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文学与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歌

新月派之后，中国新诗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即现代派象征主义诗歌的兴起。现代派诗歌以 1932 年 5 月《现代》杂志创刊为标志，显示出它的成熟与独立，影响也进一步扩大。主要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等，强调在诗作里泄露灵魂的隐秘，像梦一般的朦胧。现代派诗歌艺术是以象征主义为中心的，诗的形象的含义往往带有某种不确定性，或者说多义性，主题与结构均呈现多次。戴望舒的《雨巷》韵律响亮、悠长，明显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影响，而其意境则显出中国的古典美。这反映了现代派诗歌的重要特点。

法国诗人波特莱尔是象征主义诗歌的开山祖。他的诗作《契合》道出了象征主义的实质：

自然是座大神殿，在那里， 话柱有时发出模糊的话； 行人经过象征的森林下， 接受它们亲密的注视。

有如远方的漫长的回声， 混成幽暗和深沉的一片， 渺茫如黑夜，浩荡如白天， 颜色，芳香与声音相呼应。有些芳香如新鲜的孩肌， 宛转如清笛，青绿如草地，

——更有些呢，朽腐，浓郁，雄壮。其有无限的旷邈与开敝，

像琥珀，麝香，安息香，馨香， 歌唱心灵与官能的热狂。

这首诗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世界是二元的，分作心灵与自然两部分，它们是可以相通的；二是心灵与自然相通的桥梁即象征。大自然的一切事物，花鸟鱼虫都是有生命的，都可以作为意象，人的各种官能也可以感通，因为这一切本身就是“大神殿里的活柱或象征的森林”。因此，象征不仅仅是创作手法，如某些论者简单把它与中国古代“兴”相比附，而且更重要的，它是一种世界观，一种观照世界、审视生活的态度。它暗含了一种新美学精神，成为现代主义的先声。中国象征派诗人，在接受象征主义时，初期更多地停留在技法层次上，脱离了民族生活，因而“神秘”、“看不懂”。随着戴望舒的介入，诗人从现实和传统所感受到的迷茫、梦幻与象征手法相融合，使得他的诗歌既有明朗的时代特点，又有个人追求中精神的疲倦与感伤，已有现代气息。他的诗，亲切平实，却将复杂化，精微化的现代人的感受极有法度地表达出来。对理想追求的执着与苍老感，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 属于每一个历尽动难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例如，“当你鬓发斑斑了的时候，

/当你眼睛朦胧的时候，/金色的贝珠吐出桃色的珠”，“你的梦开出花朵来了，/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这种体验既是个人的，又是民族的；既是明朗向上的，又是疲倦忧伤的；既是欧美风范的， 又是中国古典韵味的。

卞之琳在《魏尔伦与象征主义·译序》中指出：“‘亲切’与‘含蓄’ 是中国古诗与西方象征诗完全相通的特点。”戴望舒的代表作《我底记忆》尽管所要表达的是对残忍、虚伪的生活永远摆脱不掉的“记忆”，根底上是一个流血的受伤的灵魂的痛苦歌唱，但其外在语调却是平静的、不动声色的， 残酷的主观“记忆”外化为一个人格化了的存在于我之外，却又只为我而存在的客体，它的形象是“忠实得甚于我最好的友人”。艺术表现上亲切、温柔、含蓄，既吸收了魏尔伦的长处，又有古典的“哀而不伤”的传统，集中体现了他对“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的追求。戴望舒这个时期的诗作，在形式上完全摆脱了新月派诗歌韵律、节奏的外在束缚，通过近似日常对话的形式和大量口语的运用，表现明快的接近生活的情绪节表奏。他的诗歌，充分考虑到了中国读者的思维特点与欣赏要求，避免了西方现代诗派常见的大幅度意象跳跃，由此带来的晦涩与神秘感。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的诗歌经他翻译后，已变成了具有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和韵律的诗作。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勃里昂的《阿达拉》和《勒内》中的神秘抒情气质，则从情感上使他更深地找到了中西相通的因素。这样，戴望舒创造了适合于中国读者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象征诗派。有人评价，自戴望舒开始，中国的象征派诗结束了自

李金发以来单纯模仿外国的幼稚阶段，而是逐渐寻找到了民族之根，形成了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