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南镇反运动

• 毛泽东要求广西地区在6个月内务必将全省的主要匪患全面清剿。
• 陶铸把过去人们认为的“赶不完，杀不绝的盗匪”的局面彻底改变。
• 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误解为“片面宽大”，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

叶剑英、陶铸广西剿匪

1950年10月中旬，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以及两广军政首脑，一同接到了从中南海发来的电报。

这封由毛泽东亲自口述的电报，主要强调的是剿清广西匪患和增强广东兵力的问题。

电报指出：为对付台湾匪帮可能向广东发动的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广西必须提前剿清匪患，以便从广西抽调一个军支持、增援广东。

同时，毛泽东认为，广西剿匪工作是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做得最差的，要求司令员兼政委的叶剑英同志亲自前往广西帮助完成剿匪工作，一直到广西匪患平息以后才能返回。

为此，毛泽东还要求广西地区在6个月内务必将全省的主要匪患全面清剿，以便于在第二年的5月1日之前可以从那里调出一个军队去支援广东的剿匪。

一个月以后，到达广西的叶剑英刚刚为广西方面的剿匪工作做了部署后，便又接到了毛泽东发来的紧急电报，电报中毛泽东指出叶剑英不能在广西待留很长时间，要他立即前往广东，那里的剿匪任务也同样重要。

毛泽东还从中南局派出政治部主任陶铸，任命他为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去继续完成叶剑英在广西的剿匪任务，要求他必须将广西的匪徒们全部的清理完毕以后，才能再次回到中南局。

陶铸一上任便在广西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争取在半年内消灭广西全省的土匪》的动员报告。

陶铸要求，全广西上下动员起来，借鉴别的军区剿匪经验，群策群力，努力完成中央下达的半年内剿灭土匪的任务。同时还指出了在镇压工作当中右倾偏向，要求广大干部加以克服，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要做到稳、准、狠。

在陶铸的主持下，广西军区迅速调整了剿匪的方针政策，在军事上实行集中兵力，正确执行了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方针政策，并部分地结合了反匪霸的群众斗争。同时，党政军民四者之间积极配合，在剿匪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陶铸主持剿匪工作在不到70天的时间里，就消灭土匪5.5万余人，极大地打击犯罪分子，显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使善良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一时间，广西全境除个别地区外，土匪的士气显著下降，工人、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得到了一定的保证。

年底，陶铸就广西剿匪工作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及毛泽东作了汇报。

陶铸总结了主持广西剿匪工作的两条基本经验：一条是做到了更集中兵力与更好组织党政民财力量的配合；另一条是镇压、收枪、反霸、地方武装建设等几项政策更加明确，执行得更好。

毛泽东迅速回电，认为陶铸的报告总结写得非常好，并将报告转发给其他各大军区主要领导学习借鉴。

到1951年2月底，陶铸同志已经基本上将广西全境内的大股匪徒们全部消灭。

此后，剿匪工作进入了分区剿匪的阶段。

然而，由于广西解放较晚，人民政府和基层党组织建立时间不长，有些地方匪患猖獗。虽然广西各地基层政权和党组织相继建立和恢复，但是由于时间紧促，没有办法从当地立即培养出一大批得力的地方干部，而没有干部，分区剿匪工作进行起来就非常的困难。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陶铸从留在广西的四十九军、二十一兵团以及地方部队中抽调大批干部支援地方。为此，他曾多次召开相关会议，并传达和下发文件，明确分区剿匪的主要任务，就是清匪，起枪，捉拿捕杀匪首、恶霸、特务、减租、退押、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地方武装。

同时，陶铸还要求各级干部要将此数举并重，积极发动群众，完成好各项任务。

会议结束以后，陶铸同志亲自下到基层检查工作，积极与基层搞好关系，总结他们在剿匪工作的经验，帮助他们找出不足，提出指导性建议。

在他的积极指导和督促下，广西各地在剿灭大股土匪后，剿匪工作仍没有被忽视。各级党军政机构一如既往坚持对土匪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把过去人们认为的“赶不完，杀不绝的盗匪”的局面彻底改变。而一些潜逃到城市隐藏起来的土匪头子、农村的恶霸豪绅，也纷纷在城市中落网，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中南剿匪的序幕是在解放战争“隆隆”的炮火声中拉开的。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虽然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被彻底摧毁，但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大陆遗留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这些反革命分子十分猖獗，尤其是在西南、华南这些解放较晚地区，反革命破坏活动更为严重。

