了帷幕。
这一年，为了适应大跃进的需要，毛泽东特别强调厚今薄占，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特别表扬了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的文章，还推崇法后王不法先王的秦始皇。很有意思的是，秦始皇不讲“先王”，而毛泽东却好讲传统，从发动一意创新的大跃进到 1959 年纠正“左”倾错误，整个过程， 都伴随着“古为今用”思路。
在一次文教工作碰头会上，有人谈到不少干部两地分居的问题很难解决。刘少奇说两地分居自古有之，接着引了唐代诗人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儿童相见不相识”作为例证。毛泽东也在场，没有说什么。可回去后，他找来《全唐诗话》、《新唐书·文苑·贺知章传》等书，一一查寻， 然后于 2 月间写信给刘少奇，说“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信中从贺知章的生平、官职、性格、家庭各种角度，论证“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
3 月成都会议毛泽东又亲自编了两本文史”老古董”印发与会者。
- 月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三天，毛泽东和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了热火朝天的劳动。一回来，他就让秘书去买一本第六辑《文学遗产增刊》给他，因为他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上读到了这期杂志的目录，上面载有研究（九歌》、《离骚》、汉赋、韩愈、白居易、李白、王维、温庭筠、辛弃疾、《琵琶记》、《汉宫秋》、《桃花扇》、《聊斋志异》、
《金瓶梅》的论文。
《人民日报》于 6 月 9 日发表著名的社论《文化革命开始了》。可这个时候，毛泽东却开列一个文学图书杂志清单，请工作人员替他找来《古诗源》、
《唐诗别裁》、《明诗别裁》、《诗韵》、《楹联丛话》及续话、《六朝文絜》、《初唐四杰集》、《西厢记》、《金瓶梅词话》、《红楼梦》等等。为了提倡无产阶级的文化教育，陆定一写了一篇影响巨大并很受毛泽东
赞扬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长文。里面自然要大力批判传统教育思想，可毛泽东在 8 月间审定时，却特别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 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这与当时在厚今薄古的气氛中大批古典作家的做法似乎是两种思路。
在大跃进的高潮中，9 月间张治中陪毛泽东南下视察。一路上他们谈的是程朱理学，《楚辞》，《三国志》中的吕蒙⋯⋯。
也许是考虑到适应文化革命和厚今薄古的形势需要，《光明日报》在 10 月间登出停办包括“文学遗产”在内的五种副刊的启事。毛泽东看到后，立
即让吴冷西转告《光明日报》，这些副刊不要停办。吴冷西在给《光明日报》副总编穆欣的信中说：“毛主席在昨天的谈话中曾指出：《光明日报》的副刊如《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他说，他看《光明日报》就是看这些副刊的。他要我把这意见转告您”。
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西方反应强烈，有各种分析，也有嘲笑，但都认为是件非常之事。毛泽东 11 月间在《参考资料》上看到一份这方面的材料，他不是正面回答，而是写了一首唐朝刘禹锡所作的《赠李司空妓》作为批示：“高髻危冠宫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召开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时候，已经是年底了。他又批示印发《三国志》里的《张鲁传》，还配发了自己动手写的一篇评论文字，说张鲁一千多年前“五斗米道”的做法开了社会主义的先河。
⋯⋯
这类事例，似乎不用再叙述下去了。
1958 年，毛泽东的思绪和兴奋点，好像在浩如烟海的古典传统和新奇别出的跃进运动之间忙碌地来回穿梭，并且能够做到不打架不碰撞。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空间，似乎没有阻碍他的政治思路和操作程序的连续性，甚至是交相辉映出他那完整的内心世界。
要说这古今两个世界到底是怎样贯穿起来的，我们不妨说一下 4 月底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前夕，他让秘书田家英读一下班固《汉书》里的《贾谊传》， 特别是要读该传里收的贾谊的《治安策》的事情。毛泽东认为，这篇文章里面“有一股颇好的气氛”。田家英读了《治安策》后对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说的体会，或许最能切近“主公”（田家英等人私下谈论起毛泽东，常常这样称呼他）沟通古今的心迹妙用。他说：汉高祖刘邦称帝之初， 分封诸候，结果诸王拥兵自重，割据自大，威胁中央政权，以致前有燕王臧茶等四王谋反，后有“七国之乱”，只得大动干戈，讨而平之。如今中央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原因是许多地方和部门对中央指示各取所需，或阳奉阴违， 或不传达执行，这种分散主义任其发展下去，党和国家的统一有被破坏和肢解的危险。①
大跃进需要精神解放，也要文体解放。这样才能鲜明、神气，才能起到宣传鼓劲的效果。稍后，他对干部们讲，文风这个问题，我讲一万次了，许多同志还没有改正过来，我在有生之年，得要把这件事给整过来。
凑巧，这年夏天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有关部门报送一个经济文件给他。他读了两遍，脑中无印象，觉得这个文件是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 没有鲜明性，而且“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瓶、势如破竹之态”，很不满意。于是，专门写了一封谈文风的信给其他中央领导人，批评这个文件之所以写成这样，是因为作者不大懂辩证逻辑，也不大懂形式逻辑，不大懂文法学，也不大懂修辞学，因此构思写文，不可能有长江大河沛然而下之势。最后说：
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着玄冰之冻。哪一年梢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① 吴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载《党的文献》1996 年第 5 期。
此后不久，中央财经小组专门讨论这个改变文风的指示，还弄了个简报送给毛泽东。他又批示把他上面那封信多为印发，“以广流传”。
而这个时候，作为散文大家，毛泽东的创作也进入一个高潮。对许多文件、书信、笔记，他不是仅仅把意思说清楚就行了，在遣词造句上，特别讲究，几乎是有意识地当气韵光华的散文来推敲琢磨。诸如《介绍一个合作社》
（4 月 15 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5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再告台湾同胞书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同胞书》（10 月），《给周世钊的信》（10 月 25 日），《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12 月 1 日），《为印发<长鲁传>写的批语》（12 月），《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批语》（50 年代末）⋯⋯。他说王勃的文章颇为“光昌流丽”，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以文件形式写成的这些文字，倒也不为过。
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总是引用古诗文来增强文风的生动气韵：
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 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 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报把“万马齐喑” 的沉闷空气冲破了。
——《介绍一个合作社》
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 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一星期过去了，炮没有打，一方清静。全世界欢迎，你们快乐。有几位先生有点不舒服，余悸犹存，胡思乱想。例如说：共产党向你们建议的是一条诡计，诡计吗？历史会来证明不是，而是一条较好的出路。⋯⋯台湾的朋友们，不可以尊美国为帝。请你们读一读鲁仲连传好吧。美国就像那个齐湣王。说到齐湣王，风烛残年，摇摇欲倒，他对鲁卫小国还要那样横行霸道。六朝人有言：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现在是向帝国主义造反的时候了。
——《再告台湾同胞书稿》
毛泽东寄予很大期望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很快就难以为继。纠正”左”倾错误，成为随之而起的一个中心工作。事情就是这样，凡是要极力倡导或推行什么，毛泽东总喜欢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注入动力。就像他在推动大跃进的时候喜欢“讲古”一样，如今纠偏，依然如此。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相互联系的运动的一个重要错误，是人们都熟悉的平均主义“共产风”，其实质，就是抽肥补瘦，强行从群众手里拿东西。毛泽东是怎样向干部们做工作要改变这种错误倾向的呢？
透过一生中对他影响很大的梁山好汉们劫富济贫的豪举，他看到了今天
的影子。在 1959 年 3 月 5 日的郑州会议上，他给人们大讲《水浒传》：小说里面的那个李鬼，把自己拦路抢劫叫“剪拂”、这是明朝人的说法，因为小说是明朝人写的，绿林豪杰叫“剪拂”。现在的绿林豪杰可多啦，都是戏台上那种不扣衣襟的豪杰。你们是不是在内？过去拦路抢劫，是对付封建阶级的超经济剥削的，他们的口号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他们有充足理由，给蔡太师祝寿的东西，就是不义之财，聚义劫取， 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对付的是地主，那完全是正确的，跟宋江一样。现在我们是对付谁呢？我们是对付农民，能许可吗？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要出钱购买。公社内部、三级之间都是买卖关系，等价交换。
大跃进的失误，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中央的工作方法有关，那时不大听得进反面的和谨慎的声音，对冒进之举，心存共鸣；对浮夸之辞，嗜有好焉。毛泽东反省自己，觉得也有责任。为了捉倡人们敢于说真话，敢于“廷争”，他找来一个历史话题。
他送了一册《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还在 1959 年 4 月初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明白地说：
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现在搞成一种形势， 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来批评也好嘛。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就很不客气，皇帝看了，几次丢在地下，几次又捡起来看一看，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好人。但终归把海瑞关起来，准备杀掉。我们的同志有海瑞那样勇敢？
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着重向干部们推荐了他到上海前在长沙刚刚看过的一出叫《三女抢牌》（又名《生死牌》）的湘剧，说的是海瑞公正断案的故事。在长沙，他连声称赞这是一出好戏，还亲自动手改了一句唱词，吩咐拿到北京演出。
海瑞，这位几百年前的清官、直士、忠臣、谏臣，一时间成了知识界的“明星”。周扬在上海鼓励周信芳演《海瑞上疏》，胡乔木在北京约吴晗写
《论海瑞》。循此思路，吴晗后来写了京剧《海瑞罢官》，引来一场大祸， 这是后话了。
