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论商业财富及以商业财富为生的人们第十三篇 论人类社会的经济组织

在上个世纪，人们对任何一门社会科学，也没有象对政治经济学那样感兴趣；就其知识的广度和其崇高的性质来说，任何一门社会科学也没有提出这么多的名词；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作家，也没能象政治经济学的作家那样， 有如此深刻的思想和哲理。如果说亚当·斯密是我们特别敬重的导师的话， 那末，还有一些政治经济学家是我们引以为荣的朋友，他们心灵高尚，我们对他们充满崇敬。我们遵循完全不同于他们的道路，同样又逐步发展了完全背离了他们学说的体系，这样做并非毫无疑惧。工业世界的种种结果，并非是经济学家的创造，他们只限于观察和解释这些结果。我们也不把由这些结果所产生的痛苦归罪于这些经济学家；但是，我们和他们是有区别的，我们看到，人类思想今天遵循的完全是新的方向，积极发展工业似乎成了一切国家的方向，它们急于在工艺方面进行发明创造、改进，并应用在生产上，而这些经济学家对这些措施欢欣鼓舞，竭尽全力帮助其发展，使它们相互竞争以求得更快发展；相反，我们过去就感到这种活动会使社会惊惶不安；现在， 我们还要指出其恶果，并宣布将来造成的恶果更为严重。社会的战车正飞驰向前，在我们看来，它正奔向深渊，我们呼吁所有的思想家，所有善良的人都帮助我们刹住社会战车或减缓其速度。

对我们来说，对社会演变如此不同的估计并不是由于学派的派别观念而造成的后果，我们在当初也是采用占统治地位的学派的原则，只是后来慢慢地通过了解事实和观察，才逐一地抛弃了他们的原则。还是在人们庆贺社会神奇的进步时，我们对它的痛苦已深育所感。由于我们比其它经济学家更关心历史，因而更能够进行今昔对比，在目前工艺的奇迹中，在增加人类力量， 同时又增加资本、运输工具、全球交通线的令人眩晕的活动中，在使我们生活一日千里的狂热中，在使人们相互排挤的竞争中，我们探讨过到底是谁得到好处？我们也探讨过，在这个世纪，当我们承认物已经取得胜利时，而人却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分配不匀。

首先值得我们赞扬的是制造业的进步；由于这种进步，本世纪的工业与过去几个世纪的工业大相径庭；人们由于将科学应用于有用的工艺上，对大自然已有很大的支配权，人们使所有的宇宙本原完成人类的工作；当人用风力、水力、蒸汽来推动机器并显示其灵巧与精确性时，他就可以使工人不必经过学徒阶段，雇用 6 岁以上的孩子，既不要求智慧也不要求精神力量；在大工厂里，过去工业从来也没有过的大量资本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并由一个人指挥；在制造业里，成千上万的男子、妇女、儿童为一个主人的利益而聚集在一起，并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确实，我们已经注意到人类生产效率的巨大发展，我们第一个感觉是惊奇和赞叹；同时，我们也承认工具的改进和它显示出来的敏捷迅速，这对我们的先辈来说，比信以为真的魔法师的戏法还要神奇；但是，我们要问一问， 究竟是谁享用这一切；当我们的目光从事物转向人类时，我们倒想看看被工业如此神奇的进步所制造出来的幸运儿，这时我们开始承认这种进步是骗人的把戏。

制造业造成的幸运儿是些什么人？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应该首先问英

国，因为这个国家在从事工业方面的规模大大超过别的国家，它的资本雄厚， 它的机器十分先进，它的知识立即用于有用的工艺，英国的成就引起了所有其它国家的妒忌和竞争。在英国，还应该首先问问棉织厂。棉织厂提供了一半出口货物，它的出口额等于羊毛工厂的 4 倍，布厂的 8 倍，五金制造业的

12 倍，棉织厂使用了 15 万各种年龄的男女工人，它向来被认为是使英国繁

荣的坚强支柱。谁是幸运儿呢？啊，当然不是靠棉织厂养活的 15 万工人。以后，我们会指明工厂体制的一些细节，提出工人悲惨生活的实例，这是议会安排的各种调查中公布的。我们将看到这些不幸的工人生活在华氏 80 度、或列氏 22 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浑身沾着棉絮，周围散发油污和恶臭，很少能

工作到 40 岁，到了这个年龄，由于不再适合于这种活计，几乎总是被辞退；

由于贫困、肮脏和染疾，大部分工人未老先衰；工厂里的主要劳动是由 6 岁

到 13 岁的儿童干的，过去是从乞丐收容所买来的，现在是由他们的父母卖出的；我们用卖这个字，因为靠体罚驱使他们劳动，而工资也不是给他们本人的；发展智力和生活乐趣根本谈不上；他们累倒时，只有靠鞭子把他们唤醒； 每天，他们得干 14 小时或更长时间的活；为了保护他们，议会的立法终于将

劳动时间减为 12 小时，但是这种好心又被机器的快速运转破坏了；因为在织

布时，1815 年，童工每天得跟着织布机的运转往返 8 英里，而在 1832 年，

那就得往返 20 英里、甚至 25 英里，这种继续不停的奔波，再加上劳动，对人体健康产生恶劣的后果。医生们关于棉织厂的疾病及工人死亡率的报告是今人触目惊心的。棉织厂给它所雇用的英国 15 万工人带来幸福这个问题根本

谈不上，人们倒是要问，对一个国家来说，任何金钱的利益能否补偿 15 万人的生命价值，他们的健康被损害了，生命被缩短了一半，教育被取消了，代之以永不休止的劳动，智力也被扼杀了，死亡率上升了，父子之爱也被对钱财的贪得无厌所取代了。①

但是，如果由制造业带来幸福的人们不是工人，那应该是工厂主吧？我们首先注意到这些幸运儿为数不多：在 1835 年，英国和苏格兰共有 2，062 家棉织工场，厂主的数目远没有那么多；大部分工厂主确实拥有几家工场。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这种估计；人们估计英国棉花工厂的总资金为 3，400 万英镑：人们设想每个工厂主的工厂平均有 26，000 到 27，000 英镑的投资。为了使具有如此巨大财产的人过舒适生活，国家不必付出巨大牺牲。但是在事实上，以 60 万法郎的小额资本开始经营的人注定要破产：在大工厂里，财富的垄断是不可避免的，发财的道路仅为那些拥有几十万英镑的巨贾敞开着，对其它人则是关闭着的。商业登记簿证实，随着新发明的出现，棉织厂的破产数不断增长，因为每一种新发明都毁掉以前的发明的固定资产的价值。

但是，有人告诉我们说，制造业造成的幸运儿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生产者进行劳动，为其它人提供享受；生产者生产的物品越多，物品的价格就更便宜，而这些享受也就更为丰富。这样一来，棉织厂使用的原料增加了2，000 倍，它也就比 1791 年生产的物品多 2，000 倍，工厂出售的产品的价格也比 1791 年便宜 6、7 倍，随着穷人买得起的衣服的丰富，穷人的健康状况会改善，衣着也更为整洁。这当然很好；但是，如果制造业有这样的好处， 一个国家不仅自己应该希望得到这种好处，其它国家也应该有自己的制造业

① 人们可以在《季刊杂志》第 114 期，第 396 页“工厂制度”一文中看到有关这些可怖情况的摘要。

才好。在 1833 年，英国消费自己棉织厂产品的产值为 12，879，693 镑，它的输出产值为 18，459，000 镑。为了消费者的莫名其妙的好处，英国牺牲了15 万公民的智慧、道德、健康、幸福和生命，它自己只保留产品的五分之二， 而将其五分之三给了那些获得产品而在精神上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的外国人。