广西地区，反革命分子网罗各种反动力量，组织各种反革命武装，妄图与人民政府对抗到底。他们组织暴乱，袭击和围攻我县、区、乡人民政府，暗杀革命干部，造谣惑众，制造混乱，破坏交通，烧毁民房，抢劫粮库、粮站，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据相关资料记载：自1950年底到1951年5月之间，广西方面的土匪特务组织暴乱高达52次，袭击区乡政府共247起。土匪活动最严重的时候，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地破坏，致使工人不能做工，农民不能耕种，商人不能经商。

广西的党政军民，面对严重的暴乱现象，采取一系列的打击行动，消灭了一大批土匪武装，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由于一些人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偏差，在理解政策时，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误解为“片面宽大”。因此对反革命活动镇压不力，导致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得不到镇压，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这种做法也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为了打击中南地区的广西、湘西的匪暴势力，保护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中南局在5月10日出台了《应付土匪临时办法》。

该办法摘要如下：

一、在执行有重点的剿匪方针的阶段，因我兵力不足时暂时撤出的广大地区。撤出前，均应布置较不反动的中间人士、士绅出头临时代以维持秩序，成立以他们为核心的临时政权。所建政权的性质，自然仍以使其实际上尽可能靠近我为最好。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布置，那么，我军部队和我各级地方政权一旦撤走，在这些地区复又为土匪所占领之后，除了坚决为匪的反动分子外，则将无人敢于出来办事，而使这些地区全都成为无政府状态，或只有任由土匪建立他们的反动政权，将使这些地区人民群众遭受巨大的破坏和损害。这将极不利于我们再收复这些地区。并且，将来我们再收复后，工作也将会遇到极大困难。

二、若是一县之中所放弃之地段（较少放弃地），亦设法布置群众。在我撤出后无力保护管理的这一阶段，建立群众自己的临时组织，达到群众自我管理自我保护之目的。并且，也应允许他们暂时向土匪应付一下，只要不是真心通匪、资匪。但是，凡是在我收缩其兵力确保占领的地区（即腹心地区，中心城市），则要坚决防止和肃清这种现象，要教育群众起来协助和配合我军积极开展一切消灭土匪的工作和战斗，不得允许有任何向土匪作妥协甚至严重者暗中资匪通匪的现象存在。

以上这种临时应付办法，经一些地区实践证明，不仅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希望，而且，也为地主阶级的大部分所拥护，不失为我们撤出所有这些地区后一积极的过渡性方案。与此相反，致使大批群众携家带口，被迫逃亡外地，这些地方的生产等方面也遭受严重损失。这种情况，目前在一些地方也已发生。

这个方案只是中南诸多剿匪方案的一个侧面，他充分地说明了形势的严峻。这虽是权宜之计，但在当时情况下却是一个最为积极的方案，他为解放大军此后全部干净消灭这一地区土匪争取了时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剿湘西土匪老巢

中南地区剿匪工作从1949年6、7月正式开始。华中局和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先后抽调10个兵团部、12个军部、1个纵队、46个师，以划区包干的办法，对其地区的土匪展开大规模的清剿。其中，第四十六军和第四十七军两支部队分赴土匪猖獗的湘西、湘南地区开展重点进剿。

蒋介石在退出大陆前，曾亲自写信要湘西匪首陈子贤“坚持游击战争”。他还指示湘鄂川黔边区军政长官宋希濂，将湘西地区的大股土匪武装整编成3个暂编军、12个暂编师，将一批匪首委以“司令”、“军长”、“师长”等职务。1949年7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又带着10万银元和大批枪械亲赴芷江，收买湘西土匪，为他们打气，妄图变湘西为“反共游击根据地”。

8月初，湖南省成立了由十二兵团兼并的湖南军区，并下令由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军西南剿匪。

