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现代派文学与新时期前期小说

经过十年动乱，文坛呈现一片荒芜景象，随着历史的急骤变革，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生活的快速演进，新时期小说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和渗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的全面更新。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恪守现实主义原则，力图在描写细节真实的同时，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写典型成了最高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产生的人物大多具有英雄主义色彩和理想化倾向。他们在常人难以想象的环境中做出了壮举。他们的动作牵动着周围一草一木。但是，现代社会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不再乏味与单调；人物的行为具有多样性，人物的内心世界具有无比的丰富性。那种单一化的单色调的人物描写已经从根本上悖离了现代精神，也不能符合读者的欣赏口味。至善至美，令人敬畏的高大全形象被普通人物所代替，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在尘世中忙忙碌碌，神灵和光环被普通的阴影所代替。

同时，人物的内心世界被展示出来。人不再是行为的载体，而是心灵的象征。在过去，人的内心（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感、潜意识等）一直未被我国小说家重视，对它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外部行为现象的描写。即使有心理刻划，也偏于局部或依附于事件展开。但是，随着意识流手法的引入，人的内心世

界成了小说描写的重点，作品的内容往往就是人物意识流动本身、人的灵魂深处奥秘的揭示和对人的意识及潜意识的挖掘。乔伊斯、福克纳成了作家们嘴边常挂的名人，弗洛依德成了顶礼膜拜的对象。对人物潜意识的重视，既有了理论依据，又有文学范本。这样，新时期文学的内容从写外到向内转，题材不断扩大，技法日益增多，对人的表现也日益深刻了。

再者，小说结构也有了明显变化。传统小说以自然的时空顺序为依据，现在，作家们以淡化情节或反情节的面目出现，受到西方结构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影响，小说结构和形式受到了空前重视。例如王蒙的《春之声》、谌容的《人到中年》，均以作家的情绪来编织他们的生活见闻和人生感受，以意识流来联结篇章，表现出浓厚抒情色彩。王安忆的《小鲍庄》和贾平凹的

《商州初录》等把若干生活片断联缀起来，追求一种富有生活立体感的“块状结构”。柯云路的《夜与昼》的结构被人称为“散点透视”。这些结构形式，都力求缩短作品的时空跨度，增强其主体感。在长篇小说中，立体交叉、多线并进的结构也时常出现。

此外，在表现手法上，各种与新的审美观念、审美对象、结构形式相吻合的手法被大量动用。除意识流、怪诞变形外，莫言小说中运用了总体象征，追求感觉印象逼真的意象手法，刘索拉、徐星小说中有了戏谑手法，马原、扎西达娃小说中的魔幻手法，都是前所未有的。苏叔阳的《死前》、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等作品在变形、荒诞手法的运用上别有特色。作品不再将人变形为非人，而是将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夸张，推向极端，使之变形而具有荒诞色彩。《死前》描述一个重病者垂危时还在为请一天假还是半天假而踌躇，还在因写假条错用了一张公家信纸而内疚，还在为死后到地狱找不到自已的领导人而忧虑。由于夸大而造成变形，使人物那种安份守已、麻木、谨小慎微的国民劣根性得以再现。《你别无选择》在文坛的出现引起轰动，它用变形手法，从各个侧面突出了当代青年追求者的面貌。宗璞的《我是谁》则借鉴卡夫卡的《变形记》，写出了“左”倾错误对人心灵的强烈扭曲。