却说 1959 年 4 月上海会议后，为了更通透地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召开庐山中央工作会议。
- 月下旬，在赴庐山之前，毛泽东回了一趟故乡韶山。三十多年没有回来过，该回来看看了，顺便还可以做点调查。
这时候。他的心情似乎并不太沉重。故乡所见，颇为高兴，便作了一首
《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该诗标题曾为《无题（归故里）》，首句曾为“梦里依稀别经年”、”
别梦依稀哭逝川”。末句曾先后为“始使人民万万年”，“人物峥嵘胜昔年”。随同一道的人看后，认为这等于是直喊“人民公社万岁”的口号，乃诗家之
大忌。毛泽东后来几经修改，才定为“遍地英雄下夕烟”。
正是这最后一句的原来意思，反映出毛泽东当时对大跃进后的严重局面，还没有足够清醒的估计，也就是说，在他的心中，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仍然是有一条“线”的，即首先是要有在肯定成绩伟大、前途光明的条件下，才能谈其问题不少的失误。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回故乡是“喜看稻菽千重浪”，而彭德怀差不多同时回平江所见则是“谷撒地，薯叶枯”。或者是参照不一样。久别回故里，毛泽东沉浸在三十二年前“黑手高悬”
和今天人民公社的“日月新天”的对比之中。眼下暂时的失误和困难，在这样的对比中，好像显得无足轻重正是带着这样的诗意情怀，毛泽东于 6 月 29 日从九江下船上庐山了。第二天一早，红日方升之时，兴奋中的毛泽东，站在高处往山下极目望去，很是开阔，但见千峦竞秀，那遥远的鄱阳湖和长江， 隐隐约约好像是万壑争流。于是又作一首《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诗中二、四两句，初稿为“欲上逶迤四百盘”，“热风吹雨洒南天”。
最后两句初稿为”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从最初的句子来看， 全诗主要是写景咏物，表达一种开阔通畅和自信乐观的胸怀，很有点红军时期词作中“风景这边独好”的味道。站在了庐山之巅眺望世界，难免升起崇高的感觉；身处庐山这个曾被陶渊明选择为隐居之所的地方，自然要写到这位老去千年的诗人的行止和所为。不过，如同毛泽东对他二十多年前站在贵州的娄山关吟出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特别满意的诗句一样，对这首伫立庐山之巅的吟唱，他最欣赏的是“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这两句摹景的话。
六天之内，连作两诗，这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是不曾有过的。由此也见他的松快心境之一斑了。
毛泽东有意把自己的这种心境传播给与会者。为营造宽松的会议气氛， 说是开一个“神仙会”。7 月 2 日晚，毛泽东点了神话题材的赣剧《思凡》、
《惊梦》、《悟空借扇》给与会者看。一上山，他就把刚刚写就的《到韶山》、
《登庐山》两首新作抄给秘书胡乔木和在延安时期当过他的秘书如今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并附信征求意见。
这两首诗很快就传开了。于是，初上山几天，与会者游兴很高，诗风大畅。人们成群结队地到传说是吕洞宾修炼的仙人洞等各个景点观览盘桓，能诗善墨者还相互唱和。亲历者李锐（当时兼任毛泽东的通讯秘书）有诗为证： “借得名山避世哗，群贤毕至学仙家。出门总是逐风景，无日能忘餐晚霞。漫步随吟古今句，高谈且饮云雾茶。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 作者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里申明：“全诗句句写实，没有丝毫夸张。”
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数与会者的真实心境。且不说朱德、董必武等党内元老都在山上吟诗不已，就是平时不苟言笑的康生，也作了两首小令。一首《朱履曲·游仙人洞》，其中说：“踏白云山上走，望长江眼底浮，这神仙到处有。”一首《普天乐·颂庐山会议》，其中说“四方来，英雄辈， 谈钢论铁，议电评煤。往来烟雨楼，龙虎风云会，歌声唱得匡庐醉。瞻前途
万丈光辉：云蒸霞蔚，民丰物阜，稻稔梁肥。”
康生把这两首小令抄呈毛泽东，并附信说：“主席：诌了小令两首，寄呈一笑，敬希改正。”毛泽东认真看了，把前面一首的副题改为“游庐山仙人洞”，把后面一首中的”谈钢论铁”改为“思钢要铁”，“议电评煤”改为“想电求煤”，“民丰物阜”改为“民康物阜”。
可能是庐山这座声名太盛的佳胜之地，给了与会者自信快乐的氛围灵气，在他们的诗中，很有些物华天宝、盛世太平的味道。的确，身在庐山， 人们总有一些特别的感觉，总有一股开阔的诗情，总有一种置身世外的飘洒和俯瞰河山的豪气。会议期间，毛泽东还把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句子，“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写下来，寄给已经牺牲了的儿子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说这是李白写庐山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两年后开第二次庐山会议的时候，他又抄写了李白的这几句诗，还在末尾注明，说自己“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党委诸同志。”看来也是要把自己身在庐山的开阔心境传达给其他人。也就是 1961 年这次上庐山，毛泽东禁不住写了那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有些沉重，但基调仍是明朗的进取，和对胜景的赞美。
1959 年庐山会议之初，人们心境轻松，说话比较随便，气氛也还融洽。
多数人对 1958 年工作的失误，语多批评，不有意遮掩维护。可一等彭德怀发出那封信，形势急转直下，与前期形成强烈的反差。
在紧张的微妙关系中，毛泽东仍然是发挥他谙熟古典文学的优势，显出他不同常人的在政治与艺术之间游刃有余的气质，也是力求把气氛搞得能让人接受一些。
如何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开的一个药方，是读书，特别是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弄懂起码的经济法则。不光高级干部要读， 下面的干部也要读。可有的人文化程度低又怎么办呢？毛泽东说了：不识字的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叫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代他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介。老朽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接着又举一例：南北朝有一个姓曹的将军（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 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芒芒，风吹草低见牛羊。”（一说此诗为无名氏所作， 算是民歌。）
毛泽东说他讲这些历史故事的用意是：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
最微妙的，恐怕要算是如何对待被他认为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严重错误”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了。
他找出了三篇古典作品。一篇是汉代赋家枚乘的《七发》，一篇是南朝梁代丘迟的《与陈伯之书》，一首是元曲《叨叨令》。
他把丘迟的《与陈伯之书》送给周小舟，说“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 可以一阅”，让他特别注意其中“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至于自己对周小舟的态度，毛泽东说可看这篇作品中说到的两个
故事：一个是东汉初一个叫朱鲔的入，曾劝人杀了刘秀的哥哥，后来刘秀当皇帝后仍然重用他。一个是三国时董卓部将张绣，投降曹操后又反过来叛袭曹操，致使曹操的长子在这次战斗中阵亡了，后来他再度归降，曹仍然重用他。毛泽东在给周小舟的信中还说，“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选这篇古文给周小舟，并做如是解释，多少是毫无顾忌地把自己摆到了曹操、刘秀的角色。想想也是必然。既然要在文史材料中寻借思想工具，并且又是在想尽办法说服更多的人接受他的思路的关键时候，这似乎也是无法回避的。以毛泽东旷达无拘的性格和当时的权威，想来他也不至于有意谦逊回避这样的比喻。再以他同周小舟的个人关系而言，都是湖南湘潭人，都喜好古典诗文，二十年前的领袖与秘书之谊，今天的领袖与地方大员之交，用写信的方式，说点“私房话”，倒也无妨。何况，当时毛泽东身边的几位秘书和笔杆子，如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李锐等，在底下谈论毛泽东，都以“主公”相称，想来他也不会不知道。
那首元曲《叨叨令》，毛泽东则送给了张闻天。这是一首描述人们打摆子时的模样的散曲，其中说：“冷来时冷的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此时节疼得天灵破，颤时节颤的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抄录了这几句话，接着说：“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
至于枚乘的洋洋大赋《七发》，毛泽东把它作为会议材料印发给了所有参加庐山会议的人。与此同时，还让林克抓紧时间编了一本含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刊目录，经他审定后发给了与会者。
接着，毛泽东抓紧时间写了篇长达一千三百余字的《关于枚乘〈七发〉》， 在 8 月 16 日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逐一宣讲。他说，枚乘的这篇作品是“骚体流裔，而又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也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
在骚体中看出“民主”，在《七发》里发现“匕首”，我们无法判定这是文人的胸怀，还是政治家的眼光，抑或二者兼有的别致心裁。
为什么要在这篇繁缛佶聱的大赋身上做文章，并“赠之于同志”，其所赠是什么呢？古典文学和现实政治之间的桥梁在哪里呢？仔细琢磨，大概不外这样两个方面：一是把枚乘对楚太子的婉转批评，及楚太子的生活方式同枚乘的主张之间的不同，引申为“庐山会议上的分歧”。一是把《七发》中描写铺陈的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七种境界及其劝讽方法， 同批评教育在庐山会议上犯“错误”的同志的方法和原则，勾连起来。
关键还是如何来勾连。对此，毛泽东发挥了别人无法企及的心理优势和特殊联想。他说：“‘客曰：今如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 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的反面。⋯⋯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 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 他还说：“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我
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因此，“我们应该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 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 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一失。’”
在如此场合，采用如此方式，来进行政治运作，实非常理、常态。不知那些出身工农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听毛泽东这番讲解时，心里作何感受。是似懂非懂的朦胧感觉，是大事化小的轻松享受，还是心灵神通的深切体会？
三十八 徘徊之路：1959 年至 1962 年
庐山会议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十周年的庆典。
