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篇 论非物质资本或债权

我们在继续研究商业财富的同时，到处看到债权在再现，好象它是构成财富的重要部分。从商业角度看，全部国家财产本身也是一种债权；从抽象的观点来看，债权是各种物品的交换价值，而各种物品构成了个人的资本， 它也是国家的资本。商业教给人们，将交换价值置于有用价值地位，也教给人们有时将人、有时将物看作是这种交换价值的债务人；在某种程度上，商业将体与影分离，财富和价值也可以分别占有。同时存在的大量商品里面包含着社会的流动资本。在帐簿用语中，这些商品是拥有它们价值的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可以把这种价值给另一个人；在这种语言中，地产、不动产、固定资本的价值是属于物主的，但是，其价值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抵押的办法，可以属于第三者。货币本身的价值也是属于把它藏在金库里并占有它的人的，但是这种价值可以通过银行纸币将它与货币实体分离。

所有这些财富都是人类劳动产生的，它反过来又帮助人类劳动，使它产生社会收入，使能够用于消费的财富经常增长，否则社会就会陷于穷困。这种增长，就象商业认为的一切增长一样，应该是交换价值的增长，而不是数量上的增长。当这种增长速度很快时，社会就繁荣，速度减慢时，社会就遭难，这也是指价值，而不是指数量，如果价值减少，数量增加，那社会也要遭难。由于财产都有助于这种增长，而它是更直接地源出于人类劳动的，这种共同的关系是建立在财产与收入、资本与利息之间竞争的基础之上的。利息就是以交换价值、理想的利弗尔计算的那部分收入，它每年在交换价值、在理想的利弗尔中、在社会财富或在它的资本中产生。资本和利息的通常关系使人们到处都看到资本，都期待着利息。人们到处都可碰到利息，人们设想一种资本，于是经常创造一种想象资本进入商业，这种资本就象真正的资本一样。

我们不知道对上述如此抽象题目的叙述，是否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但是， 即使已完全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觉得还得举例说明，因为由于语言上的含意不清和缺乏表达其属性的确切词汇，人们经常将流动资本与货币相混淆。因此，即使在人们暂时掌握其区别时，习惯与思想上的惰性也总是产生危险， 使我们重新堕入同样的混乱概念中。

社会上现存的可以出售的商品价值被认为是流动资本的构成部分，而人们认为流通中的流动资本是包含有这种价值的各种物品的形式的不断的变化，或者是生产商品的商人的资本所经过的不同的物质存在形式，或者说是商人使商品达到其预定目的地的不同的物质存在形式。在流通中，应该指出的是，商人的资本，经常和别的任何物质形式一样，至少也是以债权的形式存在的。

当人们宣布，新的制造业企业家准备用 10 万法郎来经营他的工业，这笔数字就表示流动资本，或以理想的利弗尔计算的交换价值，是企业家打算每年用于商业交换的所有财富。然而，由于被语言所戏弄，在人们的思想中， 立刻呈现相当于他所使用的资本的一笔埃居。这笔钱几乎从来也不存在。每种工业几乎都陆续地要求垫款，它几乎在整年里都要反复地进行。经营企业的企业家带来了以埃居计算的 10 万法郎，他可能失去他资本中大部分的利息。对他来说，宁可分成 50 份，每周拿出 2，000 法郎。如果在开始经营企业时，他出售不动产，还借了一些款，最后一次得到 10 万法郎，他的第一个

活动就是将钱换成债券，如果可能，拿到 2，000 法郎的现款和 49 张 2，000 法郎按周支付的票据；如果他能将他的钱精确的划分，他用于流通的货币向来就是 2，000 法郎，他只使用社会的 2，000 法郎的硬币，尽管他的流动资本已达到 10 万法郎。

新的制造业主很可能已经有了以债券形式存在的基金：这就是在商业上备有的汇票的有价证券；这种汇票是定期的、即可领取的债券，或者是银行里的活期存款，商业上的债券；在债权人要用时就可领取；不动产的债权是抵押品，是定期的，不是马上能领取的；运河、矿山、银行的股份，本身是商业的公司的债券，这些是不能兑现的，只能转让或出售给另一个持票人； 最后，公债是某国政府的债券，一般来说，它不象公司股份那样能够兑现， 但是，债权人可以将公债让与另一个债权人，并从中抽回其资本。

确实，在有的时候，制造业、商业、工业的企业主可以在商品上进行投资：他提供羊毛、黄麻、棉花以用来纺织，要不然就用农场的产品来养活工人；但是，了解商业的人都明白，这种实物投资总是很有限的；大量的投资是用债券，当人们谈到现金时，言下之意总是指债券，这是不言自明的。

因而，在商业企业中，债券构成资本的大部分，在商人的票据中，债券每年都不断出现，在全年中有规律地分配他的款项。此外，制造商经常靠贷款过日子；他用于企业的流动资本是借别人的；否则，他付给工程承包商、原料供应商的是 3 个月或 6 个月的定期票据。另一方面，他出售期货，也得到债权，他付出商品，收到的是买主的汇票和期票。

但是，债权在那些不是经营商业的人的财产中占有更大的比例。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笔帐，当人们看到货币只占财产的很少的一部分而债券却占很大一部分时，会感到吃惊。

