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篇 论货币① 、流动资本和银行
希腊人将作为人类社会基础的组织机构的发明归功于上帝或上帝的儿子,即那些英雄们,这是毫不奇怪的。确实,大部分组织机构的建立需要对事物的本质了解得非常透彻和深刻,甚至在这些事物存在前就需要知识,这就使人们不得不把它归诸于具有超能的人或神的启示。人们觉得,通过循序渐进的办法达到预期目的是不可能的。问题好象是创造这种事物本身,而它是人们所必需的,是人们能够创造的。要不然如何解释在有语言以前,语言产生的习惯用法从何而来?又如何解释,在没有思想符号以前,怎么会有对人类思想活动如此洞察人微的分析?而语法就是建立在这种分析基础上的。此外,又如何解释对声音的奇妙的分析,这种分桥使字母能代表声音,而且产生在字母作为人们互相帮助的手段以前,那对学者们不也只是在作些个人的努力吗?又如何理解在使用任何金属以前对金属的勘探呢?开矿费力很大,而且没有金属工具的帮助;在地球内部寻找金属灰石,不也是毫无经验, 不知道这种表面上无用的矿石,能够用火力将它炼成合金?人们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原始状态的铁和铜,也没有在地球上看见过用铜和铁制成的工具,怎么事先也能想出制造的方法呢?
勘探金银等贵金属更是费劲:一方面是由于它们稀少,发现它们更为困难;另一方面,降服这些金属需要更丰富的金属学知识,而它们的用处比铁更狭隘。如果人们只是用这些贵金属作成漂亮的装饰品,它的用处似乎不足以成为进行惊心动魄的工程的理由,而没有这种工程,人们根本不可能取得它们。
但是,还有比开采这些蕴藏在地下的贵金属更神奇的事,那就是人们对这些贵金属派的社会用途,并且还给它们规定价格。这种用途,即货币的发明,它是为对人际间未来关系的最令人赞叹的设想所要求的。这种用途已经持续了三、四千年,但是我们当时还不明白这种用途是什么。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商业,有了职业分工,每个人就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社会劳动,人们也等待从社会得到劳动的补偿,对交换价值的估价代替了对物品的估价。过去对物品的估价是由个人作出的,是从使用本身的设想出发的;而价格是社会根据买主的愿望和获得这些物品的手段,进行比较后作出的估计。
此外,价值是对受估价物品进行比较后的估计,不是与某一物品,而是与所有物品进行比较。价值是以某种社会观念取代了个人的观念;此外,它还以抽象的观念代替了具体的观念。这是一种对未知量的比较,人们不是用算术方法而是用几何方法来计算它的,但是,在一个既没有算术也没有几何的时代里,这种比较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与价值观念产生的同时,货币的观念也随之产生,它是对前者的补充。劳动时不仅要考虑自己,而且还要考虑素昧平生的买主,这种惯常的作法迫使人们从两种不同的方面来认识为金钱而生产的物品,也不得不承认这两种价值应该融合成一体。确实,一方面,应该衡量生产价格,即劳动的补偿, 和该物品在生产时所付出投资的补偿,再加上,各种工业所应该得到的合法利润;另一方面,还应该估计消费者为获得这一物品准备给予的补偿。有时,
① 本篇中货币一词,指的是金属铸成的硬币。——译者
这些价格之间有很大差别,有时是由于要得到利润而使生产的东西卖得太贵,有时是由于消费者需求迫切,供不应求,于是抬高物价,卖的价格比价值要高。卖主的要价,买主的还价,这两种价格的规定可能就是商业的结果, 商业最直接地在交换中引进了货币,或者是人们认为是作为价值的整除部分的数目。
价值就是人们的需求和生产之间的关系。只有当人们的思想抓住了一种理想的单位时,只有当人们的思想在比较各种物品的过程中能回答出到底每种被比较的物品包含多少倍这种单位时,才有可能对价值进行比较。这种抽象的思想活动,恰似人们比较重量时就物质量所进行的思想活动。而且人们已选定了一个理想单位,即重量单位利弗尔(livre)①,借助于它人们便可以测量不同物体所共有的一种物质特性。这两种思想的相似被如此强烈地感觉到,以致这个名词一般用来表示两种计算单位,一种是物品的重量,另一种是物品的价值。塔兰、德拉克马②、阿斯③、磅、盎司等名词既是重量单位也是价值单位。一块铁、一块石头用来表示重量单位利弗尔;一块金子、一块银子或一块铜同样也用来表示价值单位利弗尔。但是,正象重量观念和价值观念先于用来衡量其他东西的贵金属的观念那样,它们也先于贱金属的观念,或先子用来衡量物质的一个特性即重量的石头的观念。抽象的概念通过图象表现意思,但是,它是独立于图象的。正如重量不是由重量单位利弗尔创造的那样,价值也不是由货币单位利弗尔创造的。这个物品重 100 利弗尔,
就是说在重量上,它相当于用来计算重量的那块铁的 100 倍;另一个物品值
100 利弗尔,就是说生产者认为它相当于弄到 1 利弗尔银子所必需的劳动的
100 倍;就是说消费者为了得到这种物品而付出的价钱,相当于他为了得到 1
利弗尔银子而付出的价钱的 100 倍;把这些估价相互结合起来并相互调整
后,说这件东西值 100 利弗尔,是说它的可换性相当于用来计算价值的那块
银子的可换性的 100 倍。
我们感到要掌握这种抽象的观念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语言上的含糊不清,以及这种含糊不清使我们养成的习惯看法,即认为货币实际上包含在它要计算的物品中,更增加了这种困难;我们总是设想,埃居在商品、固定资本、地产、用埃居计算的债权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然而,我们的观点却相反,所有这些物品的价值先于埃居存在,埃居并没有创造什么, 就象几何并没有创造面积一样。但是,在遵循认为货币是用来作为价值的衡量标准的思想观念之前,我们得重新讨论一下对价值本身的双重估计,卖价与买价之间的差额,这是我们附带指出的,市场的价格是由此产生的。
我们在第十三篇中已经设法使入懂得,商业使财富的基本特点消失了, 即它的使用价值,它只是让商品留下偶然性的特点,即交换价值。在没有商业以前,每个人都是自给自足的时候,产品的增加就是财富的增加。以劳动量来取得的价格对人们不会起副作用。当家里的谷仓多 1 倍粮食时,他感到
富了 1 倍,尽管年景好时并不比年景坏时付出更多的劳动;家庭主妇在占有
多 1 倍的布时,她感到富了 1 倍,她也不必坚持靠改进过时的织布机,因而