为了这一时刻，傅抱石和关山月两位国画大师创作了传世之作《江山如此多娇》。周恩来请毛泽东为这幅画题写了画名，照例是龙飞凤舞无拘无束的“毛体”。而“多娇”的中国，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仿佛是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步履蹒跚地走在一根钢丝绳上，不免左右摇晃。
在 1959 年新年前夕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召集陆定一、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夏衍、林默涵等文教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分析大跃进当中的“左”的做法。在 1959 年年初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陆定一、周扬就大跃进中的文艺工作的一些问题和偏向作了一番讲话。3 月间，中宣部、文化部又组织八个调查组赴一些省市了解 1958 年的文艺工作情况。
最有名的，要算是 1959 年 5 月 3 日下午周恩来邀约来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人士，以及北京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的那次座谈会了。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和中央这段时间纠正大跃进“左”倾错误的思路，作了题为《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他说：“大跃进中，产生一些缺点，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是不可以避免的。重要的是接受教训，继续跃进。”就文化艺术工作来说，“要两条腿走路”，所谓“两条腿走路”，是指要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处理好文艺工作的各种关系和口号。例如，“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既要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既要政治挂帅，又要讲物质利益”；“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根据”；“既要有独特的风格，又要兼容并包”等等。在这些关系中，前一方面“既要”的内容，都是大跃进期间特别提倡和强调的，有的甚至是提到极端的程度，所谓文艺界“左”的偏向，即指这些。作为“又要”提出来的，是周恩来提倡的重点，意在补充“左”的文艺偏向所忽略的内容。
这个讲话在当时很为难得。但那时的人们多少是把它当作“一家之言” 来看待的，因而在贯彻中遇到了相当的阻力。周恩来曾两次说到：我的这个讲话，“都是从毛主席思想发展出来的”，“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那次我的讲话，有些省市就不肯传达。今天我看了上次的讲话，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
文艺界纠“左”的势头很快受到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的阻遏。但这股势头仍在曲折中举步维艰地前行着。
戏剧电影界制定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计划，由此才有 10 月前后一批好作品的出现。11 月初，周恩来专门出席了庆祝电影新片展览月的招待会，提出“在文艺方面，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它推动我们劳动人民前进，它鼓舞我们用战斗的精神，去实现高尚的美好的工人阶级理想。这样一种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风格，在我们许多影片中反映出来了。”
可正是这个时候，文化部却在批判主持电影工作的副部长夏衍和电影局局长陈荒煤，说他们犯了右倾错误呢。
国庆节过后不久，中宣部就开始筹备年底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这次会
议在当代中国文艺运动史上似乎无多大影响，至今很少有人提到它。但从参加筹备的中宣部文艺处于部黎之发表的回忆文章①来看，这次会议显然是在极其矛盾的思想背景下召开的，而且很典型地体现了当时文艺进程的曲折之路。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都在会上作了讲话，起初是要纠正大跃进中文化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但受庐山会议的影响，基调改成既要肯定建国十年来文化工作的成就，又要旗帜鲜明地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从这次会议开始，文艺界思想斗争交响曲中逐步突现出了“反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潮”这一主旋律。周扬提出要找出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老根，即 19 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艺。中宣部一个内部刊物还刊载了一篇题为《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对青年的影响》的文章，对北京一所中学高一年级学生一个半月内，借阅苏联作品、19 世纪西方古典作品、解放区和建国后中国作品的比例作了统计，以此说明文章标题所示情况。紧接着，从 1960 年 1 月开始，文艺界公开批判巴人等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观点。周扬当时对人说，毛泽东很赞成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批判。
从 1959 年到 1962 年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注意力并不在文艺界，或者说，他对文艺界的具体事情管得很少，但也偶尔关注一些作品和文艺会议。就在国庆 10 周年的时候，在延安当过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的李六如，给
他写了封信，请他审阅自己写的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稿子，还说，如果没有时间，则希望毛泽东指定一位秘书看看后半部的某些章节。一般说来，毛泽东不读同时代人写的小说，他批示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找一位水平较高的同志看一看这部书稿。这部小说后来是出版了的。当然，在“文革”中也必然地受到批判。
对长篇小说，毛泽东阅读的兴趣不大；对话剧，他也有些看法。这一点， 同周恩来明显不同。毛泽东的看法，不在内容，主要是他对这种艺术形式一直缺少欣赏习惯。他说过我们天天在演话剧，所以不愿看话剧。在延安时， 他对何其芳等人便明白表示过这个意思。建国后，也多次说过这类话。这自然让话剧界的文艺家有点想法，因此便托同他们更接近的周恩来和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到毛泽东那里说项。在 1962 年于广州开的一个文艺会议上，陈毅转达说：毛主席讲过这样的话：“我是不着话剧的，因为我天天都在‘演话剧’，我再看话剧就麻烦了，但是我不反对话剧。话剧，据说广大的青年、群众很喜欢，还是要提倡这个东西。”此前，1961 年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也说：“话剧界的同志要我向毛主席做工作，请毛主席看话剧。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把话剧演得像普通人说话， 毛主席就会来看了。”
其实，周恩来还真是抓机会向毛泽东做了工作。1960 年 3 月，几位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天津开过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会上曾进行过一次关于话剧的非常有意思的讨论。
谈到卫生工作时，对话剧异常热心的周恩来极力推荐反映消灭血吸虫病的《枯木逢春》。而消灭血吸虫病是毛泽东提出和特别关心的大事，1958 年他曾写了两首题为《送瘟神》的七律，表达他的期望心境。《枯木逢春》这部话剧，事实上就是在毛泽东诗词的启发下创作演出的。
周恩来说：“消灭血吸虫，上海改变了风气，写了个《枯木逢春》的话
① 《回忆与思考——在大跃进年代（下）》，载《新文学史料》1995 年第 3 期。
剧，主席是不着话剧的，这个话剧的确好。”毛泽东表示：“的确好我就看， 那个《龙须沟》我就看了呀。”
接着，周恩来介绍了《枯木逢春》的主题内容，说明是写新旧社会的对比。还说上海市委的魏文伯等参加了执笔，写得很好。现在上海、北京都演了，到处都在演。听到这里，毛泽东开玩笑地说：“那我以后改变方向，专看话剧”。但还是认为有些话剧没有意思，又重申了他在延安时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每天演话剧嘛，还要看你的？我们的话剧我看演得比他好。”此话理解起来不大容易，大概意思是觉得话剧不自然活泼，和生活有距离，或者是用玩笑方式表达他不愿意看话剧的理由。周恩来仍不放弃自己的“游说”，说正因为如此，“我要为话剧宣传一下子”，话剧“有些不好的，但有些好的”。
一旁的邓小平两次谈到话剧太长了，意即看起来太费时间，还说现在的京剧演上四个钟头就看不下去了，顶多两个半钟头，一直演下去，中间不要休息。彭真也认为，看两个钟头可以调节生活，看三、四个钟头就难做别的事情了。于是，他们专门讨论起话剧的长短来。周恩来提出如果控制在两个半钟头最好了，也适当作了些辩护：“不过现在也有短的了”。而毛泽东则认为，最好不超过两个钟头，“下一个命令，凡是超过两个半钟头的就禁止演，只许两个钟头”。这句开玩笑的话，引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周恩来还是认真地提出，话剧可以分成两类，农村和城市要有区别.农村非要长一点不可，太短了，没有头尾，农民不满意，这是因为习惯不同，要照顾。如果两个钟头戏就完了，他不过瘾，因为他看得少。
这当然是随便议议而已，没有什么结论。不过，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核心的几个人物在一起讨论话剧的长短，恐怕是极罕见的了。由于周恩来的鼓动， 毛泽东后来还是看了《枯木逢春》这出戏的。
这个时候，《文艺报》发表的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为争取文艺的更大丰收而奋斗》，正式公开了此前全国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反对文艺领域的修正主义”的口号。1960 年 6 月初，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文教群英会上致的祝词中说到：“十一年来，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特别提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
与此同时，全国文联筹备召开了拖延几年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949 年的第一次文代会，被称为文艺大军的胜利会师，一个新文艺时代的开始。1953 年的第二次文代会，基调是繁荣创作，克服粗暴批评。此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形势变化多端；批唯心论——反胡风——百花运动——反右——大跃进
——纠“左”——反右倾——反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一个接着一个，一般文艺工作者很难把握，文坛人物也沉浮不定。这次文代会基调如何定，人们自然难以揣定。
在开会前夕的一次“吹风会”上，有人对周扬说：大家觉得精神很难捉摸，一会儿反“左”，一会儿反右。周扬笑了笑回答道：有什么反什么吧。有点无法肯定和无可奈何的意思。最后，还是中央书记处开会确定：充分肯定成绩，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只点南斯拉夫的名。
- 月 22 日开幕这天，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接见与会代表。陆定一在祝词中提出：“我国文学艺术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用文艺的武器，极大地提高全国人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提高全国