富人的财产清单中，第一个项目可能包含他所拥有的土地；其次是或多或少兼有土地、房屋、工厂及用作工业固定资本的其它一切不动产。由于不同的物品需要比较，人们在估计其价格时，习惯于以这些物品可能得到的货币作为价格，并把它作为与资本相等的金额。然而，不动产不能用于商业流通；利用它的方式，不是将它出售，而是保住它；它们真正的价值，那就是收入；只有出售的不动产是例外。如果人们同时将不动产全部出售，其售价将大幅度降低，否则产业主和国家会因此变穷。只有通过使不动产的用途或多或少能获利的买卖，真正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当流动资本的利息下降时，当它不能给工业带来同样的利润时，在估价不动产时，它的价格就会提高，否则产业主不会发财致富。人们不会以 20 倍、或 5％ 的利息来估计收入，而是以 25 倍、30 倍、40 倍的数字来估计收入，或者以 2.5％ 的数字计算利息，要不然，这些所谓的暴发户的享受也不会增加，甚至不可能将不动产以高价脱手，如果他们有人想这样做的话。

在富人的财产清单中，于不动产之后，其重要性占第二位的项目是债权； 有时，人们以动产这个名词来理解它，更经常的情况是人们以现金来指明那些百万富翁。在英国，对那些有债权的资本家，人们商定用金融家这个词来称呼他们；而他们自己也设想，由于别人欠他的是埃居，埃居也就构成了他们的财产。然而，如果人们把他所有的埃居、把他所有的钱凑在一起，人们会看到这些埃居也算不了什么大数目；如果他们中间的某一个人想把它的债券全部兑现，其它人就没有什么钱了。这些资本家愈是精心经商，就愈了解生意经，他的金库是空的，钱包却是满的，他们将流通所需要的货币给了银

行家，这些钱就只是债券了；大部分资本家给银行家的是那份日常开支所需要的钱，并用拨款的办法来算帐。很多富有的资本家，自己手头留下的银子不到他们收入的一半或四分之一，甚至还不到十二分之一。

在富人的财产清单中，我们还得加上家具、服装、图书、收藏品，以及为享受所需要的动产。这些家具可能是富丽堂皇的，它能给人们留下主人是家财万贯的印象。然而，在他们自己的估计中，这些不算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他们以成千上万的埃居来计算这些东西，但他不把它算在财产之内，因为， 他从中确实得不到收入，只有收入才能使它得到享受和高枕无忧。同样，这笔财富不必交税，而且从来不必交税：确实，税收是个人收入中向国家交纳的钱财，而这些家具在加工成享受品和现在成为消费品时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已经纳过税了。

在富人中，那些经营商业的资本家把在商店中的商品也列入财产清单中，对有些商人来说，在财产的计算中，这部分数量很大。在商人与消费者的关系中，商人具有双重职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商人为消费者保留一些他可能需要的东西。同时，商人设法调配，给消费者提供各种商品以供选择， 使消费者能找到合意和别致的货物。要完成这种或那种职能，商人就得使商品琳琅满目。他这样做会推迟资本的周转，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商品停滞不动， 而这时货币总是在周转。这种缓慢的流通速度很容易成为赔本的原因。利息不断地随着商品总值的增加而减少；如果商品不花样翻新，商人就失去做生意的机会，如果他在这方面搞的过多，他就会失去收入。商人经常努力使货物完备，而投资愈少愈好；他每年尽可能地更换花色品种，使制造业不断搞些新花样，如果制造业停工 6 个月，那么，就象他说的那样，他就什么商品也没有了。商人竭力给卖主提供花样品种，但与其说是商品品种，还不如说是样品，在人们要求的样品中，有些是刚设计出来的，或者说是他急于想得到的。

然而，这种重要的观察，在我们看来，并不象是在我们以前就作了这种观察，随着国家的商业更为活跃和工艺更为发展，社会的流动资金，以商品作为财富的资金，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多了。谁都能更好地了解商人手上所掌握的资本的损失；尽管每个商人都想以琳琅满目的商品来招徕顾客，但他得精心盘算他能够使用的投资，经常更新投资，从而急于将商店里那些已经过时的商品脱手。此外，我们已经很好地改进了运输工具和通讯工具，我们前辈所经历的日期和时间的迟缓已不是什么问题了。过去，商品从制造商手里出去，经过批发商，在商店里闲呆着，直到他的客商在外省的城里得到佣金时才能出售。于是，马车夫慢慢地将货物运走。这些货物在车上或在海关里呆上几个月，然后，在零售店里等待顾客的任意挑选。制造业出产的呢子， 在制成消费者的衣服以前已经经过了两、三年。今天，在 24 小时内，剪下羊毛，经过清洗、染色、纺织，最精细的呢子就织出来了，再经过裁剪、缝纫， 衣服就穿在身上了。这种神奇的速度无疑是罕见的，但是，生产活动的速度， 直至成为消费品，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中间经过的时间从前平均是三年，今天将是 6 个月。商品的存货时间缩短了 5 倍，因此，同时存在的商品量是很少的。在国家的借贷对照总表中，它的价值也象其数量一样减小。

