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毛泽东

第一部 书生意气

一 没有“韶系”的山冲

叙述名人或伟人的身世，总想在他的少年时代找出些出众不凡的迹象。这是很难摆脱的困惑，也是约定俗成的错误。想来，有时也还是可以体谅的。

后来成为诗文大家的毛泽东，在 1893 年 12 月 26 日那个寒冷的冬夜，赤条条来到世上的第一声啼哭，肯定不是诗歌，不是咏唱。不过，忽然有一天， 拖着长辫的父亲或挂着少妇特有的幸福面容的母亲，抱着毛泽东第一次走出上屋场那被当地人称为“一担柴”的家门口时，越过坪坝下面的一方池塘， 他看到的却是一脉诗乐之山——韶山。

说起韶山的来历，还真有点不凡。就在毛泽东出生那一年，已经 60 岁的湘潭同乡，好言帝王之术的清末湖湘诗派领袖王闿运，正在主持编撰《湘潭县志》。里面说，远古时代，勤政爱民的虞舜，带着侍臣，从北方一路南下巡幸，途经现在湖南湘潭和湘乡交界的山峰时，被这里的青山绿水吸引住了， 便让侍从们建起南巡的行宫。歇息休整之际，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还奏起远古时最美的流行乐曲——“韶乐”，引得凤凰翩翩而至，嘤嘤和鸣。不久， 虞舜南去了。一个美好的名字则留在了这里——韶山、韶峰。

“韶乐”到底是怎样的好听，今人是没有耳福了。只知道孔子是听过的， 而且听后三个月不知道他喜欢吃的干腊肉是什么味道。

钟灵毓秀的韶山终归没有留住虞舜的脚步和动人的音 3 乐。郁郁葱葱的韶峰和镣绕的白云相伴了几千年。

1993 年，在毛泽东出生一百周年的时候，绿荫掩映的韶峰半腰，一片占地二十五亩，用花岗岩精心雕刻的毛泽东诗词碑林长了出来。一条蜿蜒小道伸进这灌木丛生的山坡，正是他小时候经常放牛或玩耍的地方。

那时的乡村少年毛泽东，断不会想到这片树林会变成他的诗林。

毛泽东的家庭，看不出有什么书香气息。父亲毛贻昌，年轻时在外面当过几年兵，攒了点银饷，回来后一心想发家，先是买了几亩田来耕作，后来就把兴趣转向贩牛和谷米生意上去了。日子果然渐渐好过起来。母亲文七妹， 娘家和韶山相隔只十几里路，在湘乡县唐家坨。她一生没有大名，以排行相称，所以叫七妹，看来也是缺文短墨的旧世女人。不过文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靠每天省下一顿晚饭之类，让日子过得也还富裕，以致嫌唐家坨这个地名太土，改成了棠佳阁。

毛泽东童年大部分时间在“棠佳阁”外祖父家度过。乘便也在文氏家塾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旁听。成日里和众多的表兄弟们玩耍，又备受大人的呵护， 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是很合儿童天性发展的，想来也为其他乡村孩子羡慕。据说，1901 年满八岁那年，他在外婆家过年时，碰上耍狮子的，受到群体娱乐氛围的感染，禁不住说了几句顺口溜：“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酒放热气烧，肉放烂些煮。”几句家常的“口头文学”，倒也道出乡村少儿在年节时的欢乐心态。

少年毛泽东注定要走他那种家境的孩子通常要走的成长之路。1902 年春，父亲毛贻昌觉得他应该学点东西了，便接他回韶山正式发蒙。毛泽东先后就读于韶山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并湾里几处私塾。先是读

《三字经》、《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蒙学普及读物，然后是《论语》、

《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礼记》等“四书五经”。稍

后还点读过《左传》，书法临摹，倒也认真。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他小时候圈读过的《诗经》和《论语》。

其实，科举这时已经被废除了，先进知识分子大多如鲁迅当时所说，“别求新声于异邦”。在私塾里读四书五经，却仍是毛泽东唯一的选择。他后来说，对这些书，当时“背得，可是不懂”。①不懂，自然也是要相信孔夫子的权威，尽管这个年龄的孩子对经书很难有特别亲近的感觉，甚至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心理。

如果说启蒙训练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学会了对对子，而且对得还不错。一次他和小伙伴们私自下池塘洗澡，先生发现后自是一番训责，还试图用对子来难为一下。先生出上联”修身”，毛泽东对以“濯足”。如此工整， 先生倒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据说，1906 年在井湾里私塾，他还正而八经地作过这样的诗句：“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这个很有点含义的“作品”，有多大可信性， 还很难说。时下一些毛泽东诗词全编一类的书中也把它收了进去。

和对待“经书”的态度正好相反，在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后，毛泽东的主要兴趣是看中国古代小说。特别爱读《精忠传》、《水浒传》、《西游记》、

《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这类历史演义和神话传奇，并常和小伙伴乃至村里好古的老人们互讲述。他当时引以为自豪的是，这方面的故事，他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这种选择，对喜好幻想的乡村少年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那些故事曲折、形象生动的演义和魔幻作品，能把他们带向自己的天性所需要的空间里去。毛泽东也有他特别的地方。他后来说自己当时特别喜欢“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这种偏好，一直到十七岁离开韶山到湘乡东山新式小学堂读书时，也还溢于言表。他在这所学校的同学，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萧三，30 年代在苏联写的第一篇关于毛泽东的传记中，曾这样记述：

我们常在一起交谈读书心得。毛泽东同我们大家一样，不喜欢孔夫子。他背着父亲和教师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像《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岳传》、《说唐》等。他给我讲这些书的内容。我也知道一些毛泽东没有读过的小说。我同样乐于把它们讲给自己的新朋友听。毛泽东听完后对我说：“这些书都不错，可是我还是最喜欢读那些描写起义、造反的书。”①可是，父亲可不愿意他沉湎于想入非非的世界。

家里需要劳力，十四岁的毛泽东长得高高大大。他停学回家了。白天在田间干活，晚上替做猪牛和谷米生意的父亲记账。父亲还为他娶了一个大他六岁的罗姓女子为妻。

但无论是辍学，还是娶妻，毛泽东都默言以抗。他仍设法读书，痴情地在自己的世界漫游，并按自己的方式去理解：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

小说的内容。我发觉它们全部都颂扬武人，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 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① 毛泽东 1964 年 8 月 18 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这是近 30 年后毛泽东对到陕北保安采访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的话，大概也算是毛泽东最早的“文学批评”活动了，尽管他当时的体会未必有后来那样理性。知道他从旧小说里读出了社会的不平，也就知道他为什么喜欢造反的故事了。《水浒传》里汇聚梁山的各路人物，自然成了他心目中的英雄。

说来也巧，书上的故事，竞在他的家乡重演过。

韶山附近曾发生一起哥老会扯旗造反的事，领头的叫彭铁匠。他们在一个叫浏山的山头上安营扎寨，对付围剿的官兵。起义最终失败了。彭铁匠那被高高挂起的带血头颅，给毛泽东强烈的刺激。这位少年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被官军说成是土匪的人或许就是英雄侠士。

就在毛泽东于私塾里读“子曰”、“诗云”的时候，省城长沙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饥民暴动，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者的鲜血洒满浏阳门外的识字岭（20 年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就在这同一个地方就义）。消息传来， 毛泽东和同学们都很激愤，议论了好几天。他觉得那些造反的人都是善良的百姓，只是走投无路才暴动的，“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这大概是个不应该忽略的伏笔。《水浒传》描写的遥远的梁山、眼前这洒下暴动者鲜血的浏山和识字岭，似乎在他的心脉里绵延起伏，后来竟通向了井冈山。

不过，当时萦绕少年毛泽东脑际的，不是山，而是书。他常对同伴们说： “我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要写书，总得先要读书。可父亲却打算把他送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毛泽东自然不甘心。他已经有了主见，先后请来一大帮亲戚，终于说服了父亲。1910 年秋天，他如愿以偿，以母亲娘家湘乡籍人的身份，考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

除了到外婆家，十七岁的毛泽东还从来没有离开过韶山呢。现在就要走向外面的世界了，在这人生的转折时刻，他的激动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临行前，他改写了曾经读到过的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后来曾在《新青年》第 1 卷第 5 期上刊载（与毛泽东写的只有两个字不同），署名西乡隆盛。近年有人考证，说是一位年长西乡隆盛十岁的日本僧人月性所作。不知毛泽东当时是通过什么渠道读到的。他借以言志， 一种再也不愿囿于乡关文化氛围，决意出外闯荡探索的急迫心情，活脱脱地蹦了出来。

湘乡曾出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叫曾国藩。就在离东山小学堂不远的东台山脚下的东皋书院，门前还留有曾国藩题写的一幅对联：

涟水湘水俱有情，其秀气必钟英哲。圣贤豪杰都无种，在儒生自识指归。

赞美钟灵毓秀的人文环境，立意却在劝读书人“自识指归”这四个字。

初到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毛泽东所怀的或许正是这种心境，对这副对联想来也不会陌生。

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是一所新式学校。毛泽东在这里接受了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思想。他从表哥文运昌那里借来一套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的合订本，尽管这是三年前就已经停办的刊物，但还是着迷一般读了又读，还在上面作了一些批注，有的文章甚至可以背出来。他后来说自己当时十分“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李彩琢

他崇拜的、首先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同时与笔锋常带感情、风靡一世的“康梁”文体也不无关系。作为改良派政治家，为了更通达地宣传自己的思想，梁启超提倡半文半白的文词解放，无意中竟形成了一种让许多人竟相模仿的“新文体”。

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个。在东山小学堂，他政治思想的启蒙和写作文风的训练似乎是同步的。教师在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要出一个题目让学生做作文，毛泽东着意师法康、梁笔体，写的《宋襄公论》、《救国图存论》，颇得好评。国文教员谭咏春为其《宋襄公论》破例打了 105 分，批道：“视此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字，似黄河之水，一泄千里”。可惜，这些作文至今还没有被发现。

从他稍后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倒也大致看出些梁氏笔意。文章借《史记》所载秦孝公时商鞅变法，为取信于民， 悬赏五十金让人把一根三丈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的故事，抒发对中国落后根源的看法。一起笔，便破题三叹：“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一下子就造出明快晓畅之势。结尾又说：“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这是目前发现的毛泽东留下手迹的第一篇文章。其议论·让国文教员赞赏不己，写了多处评语，说其“落墨大方，恰似报笔”，“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有功于社会文字”，“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自不免是老师对学生特有的勉励之词，确也多少反映出毛泽东当时的为文气质。这种训练和追求，为他在”五四”时期写出一系列精悍的报刊文章，无疑有明显的影响。

毛泽东开始注意中国以外的事情。东山高等小学堂除教经书外，还讲新学。他从同学萧子暲（字植蕃）即后来的著名诗人萧三那里借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被书中所描写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迹感染，认为中国也应该出一些这样的人物。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只读了半年，就来到了省会长沙。先后在两所学校读书，又当了半年兵，还自修了半年，看了大量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书籍以及古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

几番徘徊，一晃就二十岁了。二十岁这年，他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二 师范生的古文之恋

1913 年春考进第四师范一年后，该校并入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

班，一直到 1918 年暑期毕业。

毕业的前一年，与孙中山、黄兴交往甚密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到长沙参加黄兴的葬礼。毛泽东和同学萧子暲，为了拜见他，写了一封信。

他们这样介绍自己：“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对师范生毛泽东来说，这个表白，却也实在。

湖南一师坐落在长沙城南门外，背靠妙高峰，面对着由南往北的湘江水流，左边是粤汉铁路，右边是长沙城，湘江对岸是有名的岳麓山。这所学校创建于 1903 年，始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城南书院， 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仅一江之隔。当时的湖南一师人才济济，旧学与新学相并而行，培养出许多新式青年。毛泽东在这里接受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的系统的学校教育，打下他一生获益匪浅的文史功底。