此外，更深入地考察消费者的利益，这种牺牲的重要性就很快杳无踪影了。你们可以到英国穷人的茅舍里，然后到法国、意大利、德国穷人的茅舍里看看，他们的生活习惯并没有因为制造业的产品而有丝毫改变。谁享有更多的衣着呢？的确，英国人缺得更多；一旦英国人和同等生活水平的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同样多呢料衣服时，这些国家的人已有几打这种衣服了； 当然还有别的衣服。但是，这套行装的价值比它的质量更低。法国家庭妇女纺织的一套麻布衣服相当于英国家庭妇女购买的一套棉布衣服价格的 4 倍或

6 倍；法国家庭妇女的毛料衣服也比英国的棉布衣服要贵得多；如果你出售

法国人的家具或衣柜，那比英国人的家具或衣柜要贵 10 倍或 20 倍。在这种价格中，谁挣的钱更多呢？当然不是穷人得利：由于公司提高了价格，以致于在昂贵的生活资料以外，英国工人的劳动已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了；英国工人吃不上面包，而代之以土豆；他们不能穿好衣服而只能穿破烂衣衫， 他们的工资只够填肚子。在某种情况下，英国工人生活得很好，在另一种条件下，生活就很糟糕。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的产品很值钱，而另一种情况下却一钱不值。在财富积累中，工人得不到好处，有时是雇用他们的富人得好处，经常是对谁也没有什么好处。

因此，当我们最初探讨和研究的是人而不是物时，在这种使人眼花撩乱的繁荣中，这种研究使我们感到这种状况是多么地糟糕。从那时起，我们就竭力唤起人们注意工业主义遵循的错误道路。我们已经指出，机器抢走了工人的饭碗，全面的竞争减少了各种劳动的合法利益，一泻千里的生产不仅没有给穷人带来富足生活，反而扼杀了穷人，从那时起，我们几乎陷于四面楚歌。有人指责我们是文明的敌人和进步的敌人；人们带着嘲讽的口气问我们， 穷人急切需求产品，而我们怎么会相信生产过剩；有人以为我们是在讲童话故事，要传讯风力巨人、水力巨人和蒸汽巨人，当他们自荐作人的工作，而我们却听从骗子的话，拒绝他们的帮助，我们的回答不会起什么作用，时间将会作出答复。工业主义迈步向前，生产也继续增长，而生产者的困境也日益加剧。制造业的危机过去是几年一个周期，现在是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人们随意打开英国的报纸，就可以找到极端贫困的报导，有时发生在这些厂里， 有时发生在那些厂里。商业象一个发高烧的病人，脉搏急剧增快，人们对它感到惊奇和恐惧。①

① 制造业的这种神奇的作用，究竟付出了什么代价，可能需要举例说明。由于引进了机器，英国的丝厂是获得惊人成就的工厂之一。英国人成功地转卖了一部分利用自己蚕丝的法国和意大利的工厂。但是在这些工厂里，滞销和畅销交替出现的情况比其它工厂更为普遍。在生意兴隆时，雇主跑到农业人口过剩的郡里， 譬如说到萨福克郡，把种地的农人生家招雇，离开农业劳动到工厂干活。但是，工厂很快商品壅塞，丝绸降价 20％不至 30％；于是磨盘突然停止转动：工人被辞退了，而且由于人数达到 30 万人，他们要回老家； 此外，由于原来居住的教区不给救济，也不承认他们，在康格尔顿、斯塔福德郡，人们看到有些人因贫困而丧命（哈尔德，1837 年 3 月 4 日；加利格纳尼，1837 年 3 月 7 日）。在诺丁汉，人们认为袜厂工人和花边工人使城市繁荣发达；但是在今年第一季度，这些工厂几乎都停工了，4 月 26 日，有 2，000 名被辞退

我们已经逐一地观察了本世纪的经济奇迹；凡是物取得进步的地方，人就得受苦；无论吹什么牛皮也解决不了这个简单的问题：这种奇迹使谁获得幸福？多少个奇迹都是归功于银行体系；多少个奇迹不是都等待信贷银行的创造性力量？确实，由于不值钱的破烂的纸币能代替质地良好的贵金属的人类工艺品，还有由于有了规模宏大的国民经济，长距离发行的股票所具有的方便条件，由于开放的资本市场，贷款人到处能找到借赁人，不富有的人能得到所需要的钱，这种种现象是值得称赞的。二十年来，我们力图使人们懂得，银行企业对公共财富是有危害的；这种企业什么财富也不能创造，只是借赁国民财产，在全国流动的货币，只是一种不怎么可靠的抵押品而已。所有的银行家和那些向他们借钱的人，出于眼前利益和本身利益，他们过去是反对我们的：他们没有听我们的诺，他们每天都在创办新的银行，今年情况仍然如此。但是，这种体制制造出来的幸运儿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滥用以方便的条件得来贷款的商人，他们不是幸运儿，他们超过自己能力兴办企业， 最后破了产；幸运儿也不是那些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批发商，其中有些人是来破坏这种行业的冒险家，他们用这种合法卖买来取代在赌博中靠碰运气捞钱；幸运儿也不是银行家本身，因为人们还没有能指出任何投机行为已能推翻更大量的过去的财产：由于层出不穷的不谨慎行为，造成今天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以美国的银行家和商人的困境开始的，但是它动摇了世界贸易，并且使人们至今还称颂谨慎行事的银行造成全面的倒闭。

本世纪在经济方面的新发明为数颇多，我们也要问问每种新发明：它造成的幸运儿在哪里？但是，我们不想同时提出一大堆意见，我们感到打击各种意见、不同人的利益、不同人的愿望是没有好处的。因此，在寻找科学的基本原则以前，我们恕，应该使读者习惯于我们想遵循的步伐。我们特别致力于研究农业，它是人类最古老的、最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必要的劳动分工，并通过对农业的研究了解整个社会的经济组织。确实，在所有从事劳动的人中，庄稼人对他们劳动的目的看得最清楚，世界上可以缺了别人，但谁也不能缺了庄稼人。当庄稼人把产品交付给商业时，它的价值超过任何实业；但是农业本身并不需要商业，农业的存在不靠要和人打交道的交换，农业的存在靠的是和土地打交道的交换。因而，农业的存在条件超过社会上其它一切错综复杂的条件，这种条件比较简单，它引起的痛苦或幸福也一目了然。

然而，农业财富也象其它财富一样刺激人们贪婪的欲望；庄稼人的生活状况象其它人一样，也受到压迫。我们就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看看压迫所造成的后果；然而，我更喜欢研究文明时期，因为它对我们更富有教益。工业主义精神也确实进入到农业里。今天，人们也将农业当作制造业；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用以下的词句为农业下了定义：“土地产品制造业的繁荣发展系于以同样费用得到等量产品，或用更少经费得到等量产品。”但是制造业

的工人来到肉铺和面包铺要求布施（加利格纳尼，1837 年 4 月 29 日，第 6906 期）。在谢菲尔德和伯明翰， 五金业遭了殃。在 7 月份，将近 13，000 工人没有活干。人们首先看到他们以四、五千人一群在街上游荡； 后来，他们认为还是二、三十人一群更为合适；这些人挨家挨户敲门；他们把房主人叫出来，一位工人告诉房主人他们没有活干，老婆孩子快饿死了，乞求布施。但是，同时要减轻这么多的灾难痛苦，任何布施不也是无能为力的吗（加刊格纳尼，6 月 12 日、16 日、23 日，第 6943、6947、6955 期）？但是，这些工厂加在一起也顶不上棉织厂：因而任何困境也不能与 50 万嗷嗷待哺的棉织工人相提并论。

体制的本质是集中，是混淆厂主和社会的利益；厂主或农场主以费用维持工人：厂主或农场主打算首先节约的是他雇用的活的劳动。我们已经在采用这种体制的几个国家里研究过这种体制，并问过因这种体制而使生活得到幸福的人。