对富人、地主、资本家、商人的财富构成，我们已经探讨过并得出一种概念。过去，穷人的财产在国家借贷对照总表中的数值也很大，耕作者、农民也有一笔小小的农业资金，手工业者有工场，家庭工业也有它的一笔小资

本。随着各国进入工业主义的轨道，这些小额财富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可能， 在这些掌握技艺的家庭中，还留下一些值钱的家具；但是，这是已经使用的消费品，与富人的家具摆设不一样，不是国家资本的组成部分。至于穷人的工业，已经不再属于他们了，他们一般都在别人的企业里劳动，过去，他们的积蓄是他们从事劳动的资金，每年都在扩大，如今，如果说没有散失的话， 除了存在储蓄银行以外，也没法作其它用途。穷人的另一部分财富，也就是工人的熟练技术，也已经无用武之地了。由于工人在学徒期间付出了相当巨大的费用，这种训练使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很多工作量，而且比一般人完成得更好。学徒期间的训练是人的固定资本，是与商业财富相关而不是与土地相关的。但是，工业发展带来了奇怪的后果，人们象要求物的力量那样要求更多的技巧，而要求人们的只是耐力。机器完成了工艺中神奇的工作，而人的那部分工作，在配合机器作的工作中，已经降为极为简单的工序，以至于一个工人，甚至是妇女、儿童，在几个星期的准备以后，也就能够操作了。

但是，在浏览富裕国家的借贷对照表后，人们不能不带着惊奇的心情提出疑问：国家财富在哪里？地产并没扩展，还是那一些，尽管它使纯收入大量增加，至少可以怀疑，地产被分成小块，投入了更多的固定资本，地产就更值钱；由于更快地进行消费，商品似乎在数量和价值方面已经减少了；工人的熟练技巧已无用武之地了，没有人需要它；在富国里，硬币都出口了， 在受压迫的国家里，人们把它藏起来或埋在地下。在所有国家中，英国是以阔绰著称的。英国的阔佬，人数多，财产大；世界各国都有他们的足迹。然而，左右着商业的英国商品都是属于他们的，至于领土财富，无论是面积、地力、气候，甚至是出售价格和资金都没有胜过大陆。毫无疑义，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而人民的财富又在哪里？

英国的富人是在世界各地经营商业和工业的富人，他们将打开钱包，向你们回答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在他们的钱包里找到一张提前贴现记名本票， 也就是扣除利息的本票，因为它还有几个月才到期；你们也可以找到不动产的抵押债券；还可以找到商业企业中两合公司的股票，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以及银行、贴现银行、保险公司、矿山、铁路的股份；最后是在欧洲和美洲政府的基金中款项收入证明书，可能这些基金就等于所有的证券总数。

将大部分富国的财富变成非物质财产，这就是财富学派活动非常奇怪的结果；这种活动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结果，那就是与这种财富有关而呈现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即这种财富是否有真正存在的价值？我们已经尽力对一个国家作总结；我们怎么能够对这个国家自身引入债权？国家由于某种债务而变穷，而由于另一种债权而变富，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人们难道没有看到这是两种相等的量，一种是肯定的，另一种是否定的，它们是互相补偿的。

进一步考察债权时，人们很快碰到另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使人倍加震惊， 更使人难以了解，债权怎么成为国家财富的一部分：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负量存在着，而正量却消失了，以至债权不是增加，而是更少了，并从国家财富中扣除了。通过合同构成的债权，也象大部分债权一样，特别是象销售合同一样，是两种假定的相等价值的交换；但是，这两种价值既使得到债权的人，也使摆脱债权的人感到满意。在交换中，这是两种商品，都适合于立即为缔约者所使用，都是用一种商品换另一种商品；在销售中，是一种商品用来换取各种商品都能得到的手段，即用来换钱；在赊售中，商品用来换钱， 赊款以后支付；在贷款中，这笔钱用来换取不久以后支付的款项。赊售和贷

款构成了债权，其共同特点是以现实的东西换取希望得到的东西。

我们所谈的贷款，罗马人称作借贷，它不象订货那样，并不要求归还借来的同样物品，而仅仅是同样性质的另一种物品，这是借款人在订约时所没有的物品。这两种量，即正量与负量，一旦分离以后，相互之间就完全独立了。借贷的资本能够作有利和有益的使用，并有助于国家财富的增长；它也可以在错误的投机活动中，在奢侈和浪费中被挥霍殆尽；它所构成的债权仍然是完整无缺的；人们并不是靠这笔钱来归还这笔资本，而是靠别处拿来的财富。

然而，对国家来说，在这两种设想之间也有区别。在第一种情况下，贷款人有了和让与的资本相等的债权，而借款人得到这种流动资本后，从中得到价值：这两种量，即正量与负量，是相互补偿的；这样使国家既不赔也不赚。在第二种情况下，贷款人保留他的债权，与他让与的资本相等；他也是不赔不赚的；借款人不再拥有流动资本，他负了债；他由于有了这笔债而更穷了，而国家由于借走了这笔无利可图的债也变得更穷了。

