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南镇反运动

• 邓小平说：“剿匪已成为西南的中心任务，要迅速净化四川土匪。”
• 刘伯承说：“要以主要精力抓剿匪。剿匪也和打仗一样，要集中兵力。”
• 土匪们打着“反共救国军”、“人民自救游击队”的旗号，建立“江外反共基地”，妄图实现其反革命的梦想。

邓小平、刘伯承部署兵力

1950年2月，邓小平亲自草拟上报中央的《关于西南情况和工作方针》的报告。

邓小平在报告中写道：

鉴于西南匪患的猖獗，剿匪已成为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当时，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封建地霸武装，沆瀣一气，妄图颠覆新兴的人民政权。

邓小平的报告以加急电报的形式上报了党中央，上报给了毛泽东。

2月6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会议，并对剿匪工作进行重要指示。

邓小平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斩钉截铁地说：

剿匪已成为西南的中心任务，必须贯彻中央“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剿匪步骤上，要求首先歼灭腹心富庶地区之匪，然后推展至边沿贫瘠山区，特别要迅速净化四川股匪。

为了加强军事领导与部署，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主要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领导机关为基础，迅速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迅速开展西南地区的军事斗争和镇反运动。

2月9日，西南军区在重庆举行成立仪式，在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的命令：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陈赓、周士第、李达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员，李达兼参谋长，张际春兼政治部主任。

新组建的西南军区，下辖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西康、贵州、云南军区及以后成立的西藏军区，直接执行该地区的军事任务。

2月15日，西南军区发出第二号剿匪令。指示各部队根据邓小平在西南局会议上报告的精神，布置剿匪工作，确定一个较长时期的剿匪方针。

在兵力部署上，西南军区要求各地要有重点有计划地将部队分布于适当地区，切忌无重点地平分兵力，以致到处单薄，这样才便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有生力量，确保每次战役的胜利。

2月21日，西南军区又发出第三号剿匪令，要求确定先大力肃清交通要道与经济富裕地区，尤其是四川境内的长江、嘉陵江、涪江、渠江、峨江沿岸，成渝、成万、渝万与浙筑、昆筑各公路沿线地带之匪特，以保障交通安全顺畅，同时要求各有关军区与军分区必须密切协同动作，防止此剿彼窜的现象，必须干净彻底地进行清剿，绝不让敌人逃窜，绝不留下后患。

2月25日，川西军区集中第六十二军4个团，警备司令部3个团，第十八军主力，第七军第十九师和军工兵师各一部，及温江、眉山军分区部队，结合当地党政机关，开始向匪患最严重的灌县、崇宁、新繁、彭县、郸县、崇庆、温江、成都间，华阳、双流、新津、大邑、新津、彭山、蒲江间，邓睐、名山公路两侧及金堂以东地区，采取进剿及部分地区驻剿的方式，分别进行有重点的分区剿匪行动，重点清剿匪患集中的地区。

2月26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向党中央、中央军委请示：第十八军推迟进藏时间，以便以一个月时间彻底剿灭进军沿线匪特，扫清进军障碍。这个请示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可。西南局、西南军区于是集中力量，进行清剿匪特工作。

川西地区的匪患非常猖獗，这里曾经是国民党正规军溃败地区，匪特势力特别强大。他们利用川西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多民族的特点，不断发展壮大。

西南军区第十八军主力在川西军区统一指挥下，在成雅公路西侧及新津、眉山地区展开剿匪斗争，与匪特在崇山峻岭之间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游击战。

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宣布“复职”，自任所谓“中华民国总统”，又自我任命为“行政院长”及“行政院政务委员及各部会首长”，大肆叫嚣“反攻大陆”。

蒋介石在台湾的一系列举动，好象给反革命武装土匪打了一针强心剂，匪患更加猖獗。其中川南地区的匪情更是越来越严重，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西南军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3月中旬，便向党中央进行了汇报。

报告中指出：

目前，西南地区土匪有数字可计者，除云南外，现已发展至70余万，计川东约14万，川西约20万，川南川北各约有10万，贵州约15万。另西康之雅安1万，西昌会理贺国光匪近1万。

