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篇 论过去对实用工艺的保护及今天能给予的保护

在上篇中，我们竭力设法使人了解，现代国家在追求工业主义的同时， 它所从事的工作是多么危险；我们已经考察了国家通过全面竞争所冀求的目的；我们也看到了国家竭力生产得更多而根本不考虑消费者的需要；国家竭力为产品节省人力劳动而不考虑被解雇工人的就业问题；国与国之间相互低价出售产品，而不考虑减少利润和工资会引起人们的苦难，我们认为这种目的本身是对人类有害的。从有制造业的各省的报纸和通讯中，不断透露老百姓节衣缩食，遭受新的苦难，许多人的收入和生活资料得不到保证。二十一年稳定与和平的生活，各国政府克勤克俭，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政府事务、工艺进步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总之，这二十一年，乍一看来是欧洲罕有的繁荣时期，实际上只不过是使穷人的生活状况不断恶化，使制造业和商业濒临危机，同时还搅乱了本世纪高枕无忧的幸福人民的平安生活。我们的推理有力地、现实他说明问题，我们知道；那些长期以来拒绝我们的警告、却对普遍的贫困感到不安的人开始思考，承认在社会秩序中无疑有错误的东西，尽管他们并不承认我们原则中有真实的东西。

我们对应该体会到的困难并不感到大惊小怪；有些概念，乍一看来似乎合情合理，并且是由很有才能的人编造的，是以最华而不实的体系的形式出现的。我们应该与这些概念斗争。我们应该向人类思想中的惰性作斗争，它也许是宣传我们学说时碰到的最大障碍。人类的思想由于得到科学上的最新成就的启示，拒绝回到科学的最初的原则，也拒绝动摇这些原则奠立的公理， 即某种程度上又回到学院派的原理上了。我们应该向工业巨头的利益和自尊心作斗争，他们看到自己的大企业兴旺发达了，自己发财致富了，习惯于以好公民受到赞扬。我们还应该和一切人的反感情绪作斗争，这种人只是将目光注视痛苦和令人沮丧的情景，他们的情绪会消磨我们的意志，因为我们不愿意让读者看见使我们感到痛苦的工人和他们的孩子的令人心肝俱裂的厄运。由于有这么多的困难，我们在舆论方面作的工作进展不大；如果日益严重和令人惊慌的事件还不能使公众对人们已作定论的问题作新的研究，那我们等于什么进展都没有得到。

然而，我们感到最恼火的是有人反对传播我们确信的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原则，这就不可能为如此巨大的疾患提供有效的药方，一旦人们相信受苦受难是命中注定的，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确实，我们对这种致命的疾患，只能提供一些极不相称的治标办法。我们从来也没有讲过要禁止发明和禁用机器；在我们怀着痛苦的心情看到别人想方设法拒绝人的劳动时，我们也没有援用过给工业制造障碍的法律；我们经常只是局限于建议不要这么干，不要将已经非常迅速的运动推动或推进得这么快；当我们引用立法时，我们所要求的立法活动是如此缓慢，以致这种立法也不能使那些想使社会病患立即减轻症状的人感到满意。

然而，我们有必要提醒读者，今天社会所面临的痛苦完全是新的类型； 它是五十年来工艺新发展的结果；在这个阶段前二十五年，这种进步经常是对生产有利的，只是在后来的二十年到二十五年，才开始有壅塞和不协调现象。这种苦难在英国、瑞士和比利时等制造业高度发展的国家已表现出来， 它远比在法国产生得早。法国由于被战争搞得精疲力竭，工业要满足国家需要还得作很大努力。其它地区还远没有感到壅塞，这种壅塞是虚假的富足，

它使生产者备受煎熬，陷于贫困境地。俄国和波兰的政府迫不及待地以坚毅不拨的意志发展制造业；用不了多久时间，制造业就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进步， 谁也没有预见到这种骗人的繁荣是绝对贫困的先驱。然而，今天一切工业都为世界贸易而生产；有些国家通过最严厉的禁令，拒绝引进外国商品，却打算向外国供应商品，自己也不要这些国家的任何商品。这些拒绝外国商品的国家把目光盯在世界市场上，而世界市场必然是有限的，因为它没有东西出口。如果这种世界贸易导致生产的更多，消费得更少，那末，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商品壅塞。

现行制度以及它造成的新的病患愈多，人们就更得从过去积累的智慧中取得帮助。任何一门科学也没有比政治经济学更需要经验指导；任何一门科学，其理论也没有象这门科学那样有那么多的谬误，因为别的科学并不象政治经济学那样困难，需要掌握表面上互不相关、却相互起作用的情况，需要掌握人们竭力制造的难以预测的影响。毫无疑问，在今日欧洲大部分土地上， 工人蒙受巨大苦难，他们都是从事实用工艺生产的；但是，在欧洲其它地方并没有类似情况，这些地方的工业确实在逐步发展；除了中国和印度，欧洲以外的国家也没有类似情况；在这两个国家，我们的体制在我们大陆传播前就已经在那里滥用了，我们同时也使这两个国家感到了毫无节制的生产活动的影响。总之，欧洲以外的国家并没有苦难，相反，当工人们根据自己的规章为城市生产物品时，对工人有很多幸福的保障，我们完全估计到这种旧秩序的好处，可是我们可能过早地将它废除了。