除去作为贷款人担保品的贷出资本外，什么是财富？这种使真正的资本与债权交换的价值又在哪里？在这里，我们开始承认在借贷能力中确实有创造力：它掌握未来，它用这种未来来换取过去。借贷能力与国家资本相交换的东西，那就是分享由人类劳动创造的国家收入，这是借贷有办法支配的。但是参与分配的是定期利息；只是由于这种利息，正量与负量才相互补偿。人们将债务的利息与收入分开；这种利息，只有债权者才能享有，而不是借方所能享有的；此外，这种收入并不能由此而增加或减少，它是借贷双方的事，社会对它是漠不关心的，这种交易对社会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同时，根据商业的习惯想法，每项利息都以资本为前提：未来的收入也来自资本，这种资本也隐藏于未来；这种资本和未来的劳动产品一起，也和来自商业的利息支持商业资本一样支持同类的关系。如果商业利率是 20 德尼，或者是 20％，贷款创造 20 倍于已答应的利息的非物质资本，这种贷款将这种非物质资本给予放款的资本家，并用来换钱。这种未来的资本积累， 这种还没有生产出来的、可能永远也不会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提前支付，富国的大部分财富也就都变成了这种资本积累了。

我们设法深入了解内情。一个订立借约的商人一旦破产，对他的债权也和资本一样消失了，国家的财产也不是负量，任何正量也不再能相适应。但是，一般说来，即使借主借去的资本赔光了，他给予的安全保证正好使他不赔本。一切抵押都属于这类性质；所有属于借主的不动产都是作为贷款人给他的流动资本和货币的保证。以抵押获得债权的债主打算采取减价办法，他要偿还旧债，以弥补偶然发生的失败，他最终付出一笔费用，而不是一笔投资。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债权并不是需要付出银子的资本，它不象投影一样，它是以土地资本作抵押的，这种土地资本有两个产业主，一个是拥有债权的人，另一个是有地产而债权较少的人，这两种正量与负量相互补偿或相互抵消。

数量众多的股份有限公司，与其说是需要真正的资本，还不如说是需要贷款，如保险公司、银行，通过抵押得到这种贷款，它们以不动产作为保证， 以防天灾人祸带走了它们的流动资本。所有那些损害了这些有限公司事业的公司都留下了一笔债务，或一笔贷款人收到的正数量款项也没法补偿负数量的款项；因为贷款人已经将这笔钱挥霍掉了；但是它应该从不动产的价值中

扣除，这些不动产已经借出了它的物质。总之，政府的所有借款，可能毫无例外地都是用于支出，而不是用于投资的。贷款人拿出来的钱，都是象进去那样从国库里取出的；但是，贷款人用来转让的流动资本已经被挥霍掉了。流动资本已经在战争中耗掉了，在不带来任何收入的公共工程中花费了，或作为公共机构职员的工资发出去了，这些职员在收到钱的时候以为领到了收入，当他们花费流动资本时，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当国家债权和个人债权还继续存在，而为这些债权奠定基础的财富已被挥霍了，这些债权又成为怎样的东西呢？我们只是怀疑这些债权没有真正的价值，因为债权形成了人们一般称作资本家的财富，也正是这种财富通常被用来建立有用的企业。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国家的财产清单中， 这种只能当作负量来计算的量，好象是因为推动工业而显得有积极的效果。如果因这种现象而使经济学家胡说八道，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点，应该弄清楚这样一种观念，即债权人从借方得到的并用来换钱的债权或非物质价值只不过是未来劳动产品的款项：借款人答应每年将收入一部分给贷款人，用来换取他所得到的资本，但这种收入还没有产生。有时，除利息外，他还答应从每年的未来的收入中归还一定比例的资本。人们称之为借来了充作年金的资本，尽管这种情况只是在资本被真正地归还时才发生。但是，更多的情况是答应长期的利息。资本是永远失去了；但是，只是根据资本一般在商业中带来的利息，人们设想这种利息能正常使用，总有一些资本家急于获得这种利息，债权也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 否则国家永远也无法解脱。

然而，拨人不存在的收入又有什么用呢？这只能被认为是对真正财富的一种期望，如果国家碰到灾祸而不能从事生产，这种期望也就永远没法兑现： 而人们设想的代表对未来的长期的拨款的资本，那就是价值，为了这种价值， 人们设法出卖这种期望。有人曾经说，当人们提供手段去先期出卖土地将来能够出产的产品时，人们就动员土地，当人们能够向政府提供更多的方便来出卖社会劳动的未来的那部分产品时，人们就动员公债，这种公债是政府通过税收来提取的。然而，这种动员只不过是社会所作的对前途的无偿让与， 先期挥霍下几代人的劳动产品。毫无疑问，对资本家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容易占有的财产；此外，这是一种对购销都有利可图的商品；因此，掮客、中间人，以及所有那些做这项买卖的商人，都把公债看成是他们的生财之道。但是，除了某些人得到个人利益外，对国家是一种灾难，对借债国干了一件错事，它靠损害未来几代付款人来挥霍浪费；总之，这也是社会一方面财富明显增加，另一方面却是日益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确实，还得要求负有大量债务的一切国家，用逐步减少工资、利润、银子的利息、地租和一切收入来偿清这笔债务；因为这些收入已经在产生前丧生了；而那些今天劳动的人、将来劳动的人不仅要创造生活资料，还得偿还前人的挥霍浪费和债务。