今天，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推动者是英国。英国走在工业主义的前列。英国在农业上也是以最大的热情和挖空心思地运用工业主义的原则和计算办法的，它也是将大农场制度臻于完善的国家。确实，如果只从物的观点来看问题，不能不为之赞叹。没有一个地方的农业不是先进的，没有一样工具不是先进的，建筑物和农场都是很完美的，牲畜品种也是很优良的；地里的产品也是很好的；到处物尽其用，景色宜人，由于英国采用的体制，尽管它使用尽可能少的人力取得辉煌的成就，尽管它的农业人口减少的程度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厉害，尽管这个国家是一个出色的制造业很发达的国家，农业的利益仍然占首要地位。农业人口比英国制造业的全部人口还多，英国土地产品的产值也比其它产品还高。我们并不过分地注意统计资料的重要性， 只不过借用英国一位经济学家的统计报告：从 1755 年到 1835 年，仅大不列

颠居民的食品这一项土地产品的年产值就已增加到 7.2 亿英镑。仅这项增长

数字就等于棉织厂总产值的 2 倍，等于公债利息的 3 倍多。①

但是，当我们把目光从物转到人时，当我们探求巨大的农业繁荣产生的幸福时，当我们问到这个体制创造的幸运儿在什么地方时，同样的现象又呈现在我们面前。国家的大部分群众的生活状况从农民降到短工；他们失去了一切财产，失去了生活的保障；他们不得不经常求助于穷人救济金借以活命； 今天，这种救济只给那些被俘的人、夫妇分居的人和那些坐牢的人，给受各种各样惩罚的人。同时，另外两个分享农业果实的阶级，即农场主和地主， 也因为破产而怨声载道，他们大喊大叫，要求制订保护性法律，要求垄断权； 他们宣称不能对付外国小麦的竞争；确实，很多农场主破产了，很多地主自动放弃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地租。最后，与此同时，焚烧庄稼和农舍事件经常发生，农业短工人心骚动，义愤填膺，这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

对诸如此类的矛盾，现在是找寻其解释、发现工业主义的骗人勾当的时候了，还要指明工业主义是舍本求末，它用财富学派的学说或关于财富的抽象科学，代替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或关于城市和家庭规律的知识。

这种研究必然会把我们引向最抽象的概念和最有争议的定义上去，会使我们为词义争辩不休，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就竭力想避免的。但是，我们总得讨论这种学说，以说明它是多么虚假；讨论是要讨论的，但是也不能指望能比我们先驱者会把问题搞得更清楚。因此，在指明他们迷途之所在后，我们不去讨论那些抽象的概念，而是要重新用事实来说明问题。

直到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土地生产的财富，以及那些分享这些财富的人。这些财富是有用的，对生产它们的人本身也是必需的；因此，确切地来讲， 这些财富的价值，对那些共同用这个名称称呼它的人来说都是固有的；它是独立于任何交换之外的，是在有商业之前就产生的。现在，我们却认为工业家生产财富是为别人，而不是为生产者自己享用的，只是当这些财富开始交换时才开始对他们有用，因而他们需要商业和买卖艺术。我们用商业财富这个名字理解这种财富，我们也用它来称那些用交换价值进行估量的一切财

① 1836 年 1 月 1 日，《爱丁堡杂志》，第 124 期，第 321 页，第 3 节。

富。

然而，什么叫价值呢？财富有没有独立于市场变动的价值？生活中最必需的财产，如空气、水、火等，这些东西是否没有价值？这个问题在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是笔糊涂账，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无法说清楚的混乱概念。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曾给价值这个词以新的定义，也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不是致力于避免其前后不一致，不知道区别对人们有用的和没有用的东西；也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将生产价格和规定价格，垄断价格和票面价格，以及其它一些只能将概念搞得更混乱的修正意见分析得一清二楚。我们在意大利的一份报纸上看到过二十几个关于价格和价值的定义，它们都是从不同的科学巨匠那里借用来的和加以比较的。没有一个定义是相同的，也没有一个定义能把同一种思想解释清楚。我们并不认为能将过去的定义解释得更清楚，也并不想比大师们更为幸运。我们是按照习惯用法解释价值这个词的，也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意义。我们只指出其中一个意义，即词源学的意义，对这个意义是没有疑义的，即交换价值，即用一种东西换另一种东西的平等交换，在这个平等的基础上，商业从事物的交换。

人们赞美商业中的人类博爱精神是正确的，有了这种精神，商业会使人们相互协作，取长补短，宣扬正义和平等；但是，人们没有注意到商业已经剥夺了财富原初的用处，然而，在人们的想象中，人们还是将这种用处赋予财富；而人们只是使财富留下了交换价值。人们切身感到的使用价值和商业使每件事物降低为交换价值的对立，使得价格、价值、财富等字眼不可能获得满意的定义。但是，词义的模棱两可还不仅局限于此。在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评价上还存在着混乱，这种混乱是由于对财富学派现代体制的深感失望造成的。

当人们为满足自己需求而生产时，他们只交换剩余产品，对他们来说， 价值的真正尺度就是效用，有效用的东西的增加就是财富的增加。自食其力的庄稼人会毫不迟疑他说，有 20 袋小麦确实比 10 袋小麦富 1 倍。他将会坚

持计算或大略计算今年可能多余的 1 袋或 2 袋麦子，用稍低于去年的价格出

售。自己织布的家庭妇女也能计算，卖掉 20 尺布比卖 10 尺布多挣 1 倍，尽

管 1 尺或 2 尺布需要以不同的价格脱手。这是家族制社会和原始状态的交换； 商业是存在的，但是并没有把全部产品都包括进去；商业只是对每人生产的剩余部分起作用，对构成生活必需部分的产品并不起作用。这种商业使财富还保留着满足人们需求的基本特点，也并不妨碍财富在数量上的增长，而且正好和价值一起增长。

但是这个世纪的情况又是怎样呢，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商业承担了对每年增长的全部财富的分配，因此完全取消了有用价值，而只是保留了交换价值。随着各种职业和行业都让位于制造业，它的全部产品都支付商业分配；当小农场由大农场代替后，几乎全部农产品都成为商业财富，农场主的消费占的比例很少，而将大量产品出售。此后，农场主也和工厂主一样，使用价值不存在了，完全由交换价值取代。这样一来，农场主就成为牺牲者，哲学家和人民大众的想法也落空了，也一样成为牺牲者；当农场主增加了产量时，他以为增加了产品，实际上，交换价值还是没有变，一点也没有进步。改进了农业的农场主，他不是改变一点，而是整个省，这样今后他的麦子就不是四比一，而是八比一，他自信可以增加 1 倍收入；但是，这并没有改变状况，

因为过去值 8 埃居的麦子现在只值 4 埃居了，这种贬值对他来说似乎是突如

其来的；他只是指责气候不好，埋怨外国商业，以及政府缺乏保护；他决不可能指责商业的本性。这种跌价是由于产品的丰富，在制造业中，这个问题更为敏感。三十年来，今天出售 100 尺布的价钱只值过去 10 尺布的价钱。不

要认为这个地方增加了 10 倍国民财富；过去 10 尺布就等于今天 100 尺布。当交换没有增加时，商业靠增加数量是无济于事的。

一旦商业占据了所有人的劳动产品，所有的生产就从属于决定其价值的境况，这就是出售或推销，当产品在生产者或销售商手中时，它还不是确定量，也不是财富的整除量。销售只是对消费这些产品而言，而能够得到这些产品的人，他提供高额补偿，销售到这时才决定价值。我们在前面几篇的论文中已论述过，销售赋予产品以财富性质，这种销售是每年收入与每年产品进行交换才得以持久地实现的；总而言之，这种年收入决定了每年生产的商品的真正价值，如果商品量增加了，应该与之交换的商品的收入并没有增加， 那末，商品的价值也并没有增加。