有广泛阅历的毛泽东一头扎入了书本。一师课程很多，他最喜欢的是文学、史地和哲学，对于枯燥的数学之类，却不甚经意，乃至有不及格之事。他那饱浸人文润泽的心田，似乎从这时起，就有意地开渠引水，选择源头了。

刚进一师的时候，他还不觉得文学有多大用处。在西学东渐、师夷之技的时流中，学子们多重实业技术，倒也必然。不过，毛泽东似乎很快就醒悟到轻文的想法不大对头。于是在 1915 年 6 月给朋友的信中坦言：“梁（启超）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源，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又羡慕地讲：“读君诗，调高意厚，非我所能。”

视文学为“百学之源”，推重之心，无以复加。那时的学子们心中的“文学”，自然是指古典诗文词章。首先要接触的，便是《昭明文选》。毛泽东后来说过：《资治通鉴》、《昭明文选》、《红楼梦》就是在一师学的。① 许多篇章，他都可以背诵。

据毛泽东当时的好友罗章龙在回忆录《椿园载记》中说，1917 年，毛泽东游览南岳衡山，登上了祝融峰。在下山归途中，给罗章龙写了封信，记述景观名胜的见闻，第一句话就是“诚大山也”，接着对南岳的风光描绘了一番，陈述古今文人学士笔下对南岳的描绘，还提到韩愈写的宿南岳庙的诗。文风与木玄虚的《海赋》格调相仿。《海赋》便收存于《昭明文选》之中。罗章龙说，毛泽东同时还寄来自己写南岳庙的诗。可惜这些作品后来都佚失了。

青年毛泽东有个习惯，常以写信的方式给朋友寄诗寄文。一次，他从长沙回韶山探望重病的母亲，为乱兵所阻，夜宿银田寺一个朋友家中。夜晚在灯下特意给萧子升写信，告以散兵扰乱群众世态情形：“近城之处，驻有桂军，招摇道途，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道，逻卒熟视不敢问。⋯⋯ 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细询其人，殊觉可怜”。接着描绘所见自然景观：“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很明显，这不单是通告音讯的书信，而是当作散文来遣词造句的，其典雅华丽的文笔，确也见出不薄的古文造诣。

① 毛泽东 1964 年 9 月 7 日同湖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

青年时代熟读的《昭明文选》，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不少大赋的词句，后来常常成为他的语言素材。在延安，为陕北公学的毕业生送别时，便颇为欣赏地说：南朝梁代的文学家有个叫江淹的，做了很多好文章， 有一篇叫《别赋》，里面有很好的话，最为人们熟记的是：“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多么伤心流泪，很好的话。我们今天可以改一下，叫做：“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这篇《别赋》，就收在《昭明文选》卷十六里。

《昭明文选》里收有西汉辞赋家枚乘的《七发》。1959 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它印发给与会者时，曾写了一篇长文介绍。其中说：“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所谓“少时读过”，就是在一师时读的。他还说：“《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

（原）、宋（玉）、贾（谊）、枚（乘）唱反调，索然无味了。”看来，他晚年读《昭明文选》，俨然细致到把书中相关诸篇置于源流起伏的文史长河中来梳理、选择和评判。

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要过《昭明文选》来读。他批注过的版本，现存的就有三种。在一本李善注解本的封面上，他还写了“好文宜读”四个大字， 里面作了不少圈画。在他生前，卧室里有用大字排印的江淹的《别赋》、《恨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庾信的《枯树赋》，封面上都有红铅笔画的大圈。这是他晚年因有眼疾，看书不便、特意嘱咐印制的。

毛泽东在一师时写了不少日记、课堂笔记、读书札记、读报摘记等等。投身革命后，他把这些装在几个大网篮里，送回韶山老家保存。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成了“匪首”，韶山的族人为防迫害，把他寄放的这些书本笔记都搬到后山烧掉了。薪火未烬之际，他早先的私塾先生毛宇居从火堆里捡出一本课堂笔记，很难得地为人们留下一道毛泽东早年的思想轨迹。

这个笔记近两万字。毛泽东为它起了个名字，叫《讲堂录》，是他读师范头一年记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修身课教员杨昌济（杨开慧之父）的讲课内容。其中，凡《诗经》、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以及明清的思想家或文学家，如杨慎、王世贞、唐顺之、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侯朝宗、吴伟业以及晚清的曾国藩等，都有涉及。此外，有许多处是议论历史上的政局和人物。所读诗词文章中的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间或杂以议论。这些议论，不全是毛泽东自己的， 但却是经他选择后记下，也有他自己的评点发挥。

除大量的品评古代诗文作家及其作品的条文外，《讲堂录》还涉及一些诗文观点。诸如：“诗者有美感性质，情形识见俱到，可与言诗也”；“谈理要新，学文要古”；“文以理胜，诗以情胜”；“有感而后有情，有情而后著之于诗，始美且雅”⋯⋯等等。大体见出，青年毛泽东最初接触到的诗文观念，显然是一色的古典文论。

《讲堂录》后半部分，是读韩愈文章的笔记。涉及韩愈作品，有《浑州溪堂诗并序》、《猫相乳》、《元和圣德诗并序》、《改葬服仪》、《谏臣论》、《复志赋》、《感二鸟赋》、《答李翱书》、《与于襄阳书》、《闵己赋》等十几篇，每篇后面，摘些词句，然后按训诂模样，对韩文中的词句很认真地做了些注解考辨。

“五四”运动以前，各学校的国文课主要是训练古典诗文的写作。一师

国文教师袁仲谦（号六吉），举人出身，留着一脸大胡须，很偏爱韩愈的诗文，还专门编了一册讲义，至今犹存。起初，毛泽东用自己喜欢的半文半白的“康梁”体笔法作文，结果被袁仲谦嘲笑为半通不通的“野狐禅”一路。对于师范生来说，康梁毕竟太远，最终抵不上先生的权威和影响。其实，梁启超提倡文体解放，和韩愈反对骈偶本有相通之处，只不过梁氏作文显得杂乱和随意一些，不像韩愈那样要求恢复先秦两汉模样，追求纯正精练。很想在文学上有所造诣的毛泽东只好稍作收敛，正像他后来回忆的那样：“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

他遵照师训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到长沙玉泉街的一家旧书铺购得一部廉价的《韩昌黎诗文全集》。其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于是又到图书馆借来一部善本韩集，逐一校勘修补，花了几个月的余闲时间，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有一个时期，他每天清晨都琅琅诵读韩愈诗文，还细心揣摩， 在书上批画不己。如此这般的训练，还真学会了古文文体。这样一来，很让袁仲谦高兴，说毛泽东的文章深得汉末散文家孔融的“笔意”。如果今天的读者有兴趣体会一下青年毛泽东这种古文“笔意”，可找来一本《毛泽东早期文稿》，翻读一下夹杂在 1915 年 8 月给好朋友萧子升信中的一篇题为《自讼》的日记，那上面真还明显透露着庄子、孟子、韩愈散文的气息。

前清举人袁仲谦肯定想不到，这个在自己的“强迫”下去钻研韩愈的学生，日后竟成了中国一流的白话散文大家，而且终生喜读韩文。晚年，毛泽东还要工作人员专门替他找《韩昌黎全集》来读，平时讲话，也常举韩文为例。偶然在《新唐书·李汉传》里读到，李汉“少事韩愈，通古学，属韩文， 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女妻之”，便提笔批注：“韩愈文集， 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看来是把韩愈文集的传世视为了不起的事情。在读到《新唐书·姚崇传》叙述姚崇向唐玄宗上书论佛一段文字时，他又批道：“韩愈佛骨表祖此。”韩愈的《谏佛骨表》写于唐元和十四年，是在姚崇上唐玄宗论佛书八十九年以后。韩文与姚文确实一脉相通，如果不是对韩文读得精熟，大概不会由姚崇上书而产生如此联想的。

把他引入“韩门”的袁仲谦早在建国前就去世了，没有机会同这位成了新中国领袖的学生再度探讨古代文事。而毛泽东对他却始终心存感激，后来曾说，“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50 年代还应湖南一师原历史教员罗元鲲之请，亲笔为逝去多年的袁仲谦写了墓文。

除了韩愈，袁仲谦还推崇清代桐城派的文章，学生们也就跟着喜欢。所谓桐城派，是安徽桐城人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提倡的散文流派。他们提出“义法”主张，“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到了姚鼐，又把义理、考据、辞章结合起来，既反对质木无文的学究文章，也反对拖泥带水的虚浮文风。为此，姚鼐花大力气编选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多收唐宋八大家的作品，所录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目的是让学子们研习精光明朗的古文。

袁仲谦在课堂上常常讲桐城派的主张和作品，毛泽东也都认真地记了下来。《讲堂录》里就说到方苞的《与翁止园书》和姚鼐的《范蠡论》。后者是一篇史论，讲春秋时范蠡之子在楚国杀了人，被抓了起来，范蠡在营救过程中，由于托错了人，结果失败。姚鼐由此发议论说：“旦暮之交，君子弗

与。故必内行备而后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为之谋则忠信而不私， 当其事则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贵择交。”大概是袁仲谦为学生们讲到这段时，说最后一句是“文眼”，于是毛泽东记下：“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

对桐城派讲究散文写作技巧的主张，毛泽东一直持肯定态度。即便他后来一心一意提倡大众化，也还是告诫他麾下的文艺家：清代桐城派作文章讲义法，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讲技巧，这也是要学的。因为没有良好的技巧，就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①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始终是他爱读的书籍之一。建国后他从北京图书馆借了还，还了又借，不知看了多少遍。在一本同治年间江苏书局重刊版《古文辞类纂》上，还写了不少批语，对韩愈的

《与崔群书》、欧阳修的《为君难论》及曾巩、苏东坡等唐宋八大家的文章， 特别喜欢，批注尤多。

毛泽东是通过湘乡这块土地走进省城的。湘乡出了一个曾国藩，成为近代湖南好些有志者心中的楷模。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袁仲谦更是常用曾国藩来引导学生，以至青年毛泽东在 1917 年 8 月的一封信中，说出在近代风云人物中“独服曾文正”的话来。

毛泽东服膺曾国藩，不光是他在湘籍人心中的名气，也在于他一整套修身养性之道和深厚的学识文章。在文学上，曾国藩恰恰是桐城派古文在晚清的中兴人物，对近代古体文风有不小的影响，这就更让他另眼相看了。在《讲堂录》里，他便记有曾国藩说的“诗文以声调为本”这类话。曾国藩根据姚鼐的《古文辞类纂》，重编了一本《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曾把这两本书对照起来仔细阅读，读后体会多多，便抑止不住给好朋友萧子升写信说：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是“国学”中“孕群籍而抱万有”的好书，这个评价是够高的了。他还认为，“国学”的根本要义在“道统”与“文法” 两个方面，比较起来，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太偏于“文法”，而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青年毛泽东很下过一番功夫读曾国藩的著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收藏有他当时读过的好几卷《曾文正公家书》，是光绪年间传忠书局木刻本， 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芝珍藏”。其早期书信文章中引用曾国藩的日记著作的句子，比比皆是。母亲去世后写《祭母文》里“恺恻慈祥， 感动庶汇”诸句，即取自曾氏家书。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于 1919 年 10 月 5 日病故。10 月 8 日，他在母亲灵前写成近百句四言体《祭母文》，追述母亲品德，其情感与形式即“道统” 与“文法”的糅合，也算是一篇不错的四言诔文：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辟理分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念兹在兹， 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噙大海。⋯⋯

在母亲灵前，毛泽东还写了两副挽联，一为：“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

① 毛泽东 1938 年 4 月 28 日在延安“鲁艺”的演讲。

万端遗恨皆需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一为：“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毛泽东的塾师、族兄毛字居，读了《祭母文》，感慨万千，觉得在情辞两方面，都足以为后辈族人的楷模，当即很是有心地抄录了一份，还以兄长兼老师的口吻，在文末批注：“此文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皆是至性流露，故为之留存，以为吾宗后辈法。”