王蒙的小说很有个性同时明显受到欧美现代派小说的影响。从《春之声》始，《蝴蝶》、《杂色》、《夜的眼》、《海的梦》，直到《风筝飘带》，都纯熟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这些作品着重于人的内心世界的审美化，也就是以作家自己所创造的人物的内心意识为展开情节的线索，随着意识的流动再现一个人的内心生活，感受到思想过程，其重点放在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展示人物的内心图景上。在小说《春之声》里，岳之峰没有什么语言和行动，作家主要写他在闷罐车里的心理活动，写他的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而这种联想有很大的随意性和跳跃性。例如，写岳之峰脑子里出现各种闪回：“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豫剧《卷席筒》。羊肉泡漠。醪糟蛋花。三接头皮鞋。⋯⋯中医治癌。差额选举。结婚筵席。”这里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没有什么逻辑的联系，是人的意识的自由流动。作品通过岳之峰意识的流动，人物心灵的激荡，给读者树立一个命运坎坷却对祖国对党充满着赤诚的爱国知识分子形象。《蝴蝶》同样是通过“意识流”手法来表现人物命运的一篇开放现实主义作品。小说的主人公张思远是一个度过了漫长的革命历程、经受了各种严酷考验，几经沉浮、命运复杂多变的老干部。他从一个钻山沟的八路军干部变成了一个赫赫有权威的市委书记，在“文革”中，又突然变成被“革命造反群众”按过来扭过去的活靶子，又成了一个孤独的“囚犯”，被人们遗忘的“老张头”，十年动乱结束，他突然又得到升迁，成了

国务院一个副部长。整个故事通过张思远从农村回北京，下了飞机乘汽车回机关的一个短暂时间内对自己经历的回忆，时序颠叙，故事纷繁。作品把反映社会矛盾的焦点聚集在人物心理的发展过程上，着重剖析主人公的心灵世界。《杂色》对于主人公曹千里的描写也是如此。作品没有多少故事情节，只讲了一个灰溜溜的中年人和一匹灰杂色的老马在一个上午的一段非常平凡的活动。然而，曹千里的坎坷的经历以及他如何变得泽浑噩噩的性格，都通过人物的意识流动而表现了出来。这与现实主义追求细节的真实性和精确的个性描写有显著不同。

与此相适应，王蒙小说的结构也有了明显变化。传统小说大多有完整的故事、有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王蒙借鉴了西方小说叙述角度的快速切换，结构上的时空交换等手法。以《高原的风》为例，小说通过主人公宋朝义在客观上走到人生顶点时的内心世界的展示，将他过去的经历、追求以及对现状的沉思全部奇妙地糅合在一起；通过时间和空间的交错重叠、涵盖了几十年的历史内容和时代情绪，虽然这些手法来自西方的意识流，但又不尽其然，时空交错的更大意义是用来裁剪作品的情节，使之详略得当，例如《布礼》中钟亦诚在昏迷状态中回到 50 年代，《蝴蝶》中张思远由小白花想到海云，都达到了理想的艺术效果。

象征手法也得到熟练运用。《蝴蝶》中庄周梦蝶恍恍惚惚的意境作为象征，真实地刻画了张思远一度丢了魂——脱离人民，又找到魂——回到人民中间的思想和人生经历。《风筝飘带》中的风筝和飘带，不仅制约着作品的构成，而且赋予作品深邃的内蕴和丰富的想象力。《杂色》是一篇表现人的精神状态和时代精神的绝唱。然而，它没有讲一个故事，没有完整的情节，作者就是通过在那表面似乎纷乱的整体上赋予象征而完成主题的。

寻根小说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欧美文学的引发。改革文学反映的改革之艰难，新旧体制转轨之不易，促使作家们把目光投向制约历史前进的文化因素，于是出现了文学寻根现象。文化寻根论者虽然说是为了更好地从自己民族的土壤中找到适应新的审美意识的文化传统，但这种理论明显受到美国及拉美寻根思潮的影响。