真正的商业机构，应该是以社会产品换取社会收入，或者以人类的产品换取收入。当商业机构坚持这种分配时，它能为建立交换的所有的人服务， 也应当得到报酬，也不会得不到商业利润。但是，对商人来说，要有这样远大的目光是不容易的，或者对商业的职能有如此正确的认识也是不容易的。一般来说，商人想的只是用他所掌握的产品获得他所能得到的最多的收入。每个生产者都想方设法转卖同伴的货物，用贱价吸引买主，特别是吸引那些不能出售商品的买主。从此以后，他的买卖就具有赌博性质，而不再是商业性质，他的利润是侥幸得来的，是靠别人的赔本获得的，不再是从利润里获得，或是建立在为所有的人的利益基础上的；某些人转卖的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使其它的人壅塞，或者是使市场上大量商品超过需求，使得市场上货物只得靠赔本出售。奎塞是商业的灾难，而在现今的社会情况下，当所有的产品都交付商业时，当其它的价值都让位于交换价值时，壅塞也是人类的一种最大灾难。

我们希望至少能窥见最近加诸于社会的痛苦的原因，随着财富的明显增长而产生真正的贫困和桔据，以及窥见百业繁荣而人类遭到厄运的原因。超过收入的生产具有财富的表象，而收入应与生产进行交换。以转卖为目的商业竞争具有商业活动和商业繁荣的表象，当商人可能是铁了心干这种事时， 作为生产者最大的灾难的壅塞，却显示出产品丰富的各种特点。这里，我们并不想窥见这种令人失望的现象的原因，设法预感到贫困和产品丰富同时产生的、在文字上看来似乎是矛盾的现象，这种现象能使人正视现实，头脑清醒，但是，当人们看到结果与当初的概念背道而驰时，总是拒绝注意这种矛盾现象。我们还是谈谈明显的事实，它并不需要多加思索。越是我们感到难以对财富有一个确切的概念，对物的价值和价格难以下定义，我们就越感到以前的定义矛盾百出，并确认这种研究是骗人的玩意儿：财富只是当人们认为与人有关系时才存在，财富是人与物关系的表示；但是，财富被认为是抽象的，与生产者或消费者没有关系的财富是没有意义的空洞的词。

然而，人们通常称作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尽管财富学的名字是它真正的名称，它是以抽象地研究财富、财富的性质、财富的发展和毁灭的原因作为目的的。我们保留政治经济学的名字，从物与消费财富的人以及生产财富的人的关系中来研究人类的社会组织；这不仅仅是用词不同，我们并不满足于给政治经济学以更丰富的含意，它本身就包含财富学的意思，我们把财富学

看成是追求空中楼阁的学科；我们相信，接二连三的欺骗，财富学把我们引向与其愿望正好相反的目的。

财富学的整个理论系统可以简明地表述如下：要增加财富就得生产得更多，花费得更少。生产的更多，这也就是不考虑区别有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这样做经常是增加数量而不是增加财富，在把工业推向继续发展的同时，并会给工业招来最大的灾难，即壅塞。企图用较少的费用进行生产，这是财富学的第二个意见，这样做就更令人失望，因为在追求财富的同时会使人鼠目寸光。为了符合这种原则，社会就愈来愈节省，它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来竭力生产提供给商业的一切产品，因此，它尽可能节省人力，削减各行各业的人力；同时，社会又强迫那些留下来劳动的人付出更多的劳动而少取报酬；社会一心想用最经济的办法养活人类，因此，开始用面包代替内类，后来又用土豆代替面包；同样，在衣着方面，社会也进行削减，叫男人穿廉价的棉布衣服，尤其是叫妇女穿比先前便宜 10 倍的衣服。它还说服穷人，说嫁妆、讲究的衣着、铜器、值钱的家具、金银饰物会使人倾家荡产，是得不到利润的闲置资金，人们使穷人节省穿着，以至他的家具、衣着、全部家产只值 3 个月工资。时间也象开支一样节约；水陆交通四通八达，过去为一个城市服务的商业，现在能很快地为一个大帝国服务；从此以后，为数一半或四分之三的旧商业中间人就没有用处了，消费者得以直接和首都的大商人打交道，大商人通过驿车把消费者所需要的一切送来，人们可以取消外省的一切批发商和零售商，以及所有的小商贩；这种经济不仅对人是这样，人们也取消商品仓库和商店的资金，在以前的体制中，这种资金在全国分散；人们打算在运输中达到如此巨大的程度，以至商品正好可能摆脱制造商行业，这是商品交付消费者的行业，因为，由于蒸汽车辆的飞快速度，过去几个星期的路程， 如今很快就走完了。贵金属如今是这种经济的争夺目标；财富学派使社会感到用这些价值很大的贵金属制造货币是浪费：埃居被银行纸币所代替，而根据不少理论家的意见，银器应该由镶包金属代替，教堂里的装饰是没有用处的，应该代之以教徒的虔诚。有人告诉我们，国家致富是由于节约，是由于用更少的钱使人付出更多的劳动，因此，所有的房子或者说几乎是所有的房子，都可以是空的，铺子和商店也可以是空的，车夫的车子也可以是空的， 居民们也可以囊空如洗，活计也可以用一半劳动干出来，一半劳动者，一半工匠也可以不活了，而另一半用过去一半的钱来维持生活。那末，为什么那些寻找财富的人不是在形象上也给我们极端贫困的印象呢？

只要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利益和福利上，用政治经济学就不可能讲得通，相反，那些想把人变成物的人，他们也分不清他们所要引导的社会努力的目的。这种目的，在他们看来首先是具体的物，他们愈是接近这种目的， 它愈是显得虚无缥缈，不着边际，最后烟消云散。

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即家庭和城市的规律，基本上应该是政府的科学。毫无疑问，政治经济学思考和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也是能够接受的，但是，它总是化为对社会权力机构的意见，付诸行动计划或产生对社会最有利的影响的计划。人们可能会说，今天人们向政府提的符合民意的意见，是继续有利于工业的发展的，为此目的，大家集中了所有的研究成果和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但是，按照我们的看法，还应该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 还应该看到整个民族的幸福，应该看到存在于各种社会地位、各个阶级的比例，各种关系，使得各种人都能相互帮助，相互提供必需品，都能发挥聪明

才智、安居乐业。繁荣的迹象可能是骗人的；人口、生产、出口、货币的增长并不能证明国家是幸福的，甚至是富有的；这要看为所有的人获得福利的进步的比例和合理的关系；这就象社会不同职业的比例，它给予社会以活力和健全的机体。

当我们着眼于各种职业的人的关系来看社会时，我们才能寻找为所有人谋幸福的社会组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才能承认，只有当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农民人数很多和生活幸福时，社会结构才得以巩固。当然，国家需要庄稼人生产的粮食，但是，它更需要庄稼人本身。任何一个阶级，只要幸福生活得以保证，就会安分守己，因为稳定性和生活条件很好地结合，这种生活必然要求公共秩序能保证他的劳动果实，从最遥远的年代起，情况都是如此。任何一个阶级也不象农民那样对祖国爱得那样深，农民阶级是与祖国相依为命的；在保卫祖国时，任何其他阶级也比不上农民那样重要，因为劳动增强了体魄并使他勇猛威武。因而，问题不在于节省体力来完成他的工作， 而在于什么样的生活条件能够使这个阶级人数更多，并使他留在田间劳动， 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与其它从事体力劳动的阶级相比，现在，社会秩序应该保证农民过幸福生活，对将来感到放心，别的阶级不靠他们的劳动过活。如果只是把农民看成是创造财富的工具，那是很片面的和错误的。相反，让农民过幸福生活就是目的，是社会的最大目的；而合理地分配财富不应该只是保证他们的人数、他们的幸福和使他们热爱祖国的手段。