就在毛泽东埋首古籍的时候，中国文坛已经走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门坎。

有意思的是，“五四”文坛革命性的口号，就是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而毛泽东当时所接受的，正是新文化马上就要破除的。他适应新思潮，欢迎新文化，但在“五四”高潮中，却没有追随时髦对《文选》、韩柳、桐城派古文置极端之词。

这大概也是一桩让人思量的事情。

三 青春诗梦

1915 年 9 月，中国文化界静悄悄地发生了一件大事。在辛亥革命中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通过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和他的朋友，成了这个杂志的读者。不过，人们在当时也许还不像几年后那样意识到这个杂志对于现代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年 9 月，毛泽东也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他根据“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笔画数，用“二十八画生”的名字，在长沙不少学校的墙壁上贴了一张好几百字的《征友启事》。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辞句典丽可诵。结尾处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分别出自《诗经》里的《伐木》和《正月》两篇。学了些诗文，总是要用的。以古雅之意示人， 表明所征之友当为不俗之辈。

这个启事曾给毛泽东带来了点麻烦。一所女校的校长找到一师，打听毛泽东在学校的品行，怕他是闲着没事，借征友为名，找异性伙伴。

启事也有些好的效果，来了“两个半朋友”。土地革命时期赫赫有名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当时也在学校念书，看到启事跑来和毛泽东见面时， 谈话不甚投机，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只算半个朋友。倒是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以“纵宇一郎”的化名写来一信，引《庄子》上的话说：“空谷足音，跫然色喜”，很令他欣喜。二人约定在表里湖山、风物开廓的定王台湖南省图书馆见面，畅谈了三个小时。

据罗章龙在《椿园载记》里回忆，他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治学方法和新旧文学的评价。谈到音韵改革，二人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对屈原的《离骚》，两人都颇感兴趣， 认为应该赋予新的评价。这次见面，看来颇为投机，很有些志同道合的样子。临别时毛泽东表示：“愿结管鲍之谊。”

罗章龙归后也是兴奋异常，专门写了首诗记交谈之事，题为《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

白日东城路，嫏⺆丽且清。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策喜长沙赋，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

诗中“嫏⺆”，指传说中的神仙洞府，藏书甚丰。“北海”，指唐代的李邕，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藏有他写的岳麓山寺碑文。“长沙赋”，指的是贾谊的《治安策》。二人以风流自期，所谈不是屈原，就是贾谊，又以李邕、庄子互喻。真是一派书生意气。

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毛泽东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记的《讲堂录》共 94 面，前 22 面都是用魏碑字体工工整整抄写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还把《离骚》的内容，分段提要，写成眉批。

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要把《离骚》写在课堂笔记前面。屈原这位故去千年的忧愁老头，上天人地求索歌唱，宁愿以生命的结束来标举绚丽高洁的情怀，也不愿在随波逐流中污浊自己的灵魂。大概是其人格和诗格的

光芒照亮了传统文学的天空，也成了青年毛泽东汲取诗文灵气的太阳。

和罗章龙订交后，时相过从，常作郊游，最快意的事，大概就是观览名胜古迹了。他们来到长沙附近的拖船埠，那里有一座禹王碑，传说大禹在那里拖过船。他们寻访了屈原住过的玉笱山，当过长沙王大傅的贾谊的太傅祠， 杜甫流浪长沙时在岳麓山住过的崇德寺，辛弃疾在长沙练兵的旧址飞虎营， 以及王夫之的家乡等地。有一次，他们从朱张渡（因朱熹在岳麓书院、张栻在城南书院讲学时常在此渡江而得名）过湘江登岳麓宫，一时兴起，便联句吟成一首五律：

共泛朱张渡，层水涨橘汀。鸟啼枫径寂，木落翠微冥。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

追踪文人骚客，抒发思古幽情，是青年毛泽东乐此不疲之事。与友人交往，吟诗作对，也为一大嗜好。他和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老同学萧子升和萧子暲兄弟俩的交往更是频繁。在一师，萧子升比他高两年级，他们常在湘江岸边散步，谈诗论文，也曾联句作了这样一首诗：

晚霭峰间起，归人江上行。云流千里远，人对一帆轻。落日荒林暗，寒钟古寺生。深林归倦鸟，高阁倚佳人。

萧子升后来和毛泽东分道扬镳，做了国民政府的大官，晚年沦落南美一个国家，写有一本《我和毛泽东曾是乞丐》的回忆录。里面收了这首诗，他说下面还有好些句子，可惜记不起来了。

在山川名胜的游历中，毛泽东感受着符合他性格本色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他从报纸上看到两个学生旅游全国，并到了西康一个叫打箭炉的地方， 很受鼓舞。但盘缠有限，囊中羞涩，不可能跑那么远，只好从就近的地方开始漫游。

1917 年暑假期间，他邀了当时已经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和准备回安化老家度假的同学萧蔚然，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上路了。途中，他们靠作点诗，写点对联送人，换几个钱，解决食宿。按湖南旧时习俗， 他们被称作“游学”先生，其实是比较高雅的“文化乞丐”。

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曾是乞丐》里记述，在赴宁乡途中，为拜访一姓刘的前清翰林，他们联句送了一首比较得体的诗：

翻山渡水之名郡（毛），竹杖草履谒学尊（萧）。途见白云如晶海（萧），沾衣晨露浸饿身（毛）。

身处“名郡”，被称作“学尊”的刘翰林看了，自是高兴，热情接待了这两个“露浸饿身”的学子，临走，还心甘情愿给了些盘缠。

接下来，到了安化县城梅城，他们去拜访学识渊博的县劝学所所长夏默

庵时，则又是另一番遭遇。这位老先生好吟诗作对，还有点自命不凡。一见面，写了一个上联，“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不言一声摆在桌上，意在试试这两个年轻人的学问深浅，如若是沽名钓誉之辈，那就走人。毛泽东即书属对，来一下联：“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对得工整且不说，语中内涵，也让这位老先生有些不太好意思。顿然亲近有加。

安化县梅城有不少名胜古迹，如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等， 他们都一一游览。在北宝塔第七层塔壁上，毛泽东用墨笔题写了四句：“伊水拖蓝，紫云反照；铜钟滴水，梅岭含泉。”模山范水，描景状物，很用了些心思，倒也不是一般的“到此一游”的涂抹。

这次“游学”，走了五县，有九百多里路，历时一个多月。为了纪念这次旅行，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和萧子升还换上游学时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毛泽东还把途中写的笔记拿给一些同学看。据萧三回忆，他曾见到毛泽东在途中写的这样一首七律：

骤雨东风过远湾，滂然遥接石龙关。野渡苍松横古木，断桥流水动连环。

×××××××，×××××××。

客行此去遵何路？坐眺长亭意转闲。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师范生毛泽东四五首没有留下手迹的即景而吟之作了。这些诗句，虽写得认真，甚至很工整，但也只能视为他“为赋新诗强登楼”的少年之作。“云流千里远，人对一帆轻”，“野渡苍松横古木”之类， 明显追摹唐人诗句。他的生命，还没有走进沉重的历史，他的个性，还没有融进困顿的现实。因此，对景物的观照中，那视线还比较单纯，也很轻松。

现在该说到毛泽东留有手迹的诗作了。

让我们惊讶的是，第一首就是长达 40 句且颇为伤世感怀的五言古风。

那是 1915 年 5 月。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同班同学易昌陶，因病早夭。5

月 23 日，学校为他开追悼会，师生们送了不少挽联和挽诗。毛泽东则送了这样一首挽诗：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

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关山蹇骥足，飞飚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依列嶂。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典型的借悼亡友以抒国愤。情与景的构架也颇为妥帖。开头写作者于雁声凄厉的城限独步怀友，于春水如碧的湘江之滨寻觅旧踪。日有所思，必夜有所梦，并常常从梦中惊醒，仿佛亡友真的冉冉而至，二人执手相向，泪盈珠眶。接着，笔锋一转，一阵飙风掀拂亡友的灵帐，好像天地为其悲歌。为什么呢？因为“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把这两句视为全诗的“诗眼” 也未尝不可。

对此“诗眼”的最好注脚，是当时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日本以赞同袁世凯称帝为诱饵，要他签定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并于 5 月 7 日发出最后通牒。5 月 9 日，袁世凯政府竞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震动。一师师生将国内知名人士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为《明耻篇》。毛泽东读后，在封面上愤然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同窗“学子”易昌陶恰巧就是这个时候病逝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毛泽东这首长诗的中间部分了。不仅好友早夭是壮志未酬，活着的作者也恨不得依群山而长歌当哭，并以青碧的群山来试试自己的长剑如何。诗末又回到悼友之情，因为与亡友有共同的报国之志，所以亡友死后便觉得连春天的花草也没有了生命，只好在亡友那惨淡的灵帐前献上一杯酒。可这不仅不能些许减少心中的悲悼，相反，那惆怅却像长天江水一样绵绵不尽，混茫一片。

诗里的这些意思，在毛泽东写的挽联中也许表达得更明白：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殁，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易昌陶的死，使毛泽东更牢固地树立了一个信念：强健体魄，对于人生， 对于济世，几乎有头等的意义。他曾专门写了一篇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修身课老师杨昌济看后很为欣赏，便推荐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 1917 年 4 月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发表了出来。这是毛泽东平生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中例举中外名人事迹，说他们之所以成就大业，都是因为身健气雄之故。令他期期向往的，是那些尚武的先贤，勇烈的壮士， 洒脱的剑客，因为他们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猛烈”和“不畏”。

说到做到的毛泽东，潜心实践他的这个信念。在一师期间，他锻炼身体是很有名的，甚至还自己琢磨了一套体操，四处推广，但没有流传开来。他不灰心，又和朋友一道发明了一种“风浴”。好友张昆弟在 1917 年 9 月 23 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 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概。

接受这种让人觉得是忽发奇想的“风浴”的人也不多。毛泽东青年时代偏爱的体育项目，后来真正影响全国，形成一种风气的是游泳。他在学校里组织起一个有一百多人参加的游泳队，晚饭后便披着太阳余辉或迎着寒风，散入江中舒臂击水。在江中游泳的毛泽东诗兴大发。晚年他曾回忆说：“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显然，人生观与诗文观，在青年毛泽东身上是统一的。如果要用简单的

话语来概括的话，那就是重奇特，重奋斗，重朝气。罗章龙在回忆录《椿园载记》里说，同学们当时时毛泽东有这样的评价：“润之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又说，“观其所为诗文夏夏独造”。看来，会写诗，而且写得很独特，也是同学们觉得他很“奇”的一个原因。

是“奇士”，就有人愿意和他接触交往。特别是在那个很重视个性张扬和抒发的时代。于是在毛泽东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1918 年 4 月 14 日，毛泽东、萧子升、萧三、何叔衡、张昆弟、蔡和森、罗章龙等

13 人，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成立了一个叫新民学会的社团，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在这天的成立会上，罗章龙还赋诗一首，说：“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佳气郁衡麓，春风拂郡城。庄严公约在，掷地作金声”。

显然，这是个满怀抱负的浪漫群体，他们自命为“风云一代英”，有着舍我其谁、行高于众的人格气象。也只有在乱世并且传统意识规范崩解，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的空档，才会孕育出一群群佻达不拘，目空一切，立于天地之间大喊大叫的热血青年。节假日，新民学会的成员总是相约到长沙的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斗韵唱和。这样的情景，毛泽东终生难以忘怀，晚年时常回忆。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罗章龙即准备赴日本留学。大伙在长沙平浪宫聚餐， 为他饯行。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送纵宇一郎东行》相赠：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大凡送别，多托酒以达意，写景以兴怀。所达之意，所兴之怀，则常常