织布不要花 1 倍时间。总之,人们所需要的东西绝不会失去它的用处,同时,
① 利弗尔是法国古代的重量单位和货币单位。——译者
② 塔兰和德拉克马是古希腊的货币单位和重量单位。——译者
③ 阿斯是古罗马的货币单位和重量单位。——译者
为了得到他所需要的布,也不需要再花别的劳动;不管布匹或麦子是天上掉下来的或是路上捡来的,都一样有用处。毫无疑问,真正对财富估计起作用的是用途和享受。但是,自从人们放弃自给自足,靠交换或商业来满足需要, 他们不得不系于另一种估计,即交换价值的估计,这种价值不再是靠用途, 而是靠整个社会需求和满足这种需求的劳动量以及将来能满足这种需求量之间的关系。这种交换价值,这种市场价格是富于抽象概念的政治经济学所阐述的最抽象的观念。
在人们寻找用货币来衡量的价值中,用途的概念完全被抛开了。只有劳动,也就是为互相交换的两种物品所作出的必要的努力才是唯一要考虑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买卖双方的供求关系才能计算。卖主可能认为这个物品值 10 个劳动氏但是另外一个认为,这种物品今后用 8 个劳动日就能完成,如
果竞争者对缔约双方作证明,价值将减少到 8 个劳动日,市场价格将以此为准。确实,缔约双方在概念上都认为这个物品是有用的,是人们需要的,没有购买的愿望就没有销售;但是,价格的规定与用处并没有什么关系。
为了衡量重量,要找到永远一致的重量标准是不困难的;这是感官所能估计的量。要衡量价值,也要找出一种价值同样是固定 的标准;然而,价值是一种抽象的量,一种感宫所无法估计的量。而重量的磅与价值的镑之间有类似之处,但是,并不是完全相同;在问 1 磅银子能买或可能买几磅麦子时, 答复并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刚才谈到,商业价值也是固定的,总而言之,那是基于被估价的物品的必要劳动量;这并不是现在付出的必要劳动量, 而是可能用改进的生产手段,今后要付出的劳动量,这种量虽然难以估计, 但总由竞争来决定,是比较固定的。因而,每磅银子的价值定出了,并用来衡量共它物品的价值。每磅银子用来代表一定数量的劳动日,用它可以开矿, 并且也可把它带到交换银子的地点:对那些规定数额的人来说是个未知数, 然而社会是根据需求双方的相互努力来作出估计的。人们并不考虑银子的用处,确实,除了用作钱币以外,它的用处是很少的;此外,人们也不考虑银子以前从矿里提出时所需的劳动量(因为它可能已流通了一、二百年),而只是今天从矿里提出同等银子的劳动量。所有那些更丰富的矿藏的发现,以及那些降服矿石的更经济的措施,只是使今天生产的银子更为廉价,同时使以前存在的银子失去一部分价值。然而,经验证明,采矿业每年投入的银子, 并不能明显地改变市场情况,也没有超过艺术品每年消耗的银子;金属学中的发现也没有如此迅速和占有什么重要地位,以致造成生产贵金属时明显地减少工作量;最后,一磅银子,并不是绝对地与其价值相等,但足以作为很好的价值标准,在人们的思想里总是代表同样的生产劳动量。
重量、面积、容量的标准是很容易为全体人民服务的。确实,在某些市政府里,人们保留着过去通用的衡器,人人都可以求助于它;当习惯的标准建立以前,每家每户都保留有这种普通的衡器;对整个老百姓来说,过去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用一种银子作为唯一的普通衡量单位的;这种普通的衡量标准仅仅是这种理想的价值标准的代表数值;人们把商品的价值与这种通用衡量标准作比较;但是,商品从这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用不到以贵金属作媒介:人们甚至会说,这与某些国家存在的流通银行有某些相似之点。所有有关价值的交易是借助破纸片来完成的,它仅仅是用来简化计算手续而已,价值的标准,其字面意义只是代表抽象的估计,这种标准保存在公共银行里,人们可以借助那种破纸片来保存这些价值标准。
严格地来讲,只有在规定了价值的抽象单位以后,商业才能进行,这种抽象的单位,人们才能比较,才能解决其它物品的价值,甚至不必要用字面来表示其图象,不必要取一个人所共知其价值物品的名字。有人肯定他说, 在一些半野蛮的民族里,他们经营商业时不用别的硬币,只用一种理想的钱币,这就向我们证明,理解这种抽象价值的能力存在于文明进步以前。商业活动通常不是简单地用一个人需要的物品交换另一个人需要的物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交易双方并不是想使用所换得的物品,而是想把该物品运到另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通过新的交换,该物品将满足更迫切的欲望和需要。游牧民族的商人来到从事农业的民族的边界,他们出售他们同胞所剩余的马匹、骆驼、毛皮、乳品等产品,购买谷物、食品和城市工场生产的其它产品, 并销售给自己的同胞。当他们不用贵金属来进行交换时,他们也需要一种货币,也就是说用一种可以甩来计算的理想价值单位,以便比较出售和购买来的物品,并进行买卖和立刻分辨在成交过程中倒底是赚钱还是赔本。在他们看来,种种物品分为 10 个整除部分;8 份等于另一物品的价值,12 份等于第三件物品的价值,4 份等于第四件物品的价值:这些整除部分对他们来说是计算的手段,是理想的钱币。不管是否有埃居来表示这种手段,不管埃居是很丰富或完全消失,相互比较的物品的价值都不会变化,就象天平或市秤完全消失,重量不会变化那样。
然而,把贵金属制成埃居,给商业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因为一个埃居实际上在价值上与一个整除部分相等,而每件物品的价值则被人们分为若干整除部分。牧区的商人和农民作买卖,这种活动并不是为了购买或出售贵金属, 他们带回去的外国商品也和他们输出的商品一样是值钱的;他们将它在本国出售,赚来一大笔钱,他们用一部分收入,购买和去年出口数量同量的本国商品,因为他们是本国同胞的债权人,他们可以将剩下的钱用于生活享受, 即用于每年的生活消费,或积聚起来。
与牧区的商人做生意的农业民族的商人,也是这样计算的:自从引进货币化的利弗尔后,至今都是如此行事的。一国和另一国的商品交换,甚至与所有其它国家的商品交易,几乎总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个国家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债务人的情况是特殊情况,一个国家用硬币向另一个国家付款也是特殊例外的情况。至于商业利润的取得,那是由于转手输入的商人从消费者那里得到的。只是通过这种销售,商人才能知道他是否真合消费者的胃口,主顾准备付绘他的钱是否比商人所付出的更多。
