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篇 论殖民地

在这几篇研究文章中，我们并不打算给广大读者上一堂全面的政治经济学课，只是着重谈几个问题，对这些问题，过去的作家掉以轻心，或者对它给予人类幸福以及生活改善所起的作用不够重视。如果我们撇开其中几个问题，也不必因此大惊小怪，我们感到这些问题无关重要，没有什么新的话要说；即使我们对其它一些问题只是附带地谈及，而对第三类问题给予特殊的关心，那也不必大惊小怪。从某些方面来讲，每一篇论文可以独立成篇；论文的顺序，从某种意义来讲，也是任意安排的，而这些论文的整体也不会是很有规律的。

然而，在我们整个体系中，有这样一种打算或一种观念，人们可以在这个体系中找到连贯性：我们要把对事物的注意转移到人的身上；我们时刻也不能忘记，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而事物应该是那些研究事物的人的目的，事物应该是为人类提供进步和幸福的手段。我们的先驱者，由于受到比较科学的空想的迷惑，曾确信能够将财富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只考虑财富的兴衰，而不考虑对分配这些财富的人产生的效果，特别是道义方面的效果。相反，我们对这种令人失望的玄奥的理论是持反对态度的；我们要避免运用这种玄奥理论的语言，以及它那种往往使人造成谬误的定义；我们应该将目光转向人类社会，尽一切可能注视这种学说造成的痛苦的种种迹象，并追溯到由此而产生的人类社会已感受到的灾难。

人类在地球上生活就得劳动，这是由人类的本性及其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农业劳动，这是我们借以活命，借以生存，我们一切享受所系的劳动；因此，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创造领土财富的农业劳动。在我们看来，经济学的目的并不是教会人们从土地里获取大量的价值，也不是教人们从企业中获得最大的纯利润，而是使人们谨慎小心地领导这项劳动， 在分配劳动和分配成果中慈悲为怀，使那些从事分配的人能主持公道，防止压迫。

然后，再来看看繁荣兴旺的社会，我们已经看到种地的庄稼人几乎都无地可种，这是由于富人为了自己的享受而从庄稼人那里夺走了一部分土地， 或者是由于那些能够为人们提供有用产品的土地都已经种上了庄稼。当这种时刻到来时，或者人们想象达到这种时刻时，所有人都会注目地球的这个地区，那里，人类的发展将会停顿，其组织机构会停留在野蛮与贫困中，广阔的荒漠将会召唤外国的农民。那时，谁都会提出问题，那些从大自然得到许多生产手段而生活得很舒服自己却不会使用的人，那些占有许多剩余而不珍惜这些物资，这样做是否不合理，那些人是否该把这些生产手段和剩余分给那些需要它的人。

因而，对领土财富发展的研究会导致对殖民地问题的研究；殖民地首先是作为领土财富的经营手段提出来的。确实，人类通过殖民地而分布在世界各地，在需求与人数之间重新建立平衡，人们可以开发被抛弃的土地，将大自然的恩赐归为己有，并使它肥沃起来。

但是，尽管在财富学派的报告中，殖民地被认为是创造或积累财富的手段，这种手段的作用是有限的，因而，作为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能起的最重要的作用之一，也是很错误的，这种作用有时能帮助为了人类进步和文明的上帝的观点，相反，有时却在年轻和纯洁的种族中扩散陈旧的社会恶习。无

论就其善与恶两方面的影响来说，殖民地在各个时代，在改变地球的面貌中， 它的作用是很大的，以致我们不能把这种影响仅仅限制在财富学方面，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也只能考察殖民地过去干了什么，为人类的发展又能作些什么，这样就可以一处一处地加以介绍，并将城市和家庭的良好规则介绍到新的国家。这种介绍应该是介绍文明的进步而不是财富的进步，在各种作用中， 各个国家应该以此项作用作为目的。

当我们设法了解有助于推广社会生活的好处的原因时，对古代社会研究所展示的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殖民地的建立。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殖民化历史也可以称之人类文明的历史。对这个地区的历史细节，我们虽不知其详情，那些历史古迹已足以表明古代文明，使我们能够掌握其全貌。几乎是在有历史记载的初期，这里就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即埃及人，他们有巨大的财富，光荣的历史，对他们所记载的光荣事件，我们今天已无法探寻。这个地区的历史还笼罩在迷雾之中，但是，埃及人民的私生活、习俗、艺术、工业、农业等都是我们考察的对象；对那些无法摧毁的古迹上保留的形象， 最近都细致地进行了考察。作为大城市和社会的成员的埃及人的日常生活都表现在画面上，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看到，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埃及人已有高度文明，在征服自然的技艺方面有很大进步，广大居民生活幸福。

埃及没有与我们同等水平的历史学家，也没有研究人类社会进展的知名哲学家。然而，埃及对邻国的影响已显示了它的作用，因为，在书写历史技巧方面作出了令人赞赏的范例。非常了解如何组织人类社会艺术的埃及人民，他们在对利益、情感和欲望的研究方面卓有成效。正是在最近向我们展示的埃及文明广阔情景的时代，希腊人的历史刚刚开始。希腊人告诉我们， 在这个时期，他们还完全处于野蛮时代，他们的进步和发展要归功于埃及人的殖民地。

对于用图象表明的埃及历史，希腊人的认识是很不全面的。在我们所有的图书馆中，雕刻艺术都给复制了，但是直到现在为止，隐藏在神圣的庇护所中，与世俗人士隔离，不为广大人民所知。世俗人士并不想法将他们自己的历史与古埃及的建筑物联系起来，他们只关心自己，而不是底比斯①的百门图景，尽管希腊人爱好虚荣，尽管他们也象别的民族那样设法传播荣光的最初的发源地，但是他们知道，在埃及人伊那朱斯王（大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 时，他们的祖先还没有脱离野蛮状态。希腊人说，皮拉斯基人没有定居点， 整个民族既是猎户又是牧民；但是，由于他们的国家被海湾和群山所隔断， 他们不能象塞特人、鞑靼人和阿拉伯人那样从事大规模的游牧生活，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群居生活，他们不知道任何家畜；马是海里运来的，是海神的礼物；他们也不知道任何庄稼，他们只知道食用大自然提供的橡栗和山毛榉的果实，但是他们不栽种他们食用其果实的树木。众神引进了三种作物，赛丽斯带来了小麦，密纳发带来了橄榄，巴克斯带来了葡萄，在神话的掩盖下， 标志着来自外国的进步。① 希腊在伊那朱斯玉统治时，谁也不认识这三种作物；所有的家庭手工艺也是不为人们所知的，他们穿的只是他们食用野兽的兽皮。

① 古埃及城市，人们称它为有一百座门户的城市。——译者

① 赛丽斯、密纳发、巴克斯都是希腊神话中的神。——译者

皮拉斯基人的这种社会状态是低于所有那些已经会从事手工艺和农业的亚洲居民和非洲黑人居民的，也低于这两个地区的游牧民族，那些地区由于当地的自然条件，农业无法发展，然而，这些牧民已经相当开化了，皮拉斯基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也低于美洲的狩猎民族，这些民族至少已知道种玉米和土豆以及织造一些布匹，他们的生活状况只能与大洋洲的野人相比。然而， 埃及的殖民者给当地居民带来了高度的文明，它教会他们生活用的所有的手工艺，征服自然的手段。这些殖民者既不驱赶他们也不消灭他们，在新的群体中，殖民者尊重他们，在他们的居住点里，殖民者将他们和移民联合在一起，他们并不把他们变成埃及人，而是希腊人：宗教、语言、风俗、衣著都是希腊的，一切都属于新的祖国，而不是先前的祖国，特别是政治组织也是希腊的。人们只是在那里看到自由的诞生，产生了对祖国的爱；一把火炬燃起了，它将照亮全世界。

在希腊历史上，大约有三百年左右，即从伊那朱斯王建立阿戈斯城时起， 直至达那乌斯来到此城统治时止，这段历史充满了一半是传统色彩、一半是神话色彩的有关埃及人、腓尼基人领袖人物来到的故事，每当他们到来，都建立了新的城邦，并带来新的工艺作为礼物。希腊将那些教给他们农业、采矿、织布、航海、制造钱币、经营商业、演奏音乐的人们的名字传给后代。三百年过去了，但是在这段时期，希腊人比他们的老师埃及人更先进，他们组成了独立的城邦，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战争，当然，他们并不强盛，也并不富有，他们的社会也并不稳定，但是他们人丁兴旺，各阶级比较接近，相互混杂在一起；总之，他们比较幸福。