是伤感、劝勉一类。毛泽东这首诗，自也难免。不过，诗中更多的是自发的豪情和相互的勉励，故一开始便是开阔的景致，造出明朗高华的气韵。接着， 以屈原、贾谊这些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先贤来自喻和喻友人，以湘楚地灵人杰的文化土壤来自励和励友人。这使人联想到毛泽东经常光顾的岳麓书院门前那幅让湖南人自豪的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他们鄙视那些

昙花一现的碌碌诸公，俯视沧海横流和纷坛世事，有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牢固信念，和斯人当大任、舍我其谁的雄心气概。这是青年毛泽东张扬自我人格精神的典型之作，是一扇能切近地体会他当时躁动的内心世界的窗口。不久，毛泽东从一师毕业了。他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学生时代，从

此，再也没有进过学校。这年，他 25 岁。 “鲲鹏击浪从兹始”！仿佛是在诗意的想象中，为一段生命历程画上了

句号。可想象中的下一段辉煌历程的起点，却犹如绚丽的云彩还在空中飘游。满怀济世抱负，一意要大展宏图的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即将到哪里去寻求自己的机会呢？

毛泽东和朋友们一直在思考和讨论这个问题。一番选择，大家的意见是要走就走远一点，决定到法国勤工俭学。

1918 年 8 月 15 日，毛泽东和一帮朋友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北京。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湖南。

北上途中，大水冲断了铁路，滞留几天。毛泽东便提议到曹操建都的许昌看看。他们赶到那里，在旧墟前联句作了一首诗，以示凭吊。

命运似乎有意要给毛泽东一个机会，让他对五年多来一直倾心的历史和历史上的英雄，再作了一次顾盼。

四 逐浪于“五四”新潮

带着深沉的传统积淀和风骚意气，毛泽东来到了文化古都北京。

这时的北京，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夜，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朋友们到各地留法预备班学习以后，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

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在他那里谋得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并很快就认识和拜访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邵飘萍、梁漱溟等一大批他神交已久的文化界名流，时常参加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他还和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的著名新体诗人康白情有不少来往，两人常在一起谈论新诗创作。有人还考证，是康白情介绍毛泽东认识李大钊的。

刚出校门，便跻身于当时文化精英最为密集的崭新舞台，遭遇中国真正的“风云一代英”，无疑是每个学子都梦寐以求却极难求得的幸运。正是这种幸运，使毛泽东在一代苦探而不得其门的青年人当中，站在了突然发现的一扇门户的近处，由此所带来的心里震撼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使他的信念和追求发生了飞跃，也最终使他的人生走向辉煌找到了一个最有利的起跳点。特别是在李大钊手下工作，自然受到激进思想的耳濡目染。对青年毛泽东来说，无论怎样估价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的意义，都不过分。如果没有这次北京之行，在随即爆发的五四运动中，他能否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脱颖而出，是很难说的。

在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他的政治思想急剧地向前发展，与此相生相伴的是在文化上也获得了新的感觉和刺激。

此前在一师读书的后期，爱读《新青年》杂志的毛泽东，便受到新文化、新文艺思想的薰染。1917 年 1、2 月间，胡适和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主张冲破文言文和旧形式的束缚， 把白话文提到文学的“正宗”地位。力主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全面改革。这两篇文章轰动一时，由此启动了“五四”文学革命的进程。想来，这在青年毛泽东的头脑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若干年后，他还对人说他当时把陈独秀和胡适认作思想界的“明星”和心中的楷模。

起初，毛泽东对《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学，似乎还没有太多的响应。作为师范生，他似乎更倾心于当过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倡的一些艺术美育思想。他找来不少蔡元培的论著仔细阅读，在一向接受诗言志、文载道的心理空间，仿佛吹进一股别样新鲜的风来。他把蔡元培于 1912 年公开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的一些话摘录下来，然后作些发挥，抄寄给好朋友， 说“游戏，手工、图画、音乐，美感教育也。美感教育为现在世界达到实体世界之津梁，故诸科在学校为不可阙”。

一师教伦理学的老师杨昌济和蔡元培是朋友，二人的思想也颇为接近。杨昌济特意把蔡元培 1909 年翻译出版的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作为修身课教材，给学生们讲了一年。毛泽东更是精心研读了这本只有十来万字的教材，写下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蔡元培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观点，翻译了泡尔生的一些艺术美学观点的文字，而这些观点又大多是对康德艺术美学观点的发挥。这样，毛泽东便开始接触到了一些西方的文艺理论。在书中论述艺术美学的段落旁边，他都表示了赞同的态度。如书里说： “诗人之行吟，美术家之奏技，自实现其精神界之秘妙而已⋯⋯。”毛泽东批道：“此节议论透彻之至。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著书之事，

乃借此以表彰自我之能力。”

毛泽东批注过的这本《伦理学原理》，被一个叫杨韶华的同学借去而幸存了下来。1950 年，杨韶华把这本书归还已是共和国领袖的主人。毛泽东又记忆犹新地写了一段批语，说自己当时对这本书是越读越感到新鲜。

在一师的时候，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主要还限于书斋式的接受和思考。但这种思考，显然已感受到西方文化气息，逐渐远离了旧的传统，多少体现出一种在文化上除旧布新的急迫追求。和朋友们探讨时，甚至“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①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身着半新半旧青布长衫的毛泽东，忙碌地穿梭于书架之间，或在门口边上的办公桌上整理着新到的各种报刊，登记前来阅读者的名字。有时也试图同一些前来借阅书刊的文化名流交谈自己感兴趣的政治和文化问题。当然，这些名流只是把这位说湖南话的青年当作普通的工作人员应付一下而已。不过，毕竟是近水楼台，他像牛闯进菜园子一样，尽情地阅读了大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的报刊文章。

这时，《新青年》已经完全改用白话文，并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周作人在 1918 年 12 月的《新青年》

上发表《人的文学》，提出新文学应该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内容。翌年的 1 月间，周作人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平民的文学》，认为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是两种对立的文学观，新文学应该研究和关心平民的生活。

“五四”文化革命思潮，也已眉目清楚。毛泽东在政治动荡的北京，感受到在湖南完全不同的文化气息。他非常热心地参加北京新文化界举办的各种活动，频繁地找人讨论和座谈。和北京大学一个比他小 6 岁的叫朱谦之的学生颇为投机，他们的话题是无政府主义。对北京大学文化名流搞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研究会尤其倾心。

有时候，他独自一人，或者同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一起，游览北京的名胜景地。这年冬天，当他徜徉在北海公园，在那挂满冰凌雪花的垂柳路旁，头脑里想的是唐代诗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可以肯定，在北京，除了经济有些拈据外，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令人振奋的。

可是，1919 年春天，他要回湖南了。原因是家乡传来母亲病重的消息， 再就是赴法勤工俭学的朋友们结束了半年的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 放弃出国打算的毛泽东也想同去上海，作一告别。

3 月 12 日，他和伙伴们启程南下，离开了这个就像一点火便爆炸的政治文化火药库。他们特意在天津下了车，去大沽口观海。罗章龙回忆：当时河口结冰，春寒风冷，他们选了一个背风向阳的地方围坐在一起，讨论祖国的未来，个人的理想。有人提议以海为题，每人都即兴作诗。毛泽东诗中的头两句是“苍山辞祖国，溺水投邻村”。①

途中，他们又去了曲阜，看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洗脚的那条小溪，在相传为孔子栽种的大树面前徘徊了一阵。接下来又登上了有名的泰山，还沿着徐州和南京的古城墙徒步绕了一圈，这是三国时各路英雄出没的地方。

在人生历程面临根本性转变的时刻，竟如此痴恋于中国先贤传统，和它

① 张昆弟 1917 年 9 月 22 日日记。

① 罗章龙：《亢斋汗漫游诗话》，载《湘江文艺》1980 年第 2 期。

们有割不断的情愫，倒也是一个不无深意的插曲。

1919 年 4 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在修业小学当了一名历史教师。一个月后，“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他当即以新民学会成员为骨干，发起组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成为湖南学生爱国运动的领袖。

历史给 28 岁的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北京大学半年的文化积累，显

然赋予他超出一般学子的见识和政治敏感。这年 7 月，他为自己搭了一个不小的舞台，创办并主编了《湘江评论》。

请看他写的《创刊宣言》：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 如何施行他？⋯⋯

《湘江评论》完全用白后文，文风锐利，针砭时事，介绍新潮，充分表达“五四”时期的文化主题。在当时的湖南首屈一指。它出版了 5 期，只存

在了一个月即被湖南督军张敬尧查封了，毛泽东却为它写了 40 篇文章。如果

加上稍后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的，他这个时期写的文章多达 70 多篇，大多是短小精悍的杂文。与此相对照的，他的生活却是十分的窘迫。生活窘迫， 思想却处于最活跃的状态；思想活跃，他的文章也就异常的酣畅泼辣，挥洒自如。

毛泽东的散文创作，就此进入了第一个高潮。“五四”反孔，有人保孔。他就嘲笑：

康有为因为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动了肝火，打电给岑（春煊）、伍（廷芳）， 斥为“侮圣灭伦”。说，“遍游各国，未之前闻”。康先生的话真不错，遍游各国，哪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

——《各国没有明伦堂》

日本曾先后和俄国、英国、法国签订过侵吞中国主权的密约。这时又有日本和德国签订密约的传言。他就比喻：

我们应该知道日本和德国，是屡次寻奸未遂的狗男女，他们虽未遂，那寻奸的念头， 是永远不会打断的。日本的强权政府、军阀浪人不铲除，德国的爱倍尔政府不革命，奸夫和淫妇，还未折开，危险正多呢。

——《日德密约》

表同情于平民大众，是“五四”知识分子所乐于传达的情感话题。他就描写：

车夫拉了一整天，拉昏了，不识时宜的拉着乱跑。忽然背上飞到几个重拳。连忙叫“哎哟，了不得！”接着眼泪也下来了。本预备着吵嘴，一看，原来是他！就不敢说，拉着车飞也似的跑了。

——《原来是他》

这年 11 月，长沙一个叫赵五贞的女学生，被父母强迫嫁给一个有钱人。她作过许多反抗，都不行。于是出嫁这天在花轿里割颈自杀了。第二天，长沙各报都登了这一新闻。这无疑是当时反封建主题的一个绝好话题。毛泽东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从事件发生的第三天起，他在湖南《大公报》、

《女界钟》上连续发表 10 篇文章谈论这件事。

当时的报刊文章，对赵女士的自杀，有各种看法。毛泽东的一位朋友说， 赵女士的自杀是消极行为，应该提倡积极奋斗，至少可以离家出走。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赵女士的自杀实际上是其人格的一种实现，在封建制度下，逃亡也没有用。在《“社会万恶”与赵女士》一文中，他这样描写逃离家庭的景象：

我们韶山乡里，有一个姓茅年十八岁聪明而且美貌的女子，嫁到一个姓钟极蠢极丑的丈夫。这女子极不愿意，最后抛掉她的丈夫，恋爱邻居一个姓李的儿子。今年八月，逃出他的家庭，实行自由恋爱去了。

你以为这是很好的。但是，

不到两日，被旁人围着，报信他家，他家便派人将她捉住。仅仅捉住，尚没有什么要紧。

捉到家里，赏她一场极大的毒打，锁入重房，仍旧对着她的蠢夫，完成那“极正当” 的夫妇关系。

这还不算什么。

张三说，这东西打得好，她走脚，她不要脸。

张四也说，这不打还待何时，人家出了这种女子，真是丑死了一族人。这位茅女士算是实行积极主义，不畏险阻艰难，拼命与恶魔奋斗了。

但是，她得到了什么结果呢？我只看见她得到三件东西：一件是“捉”，一件是“打”， 一件是“骂”。

由此看来，赵女士怎样能不自杀呢？呜呼，赵女士！呜呼，社会万恶！

他这时候写得最漂亮的一篇杂文，要算是《打破媒人制度》。文章一开篇就嬉笑怒骂，把旧中国的媒妁民俗解剖得赤裸精光：

讲到“媒人”这个东西，又是中国社会的一件大把戏了。中国社会里的把戏很多，像那文章啦，科举啦，土匪啦，官僚啦，无非是一些把戏。又像冲傩啦，打醮啦，耍龙灯啦， 玩狮子啦，以至医生看病啦，教员上课啦，男女结婚啦，无非是一些把戏。中国这种社会， 简直可以称做把戏的社会。结婚这个把戏里面，关涉到男女问题，又生出了许多小把戏，像那爬灰啦，盗嫂啦，养汉啦，争风啦，带绿头巾啦，使仙人跳啦，等等都是。而在婚姻里面， 出乎这些小把戏之上，竟可以称为“大把戏”当之而无愧色的，便算那三头六臂神通广大的“媒人”了。