人民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
周扬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作了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报告分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驳资产阶级人性论”，“遗产的批判和继承”几大部分。报告的基调，仍是“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以大量篇幅论述文艺领域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认为我国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文艺家接受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人性论”是修正主义的主要的思想武器，而“我们主张⋯⋯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起来，这就正是对于修正主义者的进攻的一个有力回答。”对于1958 年以来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中所表现出来的“左”倾思潮，报告都给予了肯定和辩解，甚至是集中反映和总结推广了这一思潮。
这个报告，事先照例由毛泽东最后批改。那时，他在北戴河，给周扬写了这样一封信：
周扬同志：
文件看过，写得很好。驳人性论及继承遗产这两部分特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读了为之神旺。前两部分和后一部分较弱，能改写一次，使与中间两部分相称，也是势如破竹，神气活现，那就更好。只有几天时间了，是否改得来？有一个办法，会期推到廿五日， 如何？请酌定。今日下午我想和你谈一次。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上午四时另，有一些小的地方，我给你作了一点修改。
毛泽东对周扬报告所作的修改，有五六处。涉及文艺走势的有这样两处。一是原稿提到要团结全世界爱国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文艺家，“结成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文艺统一战线”，毛泽东改为“结成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反动同盟军的革命的文艺统一战线”。原稿说“彻底打破对于文艺的垄断，使文艺为最广大的工农群众所接受和运用”，毛泽东加了三个字， 改为“彻底打破少数人对于文艺的垄断⋯⋯”。他觉得周扬报告中关于“双百”方针和今后任务的论述太弱了些，希望再改写一下。
他想和周扬再谈一次，至于后来和周扬谈了什么，不见文献记载，周扬也没有说起过。但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在这次文代会闭幕前夕，周扬召集部分党员代表和各地文联负责人谈了一次话，口径和他送给毛泽东的文字报告有些不同。他说：不能把什么都提高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上来；我的报告中讲了反对修正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但千万不能反过来。我们反对“人类之爱”，难道主张人类之恨吗？宣传共产主义不能简单化；中外古典文化遗产要批判继承，要用拿来主义。不知这番小范围的“吹风”性质的谈话，是不是和毛泽东的态度有关。建国后，文化意识形态的负责人都很谨慎， 一般不会脱离“正式报告”擅自提别的思路。
第三次文代会后，出现了一个重视和整理古代文化遗产的小热潮。周恩来、邓小平也多次正面提出多写历史题材，不要把老祖宗都否定了。陈云则研究和提倡传统曲艺、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周扬还在文艺界特别传达了邓小平这样一个意见：编一点历史戏，使群众多长一些智慧。1960 年 11 月， 周扬又主持召开了一个历史剧座谈会，号召历史学家编写剧目，让吴晗负责
编出《中国历史剧拟目》。还说不能把古人当今人，要还历史的本来面貌。同时，又编印了一本资料书，题目就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接着，史学界和文艺界就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历史剧的时代精神展开了规模不小的讨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甚至在一次会议上极而言之：《十八扯》、《宝蟾送酒》这样明显粗俗的剧目不改也可以演，还说谁让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①
显然，在那个时候，对历史题材，特别是戏曲这一天然适合于表现历史题材的舞台，主导意见还是充分的改造和利用。这样的做法，同毛泽东的思路也是完全吻合的。196O 年的戏曲界人士一定会记得一年前毛泽东为调豫剧
《破洪州》来北京演出给周恩来写的那封信：
我在郑州看过一次戏，穆桂英挂帅，叫做《破洪州》，颇好，是一个改造过的戏，主角常香玉扮穆桂英。我看可以调这个班子来京为人大代表演一次。如你同意，请处理。
《破洪州》剧本仍有缺点，待后可商量修改。
1960 年第三次文代会后，毛泽东对文化遗产的思考又进了一步。这年 12 月接见两个访华代表团时，外宾提出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学遗产，应该利用它们，毛泽东接此话头，专门从理论上阐述了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封建时代的文化，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其中有反封建的人民性的东西。而且，就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当它处于发生、发展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至于充分利用它们，我们还没有做到。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用现代科学眼光分门别类地整理，重新出版。
这段话虽然讲在周恩来、邓小平提倡写历史戏之后，但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此前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就文化遗产问题达成过共识。在批判修正主义、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影响的同时、反过来提倡民族文化遗产，也有其思路上的必然性。正是在这次会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对当时的文学、绘画、音乐抄袭外国的情况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还让陪同接见的楚图南向周扬转达自己的意见。事后，周扬找来毛泽东的这个谈话记录稿，仔细看了， 把其中关于文化的内容打印出来，作为材料发给一个会议，让人们讨论。
除了对文化遗产保持科学态度外，毛泽东这期间还一再地解释“百花齐放”，强调艺术的多样性。就在第三次文代会结束不久，他在八九月间会见越南的胡志明和缅甸的吴努时，两次谈到这个问题。他对胡志明说：社会主义的艺术，要有多种形式，只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形式多样有什么不好。当吴努请他观看随团来访的缅甸拳击表演，并讲述这种拳击的特点时，毛泽东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发挥说：你们创作了一种新的艺术派别。艺术是应该有多样化的，要什么地方都一样，是不可能的。不仅一个国家不能都是一个样子，各个民族，各个地方也是如此。艺术风格要有不同，艺术上的多样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问题是，在大张旗鼓反对修正主义，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文化气氛下，不可能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文艺家不可能去大胆地创新和探索。对当代作品，毛泽东也是更多的着重其思想倾向。1960 年 10 月初在中南海怀仁堂看歌剧《刘三姐》后，他说刘三姐是反压迫的，是革命的。1961
① 黎之：《回忆与思考——“文艺十条”——“文艺八条”（上）》，载《新文学史料》1996 年第 3 期。
年 4 月，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杨朔的访日散文《樱花雨》，批给江青看， 认为是“好文章”。12 月底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看到几首描写农村新貌的七绝，批示作为文件印发就要召开的七千人大会，还说“这几首诗好”。这些作品受他推崇，显然是因为内容切合了现实需要。
第三次文代会召开以后，中国的经济政策逐步进入调整时期。各个领域相继制定一些条例，以克服大跃迸的“左”倾错误。应该说，这次局限性很大的会议，还没有立即在文艺实践中造成严重的后果。相反，从 1961 年年中开始，文艺界又呈现出一种比较活跃的气象。被文艺家们称为知音的周恩来的态度更是明朗。
6 月间，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也同时在这里举行。两个会议的初衷是要想纠正三年来的“左”倾错误，但与会者的意见并不一致。参加会议的有许多是周恩来从 3O 年代起就很熟悉的朋友，他们请周恩来到会讲讲话。结果，19 日这天，周恩来一上来就讲：“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 他反复说必须提倡艺术民主，研究和尊重艺术规律。当时正在批评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人情味，周思来却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长。⋯⋯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 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是有一种压力。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以政治代替文化，就成为没有文化了，还有什么看头呢？”
“人性论”、“人道主义”之类，当时正是作为修正主义观点来批判和乱加使用的，是个非同小可的禁区，而周恩来竟碰了它。
就像全党纠“左”在 1962 年 1 月的七千人大会上达到高潮一样，文艺界
的纠“左”在 1962 年的春天也成为人心所向的普遍趋势。第一个最有名的事
件，就是 2 月 17 日周恩来在紫光阁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发表的讲话。他开宗明义，给文艺界打气，提出建国十三年来，“文艺运动的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同时又说，1959 年，特别是 1960 年以后， “文艺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大多数是由执行总路线的具体工作上的错误派生出来的”。
让人格外亲切的是，周恩来说到了他的校友、著名剧作家曹禺建国后的创作：
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曹禺同志是很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
《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胆剑篇》）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所谓“新的迷信”，周恩来举的例子是：认为今天的一切都好；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党委书记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等等。
这个讲话，让文艺界很是高兴。乘东风，文化部和中国剧协于 3 月间在
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讨论百花齐放，繁荣创作，积极表现人民的新时代和鼓励题材风格多样化等问题。会议还对《同甘共苦》、