当希腊成为单一的民族时，当地人和来自埃及的移民就开始在地中海沿岸传播他们刚接受的文明。在伊奥尼亚人、爱奥尼亚人和多利安人向小亚细亚推进时，另外一些人则在意大利、西西里岛、蓬特厄新沿岸、非洲海岸和普罗旺斯沿海建立新的城邦。这些殖民地对当地人都产生良好的影响，情况与埃及人在希腊时一样。它们到处传播文明，教给人们学习生活的技艺，尊重过去的居民，并与他们团结在一起，亲密无间，由于这种团结，这些殖民地很快超过了宗主国，无论在人口、国力、财富、艺术、甚至在思想的发展方面都是如此。希腊的殖民地特罗亚，尽管它已衰败，但比起与它结盟的城邦还是更为强盛，在与波斯的战争中，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殖民地，在艺术和哲学上都是比较丰富多采和先进的，而在伯罗奔尼撒，尽管它的处境较差， 但对这个强大的王朝还能抵挡一阵。意大利的南部取名大希腊，因为在疆域、人数、财富和城邦的国力方面确实胜过古希腊。西西里岛还布满强盛的城邦； 锡拉库萨不仅胜过了创建它的科林斯，它的人口也与今天全岛居民相等：人们现已查实有 12 万人。同样，马赛在实力上也超过了创建它的弗凯亚，塞拉岛上的希莱纳地方，希腊最早的移民就是由此出发的。

罗马并不是希腊的殖民地，但是，罗马的文化、法律、语言、宗教都归功于受到希腊移民的教育的意大利人。罗马人也象希腊人所做的那样，并不是仅仅满足于把他们的艺术、语言、宗教和哲学 从这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在他们的军队所到之处，他们也要实行统治。希腊人在地中海海岸布满了新的和独立自主的人民，罗马人的目的也是实行统一，凡是他们武力所到之处，他们也建立殖民地；但是这些殖民地，虽然也是为数颇多的城邦，只不过是这个伟大人民的驻防营地，而不是在那里形成新的民族的萌芽。然而， 这些殖民也是要和当地居民混合，与他们沟通罗马带来的艺术和社会科学方

面的进步，向他们传授文化，在整个旧大陆中，罗马的殖民地完成了人类最初的教育。

大家也许会认为，通过欧洲人的殖民地来实行现代世界的文明发展，这种情况与古代的殖民化相比，会因此大大逊色。确实，最近三个世纪以来， 欧洲人的殖民地已遍及世界各地。欧洲人征服的地区在疆域上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国土，他们在那里建立的帝国式共和国的面积也大大超过了旧大陆。然而，人们不必将现代人的殖民地和古代人的殖民地作比较，否则就会产生先人为主的印象，这种印象会告诉我们，古代人的殖民地以其全部青春的活力使人类获得新生，使人类重新得到锻炼，并使人类开始过政治生活；相反， 我们的殖民地却是与古老的社会一起产生，和妒忌、不安、贫困以及古老欧洲的弊端一起产生；古代的那些殖民地往往建立在那些文明超过殖民者的地区；而我们现在的殖民地的文明低于他的建造者；现在的殖民地幅员辽阔， 还将进一步扩大，但是昔日的道德、爱国主义、气魄已荡然无存了。

再进一步仔细观察，我们还会感到有新的不同。希腊人以及在他们之前的埃及人，他们建立的殖民地是和他们形成一个整体的；而我们是使殖民地成为另一个帝国；过去的殖民者重视移民的利益；而我们注意的是自己祖国的利益。过去的殖民者希望殖民地自给自足，在衣食、防务、内部政府、发展原则等方面都能够自行解决；我们希望殖民地在各种事务中都能独立，殖民地通过商业得以生存，而商业会使宗主国发财致富。殖民地的武装由宗主国负责，并听从它的政府的命令，由它的长官来统治，殖民地的新公民们只能在他们的兄长的国家那里受教育。

对殖民地更深入的研究很快会得出更加令人悲痛的结论。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甚至是罗马人在建立殖民地时，都给他们建立的殖民地带来好处；而我们只能给我们的殖民地带来灾难。前者通过与当地人的接触，开化了野蛮人；而现代的欧洲人，在他们所到之处，却到处摧毁为他们的习俗所不容的文明；他们将他们称之为野蛮人的民族野蛮化（请允许我们用这个词），并强迫这些人放弃他们自己创造的维持生活的技艺；这样一来，他们自己也野蛮化了；因为，人们在这里看到欧洲人也堕入牧民的习俗，在那里与狩猎民族习俗相混同；在与当地人相处中，他们惯用欺诈手法，滥用武力与残忍手段；他们的农业也接近刀耕火种状况，他们的工具变得更粗糙；他们的知识变得更加粗浅；品德高尚的人更少了，如同道德水准下降情况一样， 智力的总水平是下降，而不是提高了。

有人也许会拿美国的成就来反对我们的观点，美国显得很繁荣，现代的制度比起古代的殖民制度也毫无逊色。然而，美国的这些长处得归功于这个国家的创建人，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与希腊和罗马人较为接近，而与我们今天的作法迥然不同。新英格兰的旅客，侨居异乡，到处寻找信仰自由，他们打算象希腊人那样，首先建立一个新的祖国；而其它那些被从欧洲赶出来的人， 他们唯一的原则是追求利润；他们唯一的理论是扩展商业；因此，他们为眼前利益牺牲将来，从他们坠地出生之时，他们就在殖民地里播下了瓦解的种子。我们将会有机会指出，这种种子在美国是如何生根发芽的。

我们要认清希腊人建立殖民地的原则和我们的原则之间的对立。希腊人到了新的殖民地时，总是希望这块殖民地体现他们的社会典型，即建立城邦； 而我们建立的殖民地则是按照我们的类型，即建立帝国。希腊人只是将他们的政治制度集合在一点；而我们则把我们的那一套作法扩散到整个领地。这

里，我们并不是在小共和国和我们庞大的君主政体之间，考察两者在对待幸福、道德、智力的进步方面孰为优劣。由于统治整个人类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每个国家与其它国家之间在寻找力量或独立手段时都是与自己的国力成一定比例的，而其它国家，由于不能权衡这种均势，可能试图滥用权力。但是，在民族或社会组织产生时，人们是有自由利用这种经验教训的；我们只是对移民们说，为了他们的需要，为了使那些偶然集合在一起的冒险家间的友谊，他们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小规模的，在外国人中间应该感到自己是弱小的，因为权力已经使他们变得骄慢与咄咄逼人；他们的地位应迫使他们不要滥用当地土著的善意，他们不应该把土著当成野人，而应该和他们团结协力， 他们尤其不应该给土著带来文明，这种文明与消灭土著的战争艺术没什么两样。

在建立殖民地时，埃及人、腓尼基人，后来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首先注意的是选择建立城邦的地点，因为他们要在这些城邦里生活下去，因为他们要通过这些城邦来传播城市生活的艺术，或称文明。城邦的设施应该坚固以便于保卫周围地区，它不必求助于国家的支援就能防止那些想来这里定居的人们的突然袭击。但是，在抵抗敌人时，也应该想到移民们能从他们的领地里，在敲起警钟，吹起军号时很快集合和拿起武器。经济领域的重大改革也应考虑这种情况。首先，领地应该很好地圈定。移民们所得到的领地往往是一片荒地，是通过合法手续与和平方式从土著居民手里获得的，而这种最初的契约，并不象现在的移民那样是用欺骗与暴力来不断地解释、不断地更改条款的。移民们深深地感到，他们不能与城市分离，这是他们唯一的退路；他们没有任何吞并更多土地的企图，而在今天，这种贪婪的欲望使欧洲人跟当地人打仗，在过去是没有发生过这类行动的。

这些弱小和人数不多的移民完全是自己照管自己（因为他们的祖国并没有想到去保卫他们），在城邦狭小的围墙内，他们细心地建造自己的住宅。白天，他们分散到地里劳动，夜晚休息时也没有共同的守卫。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农业具有普罗旺斯和西班牙的特点，人们看不到农庄，田野上也没有分散的农户，所有的农民和牲口都呆在小镇里。这种农业体系确实有很多弊病；它加重了农民和牲口的劳动量；它使农民不能研究他们的土地，也不能向它要求丰硕的劳动果实，不能鼓励他们在地里种树以装饰田园，也不能培养他们对土地的感情。但是，这种体制对人的影响比对创造财富的影响更为重要。然而，这种对社会生活和平民生活的感情，在移民中间，维护这种感情比什么都更为重要。农民住在村镇里比分散居住更易受到文明教育。建立殖民地这种事业本身社会使社会联系松驰。那种有独立见解，比较骄傲和不怎么驯服的人，现在正从事这种建立殖民地的冒险计划。尽管有古老的权威和习惯势力，但这些人不能容忍祖国法律的桎梏。在一种完全新的情况下， 这些人更不会服从，因为这里既没有服从命令的先例，也没有要去除的旧习。要防止这些人向荒原四处分散，因为，如果他们可能在相当远的范围内在他们的同胞间建立自己的住所，他们只知道任性所为，怨恨不满，狂妄骄傲， 贪心不足，而不知道法规。每个家长在家庭里都是一个暴君；他要求妻儿对他言听计从，与平等的社会格格不入；说服对他来说是无效的，对话对他也没有诱惑力和奖赏；除了情欲以外，他不知道别的享受；醉酒代替了其它智力发展。如果偶尔与邻居口角，他会不让证人看见，使调解人没法插手，什么调查都搞不成；他想方设法摆脱他的对手，或者，如果对方手无寸铁，他