除庄稼人以外，给国家带来福利的最主要的阶级是地主，在很多国家， 人们称作乡村贵族。毫无疑问，这个阶级经常占有国家的全部土地；于是， 这个阶级自以为是土地的最高主宰者；它自以为愿意驱逐谁就可以驱逐椎； 它也自以为它的利益就是农业的唯一目的，它的纯利润就是国家的利益。它的骄傲与贪婪导致产生这种错误，对国家，甚至对这个阶级来说，这种错误的产生是必然的。地主的社会作用，就是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开化和启发农民。对地主和善良的农民来说，干农活应该使他们体魄健全，勇猛百倍，热爱秩序和祖国。此外，富裕、闲暇和教育使他们得到智慧、知识，懂得人类的尊严和热爱自由。农村贵族和农民维持着友善、睦邻和联盟的关系，农村贵族使农民懂得道德与具有智慧，领导他们为祖国效劳，教给他们农业科学知识，开化他们的生活方式，唤起他们更优美的情趣； 农村贵族使所有的农村居民友爱相处，互相信任，情同手足，内部国泰民安， 对外能抵御强敌。但是，如果土地贵族为自身利益，为发财致富而和农民发生纠葛，如果它压迫农民，使农民受穷受苦，备受煎熬，如果土地贵族因为提防农民而将他们解除武装，如果因为骄傲而扩大社会距离，如果抛弃土地到城市或首都居住，乡村贵族就无法履行它固有的职责，无论在德育或智育方面，都不能对多数居民发挥有利的影响：它不但不能教育培养农民，而且会使他们堕落；不但不能使国家经受战争考验，而且会由于内部涣散而处于危险境地；不但不会给商业提供消费者，而且会由于乡村贫困化而使城市破产。社会的健康也要求在农村贵族和农民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他们既要保持彼此的独立性，又要团结一致，乡村贵族要分散到各地，并保持他们富裕的生活，同时也要保持庄稼人的富足生活，这样，所有的人消费的增长会比人口增长得更快！

为了使社会形成有活力和昌盛的整体，社会需要的第三个等级是工匠， 他们在城市里从事工业生产：在社会的最初阶段，金属、石头、陶土、木料、

羊毛、麻、皮革等加工都是在家庭内部由其主要成员完成的，它们向人们提供住房、家具、衣着、器皿和工具。但是，这些产品是由一些没有制作习惯的人完成的，比今天的产品粗糙和质量低劣，然而，却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在建立农业社会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家庭妇女还继续织布；过着放牧生活的人过去并不需要房子，当他们变成庄稼人以后，象在美洲新垦荒时那样，就需要邻人互相帮助盖茅舍；但是，金属制作需要更多的体力、熟练技巧和经验；因而，铁匠业似乎走在其它行业的前面；在希腊的奥林匹斯山上有一个铁匠神，以表示这个职业是人类社会的起源，历史消逝在神话中，神话叙述了希腊的伊甸园中的达克堤利或基克洛佩斯的熔铁炉登上了历史舞台。

庄稼人生活富裕后，也就陆续地形成了其它行业，工匠们集中在小城市或村镇中，为换得农产品，就得为庄稼人服务，给他们盖房子，制造家具、工具和缝制衣着。然而，他们只能在领地附近干活，因为他们手艺的成品不可能搬动，他们经常在那些能够到达的地方干活。他们只是在别人有求于他们时才有活干；因此，他们从来也没有营业基金，也不需等待买主的资本， 倘若他们没有什么可出售的东西，他们的交换价值就减少或消失了。当时还没有商业，劳动的产品是以用处大小来估价的，或者以他们付出的劳动来计算；商品的壅塞根本是不可能的。而在今天，由于缺少买主，人们也没有见过木匠和瓦匠以贱价出卖他们的成品。但是，人们却看见在这些行业中，劳动力过剩。人们可以看到在某个县里，有很多瓦匠、木匠、工匠无人雇用， 或者无人给他们报酬。这并不是被竞争消灭了价值的财富，而是人们自己被消灭了。对这些工匠，社会应该设法安排，使他们到处都能安身，任何地方也不过多。如果在某个县里，它没有这么多它所愿意雇用或付报酬的瓦匠、木匠和铁匠，那就会给人们带来很多不便，需要等待和带来一些苦恼：如果这些人太多事，那他们会很痛苦，造成生活困苦，死亡率很高。人数过多比缺人更可怕；如果社会不对这些人提高警惕，就不能阻止这些职业中的工人人数盲目剧增。

第四个等级是制造商或制造业主：我们指的是一切加工可运输的商品的人，这些商品随后由商业分配并为人们所需求。这些人并不是根据使用人的要求来安排他们的生产的。但是，他们对能出售的物品有个大概的估计，或者是由商人为他们作这个估计；他们事先制订商品生产计划，并等待买主。通常，最初的制造商是为了满足人类最初的需求，如成衣业。但是，在其它行业里，人们注意到，在工厂生产比定做更为经济，速度也更快；人们看见织布工人总是重复同一个动作。动作敏捷迅速，这是别人无法相比的；织布工人同时改进工具，他不必为等待消费者的命令而浪费时间，他们不停地工作；他们赢得了数量，因此，如果与等待买主定货相比，他们可以把他们事先做好的成品价格定得更便宜。于是，工匠们开始把所有能够运走的产品都安排在工厂里制造，随着运输工具更加迅速和更为经济，制造业总是取代工场；大量的物品不是根据消费者的定货、而是根据对买这些货物的预测来事先加工的。制造商在这种革新中考虑的不是消费者的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打算利用由于使用先进的机械能力和大规模供应所节省的一切，而大规模的监督允许他能做到这点；但是，在另一方面，销售和流通就变得十分必要了：与其说依靠消费者还不如说依靠工匠，而工匠们在等待销售时可以靠节省下来的钱洁命；制造商可以靠节省下来的钱加工新的商品；由于经营

的需要，他需要招徕消费者，出于这种目的，他舍弃了从制造厂得来的节省下来的钱财。

我们把制造商阶级放在第四位，不仅因为它的产生较前面三个阶级晚， 还因为比起以前我们列举的职业来，社会更可以省掉他们。确实，在社会产生之初，今天由制造商承担的劳动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当然，这样做不经济，但是人们可以确信产品不会没有用处，不会赂本出售。后来，这种劳动由工匠承担，对生产者来说可以赚很多钱，而对消费者来说价格并不贵。总之，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国家里，一国对没有制造商不必感到惋惜，因为其它国家都争先恐后地提供能够在工厂生产的一切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不必从制造厂在工匠身上省下来的钱里捞什么好处，而是节省由他们负担的运输费用。

从整体来看，整个国家都是消费者；但是，仔细一分析，主要的消费者是地主和庄稼人，或者说是两个最早存在的阶级；其它阶级是为这两个阶级服务而产生的；同时，这两个阶级也承担为其它阶级服务的义务。他们最终是用领土财富生产出来的食品偿付制造商的劳动的；食品满足了他们最急迫的需要，生产食品的人比消费者人数多得多。对土地产品的主人来说，他们对所购买的制成品是国产的还是外国制造的，那是无关紧要的；两者价格的差别可能多少会影响享受，但决不会引起苦难。

但是，如果制造商制成的产品无法推销，制造商将要遭难，而且是大遭其难。制造商事先加工的工业产品，是为了招待顾客的，制造商还需要得到原料供应，还要给顾客相应的搭配；他还需要一些剩余商品，还要不停顿地生产商品，因为失去时间就是失掉收入。他使用他的一切经济能力，一切信贷，想尽一切办法购买他所需要的加工原料；他的商店里的商品不仅是借以活命的报酬，也是积累的财富，定期偿还借来的资本。因此，推销不掉商品， 不仅影响他的生活，同时也与信誉攸关。当迫得无计可施时，他得出售，不惜一切代价出售商品，他首先得赔掉他的工资，然后是他的小小的资本，以满足到期的债主。他使劲干，拼命干，这样做不是创造财富，而是浪费财富； 因为他所完成的商品还抵不上原料价格和维护费用；因此，全面降低价格等于减少他的财产，同时也是减少国家财产。但是，这种苦难和破产，这种令人失望的事情，对制造商来说不是罕见的偶然事件，而是在它存在的某个时期的等待着的命运，因为这是他努力的结果。确实，技术的每一种进步，科学成就的应用，制造业总是用来代替工匠，然后，先进的制造业代替了粗糙的工匠，这样做的必然后果是向市场投入多余的商品：发明新机器的人，由于他获得的进步，必然要降低价格，把货品卖给过去购买邻厂产品的买主； 人们把发明者的产品零售的增加称作繁荣兴旺，而闭眼不看邻厂的破产，以及由此引起的壅塞。但是，这种斗争是靠损害别人获得成功的，而自己也会遭到邻厂的命运，商业的各个部门都会发生壅塞。

