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北镇反运动

• 二连战士们趁敌人熟睡之际，冲入敌群，将周寿娃的匪徒部队打了个“瓮中之鳖”。
• 国民党在甘北岩泉地区组织了“西北反共救国军”，封包布拉为副司令。
• 匪首马绍武曾任“同、海、固反共游击大队”大队长，盘踞在宁夏同心县高崖子西南庙山、自称“小台湾”。

解放军商洛山中抓匪

1946年，新四军一部进入商洛后，商洛根据地的革命形势愈来愈好，周寿娃一改其可恶嘴脸，假意投诚我军，但是，当国民党再次派出中将司令兼行政长官谢辅三前赴大荆时，他又再次听从了国民党的安排。

周寿娃，又名周兴文，外号“周狼”，陕西省商县大荆周岭人，生于1911年。他从1935年当土匪，开始走上罪恶的道路。

1949年6月中旬，周寿娃接到国民党的旨意，率领部下进驻红岩寨、马角山一带，保六旅旅部警卫营300多人，先后进驻两岔河，并在大荆、腰夺两镇抢劫粮食。

6月30晚，我商洛军分区部队和洛南支队先后抵达两岔河西边的七里店和大龙庙麻村一带。

洛南支队侦悉敌人警戒疏忽，队长蔡兴运便命张青山连绕道登上马角山高地，严防敌军外援，自己带领二连（三连打援）趁敌人熟睡之际，冲入敌群，于7月9日黎明前后一举歼灭保六旅300多人，生俘参谋长孙英以下1160多人，击毙击伤敌副旅长姜炳功以下100余人。

与此同时，我分区五团也向盘踞在秦岭庙一带的周寿娃部发起了猛烈攻击。

战斗进行了约半小时，周匪四处逃窜。

因为他们都是当地土生土长，人熟地熟，所以很快散伙隐蔽。

商洛公安处侦察科长韩彬、县公安局长杜景带领工作队，深入大荆山区，指导剿匪工作。

荆寺区第四乡民兵在乡长王景正的带领下，紧密配合，终于查明了周匪及其余孽在当地解放后的一系列罪恶活动，首先抓获惩办了一批，将护送周寿娃去渭南的李有娃送交县公安局。

地、县公安部门即火速派侦察员李平亚等人，由李有娃引路，先后在渭南油火川找到隐藏过周寿娃的李忙庄。

然后，顺藤摸瓜，于1950年6月28日，在郑州市有关部门和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终于在翟玉山家将周寿娃逮捕归案。

周寿娃罪该万死，很快就被公判处决。

当地人心大快，社会治安日见好转，一些仍不死心的匪徒也相继落网，为害商洛多年祸害无数家庭糟蹋无数妇女的这个恶魔及其匪帮终于被人民扫除了。

消灭“反共救国军”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西进，国民党在甘北岩泉地区组织了“西北反共救国军”，封蒙古族人包布拉为副司令。

包布拉是一位典型的蒙古族人，年轻时，因为家里太穷，便带着家人背井离乡，流入新疆、甘肃等地谋生，1940年初在甘肃北岩泉一带以放牧为生。由于当时该地区蒙古族部落与哈萨克族部落经常发生冲突，聚众斗殴。

根据老牧民的回忆，包布拉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能够把扶助贫困作为一种统治部落的手段自如运用。

为了求得自保，包布拉带领家人和当地蒙古族团结一致，采取明抢暗夺的方式，积极发展个人势力，遂沦落为匪。随后，包布拉正式与共产党为敌，经常带领部下向解放军部队偷袭，拦劫运输汽车。

后来，我解放军大面积进剿，使包布拉的匪帮溃不成军。

1949年9月，甘肃解放。

12月，包布拉的儿子丹巴、牧民嘉木层格愣等10几人应敦煌县政府邀请开会，认真听了党的民族政策。丹巴代表父亲表达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意愿。

1950年3月份，包布拉从青海塔尔寺朝佛进香归来，人民政府派来的代表阎保禄向他递交了刘文山专员的亲笔信，并向他讲述了临时自治委员会成立的经过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包布拉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同意阎保禄在他的部落里开展工作。

这时，包布拉管辖下的牧民共有71户、453人，蒙古包75顶，各种枪支62支，各类牲畜8000多头。

4月上旬，酒泉专署和敦煌县政府先后写信给包布拉，邀请他到酒泉参加专署召开的民族联谊会。

包布拉顾虑重重，推说自己有病不能前去，只派了一名亲信参加。包布拉的亲信返回后，没有如实向包布拉表达人民政府的诚意，致使包布拉迟迟下不了向人民政府靠拢的决心。

这时，匪首马玉林、毕善禄等，拼凑成立了“仁义救国军”。在这伙人的威胁、利诱下，包布拉被推为军长，马玉林自任为副军长。纠集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势力570多人，各式武器260多件，扬言要夺取嘉峪关外的玉门、安西、敦煌等县。