会挖掉对方眼珠，结果，他也不怕受控告，因为无据可查，假如他得上法庭， 法庭对他也无可奈何。尽管他最初还是有教养和人性的，他也很快会遁入森林，当起绿林好汉，这种人在美洲可以见到；人们在过这种孤独、粗野和残暴的生活时，真正的文明，对别人的同情也就全部给毁灭了，但是他还保留那种特点，有了它可以发财，这些特点就是体力、灵巧、事业精神，特别是盘算营利、贪得无厌。

但是，在希腊的殖民地，人与人之间以心比心；他们对同乡和伙伴总是乐于相助。他们从来不到外面去冒险，因为他们的远出会引人注目；他们没有任何过分之举，除非是酒醉或发怒，专横霸道是为人所不齿、受到公众的憎恶的；不管是杀了同胞或当地土著，犯了杀人罪都不能逃脱法网。确实， 殖民地当局也没有能力到国土外追捕犯人，但是，它确实需要殖民政府来不断保护，政府也知道自己的弱点，知道需要邻国，它认为与土著居民闹纠纷是公然的冒犯行为。如果犯罪者不想回家和逃避他的新的祖国的法庭，那他就得永远地离开，永远的流放在古代人看来是一种极刑。

在现代的殖民地，土地肥沃的辽阔疆土好象已留给最初的占领者，而移民受强大的宗主国的保护，归并了一部分土地，这部分土地与他能从事劳动的体力既不相称，与他能改良土壤的财力、消费果实的需要都不相称。过去的移民只是靠自己双手和他的战友，他不愿占有那些听不到号召保卫他的城邦的战斗号角的土地，殖民当局也根据这个原则划分土地。既然所有的人都住在城镇附近，大家得到的土地差不多也是相等的。田地都很靠近围墙，很象圆圈里的截面；在移民区以外，还有放牧地带，人们可以从那里远远地望见敌人的进袭。这样一来，尽管移民们占有的财富多寡不一，他们的最高利益，即共同的安全促使他们土地的划分是平等的。大家也不要求当家人去购买新的土地；分配来的土地是免费的；至少，分配的土地是和家庭耕种土地的能力、自卫的能力、以及消费的需要相称的。因此，移民们从来到这里开始，就不得不在他们的地里引进适合种植的产值最高的庄稼；他们也输入宗主国的最先进的农业科学的成果，也将这种工艺教给当地的土著。而我们却学土著的那一套。我们突然成了掌握大量土地的主人，掌握了生杀予夺之权， 或者购买了股东的股份，也就不吝惜大自然的任何恩赐了。他们剥去树皮， 让树木就地腐烂，放火烧荒；他们不施肥料，不改良土壤，不实行轮作制； 他们利用土壤的特点，而不管其后果如何；轮番的种植竭尽了地力，很快使最肥沃的土地贫瘠不堪。大西洋沿岸广阔而美丽的土地，沃野千里，曾使欧洲人第一次到达这个地区时惊奇万分，如今，只顾眼前利益的贪婪的种植园主已将它毁掉了。移民们从美洲人那里学了毁林的技艺，但是却一点也不学他们保存林木的技艺。今天，在好望角，在新荷兰①、范迪门②等地，这类错误作法屡见不鲜。在这些新殖民地，人们按 400 英亩或 800 英亩的面积来分配土地，人们想用最富有的英国农场主所采用的那种耕作方式来经营幅员辽阔的大农庄，这种耕作方式需要大量投资，而在这里，人们只是投入一些不需要资本的人力，这是耕作农田所必需的，象大西洋边的兄长那样，他们只顾现在，不管将来。同样，在阿尔及尔的殖民化计划中，本来应该考虑到阿

① 指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原荷兰属地。——译者

② 范迪门（VanDiemen，1593—1645），荷兰殖民主义者，他发现的地方（即现在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 曾以他的名字命名。——译者

拉伯种植者的习惯，他们与欧洲人联结在一起的方式，以使他们有利可图， 使当地工业得到改进，而不是使他们惊慌失措，而我们谈的只是大股份公司和大农庄。如果把从非洲征服的土地从当地种植者手中剥夺过来，而交给一些投机商、追求享受的人、毁坏土地的人和什么也不能创造的人，那末情况将比阿拉伯种植者掌握土地时还要落后。

在希腊的殖民地里包括自由人，他们出身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在英雄辈出的时代，他们由国王的儿子领导，后来是由出身名门的公民领导；然而， 他们事业的必然后果是在移民中建立平等。那些探险者并不会因此发财，他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发财。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雄心壮志；他们以在同胞中能坐在议会的第一排、或在战争中能站在前列而感到自豪。他们对以雄辩的口才、谨慎的举止、横溢的才华而成为大人物感到自豪，而不是以当富翁而自夸。他们在新的祖国的土地上，靠双手劳动去生活；他们象别人一样，在殖民地的田地里得到他们的份额；他们不靠奴仆，不靠短工，也不靠奴隶来耕种土地；因为在这个新社会里，周围到处是敌人和爱妒忌的人，他们也决不允许在社会内部聚集敌人。在古代的小民族里，各个民族是独立的，占有奴隶只是战争时偶然得到的权利，而不是大规模的组织形式；因此，这种奴隶也没有玷污劳动。殖民地的最有身分的公民也不拒绝从事体力劳动；但是， 这种劳动不能占去他们的全部时间，因为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是用来为新的祖国作管理工作、教育工作和负责国防事务的。然而，在农民不付租金，国家没有债务，新的几代农夫不必被先辈作抵押或预先出售劳动成果的国家里， 人民生活简朴，不讲究奢侈豪华，农产品远远超过从事劳作的人们的需求。如果说今天的农民是把一半产品交给主人，一半留作自己生活的话，过去的自耕农则把每周或每天的劳动的一半留作自用，而另一半是为公众效劳的。

因此，宗主国的富人在殖民地里也不过富人的生活，而穷人也不穷了； 前一部分人和后面那些人都靠双手劳动生活，靠大自然慷慨给予的劳动生活。这两部分人都习惯于从事体力活动，只是在习惯上，有一部分人脑力活动多一些。殖民地政府比过去任何旧的国家具有更多的民主；而且它应该和能够实行民主而不会产生危险。这些小民族里，不同等级的公民，也不象在我们国家或殖民地那样，由于全面的对立而互相争斗；相反，各等级的人都感到有共同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是和当地人的利益一致的；在开始阶段，各等级的人与当地人的贸易只是供养殖民地，去赢得友谊，取得信任，在不同等级的人与移民间建立共同的标志，即共同的语言，这是大家的事。也符合大家的迫切利益。同时，每当遇到危险时，当地人会拔刀相助，在突然发生争吵时，由于共同利益，当地人会百倍警惕并保卫他们，如果那些名人或富人子弟，在离开自己祖国时，可能会带着出身门弟的骄傲或优越感，如果这种优越感是和文化教养、习惯、处世经验、祖辈传统以及才能等相联系的， 由于这对大家都是有用的，所以也被人们承认和珍惜。这种优越感甚至使人们感到欣慰，因为在一个一切都是创新的国家里，在一切都是新生的国家里， 对古代的回忆也是很珍贵的。但是，在移民或种植者中，与这种出身名门望族的公民有相同趣味者寥寥无几。这些移民也象出身名门望族的公民一样， 高度保持警惕，并以他们的身躯来保卫祖国。居民的圈子越小，他们之间的信任就越亲密，老百姓从那些与他们相处的出身高贵的人那里接受良好的坏境教育和共同行动的教育也就更多。今天，我们已习惯干将书本的影响与教育相混同，然而，影响最大的，最有效的教育是人对人的身教。在阿戈拉报

上，人们讨论过社会利益问题，各种范例都在某种程度上摆在人们面前，各种性质的问题都在公众面前展开，对人的研究，对人类情欲和兴趣的哲理性研究，都为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所接受。语言的讲究和推敲并没有指出社会地位，因为，大家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都是直言不讳的。如果说在遥远的年代， 一些书本增加了普通教育的基础，它的效果是深得人心的：希罗多德①在希腊的议会上宣读过他的历史，今天，我们也曾追求这种民主方法；但是，我们缺少希腊城邦的首要因素，那就是由于经济组织所产生等级平等，在新生的殖民地里，这种平等比任何别的地方更大。

由于公民们的共同的利益，他们互相的亲密相处，相互之间行为的影响， 使得古代的殖民地象一所大学校。通过经常的接触，日常的交换思想和看法， 一些高级人士的知识带到这里并在这个小国的群众中传播。一个人知道的事情，其它的人也知道，也实践，并把它教给当地老百姓：种麦、种橄榄、金属加工、织布、识字和书写、货币、计算、音乐，这些都陆续地被引进到新的国家，神话和传统习惯都保留了这些痕迹；每件事都归功于一个英雄，一个半虚构的人物，他和他的伙伴都成了各国的教员，因为首领的才能，超人的本事，他的善心，在这个新生的社会里，都在他的伙伴身上得到反映。