在法国大革命前，那些从事实用工艺的人，那些靠城市工业生活的人是分散在一些手工业组合里的，每个组合都享有某种政治权力；社会允许从事同类工业的人结社并规定一些章程，为的是对付国家的其它成员，在手工业组合内部互相保护以防止内部竞争；现在，同行业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已经割断了；他们已成为对手或天然的仇敌。他们过去的组织使互相之间以兄弟相侍；这种组织使他们共同作出努力以对付消费者，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诸，也可以说是对付社会里其他人的。整个手工业组合的成员都致力于限制从事实用工艺的人数，排斥想进入这个城市行业的乡下人，限制竞争， 防止商品壅塞，在手工业主之间平分利润，使某一个人不能靠损害别人而发财致富；总之，在给予工业家保障的同时，只要他们行为端正，在他们一旦进入该行业后，就能慢慢地站住脚跟，不必害怕在老年时倾家荡产，将他年轻时积累的财富付之一炬。

在手工业行会时代，人们只有经过长时间和耗资颇多的学徒时期才能从事某种职业，而且只有在童年时期才能当学徒。这种学徒制度能限制那些在时间或金钱方面首先能作出牺牲的人的竞争，能够有效阻止那些想抛弃田间劳动到城市工作的农民。同时，这种学徒制度也能减少城市本身为工业职业准备的人数；它不会使手工业者成为象今天制造业工人那样，使该行业成为给社会带来危害的导火线，例如因此鼓励多生孩子，以便在 6 岁或 8 岁时就雇用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既损害孩子们的健康，也妨碍他们的智力发展， 同时还抢走了他们父母的饭碗。

当手工业还没有兴旺发达，在当地还没有站住脚跟时，工场主不愿雇用学徒，这种做法对冒失的竞争、制造不为人们需要的产品也是行之有效的障碍。在订立经常是为期几年的合同后，学徒来到师傅家里。如果说，学徒有时得忍受粗暴的对待，有时他也领受到这个人数不多的家庭的温暖和师徒平

等的手足之情；在罗马时代初期，奴隶制本身也是能为人们所容忍的，奴隶也与作为耕作者的主人一起用餐。相反，在大庄园时期，奴隶就不是与主人命运息息相关的人，也不是宾客，而是一件物品。他也象现在的工人那样， 家财万贯的主人认不清他们的面孔，也不管他们的死活。过去，家里只有一个学徒，当他被介绍到家里学徒时，干活适度，有休息时间和休息日，总有受教育的时间。

学徒时期结束后，年轻的工匠就以帮工身分与师傅一起干活；他开始靠劳动养活自己，但是还不能自立：行业条例规定一个师傅不能靠损害同行来归并别人的财产，赚来的利润最多只允许他雇一个或两个帮工。人们将有利条件、贷款给予技术高超的人，但是这是由于熟练技术，而不是靠高于别人的资本，一个技能熟练的师傅会超过别人；然而，谁都能找到工作，谁都能活下去，商品不会打折扣出售，壅塞也不会消灭塞满商店的商品的价值或社会财富的价值。在帮工时期，工人从这个城市游历到那个城市，思想也就形成了；他习惯干过独立生活，他知道了人口和活计要求的比例，他发现那里能保证充足的工作，在那里干活能得到好处。

只有在手工业行会同意后，才能建立师徒关系和获得师傅的头衔。于是， 当了师傅的工人摆脱了雇佣劳动，干出了漂亮的杰作，至少在他的生活中， 这是一次为自己谋生的活计。于是，他用积累的一笔很小的资本来购买工具， 装配工场，安置家庭并养儿育女，因为他的生活向来是有保障的，是安居乐业的。过去，当他想娶妻时，很有可能娶不着，因为他没有任何东西给这个女子。但是，一旦进入了这个行业，他就成为独立和幸福的人，虽然跨入它的门槛是很难的；每当他接近美满的生活状况一步，向来只有罪恶才能毁掉他；疾病不会破坏他的美满生活，因为他的帮工和学徒会替他工作。他的妻子负责料理家务，清扫庭院，教育孩子。

毫无疑问，人们可能要问，这种实用工艺，是否也象我们今天在科学进步中所作的那样，给工人带来了利益；人们也许要问，消费者是否侍候周到， 生活是否富裕，能否也象今天一样，买到便宜货，哪怕是从遥远的地方得到价廉物美的物品。但是，如果他们行会的章程是以发展手工业者性格的独立性，提高他们的智慧、道德，创造幸福为目的，那末，他们一定会获得成功。工人是一级一级往上提升的，由于在游历中受到熏陶，在为他的杰作劳动时， 对他的工艺感到很大的骄傲，他只是在有条件时才审慎地结婚，从此以后， 他就感到作为家长和师傅的新的尊严，他是比制造商有更高的素质的人。①