但是，信贷的真正职能，只是将某个人所有的东西转移给另一个人；但是，根据我们使用它的方式，转移给我们安排的信贷是那些还没有出生的人的东西，和安排那些可能正好属于他们和属于他们劳动的东西。在这种基础上，信贷已经创造了对国家的真正繁荣不能增加任何东西的巨大财富，对国家来说，甚至经常是毁灭它的重要原因，但是，它使拥有这些财产的人家财万贯，同时将实际上存在的多 1 倍的价值投入商业。好象每个躯体都在未来投下了影子，而这种躯体也象事实一样变成钱财。这种神奇的创造是我们思

想中的习惯作法，即将收入都归到资本的结果。借出 1，000 埃居的贷款人与借主谈妥，为了享用这笔钱，借主每年得付 50 埃居给贷款人。这种交易使人们相信在某地有 1，000 埃居的资本，这笔钱在什么地方都能得到 50 埃居的收入。一块能有 50 埃居收入的土地就被认为值 1，000 埃居；一家公司或工厂有 50 埃居的收益，它也被认为值 1，000 埃居；从政府领取 50 埃居的长期年金的人也被认为有同样的数目财产。因而，国家公债的收入，不也是长期和可以转移的年金吗？确实，它们也是从一笔银子里产生；但是，挥金如土的政府将这笔钱登记在总帐里，政府是站在那些想发财的人那边，而它从他们那里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政府在公债里同样创造 1，000 埃居的资本，而在总帐本中记下 50 埃居的帐。国家是不是因此发了财？没有，肯定没有；然而， 政府增加了用于交易所的价值，它对经纪人和银行家的商业以新的商业活动，给资本家以新的投资。这是一种创造，但是这是一种与信贷相联系的神奇的创造：享有信贷的人自己只享有定期利息，他只是让出他未来收入和他继承人的收入的一部分，然而，他创造或投入一些非物质资本于商业，其数量相当于这笔未来的收入。此外，这笔非物质资本确实相当于一种价值，为了这种价值，信贷在商业中流通；信贷将带来完全正常的果实，甚至可能比这种价值更多，尽管信贷无助于这些果实的产生。这些果实只不过是借款人答应给贷款人的那部分钱，存在于借款人所生产的劳动果实中，至于谈到公债问题，那就是税务警察成功地从纳税人那里抽得他们的收入，给借款人： 然而，所有非物质财富是以实物财富作抵押的。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取消了债务，某个人的财产就会转到另一个人手中，但是，从总体来讲，社会并没有什么得失。纳税人将停止付给贷款人他的收入部分；土地将无人耕种，劳动也没有人去干，如果人们坚持要找寻劳动代表什么资本，总的来说，国家， 能够劳动的国家就相当于一笔与不流动资本相等的钱，而且比过去更有甚之，因为国家以永远失去自己一部分自由的代价才获得这种资本。

人们对信贷的发明大叫大嚷，并且赞叹不已，信贷使国家找到庞大的资本，当国家非常需要时，多数情况是，当国家建设重大工程或为了得到超过财富能力的享受时，国家是在自己巨大财富中获得资本的。但是，除去那些正直与廉洁的人以外，用别人的财富来为自己寻找享受，这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投机事业，信贷并没有干什么别的好事。信贷使今天的人们支配了未来， 或支配了永久的未来：信贷把我们孩子的、孙子的以至最后一代子孙的劳动或一部分劳动卖掉了。借款人所干的事，就象加罗林群岛和佐治亚州的移民出售归他们所有的黑种女人的孩子一样；只是借款人也象移民那样不了解他们是在犯罪。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欲望或一时的爱好，移民把那些没有出生的人也计算在内，使那些对他来说是很珍贵的、或者是他们这些人的唯一保护者的人不再为自己劳动，而是为了别人。而借款的政府，花了不属于它的钱，以同样方式抵押劳动力，几代人的生命，它既代表不了他们，也没有权利为他们订立契约，以某种方式将他们卖给贷款人为奴隶，它以某种价格将他们出卖以供挥霍，而贷款人的子孙后代永远也享受不到。

在现今的国家债权和私人的债权状况中，大部分劳动产品都事先抵押出去，用来支付先前缔结的债务。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预先征收占社会收入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所有借款人欠给债权人的利息要另外抽取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社会收入。这样，可能还留下一半、至多是三分之二的共同劳动所得的利润用来分配给参加劳动的人：产业主、承包商、商人、农场主、短

工；尽管人类劳动和效率无节制地增长，所有那些作出贡献的人得到的报酬比以前更少，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在旅行过程中，在那些被我们认为是不开他的国家里，经常碰到一些有关老百姓的风俗习惯、安居乐业的生活的描写，与我们工业国家令人担忧的贫困大相径庭。当人们参加这些半野蛮人的娱乐活动，受到他们的款待时，看到他们丰衣足食，菜肴丰盛，而想到自称是获得巨大进步的国家的勤劳的穷人时，不禁感到一阵心酸，人们要问， 秩序、正义、自由和文明，是否只是骗人的幻梦，在社会科学中，人们是否只是高谈阔论。然而，人们却并没有放弃研究什么是好的和正确的原则，人们并没有丧失勇气：那些进步国家的人民，并不是因为真正的进步而遭难， 这是因为我们的错误，往往是办事不公道使人民遭受苦难。保持欢乐天性和丰衣足食生活的穷人居住的国家，那里的人不知道信贷，政府也没有事先出卖他们血汗换来的果实。