人类古代殖民地的文明行为与我们现代殖民地的行为有着天壤之别，实在今人感到痛心。我们的移民从祖国出发，他们组成的社会，并不是被选择用来或组合成一个抱有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信念的社会。他们没有友谊， 也没有信任，相互之间不可能有这些东西。大部分移民都是饱尝人间沧桑， 至少也历尽艰辛。他们离开欧洲时已经破产，由于冒失行事，他们负债累累， 苦难重重。他们想寻找一个新世界，在那里可以忘记过去，默默无闻地生活。他们惴惴不安，不堪回首，他们拒绝旧世界的形式，不满意为他们安排的地位。这些人是贪得无厌的冒险家，他们不想从事工业或农业，而把命运当成冒险的赌博，拿生命和财产去碰运气，因为运气是未知数，对他们来说就显得无垠无际了。这支本来就不值得信任的混杂的队伍，更由于混入旧社会的渣滓而壮大了，而这支队伍却厌弃旧社会，并把旧社会的过错推给新社会。他们的家庭想使这些坏家伙免于法律追究而避开羞辱，他们由于得到优待而到了殖民地；人们派遣到殖民地的驻防部队是训练有素的部队，由于这种部队迫害成性，恶行、甚至罪行累累，所以人们从兵士里把他们挑选出来。金融界的雇员、法庭的官员、大法官、甚至总督本身，这些人往往是作为体面的迁居而被派到殖民地来的。他们中间的杰出人物已被宫庭排斥，因为借贷已使他们失去地位，另外一些立法议院的成员也因为害怕反对派而出走。另外一些人是为了避开公众的耳目，公众觉得这伙人面目可憎，另外一些人是为了躲开可能使他们身败名裂的调查；这些人被挑选来到殖民地并不是因为他们最适合于经营殖民地，而是被认为对他们古老的国家来说已是多余的了；总之，我们痛心地列举这些捣乱分子、有污点的人或犯罪分子时，我们还不懂得这么一个阶级，即流放犯，欧洲可以给殖民地送来，而不必残酷地冒犯人类，这些人由于侮辱性的审判而心灰意懒，他们是被人送到新的国家来传播罪行的，有人用刑事犯殖民地这一称呼，这种名字是令人战栗的。

人们不去相互结交为良朋好友，不去避开冲突，而是分成程度虽然不同， 却是互相嫌弃的阶级，而一旦到了向他们企业开放的辽阔的土地上时，他们

① 希罗多德（Hérodote ，约公元前 480—420），古希腊历史学家。——译者

却四处分散，这岂非咄咄怪事？那些在心里还热爱荣誉和有责任感的人深深知道，与那些冒险的伙伴打交道会玷污自己的声誊，会受牵连，而不会教他们任何好事。那些要忘掉过去的人要避开人们的目光；有些人感到那伙人的行为将经不住考验，对他们躲避三舍；人类社会有益的影响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了，而那些腐蚀人的因素却在起作用，因为移民们并不是绝然隔离而单独生活的。那些最富有和最有教养的人在机构内的体力活动中，也不得不与他们的手下的人打交道，他们总会用这伙人的语言，学一些粗诺和恶癖。甚至在那些刑事殖民地，产业主们对罪犯们虽然十分厌恶，由于要这伙人干活， 也得和他们打交道，根据他们罪恶大小分别对待，给予他们一些信任，对于那些受诱惑而犯了罪的人则几乎把他们当作有教养的人，受腐化堕落的习惯势力的腐蚀作用是难以避免的：毒剂同时散播到恨他们的人和宽恕他们的人身上。人们对周围的罪犯只是厌恶和反感，对他们已失去同情，人们对痛苦已经失去怜悯，对表情已失去信赖，尽管人们对罪恶或罪行已司空见惯，宽大为怀，但也可能感到令人难受的道德传染病。因此，这种只能在大城市的污泥中产生的堕落的人们，已经丧失了一切道德感情，也不能明辨正义和诚实，他们在流放地引入了道德败坏的种子，直到他们寿终正寝时才能停止。我们蛮横地为准备快速发展的企业带来了祸根子，几个世纪也可能无法铲除。我们已经在野生的幼树上嫁接了最毒的幼苗，它将在今后几代人中茁壮成长。

刑事犯殖民地不仅在处女地上移植了文明国家的罪恶和罪行，欧洲殖民地史同样向我们表明，有文化的人滥用了武力的优势和它的影响来剥夺当地老百姓的财产，强迫当地人打仗，腐蚀并消灭他们。希腊人通过他们在地中海的殖民地，使流浪民族在那里定居，召唤狩猎民族和牧民们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希腊人教当地人统治艺术和热爱自由，他们用对希腊的天神、人类大慈大悲的英雄的崇拜，代替那阴森和血腥的偶像崇拜，代替那些教士团体的疑心重重和压迫人的政权；最后，他们开放思想，以致后来使哲学改变和清洗了已经经过改革的宗教。希腊人干了这些好事后，决定增加人口， 增加幸福的民众，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大希腊、西西里和小亚细亚有几千个城市，我们的大帝国中任何一个外省城市也难以与之相比。同时，由于希腊的技术，当地土人的人口相当迅速的增长，在那些文明人从来没有到达的地方，文明迅速的扩张。今天，情况恰恰相反，在欧洲人立足的地方，他们到处摧毁早已存在的文化。通过他们的接触，当地社会的上层人士消失了， 尔后，所有经过改进的工艺，当地老百姓在欧洲人到达以前从事的农业，当地的道德也都消失了，最后，种族本身也消失了。今天，白种人一和当地土人接触，这个种族用不了几代就消亡了，这已成为自然法则，成为一种必需手段了。

当西班牙人登上新大陆海岸时，那些还处于未开化阶段的民族以及文明已经取得很大进步的民族同样生活在他们中间。这些民族中最进步的民族是它的列斯群岛的居民和墨西哥与秘鲁这两个帝国的居民。这两个帝国的居民表明，居住在整个美洲的红种人可以不要外来援助取得怎样的发展，过去流浪的部族在这里已经长期定居下来。他们在新大陆没有找到很多可供驯养的兽类，因此，他们也不想去过游牧生活，但是，他们在扩展支配植物方面获得了较多的成功；通过农业，他们获得了非常丰富的生活资料；确实，人数众多的幸福居民精耕细作，而从事工艺的阶级已建立了大城市。在热带，比

温带更小的土地，用更少的劳动就足够供给一个人的食物。在海边的灼热土地上，甚至在岛上，占地只有 100 平方公尺的香蕉种植园，每年能供给 4， 000 磅的食物，而在法国，同样的面积只能提供 30 磅麦子。提炼木薯粉的木薯种植园要求花费更多的劳动和更多的时间，提供的食物量和营养比香蕉更为丰富。热带作物都是在岛上精心耕作的；这些作物维持当地大量的人口， 他们需求量不多，有很多空闲时间能快乐地过日子。墨西哥和秘鲁的人民， 特别是在山区的温带和寒带地区的人民，为了征服大自然或者为了维持这两个帝国在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奢侈费用，得付出更多的劳动；土豆和玉米是老百姓的基本食品，但是，品种繁多的果品也同样使他们的生活享受丰富多彩， 园林工人的船只通过湖泊来到墨西哥市，运来的苹果堆积如山。美洲龙舌兰种植园代替了我们的葡萄园，人们提取龙舌兰汁做酒。宫庭喜欢豪华，宗教讲究排场，巨贾夸耀财富，他们都把工业引向奢侈品的生产。在秘鲁，精心设计和周密施工的灌溉系统使安第斯山和大海之间的广阔地区成为一片沃野，自从西班牙人毁坏了印加人的灌溉渠以后，这块广大地区已被灼热的阳光所毁灭。红种人在墨西哥和秘鲁都为数颇多，他们对过去的功绩和发现记忆犹新，他们发明的象形文字记载过这些功勋。他们同样也发明了采矿技术和金属加工技术，不幸的是，他们以金银作饰物，却引起了最初的西班牙移民的贪婪之心。

我们并不想描绘西班牙人在新大陆所犯暴行的图画；公众舆论已予以痛斥。我们谈一谈如果人们考虑到西班牙人加诸于他们的折磨和受难者人数， 他们干的坏事会超过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所有坏事。鞑靼的征服者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下达了可怖的命令，屠杀了某个城市的或某个省份的所有居民， 为了纪念他们的胜利，用死者的头颅建起了可憎的金字塔；但是，贪婪的西班牙人的残暴行为所造成的人类生命的损失却更有甚之；这种残暴行为所加诸的折磨更为残忍，时间也更长；这种残暴行为是在不发生挑衅和无声无息的吝啬的盘算中进行的。这些地区的和平居民都被驱使从事矿山劳动；人们拨给的食品不足，却强迫他们从事超过体力的劳动；尽管他们身体衰弱，伤痕累累，疾病缠身，监工的皮鞭却迫使他们不停地干活，用不了多久，就被这种酷刑折磨而死。用不了一代人的时间，安第斯山的红种人就消亡了，人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然而，只有圣多明各的人口超过 100 万；古巴至少也有此数，其它岛屿的人口也相对减少。在加勒比人中，只有几千倒霉的红种人逃脱厄运；但是，这些人受尽折磨，感到前途茫茫，只好离家出走；他们抛开了农业，放弃了文明，过着野人的生活。墨西哥和秘鲁的居民少受些折磨，但是，也许由于山民体格比较健壮，也许由于他们比较习惯艰苦劳动， 也许由于加诸于他们的苦差，即人们称作矿工的开矿工作，当着总督的面， 劳动量还比较合理，最后，也许由于还没有时间来完成毁灭工作，在残酷的压迫下，有一部分过去的居民还活了下来，今天，也就是他们使这个地区的居民获得新生。在德伦波尔德①先生旅行的时代，他们还没有干苦差，矿山劳动是自觉自愿的，报酬也很丰厚；同时，他们又努力从事农业劳动。在墨西哥，红种人还有 3，676，000 人，这些人是唯一的种地的人，技艺也很高超， 他们还把这种技术带到新的地区。但是，从此以后，红种人就不仅是些庄稼