制造业占据的地位愈是重要，为制造业准备的消费者与制造商就愈是漠不相关，消费者的需要与爱好是靠推测来估计的；制造商由于与消费者保持一段距离，往往消息不灵通，他们或者是减少必要的供应量，要不就是象提供同类货物的对手那样增加生产手段。制造业愈多，它的市场愈远，壅塞就更难以预料，后果就更为严重。此外，由于制造商的劳动是由最急迫的需要刺激的，壅塞也不能制止这种生产办法；相反，它加倍生产，直至完全破产迫得它洗手不干。当商品能很快卖出去时，制造商收入颇为可观，生活舒适，

日子也很好过，他最喜欢的享受是休息。但是，当商品难以出售时，制造商的工资或利润减少了，他又勤奋地工作了。放弃劳动就是放弃吃饭，他愈是难以安排工作，就愈是挨饿。他承认有很多象他那样的劳动力作同样的工作， 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一天的部分时间可以闲着，而是要工作，即使是少得报酬的工作，而且要起早贪黑，非常卖力地干活。

与工匠相比，奎塞对制造商更为可怕；它会给制造商招致贫困、苦难和死亡。人们再谨慎小心也不能预防它，因为他是为遥远和陌生的市场工作的， 还有一些遥远和陌生的对手，这些对手以新的价格不贵或价值更大的产品突然排挤他原来占有的市场，可是却没法预测。当工匠在某一地方过多时，如劳动和劳力需求不成比例时，这种情况不可能突如其来，工匠的数量不会非常多，一般来说，工匠们总是有法迁移或到需要他们的另一个地方去。至少， 由于他们人数不多，慈善机构也可以帮助他们。但是，制造商集中在一个地方，离他们应该服务的对象很远；当他们人数过多时到哪儿去，他们很难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由于这种壅塞经常是到处都出现，任何地方都不需要他们，任何地方都显得很多，以致在他们聚集的地方，慈善机构也无法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因此，他们痛苦万分；他们也会使道德败坏，健康状况恶化， 公共秩序受到威胁，人们把这些当作最大的灾难，现在，各国政府都得给他们提供帮助。

但是，如果生产极度过剩的危险对制造商比对工匠更为可怕，生产不够的危险却是可以估量的：所有市场上缺少的东西，可以在工厂生产，也可以从对外贸易中很快得到补充。消费者也几乎难以觉察价格的轻微差别，他们用这种价格从天涯海角买来一切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因此，我们谈到制造商和制造业主时，有充分理由重复在谈到工匠时的那些活，社会对他们要提高警惕，社会尤其要注意使他们人数的增长不要超过需要。

我们已经考察了为满足社会的生存和享受所需要的手工劳动各项职业。在这些职业之上，还有另一个阶级的人们，它不用手劳动，而是用智力劳动， 它领导、保护、教育其它阶级，并引导他们走向共同目标，它在社会上起的作用，类似军队参谋部的作用。这个阶级分成上百种职业，所有的职业都是高尚的，都被认为是与社会幸福有关的。在这些用智力的工人中，有些人是在政府机关中工作的，他们的职能是领导大家为共同的幸福工作；有些人把在国家的某一个省发展道德和智力进步作为自己职能，并使它日趋完善：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人承担教育青年的责任，另一些人担任宗教教育的任务， 这是一种对不同年龄的人的教育。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献身干保卫社会的利益，或保卫组成社会的个人；他们是各种混乱局面的反对者，他们在各个方面研究或实践战争艺术以确保和平；或者他们作为医生保护人们的健康，或者作为法律界人士来保卫人们的财产。最后，很多人负责领导由其它阶级从事的物质劳动。在这类人中，包括资产者，他为劳动提供必要的资金，制造业的包工头以及他的监工和助手，他们以智慧和警觉来进行领导，批发商将产品从另一个地方运给一个阶级或一个国家；学者发现自然的规律，而工程师和机械师将这些规律应用于人类劳动。

尽管这些人的职业有很多种类，人类的智慧也参差有别，他们具有共同的荣光：他们都得到人类所能得到的最高发展成果；他们使道德和智慧的力量发扬光大，这种有益的影响不仅扩大到从事高尚职业的人们，同时也扩大到以体力劳动为生的人们。确实，这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受从事智力劳动的

人的启发，也受到他们智慧的影响。象其它社会的保障一样，光荣也属于从事智力劳动的人们，而政治经济学应该把他们的生产和改进措施当作他们的特殊目的之一，作为奉行城市和家庭的规律的好政府的最幸福的成果之一。只有使努力和物质保障相结合的办法，象人类这种依附于需求和受需求折磨的弱小生物才能到达智慧的世界。但是，如果智慧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打算达到的最神圣的目的，那末，当人们把这种发展不当成目的，而是当成一种手段，当人们仅仅是要求那些得到智慧的人去发财时，有智慧的人也会象别的阶级一样，也会受壅塞的威胁。此外，这个阶级也到处都在感到痛苦，这种痛苦来自由于人数太多以致难以完成任务。现在，没有一个国家不抱怨那里没有更多的为青年准备的职业。我们想起，在过去，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只要他勤奋和有良好愿望，也不必天资过人，就能在中学里找到职位，走上人生的道路；即使这个青年人准备从事商业或制造业，有这两项品质也就够格了，虽然他智力平庸，受过的教育也只是能读、能写、能记数而已。但是在今天，那些想把孩子送去经营商业的父母，已经感到要使孩子学到很多的知识；他们在受到一个知识渊博的商人所应该受的教育后，还需要有担保和推荐以进入商业公司，那里至少有一笔工资，但很少有晋升的希望。

高等教育并不是给那些生活有很好的保证、在社会上飞黄腾达的人的。每年，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大门口总是引来一批青年，他们想方设法不断努力要跻身入门而不得入；有时，才华使他们出人头地，但经常是以失败告终。大学生们也确信只靠才华也无法出人头地。为数更多的人不断地围着政府各部或在权力机关谋一席职位；但是，对那些有能力担任这些职位的人，能占据这些席位的只是半数而已。长期以来，诗人和学者的贫困是众所周知的；由于报馆的雇用，这些第二流文人得到职位，今天，生活可能有所好转；然而，没有被雇用的有才能的人，其人数也远远超过就业人数。那些留心书店业的人也很快发觉写文章的人多而读书的人少；出于虚荣而购买严肃作品的人比出于受教育而购买这类书的人为多，书柜是一种时髦的家具， 富人是拿它来装饰房间而不是为了研究学问。书店比其它行业更快地壅塞了，因为书不象其它商品是供消费的，它堆积在购书者手中。

因此，如果社会对靠智力生活的人能注意警惕的话，它也应该象对其它行业一样，要阻止书店增多以免超过需求。脑力劳动的人缺少面包，其痛苦比其它任何阶级更难受。由于受过教育，他们挑剔口味，穿着讲究，也比较敏感，对受苦更为难熬。他们成为精神贵族，而精神贵族有时喜欢贬低别人， 抬高自己。他们以受到高等教育而感到骄傲，从而对羞辱、寄人篱下感到很痛苦。他们的机体使他们不能从脑力劳动再去干体力劳动；所以，他们受穷时比别人更为痛苦。对社会来说，他们受苦时比其它人更为危险。他们能煽动和领导群众，会急于起来攻击使他们无法容身的社会秩序，更有本事来推翻这种秩序。那些在专制政府、那些反对社会进步的政府中掌权的人，他们是觉察到上述问题的，他们对那些文人的候补者是极为妒忌的，但是，人们不能不伤心地注意到，这种对文明的敌视今天已赢得了人心，这些掌权的人把大学生、年轻律师、新闻记者看成是使他们不得安静的敌人。