⋯⋯中国人人有做媒的资格，且认做媒是一种义务似的。一遇人有子求亲，或是有女要嫁，他左右前后的人，随便哪个，都可以寻着这事去干。这种媒人，第一便是以“拉合成功”为根本主义。两边游说，心注“成功”，而词旨论锋，总说听你们两下自愿，其实自经他几番饕嘴，做父母的虽有铁耳，早已化成了软绵。我见过多少媒人，成功的总占十分八九。他以为若不撮合，便是我的罪过，倘若合了，使他们两家无亲变为有亲，可算是一件功劳。在这种拉拢主义底下，有离不开的一件事情，便是“说谎”。⋯⋯媒人既已只务“拉拢”， 而又“白屁”喧天（乡人谓说谎为谈自屁），驴唇不对马嘴的婚姻，几乎塞满了中国社会。

又何以男女两方，竟不闻有向媒人开衅，而法庭诉讼，少闻控告月老先生，他反得自在逍遥， 礼金丰入，这是什么原故？是则“神”及“八字”，之所赐福，责任诿卸到冥冥之中。

无论是反孔、反帝、反封建社会制度，还是同情大众、批社会旧俗，都属人们津津乐道的时髦话题。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气氛刺激了毛泽东连篇的杂文写作。他写杂文是为了传播他当时接受的各种新思潮。在各种新思潮当中，自然也包括文艺方面的新思潮。为此，他专门在《湘江评论》上开辟了一个叫作“新文艺”的栏目。

当毛泽东把目光投向热热闹闹的文坛时，他切实感到了一种引人的新思潮在诞生，在涌动，在壮大；他为这种新的气象而振奋，而激动，而欢呼。他说：“中国的大势斗转。⋯⋯革新一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

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①

他说：“国内的新思潮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 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②

“五四”时期的毛泽东，还没有进入文化界的中心位置。对于新思潮， 他主要还是一个热心的研究者、赞美者和弄潮者。他始终不是把文化新潮作为一个单独的对象来描述，它更关注文化新潮夹带和负载的“五四”社会变革的进程和趋势，觉得它是让人们感受新生活、探索新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于是，在李大钊和胡适围绕问题和主义进行争论的时候，毛泽东徘徊其间， 先是响应胡适，开列一大串包括怎样渡过白令海峡这样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接着又申明，“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

那时，他对各种主义还没有透彻的了解和明确的选择。但对“五四”文艺新潮的要旨，却也不乏自己的判断。

实际上，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的《创刊宣言》里，毛泽东就宣称： 世界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以来的各种变革当中，文学方面的标志，是“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社会文化各种变革的一个核心，“一言以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这里虽然说的是西方近代文化思潮，但显然是借题发挥，从西方借来“钟馗”，打中国的“旧鬼”。他所用的“强权”一词，也是当时思想界时兴的。不过，他从根本上把旧文化归之于“强权”，把新文化归之于“平民”，倒也反映些许个性化的选择。

用“强权”和“平民”把旧新文化一分为二，用的显然是政治平等的利剑。尽管他当时为之摇旗呐喊的“平民”，还不是后来特别强调的“人民大众”，但在“五四”时期五花八门的新生活、新主义的交响乐中，用“平民主义”反对“强权主义”却是那时的进步青年最乐于接受最为倾心的选择。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人的青年，都聚集在无政府主义旗帜下，崇尚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等。

① 毛泽东 1919 年 7 月 21 日《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

② 毛泽东 1920 年冬《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

所谓新村主义，是一种乌托邦的构想，先是从日本人道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那里搞起来的。在国内搞新文学运动的周作人还专门到武者小路实笃办的新村基地参观了一趟，回来后在中国大力提倡，使之风靡一时，成为时尚。

一年前刚从一师毕业时，毛泽东就约了蔡和森、张昆弟几个人，寄居到湘江对面的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跑遍了岳麓山附近的各个乡村，想找一个地方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在那里亲亲热热地一块儿生活、学习。这件事因为 8 月到北京，就中断了。1919 年 3 月毛泽东要离开北京的时候，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详细介绍了武者小路实笃的做法，并认定新村“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毛泽东曾为了新村试验的事，专门去北京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但没有见到也在这里居住的周作人的哥哥周树人（鲁迅）。接着，蔡元培又支持王光祈等人组织了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毛泽东也多少参与其间。

1919 年下半年，在“五四”爱国运动稍缓下来后，毛泽东便埋头设计他一直梦想的新村建设了。他的基本设想是，在岳麓山附近建立一个集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为一体的“新村”。大体有了些思路，为先造点舆论，他把新村计划书中关于学校问题的一章发表了出来，登在 12 月的《湖南教育月刊》上面。计划书开头就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 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

他对头脑中这个新村学校的安排非常详细。他要学生们增加游戏时间， 多上叠纸、捏豆泥、塑石膏等手工课，说这样能够练习手眼敏活，陶冶心思精细，启发守秩序之心和审美之情。学生还要参加实际工作，诸如种花种草种树，养饲各种家畜动物，还说关键是要有一种新的精神来从事这些活动， 才能和过去的农民们的生活状态区别开来。新村学校里还要设置公共剧院、图书馆和供人们休息游玩的公园等。能做到这些，人们就是在享受一种全新的生活了。

看来，新村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培养学生健全完美的新人格。美育，自然是其中不可缺的途径。这一点，正好是他两年前接受过的蔡元培的思想。

事有凑巧，1920 年 10 月，毛泽东再一次当面聆听了蔡元培宣传他的这个主张。

当时，湖南省教育会举办学术讲演会，邀请了蔡元培、章太炎、张东荪以及美国的罗素、杜威等来长沙。湖南《大公报》请毛泽东几个人到会做记录，以备该报及时发表。蔡元培讲演了十来次，有两次是毛泽东当场做的记录，一次的题目是《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次的题目是《美术的价值》。蔡元培在台上操着浓郁的绍兴话，听起来显然很吃力。所以，《大公报》在发表《美术的价值》时，毛泽东还特意加了这样一段话，说“蔡先生的话，有好些听不清楚。此篇所记，只其大略。”既然是“大略”，想来是经过他自己消化整理了的。

在《对于学生的希望》中，蔡元培专门讲到“注意美的享乐”问题，中心意思是要让“人生美化”。毛泽东的记录是：“吾人急应提倡美育，⋯⋯ 使人的性灵寄托于美，而将忧患忘却。”要实现这点似乎并不难，例如，在学校中开展音乐、图画、旅行、游戏、演剧等，搞这些活动，“只随人意兴所到，适情便可。如音乐一项，笛子、胡琴都可。大家看看文学书，唱唱诗

歌，也可以悦性怡情”。

《美术的价值》，算得上是一篇文艺美学论文，学术性很强。蔡元培说的美术，其实就是包括各种样式的文学艺术。据毛泽东的记录，蔡元培从美学的起源讲起，然后把文艺的价值归结为五个方面，诸如不仅可以摹仿自然， 还可以用人们的理想去改造自然；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欣赏者，都可以在艺术中具体表达感情；引起人们科学研究的兴味；文艺美学甚至可以代替宗教。

蔡元培的关于文艺对于人生有极大作用的观点，在毛泽东的头脑里无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或多或少成为他后来特别强调文艺的教育、鼓动功能， 以及美化人们生活的一条细长伏线。

蔡元培一行到长沙讲演时，毛泽东刚为驱逐张敬尧的事情从北京绕道上海回来。回湘途中，在武汉碰到新民学会的易礼容。他对易礼容谈起在湖南传播新文化的一个设想——创办文化书社。因为自《湘江评论》被封以后， 毛泽东一直觉得没有一个宣传新文化的阵地。

不到一个月，文化书社的筹备工作就有了眉目。1920 年 7 月 31 日，他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文化书社缘起》，宣称书社为研究新文化、新思想提供必要的材料，“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毛泽东在文中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当他采用其平民大众的立场来审视文化革新局面的时候，得出了一个并不乐观的评价：

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和他不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根据，试问三千万（湖南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人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眼里、耳里随便见闻过几个新鲜名 词，不能说即是一种学问，更不能说我懂得新文化，尤其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 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

他一度推崇的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新文化，他一度赞扬的中国“五四” 前后“一改旧观之概”的新文艺新文化，此时都不那么入他的眼了。为什么？ 他的直接依据是真正的下层人还不可能知道和理解它们。怎么办？他的想法是提供新材料，开展新研究。

这种思路，已渐渐脱离开“五四”时期一般文化人的范围。朝着北冰洋岸边俄罗斯的那枝隐约可见的新文化小花靠近。这是他后来追求的大目标。 9 月间，文化书社租了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正式

开业了。为了壮大声势，毛泽东硬是请了新任湖南督军谭延阎写了招牌。他以特别交涉员的身份，多方筹借资金，扩大营业范围。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名人联系，请他们作信用介绍，以便订购图书时免去押金。当时和文化书社发生业务往来的，有上海的泰东书局、亚东书局、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的北京大学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基本上都是靠毛泽东的关系联系上的。

文化书社的局面，很快在长沙红火起来。

开业以后，毛泽东几次就文化书社的经营情况向出钱的股东和书社工作人员汇报，还利用自己同新闻界的关系，登了一些变相的卖书广告。从他历次的介绍来看，书社经营的畅销之作，除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新青年》、

《新潮》以外，就是关于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文学方面，他特意推

荐了《新标点水浒》、《尝试集》（胡适）、《胡适短篇小说》、《托尔斯泰传》、《欧洲文学史》、《三叶集》（郭沫若、田汉、宗白华）、《俄罗斯名家小说》、《周作人译点滴》等。其中，《晨报小说第一集》卖了二百本，《托尔斯泰传》卖了一百本，《新标点儒林外史》卖了一百四十部，《新标点水浒》卖了一百部，《胡适短篇小说》卖了一百三十本，胡适新诗《尝试集》卖了一百四十本。

对这些当时的“畅销书”，毛泽东虽未必每本都读过，但大多由他进货， 其中自然渗透了他根据读者的需求所作的选择。

尚可一提的是，新标点的《水浒》和《儒林外史》这样传统的小说，也作为“新材料”被推荐了。这类作品，是后来在大革命时期曾一度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的汪原放搞的。他是上海亚东书局的老板汪孟邹的侄儿。汪孟邹是陈独秀的同乡知己，他的亚东书局就是在陈独秀的帮助下搞起来的。“五四”时期，亚东书局为经销和出版《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作了大量工作。建党后，陈独秀又把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交给亚东书局印刷发行。当时，汪原放在叔叔的书局里帮忙，他觉得中国的古典小说没有标点，有的甚至不分段落，读者看时十分吃力，便开始作分段标点的工作。这个做法深得陈独秀赞许，由他出面请胡适作序。1920 年 8 月，就在毛泽东筹备文化书社的时候，由陈独秀作《水浒新叙》，胡适作《水浒传考证》，汪原放分段标点的《水浒》在亚东正式发行了。没想到发行情况极好， 接着汪原放又标点出版了《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等十多部小说。鲁迅曾称道说：汪原放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

分段标点，用新的形式出版古典小说，在毛泽东看来也不夫为让“旧文学”走向平民的一个途径，从而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经营文化书社，实际上是他正在为自己从事的秘密大活动寻借地盘。青年毛泽东的最大兴趣，自然是搞政治。