① 德伦波尔德（1769—1858），德国博物学家，曾在美洲和亚洲旅行，著有《宇宙和世界面貌》。——译者

人了，阿斯特克帝国的大人物都消失了，而且，所有的富人、教士、有学问的人、有产者、商人也随之消失了。在他们那里，再也找不到古代红种人的文明了。这些庄稼人都附属于本来不是他们的西班牙和基督教文明了；他们的主意也不准备再用了，任何进步也不可能了，欧洲式的发展无孔不入。在秘鲁，红种人受的苦更多，他们几乎被灭绝了，古代印加文明被消灭殆尽； 但是，黑人和混血儿代替了他们并承担了最繁重的劳动。在智利，当地人是以骁勇好战著称而不是以文明闻名的，他们几乎干脆被排斥于欧洲社会之外；西班牙人挑起未开化部族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战争，酗酒又使他们失去了昔日使之扬名于世的优秀品质。

我们希望，欧洲人和基督教徒在忆及西班牙人在新大陆的行为时，永远不会感到憎恶和愤怒。毫无疑问，他们会头头是道地指责十六世纪的精神。在这个世纪，天主教徒斐迪南五世①、查理五世②和菲利浦二世③ 一伙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及荷兰均以残忍出名，如果这种性格在新大陆表现得更为过分，人们也不应该为之吃惊。在新大陆，这些桀骜不驯的武士完全不受公众舆论的约束，同时，对另一个种族的人也毫无友谊可言。但是，不能认为能原谅西班牙人，尤其是因为这种恐怖罪行，我们要谴责现代殖民制度。正是这种制度在外国的土地上培养了一批鲜廉寡耻、行为毫无节制的冒险家；这种制度鼓励贪得无厌的欲望，把强盗行径当作功勋；这种制度把另一个种族称作野蛮人，并任其宰割，任意掠夺，任意蹂躏，在战争中给冒险家武器、装备、兵员，给侵略者一个强大的先进的国家和文明的一切支援，以达到消灭不怀恶意的邻国的目的。在继续回顾现代殖民地的时候，我们将会很快地承认，对土人来说，欧洲任何其它国家移民的到来并不比西班牙人到来要少受厄运。此外，西班牙是唯一和土人结成社会联合体的国家，其目的至少是为了占有下层居民。在美洲，他们也是唯一使红种人增加人口的移民；而在别的地方，红种人几呼要灭绝了。

此外，只有在西班牙人的老殖民地，在墨西哥、秘鲁、菲律宾等地，冒险家们贪得无厌的活动已由深居简出的习惯所取代，居民想的是享受生活的乐趣而不仅是迅速发财。只有在那里，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来积累和挣钱的全面竞争可以说已经停止，至少是缓和了；在那里，被征服的种族可以说已获得平等权利，至少在一些方面是如此，并且还受到保障。在古巴，西班牙移民继续喜欢剥削人，甚于掠夺物品，他们是一些唯利是图、财迷心窍的工场主；他们种植甘蔗，完全按财富学派的真正体系生产食糖，其目的只是增加生产，尽可能压低食糖的价格，这也就是说尽可能节省对生产食糖的工人的维持费用。因此，在所有使用奴隶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在对待奴隶方面有比哈瓦那更为野蛮的了，在贩卖奴隶方面也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更公开和露骨的了。在西班牙人半荒漠的属地中，在新墨西哥，在加里福尼亚， 在安第斯山，在巴拉圭和受马拉尼翁河灌溉的国家，那些国家仍然是冒险家的乐园，克里奥尔人①按过去的移民精神行事，使国家变得野蛮的行动经常发生，它的残酷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对待邻国人

① 斐迪南五世（1452—1516），西班牙国王。——译者

② 查理五世（1500—1558），日耳曼国王，曾统治西班牙。——译者

③ 菲利浦二世（1527—1598），西班牙国王。——译者

① 克里奥尔人是指安的列斯群岛上的白种人后裔。——译者

民就象林中的猎物一样，置他们生死于不顾。他们象猎取野猪一样肆无忌惮地猎取印第安野人。他们用捕兽器、张结罗网、猎犬追逐等办法，使印第安野人落入圈套。他们包围村庄，将反抗者全部屠杀，幸存者全部带走当奴隶。由于接二连三的追捕，他们迫使印第安人到处流浪，只好靠猎取野味为生； 西班牙人一旦捕获这种印第安人，就强迫他们从事超过体力的重劳动，使得他们很快一命呜呼。确实，除了一些今人发指的猎取野人的猎户以外，还有一伙传教士也跟踪这些印第安野人深入丛林，千方百计使他们皈依基督教， 同时过农业生活。对这种高尚的道德、这种大慈大悲、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 我们只能敬而远之。然而，在这些古老的殖民地中，传道者从来也没有达到乐善好施的效果；这并不是印第安人由于禀性低于佩拉热人，不能接受教育， 而是神父们给他们的教育准备不足，与他们天性缺少联系。这些神父的教育不是从物质世界开始，而是讲肉眼所觉察不到的世界；他们并不想使印第安人了解人性和神性的奥秘，而是去忏悔，这时最善于思索的不信宗教的人来说是难以掌握的；而且，神父们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而用卡斯提亚语和拉丁语向他们讲解那些奥秘的教义，对可怜的印第安人来说，这些只是空洞的说教。由于只要记忆而不要动脑筋，对传教士来说，这些驯服了的印第安人变成了一些听而不闻、知而不晓的大孩子。此外，所有的享乐都成了罪孽，以致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目的而活着；印第安人失去了生活的动力，欧洲社会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个剥夺他们积极性和智慧的社会；他们通过欧洲人给他们教育的效果本身，形成了一种成见，欧洲人是反对红种人的，他们不可能取得进步。

此外，这些被驯服的印第安人很难摆脱西班牙人的欺压，他们怀着猜疑的心理，看到的神父只是要他们改变宗教。传教士每推进一步都使一些人或一些家庭避免成为人类的资本，而移民们是把这种资本当作猎获物的；教士们的这种推进使奴隶市场更为贫穷，在移民看来，他们的俘虏死得越快，对维护他们那可以从中渔利的资本就越是重要。总的来说，教士们对这伙好斗的移民保持很大的距离；但是，由于这伙移民得寸进尺，教士们很快也得和这批猎取驯服的印第安人的猎手打交道；提出反对意觅，借口是要对印第安人作改宗归依工作。西班牙政府尽管满脑子偏见，对获取殖民地利益也是采取高压手殷，至少对猎取野人的活动并无任何同情，但它下达的一般命令还是保障人类和宗教的。在新的共和国中，地方当局当权人物是由选举产生的， 他们都是县镇中的既得利益者。总之，地方当局是很不同意传教士的做法的； 有时，它强迫传教士和驯服的印第安人迁居；1832 年，当波皮格先生经过上秘鲁时，他已找不到过去的传教中心居舍罗、庞帕亚科、托卡施等地，那里已一片荒凉，今天，人们在英属圭亚那看到很多批传教士。热带的长势迅速的植物也不再能分辨人们刚建的工程的痕迹。共和国派在驱逐了传教士以后，认为应该颂扬他们的自由主义；这些共和派人士说，他们想遏制教士的可怕的影响，反对宗教的发展；在几千里地以内，很少有人了解自由主义者的真正目的是在新的地区扩大捕猎印第安人。

在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消灭了红种人后，白种人取而代之，人口大量繁殖。今天，整个南美洲都向白种人开放，特别是向西班牙人开放。但是，不能相信随着白种人的到来，他们的文明也会在荒漠地带扩大发展，南美洲的大高原到处布满了欧洲带来的牛群和羊群。在新格林纳达、普拉塔河边的共和国、玻利维亚、智利，人们可以碰到很多拥有 15，000 头到 20，000 头牲口的牧

场主；但是，那些生活在又重新变野的畜群中的瓦克罗人，以及那些生活在中心地带、生活降低到旧大陆的牧民水平甚至猎户水平的利亚内罗人，他们不象阿拉伯人和鞑靼人那样，既不能制服也不会驯养野兽，他们不能利用家畜反而把它们变成野兽。阿拉伯人精心照顾、精心豢养、爱护动物和研究动物本性，成功地将最凶残和勇猛的野兽驯服了；利亚内罗人把牛、绵羊、山羊、猪等当作会给他们带来狩猎愉快的猎物，对这些动物，他们用难以形容的残忍横加折磨。