贸易就是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交换;理想货币的发明仅仅是免除找同样价值的物品以便用来交换。有一个商人出售三、四 十件价值不一的东西; 另一个商人可能同样出售 100 种都有精确价钱、样式不同的东西作为回报。在这些交换的物品中,经常有一个牧民享有另一个牧民的债权,情况和一个牧民对一个农夫享有债权一样,反之亦然;这些买卖都按一般的付款办法来结算。但是,最好是不要考虑结账,不要问人们拿什么东西来交换,也不管谁有债权,谁又欠款,以拿它来用作结算差额;也不要同时进行这些活动并使之带有某种广告性质。然而,人们用贵金属铸造了货币,并在社会上大量应用,这也就充分达到了目的。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人都能把交换分为两部分,在考虑买新的东西前就能出售货物:用这种方式,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被交换的东西的价值以埃居的形式留在自己手中。他卖出商品,是想以一定数量的理想的利弗尔,即埃居,来换取同样数量的埃居;人们把这种
方式称作销售;然后,他用这些埃居取得他所需要的商品:人们把这称作购买。在交换中,应该同时决定两个未知量的价值,这两种商品相互对换;新的购买紧随着销售,这两个未知量的价值是通过相互独立、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的。
为了决定这两个未知量的各自价值,那就得用金市或银市进行交换,这种货币在价值上被认为是不变的;确实,真正的国民财富在价值上是可能增长的,那就是商品;商品以某种价格买进来。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以取得利润, 而银子正好使之成为得到的价格。1 匹呢绒能卖得 30 个银币,是说 1 匹呢绒可以用 30 个整除部分来代表,而在生意好时,1 匹呢绒则可以卖得 35、40 或 50 个银币,也就是说能卖得 35、40 或 50 个整除部分;但银币总是等于相同数目的整除部分。因此,在销售时,付钱的人给的是确定数,而供商品的人给的是不确定数,结果,那个等商品提高价格再出售的人就会发财致富, 而守着银子的人不会发财致富,因为它的价格总是不变的。谁要想赚钱,谁要想使他的资本增殖,那就赶紧把银币脱手,因为它赚不了钱,要把银币换成商品,只有商品才有进行贸易的机会。
然而,我们已经开始在货币里,某种程度上是在它的阴影中,看到了流动资本的产生,流动资本是整个国民财富的另一种表现,这种资本是理想的利弗尔的总数,是货币代表的所有价值。我们已说过,某种物品值 8 个理想
的利弗尔,另一个物品值 12 个理想的利弗尔,第三个物品值 20 个理想的利弗尔。理想的利弗尔是每个物品总价值的一个确定的约数,如八分之一,十二分之一,二十分之一;但是,从国民财富的角度考虑,这是单位,它的数目是不为人知的。然而,所有这些单位的总数就是国民资本。当这些理想的单位构成工业家的财产时,它总是在新的物品中作投资,在用作各种物品的交换时,它被称作流动资本;当它具有不变的形式,用来增加变化的形式的价值时,它被称作固定资本。
在人类的思想活动中,没有比了解资本的本质更伤脑筋的了,它象海神普洛透斯①那样变化无常,它不断地变化着形式和内容。在人们以为要抓住它时,它却遁之夭夭。资本在积累了一大堆金子以后,在那些扑向它抓金子的人手中,只留下一团烟云。资本与财富是一致的,但是,资本的产生比较晚, 它是衡量这种财富的手段,它由商业产生靠商业而存在,这是商业具有的一切价值的抽象图象。
既然资本是商业概念,那就应该从商业中取得实践知识,而不是求得定义。打开某个商人的账本,研究一下他的贷借对照表,考察一下他的财产, 商人自己就会告诉你,这份财产就是他的资本。
你在账本上首先会发现,购货总账欠他一笔钱。这是他为出售而购买来的产品的价值,也是他的买卖的特殊的对象,根据它生产或取得的价格,全部以理想的利弗尔来计算,直到商品出售,债务清偿,新的物品购进或生产出来,重新得到理想的利弗尔为止,商人把他的这笔账看成是他的债务人。然后你会发现,他的磨坊或工厂也欠他一笔钱:这部分是商业财富,是
以工具的形式来帮助他的工业的;通过这个名字,人们可以明白,它不是贸易的对象,而是帮助进行贸易,它包括最简单的工具,直至最复杂的机器, 规模宏大的工场,这些齿轮传动机构花费浩大,锅炉驱动蒸汽从事巨大的人
① 普洛透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译者
类劳动。固定资本经常是不动产,除了由于使用耗损以外,它兼有领土财富的性质。如果他有地产的活,他也把它算在债务人里面,其数目与其购进或能出售的价格相等。这些不动产的价值,也以理想的利弗尔来计算,确实也是资本的一部分,但是它不能流通,对商业也没有推进作用。
商人还把个人的、各个公司的债权、国家的公债也算作他的财产。我们将这一部分财富取名为非物质财富,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对这部分财富不怎么重视。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指明整个债权对别人的财产也是一种税;它包括现在和将来的财产,已经创造的劳动收入,以及人们希望它在将来能创造的劳动收入。
最后,商人在他的贷借对照表中,把他存在金库的埃居也算作他的财产。他的金库占他的财产的一定比例,虽然他存放的埃居在他的资本中占的比例很少。
因而,流动资本与货币并不是一回事。相反,它不断与货币进行交换; 货币使资本流通更为活跃;就象流动资本不能与货币等同一样,资本也不能与货币成比例。这两种流通是背道而驰的,在做买卖过程中相互抵消,但是不以相等速度。资本,或者说作为整体的公共财产,它会带来收入,即以利息的名义带来收入。对流动资本来说,在商品制造和到达消费者手中时,这种收入会引起商品价格上涨;对固定资本来说,这种收入会使这些商品价值增加;对不动产来说,它会增加土地的果实;对债权来说,它使债务人参加收入的分配。而现金帐则一无所得:当银子作为实物留在保险柜里时,它什么也不会产生。其结果是在流通过程中,财富的各个部分以不同的步伐前进, 在速度上有快也有慢。商品的流通较缓慢,是为了有时间产生利润,但利润或者来自制造商品的劳动,或者来自运输商品或销售商品的劳动。人们没有必要出卖固定资本和不动产以从中取得利润;如果有时候固定资本和不动产也流通,那是由于特殊的需要。同样,债券不必流通,就可以带来利息;但是,有些债券是有期限的,是用货币来偿付的;另外一些债券则是无期限的, 但它们可以象商品那样用货币交换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财富时,人们总是以货币付给或假定以货币付给①;但是,因为保存货币不会带来任何利润,所以相对于流动资本而言,特别是相对于任何其他种类的财富而言,持有货币的商人总是更急于脱手货币,更急于加速货币的流通,更急于转手货币。