大制造业主只是以他的金钱，精心经营事业为工艺服务，他是比以前亲自劳动的师傅更了不起的人物，愈是这样，工人就比以前的帮工、甚至比以

① 在奥地利帝国，疑虑重重的政府在修改行会师傅组织的章程以后，总是支持 这种组织的。确实，在中世纪时，政府将属于手工业组合的权力归为己有。但是，它的 意图是使所有从事实用工艺的人生活富足，它也获得了成功。人们在一份英国杂志 （1837 年 1 月，第 36 期《外国季刊杂志》上找到了对这个帝国的收入及政府政策的极好的描述。作者用财富学派的原则，对师傅组织给予商业和工业制造的障碍表示惋惜。他说：“这些障碍空前地阻止了国民财富的发展；此外，它为革命、甚至为改革制造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这种惹事生非的精神只是表现在城市里，在奥地利，城市对不改变现有地位的愿望是非常有利的”。作者说：“大量的城市居民被认为是急于保卫那种保障商业垄断的体制的（第 294 页）。”作者认为，这种制度毁掉了工业并毁掉靠工业养活的那些人的舒适生活：由于师傅组织，城市居民似乎享有很多的物质福利，以致于不希望发生革命，甚至不希望采用任何改进措施。

前在手工业作坊劳动的学徒在知识、教育、道德、独立性方面更为低下。大制造业主在城市工业中的地位与农村中的大地主相同。他们也象地主一样， 为了积聚财产，要消灭一、二百个独立经营的小产业主。他们象大地主一样， 同心协力，将为他们干活的人降到奴隶地位；他们象大地主一样，利用手中的大型生产手段，利用科学，以及利用更完备的劳动分工来节省时间，以及进行劳动监督措施，他们使工艺获得进步，但使人类倒退；总之，他们也象大地主一样，当雇工们在受苦，自己觉察到这种反应时，本身也被他们当作发财致富的错误体制毁掉了。人们不知道将会多么吃惊地发现，社会组织毁坏了小本经营者，如同在农业上所表现的那样，手工业也将完蛋，有的人穷极潦倒，另一些人发财致富；这种体制使一些人拥有无限权力，另一些人处于极端依赖地位。这种体制甚至反对平等观念，这种观念在本世纪占统治地位，并受到热烈欢迎。当人们发现，掌握实用工艺的贵族和自称自由派的人们结成联盟反对自然特性，工业主义和平等的拥护者会在同样的旗帜下会合，那就更使人吃惊了。

根据上述情况，实用工艺品与其让制作业来生产，倒不如由手工业行会来生产；消费者支配他所需要的劳动，在他的指挥下进行生产，劳动完成后立即付款。今天，木匠、铜匠、瓦匠、鞋匠、裁缝等行业，一般也还是先订购后干活。然而，中世纪时也存在可称作制造业的行业。如毛织业，在一段时期，在佛兰德、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等地分布颇广，带来很多财富；丝织业在上述地区一直保留到现在。毫无疑问，研究毛织业在其昌盛时期的历史是饶有趣味和颇受教益的；任何制造业都没有留下具有光荣历史意义的纪念碑，任何制造业也没有使人丁兴旺，生活富足。佛罗伦萨的大教堂是中世纪最值得称赞的教堂，是时代的作品，而羊毛业的商事裁判官在工艺上起的作用比在政治上起的作用更少一些。但是，我们并不相信能够收集足够的资料， 以便认识劳动产生的财富在参加劳动的人们中间能够平等地分配，认识到工人为免受厂主损害应受到保护，认识到要限制厂主之间的竞争，认识到在一个国家里，由于存在复杂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团体的行会组织的成员互相帮助，人的自由权利得到保障，工业发展并没有减缓速度。在托斯卡纳， 丝织业如今还保留着，它差不多在古代社会时就已存在，研究这种工艺比较容易，并且从这种工艺中看到，当时的制造业是完全为商业准备的，也不象今天那样受大资本家的侵袭，否则，这个行业所养活的人的命运也将会受到投机倒把者的摆布。

在八世纪或九世纪，蚕被带到西西里的莫雷，两三个世纪以后，被引进到托斯卡纳，当时，这个地区的共和国已经巩固了自由贸易，并开始扩展它们的商业。桑树在土壤肥沃的农村大量栽培，每年的 6 月末，收获的蚕茧还并不丰富，它都被送到工业部门。在以后两个月里，在栽种桑树的小城市里， 锅炉开始动工生产以抽蚕丝；接着，蚕丝被比较粗糙的机器来纺线和捻线； 然后，蚕丝交给了制造商，并用它织成绸缎；最后，佛罗伦萨和卢卡的绸缎商人收集了这些绸缎。商人们自己去或派他们的伙计去里昂、香槟的特鲁瓦和西欧的所有市场，绸缎尽管价格昂贵异常，都能在那里找到消费者。

很多事情应该与这个富有的制造业的起源分开研究：蚕丝带绘国家的利益，参加此项生产的人的生活条件，用于使这种制造业繁荣的资本的性质， 它的流通及流通缓慢的原因，最后，制造业使用的货币数量。