但是，今天公共信贷制度能够引导我们到达的境地，过去是无法达到的。一旦那些强权人物发现将子孙的财产归为己有的方法，享有那些不是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就不可能就此止步。一般来说，债务都是战争时期或为了战争而订立契约欠下的；但是，在和平时期能偿清债务的事也是罕见的。政府在习惯于长期借贷制以前，人们自信得对偿还债务寄予希望，为此目的，人们创造了一种偿债基金。不久，人们给交易所弄来了主顾，每天都有新的需求，并用来决定债券的价格，用这种办法来支持公共票据的价格。但是，政府不久也看出，并对偿债基金感到失望，这种基金在国家重新借债时，又同时购买了它，自从国家看清了这一点，各国政府就放弃了这种游戏。

自从这次和平时期开始以来，英国政府热忱并诚心诚意地致力于减少开支，清偿一部分债务；但是，通过节约来补偿过去的挥霍浪费是办不到的。其他人可能连想都没有想过。借款大大超过清偿债务的款项；公共票据大量增加。人们曾说，只有自由派政府能够借款，还说，只有信贷才能使借款的政府的财政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是，借款的交易已经变成了银行家的很有利可图的商业，此外，他们对自己承担的贷款中突然发生的事无动于衷， 他们在商业中投入了所有的息票，拒绝对任何人的斡旋，这种情况和隐瞒赤字的政府以及宣布混乱的革命政府一样。大部分借款的政府将来肯定要破产，然而，他们总是把贷款投入一个、两个或三个资本已经充裕的国家；如果土耳其政府不同意借款，这并不是银行家的错误。在拿破仑时代，如果借贷活动象现在这样先进，为了同时吸引借主与贷主，委托中间代理人出现了， 如果他们出现了，毫无疑问，这是为了他们的生存而斗争，他们将会吞噬子孙后代的整个资本。如果今天爆发了新的战争，所有那些能够投入的资本都很可能投入；税收将取走生产的一半或四分之二，而不是四分之一，农业、商业或劳动的利润也以同样的比例减少。

要对付这种咄咄逼人的危险，应该在国家的宪法中求得保障；今天，不幸的是各国政府所作的修改都是旨在减少、甚至完全毁灭这种保障，而不是增加这种保障。陈旧的流弊恶习到处都激发改革的狂热，思想家的自由运动使得今日的思想战胜昔日的旧思想。人们千方百计地加强舆论的力量；但是， 如果不相应减少对过去的爱，对未来的预见，那就不能加深对今天的感情； 争取自由的大部分成果都转向反对经济。人们想方设法系统地在政府中排除那些因循守旧的人；然而，国家的繁荣和正义要求另一个世纪的声音、我们后代的声音能在立法中得到体现。政府的安排只考虑当前的利益，它应该与

考虑长远与永久的利益的团体和机构结合，给政府以抵抗当前狂热的力量。过去，共和派设法在贵族院里寻找长期利益的捍卫者，后代利益的捍卫

者；为了保护未来，专制制度建立在人们假设的对统治的王朝的永久性的基础上，但是其效果甚微。在威尼斯、伯尔尼或古代城邦国家的上议院里，人们的思想也象今天一样，也是考虑到子孙后代的；在那些由国王、大臣领导的国家里，如弗雷德里克二世①、萨利②、科尔贝③等，他们是为前途着想的， 对加诸于后代的困难，有时也有所顾忌，并设法避免。但是在今天，好象一切都使人们学会得过且过，议会使君主们不必为钱财操心：对君主们来说， 他们不必知道国家能否付款，只要知道议员们是否会同意支付款项就行了。而对议员来说，授予他们的任期只不过是七年、五年或更短的期限，他们为形势所迫，总是孤立地考虑问题，因为他们怕在群众中失去选票，纵然这种投票不是秘密的。因此，议员们只有一种想法，那就是让人们在今天少吵吵嚷嚷，而不管明天的后果会怎样。弗雷德里克二世以已有的物品求得自给自足；一个符合选举法选出的部长设法给予国王要求的东西，而议员却依然故我，他们迫不及待地留给后代的，那就是将同时代人的一切耗得一干二净。