1920 年冬天，他受陈独秀的委托，在湖南创立共产主义小组。长沙文化书社成为他筹备活动的联络地点。

1921 年元旦这天，长沙城里飘起一场雪。难得的银装素裹，怪怪的绚烂寒光，给人带来一种万象更新的清澈气息。一大早，毛泽东从他任主事的湖南一师附属小学宿舍走向潮宗街文化书社。

新民学会好久没有开会了。几天前，他着手筹备一个新年大会，似讨论学会的发展方向。这个会议开了三天，话题已不如近三年前新民学会成立时那般潇洒和空泛。他们商量的是非常严肃而具体的事情。最后，在毛泽东等几个已经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会员的主持下，全体同意由新民学会出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样，新民学会实际上成了一个革命组织。

三天的会上，各抒己见，也不乏争论。虽然是讨论政治走向，但人们还是谈到了文学。有人提出，不单要研究社会主义，还要研究哲学、科学、文学、美学等。毛泽东似乎不大同意，他发言说，各种普通和专门的学术由会员自己去研究，学会主要是研究主义。学会的后起之秀，在“五四”运动中成为毛泽东得力助手的彭璜，也说除了社会主义，还应该研究哲学、文学等。毛泽东不得不又作补充，说：“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当然没有另外的主义。”随后大家又说起怎样增进会员的健康和娱乐的问题，并议定定期举行游江会、游山会、踏

青会、聚餐会、踏雪会、球会等等。

1 月 16 日，学会又举行每月一次的例会，着重讨论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发言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想搞教育，有的想搞实业，有的想出洋，有的终生都想读书。言语间，也免不了要谈到文学。

建国后，当过湖南省教育厅长和副省长的周世钊说，他想在文学和哲学上多用一点功夫。

有个叫唐文甫的说得更明确：“我的计划，来自我的宇宙观。我觉得宇宙只是美，我觉得世界没有不美的。凡能引起我的美感的，我就喜欢去研究。文学是能够表现美的。诗歌尤其是文学上表达美的要品。因此，我想在诗歌上有所创作和研究。这不是为了求名，也不是为了求利。自揣个性近于文学， 将来想专力于此。”

毛泽东则表示：“想补足数、理、化知识，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会。”

毛泽东十分珍重这些发言，稍后他一一整理出来，编为《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分寄给散居在国内外的会友。

1921 年 1 月，当毛泽东和新民学会成员开新年大会讨论政治走向的时候，“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发生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郑振锋、沈雁冰、叶绍钧、周作人等在北京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社团。由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为其机关刊物。

毛泽东对文学虽有“兴会”，但毕竟不是文学圈里的人。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未必引起他的特别注意。事情也是巧，开新年大会，文学研究会成立， 7 月间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创造社。

这两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初成立的重要社团中的许多人，后来都和毛泽东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当时，这些文学家未必对毛泽东有什么了解， 而毛泽东则多少知道或者读过他们的作品，因为他这个时期着力宣传的新文化、新文学，多与这些人有关系，如郭沫若、田汉、宗白华的通讯集《三叶集》就是他的文化书社推销的作品。

从上海回来后，毛泽东着手发展党的组织，宣传他追求的新文化。为了有一个阵地，他着手创办了一个自修大学，招收进步青年。文学界的情况， 这时仍然在他的视野之内。他把自修大学的研究范围分为三类：科学，哲学， 文学。在他决定要组织的各种研究会中，就有“中国文学研究会”、“英国文学研究会”、“诗歌小说或戏剧研究会”，这些研究会应该就文学问题“随时开会辩论商榷”。①

这个自修大学，存在了两年。毛泽东倡导的各种文学研究会到底有什么成果，尚不得而知，大概也是说说而已。但一直到 1923 年 4 月创办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的时候，文学问题还保留和徘徊在毛泽东的思考范围里面， 宣称他这个刊物将给人们贡献“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主张。

在此后毛泽东留下的文字中，便少见到提倡文学研究的话了。

从 1918 年秋天第一次去北京到 1923 年，他用了 5 年时间，使自己从一个学子蜕变成了有一定影响并日渐成熟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他对文化文艺新

① 毛泽东 1921 年 8 月 16 日《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

思潮的关注和追逐，以及为数不少风格犀利的杂文，无疑为他的这一探索行程添抹上绝非可有可无的色彩，并且预示着未来毛泽东，绝不可能是一个对文化敬而远之或隔岸观火的政治家，他注定要成为文化味道特别浓厚甚至干预文化进程的政治家。

这时的毛泽东，虽然在政治上求得了新道路，但这条新道路还没有延伸到文艺领域，从“五四”运动就反复说要研究“文学之上主义”的毛泽东， 当时事实上还没有看到，也没有找到他所希望和满意的新文学路子。话又说回来，对毛泽东这样的主要兴趣在政治实践的人来说，他的文学主张，也只能是伴随相应的政治实践而形成和发展的。

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向了政治活动实践，领导工人罢工， 或建立一个又一个的组织，搞得他脑子“不能入静”，也没有时间读书。他太忙了。在他的视野里，文学势必渐渐离开远去。

五 毛、杨爱情之歌

热热闹闹的文坛离毛泽东远了。

可他内在的天然诗情，却在胸中孕育，并不可遏止地涌现出来。起初创作的，是两首爱情作品。

在不大用笔墨表达爱情的毛泽东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此前他写有青春诗（如《挽易昌陶》、《送纵宇一郎东行》两首古风），唯独没有爱情之作。实际上，20 年代初的毛泽东，已入而立之年，在过了青春时节再来讴歌爱情，或可更见其挚著的性情。

他倾心爱慕的，是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比他小七岁。他们于 1918 年冬在北京确立爱情关系。1920 年初，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时，杨昌济病逝， 他倾力帮助料理丧事。杨开慧扶灵柩南归长沙，于是年冬天和毛泽东结了婚。他们都是“五四”思想解放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告别了传统的爱情方式，又都富有个性和远大追求，也就常常被深沉含蓄细腻委婉的爱情表达方式所困扰。

杨开慧后来写了个《自述》，她在里面说：

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唯恐他看见我的心（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

其实，在离别的时候，在孤夜独处的时候，在自我咀嚼内心情感的时候， 毛泽东的爱丝却是特别的深沉、缠绵、似乎轻轻一拨，就能响起动人的心曲：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虞美人·枕上》，是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咏别之作，也是至今发现的他诗词中唯一一首纯粹的爱情作品，很有些传统的婉约格调。关于它的写作时间，一说是写于 1920 年冬天他和杨开慧结婚前后；一说是写于 1921 年春夏间，当时，毛泽东曾沿洞庭湖的岳阳、华容、南县、常德、湘阴等地， 做社会调查，和杨开慧分别了一些日子，由此产生很强的离愁别绪，故作此词。1996 年 9 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取后一种说法。

具体的写作背景其实并不重要。词里的社会背景本来已淡然远去，思想内容也无多大深意可挖，跳跃出来的，唯有“我”在夜晚的相思，在拂晓的所见，而所见更引起相思，恰如李商隐《无题》中说的“一寸相思一寸灰”。在艺术上，属于细腻深挚之作，若把它混在五代花间派或北宋婉约派的集子里去，怕也是不大分得出来的。

毛泽东说过，他对文学的感受，是“不废婉约”。在毛泽东的藏书里， 有一本宋代婉约派代表柳永的《乐章集》，在这本专集和后人汇编的《词综》里，他圈画了柳永的 3O 多首词。1961 年春天，他还书写了五代花间派代表词人韦庄的《荷叶盃》和北宋秦观的《鹊桥仙·七夕》等几首爱情词给卫士

张仙朋。前首全词为：“记得去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随。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对李清照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样的名句，毛泽东更是欣赏不已，圈画有加。而作为自己的创作，同这些婉约风格发生精神联系的，恐怕也只有快30 岁的时候写的这首《虞美人》了。

毛泽东把这首词给了杨开慧，杨开慧自然是十分感动，特别珍惜。人间难得真情在。毛泽东不是把这种感情看得可有可无的人。他也把这首词保存了一辈子，于迟暮之年，又把它翻出来，在 1961 年，亲手书写下交给了身边的卫士张仙朋，希望他好好保存。

这期间，他还对这首《虞美人》作了几处修改，于 1973 年冬天交给保健

护士长吴旭君抄正。这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一直到 1994 年毛泽东诞辰

101 周年的时候，经有关部门允许，这首词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时，词里的两位爱情的主人公则早已作古，离创作的时间也已经七十

多年了。

七十年前，毛泽东诗词里的爱情故事还在延伸。

建党初期，毛泽东在湖南做工人运动，有声有色，很受中共中央的委员长陈独秀器重。1923 年 4 月，陈独秀让他去上海参与筹备中共“三大”，促进国共合作。随后在广州召开的“三大”上，毛泽东进入中央局，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并担任秘书，协助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9 月，毛泽东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回湖南筹建湖南国民党地方组织。可 12 月底，他又要离开长沙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此行色勿匆，家庭的料理，全由杨开慧担了起来。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第二个儿子毛岸青则是在一个月前刚刚出世的。

长沙小吴门外有一座青砖青瓦的平房，大大小小七八间，周围是菜园、池塘和长着青草的小路。不远处，一条大路通往城门，白天人来人往。人们把这个似偏僻而又方便的地方，叫作清水塘。从 1921 年起，毛泽东就把家安顿在这里。这里也是中共湘区区委机关所在地。当时做工人纠察队队长，后来赫赫有名的将军王震，就曾经到这里来护卫过毛泽东。

刚刚回来三个月，毛泽东又要走了。三年夫妻生活，实在是离多聚少。革命与爱情，事业与家庭，无疑是经常困扰夫妻间的话题。政治家、革命家， 毕竟还是要过普通人的生活，哪怕潇洒浪漫如毛泽东者。

清水塘边的小道，夫妻俩不知走了多少回。而这天拂晓的送别，清冷的天色，清冷的弯月，清冷的水塘，清冷的草路，再加上妻子杨开慧那清冷的眼泪，真是“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此情此景，毛泽东实在忘怀不了。

《贺新郎·别友》就这样从心底里涌了出来：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

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

如果说《虞美人》说的是“昵昵儿女语”，这首《贺新郎》却明确表示“不为昵昵儿女语”了。这首词典型地标示了 20 至 30 年代进步文艺的一个共同主题——革命加爱情。革命加爱情的内容，和公式化是两回事，自不能简单否定。哪怕是在茫茫世间做飘萍般的“天涯孤旅”，也要割断绵绵情丝。这说得虽然是十分地含蓄，但里面蕴含的革命家的情愫，却是一目了然的。可词的上半阕又是地道的“儿女语”，甚至把夫妻间的一些不快的私房话也点了出来（“知误会前番书语”）。革命和爱情，双重的含意很自然地托出， 又不影响最后的也是坚定的革命选择。

毛泽东是不是把这首词寄给了杨开慧，不得而知。可他始终保存着它， 并修改了好几回。最后一次是 1973 年左右。毛泽东把上阕结尾“重感慨，泪如雨”两句，改为了“人有病，天知否？”把下阕结尾“我自欲为江海客， 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四句，改为：“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字。重比翼，和云翥。”这种修改，显然是加强了革命家的胸怀气势，已经走出了爱情诗的范围。如果考虑到修改时的特殊背景，那时他已然成为革命的最高象征，对这种反映心里变化情景作的修改就不足为奇了。

写完《贺新郎》不久，到 1927 年毛泽东拉队伍搞秋收起义之前，杨开慧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协助他工作。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

1927 年 8 月 13 日那个朦朦胧胧的夜晚，杨开慧站在长沙板仓杨家后山的棉花坡上，目送着穿一身灰色长袍却要去领兵打仗的毛泽东渐渐远去，他的背影逐渐消失在看不清辨不明的月色里面。

