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镇反再掀高潮

• 刘少奇说：“对于经过宽待争取而仍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必须处以长期徒刑以至死刑。”
• 罗瑞卿说：“要迅速开展反革命分子的登记工作，争取为全国的镇反工作树立典范！”
• 朱德说：“新中国的司法工作，应以共同纲领为依据，主要任务是向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罗瑞卿在北京领导镇反

1950年3月28日，刘少奇在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关于皖南军区破获匪特案件通报上明确批示：

近来各地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有些不够，这样就会鼓励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经过宽待争取而仍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必须处以长期徒刑以至死刑。此点望公安部及司法机关即向各地发一指示，请董老与罗瑞卿同志拟一指示发出。

公安部长罗瑞卿迅速向各级公安机关发出指示：

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宪兵等采取限期登记自首的政策，在于解散反动组织，禁止他们的反动活动。

罗瑞卿严格强调：政策要有界限，党团骨干只登记区分部委员以上人员，以免打击面过宽：对服从登记、坦白罪恶、交出名单、武器、通讯器材的，一般不予逮捕；对抗拒登记或登记后继续从事反动活动者，则逮捕管训，以“教育多数，打击少数”。

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的首都。党中央对北京的镇反斗争非常重视，命令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北京地区的镇反工作。

公安部长罗瑞卿迅速赶到北京市委，他斩钉截铁地说到：“要迅速开展反革命分子的登记工作，争取为全国的镇反工作树立典范！”

北京市党、政、军、群部门都非常清楚，只有肃清了北京的反革命分子，全国才能稳定。

据敌伪档案材料，仅北京市原有形形色色的特务分子就达8000余人，反动党团各分部委员以上的5000余人，严重威胁着北京的安全。

在公安部的直接领导下，北京市公安局首先拟定了布告和登记办法，印发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概况》、《三青团北平支团部概况》，以及驻北平特务机关、宪兵等资料，让做登记工作的干部、民警熟悉和掌握。

在开展登记工作前，分别召开各种会议，如干部会，各行业、高等学校领导人座谈会，积极分子会。以及群众动员大会等，做了广泛深入的镇反宣传工作。

北京的镇反斗争为全国的镇反运动创造了经验，树立了榜样。北京的镇反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全国相继掀起了镇反运动的高潮。

周恩来、沈钧儒发出指示

1950年6月6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指出：

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

……

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不反对我们。

为贯彻落实七届三中全会关于镇反的精神，加强对镇反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

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成立人民法院的决定。同时决定，由著名法学家、民主人士沈钧儒先生担任人民法院院长。

人民法院迅速开展工作，于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其中指出：

……

一、对一切手持武器，聚众叛乱的匪伙，必须坚决镇压剿灭，并将其主谋者、指挥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判处死刑。

二、对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杀害公职人员和人民，破坏工矿仓库交通及其他公共财物，抢劫国家和人民的物资，偷窃国家秘密及煽动落后分子反对人民政府的一切活动、组织或谍报、暗杀机关，应彻底破获并逮捕其组织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判处死刑或长期徒刑。

三、对怙恶不悛的匪特分子及惯匪，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死刑。

四、凡勾结、窝藏上述各类反革命匪特、惯匪，而情节重大者，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

所有上述各项反革命案件，经当地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判处死刑者，其批准手续，在新解放的地区，由省人民政府主席或省人民政府授权之当地专署以上首长批准后执行。在华北、东北及西北老解放区，由省人民政府或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主席批准后执行。在中央或大行政区直属市，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及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主席批准后执行。上述各项重要反革命分子之判决死刑者均不得上诉。

所有上述各项反革命案犯的处理，均应切实调查证据，认真研究案情并禁止刑讯逼供。在实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中，亦应防止乱打乱杀。如发生此种情形时，应予迅速有效制止，并查究责任，依法处理。

各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地区有关反革命分子挑拨的民族冲突事件的处理，应按具体情况妥慎决定，并及时请求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

这一带有法规性、政策性的指示，成为镇反斗争的又一有力武器。

7月26日至8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和法制委员会共同组织召开了首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中央领导到会对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及基本路线作了明确的指示。到会的中央领导都相继发言。

全国各地遵守中央指示，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反斗争。这一时期的镇反斗争，主要集中在剿匪上，严厉打击全国各地顽固的土匪反革命分子。