此外，即使人们将子孙后代的利益托付给某个更热心和更会经常维护这些利益的团体，但是，这种团体能否抵挡一时的狂热，能否抵挡得住代表当代民族利益的不可抵挡的力量，好象社会存在本身就是这种利益的胜利。此外，不管私人贷款或是国家贷款，当借款人急需时，不管他如何谨慎也是无济于事的，他会同意贷款人的各种条件。不幸的是，最近几年来的发明，使借款人和贷款人的谨慎化为乌有。当政府感到急需用钱时，它总是向别人贷款，这样，它就得用它所没有的东西去偿还。有些大资本家放了债，也就是说他们将来有债权和款项。人们答应按不同期限、但都是近期付款。资本家因而要求很高的利息，这笔利息与他们要冒的险以及用来服务的钱是成比例的：他们不是要 5％，而是要 6％，8％，10％的利息；但是，资本家宁愿为一笔微薄的投资而要人们承认有一大笔资本；他们的借款付的是 50 利弗尔， 付 5％的利息，而他们得到的借据是 100 利弗尔。他们用这种方式将他们缔结的高利贷价格置之不理。一旦情况变得有利时，他们就夺走借主的偿还手段；他们使同时代人如释重负，而要后代子孙归还资本，它不仅没有为他们的用途付过钱，而且参与商业活动的人从来也没有收到过这笔钱。贷款人对于要付的款子，与他拥有的款额相差甚远；他不但没有埃居，也缺少各种各样的债权。然而，他们急于兑现债权，或者用银币，用汇票，或用钞票，至少得支付第一批款项。他们从金库拿到的埃居，第二天就为公共开支花掉了。贷款人并没有避开流通，但是不让在他们身后一文不名；但是，银行家又得重新提供钱币以供给他的第二批付款，贷款人为此目的向资本家卖掉了所有的借款息票或他刚购买的公债，就象以前卖掉所拥有的其它债权一样。今后的事就是要说服国家保证投资的安全；贷款人负责保卫债务人的品格，夸耀他的诚实和收入丰厚；而当人们想到借款的国家是哪些，这些国家的境况有时显得多么糟糕时，就得以很坏的价格给这些国家以巨额款项，人们不得不

① 弗雷德里克二世（Fréáéric Ⅱ，1194—1250），德国皇帝。——译者

② 萨利（MaximilliendeBéthuneSully ，1559—1641），法国国王亨利第四时 的大臣，著有《皇家经济学》。

——译者

③ 科尔贝（Jean-BaptisteColbelrt，1619—1683），法国财富学家。——译者

承认银行家善于欺骗，而国家的安排使其变得这样。然而，贷款的息票陆续出售了；资本家的埃居到了银行家手里，然后到了国库，国库付给所有的资本家，资本家又立刻重新开始同样的流通，直到银行家应允的最后的付款完成为止，同样也是借款的息票转移出去为止。借款的政府可能遵守诺言或爽约，它在破产的时候，可能使债权人破产，也可能在强迫债主支付他所花费的钱时使债主破产；银行家对政府将采取的决定漠然置之，当资本家开始冒险，银行家已进了港口，赚了大钱。

只有那些积聚巨额财富的人才能试图进行这些投机；确实，他们至少应该承担起整个企业的责任，他们应该不让国家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绝对依赖；但是，在另一方面，今天，人们靠工业积累了亿万家财。当其它商业只获得有限的和不很可靠的利润时，投机倒把的商业却积聚了万贯家财；对那些精明的百万富翁来说，最冒险的赌注，最赚钱的买卖是公债卖买。对那些比较富裕的能够自己取得贷款的商界人士来说，这种商业恰好是恼人的机会，如果银行家可能使这种商业破产的话，政府也没有督促银行家去履行义务。因而，我们在这里又找到了我们多次承认的东西，巨额的财产已经搅乱了社会的平衡，就象超额贸易一样，人们将借贷的弊害归之于巨额财富。我们同样也找到立法机构制造障碍的理由，有时是用资本积累，有时是用资本积聚的办法。但是，当它反对政府时，政府怎么能等待有益于社会的警惕性呢？这就象是反对那些与社会缔约的人一样，社会应该对它保持警惕吗？

政府是唯一的自身一无所有的借款者，它不能认为是什么也不能生产的，然而，它也能找到信贷，当人们看到这些政府定期地付利息，人们也可以想象他们在未来，可以强迫他们的臣民向他们交钱；但是，对有些政府说来，他们的臣民显然是没有能力付款的，而这种情况是借款时所最不希望出现的事情。象一个破了产的浪荡公子那样，一个国家也不能求助于高利贷者， 因为国家也已入不敷出；战争是如此迅速地挥霍了财富，同时还反对再生产， 它经常给找寻这种倒霉的财源提供了合法的理由。英国政府在挥霍浪费方面是行家，至少它是用借贷来创造新的利益，为的是保证政府的利益；但是， 在战火蔓延的国家，收入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巧立名目建立各种税收也无济于事，因为那里一无所有，也没法得到税收。和希腊、美洲的新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行交易的银行家，如果没有与利息相当的收入，就得另想办法，那就是在向政府的投资本身中，在手里保持足够的资本以支付最初两年的利息。银行家已经了解到，一旦危机过去，政府会找到新的财源；他们指望的是最初几年付款的规律性会使资本家产生幻想，当银行家出售所有的息票时，资本家就会争相购买。银行家脑子里很清楚，头两年所得到的利息就足以维持营业活动，尽管那些和他们作生意的人破产迫在眉睫，他们确实已经获得巨额利润。确实，银行家也给予资本家一种挽救破产的手段，那就是商谈一批新的借款，并用它来继续支付银行家利息，而这么一来，不管是利息或资本，给后代子孙留下的是一笔已经挥霍殆尽的债务。在那些不怀好心的权宜办法中，美洲新国家选择的只是破产，他们是下定决心这么干的， 这还不算是最不道德的也不是最糟糕的。