《洞萧横吹》、《布谷鸟又叫了》等几个受到批判的作品，重新作了肯定评价。
许多年后，亲历者谈起这次会议，最难忘的是周恩来、陈毅、陶铸在会上的讲话。他们在这个会上共同商定一个说法：“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周恩来还说，虽然还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那是极少数。陈毅和陶铸甚至在会上公开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之帽，加无产阶级之冕。但考虑到没有正式经过中央，陶铸补充一句，说这是广东的地方粮票，不好在全国通用。陈毅似乎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我想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有气，今天要来出出气。我们党领导的思想改造运动，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在运动中间也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有些地方出现了过火的斗争，搞得很多人感情很痛苦。党的工作者、政治工作者和作家之间，关系很不正常。⋯⋯ 文化界、作家，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基本上跟共产党的方向是符合的。”
毛泽东在会后当然知道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这个新说法，没有听说他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周恩来在这个月底的全国人代会二届三次会议上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明确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按惯例，《政府工作报告》是中央通过的，也就是说其中关于知识分子的新提法是毛泽东和中央同意和审阅过的。
可是，这年 9 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对统统为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表示了怀疑，于是这次会议对知识分子既不说是劳动人民的， 也不说是资产阶级的。11 月间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的定性还是发生了
一场争论。主管意识形态的副总理陆定一明确表示不同意周恩来的提法，相持不下的时候，总书记邓小平出面敲定：“一切按总理在人大报告中所说，那是中央批准的”。显然是想结束这场争论。但此后的实际做法，还是把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范围的人来看待的。
周恩来的讲话，文艺界的动作，不同的意见，不会不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胡乔木回忆：
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做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个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①
并不知道上层这些争论的文艺家们对 1962 年的春天毕竟是难忘的。周恩
来的几次讲话和 3 月初广州会议的气氛， 给他们的感觉，就像 1957 年春天听到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几次讲话那样开心和共鸣。于是，他们加快了酝酿好几年却一再难产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的出台步伐。
这个文件，从 1959 年 7 月间就开始搞了。此前中宣部、文化部曾派调查组赴各地调查文艺工作中的情况，周扬、林默涵、钱俊瑞、邵荃麟、刘白羽、陈荒煤、何其芳、张光年等在北戴河讨论纠正文艺领导中的“左倾”毛病， 改进文艺工作的方案时，提出了个“文艺十条”，后由中宣部文艺处起草成文。1961 年 1 月底，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专门讨论
了“文艺十条”的初稿，周扬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周恩来始终支持这个文件的起草。文艺家们雀跃欢迎之情更不用说了，有的人甚至说应把这十条刻成碑。但也有人担心出现另一个极端，故这个条例迟迟没有敢报送中央。然后又经过修改，才先印发到各地征求意见、但仍然是议而不决，未敢敲定， 总怕出事。
正是 3 月广州会议的东风，把这个文艺条例又重新吹了出来。据林默涵回忆：先是“送给陈毅同志等看过，认为这个条例是好的，可以报送中央。周扬同志要我再修改一下，我只作了一点文字上的改动，就报中央书记处了。几天以后，我到西花厅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一个会。周总理从后院出来，一看见我，就关切地问文艺条例是否迭给了中央，我回答说已经送了。周总理点头说，送了就好。”①
中央正式批转这个条例，是 4 月 30 日。这个条例一上来就说，“近年来”文艺工作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没有正确理解和执行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文艺发展和群众文艺活动“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要求”，有些文艺界的干部“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然后确定了八条改进意见，实际上也是八条文艺工作的条例。
然而，文艺界的欢呼是短暂的。《文艺八条》在实际执行中也如流星划过（“文革”中，这个条例被定性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纲领）。
政策反复一开始就埋伏了潜因。广州会议是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并由文化部和全国剧协召开的全国性会议，柯庆施主持的中共上海市委却拒绝参加，后来派来一个文化局长，据说也是旁听；会后，上海的一个市委书记又把党员召集起来说：“广州开了黑会⋯⋯”。
出现“大反复”之前，文艺界还是按着纠“左”的思路往前走着。这年8 月，中国作家协会于大连海滨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会上肯定了受到批评的一些写落后人物状态的作家作品，并肯定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这个提法在“文革”中被说成是文艺“黑八论”之一）。
与此同时，在不远的另一个海滨北戴河，“大反复”便拉开了序幕。
8 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本来是讨论农业、财贸工作问题。可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阶级、矛盾这样一些问题请大家讨论。举的例子恰好也有文艺方面的。他说：“无冲突”论是不对的。如戏，总要有一点别扭才有戏。《西厢记》中老夫人代表封建势力，是对立面，有了老夫人，才有戏，不然光有莺莺、红娘、张生三个人打成一片，没有对立面，还有什么戏呀！《宝莲灯》也是这样。里面有一个二郎神和三圣母的矛盾，冲突越激烈，戏越有意思，人们就越爱看。
戏剧要有冲突，这是艺术规律。问题是毛泽东在这里恐怕不是要解决一个文艺理论的课题，多少是借艺术规律来指他理解的社会政治规律。
开会前，毛泽东让康生（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研究一下苏联文化教育方面的经验教训，康生给毛泽东搞了一个材料，从而使毛泽东关于中苏两国在文化上的错误程度有了一个颇为自信的比较，使他更觉得我们犯错误算不得什么。所以他在会上提出：
① 林默涵：《关心文艺事业，纠正“左”的错误》，载陈荒煤编《周恩来与文艺家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苏联文化教育方面的政策比我们“左”得多，时间长，斯大林犯的错误比我们厉害多了，据康生同志的材料说，苏联教育那时只有一门社会科学，一门自然，一门生产，数理化不讲，我们犯的错误不少，也没有取消这些。
说这些，显然是针对那些对纠“左”十分热心的人们。他把这些人说成是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是把我们的形势看得一片漆黑。接着，又说起了小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 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 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喜欢看，没有看过的可以一看。《红楼梦》就不同了，写得有点希望嘛。讲希望也是有阶级的。在会上， 他还批评有人专门看美国电影、香港电影，津津有味，场场满座，说要休息， 就一定要看美国电影、香港电影？
《西厢记》与矛盾冲突，《官场现形记》、《金瓶梅》与只暴露黑暗，
《红楼梦》与写希望，我们的错误同苏联的错误的比较⋯⋯毛泽东说这些， 当然不是为了评论他所关注的古典文学作品，甚至也不是借此来说当前的文艺界现状，而是批评不注重现实社会中的矛盾的倾向，批评看重大跃进以来的形势中“左”的一面的倾向，批评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的倾向。古典文学只不过是他惯用的语言素材罢了。如果他对现实的文学创作更熟悉一些的话，或许会举一些当代作家作品的。当然，也许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他不便拿当前的作品来说事。
但稍后几天，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到了当代作家过去的作品，即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要求在会上印一下，并说：在延安时丁玲就只看到黑暗， 同一件事，资产阶级看来就是黑暗，不是说现在把形势看成漆黑一团的人同丁玲一样，但至少观点是相同的。
丁玲也是倒霉，每遇到政治文化风波，她的这篇旧作都可能成为现实运动的“反面教材”。也不知为什么，1957 年以后，毛泽东常常把丁玲举为文化人中的反面典型。也许是因为她此前影响甚大，是少数几位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家之一，也许因为在延安的时候，他对丁玲信任有加，交往甚多， 从而生出“恨铁不成钢”的失望和感慨。
正是在 9 月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后来的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便始于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在这个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 1957 年反右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这个观点为党在这个问题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作了理论准备，而对文化艺术上的“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的影响更是来得直接一些和快一些。
也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到了一部现实作品，而且是一部没有公开出版的作品，即如今人们都知道的长篇小说《刘志丹》。
《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是刘志丹的弟媳。她从 1956 年就开始着手写
作此书，于 1962 年写出小说的第五稿后、工人出版社印出样书，送请有关领导和中宣部审查，与此同时，《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开始连载该书的部分章节。
党的历史上向来有一个“西北问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的内部刘志丹、高岗、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阎红彦也是陕北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看了《刘志丹》