9月，经湖南军区领导研究决定，为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剿匪的顺利进行，命令我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十二团的战士们，正式开始攻打湘西匪徒。

随后，第四十七军军长安排了一三九和一四一两个师的战士们首先进入常德一线，歼灭了盘踞在湘西大庸的国民党正规军一二三军部队。

一个月以后，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大军由常德、桃源地区，沿湘黔公路和沅水两侧南下，一路上歼灭土匪共8000多人，并解放了沅陵、辰溪、怀化、麻阳、芷江、溆水、会同、靖县等10座县城及官庄，榆树湾、浦市、高村、江口、烟溪、底庄、安江、洪江等市镇，打通了湘黔、湘川两条公路线，为四川和贵州的剿匪工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同时，我第四十七军随即进入沅陵，成立湘西军区，先后收降了“绥保守备司令”聂鹏升以及暂编第一军副军长汪援华等部一共两万多人，为后来的镇压陈渠珍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至于很快地将湘西地区的匪患局势稳定了下来。

但是，这种稳定的局势保持的时间却并不是很长，因为自四川方面的匪患局势严峻以后，我第四十七军就奉命赶去四川支援。部队刚一走，湘西的残匪们便又趁机胡作非为了。

后来，湘西军区派出其直属队和一四○师多次对残匪地区进行围剿，先后几次歼灭敌人1700多人，但大部分湘西地区仍然被土匪们盘踞占领，斗争形势还是相当地严峻。

1949年12月12日，中南军区发布了《关于1950年上半年剿匪作战给各省、各剿匪部队的指示》，确定第二年的剿匪任务是以清剿匪特、巩固治安、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为各省、各剿匪部队的中心任务，提出了上半年肃清土匪帮会，下半年肃清散匪作为奋斗目标。

1月，湖南军区召开了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指出：剿匪是当前的中心环节，必须动员全省人民协同部队迅速消灭土匪。军区决定以三十八、四十六、四十七军和二野驻湖南的一一四师，以及湖南地方部队共20多万兵力投入湘西剿匪。

会后，我军第三十八、四十六、四十七军和二野战军一一四师等20多万官兵们，先后对八面山、长田湾、芷江、怀化、黔阳、边区、麻阳、古丈、兴隆场、大庸、永顺、桑植、边区、江垭、武岗之匪徒们展开多次大合围作战。

3个月过去了，一共消灭敌匪2.2万多人，为湘西8座县城及其乡镇迎来了再次的安宁。

1950年4月初，根据中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精神，湖南军区又召开了剿匪工作会议，总结了前一段剿匪工作，决定暂时放弃湘西边缘地区的进剿，以湘西的大庸、永顺、保靖以南，会同、黔阳以北，凤凰、麻阳以东等为下一阶段的剿匪重点地区。

会议结束后，第四十七军等部再次对湘西地区的土匪们进行了大规模会剿。至6月底，相继剿灭暂编第二、第四师等土匪1.5万多人，活捉暂编第一军军长陈子贤等土匪头目。

至此，湘西地区的大股土匪基本被剿灭。

围捕湘鄂川黔土匪

1950年，湖南军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解放军一四一师在八面山打响了湘西合围剿匪的第一仗，也是整个湘西合围中最为激烈的一仗。

八面山位于湘西龙山县西南角，在湘鄂川交汇处。南北长达45公里，东西宽15公里，山势自东北向西南倾斜，东至内溪、长潭，西到四川西阳，南至里耶，北至融咱果。山势拔地而起，最高海拔1414.5米，山顶是块几平方公里宽的平地，四周均是悬崖峭壁，仅有几道岩梯可以上山。

在八面山的半山腰上有大小岩洞320多个，其中最为有名的是燕子洞、零风洞、高王洞等洞府，为土匪们组成了天然的匪窟。

1950年1月初，国民党四川西阳专署专员庹贡庭、国民党暂一军军长陈子贤、暂十二师师长师兴周、暂十师师长翟波平等人向蒋介石拍电效忠，宣称“八面山是大陆上的小台湾”，“共军想打下八面山是不可能的”。