然而，人类的有识之士也同时高声疾呼，不断要求使人民得到文化知识和受到教育；他们把建立学校看成是医治人类疾患的最有效的药方，他们认为人民智力的进步会减少人民的欲望，同时也会缓和人民的需求。

为了解释这些相互矛盾的愿望，为了真正从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得出正确

的概念，应该珍视学识，把它当作目的，当作手段。如果人们把它当作目的， 人类智力的进步就应该是人类的第一需要；如果把它看作手段，学识就会带来财产，并会使很多人得到财产，而不是相反地使他们走向贫困，使国家发生革命。

造物主是给人类准备了一切进步的；而在这些进步中，最神圣的和最令人向往的是智力的进步，其中包括人的一切非物质的部分。各种教育应针对整个民族，体力劳动阶级也象其它阶级一样被包括在内，各种教育也给所有的阶级以完成其职责的深入的知识；使他们对人与上帝的关系获得更正确的思想，给他们崇高的道德观念，给他们殷切关怀；各种教育要发展人们的想象力，同时也要发展感受性，这种感受性是使人们的享受更高级，情趣更雅致；总之，各种知识应使所有的人更好地认识物质世界，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这种物质世界里生活，这种学识对人类所有的创造物都是很大的恩惠，也是符合于上帝的计划的利益的。

但是，穷人阶级需要靠劳动来养活自己，对穷人的教育应该是使他们摆脱这种处境；如果教育对他们来说是使之抛弃体力劳动的手段，而通过脑力劳动交上红运，这种教育就会使提供教育的人上当受骗，它带来的痛苦比幸福还多。这种想把体力劳动阶级转变为脑力劳动阶级的慈善心是令人失望的。如果没有体力劳动，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如果人们号召许多农民进神学校、法律学校或医学校念书，那就得招其它农民来耕种被抛弃的土地，或者是出走的农民家庭生养很多孩子来代替他们的父母；因为庄稼人不补充，社会就无法生存。如果把上层人士的彩票给一些农民，这也不能使农民获得幸福。对城市或制造业的工匠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教育也可以使某个铁匠或制造工人的儿子在文职中出类拔萃。但是，留下的位子还得由另一个铁匠或制造匠来代替；社会的体力劳动还得干，社会的物质需要也要满足。

在谈到上述问题时，可能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我们好象没有考虑机械的进步和将各种科学的进步应用于各种工艺上。人们也许会对我们说，人类的希望正是在于在科学上找到一种手段使人们免于干笨重力气活，使这些人都去思考或发展脑力。现在，由于一些精巧的发明，人们已能仅用一半或四分之一的劳力来耕种以前的土地。英国的农业是很发达的，那里 1 平方英里的

土地只用 20 个人，而在意大利至少得 200 人。人们总不能由于工艺的进步把

这 20 个人也全部裁减掉？在制造业里，科学的能力更具有效率。蒸汽机代替人力，有无比的优越性。由于有蒸汽机的帮助，一个工人或一个孩子能做过去 100 个人也可能完成不了的工作。那末我们为什么不希望仅存的这个工人也休息，用一个孩子就够了，那三、四十年以后，就会象棉织业那样，干活的人都会被辞退呢？有朝一日，所有的农活和城市的活计都会由被人类知识制服的巨大和盲目的能量来做。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在各地开办许多高等学校，为那些一直受雇从事例霉的体力劳动的几百万工人准备文职工作。确实， 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声称的这种进步已夺走了这几百万人的饭碗；但是， 可以设想一下，他们能在文职工作里找到新的岗位吗？不要忘记社会上各个阶级是互依互存的。如果说干苦力的人给国家提供吃、穿、住，那些动脑筋的人则是照顾、领导、教育、医治干苦力活的人。当人们从现今干苦力活的人中减少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那末，今天受雇从事文职工作的人其中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也就不需要了。当人们把他们都削减时，人们也就是将人类毁了。一会儿在这个职业，一会儿又在那个职业里削减人员，把这种办法看

作进步，这种体制实在今人膛目结舌！有人为了物的利益使人类无立足之地， 有人大谈财富的发展，却挥霍财富，不把财富用在维持国家！

让穷人抛开犁、锤去上学，井宣布这是升官发财的道路，我们认为这是欺骗穷人的，是让穷人过苦日子。毫无疑问，学校的大门不应该向他们关闭： 不能剥夺社会中那些低层阶级的优秀的有才能的人出人头地的机会，这些人也将向全体人民传播文明。但是，人们可以信赖有天才的人的天生的力量； 这种力量会使这些人成长并克服各种障碍，除非并不需要去找寻这些障碍。此外，人们愈是注意使人们安心本职工作的人民教育，天才就有可能在它的阶层中间涌现。那些令人生畏的应该克服的障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 与其为那些天资平庸的人服务，倒不如使他们打消从事使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进退维谷、你争我斗、今人痛苦的职业。挑起那些应该靠体力劳动生活的人改变生活状况的愿望，只会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然而这种生活状况是应该有的，使这些人焦虑不安既有损于各自的幸福，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宁。

财富这个词，也象繁荣和享受这两个词一样，如果不和享受它的人相联系的话，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设想，人们可以把金融学看作是使君主发财致富的手段；我们也可以设想这是使自己发财致富的科学，而这种不可名状的科学并不因此没有学生；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种致富的科学，即财富学，这种抽象地看待财富的科学是什么，我们设想的社会财富是社会的所有成员参加分享的劳动产生的物质利益。

在我们看来，人们在人类的组合体中有共同的责任，因为他们在这种组合中有共同的利益。人类在造物主的面前都是自由的、独立的和具有才干的， 如果才干不是相等的话，至少本性是一样的。人们同样有生存的愿望，同样渴求幸福，他们相信在家庭的组合体中，也象在城市组合体中一样，这些要求都受到保障。各种组合体通过从属关系才得以维持；但是这种从属关系只有通过它的目的，也就是共同利益才能合法化。这种共同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以至有些人能作出自我牺牲，表现出英雄主义的行为；但是，英雄主义只能由责任感来激发，责任感是有道德和有智慧的人的崇高标志，它自身总是包含有对一种权利的回忆和互惠互利的感情。

只有当人们从内心同意结社时，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结社，即使处于最卑微的地位，他们也已承认受结合体的保护。当人们存在互惠的利益时，他们对社会秩序承诺义务：当这种互惠利益不完备时，他们是臣民；当这种关系是平等时，他们是公民；但是，如果不存在互惠关系，如果顺从的人是奴隶，如果总体的利益不包括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不承担义务：他们所遭受的暴力将他们置于权利之外，置于法律之外，也使他们免去义务。

这种互惠的利益关系，就象是公共权利和宪法权利的基础一样，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在一个国家，为了要谨慎地建立政治结构，人们应该研究社会的秩序，社会组织的或人们承认的权力机构应该对共同利益作出贡献， 同时也相应地接受那为了维持自身生存的支柱和保证；因此，当人们愿意提供劳动产生的生活资料和享受时，那就应该研究各种生活条件的人，人类社会分工形成的各种职业的人，这些人是社会感到必需有的或者是社会所产生的，他们为其它人的生存和享受作出了贡献，反过来，社会也为他们获得物质资料和享受提供了保证，最后，他们之间的相互帮助产生了幸福，或者说是产生了众人的福利。