送审样书后，认为小说涉及西北革命历史问题，“很多原则性问题与历史不符”，不赞成出版。他一面向全总和团中央建议停止刊载，一面向中央负责文教工作的康生反映。康生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停止发表《刘志丹》，并于 8 月 24 日写信给中办主任杨尚昆，要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件事。康生当时并没有看过这部小说，却在信中断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小说的性质就这样起了变化。
这个时候，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在北戴河开会，也正是毛泽东在会上讲阶级，讲矛盾，批评各种翻案风的时候。与会的康生自是有备而来，他的皮包里夹着一叠精心准备的有关《刘志丹》的材料。当 9 月 24 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他给毛泽东递了一个条子，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小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个条子，接着说：“要保卫我们的文化机关，⋯⋯现在不是刊物小说盛行吗？⋯⋯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 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八届十中全会后，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委员会”，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均被指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主持人和策划者，受牵连的人就更多了，由此成为一桩文字冤案。
谈起文艺和反党之间的联系，也许是偶然。但从毛泽东一贯的工作思路来看，常常把文化意识形态作为政治风雨的晴雨表，也是必然的。
八届十中全会后不几天，毛泽东会见了当时正处于战火中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派来的一个代表团。代表团里有一个叫青海的诗人。毛泽东问他： 你要写诗，就要写阶级斗争，写了没有？
青海：写反映农民斗争的较多，在城市呆的时间短。毛泽东：应该这么写。
青海：我们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那是向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做斗争的一次讲话。青海：后来又看了毛主席写的诗，有的已经译成越文。
毛泽东：我也是写阶级斗争。
从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整体风貌和思想倾向来看，说他的作品是写阶级斗争，未尝不可。可一向不愿把诗词解释得很坐实并深谙艺术创作规律的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后作出这样的解释，而且是第一次这样解释，就不是没有所指的了。从中也透露出，他晚年的文艺思路迈向了一个巨变的门槛。
当然，这时候他还只是对外宾如是说，还没有对整个文坛明确提出这样的要求。
可他这个时期的诗词创作，确确实实是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叫写阶级斗争，那时叫“反对修正主义”。
三十九 “打鬼”在冬季
60 年代前期，毛泽东集中写了不少反修诗词。
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就提了出来。这一重大的政治课题，立刻成为诗人毛泽东的灵感之源。
这时的中国，正是多事的年月。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仍历历在目。夏天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发起了反对彭德怀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但究竟应该怎样总结 1958 年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子，他心里还没有成算。于是，就四处讲要读书，读斯大林的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庐山会议上讲得更多。
会后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于当年 10 月底来到杭州，住进他多次住过的一个叫刘庄的别墅，稍后来了一个陪他读书的班子，包括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他们都是党内有名的“秀才”。在靠近西湖的净慈寺背后， 有一处南屏山，在树丛怪石、峻壁横坡掩映之下，有一些小楼。这里清幽宁静，是读书的好地方。每日下午三点左右，毛泽东便从刘庄乘车来到这里同“秀才”们一道读书讨论。先是让人一段一段地念，他在书上一段一段地批画，接着是他讲自己的心得体会，别人也偶尔插话。
余下的时间，便是办公、开会；再余下的时间，便是游览杭州一带的风景名胜了。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
在并不轻松的国事政事背景下，毛泽东的生活和工作似乎获得了暂时的宁静。
但他的心境却在一场艰苦的理论进军中显得波澜起伏。
和“秀才”们的谈话，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说的都是革命和建设的大问题大思路。有不少新观点，也有不少大忧虑。
有时候，他也谈文史。谈到《史记》、《三国志》、《红楼梦》里对经济问题的描写，谈屈原被放逐才写出《离骚》这样的好作品，也谈 20 年代末
30 年代前期上海文化界的斗争，以及鲁迅和创造社（如成仿吾、潘汉年、李初梨）之间的争论。说得更多的是鲁迅当年的心境，及其杂文的战斗方法。有点别致的，是说到《东周列国志》。那时他刚刚读完别人送给他的一
套《东周列国志》的连环画，又找来小说原作读了一遍。一个出乎意料的感受是：“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毛泽东后来解释过。1961 年 3 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
《东周列国志》基本上是正确的，按照《左传》编写的。为了一个目的，研究外国的颠覆活动，这是庐山会议之后，赫鲁晓夫搞颠覆活动，看他怎么个颠覆法。为此目的，我又看一遍《东周列国志》。那上边的颠覆活动可多了。
的确，毛泽东始终关注着外部世界对中国政治进程的反映。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中，他始终思考着中国的未来走势。从一本历史小说里看出“颠覆” 二字，无疑是这种心境的文人化透露。
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就是在杭州的日子里。
从 1957 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和平取胜战略”以后，当过国务卿
的杜勒斯特别起劲地宣传这个政策。于是，1959 年 11 月在杭州期间，毛泽东专门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国际局势。在开会之前，他要秘书林克找出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一些讲话，送给他看，看后同林克谈了对杜勒斯讲话内容的看法，并让林克把他的看法作为批注写在杜勒斯三篇讲话的前面。在会上，毛泽东提出：“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
看来，他说《东周列国志》写了大量“颠覆活动”，不是简单地指中国发生在几千年以前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事情。
外部敌人搞颠覆，他似乎并不怕。从 30 年代起就常常给人们讲《水浒传》里三打祝家庄和古希腊神话中的“木马计”这两个故事的毛泽东，最为警党的是被颠覆对象的内部结构是否稳定。在政治波澜中游弋一生，他始终坚信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真理。如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特别是中苏之间日益显露出来的分歧，诸如苏方不赞成“双百”方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攻击，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公然宣布中立，意识形态的论战，1959 年 5 月单方面撕毁双方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议⋯⋯，一个接一个的”友谊变奏曲”，似乎让毛泽东不得不格外忧心。
最让他不能容忍的是，苏联在这个时候摘了一些和美国套近乎的动作， 如赫鲁晓夫于 1959 年 9 月访问了美国，还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起到离华盛顿一百公里的总统别墅戴维营举行会谈。此后，赫鲁晓夫说苏美两国首脑坐在一起，表示人类历史进入了“新的转折点”。这年 12 月，美、英、法、西德四国首脑巴黎会议宣布，邀请赫鲁晓夫参加将于 196O 年 5 月在巴黎召开的美、英、法、苏四国首脑会议，赫鲁晓夫表示接受这一邀请。
对待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采取对抗还是缓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两个大国之间发生了根本分歧。当时，中国的《红旗》杂志对赫鲁晓夫赴美和谈，发表了批评性的评论，《北京周报》评论说这是“认识不清楚帝国主义的本质，对帝国主义抱着这样那样的幻想”。而赫鲁晓夫在 10 月 31 日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则批评中国对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态度，并提到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对待西方问题上的分歧，言下之意，中国有些像当年的托洛茨基。
凡此种种，都使毛泽东产生一种感觉：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果然起了奇效，盛极一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突然间走向了一个叉路口。能不能用崇高的理想把握中国的命运，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在他看来不啻是一场生死攸关的选择。
这种选择，表现在文化思想运动上面，就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而他个人化的行为，就是写诗。
起先，他写的反修作品，大多冠以《读报诗》。最早的两首，便是在杭州召开小型的国际形势讨论会前后，于 11 月和 12 月间写的：
反苏忆昔闹群蛙，今日欣看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遍找全球侵略者，仅余此地一孤家。
托洛斯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列宁竟撇头颅后，叶督该拘大鹫峰。敢向邻居试膛臂，只缘自己是狂蜂。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惜神州出蠢虫。
毛泽东径直以牙还牙把赫鲁晓夫比作托洛茨基，还以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的“不和不战不守”的策略来比喻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的尴尬处境，即：既不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怕得罪帝国主义（不战），又不愿真心维护世界和平，而企图利用手中的核武器为筹码，同美国讨价还价，争夺霸权（不和）。对诗中词句，不必多解、主题是鲜明的，即上面说的那些背景和中苏间的争论。明显是政治大于艺术，思想大于形象， 论战大于意境，多少透露出他晚年的诗风情急意粗的转变信息。毛泽东称它们为“读报诗”，看来也是即兴为之，自知是以诗议政、以诗论战，艺术上虽不乏幽默诙谐，但总体上他自己未必觉得满意，所以生前始终没有拿出来发表。
不过，为了配合人们理解国际局势，毛泽东在小范围里让人传看过这几首诗。在他当时的机要秘书罗光禄手里，还保存着 1959 年 12 月写的两张便条：