包布拉徘徊于人民政府与国民党残匪之间，既怕国民党残匪知道他和共产党有联系，反咬一口，使自己和部落的牧民受到更大损失；又怕得罪了共产党，以后不好给共产党交代，将人民政府的代表阎保禄秘密软禁达一个多月时间，致使国民党残匪在南山地区猖狂活动，屡屡抢劫、挟裹牧民，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

7月22日，在蒙古族牧民协助下，有7名匪首被人民解放军擒获，包布拉再次拒绝接受人民政府团结他的一片诚意。当人民政府派人到处找他回来参加新政权的建设时，他却带领20多名亲信和家属逃往青海了。

8月中旬，包布拉又陷入被人民解放军击溃的尧乐博斯匪帮之中。

11月初，逃跑到马海地区的包布拉遇到了流窜的美国间谍马克南、国民党哈萨克专员光罗巴斯、国民党部善警察局长哈里等人。经过几次谈判以后，决定一同逃去西藏。

刚进西藏境内，包布拉就遇到在哈萨克战场上认识的朋友乔四楞。因为有了这层关系，乔四楞帮助包布拉逃脱了解放军的追捕。

1951年4月，包布拉无奈返回青海，在流亡到诺木洪地方时，被青海公安机关捕获。

1951年12月26日，当地的公安队、解放军驻香日德骑兵连，顺着乌努河沟向马努洪山区进发。

28日，公安队和骑兵连抵达目的地，却发现匪徒已经逃跑。于是，他们连夜追赶，终于在乌努洪山区的高山上将包布拉和其部下全部活捉。

自此，包布拉这个土匪起家的“反共救国军”副司令及其匪伙覆灭。

追击逃窜土匪

1949年1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宁夏省委召集省委常委及驻宁部队首长会议，部署清剿工作。会议决定，由十九兵团六十五军负责清剿黄河以北贺兰山一带的郭栓子土匪；宁夏军区和独一师负责清剿南部山区土匪。

在宁夏南部山区，以马绍武、张海禄为首的土匪共有20余股，计500余众。他们以同心、海原、固原地区为根据地，偷袭我宁夏军区所属部队26次之多，使我军伤亡170余人。

1950年元月，宁夏军区参谋长牛化东和独一师师长黄罗斌来到银南灵武县独立一师一团驻地，亲自指挥剿匪战斗。

元月25日，经过两夜急行军，部队长途跋涉200余里，到达了匪徒的窝藏地庙山附近。

交火后，我方炮兵连只打了3炮就摧毁了匪部指挥所，并以不到3小时的时间结束了战斗。

这场战斗共击毙匪徒30余人，击伤20余人，活捉10余人。

不久，匪首马绍武和李成富也被活捉。

1950年2月中旬，三连在海原和盐池地区又歼灭了马青云土匪20余人。

元月下旬，四连在豫旺地区击毙了郝福祥等4人。

到3月上旬，同心地区的马绍武土匪已基本肃清，少数残匪投奔海原匪首张海禄去了。

张海禄原为国民党马家部队的军官，解放后窜到同心、海原一带，与海原惯匪李彦良、杨伯义合并，号称500余众，自封为团长。盘踞陕甘宁3省交界处，这里山多沟深，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有利于土匪活动，匪徒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能迅速疏散、隐蔽，加之他们善骑夜战，因此很难彻底清剿。

面对这股匪徒，解放军采取连续作战、跟踪追击、不给喘息机会的办法，进行紧逼包抄。最后，匪徒们在6月间被追得精疲力竭，无处可逃，只得纷纷缴械投降。在大批的投降者中，唯独没有张海禄。解放军采取篦梳式搜山，后来在一条长满齐腰深茅草的山沟里，终于将张海禄等残余匪徒全部抓获。

围歼股匪乌拉孜拜

1950年7月29日，北疆“前线指挥部”奉“剿匪指挥部”命令，由六军十七师政治委员袁学凯、副师长李凤友指挥2010名官兵，打响了围歼乌拉孜拜的战斗。

乌拉孜拜是个千户长的儿子，1945年投入国民党反动阵营，任意杀害进步青年和各族群众，双手沾满了新疆各族人民的鲜血的。乌拉孜拜在宗教、民族关系问题上挑拨离间，大做文章，煽动和胁迫部落群众进行叛乱。他们烧杀掳掠，把叛乱的战火引向北疆的绥来、景化、迪化和东疆的吐鲁番、托克逊及南疆的焉耆一带。

7月30日，中路由五十一团副团长杨兴国率5个连，西路由骑兵团政治委员吴特率5个连，东路由四十团团长玉素甫夫率5个连，分由绥来、昌吉、迪化出发，向匪巢三道马场挺进。

剿匪部队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8月3日11时，剿匪部队突然出击，占领了三道马场，俘敌23人，缴获步枪45支、马80匹、牛百余头、羊250只、帐篷8顶。

