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纯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也有长足进步。如果说维新派掀起的文学改良运动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希图借此向国民灌输科学和民主精神，而对文学的审美特性还没能足够重视的话，那么，王国维的文学思想，是第一个超越这种功利性，注重文学审美特性的系统的资产阶级纯文学理论体系。它运用欧洲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原有的文学思想资料进行加工，系统地提出中国资产阶级的纯文学理论，开辟了中国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新时代。

王国维对西方的接受，不同于洋务派和维新派。他不是只重自然科学， 希图“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谋求在政治了改造中国。他对民族危机、现实黑暗、革命风潮统统感到迷惑不解。他接受西学的目的在于解决他心目中的“人生之问题”。

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是西方人本主义的核心之一，是现代人的基本素质， 它是对封建思想体系最具破坏力的因子，起着怀疑、破坏封建思想、弘扬民主精神的重大作用。不过，这种生命意识的觉醒，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一开始就显得格外渺小，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王国维体素羸弱，性格优郁孤高，从小受到道家和佛教的影响。在接触到西方哲学时，他立刻倾心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并进而研究了康德的哲学、伦理学和美学著作，还有其他学者的社会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兼收并容，形成了一套复杂的世界观。在人生观上，叔本华认为人生有如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摇荡；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和无聊，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是不可忍受的重负。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王国维也认为人生是悲苦的，而摆脱这种悲苦人生的根本途径在于“出世”，艺术则是“出世”的最佳手段。

因此，王国维的人生观是与其文学观紧密相连的。人生既然是痛苦的，

艺术是出世的手段，那么艺术的源泉便是痛苦本身。换句话说，痛苦便成了审美客体，它不是一种特别之物，而是某种与审美主体无关的永恒形式。在审美创造和审美认识时，审美主客体之间并无实在的利害关系，主体观照的只是客体的形式，是一种“实念”，即后人所说的“理念”、“理式”，是意志的直接的恰如其分的客体，又是杂多的个体事物的永久形式和标准模式。人类的审美活动即是从意志、欲求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以不计利害静观的方式，超越个体事物杂多的个性特点，去直接把握该事物的永恒形式“实念”。与王国维人性观相联系，他所说的“实念”即生之痛苦，以及这种痛苦的表现形式：飘荡。艺术的目的则在于超越痛苦，静观其美。南唐后主李煜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哀叹，切实地道出了王国维的内心隐痛，受到人的推崇。因此，对于《红楼梦》中宝玉的出家，他十分赞赏。他说从一般的道德标准来看，自然可以怪罪宝玉的不忠不孝，但豁达地看， 宝玉不再因为拘泥于尽忠孝而忽视了个体的存在，避免了前人的覆辙，称他不孝是不应该的。

王国维的这种思想固然从叔本华哲学中引出，但叔本华却受到柏拉图和康德的影响。在审美本质论上，柏拉图有“影子的影子”之说，认为个体事物是对形式的摹仿，形式又是对理念的摹仿，因此艺术便是影子的影子。在审美认识论上，康德提出了美的无利害感，即在审美活动发生时，审美主体对对象的存在与否并不关心，他采取的是一种漠然的态度，观照事物的形式， 美是纯粹的、无利害的。王国维从这种唯心、纯审美的角度出发，极力反对用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文学，他说：“词人观物，须以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人间词话》）反对当时风行的维新派以文学为改造社会工具的论点，认为“如此者，其亵渎哲学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道。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静庵文集》）这种眼光固然看出了审美认识的本质特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可贵的。但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机，片面强调文学审美特性，抹杀文学的社会作用，也是十分有害的。从根本上讲，这会使文学离开社会，失去有利的发展时机，从而损害文学自身的发展。因此，对王国维的文学思想，必须站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做出评价，文学评价和历史评价有时并不是一致的。

王国维的文学思想中虽有保守一面，但亦有进步一面，即进化的文学观。他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最受赞誉，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文学观。他从进化论出发，重新描绘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图画，深入探求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动因。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也就是说，就一种文学形式来说，它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和衰落的过程，但后人必定会创造出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文学形式来取而代之。因此，对于戏曲和通俗小说，他予以高度重视。长期以来，贵族化的诗文占据文坛正宗地位，而戏曲和通俗小说是下里巴人的消遣之物，登不上大雅之堂。王国维一反传统，说元杂剧乃“一代之绝作”，

《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剧，因写出了“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而对于其中的文学形式演变之原因，王国维认为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乃至伦理道德的变迁极为密切，因为“诗之为道”， 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庭、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屈子文学之精神》）这种认识是十分深刻的。可惜的是，这

种进化论是不彻底的，并没有贯穿在王国维诗学中的各个环节。王国维诗学的出发点还是唯心的，其方法也是辩证的，只是他在吸收欧美文学的精神时， 未能与中国现实相结合，以致不能将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去，为社会的进步作出有益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说，也 损害了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理论， 人生之问题也不能最终解决。

王国维的文学思想其实十分复杂，也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例如，在谈论作者与自然、作者与作品、读者与作品的审美关系和审美规律时，他提出了“境界说”，是他品味中国文艺特点后提炼出的纯民族化的纯文艺哲学的核心。即便其民族色彩十分浓厚，其理论支点也仍然是叔本华的唯心哲学，因此，王国维的诗学仍是西方哲学思想加工中国文学思想资料的产物，其局限性是不言自喻的。

尽管西学之风已经迎面扑来。但是，在晚清的文学创作中，占主流的仍是封建的才子佳人小说和吟弄风月的诗文。文学内容和形式后来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深入，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新的风貌。作品开始注重反封建专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现实也有了一批谴责之作，如《官场现形记》、

《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诗歌的战斗性也大为加强。但是，这更多地是由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影响的结果。欧美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还是间接、肤浅的。从文学接受角度看，两种异质文学的融合，必须要它们某点共同的因素，还要有相宜的文学环境，这样才可能共振相契。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更多地还属于旧文学范畴，它的语言，表现技法等仍只符合表现旧的时代。只有在时代发生根本转变，文学环境也发生根本变革之后，外来文学才可能被本族文学吸收。这一任务的完成有待于下一个时段更为汹涌的时代潮来冲垮旧文学的堤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