1月8日，解放军一四一师，在离川返湘途中，接到军部“进攻八面山，消灭师兴周，打好湘西剿匪第一仗”的命令，部队马不停蹄地向里耶集结。

陈子贤一接战就逃往了四川，只有师兴周率1000多名余匪逃上八面山。

几天里，一四一师的四二一和四二二团分别进至八面山下的内夕棚地区和大、小岩门，形成对八面山南北夹击态势。在发起进攻前，剿匪部队准备了大批软梯、绳索和长杆挠钩，并反复研究和演习爬岩攻洞的战术。

19日，攻山战斗正式打响。我攻击部队巧妙地避开了土匪把守严密的大门，从大小岩门之间的悬崖峭壁上用钩杆和绳索爬上了山顶。次日凌晨，我攻击部队出其不意地攻上了八面山，消灭了把守路口的土匪，然后包围了土匪指挥部所在地燕子洞。

燕子洞是八面山战斗的最后一战，洞口在悬岩处，并排4个洞口，第一、二、三洞互通，洞内有大岩坪、阴河，设有岩卡，巷道无数。3天后，四二二团一部包围了洞口，先用机枪封锁，再用炮轰，洞口卡门被摧毁，土匪仓库着火，匪众窜入洞内。他们在这天的深夜，沿着燕子洞的暗道，从悬崖绝壁上乘软梯纷纷逃走。

师兴周带领的人马一离开八面山，立即向四川境内逃窜，他没想到在四川边境又遭到了人民解放军的阻击。师兴周只好抱头鼠窜地又逃回了八面山，可此时的八面山已经全部掌握在人民解放军的手中。

1950年冬，师兴周东躲西藏，走投无路，被迫投案自首。这个湘西称雄最久，势力曾一度最大，影响最深的土匪头子，终于向我人民军队投降，低下了罪恶的头。

三湘重点进剿土匪

1950年3月，就在我军合击张平匪部、追得他四处逃窜之际，四十七军军长兼湘西军区司令员曹里怀等领导，接到了湖南军区剿匪工作会议中下达的“放弃湘西边缘地区的进剿，以湘西的中心区，常德的太浮山区，邵阳的武冈、龙山、板子山地区为进剿重点”新的剿匪计划。

这里所说的湘西中心区，就是指在大庸、永顺、保靖以南，会同、黔阳以北，凤凰、麻阳以东的中心地区；常德主要需要进剿的太浮山和桃源地区。

4月15日，负责进剿湘西中心的曹里怀，指挥其部下四二二团和四二三团的战士们，首先攻打率残部潜藏在永顺县云岩山五连洞的国民党暂四师兼旅长李兰初匪帮，以最快的方式打响湘西中心进剿工作的第一仗。

攻下李兰初匪帮后，四十七军又在曹里怀司令的带领下，分别由四二一团、四二二团、四二三团，成功地进剿了永顺塘坊坪匪帮，永顺县东北塔卧匪帮，保靖县匪帮，大庸沙坝地区匪帮，桑植、大庸交界地区匪帮等。

紧接着，曹司令依进剿计划，要求其各部队按划分地区驻点进剿。

同时，湘西军区直属队和沅陵军分区约5个团的兵力，对分布在沅陵、辰溪、溆浦等县的土匪帮会和溃散土匪近8000人进行围剿和搜剿，每个团干净利索地消灭了一个县的土匪。

到6月底，共歼灭以周全福、彭玉清为首的匪徒共计5200多人。

与此同时进行剿匪的，还有会同军分区的四二○团以及四一九团的战士们。他们将兵力集中在晃县东部和在江、怀化、黔阳以及会同北部地区，对几股主要土匪实行围剿。

到5月下旬，四二○团以及四一九团的战士们经过30多次围剿，共歼匪徒4000多人，活捉了匪首陈通焕、杨作治等。

6月，湘西中心区进剿接近尾声，曹司令再次命其部下发动群众，进行反窝匪斗争，将散潜土匪彻底清除。

负责进剿常德太浮山和桃源土匪的指挥是湖南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接到进剿任务的文司令命令其部下分别以围剿的方式对这两个地区的匪徒们进行清剿。