其中较大者有：川东之“川湘鄂人民自卫军”（后改为“中国人民救国军大陆游击队”）两万余；“川东北游击总队”1万余……其骨干者皆为蒋匪溃逃前在蓉所训练之游击骨干班分子。并叫嚷“目前国际上已成立反共同盟军，日本军队已由上海、秦皇岛登陆，其主力经朝鲜向东北推进。美国也已正式宣布出兵，广州、厦门不日将被占领，共军在大陆寿命多则一两个月顶天了”等等，大肆欺骗群众，并胁迫一般百姓入伙。如有不从，则以烧房子杀满门相残害。

3月15日，邓小平政委主持召开了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带头发言，重申了西南军区第二号、第三号剿匪指示精神，强调在兵力部署上，要有重点、有计划地将部队布置在适当地区，切忌无重点地平分兵力，以防止力量处处单薄。要求西南剿匪部队在坚持面上打击的同时，必须采取“以集中对集中”的办法，按照“先腹心地区，后边沿地区；先匪患严重及交通要道两侧地区，后其他地区；先对付最大最凶残的匪徒，后对付较小的”的原则，集中主力部队有重点地展开进剿和围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会上，西南军区首长形成了共识，并制订了一整套方案，主要强调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把剿匪斗争当作解放大西南的第二个战役来打，首先要集中力量狠狠打击那些气焰最嚣张的土匪。

第二、要坚决地调整兵力部署，不要一个地方也舍不得丢。要大胆地暂时放弃一些地方，放弃是为了收复，不然会成为包袱。还要集中使用部队，一块一块地清剿，要像用木梳、篦子梳头一样，搞一块净化一块。

第三、必须实行野战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

第四、必须执行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第五、要把减租退押、清匪反霸两者的关系处理好，充分发动群众，最后达到彻底消灭土匪之目的。

刘伯承也发了言，并就贵州的剿匪工作，对将赴贵州工作的领导作了指示。

他说：

要以主要精力抓剿匪。剿匪也和打仗一样，要集中兵力，不要五个指头按跳蚤，五个指头按五个跳蚤，结果是一个跳蚤也按不到。对贵州土匪，不能掉以轻心。国民党在贵州办了两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很重视贵州，曾两次亲自到过贵州。贵州土匪是有组织的，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不要麻痹大意。

贵州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很突出，一斤盐巴、一尺布都要用二三十斤大米作交换。贵州人民穷，少数民族多，土匪会利用这些特点来同我们作斗争。你们要把发动群众、政治攻势和军事进剿很好地结合起来，尽可能地多争取群众，把那些土匪头子孤立起来，进行重点打击。

3月22日，邓小平、刘伯承与贺龙联名发布了剿匪布告。邓小平特别指出，这一任务“要比普通的军事斗争复杂与艰苦得多”，“仍然包括流血和牺牲”，而且“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要取得胜利，不仅需要坚定勇敢，更重要的是要有智慧、有策略、有办法。

3月26日，西南局与西南军区联合颁发了《关于组织联合清剿土匪的指示》，决定在川北、川东、川南、贵州4个军区结合部，组织4个剿匪联合指挥部，直接指挥这些地区的剿匪斗争。

在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的领导下，西南地区所属各军区部队全面展开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先后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剿匪胜利。

晚年的邓小平，在回忆进军大西南这段往事时说：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硬仗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

清剿川西庄南山残匪

1950年1月下旬，川西各地不断发生拦路抢劫、奸淫妇女、行凶杀人、造谣惑众等事件。

为了揭穿敌人的阴谋，争取群众，打击匪特，我军深入各地，发动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川西大山区的2月，冰天雪地，寒风刺骨。但没有一个战士进民房，全部露营在街头村口。每到一地，就帮助群众劈柴、担水、扫地，大做好事。

由于我军执行纪律严明，党的政策深入人心，感动得藏、彝同胞奔走相告，称我军是“菩萨军”。不少群众，甚至进步土司，都主动把解放军让到自己屋里住，军民关系不断接近。

在此基础上，我侦察分队分别化装成农民、商人等，穿长袍、戴礼帽，三五人一组，分散到群众之间，利用群众关系，侦察匪情，捕捉“舌头”，获取情报。

我五三七团侦察排长任敬安，就是在剿匪中涌现出的侦察能手。他身材不高，圆脸盘，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机智灵活、沉着干练的指挥员。