杨开慧肯定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们的人生永诀。

但情感的思念却没有画上句号。相反，则越益浓烈。在离别中，毛泽东驰骋疆场，成了马背诗人。

在离别中，杨开慧坚持地下斗争，抚育孩子，在孤灯长夜里，伴着那流泪的烛光，写下她独特的心曲。

她在《自述》中说：“无论怎样都睡不着，虽然倒在床上，一连几晚都是这样，合起来还睡不到一个晚上的时辰。十多天了，半月了，一月了，总不见来信。我简直要疯了，我设一些假想，脑子像戏台一样，还睡什么觉？ 人越见枯瘦了。”

这个时候，在井冈山上当“山大王”的毛泽东，也托人打听杨开慧的下落。他曾给在上海的李立三写信，说：“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她写信给我。”

不久，杨开慧果然接到了毛泽东的来信。“他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流下来了。然而，他那生活终归是要使我忧念的，我总是要带着痛苦度日”。

堂弟杨开明曾去井冈山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给杨开慧写信，告诉她毛

泽东在井冈山的一些艰苦情况，说到毛的脚有病等等，这就更让她牵肠挂肚了。每天在相思中掰着指头度日的杨开慧，终于迎来了毛泽东的生日。1929 年的 12 月 26 日这天，她在每天记的这个《自述》中写道：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晚上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原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

远方的心上人太令她挂念了。真是“思君如夜烛，剪泪几千行”。在不眠的冬夜，杨开慧铺纸挥笔：

平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

念我远行人，复及数良朋。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

他们终究没有重逢。

1930 年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时候，湖南军阀何键把杨开慧抓了起来， 对她说：只要你宣布和毛泽东断绝关系，就放了你。这位外表柔弱的女子却作出了坚毅的选择。她牺牲了。

活下来的毛泽东，则终其一生也都没有看到杨开慧写的这首题为《偶感》的长篇五言诗稿，以及我们在上面引述的那些题为《自述》的回忆散记。牺牲前，杨开慧把它们藏在了长沙县板仓镇杨家老屋的墙壁里，直到 1983 年翻修房屋时才偶然被发现。

一个女性的爱情火焰就这样在黑暗的狭小空间里，独自燃烧了半个多世纪。

听到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正在准备反击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围剿”的毛泽东说了一句：“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他借用的是《诗经》里的话。可那时他或许还没有相应的心境把自己的情感转化成诗。

到延安，也没发现他有赋诗悼杨之作。不过当时访问过他的史沫特莱在

《中国的战歌》一书里记述：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女秘书所住的窑洞来，我们三人就会在一起吃一顿简单的饭，谈上几个小时的话。⋯⋯我们谈印度，谈文学：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爱过什么男人，为什么爱以及我对爱的理解。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是背诵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一个妻子的⋯⋯。

这里所指的，大概是《贺新郎》或《虞美人》。如果不是，另有所作也未可知。

等毛泽东有相应的心境赋诗悼杨的时候，他的诗情却已经转到另外一路了。

那是 1957 年 1 月。毛泽东在《诗刊》上公开发表他在“马背上哼成”的

18 首诗词。杨开慧早年在福湘中学读书的同窗好友李淑一看到后，便想起毛

泽东 20 年代初写给杨开慧的《虞美人》。当年杨开慧得到毛泽东给她的这首爱情词的时候，曾抑止不住心里的感动，拿给李淑一看过。时间长了，50 年代的李淑一只记得“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开头两句，就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抄寄全词。同时，还给毛泽东寄来她 1933 年听说自己的丈夫也是毛泽东好友柳直荀牺牲时，结想成梦和泪填写的一首《菩萨蛮》：

兰闺寂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依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毛泽东于同年 5 月回信：“开慧所述那首不好，不要写了吧。”看来是事过境迁，觉得当时传播《虞美人》这首纯粹的爱情之作不大合适。但李淑一的词，毕竟在他的内心世界激起难以平息的涌潮。反过来说，李词的深情格调，不正和杨开慧牺牲前留下的那首《偶感》诗稿如出一辙吗？毛泽东虽然没有看过，但却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杨开慧当年的思念之情。所以，在回信中又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并嘱李淑一“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

这时，毛泽东在诗词里，已经有了表达“感慨”的特殊方式。在给李淑一的回信中，他写了别具一格的悼亡之作——《蝶恋花·游仙》：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追念亡妻（杨）亡友（柳），仍然是一片割不断的赤诚爱思。却已然没

有了《贺新郎》的断肠凄清，更没有《虞美人》的孤愁缠绵。有的则是天上人间的大境界，感天动地的大精神。毛泽东的情感，被想象包裹起来，升华了。妻、友，也已融进了另一个概念——为革命献身的忠魂烈士。他们不在人间了，他们却没有死，他们以羽化成仙的形式获得了永生。而且，在美丽的天上月宫里，那个被罚在那里没完没了地砍桂树的吴刚老头，也要折腰向他们献上上好的桂花酒；那个偷吃仙丹跑到月宫却永失欢乐的寂寞嫦娥，也翩翩起舞来欢迎他们。毛泽东还想象，忠魂烈士仍然关注着、牵挂着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所以当传来革命胜利的消息，二人竟洒下如倾盆大雨的泪水。他们快慰了，毛泽东思念伴侣的情感也深化了。

这不是借爱情写政治，也不是用政治喻爱情，而是把爱情提高到政治， 升华为历史。对这样的诗作，毛泽东似乎是乐于公之于世的。

当时，李淑一在长沙第十中学当教师，在这个学校实习的湖南师范学院

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张明霞等，从她那里读到了这首词，并抄写下来。张明霞等也是文学爱好者，组织了一个“十月诗社”，还办有一份叫《鹰之歌》的油印诗刊。能亲睹领袖尚未公开的新作，自然是件让他们兴奋的事，于是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允许在他们自己的油印刊物上发表。湖南师院是毛泽东的母校，他从这群爱好文学的青年身上似乎也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便回信欣然同意了。还特别嘱咐，把“游仙”改为“答李淑一”。张明霞等接到回信时，《鹰之歌》已经停刊，1958 年元旦，这首词便在湖南师院院刊上发表了出来。

同毛泽东私交颇厚的民主人士章士钊（也是湖南人）读到《蝶恋花·答李淑一》后，曾当面问道：为什么把杨开慧称作“骄”？

毛泽东答得很鲜明，很通脱：“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六 问一声“谁主沉浮”

在“汽笛一声肠已断”的依依惜别中、毛泽东离开长沙清水塘家里，去了广州。在中共核心圈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干了一年后，他踏着国共合作掀起的大革命洪流，又回到了长沙，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按当时一份文件里的说法，这次是“回湘养疴”。其实，恐怕还有别的原因， 诸如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麻烦和在中共党内同陈独秀的关系等等。要不然，他不会在就要召开中共“四大”的时候，离开政治中心。

1925 年春节，蓄一头长发，穿一身褪色长袍的毛泽东带着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坐船回到了别离四年的韶山老家。他在老家呆了半年，着力组织农民运动。虽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做农民工作，在毛泽东还是第一次。

他先是通过杨开慧、李耿候等发动乡村教师，在韶山一带创办农民夜校， 用当地民谣撰写识字课本。诸如“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之类，农民既识了字，又开始懂得些初浅的社会道理，实在是一举两得。

不久，发生了“五卅”惨案。毛泽东又和受他影响的农运骨干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在韶山一带成立了二十多个乡雪耻会、成立宣传队，做些编演文明戏、散发传单和检查洋货之类的事。接着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雪耻会，发表反帝爱国的“宣言”。有意思的是，这个宣言是一首 56 行的七言民谣，念起来琅琅上口，妇孺都能听得明明白白：“不好不好真不好，洋人杀到眼前了。讲起此事真伤心，大家听我说分明。⋯⋯报仇雪恨一条心，工农商人与学生。莫靠北京段祺瑞，他的天良早丢弃。莫再提起吴佩孚，困守岳州洞庭湖。那些家伙莫再讲，大家都齐法子想。”整个儿把国民革命的宗旨浅近直白地说了出来。要说毛泽东初次搞农民运动在文化选择上有什么收获的话，恐怕要算是对通俗宣传手段的体会和运用了。这是他后来常说的那个道理：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他在韶山一带搞起了不小的动作，惊动了省城。反对国民革命，一心要抓革命党的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密派快兵赶赴韶山捉拿毛泽东。好心人通了消息，他趁着月色，扮着乡下郎中被人用轿子抬出了韶山，来到赵恒惕的眼皮底下——长沙。

长沙风物依旧。五载读书生活时的景致历历在目，可时势全然大变。这时的中国，国民革命席卷南方，北方军阀的统治摇摇欲坠。

毛泽东的心境也变了。重登岳麓山，看那火样的红叶；重游橘子洲，面对奔腾不息的江水，他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又凭添出异样的严峻。

过去的狂放和岁月的流逝，眼前的峥嵘和社会的生机，还有未来中国的寥廓和希望，都一古脑儿地涌上心头：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道。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上阕写“看”，下阕写“忆”。上阕写充满朝气的万物对象，下阕写充满朝气的人格主体。毛泽东就这样在诗中结束了过去的书生意气，为它画上了一个句号。可过去的峥嵘岁月，仍然是一种自信的延伸，赋予他未来改变环境的力量。过去曾“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是不是一种暗示，暗示着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个眼前疑问的一种回答呢？！

这首《沁园春·长沙》，风格颇类于近十年前写的《送纵宇一郎东行》， 但基调殊异。毛泽东显然已告别了过去，也告别了个人情感抒发或爱情抒发的写作时代。从此，具体沉实的旋转乾坤的责任感成为他的创作的基本旋律。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不难体会，毛泽东为什么把这首《沁园春·长沙》选作他生前公开发表的诗词集中的开卷篇了。

1925 年 9 月上旬，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大革命的中心广州，随即被汪精卫推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成为国共两党引人注目的政治家。

孙中山已在半年前逝世。国共合作，热热闹闹的广州，却暗流涌动，成为是非的漩涡，和考验人们政治胆识和智慧的舞台。

对主持宣传工作的毛泽东来说，更是如此。好在搞宣传，他并不陌生。他很快投入工作，而且是先从他的拿手好戏——创办刊物入手。

12 月 5 日，毛泽东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版的刊物《政治周报》在广州创刊。开始时，这个周报对外不公开，通讯地址就是毛泽东的寓所。一个月内他主编了四期，在上面发表了近 20 篇文章，使他的杂文创作出现第二次高潮。

为什么要办这个周报？毛泽东在《发刊理由》宣称：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他们怨愤之余，咒诅、诬蔑、中伤我们，无所不用其极，《政治周报》的政治责任就是“反攻”。

毛泽东在周报上专门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做“反攻”。他所要反攻的， 是当时站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立场上，攻击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特别是攻击共产党的一切言论。这是他这个时期杂文的基本主题。

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手下有一个叫刘志陆的军长，盘踞广东五华一带， 发出一个通电，说要“替天讨赤”，“伐罪救民”，在社会上颇引起了一番哗动。毛泽东写了好几篇杂文予以抨击，依然是一派嘲讽的笔调：

有个潮梅绅学商联合会打了一个响应刘志陆的电报，里面说：“共产妖党，煽祸粤东， 近之足以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地，远之足以酿世界以灭绝人类之忧。我刘公仗义发难，为天下先。⋯⋯抑且全世界人类赖以保障，全球劫运赖以挽回，纪念垂于千秋，颂声来于万国”。处处不忘“全世界”“全球”，眼光何等远大！刘志陆如果真把“赤化”铲除，“颂声”之来，一定可靠。万国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下面四国：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国。

——《“颂声来于万国”》

只能靠枪杆子说话的草莽刘志陆之类并不难对付，难对付的是在内部起哄捣乱的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也口口声声地拥护国民革命，也到处喊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之类的口号，可就是看着共产党不顺眼，国民革命稍一深入，他们就反对。毛泽东这时候的杂文笔锋，主要就是针对他们的。