制定抓、杀、管的标准

特别是在1950年10月以前的大半年中，随着镇反斗争的节节胜利，各地政府、军队对镇反表现出麻痹大意来。在全国许多地区，不同程度地普遍地发生了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对反革命分子是重罪轻判，该杀的不杀，该捕的不捕。

这一现象，引起了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高度重视。

1950年5月初，彭真立即起草了《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必须纠正》的报告，迅速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中央随即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中央授权彭真同志作《关于镇压反革命和惩治反革命条例问题的报告》。

彭真在报告中指出：

人民责备我们“宽大无边”、“有天无法”，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人民政府什么都好，就是对坏人这样客气，看着坏人残害老百姓，不给老百姓作主，不好”。有的工人义愤填膺地质问干部说：“看！我们竞赛几个月，特务放一把火就完蛋了，再不镇压，说什么我们也不竞赛了”。有的说：“政府睡着了”，“连敌我都不分”。有的人说政府“姑息养奸，贻害人民”，“简直不像个人民政府的样子”。

接着，彭真在报告中科学地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为什么又发生宽大无边的偏向呢？这是因为在干部中存在着许多混乱的思想。

由于党内的右倾镇反方式，助长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特别是在美帝国主义者发动侵朝战争之后，国内各地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更加猖狂地活动起来。以为他们梦想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于是纷纷出洞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明目张胆地向人民进攻。妄图配合美帝侵朝战争，里应外合地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一时间，黑云滚滚，天昏地暗，一派杀气腾腾。铁路、桥梁、工厂、矿山等，被土匪特务公开破坏。

在新解放区，有些地主以“蒋介石来了要杀头”来威胁农民，破坏土地改革，乘机向农民反攻倒算。

有些地方，村干部和农会干部被土匪杀害。农会干部一次被杀10多人者有之，一村的农会会员被杀40人者有之；有的为人民解放军运输军需粮草的民工，也整队被杀，尸体也被抛在荒郊野外，惨不忍睹！在许多地方，充满了恐怖的气氛。

北京市电车公司的工人，突击几个月生产出约50几辆电车，被特务分子放一把火全部烧毁了。

在广西境内，在1950年一年内，反革命分子就多次组织暴动，残杀了大批革命干部和群众，焚烧房屋若干间，抢劫耕牛几十万头。反革命分子是血债累累，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至于生产、建设和多种物资财产被反革命分子破坏的，更是难以用数字计算。反革命的嚣张气焰真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各地反映反革命分子猖狂破坏活动的材料，纷纷报到中央，送到了毛泽东的案边。

毛泽东看到报上来的材料反映：抗美援朝的军用物资被反革命分子烧毁，干部被反革命分子残忍地杀害，他内心十分气愤，觉得问题非常严重。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不少批示中都强调，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打击。只有杀一批反革命分子，“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因此，“应当放手杀几批”。

毛泽东约见公安部长罗瑞卿，他对罗瑞卿重重地说道：“不镇压反革命分子，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我们必须下决心，搞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以伸张民气。”

1950年10月10日，发布了《中央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指示》（简称“双十纠右”），指出：

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和彻底消灭蒋介石残余匪帮，为了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巩固与发展中国人民的胜利，“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死不悔改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必须对于一切“继续进行反革命”的分子，“予以严厉制裁”；“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

“指示”提出，对于在前一个时期内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宽大无边”的这种右的偏向，必须采取步骤，加以克服。

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第一，各级党委，对于已被逮捕及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应即领导与督促主管部门，根据已有的材料，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经过审慎的研究，分别地加以处理。对于首要的、死不悔改的，在解放后特别是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应加以镇压。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登在显著地位），并采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对于罪恶较轻而又表示愿意悔改的一般特务分子和反动党团的下级党务人员，应即实行管制，加以考察。这些分子如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则应予以严厉制裁。

第二，对于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组织和特务间谍分子，必须予以严厉的打击。已逮捕者，应分别情况，依法惩处。未逮捕而有证据或有重大嫌疑者，应依上级指示，予以逮捕。

第三，关于反革命案件的检查，应由检察、公安部门负责。其审判，仍由人民法院或军管会军法处负责。目前法院工作，应以处理反革命案件为重点。

“指示”还规定各级党委必须限期向中央作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专题报告。

10月中旬，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公安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对于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做了部署。

《人民日报》在头版也发表了《对反革命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的长篇社论。

于是，各地党委、各级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双十纠右”的指示精神，迅速纠正了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