1976 年美国出现了黑人作家阿历克利·哈利写的一部书《根》，副题是

《一个家庭的历史》，描写这个家族的祖先昆肯特从冈比亚被白人贩子掳到美国后，昆肯特年幼时的自由人生活以及他和他的子孙在美国黑人奴隶制下的苦难遭遇。在美国和拉丁美洲，有许多人来自非洲和其他地区，几个世代仍有寄人篱下之感，于是他们要寻找他们祖先的来历。1981 年，美国又出版了一部《哈佛美国民族问题百科全书》，书中收集了一百多篇分述美国各个不同民族的学术论文，确认民族多元论和民族差异说是有道理的。因此，文坛里出现了南北作家之分，福克纳便被称为寻根文学最重要的实践者。他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 200 年来美国南方社会的变迁，各阶层人物地位的沉浮、各种类型人物精神面貌的变化，都作了生动的描绘，小说规模庞大，人物众多，时代漫长。他反复描写了南方种植园主世家飘零子弟的精神苦闷，反映了西方现代知识分子普遍感到苦闷的问题。比如，如何对待祖先传下来的有罪的历史负担，如何保持自己精神的纯洁，如何去寻找精神的出路等。他运用现代派意识流、象征、隐喻、时序颠倒、对立结构等手法，使作品象万花筒一般引人入胜，在作品主旨上明显表现出寻根的倾向。

拉丁美洲的文学成就也因与寻根密切相联引起了中国作家注意。早在 20

年代，拉美就出现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到 60 年代已是颇具规模。它们对本民族历史、传统文化溯本求源，又有对欧美文学的大胆吸收。其中原因颇为复杂。二战之后，拉美民族意识觉醒，加上拉美社会本身复杂的现实矛盾和社会结构，奇特的地理结构和杂混的文化，如印第安人的文化，拉美的神话，令后人重生寻根兴趣，在传统中发现了欧美文学中的现代因素。这自然令中国作家欣羡不已，他们寻找的正是在厚重的文化传统中发现现代精神。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同时也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它通过描绘一个名叫马孔多的小镇的兴盛与衰亡，通过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的经历，来反映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作品中梦幻与想象、神秘传统与潜意识杂糅相融，失望与希望、厌恶与欢欣共荣并存。题中的“孤独”，既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精神孤独，又有一个民族的与世隔绝和孤独历程，同时还象征着人类精神上的无助和荒谬感，全文是颇有象征意味的，意义含混而丰富。

受到前述因素的启发，中国作家也打出了自己的寻根旗号。阿城表示要“强化民族文化意识”，韩少功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也就是说，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更深的层次，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而所谓的超越，则是以现代观念重铸民族精神，去揭去一些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他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乡土，因为“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哪怕是农舍的一梁一栋，一檐一桶，都可能有汉魏或唐宋的投影。”他们的作品，如《小鲍庄》、《爸爸》、《透明的红萝卜》等都是成功之作。作品中主人公均为小孩，思维混沌直朴，象征着原生态的先民及其代表的文化之根。例如，捞渣象征着仁义，丙崽象征着荒诞愚昧，黑孩象征着神秘。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把视野投向了过去的年代，但已淡化了政治背景，仅有一幅感伤的气息。黑孩倍受虐待，不知饥寒，对关心他的菊子十分冷淡。他不理睬小石匠对他的爱护和小铁匠对他的折磨，在二人打架时反倒帮小铁匠的忙，只因他看到了小石匠与菊子的野合，而菊子在他心中另有一种神圣。为了寻找萝卜鲜红透明的感觉，他破坏了一片农田。神秘、虚幻、感伤，便是莫言理解的文化底蕴和现代精神，在作品中两者完美地融为一体。

此后，一批富有文化意味的作品诞生了（并进而影响到下一阶段的新写实小说），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和层面对民族之根作出了自己的诠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讲述了发生在商州土地上动乱世事中各类人物的悲欢离合和生死命运，透露出秦汉文化所固有的粗犷质朴的历史氛围和现实基调。郑义的

《远村》、《老井》从新旧两个角度对古老的三晋文化作了揭示。韩少功、叶蔚林、何立伟等更多写出了绚丽多姿的楚文化，以及它在农民心灵中的积淀。再如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则着意表现吴越文化的历史积淀和市民、农民的文化意识。邓友梅的《烟壶》、刘心武的《钟鼓楼》、阿城的《棋王》，则凸现了燕赵文化背景与表现出古老民族审美意识的苏醒，开掘民族文化心理作为历史发展的见证。这些都同样体现出作者对民族命运和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