因而,社会上存在着两种背道而驰的流通。货币不断地从那些需要它以完成交换的人的手上经过。买主将钱给卖主,卖主又去购买东西,只要某物的财产所有权从这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就得如此继续下去,同时, 通过市场的运转,流动资本以理想的利弗尔形式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手中。制造业主将这种资本以食品、原料的形式向工人预付这种资本,而工人又使商品增长;随着商品新的增加,工人又将商品交给批发商,批发商又将它分配给零售商,零售商将它分配给消费者。消费者对这一切增长、利润都得偿还, 而利润是构成所有那些参加以理想的利弗尔作为资本的流通的人的收入。
社会文明的程度愈高,财产所有权愈是受到保障,人们在买卖中的谅解就愈大,货币的流通就愈快;人们已经习惯子在各种各样的产业中得到收入, 人们确认在保险柜里存放货币是得不到利息的。而在那些不开化的国家里则
① 我们说人们假定以货币付给,那是因为人们经常以与货币相等同的债券来代替,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要谈到,因为人们可以自愿地用债券来换取货币,既不赚钱也不赔本。
相反,人人都感到货币是与它的价值相等的,总是适合于交换他所需要的东西,是对一切人所未知的危险的最好的预防剂。谁都知道,积累了钱,那就是在他的保险柜里保存着实力:它就是金子,社会状况愈是风云多变,人们就愈是想拥有实力,或宁可纵情享受。地主也感到如果发生社会动乱,这种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实力,能在发生紧急情况时保护他或救他的命;他知道这种财富能避开众目,不为人所妒忌,能避开抢劫掠夺。在秩序混乱和专制国家里,尽管流动资本能带来大量利润,大多数有点钱财的人都不愿冒商业的可怕风险,他们宁愿将银子埋在地下而不愿借给别人或将它变成流动资本。确实,贷款给别人更容易受人凌辱和受到抢劫。除了债主所冒的风险外,还要加上借款人冒的风险;富人得讲出他的秘密,至少得和借款人讲,如果要保证借款的安全,还得和中间人和公证人讲。在土耳其、波斯和印度,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把钱都积攒起来。他们将钱隐藏或妥善保存,或者埋在地下, 他们从来也不把它取出,他们也不想一想,他们的做法是失去了一项保障。相反,在那些文明比较发达的国家,谁都想成为商人,至少,他不愿意让钱闲置着,哪怕是最短的时间。在英国,那些和做买卖毫不相干的人,在银行家那里都有一本帐,他们通过拨款付款购买东西,家里存的钱很少。而在那些不开化的和受压迫的国家里,流动资本很少,相比之下,货币却比较多, 而这些钱几乎都是藏匿着的。相反,在那些文明国家里,由于财产受到很好保护,流动资本数量很大,相形之下,货币的比例却很少。
由于流动资本是抽象的和捉摸不定的量,由于它总是靠货币来传递的(尽管如此,在这一点上,它与财富的其它本质无区别),由于流动资本向来是以埃居的数目来表现的,所以一般容易与货币相混淆,甚至和投入商业中的货币相混淆。商业中的一些日常用语更增加了这种混乱,因为这些句子都是用词不当。人们说,钱少了,钱多了,这些句子与流动资本、与非物质资本有关,而不是与贵金属有关。当有许多债要还时,就说钱少了;当有许多人愿意提供借款时,就说钱多了。在这种情况下,用埃居来完成的交易并不重要。通过转帐或通过拨款与汇票来转让非物质资本是有效的,它根本不以埃居的多寡来决定。
然而,流动资本与货币在概念上继续造成混乱的原因是在一系列的相互矛盾的努力中,政府和个人都把货币当作资本,在他们看来,货币是工业的万能动力;但是,他们增加的不是财富,而是计算财富的手段。有些人生产了大量的贵金属,另一些人将它进口,并通过熔炼铸造,赋予它过去所没有的价值;另一些人用一些费用较少的符号来代替,用一些可以随意增加的纸币来代替;这就象为了增加所有那些能进行买卖的物品的重量,他们不断增加秤的数目,然后又用更轻恒的秤来代替原来的秤的那样。
象所有其它商品一样,生产贵金属花费很大;贵金属的价值取决于蕴藏量的多少和开采工作的难易程度。但是,因为开采贵金属耗资巨大,因为相对于其从重量和体积来说,贵金属的价值很高;最后因为运送贵金属比较方便,也比较可靠,因为贵金属几乎是不可摧毁的,因为任何意外事故也改变不了它们的本质,所以贵金属的价值在全世界很稳定。这种在各国之间和各年之间价格的稳定和完全相等是量具的基本性质。如果同时要估计商品值多少钱,人们给予的银子值多少钱,这就不是出售而是交换了;标明价格的就不再是理想的利弗尔,整除部分的数目是与通用财富有关的;商人从来不知道他是赚钱还是赔本。如果在从一个国家运往另一个国家时,用来衡量份量
的秤,减少或增加了份量;如果用来衡量布匹的奥尼由于高温而延长,或由于寒冷而缩短,称量,衡量也将成为无用之物,它们都将成为欺人之物;同样,如果白银的市场售价与白银的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经常变化,如果用白银制造的利弗尔所表示的价值有时高于理想的利弗尔,有时低于理想的利弗尔,以致使商业关系变化不定,那么价值概念本身就不可能被掌握;所有那些在交换中自信有确定数量的人也会感到受骗;所有的合同,所有的交易都将变质。在世界贸易中,所有这些灾难性的后果都会使正在开采中的贵金属数量产生明显的变化。如果它的产量减少了,那些订立定期契约的人不得不付比他们允诺时更多的钱;如果它的数量增加了,那应该得到钱的人的收入就减少了;如果它的数量交替迅速变化,那就象今天的手工艺商品的价格一样,价值概念本身也就被消灭了,商业将成为倒霉的靠碰运气的赌博。