在伊比利半岛和在新大陆的属地，内战在继续，对革命和反革命双方， 这些银行家都是出资者：在英国、法国、荷兰和瑞士，银行家从中调停，并用资本进行欺骗和引诱，双方维持现状，继续了二十五年之久的内战，使这片美丽的地区满目凄凉。资本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干预比国王们的干预并不

逊色，也同样有害。然而，当一个党宣称它不愿意支付对立的党派的债务时， 因为这些债务是因为迫害他们和奴役他们而欠下的，银行家、资本家和新闻记者们，此时就用一本正经的愤怒的语言，大叫大嚷来反对他们称作部分破产的东西；他们的叫嚷声在所有的交易所里引起反响，他们宣称不再为破产的蒙受耻辱的人的资产标价。他们横行不法，居心叵测，很难谈得上正义与良心；人们也很难理解，臣民们怎么会对一个他们不承认和对他们加诸暴力的政府俯首贴耳？一个国家失去信贷，可能还是应该庆贺的，因为它的主人再也不能将它出售了，外国银行家再也不能购买它了。尽管欺诈性契约欠下的债款是非法的，破产也可能无济于事，因为破了产的政府虽然从旧的债务中摆脱了，但是还会在信贷中欠债；它还会重新借钱，而它的臣民还会象今天一样很快地负债累累。

英国欠下的债务并不是由于干尽丑事的市场造成的，如果从政府得来的银钱是用来拯救不列颠的独立，下几代人会从中得到好处，而他们现在则是身受重负。这种负担是不轻的。精明的英国经济学家证明公债恰好是英国人民所记恨的，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任务，他通过计算，指明英国的债务利息， 分摊到不分性别年龄的英国人身上，每人只有 25 先令，他设想英国的最穷困

的短工，即农业短工，只付 15 先令。①就算这个计算是正确的，在我们看来，

这种负担也算不了什么。短工家庭的平均人数是 5 口人以上而不是 5 口人之下；只是家长挣钱，他得付年老的父亲、以及妻子和孩子的那份负担；这样一算就有 125 先令，大不列颠每一个家庭的家长分别得什 156 法郎：或者我

们承认穷人负担部分是 15 先令；那每个短工在生产生活资料之外，为了支付

先辈的挥霍费用，得通过劳动生产 75 先令或 94 法郎。在欧洲大陆的一半国家里，每年付出的这笔款子就足以维持生计。

尽管留给子孙后代的负担是这样沉重，我们难以指望道义上的推理和考虑能够阻止政府订立借约，即使是它已感到有这种危险，甚至国家存在本身也岌岌可危。只要债主存在，只要这些人能从国家的困境中得利，只要他们自己能够巧妙逃避破产，他们将破产转嫁到别人身上。然而，我们相信，认识非物质资本的本质，指出借款是为今人而牺牲来者，是骗人的和不正义的， 不应该对信贷的创造能力存在幻想，寄予信任，除了在特别需要的情况下， 应该阻止正直的政治家去求助这种坑害人的权宜之计，这一切都是有益的； 政府阐明，最富有国家的、人们羡慕不已的繁荣里面隐藏着骗人的东西，阐明这一点也是有益的；在增加财产的同时，物质财富确实是减少了，这种鲜明的对比是由于我们的先辈只是考虑他们现在占有的财产，而我们还要考虑未来的财产。他们想在已完成的劳动中发财致富，而我们认为致富要靠将来的劳动；他们和他们的同时代人以及他们的祖辈，认为自己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而我们认为，这样做不会使我们的后代发财致富，是事先吞噬了后代的劳动果实。我们的财富也包括我们子孙的，在他们出生以前就已经作为商品课以人头税；这些子孙，有的是被出售了，有的是购进了，事先已宣布他们不再属于自身支配了。

将我们的原则直接用于立法，这样做可能超出我们的期望，但是，对非物质资本的真实本质的了解，使我们能提防那些自认为能通过公共票据交易而使国家发财致富的人的诡辩，能对付那些向政府提供信贷的人的诱惑，并

① 《英国和外国杂志》，第 3 期，第 293 页：“论谷物法”。

能反对那些不断在私人交易中设法为弊多利少的契约提供方便的人的意见， 他们以商业的名义，要求给信贷以保护，给贷款人以保证。毫无疑问，我们并不要求经济桔据的人去出售财产而不去借款，但是我们要求法律不要照顾赔本的销售及具有方便条件的贷款；我们要求人们相信，应该给抵押、给商业票据以特权，或者，如果人们不得不维持这种情况，即采取债务逮捕权， 这种特权只是出于正直和公平的企图，而不是为信贷提供方便的愿望。最后， 当我们并不想立即执行这些原则时，我们相信最根本的是要彻底认识物的本质，而且，如果不以全部智慧来了解债权、非物质资本是什么东西，人们永远也不能抓住政治经济学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