罗秘书：
诗一首，今日上午送交到会各同志，每人一张。何伟、浦寿昌及军委来的那个同志（忘其名），也各这一张。共送二十一张。
另送江青一张。
毛泽东
三十日早晨
罗光禄同志：
两首诗，每首各五份，请于今日分送陈、田、胡、邓、林克五同志，为盼！
毛泽东
三十一日早
两天之内，分送给与会者和身边的秘书们的到底是哪三首诗，笔者和一个摄制组于 1996 年 6 月采访罗光禄时，他说记不起来了。根据推测，只可能
是这年底写的几首《读报诗》。因为在 1959 年夏天写的《到韶山》、《登庐
山》两首，在 9 月间毛泽东就送给一些人了，其中就包括 12 月 31 日那张便条中提到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他不会再郑重分送的。在此期间，毛泽东也别无他作。而这次杭州小型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国际局势的，与这两首《读报诗》的主题完全一致。看来，他又一次以文人的方式来策划着国际战略大局。
话说 196O 年 5 月 1 日，就在赫鲁晓夫准备赴巴黎参加四国首脑会议的时候，美国 U—2 型高空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被苏军击落下来。这一事件，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更使真心要改善苏联和西方关系的赫鲁晓夫又尴尬又愤怒。5 月 16 日，四国首脑在巴黎爱丽舍宫刚一会面，据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白宫岁月》里叙述：“担任主席的戴高乐总统还没有正式宣布开会，赫鲁晓夫就脸红脖子粗地站起来，大声要求给他发言权”，他“按预
先准备好的稿子发出了长时间的恶骂”。赫鲁晓大要求美国总统严办应该对“U—2 事件”负责的人，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否则，他将退出这次高级会谈，并撤消去年发出的对艾森豪威尔访苏的邀请。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赫鲁晓夫的要求，巴黎会议就此宣告流产，美苏关系重趋紧张。
美苏间的蜜月如此短暂，很像毛泽东改鲁迅诗句说的：“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
“u—2 事件”这一新闻素材，再次引发毛泽东的诗情。1960 年 6 月，他又写了一首《读报诗》：
托洛斯基返故居，不和不战欲何如。青空飘落能言鸟，黑海翻腾愤怒鱼。爱丽舍宫唇发紫，戴维营里面施朱。新闻多多寻常出，独有今年出得殊。
依然是讽刺赫鲁晓夫的“不和不战”政策，特别指出了这一政策在实际进程中转瞬即逝的命运。对毛泽东来说，仿佛有一种预言得到证实的畅快和更加不屑一顾的嘲讽。诗中的“青空飘落能言鸟，黑海翻腾愤怒鱼”两句， 倒是很形象刻画了“U—2 事件”，“能言鸟”说的是美军侦察机和驾驶员， “愤怒鱼”说的是苏联的黑海舰队，有根强的政治讽喻，如果直白议论，反倒不好说了。通观全篇，有佳句，却说不上是佳诗。“爱丽舍宫唇发紫，戴维营里面施朱”两句，明显刻画赫鲁晓夫先后在美国戴维营和法国爱丽舍宫的不同境遇和神态，就难免直露坐实。
毛泽东写的《读报诗》，常常是如此风格。他生前不愿正式公开这些诗作，无疑与情露意粗的不足有关。事实上作为大国和大党领袖，把这些诗人辞色宣示于人，也未必适宜。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和外宾谈话时，他相当注意政治分寸。他对 U—2 事件的公开评价是：“苏联人做得很正确。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①
就在毛泽东写这些反修诗的时候，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 正忙着组织人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
这本书是毛泽东提出要编的。
从 1959 年春开始，毛泽东就在各种会议上大讲不怕鬼的故事。有文献记
载的最早的一次，是 1959 年 4 月 15 日这天的最高国务会议。事情是从 1958 年我们炮击金门后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反应引起的。他先是绘声绘色他讲了《聊斋志异》里的一个故事，说有个书生晚上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伸进舌头来。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个大花脸，然后也把舌头伸出去。两个人就这么对峙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后那个鬼只好悻悻地走掉了。讲完，毛泽东总结：《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 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它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什么威胁都
① 毛泽东 1960 年 5 月 14 日接见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的谈话，载 1960 年 5 月 15 日《人民日报》。
不怕，所以炮击金门、马祖。
此后，接见外宾的时候，他常常讲这个“狂生夜坐”的故事，提出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亚、非、拉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各国反动派。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这年 5 月 6 日还对外宾讲起：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 就没有鬼了。
看来，讲鬼是针对国际背景，特别是苏联方面怕“鬼”而竭力同美国缓和关系的情况。他在《读报诗》里说“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 显然便是以凶神恶煞的“鬼”来比喻各种持反华论调的人。提倡不怕鬼，也自然是他应战的一种心态。他说到做到，便让自己的秘书，同时也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胡乔木找了何其芳，让他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
何其芳编完这本书后，请毛泽东写个序言。毛泽东让他先起草了一个， 1961 年 1 月又两次约见何其芳，谈序言的起草和修改问题，还动笔在初稿上改写和加写了一些段落。其中以何其芳的口吻精心加写的最后一段，几乎成了一个政治宣言：
这本书从 1959 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搞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1960 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该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次中央全会于 1961 年 1 月作出了拥护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决议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1961 年 1 月 23 日约见何其芳时，毛泽东说：“你写的序言我加了一段，和现在形势联系起来了。你的这篇序文本来政治性就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的。”随后把他加写的那一段念给在座的人听，又让大家传看。此外，毛泽东对原稿还有两处修改，被何其芳称为是神来之笔。一处是：“难道我们越怕‘鬼’，‘鬼’ 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吗？”一处是：“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编选这样一本书，毛泽东一开始就是把它当作同进行政治斗争有关联的事来运作的。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思路根据形势的变化，已经从“不怕鬼” 发展到“打鬼”，所打之“鬼”，也从反对和批判国际修正主义和反华势力， 发展到他所看出的国内的修正主义了。
序言改定后，毛泽东让何其芳在付印之前，把稿子清样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周扬、郭沫若 5 人看看，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意见，并叮
嘱：“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 又说：“此书能在 2 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
他不光希望这本书在国内发挥作用，还希望通过这本书，把他的不怕鬼进而打鬼的思想传到国外。1962 年 1 月上旬，他在会见日本来访的一个代表团时，高兴地说：日本人民大胆起来了，不怕鬼了，就是说，不怕美帝国主义这个鬼了，不怕岸信介这个鬼了，不怕池田这个鬼了，日本人民的斗争信心加强了。接着他告诉来宾，说我们出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还问陪见的廖承志，有没有日文本的，如果有，就送他们每人一本。
几天后，他又告诉来访的一个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斗争是有困难的。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天是塌不下来的。过去河南有一个小国叫杞国，那里的人怕天塌下来，就是杞人忧天，不该怕的他也怕。
我们出过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有英文版，有
法文版，你们见过吗？如找到英文、法文的，可以送你们。这是第一本这样的故事的书，很有意思⋯⋯。
毛泽东当时绝不是无缘无故地向外宾说起打鬼，乃至“推销”《不怕鬼的故事》。在一个月前，即 1961 年的 11 月和 12 月间，他刚刚写就两首反修之作。而第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主题就是赞美孙悟空义无反顾的“打鬼”精神：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妇孺皆知的故事。浙江省绍剧团把它改编为戏曲，于 1961 年 10 月进京演出。上旬，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过这台戏，几次鼓掌以示赞赏。中旬，郭沫若在民族文化宫看了这出戏后，剧团请他提意见。他便写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给剧团：“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浙江绍剧团编演此戏，未必有什么现实方面的深意。可对关注政治特别是身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背景，并了解中苏论战情况的高层人士（包括郭沫若）来说，其观感就不能不“联系实际”了。这大概也是艺术的欣赏规律使然吧。所以郭沫若诗中便有了一些反修的味道。但其诗作的主题和批判的重点，是人妖不分、善恶不辨的唐僧。的确，搞得内部不和，让妖怪屡屡得手的根本原因，就是唐僧几乎是执迷不悟的“愚顿”所致，这是很让人生气的一个角色。
诗成后，可能是郭沫若把它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便作上面这首诗来唱和。
对这样的题材，这样的思绪，毛泽东当然有兴趣唱和。一则他也观看过
《三打白骨精》这出戏；一则《西游记》是他一向爱看的作品，特别是对小说中孙悟空这个形象，他不是一般的喜欢，而且说得上是颇有分析。譬如， 在一本光绪年间印制的《绘图增像西游记》写到三打白骨精后，孙悟空被逐回花果山，毛泽东批注说：唐僧平时教导孙悟空“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是“乡愿思想也”，而“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
毛泽东上面关于孙悟空和唐僧的善恶观的比较，已分明表达了他对这两个形象的看法：唐僧是以善求善，结果是不得要领，常常是善恶不分。孙悟空则以除恶行善，结果是善恶分明，大得其效。不过，唐僧毕竟还是一心向善之人，只是方法上有错误。于是，毛泽东在和诗中不同意郭沫若对唐僧的“千刀当剐”般的激愤之辞，而认为“僧是愚氓犹可训”。这无疑属于政治家的理性胸襟了。