然而,人们对开采贵金属的一切鼓励没有别的效果,只能毁坏十分重要的比例。货币兑换商,银行家一般都担负维持这种比例的任务。他们将银子作为商业的对象和研究对象,与此同时,注意表现在汇兑率方面的国与国之间的价值区别,并迅速地将货币从过多的地方运到缺少的地方;由于这种活动迅速进行,他就能从汇费较少的地方得到好处,而汇费的商业价格可以不必考虑。但是,如果一次投入市场的货币为数大多,使白银大幅度降价,以致运输费用过于昂贵,那么银行家为维持各国间白银的价值所做的工作就是徒劳的,而用白银表示价值在各国之间也就行不通了。
对于贵金属生产以外的其它生产来说,市场要求和生产费用的争斗势均力敌,并由此订出价格。但是当涉及所有的价值标准时,市场需求正好与生产相符合。人们向银子所要求的正是形成这个标准,也就是规定价格;此外, 一个德尼①恰好与盎司一样代表货币单位。在世界上流通的银子的价值是完全确定的,与它的数量无关。在一年中,整个货币数与整个物品在价值上是相等的,付埃居的次数,与用埃居付款的每件物品经卖主的过手次数,也是相等的。此外,这个货币量,它重量是 1,000 磅,100 万磅或 10 亿磅,也正好是同样价值。当人们发现更丰富的矿藏或更有利的采矿方法时,矿主并不会发财。但是银的价值立刻会与开采费用成比例;确实,在所有的矿中,使矿主发财较少的是资金属矿。然而,发现非常丰富的矿会明显地给社会带来危害,同时他们在购买或出售各种物品的价格上欺骗那些订立合同的人。
从事金属加工的冶炼者的打算与矿工的目的是相似的。今天,人们不再想去完成大工程,很可能是干了这种工程而一无所获。科学的迹象似乎已经揭示,人们借助电力,在金属的组成上,正在发现自然的秘密。如果人们成功了,那对世界贸易将是很大的不幸。金子和银子的量已很多,因而价格已大大降低,代表同样价值的金银,重量与体积均增大,运输起来已很不方便。在钱币问题上,有的国家已经用铜作为调节金属,如今天的俄国和瑞典就是如此,一个人带为数 100 法郎的硬币已经办不到了。但在国内交易中,重量的不便只不过是小小的困难,如果这种交易不使贵金属的价值在全世界一致的话。今天,运输贵金属的港口已经不具有重要地位,在各个商业国家之间, 贵金属已趋于平衡,因为它立即流向价格高的地方。但是,人们不能象运送利弗尔那样,整公担整公担地运送黄金;因此,如果价值本位一旦随着科学进步的速度而增长,这种本位再停留在原来价格或按原价估计,那就会整个
① 德尼(Denier),古罗马银币及法国古币单位。——译者
失去利益;在不同的时代,应该给价值一个精确的概念,不能比在不同地点那样更不精确。
但是,人们在毫无节制地增产贵金属后,又想出另一个办法,那就是将贵金属变成无用之物,用纸币代之。金币和银币作为货币来说同时起两种作用:作为本位或作为价值的数量单位的度量;将价值从这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代替第二种作用有很多办法,但是没有任何别的手段可以完成第一种作用。人类任何其它的工业生产品,只能接近贵金属拥有的好处,为了保存相等的价值,为了将贵金属用作拥有这些金属的人的完全的担保品, 他们总是在这些贵金属中找到这种保证,而且与它的各个部分的每一部分成比例,他们接受贵金属是为了这种价值。在计算中,二分之二、四分之四都等于一个整体。但是,人们在计算大自然中那些既能分开又能合并、而它们的价值不会改变的物品时,人们信任的是那些能保存在空气中、能埋在地里、能放在水里、能经得住火烧、而拿出来后仍保持原状的东西,是那些运输方便,藏匿起来能逃避暴力和暴政、而在二十年或一百年后还能找到以保证主人拥有所有权的东西;人们很快地感到,如果不得不放弃贵金属,如果人们不再能将它作成真正的货币,作为一种价值记号的担保物,那人们将找不到任何别的东西来取代它。
至于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易,它可以用千百种办法照样进行,而且更为经济。人们可以以货易货,把两次卖和两次买联合在一起进行;也可以用共同的结算利弗尔来进行买卖,那里每个商人有一本来清帐,那里财产的转移只是书写两行字,就象销售的转手只是一本公共债务帐一样;最后,商人也可能通过汇兑、拨款、不记名票据和银行钞票来进行买卖,这些都只不过是汇票原始思想的变形。巴黎的甲对伦敦的乙有 1,000 埃居的债权;甲对乙开出汇票请他兑付这笔钱,并把这张汇票寄给其在阿姆斯特丹的债主丙;丙则将这张汇票寄给其在汉堡的债主丁,而丁又将这张汇票寄给法兰克福的戊;为了支付这些债务,汇票可能继续流通下去,经过 12 个或 15 个人的背书,直到在整个流通过程中,这笔债务用货币归还为止,谁也不会掏出一个埃居。确实,当汇票在一个城市里,由一个商人转让给另一个商人时,一般来说, 汇票是由银子购买或支付的。只是在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时,在转移价值时,汇票一般不通过货币作媒介。另一方面,拨款就是一家商行抽出汇票交给这个城市另一家商行;由于汇票辗转转手,用一次付款方式,汇票可以清偿一大笔债务。不记名票据是属于在同一个城市的拨款,记名票据是属于城市间的汇票:这是付款的允诺,而不是付款的命令,这也是可转让的,同样也是辗转转手进行支付的,支付时也不必掏银子。在同一个城市里,由于前提是票据持有者相互之间是了解的,大家就可以省去背书的手续,在转手票据上写上“可转让票据”几个字就行了。总之,银行钞票是从不记名票据中产生的,钞票是银行大量发行的一种不记名票据。
银行答应将它所发行的钞票所代表的价值用硬币支付:每个钞票持有者可以立即将钞票换成硬币;但是,正因为是钞票持有者每时每刻都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他却没有做。如果他需要掌握现款,他保存的通常是钞票,因为钞票分量轻,也不醒目不象硬币那样容易被窃。如果他要付款,他提供的通常也是钞票而不是埃居,他让别人到银行提取埃居,而第二个人的动机和第一个人一样,当安全能够保证,也不提取款项,钞票也就代替了硬币,在一、二百次支付中连续使用。如果这种硬币比例不变,这种安全也保持不变,他
只要持有 1 个埃居就可以代表 100 埃居或 200 埃居连续的支付。硬币将被纸币所取代,其它的贵金属铸成锭块,作为商品卖出。而银行家利用公众的信任和漫不经心,用钞票换取了社会上的所有硬币,并从中取得了利润。
直到现在,这种贸易活动给银行家提供了有限的利润,而给群众提供了方便。银行家一方面答应支付款项,同时,如果他确实付款的话,他也可从中得到同样的利息。他的利润正好和流通的纸币相等,他也不必操心存放在钱库里的银子。在这种替换中,公众只是免去往返携带银子和计数的麻烦。由于社会的利息是个人利息的总和,只要纸币值钱,银行家从纸币中得到的利润也是社会的利润。但是,这种微不足道的理由不足以使公众鼓励银行发展;因为那些与银行打交道的人,在安全上所失的比方便上所得的要多,他们在价值上所得到的担保只是一些价值符号,因此,他们把得到的所有的钱放在钱包里,而不必存在金库里,这种小小的方便并不能长期解除对商业危机的担忧。