到6月10日，四一四团一营以及常德军分区独立九团一营和渲县县大队14个连的战士们，共歼灭太浮山匪徒1300多人，基本肃清了太浮山地区的土匪。

随后，桃源地区也传来了共歼灭匪徒1200多人的胜利消息。

湖南军区将邵阳地区的进剿任务交给了我四十六军军长兼湘南剿匪指挥詹才芳。

詹才芳首先令四○八团，独立十五、十六团各一部，从板子山和金家冲地区开始围剿。

围剿成功后，他又暂留下一部分兵力在板子山驻剿，将其他兵力转向龙山岩塘地区，协同四一一团合击该地区以尹立言、匡国钧等人为首的匪徒们。

对武冈、城步、新宁地区的剿匪工作，詹才芳同志派出了一三六师的两个团和另外一部分战士对该地区展开围剿。

到6月底，邵阳地区共歼灭匪徒7500多人，完成了重点进剿的任务。

追歼广西的残敌

1950年，与湖南地区相比，广西全境的剿匪工作最大的成果就是瓦解、改编和收降了企图负隅顽抗的各路土匪。

1949年11月初，广西全境解放时，由于我解放军部队主要歼灭的是以城市为主的国民党主力部队，没有及时清理存留下来藏在乡镇中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土匪，这样一来，为广西以后的剿匪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

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在广西境内以完全公开活动的残匪们就高达200多股，共计人数接近10万。这10万人中有3万多人是广西匪特的主要力量，而这帮人其实就是国民党撤退前专门留下来的正规武装、行政人员和特务。剩下的6万多，一部分是反动的地主恶霸，另一部分就是专门以打家劫舍、作恶多端、危害人民为目的的土匪。

1949年12月9日，广西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随后分别在桂林、柳州、平乐、宜山、梧州、玉林、宾阳、武鸣、百色、龙州等10个地区建立10个军分区，并将主力部队地方化。在省军区的统一领导下，执行军事管制，协助地方建立地、市、县、区人民政权，维护革命秩序，筹粮支援前线，整编地方游击队，建立县区基本武装，协同主力部队继续追歼残敌。

1950年1月，广西省军区派出的剿匪主力部队一共有10个师加上1个团，连同地方武装共14万多人。他们是四十五军全部以及一五一师、一五二师、一五四师，四十九军全部，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三三五团。其中，四十五军和一五一师等3个师担任对宾阳、武鸣、梧州、龙州、玉林5个地区及柳州地区的3个县的剿匪任务，并负责镇南关、隘店、水口关、岳圩之线的边防守备任务；四十九军担任平乐、柳州、桂林3个地区的剿匪；三十九军一一五师担任桂、柳两地区之间的护路剿匪；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三三五团负责宜山地区之金城江、思恩地区的剿匪。

在这场追歼残敌中，广西省委、省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对敌改编的5条原则，采取以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打击和瓦解敌人，并发布了肃清匪特的布告：“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后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民党撤退前专门留下来的主要力量中的大部匪特放下武器，接受改编或投诚。

到2月底为止，广西收降改编的国民党部队共计1.4112万人。

击毙云山匪首熊扬鹰

1949年6月间，我大军横渡长江后，陆续由武宁至南昌间公路上向前挺进，我四十三军并曾驻扎于武宁至永修间的公路沿线上。

匪首熊扬鹰在我大军声威震撼之下，紧缩其力量于云山内地。

熊扬鹰系国民党军统局特务分子，解放前历任永修县伪保安大队长，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常备大队中队长等职，盘踞云山一带达10年之久，长期压榨人民，实行血腥统治，群众称之为“云山王”。

熊扬鹰将匪众紧缩云山内地后，一面以其一部向我假投降，企图迷惑我军，减轻对其压力，一面则强迫群众不准给我军带路，不准向人民政府缴粮纳税，并以小股匪徒，埋伏于交通要道、交叉路口等处，杀害我掉队人员，抢劫运输车辆等。