被胁迫的包哈尔汉库什毛拉、哈尔哈提、阿也汉、包思良、沙克及东山的乌爱阿吉等10多个部落，均脱离乌匪，归向人民政府。

匪首乌拉孜拜率匪徒19人，向塔西河脑后山逃窜。

袁政委除派小分队追击外，并派人配合绥来县委副书记高克勤同志领导的哈族工作团和景化县公安局长王文宣同志领导的工作队，深入哈族群众，广泛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帮助维护社会治安。

8月29日，剿匪部队进至西沙尔大坂。这里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少，上面是冰山，下面是绿川。几百米的一段陡路，部队爬了两个多小时。重炮连驮炮的骡子一下就陷进碎石里去。五十一团的同志们走在前面，一面走，一面将大点的石片垫在上面。重炮连的同志们将炮身卸下来，10多个人扛着，旁边的人拉着他们的手，就这样炮兵们一步一步连拉带扛地上了西沙尔大坂。

带路的哈族老乡伸出大拇指称赞说：“这里道路崎岖难行，我们哈族人也很少走。我到这里也是第一次，你们的大炮都上来了，真是英雄。”

翻过西沙尔大坂，进入阿比西太沟，这里地势比较平缓，离雪线很近，融化的雪水汇成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两岸还有薄薄的冰层，什么草都不长，却长满了雪莲花。

叛匪在满头白、多仑沙尔大坂凭借天险，阻挡解放军，均被击退。为策应乌拉孜拜，匪首司迪克振他的儿子哈米提，亲率百余名匪徒，由乌拉孜拜的参谋长阿不拉哈森带路，翻越天格尔大坂增援，企图阻解放军进剿。

8月30日，剿匪部队翻越4000多米的阿比西太大坂。下午14时，进入桥龙沟。这条沟是翻越天格尔大坂，通向南疆的必经之路。阿不拉哈森亲率70多名匪徒在这里阻挡解放军前进，打响了第一枪。敌人藏在半山腰石缝里打冷枪，很难发现。

袁政委命令道：“骑兵团前卫连边搜索、边前进，如发现敌人就进行追歼。”

枪声愈来愈激烈，袁政委带几个人跑到骑兵团指挥所，看到吴特政委正在给几个连长交待任务：“一连从正面攻，另一个连从西侧山梁迂回到敌人左侧夹击，防敌向西南方面逃窜。另一个连从东侧攻击……”任务交待完后，吴特问袁政委：“行不行？”

袁政委说：“同意你们的部署。为减少伤亡，尽快消灭这股匪徒，叫炮兵连跑步上来支援。五十一团来一个连，从东面配合你们。”

这时后面的部队，也向前靠拢了。部队展开后，即向敌猛烈射击，躲藏在半山腰的敌人见解放军部队上山，都悄悄后退了。可藏在石头后面的敌人凭借两块几间房大的石头，仍顽强地抵抗。

袁政委对重炮连长说：“敌人躲在大石头后面不出来，步枪机枪用不上，手榴弹又够不上，这可要你们显一显威风了。”连长高兴地说：“用杀伤弹、燃烧弹各一枚，保证命中。”

袁政委说：“好！”

第—颗杀伤弹打出去，“轰”的一声，正中敌群，人马四散外窜。解放军轻重机枪、步枪一齐扫射，他们又卷了回来。这时，第二颗燃烧弹正好落下，敌人、马身上燃着火，惊慌逃窜。

袁政委东西两侧的部队均向敌群猛烈射击，敌人有的脱掉皮衣裤，有的脱掉皮靴，拼命向山上跑，各自逃生。袁政委叫部队组织小分队追击，并令特等射手向逃敌射击。不到3个小时，战斗结束，顽敌大部分被歼灭。阿不拉哈森被解放军活捉。

当他被托克提同志押送到袁政委的指挥所时，他看了看四周，胆怯地说：“你们的炮弹真厉害，都是从天上下来的，打得我们无处躲藏。”随即，低下了脑袋。

桥龙沟一仗，打通了通向天格尔大坂之路。

第二天拂晓，五十一团配合骑兵团向叛匪猛烈地追击。黄昏时，骑兵团越过大哈拉爱特沟，缴获了匪徒的850多顶帐篷，乌拉孜拜的3个老婆和女儿也当了俘虏。

经解放军几个月的追捕，南山股匪基本肃清，被迫从匪的哈族同胞全部被解放，追回牛羊牲畜近6万头。景化、迪化、绥来、昌吉各牧区工作组，对回来的哈族同胞重新划分了牧场，调剂了冬窝子，进行了妥善安置。

1950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部发出通报：《乌拉孜拜司迪克股匪全部投降》。

乌拉孜拜、司迪克股匪在我连续进剿下，走投无路，并受我宽大政策影响，在政治争取之下，匪首乌拉孜拜、等头目以下127名，于11月28日向我投降，缴出轻机枪1挺、冲锋枪1支、步枪51支、手枪5支、子弹3200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