然而,设置银行的结果带来了另一种更大的方便,它与整个商业有关, 特别是与商人中那些最活跃的与最冒险的商人有关,这些人是支持银行的: 银行是以普通借贷所身分出现的;银行对商业说: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就尽管说,只要你们能保证有借有还,你们什么时候要钱,我们就什么时候借给你们。每一个商人,不管他多么富有,总会有感到缺钱用的时候,他当然乐意有地方借钱以摆脱困境,当然也乐意慷慨地提供帮助,使人们认为他是更富的人以增加他的买卖。同时,那些敢于冒险而又不怎么富有的商人最需要资金,他们贪婪地抓住机会以尽可能地扩展他们的买卖;所有的人对创造好象资本设在家门口似的随手可取感到满意,钱庄给每个人贷款,保证享受全面的优惠。
银行与制造业有这样一种关系,它们用的手段与其目的好象都是背道而驰的。公众鼓励制造业的目的是为穷人取得劳动,而制造业使用的办法是用比以前更少的劳动力干同样多的活;公众鼓励建立银行的目的是在流通中推广用银子,而银行所用的手段是向国外输出银子或熔化银子;这两种做法的目的是一样的,人们得到的都是这样一种矛盾:在某一个阶段,骗人的表面繁荣使这两种行业感到满意;然后,当危机来到时,这两个行业都深受其苦。
银行打算用纸币代替货币,用纸币来完成过去用埃居进行的流通。银行用发行纸币的办法收回贵金属,而且经常引起别人收回贵金属。同时,银行能够获得社会上节省下来的、原来投资在公共财产上的货币:这一部分是以理想的利弗尔来计算的,并把它惜给愿意借款的人。借贷并没有创造财富, 只不过改变了用途。一定数量的公共财富用作货币是有害的。社会上的现金应该恰好是几百万埃居,钱庄只能使用这几百万埃居。
首先应该指出,银行所支配的几百万钱数并不是国家货币的总数。我们已经说过,在兑换成银子以前,纸币可能经过 200 个人的手;但是,银行家靠的只是谁都可以随意省去的信贷:他们应该预料到他们的纸币要被兑换成银子,首先是每当纸币的持有者需要将它分成小额款项,或以少量金额付款时,其次是每当他们对银行的稳定性感到恐慌时。第一种原因发生在和平时期的纸币流通中;第二种原因是发生在危机时期,并使纸币流通停止。在批发贸易中,有一定数量的钱包是永远也不兑开的。在和平时期,500 法郎或 1, 000 法郎的纸币能够很容易代替这些钱包。它们从这个富商手里转到另一个富商手里,在作大买卖时,是以 1,000 法郎为单位来计算的。但是,从银行
家手里转到年金收入者、制造业主、农场主和各种工程承包商手里的 1,000 法郎应该立即兑开,以一块一块的金币、一个埃居、一个苏地给买主,以供他们付给商店用来购买生活享受用品、食品、生活资料等等不以大笔款项购买的货物;每张 1,000 法郎的纸币由银行家付给那些不做大生意的、但是要花费、享受、生活的人,而这 1,000 法郎立即回归银行以兑换成银子;而银行能够设法兑换成市值更小的纸币;这些钞票很快落到消费者手里,落到穷人手里;等到落到他们手里时,只是 5 个法郎一张的纸币,这些钱得兑换成银子。
因此,有见识的银行应该精确地了解用于批发商业的交易中的银子数量;多数公司都习惯于将大量银子存放在钱柜里,那些 1,000 法郎一包为单位的银子只不过是流通价值而已。这种银子是银行唯一能用纸币代替并能得到利息的银子。相反,如果银行将不断分开又集合的纸币投入流通,这些纸币必然会受到拒绝。人们宣布成立地产银行,抵押银行和工业银行;这种名字只能说明制订银行的原则的人是多么无知。收到 1,000 法郎纸币的地主、农场主、制造业主,得立即将它分成 100 份,甚至 1,000 份,以支付工资, 这些工资每天经常不超过 1 个法郎,工人得把法郎换成生丁以满足他的各种需要。所有这些银行纸币,应该立刻回到银行以兑换成银子,或应该经过批发商的手,批发商拿到这些钱是将它作为贴现的现金的。
发行这种纸币,即不供流通的纸币或比从来不兑开的银子口袋数量更多的纸币,这种纸币一倒流回银行,就会引起人为的危机;另一方面,国务或商务上的骚乱和不安,意想不到的对银子的需要,都会促使纸币持有者兑现。危机不仅是银行胡作非为的结果,也是社会组织机构的危险,银行承担义务见票兑现,而它又没有银子,也不应该保留银子。突如其来并普遍要求兑现, 只要稍有迟疑或拖延都会增加恐惧心理,并立即会使银行发行的和流通在市面上的纸币都来要求兑现。只要稍有意外事件发生,最无稽的谎言也会引起惊骇不安,最谨慎行事的银行得对付这种骚乱;银行至少得在钱柜里保存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代表其流通纸币的货币,尽管这种货币的利息和所失的利润一样多。
如果在危机期间,银行不断付出钱柜里的货币,它就得付出很大牺牲去借贷、购买或从外国搞来货币。老实说,银行也清楚它的允诺是不能兑现的, 它寄希望于人们不要求它兑现诺言;银行已允诺,它已准备好它的纸币所体现的银子以供债权人使用,银行这样干,就得不到利润,肯定得赔本。在危机时期,谁都不愿意用银行的纸币来作结帐手段,虽然纸币与埃居一样实用, 他愿意在手头持有价值的可靠保证,而这种保证是他所放弃过的。如果在他的商店里有商品,他将感到商品里有财富,但它或多或少是难以实现的,但是它确实不会完全遁之夭夭。相反,银行的纸币只是一张纸,在他需要的时候可能是毫无价值的废纸。银行的偿付能力,银行用来作保证的不动产也不足以支撑它的贷款,因为在危机时机,当人们需要用钱时,等待的时间只能有半个月,这就会使它倾家荡产或要了他的命。此外,如果丧失信用持续一个阶段,没有一个银行会不破产的,除非它打定主意,全部抽回纸币,并关门大吉。确实,银行为获得货币的各种活动,只限于用它赔了本的钞票来换银子,同时又以银子用平价收回纸币。如果这个业务活动经常发生,就象危机时那样,那不管它有多少资本,银行也得垮台。一般来说,银行通过迅速付款来重建它的信贷;对包围它的群众能顶住两、三天还清它的纸币,它就
可指望这些人会散去;但是过两、三天以后,这种逆差必然会导致破产。 我们曾经设想,危机是与银行毫不相关的,银行只不过受到它的影响而