另外，熊扬鹰还在外地设立了联络站，与波阳土匪李逢春，九江土匪罗淇淦等，密切联系，相互呼应。

云山位于县与县交界地区的三角地带，山高林密，地形险要，多石洞，道路狭小而多岐叉，食粮困难，村落稀少，居民不多。

因交通阻塞，一般群众对外界情形非常隔膜，言语也较难懂。生活水准因受反动派长期统治，降至很低。当地群众因受土匪欺骗蒙蔽，对我军非常恐惧，故在我军初期进入云山地区时，每村仅有数名老弱残废守门，余均逃避一空，增加了剿匪的困难。

我以南昌军分区4个连及九江军分区2个连，共6个连的兵力，于10月18日，开始对云山围剿。

进入云山后，首先进行政治攻势和耐心地开展群众工作，争取群众纷纷下山回家，逐渐与我军靠拢，打烂了匪之通讯网，使其失掉耳目，并逐渐建立了我军的情报关系。

接着，部队开始向匪进剿，实行远距离的奔袭合围，并派小部队侦察搜索，组织群众搜山，捣毁土匪的茅棚窠穴，使其无可藏身之地。

至11月11日23天中，共战斗4次。盘踞云山之匪，除直属大队长马文宣带领残匪，漏网窜去武宁方向外，全部被我军歼灭。

匪首熊扬鹰在我军猛烈清剿之际，带领卫兵2名藏匿于山中的茅棚内，11月11日我四六八团四连战斗小组长盛德率领两名战士搜山。

盛德和两名战士发现熊匪正在茅棚内烤火，便冲入棚内，与熊匪搏斗。

熊匪的卫兵一看势头不好，马上弃枪逃去。

匪首熊扬鹰亦企图逃走，盛德不得不开枪射击，熊匪应声倒地。

为害人民10多年之久的熊扬鹰，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这次剿匪，我军共击毙熊扬鹰等以下10名，俘匪副支队长陈克桃等以下159名，缴获轻机枪3挺，冲锋枪3支，短枪10支，步马枪95支，子弹1300余发。匪大队长曾彪、涂元志等30余人投降，交枪21支，轻机枪1挺，稻谷万余斤。

消灭波阳“九路军”

1949年5月1日，波阳宣告解放。

此前的3月，匪首李逢春在波阳以旧军、政、警、宪分子为骨干，搜罗地方势力做基本力量，欺骗裹胁一部分受蒙蔽群众，拼凑了约1000人，组成所谓“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第五纵队”，对老百姓则诡称他们是“九路军”。并扬言要首先消灭解放军武力，其次摧毁区乡政府。

1949年6月中旬，鄱阳地委社会部对所属各县公安工作做出指示，要求行动起来，发动群众，迅速扭转被动局面。

同时，鄱阳地委自知波阳武装力量薄弱，便请示上级，调动人民解放军两个主力团，并配以邵阳军分区一个营和一个连的兵力，进行剿匪。

7月5日下午，浮梁军分区副司令员倪南山率领一个半连的武装力量进入波阳。

第二天，干部刘同清带领了一个排的战士到横涌坝剿匪。后来，战士们在猪嘴山大战一场，将匪徒们打了个落花流水。

接着，鄱阳军分区一个营的战士来到匪势最猖獗的石门等地歼击李逢春匪部；邵阳军分区另一连则趁机捉拿反动土匪头子以及反动会道门匪首。

面对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匪徒们十分惊慌。

为了给他们打气，李逢春带着“九路军”直属大队于7月27日攻打环连溪仓库。

可是，这次的“九路军”却没那么幸运。他们很快被来此进剿的解放军一顿狠打，最后大败而逃。

这时，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及宣传教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消除了他们的恐惧，纷纷起来检举揭发暗藏的土匪，迫使一些潜藏的土匪或潜逃，或向人民政府自首。

9月，李逢春等人唯恐部分投降土匪出卖自己，便于8日早上前往三头湾村企图逃跑。

非常巧的是，正赶上来此地巡逻的侦察队员，他们识破了李逢春的化装计划，当场将其捕获。

不久，“九路军”参谋处长牛重钦的残部被解放军四八二团围困于金轮山，经过战斗，全部被抓获。后来，都昌的段原告大队残部也全部出山缴械投降。其他各地的残余土匪也相继被人民解放军分兵剿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