我们谈到的西班牙殖民地的有关情况，在很多方面也适用于葡萄牙殖民地。葡萄牙给其殖民地带来的不是文明，只是在那里传播强盗行径和劫掠。在巴西，在那些处于未开化状态的，也就是过游猎生活和刚开始定居种地的红种人的地方，葡萄牙移民迫使他们放弃种地而遁入森林，追捕并消灭他们， 或者使他们沦为奴隶。移民们设法以黑人代替红种人，每年输入 10 万黑人， 尽管当黑人强大时，他们也会将移民斩尽杀绝。在刚果和莫桑比克这两个王国，在葡萄牙人定居的非洲东海岸和西海岸，欧洲血统的混血的移民已堕落到当地士人的水平，人们已经不能将他们和当地人区分开来。一切文明的踪迹已荡然无存；在现代，在非洲广阔的土地上，葡萄牙的主权只是表现在葡萄牙民族有继续贩卖黑人的要求上，这种要求是为欧洲其它国家所同意的， 葡萄牙的外交官说，他们的商人有出售这个地区居民的权利，因为他们是葡萄牙国王的臣民。

葡萄牙人在东印度群岛的远征使人想起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的远征；在这里，人们可以找到贪婪和骑士勇气的混合物，宗教的狂热搀杂着背信弃义和冷酷无情。但是，葡萄牙人所到地方的民族是比较开化的民族，他们比较富有，特别是在战争艺术方面比西班牙人征服的其它国家更先进，葡萄牙人对待这些民族更需要谨慎；葡萄牙人经常以商人面貌出现而不是以军人面貌出现；此外，他们定居的地方没有矿床，因而他们并不想把被征服的人民送到地球的深处去挖掘金子和银子。然而，只要阅读葡萄牙历史学家的著作，人们就确信，葡萄牙人干了错事，因此，侵略者、无耻之徒、野蛮人等指责也落到他们头上；他们的战争使人类血流成河，这是葡萄牙人所心甘情愿的；葡萄牙人对印第安人的统治，使这个地区陷于混乱状态和受到军事压迫，过去的历届政府几乎使这个地区满目荒凉，如今已被冒险家的统治所取代，幸好处于这种统治下的地方只剩两个大城市了。

东印度群岛的荷兰殖民地是建立在葡萄牙帝国的废墟上的；由于体制变了，葡萄牙人以贪婪和残忍著称的骑士和宗教精神已被唯利是图的精神所取代，但是，人类在这种变化中并没有得到什么。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相比， 荷兰人也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文明。荷兰人虽然是共和派和新教徒，尽管他们也得到了研究精神的一切好处，以及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和所有人合作的好处，尽管他们通过各省和各城市的联合而获得独立和自由，每一个省和城市只考虑各自的利益，在征服过程中，荷兰人没有带来任何自由的感情和智力的进步，也没有给当地带来有任何好处的思想。他们与希腊人的行善式的殖民化有很大差距，凡是荷兰人统治所及之地，他们只是尽力掩饰自私自利的投机倒把分子的吝啬和贪婪，他们对一切都是用金钱来计算的，都是给他们自己带来利益的，即使通过结算，他们保护了他们的垄断权，但是它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贫困、悲痛和死亡，他们不必煽动，也不必找什么借口，只是通过武力，就将当地老百姓变成他们的附属品。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指出，世界上存在着唯利是图的卑鄙的贪得无厌的精神，由这种精神所驱使，荷兰人在摩鹿加群岛烧毁了香料树，他们宁可毁掉这些树，也不能让香料在欧洲市场跌价。大家也知道，荷兰人每年要跑到粪他群岛，去拔掉桂皮树根、丁子香花蕾、胡椒树、肉豆楚树根，这些植物可能是他们无法垄断的。在德高望重的董事斯但福德·拉弗尔斯先生的一生中，他先在爪哇，后在本科伦接受了荷兰人的产业，他在爪哇做了很多好事， 后来怀着悲痛的心情又交还给荷兰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吝啬和缺德的政府，为了使印度的勤劳人民后退到野蛮时代到底干了什么；荷兰人的统治对整个漂亮的粪他群岛来说是什么样的灾难，而那个昏头昏脑、随随便便地在维也纳条约签字的部长有多大的罪孽，他把几百万安居乐业的臣民交给了如此残酷压迫他们的面目可憎的主子！

乍一看来，使印度洋属地沦人野蛮状态的荷兰政府，在好望角的大片殖民地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片殖民地是在 1652 年与一小撮欧洲人一起建立

的。英国人在 1795 年占有这片土地并一直保持，今天已扩张成为庞大的帝

国。只是在 1672 年，荷兰人从霍屯督族买下了一片土地，并在这里安家落户， 建立了好望角区，安顿了一些荷兰农民，即博尔人，在这里种植庄稼，并向航行在欧洲和印度之间的、停泊在好望角的船只供应新鲜食品。不久，这些博尔人，即这些善良和勤劳的荷兰垦殖者，他们本来是一些以慢条斯理、办事井井有条著称的庄稼汉，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成为牧民和好斗分子，他们的好斗今人惧怕，比他们的邻居蒙古人和鞑靼人毫不逊色。博尔人居住地方的前面有很多适合于放牧的地带，当地人早就在那里放牧畜群。在博尔人住地的后面有海港，可以为他们的畜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博尔人和当地人打交道，但对他们毫无同情，只是无情剥削他们，博尔人的火器又保证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总之，在发生纠纷时，还可以得到地区政府强有力的帮助，这个地处荒漠的政府，既不能监督博尔人，不能领导他们，也没有审判他们的奢望，但是，这个政府自信必须保卫他们。荷兰血统的博尔人只能得到这样的好处。

荷兰人建立殖民地的地区是霍屯督族居住的地方，这是一个温顺敦厚的种族，分散成若干小部落，无力抵抗外敌，在欧洲，人们只喜欢谈论他们脏不堪言，其丑无比和他们的宗教迷信；然而，这些人在文明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和最重要的步伐，他们使其他人更容易迈步：他们在家里饲养了很多家畜，并且耕种土地。他们研究和辨认野兽的特点，在驯化它们并为人类所用方面很有本事，通过对野兽特点的认识，对它们爱护备至并使它们听从人的命令；在森林的植物中，他们能分清哪些是对人类有用的财产，并使之繁殖增长，当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来到时，佩拉斯古人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没有这样先进；当希腊人教会其它民族这些技艺时，意大利人和高卢人刚刚迈出了第一步。移民们通过他们的善意和说服，使霍屯督人走上文明的道路。那时，霍屯督人的人数已经很多，他们到今天可能已成为强大的民族；但是， 博尔人对他们丧尽天良，他们假借与霍屯督人做买卖而在市场上捉弄他们， 他们也通过欺诈挑起对方的仇恨，并用这种仇恨挑起战争。他们成帮结伙， 带着 80 到 100 个牧羊人，扑向附近的部落，杀死进行自卫的人们，并将其余的人沦为奴隶；他们抢劫逃跑的人作为唯一财产的乳牛，使这些人濒于饿死。欧洲人在最初定居时，有人估计至少有 20 万人，而今天只不过 2 万人，其中

四分之三是欧洲人的后代，那是他们的爸爸让黑人妈妈生下他们的。从 1771

年起，荷兰人是这个地区（直至雪山）的唯一主人，他们拥有的土地面积达10 万平方英里，相当于荷兰联邦省份的 10 倍；但是，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 人类几乎绝迹了。

在消灭了霍屯督族以后，荷兰移民碰到了更好战、更团结、更可怕的种族，我们把他们称作卡菲尔人，这个字是阿拉伯文，是一些异教徒。博尔人用同样方式攻击卡菲尔人，他们只好聚集更大的武装力量，并求助于国家民兵，人们用别动队的名字来称呼它。《爱丁堡评论》①的一位作家写道：“在我们看来，博尔人是南部非洲唯一的征服者。为了抑制博尔人，好望角政府和荷兰政府竭尽全力，通过武力威胁和发布通告，保护当地地主以防止博尔人的侵犯；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奏效。博尔人带领他们的畜群前进，畜群不断增多；凡是能找到牧场的地方，他们都夺取，而殖民政府没有别的主意， 只好听从他们，宣布它归征服者所有。”

殖民地转入英国统治后，这种体制也没有改变。英国人身不由主，也臣属于荷兰，去进行规模更大的征服，进行更激烈的战争，驱赶和消灭所有的土人。最后一次对卡菲尔人的战争是以残酷的行动著称的，引起了英国政府对士兵的严厉谴责，这次战争是以订立 1835 年 9 月 17 日条约结束的。这次

战争将殖民地边界扩大到基河和凯斯卡玛河，至少使殖民地扩大了 20 万平方

英里，但是在这个辽阔无边的帝国里，种族属于欧洲人的居民只有 13 万人： 过去居住在这里的很多民族已经被摧毁了，最近的条约订立后遗留下来的少数自由黑人又重新和欧洲人搀和在一起，他们很快会在这个地区消亡。