已。我们曾经设想危机是入侵、起义或革命的结果,或仅仅是商业上的大骚乱,大量的破产和市场奎塞的结果,同时,它使得大量的商人不能收回投资。但是,不管是拮据的原因、公众惊慌的原因如何,银行的动乱有增无已。如果流通只是用银子进行,这种令人惊慌的骚动的自然效果仅仅是暂时停止商业活动而已;老主顾不再登门,商人藏起或封存它的商品,那些有银子的人也不愿意脱手。唯一普遍感受到的损失是在这种令人焦虑不安的时期劳动产品的损失,直到某种程度为止,它以减少消费取得补偿。但是,在这种令人焦虑不安的时期,银行的存在却使人人都去从事杂乱无章的活动。持有纸币的人跑到银行里要求兑现,银行家与持有埃居的人洽谈购买埃居事宜:人们想入非非,总是不尊重理智,采取更危险的作法,并成为刺激他们贪得无厌的原因。资本的需要是产生危机的原因,而这种需要由于大量资本的突然消失而大大地增长。起货币作用的纸币同时脱离流通而大量拥向银行;银行渴望得到货币,不惜代价将它购回,随着银行付出货币,得到它的人妥善加以保管;因为这种令人惊慌的恐怖状态使文明社会变成野蛮社会,谁都想攒钱, 谁都想自己的保险箱里有金银财宝。总之,银行的资本已经冻结,并削减了社会资本,因为,恰好社会资本也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法兰西银行股份的价值,它的资本今天值 16,200 万。让人们判断一下,如果政治或商业危机的效果是削减,至少是暂时削减这 16,200 万,那危机将大大加深。
不管那家银行多么明智,也不管它多么巩固,人们对引进这种机构抱着很大怀疑,因为,在太平岁月,它的本性确实是帮助商业活动,但是,这却为商业增加了动荡不安,给商业繁荣增加财源,在碰到对手时,又猛然抽走全部财源。但是,由于那些打扮成赞成这种买卖的人所传播的错误思想,以及那些为自己的贪婪目的而传播错误思想的人的努力,银行制度的危险无限地增加了。因而,我们每天都听说借贷的创造性力量,动员国家财富的重要性,银行给予工业、农业、负债的业主、以及处于逆境时的商业的帮助;然而,借贷什么也没有创造,它只不过转移和借贷已经存在的资本。工业需要指挥和维持劳动的能力,这种能力通过货币来传递,但是货币不创造任何东西。由于对这种能力存在幻想,银行很少有这样的头脑,能把它们活动局限于对人们有用的活动中去。它们将流通所无法容纳的大量纸币扔到流通中去,并自信是创造了资本,这些纸币很快回到银行家手中,以用来交换硬币。这种纸币的回收足以传播不安因素:这部分货币可能是有用的,也可能被流通所抛弃。银行家破产了,他使所有给过他担保的人都破产了:所有那些手中掌握这个银行纸币的人,一下子被剥夺了现款,而整个社会也感到动乱和惊慌失措,所有商业贸易的中断,也会象危险的政治动荡一样,会使很多财产毁灭。
天下太平时,银行的建立在国内增加大量流动资本以推动工业;银行用三分之一或可能是二分之一的贵金属来制造货币,它对社会是值钱的东西, 但它不会给社会带来收益,这些贵金属被用来换取与理想利弗尔相等的价值,这种价值对社会来说虽不值钱,却会给社会带来收益:这是银行能够追求的最高利益。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非物质资本的增加难道会带来人们所希望的好处吗?社会并不是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本,它难道不是太多了吗? 毫无疑问,计划的制订者、没有本钱的承包商、商业里的投机分子,他们的
回答肯定是否定的;他们将感到资本不足,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资本;就象人们常说的那样,银子很稀罕,因为他们得不到;但是,对社会来说,这是它最希望得到的东西,因为上述几种人确实一点也得不到。我们已经看到,造成我们时代最大苦难的原因,就是英国人称作过度贸易的那种过度的和病态的刺激;对制造业来说,就是迫不及待地加工一些人们消费不了的商品;对商业来说,就是进口一些卖不掉的商品;对所有的人来说,也就是追求侥幸的利润,而不是商业利润;这种利润的得来不是建立在为买主服务的基础上, 而是寄希望于其它商人的破产上。因而,上述种种情况,商业的壅塞,都是那些投机倒把的商人、那些本来没有他们地位而想挤进来的那些人造成的, 也是那些什么东西也不向他们要求的人造成的;正当的商业、兴旺发达的商业,是应该根据它所感到的消费需要来准备商品的;但是,投机倒把的商业、那些存心造成市场壅塞的商业,它们准备商品是为了使用闲置的资本。确实, 有些原因可能决定人们去从事一些有利可图的工作:聪明机灵的人的发明、穷人的劳动要求、使用资本的要求、最后是消费者对商品本身的要求;但是, 前三个原因经常是令人失望的,最后一个原因保证买卖人能从中得利。
现代社会积累了大量不可思议的资本,这些资本已经使社会感到很难办和不堪重负;这种过剩把资本不断推向投机倒把的商业。全面的战争是资本的巨大消费者,一旦这种战争结束,人们看到最富有的国家发疯似地投入亿万资本,首先是在美洲的和大部分大陆国家的借贷中,其次是在以前西班牙殖民地的采矿业中,还有成千上万的所谓的工业公司中,它几乎同时在英国出现,它同时出现和消散,象是瞬即消逝的肥皂泡,肥皂泡这个字是人们给它取的名字;最后是在铁路上的投资。这种种用于投机事业的资本可能已超过银行用于公用事业的 100 倍:这些资本大部分已经消失和化为乌有;政府、矿山、股份公司的接二连三的破产,引起成千上万个家庭的毁灭,到处都呈现一片凄凉景象;但是,如果没有发生破产,如果大资本公司没有被毁掉, 如果社会过剩状况总是发展,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五十年来,大部分商行一半是靠自己的资金,一半是靠长期借款,也就是靠人们称作贷款的东西来经营企业的。这些商行签字画押,答应在四年后或六年后归还借给它们的款子,并付 4%至 5%的利息。从那以后,这种借贷方式就完全被抛弃了;它被活期存款和贴现所代替:资本家通过活期存款, 将他们的资本以不定期形式交给商人,并在他们愿意的时候局部地抽回资本,按日期收取商人享用那部分资金的利息;通过贴现,资本家用银子换取长期汇票,并扣除汇票使用时期的利息。但是,在建立银行的那些国家里, 他们天天拒绝这类交易,他们不愿意对活期存款付利息,喜欢和汇票贴现的银行打交道。因为资本家的银子总是受到商业的排斥,我们最近已看到这些资本家很轻率地匆忙地办起大量的危险企业。
资本家所感受的疾患是一种社会病,企业家在银行家那里找到的方便可能也是一种社会病,如果社会因这些轻率的企业而遭难,制造这些使社会遭难的企业是为了使它们相互对立、相互转卖商品,社会应该希望债款人得不到取得资本的方便条件,希望借款人能在贷款人的监督下感到这一点,需要在借款人得到钱财以前说服他谨慎行事。但是,那里有银行,特别是银行贸易是自由的,而且自己是对立的,贷款人要找借款人,贷款人竭力以提供方便条件来引诱借款人;贷款人急于贷款,如果它推销不出纸币,它就会倒闭。最近美国的一次危机震动了全世界,它使人们认识到英国银行家是多么坚持