一次，他带着侦察小组化装成商人，到郫县唐章镇侦察。在茶馆里偶然听见有两个群众小声议论着什么。任排长凑上去操着四川口音和他们拉起了“家常”。

从这两个群众的闲谈中得知，有一小股匪特常来这个小镇子要粮要钱，动不动就打人，搅得村子鸡犬不宁。

他们又进村子找群众了解，证实了这一情况。

任排长灵机一动，决定打他个埋伏，消灭这股匪徒。

唐章镇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镇，座落在半山腰上，镇后是茂密的树林，镇前有一条小河流过，只有一座木桥可达该镇。任敬安根据地形把侦察排在镇周围撒开，布下了口袋，并规定了攻击信号。

一切准备完毕，战士们都瞪大眼睛，等候匪徒的到来。但出乎预料，从下午15时等到第二天明也未见土匪的影子。

有个战士沉不住气了，问任敬安：“排长，是不是走漏了风声土匪不敢来了？”

具有多年侦察经验的任排长和骨干们进行分析，觉得情报还是可靠的。要抓住土匪，就必须有耐心。

果然，第二天下午16时，来了10个土匪，身穿便衣，挂着短枪、冲锋枪，大摇大摆地朝镇子里走来。待他们跨过小桥，进入我侦察排的“口袋”，任排长发出了攻击的信号。

顿时，冲锋枪、手榴弹一起开火，当场打死3个匪徒。

任排长在我火力掩护下，带领8班冲进院内，把土匪逼到了楼上。

楼梯比较窄，敌人在楼上居高临下，不好接近，人一露头，“啪”的就是一枪，八班几次都未冲上去，还伤了一名同志。

副班长李秀林来了火，牙咬得咯咯响，他把棉衣一脱，打开手榴弹盖，把冒着烟的手榴弹从楼梯口甩了上去，乘着爆炸的烟雾冲上楼，与敌人展开了搏斗，生擒了一个匪徒。

另一个土匪见我侦察兵冲上了楼，吓得钻进夹墙暗房，也被我战士活捉。

唐章镇剿匪，首战告捷，击毙8名匪徒，活捉两名。

经审讯，两名俘虏交代：他们是胡宗南的残余部队，在一名营长的操纵下，勾结地方反动势力300多人，在庄南山一带占山为寇，经常派便衣进村抢夺群众财物，袭击我工作人员和运粮队。

团立即命令一营去庄南山歼灭这股残兵游勇。一营在营长李佐军的率领下，乘夜幕笼罩，冒着严寒，长途奔袭20余公里，到达庄南山，占领有利地形，对该敌实施包围。

庄南山的敌人做梦也没想到解放军会这个时候袭击他们。

在土匪的住处，有的匪徒在猜拳喝酒，有的在瓜分抢夺的财物，匪营长哼着下流曲子和几个匪军官打牌赌博，整个山庄被他们闹腾得乌烟瘴气。

敌人正玩得起劲的时候，我军的机枪响了，步枪、手榴弹从四面八方向匪巢打来。

匪营长一听枪声很紧，知道情况不妙，赶紧吹灭了灯，带着部分匪徒就往山后跑，企图钻进密林逃跑，被我二连一阵猛打，就掉头往左边突，又遭到我三连迎头痛击。

匪营长这时才知道被我军包围了。他集中约一个连的兵力向村口冲击，我一连连长曹润海指挥部队以火力把这股匪徒压了回去。

敌营长也受了伤，一时失去了指挥，像没了头的苍蝇，乱作一团。

营教导员李凤歧立即组织对敌喊话：“我们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我军宽待俘虏”。

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之下，敌人全部缴械投降。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40多人，俘敌营长以下300多人。

智擒“双枪老太婆”

1950年2月初，被蒋介石封为“西南反共游击军第二路绥靖司令”的赵洪文国在四川西部什邡一个叫做三河乡的地方，聚集了上百号人，以“司令”的名义，封了许多的队长、司令等，以迷惑为她卖命的匪徒们。