我们要设法了解，制造业有时得到的是不义之财，有时是商业利润，也

就是说有的制造业主将邻厂的物资占为己有，有时是利用投机活动的偶然性发财致富，只是在偶然时候社会公共基金才真正得到增长。产品的性质并不足以区分这两种追求财富的方式。如果人们用这种特性来判断产品，那末， 人们将得出结论，认为丝织业不创造真正的财富，因为它所生产的财富没有什么用处。丝绸所代替的呢子正好可以起同样作用；绸缎只是迎合某些富人的虚荣心，过去，富人们是以已有的产品来满足其虚荣心的。但是，丝织业产生以后，向富人推销这种产品的人增多了。在西欧盛行封建制度时，每个村庄都有城堡，每个城堡都有一个小宫廷；每个贵族为了增加卫士，向更多的农民分配土地，因而贵族的地租也增加了。钱财早就掌握在消费者手中， 贵族要的是奢侈品；因此，尽管制造丝织品比今天花费更为浩大；尽管人们在养蚕、缫丝、纺丝、织绸、染色等技巧方面并不熟练，但是，丝织业繁荣起来了，也就是说各种劳动都得到充分的报酬；从事丝织业得到的报酬至少和别的职业同等，而且经常是比其它职业更多。丝绸价格确实与金子相当。今天，大贵族用绸缎布置他的房间，而在当时，只是在盛会时，披上一伴绸缎外衣或系一根绸带就已经是很阔气的了；所有希望得到尊敬和崇拜的人也为贵族的豪华所打动，就象人们为今天的贵族的豪华所打动一样。对贵族来说，他照样享受，照样挥霍钱财。

在十三世纪或十四世纪，丝织业给托斯卡纳人带来了利益；但是，重要的是要解决另一个问题：谁是那些利用丝绸的人？回答也象提问本身一样令人满意。所有的人都是使用的人。茧子的价格是很高的，因此桑叶也成为农民最赚钱的农产品。为了这种有利可图的经营，农民才养蚕。在两个月内， 农户都忙于养蚕：男子、妇女、孩子都减少睡眠和休息时间，专心致志地养蚕；但是，每个家庭都知道，在某种程度，由于这种业余的产品，他们的生活就更舒适了，何况每个家庭只是多干点活计而已。每个小镇都有两、三个技术熟练的承包商，一旦茧子送到市场，他们在买了一些茧子后，就在锅炉上抽丝，这种劳动要干两个月；有时，承包商从山上招来妇女协助干活，因为这个时候地里的活计不忙。他们平分的利润使他们的家庭整年都过舒服日子，帮助山民在农闲季节也不会缺衣少穿。纺织工人购买了蚕丝。当时，人们还没有发明精巧漂亮的拈丝机，这种机器只是在最近五十年才制造的：这些丝是在纺纱杆或纺车上纺成的；这种活计需要干很长时间，是由城里妇女在空闲时间里完成的；然而，这种活计报酬丰厚，每个姑娘都可以在家里干这种活；在挣钱艰难时，这是很好的谋生手段，那时，勤劳的女人不会象今天那样，找不到任何能够不抛开家务以及和家庭联系 的以简朴方式从事的劳作。制造商最后购买纺过的丝；按他的要求将丝染色，他和他的帮工在纺织机上织成绸；然后把绸子卖给商人，并获得利润；商人将绸子和千百家制造商的产品集中在一起。在商人的手中，绸子是一种重要的投机商品；他不怎么情愿将他财产的很大一部分交给其他人：他经常是亲自到西方国家的主要集市上零售。因此，富人的奢侈享受使蚕丝获得了大量利润，并使那些获得比一般工资高一些的工人、养蚕的农民、锅炉上抽丝的山民、各家各户的纺丝女，以及印染工和纺织工享受舒适的生活。同时，制造业提供比商业利润率更高的利润，对锅炉商，织绸商和共它商人都有利。这种靠商业养活的、过着舒适生活的、具有独立地位的公民，其人数已经很可观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制造业对促进各国全面繁荣的作用，不仅要与今天的现状作比较，而且要关心人们竭力想把制造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托斯卡纳

制造业正处于过渡阶段。

养蚕业通常是由农民经营的。然而，有人竭力设法剥夺农民的这种生计。过去，农业社会中农民的养蚕室没有通凤设备，室内没有恒温，农民也不象专业工人那样细心地照料蚕。因此，那些富有的、聪明的和舍得花钱的市民， 在群众的暴风雨似的掌声中建起了蚕室，我们认为，他们的这种热情会给他们的国家造成损失。在这些布置妥善、通风良好、宽敞的房子里，几百万条蚕儿由领工资的工人喂养。这里照顾细心，喂养得当，温度适宜，蚕沙更换及时，蚕在这里比在农民的蚕室里舒服；这里蚕得病较少，同样的桑叶能生产更多的茧子。此外，领日工资的工人对劳动的成果兴趣很淡薄：他们只满足于不挨骂、不熬夜、不受累就行，谈不上忠心耿耿。