当时，林森、邹鲁、谢持、叶楚伦等一班国民党元老，在北京的西山开会，公然反共，破坏国共统一战线，史称“西山会议派”。毛泽东抓住这件事，写了好几篇“反攻”：

右派只有一张嘴，他们并没有手与脚。他们只有胆子在段祺瑞面前开会，没有胆子在广州开会，因为广州的革命空气把他们吓杀了。⋯⋯在帝国主义的老巢里，向各国领事工部局洋大人巡捕房红头阿三面前公开开着国民党的全国会议，这很可以表示“勇敢”。能在军阀帝国主义面前公开的开会，这是右派最大的本领，左派分子望尘莫及！

——《右派的最大本领》

国民党右派愤激起来了，于是有北京会议之召开。由“枪炮轰击”的方法，改用了“议决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效力怎么样呢？实在难说。自然，右派会议的种种议决，只算是儿戏的议决。但是这种“窠里反”的方法，确实要比“窠外反”要进步。帝国主义于一切工具用尽之外，找到了这个最后的工具，使他于失败之余忽然得到了一点小慰。

——《帝国主义的最后工具》

如此立意鲜明，议论尖刻，单刀直人的文风，恰恰印证了毛浮东上中学时国文教员对他的作文的评语：“落墨大方，恰似报笔”，乃“有功于社会文字”。

1925 年过去了。转过新年，国民党便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理所当然要在大会上作一个例行的宣传工作报告。为此，他翻阅了大量国民党及其军队所办的各种报刊。1 月 8 日，他走上主席台，详细总结近两年来国民党在文字宣传、图画宣传、口头宣传及重要事件的宣传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但认为本党宣传工作的缺点之一，是“偏于文字，缺于图画”，因为“中国人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国民众只能有一小部分接受本党的文字宣传”。

作为中共的创始者之一，毛泽东主持策划一个政党的宣传活动，起草包括文艺在内的宣传文件，竟是在国民党的政治舞台上开始的。

会后，为了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成为最活跃最敏捷的机关，毛泽东一一点将，把一批有文字写作能力的共产党员调人了部机关，其中包括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之一、《小说月报》主编茅盾。不过，他那时还用真名沈雁冰， “茅盾”是他 1927 年开始写小说后的笔名。

比毛泽东小三岁的沈雁冰，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和毛泽东是同一时期的党员。国共合作以后，他又和毛泽东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4 年初，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随即到上海执行部工作了一段时间，由此认识了也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沈雁冰。据沈雁冰回忆，在一次会上，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我是《小说月报》的老读者，对你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呀！”接着，让他去做因不满陈独秀家长制作风而要求退出共产党的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工作，劝他们留在党内。在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时，沈雁冰是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长，成为直接的上下级关系， 多有来往。

在毛泽东心目中，沈雁冰正是党的宣传工作所需要的那种“著作家”。于是提名他为宣传部秘书，那时的编制，部长之下，就是秘书负责，由此可

知他对沈雁冰的信任。在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保存至今的档案里，就有这样一份毛泽东于 1926 年 2 月 14 日写给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及常委会的信函手迹：

因脑病剧增，须请假两星期转到韶州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负责。特此奉告， 即祈察照为荷！①

当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的沈雁冰，先是接替毛泽东主编《政治周

报》，随后又被派到上海做编纂《国民运动丛书》的干事。

《国民运动丛书》是毛泽东在国民党“二大”上提出的宣传计划项目。书目中，包括《革命的文学》、《苏俄的艺术》、《社会主义与宗教及艺术》等，还有一本《革命》，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特意说明：“此为美国文学家JackLondon（杰克·伦敦）所著之短篇小说，极为有名。”当时，杰克·伦敦的小说在国内介绍并不多，翻译过来的就更少了，尚不知毛泽东是从什么渠道了解这篇小说的。

就在毛泽东专心于国民革命的宣传工作的时候，后来主宰中国命运二十多年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逐步掌握了兵权。一个是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一个是黄埔军校校长，一个掌握笔杆子，一个掌握枪杆子。历史的这种安排很有些意思。

不过，那毕竟是一个靠枪杆子说话的年代。1926 年 3 月，蒋介石一手策划了所谓“中山舰事件”。同在宣传部的毛泽东和沈雁冰对此事有过很深入的商讨。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软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放弃了反击的机会。国民党内右派势力越来越坐大了，蒋介石随即抛出个《整理党务案》，在国民党中央任实职的共产党员先后辞去职务，毛泽东也不得不离开了宣传部，去做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所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历史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培养农民运动骨干，毛泽东也不陌生。在韶山，他就实践过了。

在广州附近古老的番禺学宫，他开始更具体的剖析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从 1926 年 6 月到 9 月，他为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课程，在学员们留下的笔记中， 可看出他当时已经比较明确地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中国历史传统和农村文化， 并鲜明地体现出他后来一以贯之的把文化“一劈为二”的特点。

他告诉农运学员：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如《三国演义》、《说唐》、

《水浒传》、《说岳》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统治者及地主阶级，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例如，有名的知识分子诸葛亮，当其未出茅庐时， 一点用也没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其实，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民众的拥护，一点力也没有。

在农村，穷苦农民最敬重的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衡量自己地位高低最直接的参照对象，也是掌握文化从而被视为“人上人”的知识分子。在传统社会里，要挤入上层，只有通过科举或掌握知识这样的路子。这样，是不是掌握文化知识，便成了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显然有特别的看法，也许是为了给这些泥腿子听众“打气”，于是说出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缺少知识的民众拥护，就一点力也没有这样的话来。

他反复要告诉学员们的一个道理是：那些没有知识和出身寒微的下层农民，特别是那些揭竿而起的起义领袖，才是真正的英雄。于是，他屡屡讲述

野史杂记、传奇小说中人们所熟悉的陈胜、吴广、黄巢、宋江、李自成、朱元璋等人的故事。比如，说到朱元璋，他讲：元代末年，朱元璋本来是个和尚，平时睡着了，常常现出“天子”的形状，郭子兴看见后，觉得他是个奇人，便收他为部下。后来朱元璋代替郭子兴，成了农民起义领袖。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以后就代表地主的利益了。

青少年时期爱读的古代小说、稗官野史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非常清楚， 搞农民运动，应该用直观的事情来说明长期处于底层的农民的不平处境，他的来自农村的听众也只有通过这些已经沉淀为民俗的语言素材，才能懂得他宣传的思想。

在主持农讲所期间，他专门带学生赴韶关地区实习考察农民运动情况。还精心拟定了 36 个项目指导学生作社会调查，其中一项就是让学生搜集民歌民谣。这或许是因为两年前，他在韶山从事农运时运用民歌来启发农民觉悟很有些成效的缘故。由于各省的学生都有，搜集起来的民歌五花八门，有好几大本。毛泽东也是认真地读了一些，并且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个印象甚至多少影响到他后来的一些文学观点。后来他一直为没有把这些民歌保存下来而遗憾不已。

不过，我们可以从后来他自己搜集的民歌中，知道他喜欢的民歌是什么样子。

4 年后，他已是驰骋赣南的红军领袖。戎马倥偬之际，他特意带了一些人到寻乌县搞了一番社会调查。调查中，他问起贫农受剥削没有饭吃的情况， 农民给他唱了一首反映自己悲苦命运的民歌：“月光光，光灼灼。埃跌苦， 你快乐。食也毛好食，着也毛好着。年年项起做，总住烂屋壳。暗婧女子毛钱讨，害埃穷人样得老。暗好学堂埃毛份，有限当个瞎眼棍⋯⋯。”尽管方言难懂，他还是一字一句，记了下来，细细询问，在笔记本上对方言土语做了许多注释。后来又专门把全诗引用到成文的调查报告里面。

却说在风云变幻的大革命时代，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农民运动越来越成为国共两党争论的焦点。

1926 年 11 月初，毛泽东告别了花城广州，受命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他不愿呆在大城市，觉得那不是搞农民运动的地方。很快，他一路西进，赶赴武汉。

11 月 27 日路过南昌时，“五四”时期开一代诗风，高唱“要把月来吞了”的浪漫诗人郭沫若专门宴请了他。不过，这毕竟不是文学的时代，毕竟不是在文场，而是在战场。正像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弃笔从政一样，创造社的郭沫若也已投笔从戎，位居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之职。这是毛泽东和郭沫若第一次见面，后来郭沫若把此事写进回忆录，说他当时觉得清瘦的毛泽东很有些像汉高主刘邦的谋臣张良，有一种静如处子的风姿。可以设想，他们肯定不会谈文学。革命，无疑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南昌没有留住毛泽东的脚步。一到武汉，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就闻到一股不正常的气味——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议论搞得满城风雨。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黄鹤楼，也没有留住他的脚步。毛泽东回到长沙，回到他年轻时“游学”的三湘四水。沸腾的农村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他要拿出真凭实据来说明农民运动究竟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在一个多月的考察奔忙中，他不仅欣喜地看到农民在政治上扬眉吐

气，向着解放的大道上迅跑，也意外地发现，一种令他高兴的属于农民自己的新文化，在国民革命中竟也露出了一些端倪。

1927 年 4 月，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描绘的：“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演讲，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住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在文化上，农民自觉禁止和限制的东西很多，如“花鼓——一种淫亵的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于是他高兴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历来只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农村里剥削阶级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

但眼前的政治形势并不容乐观。4 月间，毛泽东从湖南回到政治中心武汉的时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溅起的浪花里。人们已分明闻到了腥风血雨的气息。如果按事件发生的顺序排列一下，无论对革命政局还是毛泽东的个人命运来说，那都不是一个轻松的 4 月——

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开始没完没了地讨论土地分配方案，辛辛苦苦讨论的结果，却先后在国共两党内都遭到否决；毛泽东受命主持武汉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同一天，他后来夭折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在武昌呱呱坠地；那个掌握枪杆子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中共“五大”在武昌第一小学开幕，毛泽东只是候补代表， 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他和彭湃、方志敏等人议定的一个土地分配方案被陈独秀锁在抽屉里，拒绝拿到大会讨论；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被杀。

一进 5 月，毛泽东的家乡，近在咫尺的长沙，许克祥指挥部队步蒋介石后尘。

变幻莫测的革命，云谲波诡的政治。

一切都在充满信心地在做，一切都明显地是毫无结果。

一场劫难就要来临。党的“五大”又未能改弦易辙，自己的主张又不被中央理解。

这就是 1927 年的春天，一个让毛泽东感受不到明媚和灿烂的春天，一个让毛泽东感受着阴沉和压抑的春天。

他陷入沉思。不觉像历代迁客骚人那样，缓缓登上长江边上、蛇山丛中的黄鹤楼。这是崔颢、李白、白居易、苏轼、陆游登临过、吟唱过的地方。一种回天无力的苍凉、痛楚和悲怆，在他的胸中浸漫开来。本是春色开

朗的荆湖形胜，却显得格外凝滞和枯涩。这或许就是诗情：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首《菩萨蛮·黄鹤楼》，大概是毛泽东的政治诗中，写得最压抑和凝重的一首。几乎不用多解，只要按字面体会“茫茫”、“沉沉”、“苍苍” 几个叠词，再加一“莽”一“锁”两个字，就行了。一般解诗者，都说这首词“表达了作者的革命热情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我觉得未免过了些。毛

泽东这位革命家当时拥有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是无可争辩的。问题是作为诗人，总要允许他展露特定的情境。而词末的一句“心潮逐浪高”。虽把格调扬了起来，但也没有明确的指向，只是现实心境的一种客观表达而已。

难怪，他后来也毫不掩饰地注解说：“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

从 1925 年秋天在长沙满怀豪情写下“谁主沉浮”，到 1927 年春天欲说还休的“把酒酹滔滔”，恰好画出毛泽东在大革命洪流中的一条心灵曲线， 一条从“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明快自信，到“沉沉一线穿南北”的苍凉凝重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