好望角殖民地的历史使我们从荷兰统治转到英国统治，但是，它的历史并没有给我们以机会来庆幸当地土人命运有什么改善。然而，英国人是唯一对移民居住的民族寄于真正同情的，英国人承认这些民族的权利，准备严肃地保护他们，使他们开化，并使他们幸福。这种感情给英国人带来荣誉，人们能够在政府中、在国家的议员身上，在英国作家身上找到这种感情，但是在移民身上却找不到。这些移民是在各行各业的激烈斗争、发财致富的竞争中成长起来的，这些确是英国和本世纪的特点，现在也在殖民地生根发芽了。移民们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挣钱，他们把世界和它的居民当作投机倒把的场所和对象。英国人的贪婪不象先前那些操这种生涯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他们虽然干的是同一勾当，想的只是积累金子和银子；他们以疯狂的热情寻找金属；他们好象沉醉于占有金银财宝。荷兰人干起来不露声色，他们集高利贷者和商人的特点于一身，他们比较冷静地计算利息、利润、垄断的利益，而别人的破产会给他们带来这些好处。英国人挣钱为的是消费和享受。在他们发财时，从不节制生活享受，他们除了将奢侈和豪华与贪婪结合以外没有别的欲望。任何别的政府也没有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英国军官在印度的待遇相当于王公的收入，而且完全用于奢侈的享受而不仅是过舒适的生活。这种豪华使英国人与当地老百姓保持很大的距离，比其它欧洲人更为甚之。这种豪华的生活使英国人少受勾心斗角、仇恨的感情之害，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在同情、友谊，以及与促进比较落后的民族的亲密交往方面却作得很差。英国人，特别是年青人，在与顺从和胆怯的印度斯坦居民打交道时， 自信能使澳洲土人、本地人、黑人在服从与惧伯中受他们控制，这些人可能会忘记他们之间有本质的差别。然而，英国人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是印第

① 第 62 册，126 期，第 457 页，“最近的卡菲尔战争。”

安人所碰到的最好的主人。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在他们能直接统治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有真正的利益。英国人在这里建立了安定和正义，他们使各族人民感到稳定，对前途抱有希望，正是因为他们是生活在穷乡僻壤，所以他们不愿意一切都受人支配，一切都发生变化，他们愿意重新拣起水平低于他们的印第安文明，听任自然地发展；农业繁荣发达了，土地是精耕细作的，智力得到发展，人口与财富又开始增长；而欧洲人的主张开始自然地并逐渐地渗入古老的思想；最后，被征服的人民开始学会保护外国人的统治，当地的军队是可怕的，印度的道路对俄国人来说恐怕是办不到的，他们可能在那里支持人民的反英斗争。然而，欧洲人对不顺服的印度施加致命的影响，这种影响加速了道德败坏；传播这种影响的冒险家们动摇了对公众舆论的尊重； 所有的封建王公或公司的邻居都进行无耻的抢劫，由于英国人给予他们的启发造成的恐惧以及英国人要求他们送礼品和贡品，他们的臣民生活更为不幸。

在加拿大的属地，英国人接触到的是一些比红种人还落后的种族；这些猎户的群体在英国移民侵入后遁入深山老林，人数不断减少，人们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被消灭殆尽。英国人进行殖民统治、今天构成美国的广大地区，以及加拿大，直到大西洋岸边，这些地区过去都被狩猎和好战的部落所占据，这些部落不从事工业，也不种庄稼，不饲养家畜，只要求一块很大的空间以求活命。这个地区的欧洲籍居民在人数上远远超过被消灭的当地土著，但是，这种优势难道就能原谅侵占行为吗？在一些充满臆想的作品中， 今天的美国人，经常向我们提供一幅欧洲人来到这个地区以前当地土著的道德水平、幸福的生活、工艺技巧、体力劳动的本事等近乎神奇的图景。对于这些叙述，我们且不必绝对相信，然而应该承认，这些土著在文明方面比今天所处的状况更为先进。古代的技艺已丧失殆尽。他们得从欧洲人那里购买衣服、武器、器皿，这比他们自己制造更为合适；为了提供皮货，他们使劲地猎取兽类，这是他们唯一的商品，这就更进一步增加了贫困；那些留在英国属地的土著向来也不愿意从事农业；而那些被赶到西部的土著被迫过流浪生活，丧失了过去养成的务农的习惯。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把他们拖入战争，向他们提供比过去更为致命的杀伤性武器，使他们到处杀戮打仗；欧洲人还用烧酒来毒害所有的半野蛮民族。这种坑害人的饮料会使人变得愚蠢迟钝，这是一种罪恶勾当。红种人因白种人的优越感而感到羞辱，当他们周围的一切发生动乱不安时，当他们对现状感到悲伤，对未来更感到伤心时， 他们就会因为不能抵挡寻欢作乐和感官刺激的引诱而陷于麻木不仁；他们为了获得烧酒而不惜倾家荡产，整天醉眼矇眬，当他们醒过来时，已受到损害， 什么活也干不了，只有指日待毙，烧酒使新大陆人口锐减；酒精使最富有的印第安酋长丧命，在侥幸逃生的人的脸上印上了麻木不仁和迟钝的标记，与昔日的武士形成鲜明的对比；可能在五十年后，烧酒会使土著无一幸免。毫无疑问，酗酒对任何民族都是罪恶和不幸的；但是，当葡萄酒、啤酒、苹果酒、龙舌兰酒是他们唯一的饮料时，它所产生的后果是微不足道的。制造烧酒需要化学知识，是文明的产物；但是，那些已经开化的人民怎么会不知道， 不要给那些没有开化的人民带来那些永远摧毁理智和健康的毒药是他们起码的职责呢？用鸦片来迷惑印度和中国，用古柯叶剂来迷惑秘鲁，用烧酒来迷惑这些国家，他们怎么来辩解这些行为呢？凡是生产烧酒的侨民，对定居地区必然带来毁灭性灾难。烧酒迅速毁灭了红种人，美国人就可以省去很多欺

诈勾当和残酷行径，而将这个种族逐出国土。用不了几年功夫，他们下的毒药效果就显示出来了。

在澳洲的英国殖民地，移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比美洲红种人更落后的种族，居住更为分散，还可以肯定地说，在习俗上更为凶残。然而，人们不必怀疑，特别是在刑事殖民地，总是由白人对土著、强者对弱者挑起争端，南半球土人将毁灭于旦夕，这是现代殖民体制所产生的另一种罪行。

有些心地善良的人由宗教精神所驱使，通过那些与古代文明有关的殖民地来传播文明；因为，象这些殖民地一样，古代的文明只能在土著的进步中寻找到。这些教士们散布在南海的岛屿里。但是，这些教士操心的可能只是天国，并不怎么适合教导种地的技艺，他们也可能是过于看重宗教的信条而不注意思想的进步；也许他们对改变信仰操之过急，希望群岛的居民都成为卫理公会的信徒。确实，这些传教士的报告是矛盾百出的，然而，有一点似乎是确实无疑的，即在南海群岛引进了税收、警察、制服和火器；而另外一方面，种族如此急剧地减少，这个种族很可能存在不了两代人时间。

法国人也有过殖民地。在所有欧洲人中，对被称作野蛮人的民族，法国人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因而，这些人最适合于开化野蛮人。由于海军的劣势， 法国人害怕比他们更强大的对手；因此，他们不能以这种军事优势来向邻近的民族炫耀自夸，他们经常以法律、正义和爱护来取而代之；相反，他们向另一种族的主人寻找友谊。他们比其他欧洲人较少持有偏见和成见，也不以自己的国籍而盛气凌人，他们对具有外国风俗习惯的一切都持灵活态度；他们的商业活动和事业心使得他们能全心全意地从事流浪部落的工作，就象从事娱乐活动一样。他们也不象别人那样贪婪；他们追求的是事业上的成就和发奋图强，而不是利润，而当他们对同胞们的社会无能为力时，他们乐于社交寻找与野蛮人的友谊联系。在加拿大，在路易斯安那州，法国人和红种人有密切的联盟关系；在战争中和在狩猎时一样，他们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法国人的名字和法国人的思想感情又在最令人害怕的部落里找到了，这些部落骚扰着英属美洲的边疆。法国人也变成半野蛮人了，法国人从美洲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比教给他们的更多。法国人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同意他们的意见；法国人只是交给他们武器和娱乐。枪支和小提琴深入到偏僻的村落。今天，法国人的村庄散落在英国的殖民地中间，它们很远就能被认出，这不是由于阔气豪华或附近农田的良好耕作，而是由于欢乐的歌声和星期天的舞蹈，这时，红种人和白人欢乐地聚集在一起。小提琴也象俄耳甫斯①的竖琴一样，将使美洲树林开化，它的作用胜过商业和哲学；小提琴也将教会两个种族的人们互相爱护和联合在一起。