他们靠劳动过日子，其生活不比农民幸福，因为他们的心不在这里，对生活不抱什么希望；因此，付出的代价比得到的报酬为多，因为工人的一切时间都是以市场价格来计算的。

但是，蚕室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会导致市场的投机倒把，换句话说，就是靠碰运气，市场奎塞趋势日增。毫无疑问，农民无法知道商业世界的需求范围，或其它国家蚕丝生产者的竞争；他们是根据某种陈规旧例以防止剧烈的打击。他们在祖辈种过桑树的地方栽种桑树，只是在开垦新的荒地时，才增加桑树的数目，而收益也按比例增加，住房的面积也根据他们饲养蚕数量的多少来调节；每间屋子的养蚕数量几乎是相等的。蚕室则不同，它使生产飞速发展；农民井没有抛弃过去的行业，而制造业的老板们在旧的工业之外增加了很多新工业。在所有的平原上，人们同时种植了大量的桑树。公众舆论都赞成这项生财之道；工厂在取得大量利润的同时，可以增加生产，但是， 蚕茧的价格因受到舆论影响所引起的波动，比需求所引起的波动还要快；今年比去年的价格要低 50％。①在这种买卖中，有的发了大财，有的赔了老本， 区别十分明显。但是，这种财产来去匆匆，只是从这个人的钱包转到另一个人的钱包，对国家没有一点好处。然而，蚕室的老板难以支付他们所雇工人的微薄工资。如果相信公众舆论的话，蚕室的老板在坑害自认是对手的农民后，他们自己也难以收回投资费用。

蚕丝工业的劳动至今还由三种独立的工业分担，缫丝工人、纺丝工人和织绸工人；但是，人们作了很大努力要把他们联结在一个工业里，这种联合不可能离的很远。绰丝工人在托斯卡纳的小城市里为数颇多。在煮茧子、抽丝的锅炉里，由茧抽出丝来，就象蚕吐丝一样。这种锅炉设施耗费不大，但散发出很多臭味，可能很不卫生。缫丝者只需很少的固定资本，有限的流动资本用来购买茧子，支付山里招来的缫丝女工的工资，她们要连续干两个月。缫丝女工的工资是很微薄的，从锅炉缫丝所得的利润也确实是微不足道的。生丝由拈丝厂主买走；这些厂主有很漂亮、很大的厂房，它要求大量的固定资本。他们的机器很精巧，但是价钱很贵：每天他们都改进机器，采取这种措施的厂主对旧企业是致人于死地的竞争对手。拈丝厂的数目必需限制；这种工厂都有很多女工，有一部分在厂内干活，为数更多的女工把活计带回家里去干，特别是绕丝的工作；她们的工资至今还是很高的。纺丝厂主的利润

① 大家都感到茧价下跌的严重性。今年，两种不同体制的差别是：蚕室主和农民一样，都没有作投机买卖， 他们都用自己的桑叶养自己的蚕，他们赚的钱比通常要少，但是他们没有赔本；可是，那些买桑叶的人却相反，他们想作买卖，拿资本作赌博，结果赔了一半本钱。

是很可观的；但是，我们也看见他们接二连三地破产。现在，人们在托斯卡纳引进了水力带动的新的拈丝机，过去，这种绕丝工作是妇女在家里干的， 现在，大部分女工都给辞退了。最后，丝织工人都集中在佛罗伦萨，其中有些工人发了财，今天，他们的财产都已卷人在美洲进行的贸易投机。同时， 一位在欧洲赫赫有名的，家财万贯的俄国人，打算在佛罗伦萨附近，他父亲宅邸的宫殿式建筑物里，建立那类已经存在的耗资巨大的丝织厂。缫丝工、纺丝工、抽丝工、织绸工都集中在一起；所有这些工种都在一个建筑物内， 什么活计都不必拿到外面去干；蒸汽代替水力推动机器转动。所有的劳动都是付工资的，工人都由雇来的监工领导，赚钱或赔本今后都是由他一个人承担，因为人们认为没有人能够和他竞争：现有的工场都得关 门、解体或转向别的工业。今天，这个工厂规模宏大的计划使人赞叹不已。可以肯定他说， 由于它的资本雄厚、机器精良、费用开支少，它生产的绸子比伦巴第、皮埃蒙德和里昂的绸子质量要好，价格更便宜。只要这个工厂的生产能力存在， 它将是托斯卡纳丝织业唯一的或者说几乎是唯一的代表，而且也是唯一能得到该行业利润的人。但是，如果它破产了，或者由于赌本而洗手不干，放弃他的企业，那他招集来的工人就被撵走了，被剥夺了唯一的生活来源。

因此，托斯卡纳的丝织业，与刚引人时相比，规模大得多了；产品可能增加 40 倍，产值只增加 4 倍，而它所维持的工人只增加 1 倍。这些发展的不相称情况是由它的特点产生的必然后果；人们使各种工序更省钱并降低了价格，人们只是在利用水力干活时、而不是用人力时才能降低价格；绸子质地柔软、花样翻新，但不很结实，也不耐用，总的说来，不怎么实用。在当地， 绸子的消费还是比较广的，因此代替了呢子和麻布；但却很难说生活享受有什么提高；这种好处，如果说有的话，也主要是由外国人获得了，因为极大部分产品都出口了。至于对生产者来说，丝绸业的利润全由一个阶级独吞了， 其人数与过去相仿佛，而这个阶级限制生产者的普通劳动工资；那些享受独立地位、不必听命于某个厂主的工头，其数目已大大减少了。所有工人的命运也已变得更糟糕了，人们已经隐约地看见他们的行业将寿终正寝。

