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输入

据人考证，马克思的名字首次在我国报刊上出现是在 1899 年 2 月出版的

《万国公报》上，而对他思想的介绍则在“五四”以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中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的节译，在他主持下，《新青年》出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晨报》副刊上辟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是李大钊于 1918 年前后撰写的《俄罗斯

文学与革命》一文。该文是一篇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从 19 世纪到十月革命这个时期俄国文学，特别是俄国诗歌与社会关系的文章。在文中， 他认为“俄国革命全为俄罗斯文学之反响”，俄罗斯文学“加强革命潮流之势，而为其胚胎酝酿之主因”，同俄罗斯革命关系密切。这篇文章把文学与社会革命相联系，强调文学对社会革命的引导作用，无疑是辩证唯物主义在文学上的体现。

瞿秋白的《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则从发展的角度进一步对 19 世纪的俄国文学发展历史作了唯物的解释。他不限于罗列作家作品，而是高层建瓴地把握这一时期俄国文学历史发展的本质，从一定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动剖析了与此相应的文学演变的动因，结合当时俄国发生的农奴解放运动、市民运动和 1905 年的革命等重大阶级斗争事件，去阐释作家的作品意义及其阶段局限。这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新文学建设者中已有人开始认真思索一些与文学相关的现象了。它把文学与政治、社会直接挂钩，看到了一些影响文学的最终及相关因素，但对一些与文学直接相关的中间环节则忽视了，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邓中夏、肖楚女等人以《中国青年》为阵地，从革命斗争的总形势出发认识新文学运动的任务，考察新文学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他们主要探讨的问题有：首先，在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问题上，早期共产党人指出文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反对唯艺术而艺术，批判“讴歌恋爱”，“赞颂虚无”的作品。对“为人生的艺术”也表示不满，认为这一口号实际上是“个人的人生（少爷小姐的人生），绝不是社会的人生”。文学的目的在于“儆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

其次，在文学内容上，他们提出创作要多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恽代英指出：“做新诗人的青年们，关于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要特别多做，警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文学创作还要多表现实际社会生活。肖楚女反对文学家“对于现实采取超然高视的态度”，对于社会的罪恶“取一个眼不见心不烦的主义”， “在自我催眠的世界里，开辟出一个‘武陵人捕鱼’的子虚乌有之乡，以自安慰。”恽代英在《中国所要的文学家》一文的按语中指出，第一要使大家认清自己的出路，要他相信中国的革命是“为他自己”的必要而且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要使大家赤裸裸的认识自己的地位，要明白剖析自己一切奴婢、娼妓、盗贼式的生活，使自己认定革命是“为自己”的刻不容缓的事情。总之，革命的内容应成为首要内容，任何与现实革命相背的虚有之乡都不应引入文学。第三，文学还要多表现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农大众。这与前两者是相连的，既然以革命生活作为作品题材，革命的主力自然也就该成为作品主人公了。

再次，在创作革命文学作品的正确途径方面，早期共产党人强调作者必须投身于革命斗争实践，培养革命感情。因为“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身参加过工人罢工的运动，若不曾亲自尝过牢狱的滋味，亲自受过官厅的迫害， 不曾和满身泥污的工人或农人同睡过一间小屋子，同时做过吃力的工作，同受过雇主和工头的鞭打斥骂，他决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 决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

这些论述很显然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思维。它不是“为人生”也不是“为艺术”，而是“为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使他们在论述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时，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指出了文学的源泉在于生活。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文学作用的有限度，认为“俄国的革命，固然很得力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但终应归功于列宁等实行家。”这些观点，在其后的文学发展中，得到了更为全面、系统、深入的表述，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