就在龙潭寺暴乱发生以后，赵洪文国将三河乡20多名农会干部和工作人员残忍地杀害了。

2月13日下午，赵洪文国乘坐滑竿，亲自率领了5000多匪徒，向暮霭沉沉中的什邡县城奔去。她想要攻占什邡县城，以实现蒋介石“反共复国”的美梦。

然而，他们的这些乌合之众还没有到达县城，在中途就受到了早已得到情报埋伏在这里的解放军五三七团地猛烈攻击。

还不到两个小时的光景，赵洪文国和他的匪徒们就被我军战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纷纷落荒而逃。

4月初，解放军收到线报，得知赵洪文国和她的2000多名残匪逃跑到了绵竹县大石坝一带的山区，于是派了五三七团一营的战士们从茂县出发，翻越土门，经过200多里的强行军，步步紧追其后。

绵竹县大石坝一带的山区本来就曾经是红军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因而这次的追击任务具有有利的群众基础。当地的老乡们纷纷主动要求为解放军带路剿匪。赵洪文国的残匪们被罩在解放军与人民群众编织的大网中。

几天后，我军追到匪巢附近一个叫竹索桥的地方，发现那里居然没有敌人的防守，便于当天夜里24时，向残匪们发起攻击。

这一仗打得真是太漂亮了，在一营营长李佐军的带领下，战士们仅仅用了10多分钟就将赵洪文国的残匪们一一歼灭。

但在这次漂亮的歼灭战后，解放军打扫战场却没有发现女匪首赵洪文国。

为了彻底消灭这个土匪大头目，营长李佐军立即命令一连连长何建基带领两名战士，追到附近的一群众家中，终于将71岁的赵洪文国擒获。

第二天凌晨，赵洪文国的两个儿子带着手下200多名的残匪企图夺回他们的老娘，却被我一营战士们迅速全歼。

同年7月16日，川西军区军法处判处赵洪文国死刑，并在什邡县城郊执行了枪决。

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双枪老太婆”以土匪头目的劣迹，最终落得后人的唾骂。

大炮猛轰土匪老巢

1950年，当我军贵州省东部剿匪部队已歼灭以史肇周为首的“黔东北反共救国军”的匪徒时，有一处名叫李家寨的土匪老巢仍在招兵买马，企图与解放军进行最后的对抗。

李家寨位于黔北水县南部的黄泥尚乡，与仁怀、赤水两县交界，海拔1400多米高。山寨的建筑面积约2500余平方米，共有3道防护墙，墙厚1.5米、高10米，寨门厚33厘米，门上钉有铁皮，寨外有许多挂刺附在墙壁上面，真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李家寨寨主李德三本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头，被卢杰控制后只得听命于他，并在山寨建立了“兴隆反共委员会”，任命李正开等人为委员会成员。他们暗中操纵黔北附近土匪，并组织起了土匪帮的“办事处”。

1950年3月下旬，“兴隆反共委员会”主任李正开与附近的土匪帮联合起来，准备攻打仁怀县城。

他们一路走一路扩充土匪武装，还搬出一门需要10多人才能抬起的大炮。

李正开带领的土匪帮刚刚到达水坝，就被县城得到消息的解放军部队拦击。当下，土匪们便吓得屁滚尿流、纷纷逃回李家寨避难。

1950年8月中旬，我人民解放军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准备正式攻打李家寨。他们先后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给李家寨的土匪们送去劝降信，但均被“兴隆反共委员会”主任李正开以各种方式稳定了土匪们的“人心”。

我解放军战士登山侦察敌情，最后确定，只能采用炮攻的方式才能将寨中土匪一一消灭。

25日上午，解放军在离李家寨大门左、右约400米和500米的地方，以一门平射炮、一门八二迫击炮和六○迫击炮，构成了一个锐角三角形的炮兵阵地。

12时，这3门瞄准寨门的大炮同时开火，顿时，震天动地爆裂的炮弹炸得土匪鬼哭狼嚎，血肉横飞。

随后，我军的冲锋号响彻云霄，战士们分别从南门的左右沿山埂冲上，到南门汇合。

下午14时，土匪老巢李家寨被解放军攻克。

释放“贵州女孟获”