我们将利用上述事实，从另一种关系来看待丝织业，即从它投入的资本和它的本质来考察。在制造业发展初期，人们并没有注意它的资本。农夫、抽丝工、纺丝工，织绸工，他们的投资只占很少一部分，以致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占有多少资本。农夫用自己的劳动在桑叶上投资以喂养蚕；为了安置蚕， 农民有时得买框架，费用只花几个苏，他在饭食上省一点，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经常不必花钱，他不从自己腰包里掏钱。然而，他的劳动，他的生活资料， 他喂养蚕的桑叶，这些都需要花钱。当蚕室老板要自己花钱经营他的事业时， 他对花费是算得很清楚的。买桑叶的花费、付给工人的工资，占蚕茧收入的三分之二，有时占五分之四。

因此，首先投入制造业的流动资本不是钱，而是时间和体力，它甚至是无法估计的；今天，它花费的也不是钱，尽管人们是以钱数计算的，而是时间和体力，这种东西是计算清楚的。蚕室主人在建造蚕室时，并不是用钱来计算的，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现金，而是用一些非物质的资本，不管是别人付款使他获得债权，或者相反借别人款子使别人获得债权。这种资本向来只以埃居的形式在他手中停留几天，经常是呆几个小时。至于他的流动资本，如果他要把帐目算清的活，他得把茧子卖掉，算清自己采摘的桑叶、蚕室应该付的租金、佣人与工人的食品价格以及他们的工资。只有工资付的是埃居，

而且经常是前一天晚上收到的。然而，这些投资的总数都是以埃居计算的， 并且通过出卖茧子来补偿这笔款子，利润也是以埃居计算的：而他经常也是第二天一早就将埃居脱手。

缫纱厂主也是用埃居开始他的生产活动的，他花一小部分钱来建造锅炉，用另一部分钱来购买茧子、燃料和付工人的工资。然而，这并不是他全部的资本；在投资中还得算上自己的劳动，他的监督工作：这些工作集合起来的代价通过出售蚕丝得到偿还。但缫丝工作只要两个月；如果从 8 月底出

售蚕丝直到次年 7 月初购买茧子，他让埃居闲置着，那就要大赔其本。不管是他借来买锅炉的钱，或者是借出的钱，比如说，用信贷方式出售蚕丝，他的资本，在这十个月里，都是非物质性的，只是以债权方式存在着的。相反， 在两个月内，他的资本迅速地、陆续地以钱、茧子、燃料、工人的食品、熟丝，最后重新以钱的形式出现，埃居在流通，但是在缫丝者手里很快就转手了。

纺织工人用埃居从缫丝工人手里买来了蚕丝，而织绸工人买来了纺过的蚕丝，批发商购买丝绸，零售商从批发商买来绸子并卖给消费者，总而言之， 零售商得偿还一切投资、工资、利润，这些埃居是不久以前作为劳动工资、工业利润、不动产的收入等所得。在制造的不同阶段流通的资本，其数目很大，我们对它的活动应有个概念，我们相信应该利用这种资本，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货币所起的作用上，注意财富变化的性质，人们经常将这种性质与所谓流动资本混为一谈。我们已经承认，资本是一种非物质量，是人们想象所估计的价值，随着生产的发展，它以各种新的形式在商品中出现；在另一篇里，我们将作分析，并将指明其后果；但是，我们现在只是利用在我们脑子里记忆犹新的丝织业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指明流动资本的不同形式确实是靠钱来进行活动，但是埃居只是构成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在丝织业初期，每种活计是由比较粗糙的工具、单独地完成的，它适合一个人的体力，每个工人事先以货币筹措资金，但是，这个阶段时间很短， 为的是使一年内能重复地干这种活计。因此，纺丝工是一磅一磅、一盎司一盎司地购买蚕丝的，纺完丝后，又立即将它卖给织绸工人，而且往往是在购买丝的同一个周末。他可能从来也只有一个埃居，而这个埃居使他能陆续地在一年之内买 50 埃居的生丝，而这一年他能卖 100 埃居的纺过的丝。织绸工也是这样子的，他的资金也不多；他购买为织一块绸子所必要的蚕丝，然后在开始织第二块绸子前把它卖掉。商人需要一笔资本，由于这个原因需要数量较大的资本，因为他的商店充满着向市场推销的产品。但是，尽管每一块绸子都是用钱购买的，但是，他钱柜里的钱远没有他商店里的商品所值得那么多，因为他卖一点买一点，不是同时得到全部绸子的，他决不让钱在保险柜里睡大觉。

现在我们回到本篇的主要研究对象。用什么办法能使从事实用工艺的人获得幸福？如果有人这样回答：给他们更多的流动资本和更多的货币。我们建议不要匆忙地作出结论，我们已经给财富的两种变化的本质下了定义。如果有人建议回到过去的手工业和行业组织，我们认为，在这种组织中，手工业工人过去是享受宽裕和安定的生活的，也享有今天制造商所没有的对工人的尊重，我们将向人们回答，再也不会重新拣起它已经摒弃的障碍；手工业组合的特权已经在胜利的欢呼声中被废除了，好象这是穷人对富人取得的胜利。确实，当这些特权是为保护穷人而建立时，它对穷人是有利的。然而，