在和诗中，毛泽东超出郭沫若原诗的要旨，还是“今日欢呼孙大圣”的急迫心情，这无疑是从现实反修角度立论的。在他看来，当修正主义卷土重来（“只缘妖雾又重来”），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特别需要孙大圣这样的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并勇于战斗的人出来“打鬼”。
一个多月以后，郭沫若就在广州读到了毛泽东的和诗，认为是“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看法”，当天即步毛泽东原韵，再和了一首，其中有“僧受折磨知悔恨”一句，内容重点也放在了最后两句：“金睛火眼无容赧，哪怕妖精亿度来。”他把这首和诗寄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在给康生的信中叮嘱：“请告郭沫若同志，和诗好，不要‘千刀万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看来，哪怕是写诗，因为牵涉反修这一重大的现实政治主题，在一贯强调团结大多数、搞好统一战线的政治家的思绪里，也多少要有理性的策略考虑——团结中间派。
1961 年 11 月写《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同时还构思着另一首作品。
其时，他在南方。这里虽然还不那样冷，但毕竟是冬天了。在北方，无疑正是天寒地冻、雪花飞舞的时节。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国际共运的气候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冬天，最能傲霜斗雪的，最能见出气节的，从而显得最美丽的，是什么呢？人们不难想起梅花。
11 月 6 日一大早，可能是在搜索记忆中的咏梅佳作，几个小时之内，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连写了三个便条，一心要弄清明代诗人高启写的咏梅花的一首诗。早晨六时，请田家英替他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八时半， 又写信说：“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不久，又写信说：“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稍后就查清楚了，该诗为明代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全诗为：“琼姿只合在瑶台，准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这天，
毛泽东用草书写下全诗，在右起，写了几个大大的字：“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这个评价此前似乎没有过，由此可以想见他当时读这首诗时的兴奋心态。他为什么会把这首诗记成是林速写的呢？略知文学史的人都了解，宋代诗人林逋是以喜好梅花出名的，并有“梅妻鹤子”之称，如今在西湖边上还有一处林逋当年住过的放鹤亭，毛泽东在杭州时也曾去观览过。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乃千古名句，高启诗中便有类似意境。
不知毛泽东找这首诗出于什么考虑，是一时兴起，还是想从古人咏梅之作里参悟点什么，或许还是想把一些好的意境化入自己正在构思的新作之中？且不管这些，反正他这期间又读了陆游的《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主，只有香如故。”
正是陆游这首展示孤高寂寞情怀的词，使毛泽东找到了创作契机，决定“反其意而用之”，于 12 月间写出《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同陆游原作相比，梅花在毛泽东笔下仍有孤高的气节，但少了寂寞寡欢， 增添了活泼明朗；少了苦闷压抑，增添了挺立进取；少了对现实的拘泥，多了对未来的自信。而这一切，所要表达的，显然是毛泽东对国际共运中坚持原则的力量的赞美。词中那枝悬于百丈冰崖而独“俏”的梅花，那个身处严寒却心系阳春的“她”，是毛泽东在传统诗词中升华出来的很有特点的艺术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比喻。
这无疑是一首鼓劲之作，而在 1961 年，无论是对国内形势的看法，还是
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毛泽东认为都是需要鼓劲的。这首词刚一完成，在他 68
岁生日的第二天，即 12 月 27 日，就把它作为文件批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们阅看。还特意把陆游原词附在后面，写了这样一个说明：“作者北伐主张失败，皇帝不信任他，卖国分子打击他，自己陷于孤立，感到苍凉寂寞，因作此词。”
半个月后，又写信给康生：
近作咏梅词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作，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罢了。
在有待考证的情况下，也要“望文生义”，发挥出陆游在政见孤立时的苍凉寂寞之情，当然是为了反衬毛泽东在自己作品中张扬的豪情。
毛泽东写反修诗，始于 1959 年冬天。也怪，此后几年，他的反修之作几乎都是在冬天写的。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在他的心灵空间仿佛有一种特殊的化合效应。在完成《卜算子·咏梅》后的第二年冬天，他又来了诗情，又写
了两首反修诗。
1962 年 12 月 26 日他生日这天，写的是《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这首作品再次证实，用冬天的景象来比喻国际共运所面临的严重局势， 肯定在毛泽东的创作思维中形成了一种定势。二者之间在他的胸湖上俨然有一座桥梁，一点就通；在他的心曲中藏伏着一根共振的丝弦，一拨就响。这首《冬云》的意境，无疑是他一年前的《卜算子·咏梅》的延续和发挥。一个是冰悬危崖，一个是万花纷谢；一个是梅花“俏”于冰，一个是梅花“喜” 于雪；一个是飞雪迎春到，一个是于滚滚寒流中吹出微微暖气。有人说一个是“红梅赞”，一个是“豪杰颂”，倒也说得过去。
这年冬天，诗人郭沫若也来了诗情，也是写国际形势的。不过他的着眼点更直接一些，直接到把国际斗争，把对领袖的歌颂喊了出来。其词为《满江红·领袖颂——1963 年元旦抒怀》：“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烁？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主题浅白明了：团结战斗，不怕攻击，甚至让刚出齐不久的四卷《毛泽东选集》也入了词。
《光明日报》“东风”副刊于 1963 年元旦这天把这首词登了出来。远在
杭州的毛泽东很快读到了它。要说他读后的共鸣，从他 1 月 9 日便写和词这一点上，就可让人领略入微了。其和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为：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故。
但他不认为此词已经成熟。显然，以“革命精神”和“工农踊跃”入词，
过于浅白空泛。经过修改，“欲学鲲鹏无大翼”改成了“蚂蚁缘槐夸大国”， 把下片结尾前两句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写这首词时，毛泽东又是住在杭州西湖侧畔的汪庄。改后当天，他就分别书赠给在杭州养病的周恩来以及上海市委负责人魏文伯各一帖。这年 3 月
20 日，还打算让《诗刊》公开发表。为此，他要秘书林克给《诗刊》主编写了这样一封信：
克家同志：主席嘱将他这首《满江红》词送诗刊发表。词内用了三个典即：‘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请诗刊作注后，再送主席阅。主席词发表时，请附郭老原词。
不知为什么，该词并没有在《诗刊》上先发表，而是等到年底出版《毛主席诗词》时才公布。不过，他当时一度想要公开发表的原因并不难猜测， 大致如 1959 年 9 月一度打算发表《到韶山》和《登庐山》一样，有着政治上的考虑。
这首《满江红》，上阕嘲笑他心目中的反动势力的攻击，大致是承袭郭沫若原词下阕的意思，把郭沫若的“桀犬吠尧”发展为“苍蝇碰壁”和“蚍蜉撼树”。这种自信，似乎大大跨越了战争年代说的”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更显超迈。可一味超迈，未必铸成好诗。这首和词的下阕，所承袭和发展的，是作者一贯提倡的“打鬼”心意，只不过把“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换成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有新意的是，他的这个愿望，在这首词里表现得更为急迫了，“一万年”的拖沓， “从来急”的道理，“光阴迫”的现实，促使他发出“只争朝夕”的号召。这一点，多少显出他进入七十岁后，在（60）年代中期勃发出来的特殊
心境了。
总括毛泽东从 1959 年到 1963 年几度冬季间写的近十来首反修诗词，大致可概括出这样四个方面的内容特点：
一是实写国际时事，语多幽默；
一是嘲笑论战对手的攻击，语多夸张；
一是抒雪压冬云之下的挺立情怀，语多严峻；
一是“打鬼”降妖、澄清玉宇的呐喊和展望，语多豪迈。这些，大多和越来越激烈的中苏论战的背景有关。
毛泽东从来不讳言他写的是反修之作。其所有反修诗词的形象意境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他写《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那年冬天在周扬的一篇文章中加写的那段话：“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起初好像孤立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最终总会要胜利”。①
人们把握和感知历史行进的轨迹，总是采取简化原则。在历史发展某一段路上，人们满怀信心和热情，乃至付出心血和生命做的事情，交错着成千上万条线头，但后来者能够和愿意记住的却不多，被认为是应该去做的有大价值和大功劳的事情，就更少了。于是人们常常感慨，历史的内在逻辑总是表现出无情的淡漠，同时，也体现出它的公正和客观。是啊，如果我们不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淡忘和反思，将会背上怎样的包袱，那样的话，人类还能迈得开脚吗？这个道理，毛泽东生前也讲过。他举孔夫子为例，说如果他还活到现在，该有两千多岁了，来参加我们党的会议，那该是怎样一种情景呢？至于当时的中苏关系及国际共运的是是非非，有关决议已有定论，这就
是邓小平 1989 年 5 月会见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说的一段话： “从 1957 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 6O 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
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
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且说，在写《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这年的 12 月 16 日，又是一个冬天的日子，从秋收起义就跟随毛泽东的罗荣桓元帅逝世了。罗帅长期负责军队的政治工作，以稳重、厚道，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著称。此后几天，毛泽东讲话很少，像若有所思。据护士长吴旭君回忆：12 月下半月的一天，毛泽东让她拿来他的诗稿卷宗——
取出了一首七律，叫我读给他听。⋯⋯当读到“国有疑难可问谁？”这句时，我说： “主席，你这么谦虚！”主席说：“为人还是谦虚点好。”我又问主席：“是谁能使阁下这般钦佩？”主席从我手中接过诗稿，在手稿上半截空白的地方写了个题目——“吊罗荣桓同志”。这时我才明白。①这就是毛泽东于 1963 年 12 月在罗荣桓元帅逝世
后写《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经过。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诗中的最后两句：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固然说明毛泽东在心里对罗荣桓倚重之深切，但是不是也多少反映出他对“疑难”不少的“国事”的忧虑心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