1950年12月，贵州军区剿匪东集团在黔东“铁壁合围”取得了“长紫惠铁壁合围”的重大胜利。

土匪程莲珍跟随其夫兄罗绍铨股匪仓皇逃入长顺、惠水两县交界的提篮洞。

该洞深藏于崇山峻岭中，孤悬于一壁绝岩上，仅有一条狭窄小径与山后“提篮寨”相通，因外形酷似竹篮，故名曰“提篮洞”。

据当年曾被迫为匪、参与据守该洞的罗福斌老人介绍说：

我们当时都不敢进洞。听说陈大嫂坐在洞内，我们才钻了进去。解放军在火力掩护下，冲过田坝，向洞口发起攻击。就像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一直打了3天。解放军到最后用绳子吊着炸药包放进洞内，炸垮洞壁，下面的部队也冲了上来。程莲珍的丈夫罗绍凡吓得直发抖，说：“死罢喽！”罗绍铨提着枪说：“顶住，准备突围”。程莲珍呢？她已说不出话了，像打摆子一样。

后来，他们迷惑了解放军，在洞里放了一把火，又朝寨子（提篮寨）里打抢，解放军的进攻速度慢了点。就这样，程莲珍他们一些人从左侧的绝壁森林里钻出去，跑掉啦！

1922年，程莲珍出生于贵州长顺一个名叫中院村旁边寨的偏僻山村，20岁时嫁给了惠水县富户陈正明，从此人称她为“陈嫂”。

1950年3月，正是“黔南反共救国军”横行的时候，程莲珍奉命攻打惠水县城。但却其因担心有诈而比其他的匪徒们晚去很长时间。因此，她所带领的土匪部队无一伤亡。而她的名气也在这个时候大了起来。布依、苗、彝等各村寨以讹传讹，将她传成神机妙算、刀枪不入的女奇人。

程莲珍侥幸漏网后，上级曾明确指示剿匪部队一定要抓活的，使她得以有脱逃的机会。特别是到了1952年尚未抓获，当时负责搜捕指挥的安顺军分区一名副司令在久捕未果后，曾主动向上级单位引咎请辞，她的名声就更大了。

1953年初，有土匪供称：曾亲见她独自一人活动于这一带。寻着蛛丝马迹，追捕队赶至贵定县水田坝一位名叫韦汤粑的苗民家中，有人曾亲眼目睹程莲珍参加过他家的苗家节日“上会”。

追捕队员开口即问：“10月16日和你来的穿阳单布、戴细斗笠的那个女人到哪儿去了？”

韦汤粑说：“她去龙里县草老铺韦万书家啦。”

追捕队又赶龙里县。程莲珍果然匿居于此。

追捕队赶到后，进行查访，并介绍了程莲珍的长相特征。乡政府的同志告知“草老铺韦万书得了一个女人，很漂亮。”

一天夜里，程莲珍兴冲冲地从别人家吃罢饭回来，还轻吟着布依山歌。

追捕队员陈凤美用电筒往她脸上一照，随即上前一步，将她紧紧抓住。

“你为什么抓住我？”程莲珍蓦然一惊，大声地反问道。

“你是程莲珍”，陈凤美肯定地说道，“你是匪首程莲珍，‘陈大嫂’。”

“你是什么人？”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程莲珍顿时瘫软下来，当晚押往龙里县公安局。

次日，解送贵阳。陈凤美由此荣立了三等功。

面对一片“杀”的呼声，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亲抵贵阳，捧出“尚方宝剑”：“毛主席有指示，不能杀！”

程莲珍被关在牢里，自以为必死无疑，她终日以泪洗面。但这一回，一代伟人改变了她的命运。

1953年5月，李达参谋长特地从重庆赶赴贵阳。临行前，当时的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交待说：“一定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传达到毛主席的指示，妥善安置好陈大嫂。”

在省委书记苏振华的套间卧室里，李达和苏振华进行了谈话。

苏振华问：“程莲珍民愤大，下面的人要求杀！”