穷人自己向来也不同意倒退的运动，他们可能是对的；习惯成自然，习俗也随之变化，新的兴趣发展起来以后，受到巨大痛苦威胁的人不得不立即封锁今天还是自由的就业的门户。

自从制造商痛苦的呼唤开始以后，人们也懂得了制造业里令人赞叹的发展并不是进步，因此建议在工人中间重新分配制造业的利润，我们热情欢迎一切重新将无产者与财产结合起来的方法，以及将他们从机械的代理人地位上升到具有思想和意志的人。但是，我们承认，我们对这种方法不抱任何信心，它决不会消除那些极为严重的祸患，眼下这些祸患是工业、商品壅塞， 以及为生产更多更便宜的产品而展开的各种竞争造成的严重灾难。使商业和制造业面临巨大和可怕的赌博，今天，它经常使商人破产，并带走了能从企业得到分红的工人的可怜积蓄。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我们信不过那些掌权人物。我们认为，比起那些由个人利益驱使而经营的企业来，商业行会经营的企业毛病多得多；经理们掉以轻心，大手大脚，贪污浪费，徇私舞弊，并害怕身败名裂，与私人财产对比，公共财产管理中的弊病尤为突出。我们还认为，在股东大会中，人们漫不经心，任性所为，如果它从属于评议会，而不是由某个商人来经营的诸，这种商业企业经常会受到市价波动的影响，以致很快破产。

现在，对于如此严重的、而且对我们来说将来更为可怕的病患有什么医治的办法呢？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只有一些治标的办法：首先，最重要的是澄清舆论；第二是不鼓励新的发明，第三是在工业企业中排除巨额资本。我们认为没有别的可行办法，如果用这几种办法经心地进行管理的话，总不会不奏效的。

人类的本性中有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或者说有一种惰性，它往往是社会安全的保证。这种惰性长期以来排斥商业的冒险、制造业的冒险以及其它种种冒险；每种冒险都根据该行业的习惯作法，对该行业进行改进，逐步扩大，但是都不是试图在工业中进行革命。半个世纪以来，各国政府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鼓励工艺、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它们喋喋不休地对其臣民说，求助于外国是可耻的，它们竭力发展出口贸易，用生产得更多、消费得更少的办法，用出口得更多、什么也不进口的办法来保持国家的繁荣。

他们并不满足于给各种发明以奖励，进口促进劳动的手段；他们在各国设置了促进工业的温室，强制发展条件并不成熟的工业；他们的关税制度， 商业条件，大部分外交关系，都致力于同一目的。今天，臣民们的苦难本应使他们对此冷静思考，但是他们依然故我。无论是想使埃及开化的帕夏，还是想使欧洲变得野蛮的沙皇，也都以同样方式干了起来：每年，通过权力机构的直接行动，他们增加了制造业的数目，同时，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这些国家拼命生产，使它们的产品能销往国外。毫无疑问，商业上的贪得无厌与欧洲今天已感受到的危机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但是， 如果这些国家不一意孤行，这种危机可以消除；至少，使我们感到窒息的壅塞不致长期存在。

如果人们一旦承认，消费只能和收入同时增长，而且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那末，一切想把对手搞垮，把新制造业的繁荣建立在旧制造业的破产基础上的作法是同样不对的和不道德的，不管是毁坏本国的或外国的对手都是如此；日久天长，这种缺德的行为必然会受到惩罚，它引起壅塞的增多， 物价、工资和利润降低，人人都会穷极潦倒；只有当节省的劳动能和以前一

样找到用武之地，那时它才会增加国家的利润。最后，如果人们承认政治经济学和政府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幸福，是为了所有人的幸福，而不是为了物的积累，人们自以为为了推动工业主义的政府的行动也将会停止；于是， 所有的科学研究院，工业和农业社会对那些最会搅乱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必要的平衡的人、对那些使人类劳动成为无用的人，使只有靠劳动才能活命的工人成为多余的人，社会不给他们优惠；总之，那些高贵的公民、那些爱国者也不再会相信抛弃道德发展和精神享受，而去创造那种数量增长而交换价值却是下降的所谓的财富，不再相信这种作法是为祖国效劳。

为了治疗社会弊端，我们相信真理和理智的力量；然而，我们并不是孤立地援引这种事实。人们已经注意到，制造业今天所经受的激烈的冲击，起因于接二连三的科学发明，以及将它大规模地应用于工艺以图赢利。有用的发明接连产生，今天，它所引起的冲击对消费本身也发生影响：人们不满足现有的东西，而是等待新玩意儿；谁也不愿意得到最新发明所生产的东西， 因为消费者并不怀疑，在两年前，或者可能在十个月前，已经有新发明取代它，这种新发明可能会更舒适、更省钱。在日常生活的安排中，每个买主都可以感到这种变化；但是，当人们把注意力移到卖主时，对人们称作公共财富的东西会不禁感到心惊肉跳，不仅是由于新发明减少了一半劳动因此使已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降低一半，同时，工人的经验，学徒时学来的手艺也付之东流；一切固定资本，费用日益浩大的机器也成为无用之物；土地基金本身也成为牺牲品。由于动摇了奴隶制，我们现在才能享受到甜菜糖；但是，我们暂且撇开这种殖民地不需要的罪恶的和可耻的经营手段，而来衡量一下这种发明给过去的工业所造成的破产。欧洲糖在毁灭安的列斯群岛的作物的同时，毁坏了糖业磨坊、炼糖厂和形形色色的糖厂，这些工厂在安的列斯用甘蔗汁制糖，而所有的资本也都投入到这种工厂里去了；欧洲糖业毁坏了种植园的土地价值，使从事种植业的人无事可干，使从事运输这种商品的运输业停止活动。不久以后，谁知道有一种并不使人吃惊的新发明会教我们在各种气候条件下、在一年四季里不用葡萄汁来制酒？这种发明是不是会使所有的葡萄酒商破产？淮知道蒸汽机牵引的运输工具的发明会是什么结果，对农业的效果是否会取消大部分牲口？谁能衡量人类社会其它革新、发明的后果， 它们是不是会在某种程度上使所有人都同时从事这种工作。