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移民是农民；他们还保持着本民族最可爱和最值得尊重的性格。法属安的列斯、圭亚那、法兰西群岛及波旁群岛的移民来自城市；他们属于比较贪财和精打细算的阶级，沾染有商人的缺点。因为， 这些缺点对于那些行为不端的人来说已引起恶果，这些东西都传到殖民地来了。他们在殖民地找到了培养海盗和猎捕野牛的冒险家的基础。这些野蛮的冒险家是法兰西民族的败类，他们在经营安的列斯的海盗窠穴时既残酷又贪婪，他们从这里出发去抢劫西班牙人。他们又重新受到罪行累累的流放犯的征募；因为政府只是把这些盛产糖的岛屿看成是流放犯人的殖民地。然而，

① 俄耳甫斯是希腊神话中弹竖琴的歌手。——译者

法国人并没有参与消灭安的列斯居民，这些居民已经在西班牙人的奴役下死亡殆尽。最初的征服者将这些人运到大陆采矿去了。对非洲人，法国人却没有少干坏事，在东非的岛屿上，他们奴役所有当地土人，然后通过贩卖人口招雇非洲人到他们的工场里去干活，他们将从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海岸抢劫来的倒霉的黑人运来，叫这些人干他们自己不愿干的重活。在安的列斯和圭亚那，这种罪行比比皆是。欧洲人不仅没有通过自己的殖民地使这个地区开化，而且使当地的居民都死绝了，而在两个世纪内，他们的人数却增加了 2、3 倍。然而，在干这类暴行的欧洲人中，法国人还算是比较最不野蛮的。法国人比起其它种植园主来，不算贪婪，也不很富有，他们生活在黑人中间， 而不象别人那样把种植园交给代理人或经纪人，自己却住在大洋彼岸，在那些勤奋的主人中，法国人被认为是不怎么残忍的。

法国人现在只拥有过去殖民地中的一小部分，而法国人的子孙现在已不和当地土著打交道了。但是，对今天来说，阿尔及尔被征服又给法国开辟了新的教化事业。现在，欧洲人应该是清偿债务的时候了，在过去，希腊人也有很多殖民的地中海之滨，她们可以为各个港口和海岸带去自由、正义、农业、哲学和所有保持和平的艺术。现在和法国人接触的阿拉伯人和摩尔人， 他们是能够接受高级文明的。今天，在这方面，他们已经迈出最重要和最困难的步伐。他们长期以来备受煎熬和压迫，他们更能体会到安全、公平和仁慈的好处。在正确的政府领导下，很短时间内，他们会使过去引进到格林纳达和瓦伦斯的令人赞叹的农业迅速地传播和发展，这个地区不比西班牙更肥沃，疆域也并不大。在这个地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曾 3 次将文明带给这个人种，每次都有珍贵的果实。在九个世纪以前，今天欧洲人引以为荣的艺术、文学、科学都曾在开罗开花结果，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祖先还处在野蛮状态。难道法国人还不如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不能将秩序、和平、幸福和精神文明还给北非吗？法国人向摩尔人和阿拉伯人挑起战争，迫使他们打仗，还焚烧城市和村庄，在他们入侵时，还将阿尔及尔政府属下的 250 万居民赶到沙漠里去，在慈爱为怀的政府统治下，这难道是播下伟大民族的文明种子吗？在三个世纪内，在我们所介绍的欧洲人的殖民地干了如此缺德的勾当，那末法兰西民族是选择慈善道路还是选择令人战栗的罪行，而在抗议和揭发掠夺和暴行中，在公众讲坛大声疾呼你们玷污了法兰西民族时，这种行为更使人感到恐惧！而对摩尔人的让步，对摩尔人法律上的承认，订立和平条约，这些本来是可以建立好感的，却被认为是怯懦的行为。啊！那些玷污民族声誉的人也可能就是那些对压迫者的罪行采取宽容的人！ 那些玷污民族声誊的人也就是那些不怎么注意榜样、说服教育和善行的影响的人，这种影响是征服和暴力的虚假法律。

问题并不是把成千上万的法国移民、成千上万的冒险家运到非洲海岸， 也不是在米提贾建立实验农场，或者给投机倒把分子的公司的一些股分增加价值；而是要把 250 万人，或者说是法国的盟友，即那些充满希望和以他们的民族特点感到骄傲的人，使他们能回来安居乐业和改进生产技术；也就是说要还给阿尔及利亚人那些长期失去的安全保证；使他们也象他们的祖祖辈辈那样向肥沃的土地要求丰富的产品，同时也受法国科学的启发和指引，科学和他们结合后，生产就会搞得更好。法国的任务在于使城市繁荣，过去， 这里是伟大的人民的家乡；要使艺术、工业、工场重新活跃起来，过去，它们曾给欧洲人提供很多商品；要象盟友那样帮助臣服的摩尔人去利用科学的

进步以发展工业；法国的任务在于向非洲灌输文明，而不是用铁和火去烧的他们；要将过去当地习惯所要求的地方权力交还给毛里塔尼亚的城市和乡村，这样可以保证地方政府给予过去居民以恩惠，而对政府和法律学来说， 要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并且要用被欧洲接受的社会科学来启发地方政权；要恢复过去的研究和阿拉伯灿烂的文学，并将它和法朗克人的思想进步相结合；最后，法国的任务在于在穆斯林中间维护穆罕默德宗教的有益的影响， 并将它从渗透有专制和无知的宗教狂热中摆脱出来，使慈爱和基督教哲学相结合，以便用宗教感情将人们联合起来，唤起人们的手足情谊，而不是你争我夺。如果这些就是征服阿尔及尔的成果，人类对法国就可能有永久的义务， 而法国得到的收获就不仅是光荣，而且将有最重大的和最持久的物质利益。

后 记

1837 年 5 月 30 日，法国政府通过与阿卜杜拉一卡德尔缔结塔夫那条约， 已经庄重地回答了我们已经表示的意愿。它对节制、正义和对外国人的权利的尊重，提供了伟大的范例；在寻找和平方面，法国政府的行为特别值得称颂，因为对立的双方各执己见，法国移民是出于贪婪，而整个国家，可能出于热爱虚假的光荣，干出了完全相反的行为。

反对阿尔及尔摄政府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一个不顾各国法律的海盗政府，它以强盗行为来侮辱欧洲，早就不应该让这个政府存在这么长的时间了。但是，阿尔及尔的上耳其民防部队，它虽统治城市，并残暴地压迫城市，但并不是属于摩尔民族的国家。战胜土耳其人以后，法国人并没有在一个由土耳其人抽税的国家建立法律。枷锁被粉碎了，摩尔人重新取得了独立；据说， 当夺取了阿尔及尔时，他们欣喜若狂，自信他们的民族获得了再生。这个种族曾在教育和文明上迈出了最初的步伐，并且精益求精，日趋完善，它追随法国，从中得到好处，其中之一就是推翻了令人憎恶的暴政。如果认为夺取首都就等于征服王国，战胜上耳其就是摩尔人的失败，那是很大的错误。事实上，只是在法律上对法国有利。在地图上以阿尔及尔命名的王国也没有被征服，甚至连法国人的足迹也没有到过；摩尔人并没有被征服，他们甚至没有打过仗。但是，当现状值得赞扬时也不必提过去的错误。在法国，摩尔人的感情还没有被认识，也没有被理解；宗教、语言和习俗的不同足以说明不理解的原因，还有一些其它理由也足以说明问题。

然而，当摩尔人表明他们能自己进行统治，当他们宣布独立，井回忆古代的光荣历史时，心地善良的人应该和他们团结在一起，并衷心祝愿抵抗强者篡夺权利的贫穷、弱小和居住分散的民族。战争开始时，景况是很糟糕的， 而且很快变得极为残酷；人们已经提出问题，对这个总是反抗、总是试图报复的摩尔人，并不是制服的问题，而是打算消灭他们。在今后的若干年内， 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可能慢慢地消耗法国的军力和财力；但是，这个战争会使广阔的地区民生调敝，使摩尔民族后退到野蛮状态，在欧洲人和他们之间播下仇恨的种子，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塔夫那条约使摩尔人得以生存；在压迫者垮台以后，这个条约使摩尔人处于友谊与感激的关系中。毫无疑问，不信任、猜疑、甚至怨恨的种子依然留在他们的心坎里；为了得到照顾，还需要技巧和想办法；法国移民对邻居表现出来的大民族骄傲无疑会冒犯别人，对此要提高警惕。但是，如果在最

初几年，和平能够维持，睦邻关系能够建立，善于交际的法国人就能很快地真正赢得人心，榜样和教育的影响也能对摩尔人起作用，象古代的殖民地一样，阿尔及尔的殖民地也会开化。它的边疆是被包围的，这是很幸运的事。这些殖民地远远超过法国移民能够居住和种植的能力，这就使法国的移民和非洲的佃户一起种地；在阿尔及尔和奥兰界内，法国从今以后应该把文明的力量不是用在经营贪得无厌的投机分子的公司，或者经营耍手腕和搞投机的股分公司，而是去搞农业和商业，在农村增加勤劳的农民，在城市增加廉洁、朴实和有进取心的市民，在这块土地上定居的人民，不是为个人发财，而是为国家增加财富，给当地带来法国的艺术，法国的习俗，使它成为非洲的模范的殖民地，相互学习的学校，科学、习俗和法律将传播到有文化的和希望走向文明道路的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