李达说：“毛主席有指示，不能杀！今年3月下旬，我从朝鲜回国，毛主席接见我，我汇报了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情况，专门谈到了程莲珍的问题。我说，主席，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毛主席一怔，然后将烟掐死在烟缸里，大手一挥立即打断我的话，‘不能杀！’他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于七擒七纵。我们擒了陈大嫂，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不久，贵州军区专门发了份红头文件《关于释放匪首程莲珍的指示》。

1953年6月5日，在惠水县城关镇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法院院长宣判，当场释放了程莲珍。程莲珍由此而被人称为“女孟获”。

陈大嫂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政府会放她，她擦去感激的泪水，发誓要报答毛主席的救命之恩。

被放了没几天，她就到为匪时经常活动的惠水、长顺交界地带，找到那些没有投案的土匪及家属，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还三番五次钻进一些土匪藏匿的山洞，面对面地劝降。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2名匪徒在陈大嫂的动员劝说下向人民政府投降。

有几个号称“八大金刚”的匪首，特别凶狠狡猾，群众说他们杀人就像杀鸡一样，连眼皮也不眨。尤其是岑正学、陈老毛、陈登安三个人，拒不投降，陈大嫂动员他们家属去劝降多次，均未奏效。于是。她带着部队进山搜剿，将这三个顽匪一一击毙。

元阳消灭土司匪特

正当云南省剿匪工作在许多城市、乡镇连连获胜之时，云南省元阳县却传来剿匪工作屡屡受挫的消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这样的。

云南省元阳县是哈尼族人聚居的一个地区，1950年2月，元阳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政府规定废除本县1000多年一直流传下来的土司制度。

所谓“土司制度”就是指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用来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其意在于笼络藩属，政治上巩固其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纳贡。因此，他是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压迫少数民族的制度。

土司制度的废除使得元阳县的土司们个个担惊受怕。于是，由陈保生带领的土匪，在新政府所在地新城对面的村子和路上，进行了多起抢劫活动，被抢的都是些拥护政府的群众。

为了稳定形势，县城驻军三营营长乔敬安同志率领百名解放军来新城驻扎，以确保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遗憾的是，几个月过去了，由于敌人经常神出鬼没、暗中袭击，使得驻军的三营战士们伤亡不少，同时当地的民兵一部分也投降了土匪。

接下来，土匪们得势更猖狂，金平、元阳、红河等县的土匪头子贺光荣、白永清、朱应光、董家国等，及土司团长黄金祥带领其土司6人，同国民党特务相勾结，结成了反革命联盟。他们打着“反共救国军”、“人民自救游击队”、“江外联防救国军”等反革命旗号，蒙蔽和裹胁一部分不懂政策的土司头人及其随从人员，并组织了上千人的队伍，疯狂地围攻元阳县城新街，妄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江外反共基地”，实现其反革命的梦想。

在这危机关头，县工委、县人民政府和当地驻军及各族基干队和民兵共约1000多人，在新街附近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击退了土匪们的多次进攻。另一方面，我军第三十八师徐副师长接到消息后，快速抵达元阳参加到战斗，一天的激战下来，终于取得了新街保卫战的胜利。

有关同志总结了前段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组织工作队到附近村寨宣传剿匪胜利形势和方针、政策，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发动各族群众组织“防匪自卫，保家护产”的联防武装。各村各寨站岗放哨，查路条，配合解放军剿匪、搜山，起到鼓舞士气、巩固阵地、搜捕残匪的作用。

一次又一次攻打土匪的斗争胜利了，然而，没有驻扎解放军的地方却依旧不断地遭到土匪们的袭扰。匪徒们跟我军战士们玩起了运动战，只要我军一出击，他们便躲藏起来，等我军一撤退，土匪们便又开始骚扰群众。

1951年4月下旬，中央访问团到元阳做了调查时指出：边疆地区敌我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三大矛盾交织在一起，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克服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彻底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尽量缩小民族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土匪、特务。

对土司头人，要实行“三要”、“五给”的政策。

三要是：拥护共同纲领，拥护人民政府；反帝、反蒋、反匪特；为人民服务。

五给是：保护生命财产；承认土司制度；不收缴其武器；经济上给一定供给；既往不咎。

之后，元阳的剿匪工作逐步走向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