因而，我们并不是想阻止和限制忙于主宰大自然的人类的天才，但是我们认为，用报酬刺激来使人们得到好处，这种时刻已经过去。我们瞧过发明专利征，发明的垄断权，这是给予错误的科学方向以危险的鼓励。学者们探索大自然的秘密，并不是为了挣钱，也不是靠损害那些勤劳的人们使他们破产而去挣钱。让学者进行他们的研究吧，让他们从哲学中获得荣光吧，但是任何贪婪也不能使他们改变原来的方向，任何垄断也不能保证使他们能将科学成果用于工艺，我们认为这种办法是不可取的，如果，这种办法缓慢地达到，并且不产生冲击，但是，如果象人们现在对它的作法，工业的每个部门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可能动摇社会秩序本身。

总之，工业界产生的伟大革命，靠损害老企业而建立的新企业，使得老企业的生产者无事可干的大量商品的突如其来的生产，具有神奇力量的、将成千上万工人从工场赶走的机器的制造业，最后是侥幸获利的思想，一切商业部门的原料投机，寻找新的市场，过分刺激商业的狂热的冒险思想等，这些都是英国人称作超额贸易的产物；所有这些突如其来的事故都来源于集中

在一个企业的大量的资本。美洲危机所带来的破产使我们了解到，英国人所致力的正是 100 万、或者是 150 万英镑的企业。毫无疑问，拥有三、四千万法郎这样的大量资本，人们就可以在大部分市场上赢得很大的势力，可以随意毁掉一切更小的企业。小企业从属于大企业是政治上的不幸，也是经济上的不幸。百万英镑在商业上所造成的厄运不比当年罗马大庄园制在农业上造成厄运更少。这两种行业都一样，通过千百家仅有小额财产的厂家的牺牲， 大贵族可以积聚一大笔财产。这两种行业也一样，大部分过小康生活的人的毁灭并不能保证富有的商人或富有的地主的繁荣：漫不经心，挥霍浪费，是具有无限权力者的固有恶习，这些早就抵消了垄断带来的一切好处，比起那些资本微薄的商人来，那些类似克罗伊斯①的巨富的破产也并不更为罕见。

我们相信，为使大量资本家脱离某种只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混乱的行业，国家可以作很多事情。我们认为，君主们与其授予万贯家财的商人和制造业主以爵位和头衔，倒不如授予绶带使他们离开这种行业。我们认为，君王们与其允许给予有巨额财富的商人在海关和财政机构方面以税收的优惠， 倒不如公正地使代表一千家商人的百万英镑资本，比独家具有百万英镑资本者少交些税款。总之，我们认为，遗产继承法和子女平分财产法能解决这种财产的可怕的积累，立法者对这种目的不应该看不到。

但是，大商业企业或工业企业并不总是用一个人的财产建立的。在我们这个世纪，安排外国资本的范围已经到达很远的地方；正象人们所说的那样， 这种流通财产的本事是一种新发明，而且是使现代财富学派感到庆幸的。如果公众舆论一旦承认这种资本冒险的危险性，如果公众舆论对这种资本投机正象对大地主的土地垄断一样提高警惕井加以怀疑，那就会对联合结社所产生的资产者的虚假的行为加以限制；因为这些资产者是立法的产物，是由立法所支配的。因为，联合公司的保证金和特性，股份有限公司的条件，银行的建立，以及银行给予的应用大资本的方便条件，这些问题也是经济学家应该从立法的关系中加以考虑的，这也就象国家领导人的大日标是积累资本一样，并使得作为资本的追求目的的商业冒险变得更为自由。我们认为，立法者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在社会里防止和摧毁会使人侥幸得利的条款，应该用损害大企业的办法来增加小企业，使家长式的经济超过商业社会的投机买卖。

今天，我们不再继续谈论如何应用这些原则；人们觉得这些原则已把我们带到完全新的题材上去，带到读者没有思想准备的讨论上去。我们只是要使人们看到，在我们看来，从事实用工艺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并不是没有药方可治，而我们建议的药方并不是违法的，也不是革命的，更不是幻想的，或者是要求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我们只是想让读者知道这种思想，即对科学发展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彻底认识真理，永远也不要害怕面对赤裸裸的现实，即使这种现实是令人痛苦的；重要的是要真正地知道，工业主义为勤劳的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和害处：因为人类社会是我们的作品；当这个社会引起苦难时，我们是它的主人，要使它停止步伐，我们不能听任使别人道难，而把我们行动的责任推到骗人的宿命论上去。

① 克罗伊斯（Crésus ），公元前 560—546 年吕底亚王国国王，以拥有巨额财富著 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