并催促美国人利用他们的贷款;由于英国客商竞相兜售商品(而这种商品价值成千上万英镑);这些客商给投机商人的财产是 10 倍于他们能够应承的, 这是多么不谨慎的行为。这就是危机的历史:美国商人由于得到了一笔不应得到的贷款,与流通可能性不成比例的订货,制造业为完成这种订货而加倍生产,似乎是处于兴旺发达状态;商品最后来到市场,其数量远远超过美洲市场曾经消费过的数量,商品是来了,但是消费者并没有来到;在商品还没有卖掉一半以前,支付的时刻已经到来,商人要求新的贷款;银行家轻率行事,一意孤行,银行接二连三地急剧倒闭,卖不出去的商品也急剧地跌价, 对工人来说,这是更为令人发愁的事。
银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人称作的超额贸易,以及工业发展的病态, 这种病态象一场热病,当它还有热源时,表面上充满生气和活力;然而,人们在设法限制银行时,必然会引起一片喧哗,银行家、股东和那些想成为银行家和股东的人对这种限制会感到不满,那些向银行借款的人、从银行贴现汇票的人或想有朝一日得到贴现汇票的人也会不满,最后,还有那些能从投机倒把得到利益的人也会不满,这些人最贪婪,最希望得到新货色,他们对上述愿望表现得最强烈。那些有实力的商人发现从资本家那里借钱,和从银行借钱一样,得有良好关系;经纪人从资本家那里用银子为单据。贴现与用纸币贴现一样容易。在日内瓦,贴现是用银子的,贴现率很少上升到 4%。但是,资本家只是在研究签字的价值后,经过再三思考才审慎地进行投资。这种思考是排斥投机倒把分子的;那些为所欲为的人对此当然是不高兴的。然而,就对付混乱的商业活动来说,这是对公共财产的真正的保障,它对工业的安全比对资本的安全更有甚之。
这就是银行的好处与危险所在。好处是很少的,社会却要冒很大的险, 这样做难道是明智的吗?在和平时期给予人们的小小方便,和在危机时期对所有财产造成的混乱,对威胁公共秩序本身造成的动荡,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比例可言呢?英国和美国定期地受危机威胁,而在那些没有银行的国家里不只是受到一些影响吗?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那些没有银行的地方, 政府不让建立银行是明智行为,不允许成立旨在建立银行的股份公司,不允许个人或团体发行不记名票据(所谓不记名票据就是可以转让的无需背书的付款承诺),这些都是明智行为。
一般来说,政治经济学只是研究原则,而让法律去执行这些原则;为了进行立法,法律应该研究事实和情况。因此,我们在这里对已经建立的银行不表示任何意见。然而,我们应该谈谈垄断问题。英国有些政论家引用美国的例子,要求银行业对任何人都是自由的,把留给某些公司特权看作是不公平的行为。他们忘记那些发信用券的银行家对属于他的东西并不进行投机, 而是对那些属于公众的东西进行投机,对公众的东西,他是无法暗地归为己有的。银行家要求交与银行纸币的人的信贷期限是如此的短,以致于他很难有时间考察一下是否值得借贷。此外,经常是银行家本人要求信贷而不是放信贷,因为在这种交易中有些东西是很奇怪的,谁都可以成为借主,特别想弄到票据,一种是汇票,另一种是作为债券的银行纸币。持有纸币的人在承兑方面并不困难,他在一收到纸币时就设法将它脱手。在这种交易中,政府是公共财产的保护者,特别是要为大众的利益而保护作为公共财产一部分的货币,政府为了监督就要进行干预,它是以不能自行监督的公众名义进行干预的。这就象政府为维护公共道路而进行监督一样;因为尽管每个过路的人
都关心道路不要受阻塞,但行人不会为占据一部分道路的人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但是,货币也是一种公共道路。有人借助纸币的流通,借来纸币以供输出,并在公共道路下面挖了一个暗沟,这种道路可能会塌陷。
如果个人利益注意限制银行纸币的流动,政府可能信赖这种流通。因此, 政府不需要关心汇票的流通,因为掌握或背书汇票的人的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他知道直到完全支付时为止,他得对这些汇票负责,就象他一样,可以追溯到第一个接受汇票的人,可以要求将那些给予的、为数不多的贷款兑现。如果接受纸币或给予纸币的人不得不进行背书,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担心银行会侵占公共货币,而不给予充分的担保:但是,当纸币在持有者手里时, 得到纸币的人的利益是暂时的,对滥用信贷不负任何责任,而对公众来说, 这种利益是头等重要的,不能掉以轻心。公众自己或通过组成政府的代表应该对此严加防范。只有具有了这种警惕性,才可以讨论银行垄断是否正当, 是否适宜的问题。
如果没有这种章程,任何银行也不能行使职能,政府还可用各种办怯限制银行的没有节制的活动。政府应该首先阻止各种竞争,包括银行竞争;政府也应该阻止银行家抢夺生意,抢夺借款人,而借款人寻找借主,向他们表示自己是值得信任的。在英国和美国,银行家之间的竞争使他们展开活动, 这种活动是与他们的财富和财产成反比的;为了互相抢夺顾客,他们用票证塞满了所有的商业渠道,政府应该拒绝任何抵押银行和土地银行的契据,因为这些银行的名字就指明,它们的发起人并没有任何商业思想。他们用纸币向借款人进行投资,不用流动资本,而是用不流动的那部分,即已变成固定资本的那部分。借钱的人是用来开发土地,一旦他把钱花完了,他就不再准备在生活中再见到它们。这些纸币可能进入其它商业的流通中;但更可能的是立刻回到银行家手中,并用来换取货币。
政府能够、也应该要求任何纸币只是在大额时才用于流通。法兰西银行的纸币,最小的票额是 500 法郎,最大的是 1,000 法郎只是用于汇票贴现和财政支付:票值 100 法郎的纸币投入小商业;票值 25 法郎的纸币流入个人的钱包中;5 法郎的纸币到了农民和短工手中。纸币使黄金在商业中销声匿迹, 在法国、英国、奥地利、俄国、罗马教廷,在纸币制存在时期,银子也无影无踪了。
有了这些限制,人们就可以得到银行的好处而不受其害:确实,人们看到法兰西银行度过了艰难时刻而没有过分之举。在别的地方,凡是在银行有过分之举的地方,它都动摇了商业。有人还比法国做得更好,限制银行的过分行为,使之不能推动冒险的企业和投机倒把的勾当;但是,做起来也很不容易,就象以前一样,人们会四面受敌,那些人会要求银行给予商业更多的帮助,给工业更多的推动,当人们下定决心,限制对制造业劳动的繁荣造成重大障碍的银行体制时,他们就会提出这种要求来反对这些不可克服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