广西曾经是匪患较为严重的省份。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犯了惊人的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不杀匪首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以致匪祸猖獗，达到了极点，土匪越剿越多，成为全国各省中剿匪工作开展最差的一个省，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毛泽东接连三次直接打电报给广西地区的主要领导，要求迅速扫清匪患，镇压反革命。

广西军政领导迅速纠正右倾错误，正确地执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同时党政军民之间积极配合，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歼灭了大批土匪，杀了匪首惯匪及其他首要分子3000余人。除个别地区外，全省土匪气焰显著下降。

1951年1月23日下午，由中国共产党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叶剑英亲自挂帅，在广东各地担负剿匪任务的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四十四军、四十五军在各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突击在广东全境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逮捕，共逮捕各类大小匪首及部分恶霸、特务万余名，杀掉了几千名，基本打掉了土匪的嚣张气焰。

在毛泽东和中央的直接指示下，全国各地相继取得了镇反的初步胜利。

毛泽东批示必须稳、准、狠

1950年12月19日，在中南海的丰泽园，空气显得异常凝固。在毛泽东书房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厚厚的来自全国各地、大军区有关土匪发动暴动、骚乱的告急电文、报告、材料。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翻阅着那大堆的文件。他看了一会儿，烟雾渐渐散去，他望着窗外，陷入了深深地思索之中。

自从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地展开以后，身居北京的毛泽东运筹帷幄，密切注视着这场运动，指挥着这场全国范围内的重大战役。

为了指导这场运动正确进行和胜利发展，毛泽东起草和批阅了一系列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文件和指示，制定了一套正确指导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方针和政策，并在许多地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就在这时，秘书急匆匆送来了一份沉甸甸的报告，潜意识里他觉得这是一份非常紧急的文件。毛泽东很快地点燃了一支香烟，习惯地用手解开衣服上面的两颗纽扣，仔细地阅读着这份报告。他那宽阔的前额渐渐开始紧锁了，目光也变得越来越锐利。

这是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以及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于12月7日写的一份镇反综合报告。

报告上写着：

湖南全省执行中央十月镇反指示以来，镇压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大多数人是拥护的。这个坚决行动，打掉了敌人气焰，鼓舞了群众斗志，清醒了干部头脑，收获极大。但目前个别地方发生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下面干部劲头很大，如果继续坚决而猛烈的镇压下去，杀人将很大的超过中央规定的限度。今后，采取目前猛烈办法，一定会发生混乱，引起全局紧张，孤立自己。因此，在镇反工作正处高潮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策略，与反革命进行斗争要做到有准备、有重点、有分寸。

毛泽东觉得，黄克诚同志之所以提出这个意见，与湖南当时的具体情况有很大的关系。

中共中央发出“双十纠右”指示以后，湖南省委结合本省实际，立即部署和开展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初始阶段，对中央的精神进行层层地传达贯彻，大张旗鼓地宣传，放手发动群众，纠正了对反革命过于宽大的右的倾向，使运动很快形成高潮。全省各地有计划、有准备、有声有势地依法搜捕了一大批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使那些公开暴露的敌人受到应有的镇压，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很快被打了下去。对群众的威胁除掉了，他们拍手称快，情不自禁的高呼“又一次解放”，大胆地站出来控诉、检举和捕捉反革命分子。

但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出现高潮后，产生了“左”的偏向，一些人劲头十足，不注意策略，难以遏止，开始出现草率捕人杀人的现象，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当黄克诚察觉了这一问题后，经过多日的思考，毅然作出决定，会同邓子恢，即报告了中央，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阅读完报告后，提起笔在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他指示秘书，迅速回电黄克诚，并转告邓子恢：

12月7日的综合报告收到，很好，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

这就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及时提出的“稳、准、狠”的方针，这是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全套策略问题，对于保证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和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1951年1月17日，同样在中南海丰泽园的办公室，毛泽东接到中南局转来湘西四十七军的一份《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他翻阅着报告，提笔在报告上这样批到：

在湘西21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认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只要不杀错，又注意策略（事先事后向各界人民多做宣传解释工作，注意时间地点，分期分批，分军队地方等等），对于真正的匪首恶霸及坚决的特务分子，必须在人民群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坚决地处以死刑。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所谓打得稳，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毛泽东迅速将批复电报递给秘书，叮嘱马上转给中南局和湘西四十七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