全体人民的物质福利，我们以财富的名字来理解的利益，分配给全国各阶级的人，并为他们所利用，这种物质福利和利益，与人口的增长和物质资料增长都有某种程度的关系。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原则的著作在科学上产生了革命。有些人认为这些建议过于悲观而加以拒绝，最好是加以否认，而不要因此伤心；另外一些人拿出种种理由，批评马尔萨斯某些建议中过于绝对的建议，并指出粮食生产的增长总是比人口增长得快，并认为人口和社会收入的比例决定人民过富裕生活还是一贫如洗。但是有一个重要事实是谁也不能断然否认的，那就是与生活资料相比，人口可能增长得更快，这种不成比例的发展是各国面临的最大灾难。在马尔萨斯的研究和对人口问题的研究著作中，同样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人类增长和增殖的如此巨大的趋势，每当创造一个新的职业，人们必将创造一个阶级来准备问津；每当人们提供谋生手段，有人就生出一批来抢饭碗的人。只有谨慎和贫困才阻止当父母的人增加家庭人口，尽管人们看到人口增长很快，如果富人和穷人不采取节制措施以免大量孩子出生，人口将增加得更快。给穷人新的谋生手段，他们就暂时会忘记节制措施；因此，人口增长就接踵而来。

最近写政治经济学的人，对于这些事实是承认的；但是奇怪的是，一到应用时，他们就很少考虑到这些事实。确实，他们也说过，应该教育穷人实行道德约束，使他们节制性欲，推迟结婚，没有丰富的必要的物质条件来养活孩子，就应该不生孩子；他们也宣布，给老百姓以较高级教育，他们就会达到这种满意的目的；而理论家们自己却忙于社会的组织工作，计算生产和消费，他们想的只是增加人与人之间不成比例的收入。他们愿意庄稼人多从地里收些麦子，让制造商使织布机多织些布，但是，这并不是要有更多的工业家，使他们每人有更多的食品和更多的衣服；相反，他们却教人们如何从地里或城里节省劳动力，从那些不得不留下工作的人那里节省吃穿。

我们对政治经济学和立法者的责任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曾经找寻过那些互相需要的阶级，对每个阶级来说，什么是已经获得的福利；我们寻思，不是要人们如何去取消某些阶级，也不是减少某一个阶级，而是人们如何维持所有的阶级都能过丰衣足食的生活；我们想到所有的阶级都在冒人了过多的危险，我们已经要求社会权力机构注意各个阶级各方面情况，不只是阻止他们的人口增长，而是尽可能保障这些阶级，使各个阶级的人口能够按照适当的比例和根据某种规律增长。

我们首先要谈到农民，我们要对他们说，这个职业是这样一种职业，人数、农活和产品的增加对自身危险不大；然而，如果他们给市场带来消费者不需要和不能购买的食品，他们自己也会濒临某种破产。当农场主的企业并不需要从属于商业；当农场主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劳动时，市场的价格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他只是为附近的城市生产，他也能很容易地知道城里需要什么食物和其它需求；稍微留心一点就不致于有卖不出去的食品；但是，他的市场愈是扩大，麦子贸易愈是增加，他也就无法知道需求量，也就无法知道他所生产的收入该是多少，也不知他的命根子、他的产品价值是多少，这些产品冒商业的风险，一遇壅塞，就得大赔本。因此，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应该注意让大部分供应品到达消费者手中，而不让商业有可乘之机。出于这种目的，我们已经表示这样的愿望，大部分农民应该是业主，他们不应使食品为投机而生产，而应该与自己的需要成比例；只有当他们为自己生产食物时，他们才结婚，为儿子娶媳妇；最后，要使农业和人口逐步地、稳

定地增长，甚至要倒退几步，农业和人民总是应该齐头并进，因为这两者不成比例就会引起苦难。

接着，我们要指出，本人并非庄稼人的业主和土地贵族对社会是有用处的，我们要求社会保持适当比例。与其它阶级一样，这个阶级不会有变得太穷或变得太富的危险，不管是土地贵族按照他们遗产而减少时，或者购买他们本来应该在其它农户分配的财产时，情况都是如此。在谈起他们生存的目的时，我们已经指出针对这个阶级的二种危险，社会应该对此加以提防。

我们现在要谈那些工业必须以他们作交换对象的人，因此，他们也靠商业财富生活。首先是那些工匠，更确切地说，他们为市场服务的是他们的工业产品。我们已指出，他们的存在是社会的需要，反之，社会也给于他们公平的报酬。只有当他们不受毁灭性竞争的威胁时，他们才能得到这种报酬。他们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都要求他们的人数不超过人们向他们要求的工作量的限度，他们的住处应该靠近那些使用他们劳动成果的人们，使得他们的人数与要求的劳动量的比例能够很容易掌握。

下面谈到的阶级，即制造商和制造业主，他们因商业的存在而产生，也为商业而存在。他们住在离服务对象很远的地方，他们的劳动是为了满足需要，而他们自己是不知道这些需要的尺度的，要使产品恰好达到消费需要， 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得不靠竞争过日子，他们希望自己劳动的产品能胜过对手。当他们的产品能满足现存的需求时，他们创造了财富；相反， 当他们生产产品过多，市场壅塞，价格降低时，他们毁灭财富；因为，制造并不是创造，只不过换个存在方式而已；如果在交换中赔了本而不是挣了钱， 那末，生产愈多，就愈是摧毁财富。但是，从创造财富过渡到毁灭财富，这种过渡一滑而过，制造者自身是不可能承认的。此外，在对立的工场中，在转卖的实践中，在互相排挤过程中，在互相使对方破产过程中，反社会的一些东西，使得引入的这种工业变得异常可怕。然而，我们不说社会不应容忍这种引入：它经常是在人类思想和人支配自然的不可抗拒的进程中造成的后果。但是，我们将告诉政府，对厂主精神的发展要抱怀疑态度，要想一想新工厂的繁荣不管怎样眩人眼目，一寻根问底，这种繁荣总是以贫困和另一种工业的破产作为补偿的：就其特点来讲，这种繁荣是短命的，因为另一种新的工业就会夺走它的市场，就象它夺走以前工业的市场一样；最后，任何贫困也无法与衰败的制造业的贫困相比拟，当灾难降到制造业主头上时，社会应该保护他的孩子，事先应该想到并作出牺牲。然而，社会应该毫不迟疑地大力帮助制作业主以避免灭顶之灾，虽然，寻根究底，人们可以指责他的原则，即竞争是反社会的，尽管他们本身并没有这种感觉，伦理学家们从来也没有向他们提出过警告，以致于他们的行为也免于被别人指责。

最后一个阶级，如果人们愿意这么说的话，也可称为社会上最高级的阶级，这个阶级是靠脑力劳动生活的，它和商业财富也并不是毫无关系的；因为，对商业财富来说，他的工作也是交换对象，当这些工作确实找到相应交换的机会时，它们才有交换价值。我们相信还应该提醒，如果他们人数的增长过于迅速，如果这种增长与其它阶级需求不成比例，对智力工人来说，也会有危险和苦难。因此，我们要求社会注意，人的智慧应该与人所处的地位相协调；公共教育应该使所有的公民幸福，他们的生活条件应该得到改善并日趋完善：但是，我们也要求，不要鼓励穷人通过脑力劳动改变生活地位， 只有当他是出类拔苹，他本身自动上升时，人们才能在脑力劳动者的行列里

接受他们，但是，人们不必去找他们，将他们弄到脑力劳动的行列里来，因为竞争是如此激烈，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能使他们幸福，而且可能带来更大的痛苦。

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我们并没有很多实际的办法；但是，为了使这种目的为大家所知晓，我们相信已经作了很多工作。这个目的就是通过有效地使用人类劳动，使人类达到丰衣足食；而壅塞使一部分劳动成为无用，并使社会贫困：这个目的，也就是使社会上处于各种生活地位的人成适当比例， 使他们能有效地相互帮助；这个目的，也就是对每个人来说，生产劳动活动与享受要有正确比例；最后，这种目的是使人人生活宽裕，这种宽裕在消费和摧毁，同时也在创造：因为当我们不知道这种物质财富增长会怎样时，这种社会可能得到的增长是生产得更多而消费得较少，因为当商业财富积累之时，也就产生了壅塞，它将失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