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传入与确立

在文学革命的酝酿过程和发动初期，欧美文学对发难者有深刻启示。胡适在美国留学时，非常注意当时欧美诗坛的意象主义运动，认为意象派诗歌对传统诗歌的反叛，形式上追求具体性、口语化，对国内文坛上颇为适用。1917 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头一炮。该文认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 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为避俗字俗语。”这八条，除第一条讲文学内容外，其余七条全都侧重于文学形式方面的变革，意象派重视诗歌形式变革一脉相承。由此，文坛上掀起了一场白话文运动，有力地催动着现代文学的诞生。

有趣的是，晚清时期盛行的进化论，这时仍被作为思想武器，应用到文学革命上。胡适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 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旧文学必然被新文学代替的原因，在于“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由此，陈独秀提出了“文学革命” 的口号，他号召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变革运动为楷模，发动中国的文学革命。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 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所依据的文学蓝本依然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学。” 如左拉、狄更斯、王尔德、雨果等人的作品，认为他们对欧美文化的发展与科技进步都作出了不朽贡献，期望中国也出现这样的文学巨匠，为文学革命，

进而为政治变革开思想之先河。

如果说陈独秀只有良好的文学革命愿望，胡适只注意到文学革命的皮毛之变，两人都不知道如何从根本上建设新文学的话，那么，周作人“人的文学”理论的提出，则标志着文学革命实质性的突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他从欧洲关于“人” 的三次发现谈起，主张“灵肉一致”的人生，指出西方和俄国一些作家同是反映人生，却与我国旧文学不同，因为他们是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他的这套观念，完全以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基础，直接承受了日本文坛上兴起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理论。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直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观点的影响，对文学内容作了历史唯物论的解释：“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总之，“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周作人：《思想革命》）

至此，欧美文学在理论上的影响已初告一段。这种影响是全面的，包含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同时也蕴藏着深刻的分歧。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写实派与受人道主义影响的浪漫人生派，都借文学革命之机，在文坛上流行、较量，暗示着今后文学发展的消涨沉浮与悲欢离合，这其间的接学与形变饱含了历史的兴衰与辛酸。

文学革命初期的这种探讨，是在外国文学思潮影响下展开的，而这种理论探讨，又促进了外国文学思潮理论的介绍传播。《新青年》成为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阵地，当时曾介绍过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莫泊桑等人的小说， 王尔德、易卜生和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剧本。特别是 1918 年 6 月出版的“易卜生专号”，翻译介绍了《娜拉》等剧本，这对当时反对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曾起了很大作用。在五四运动高潮中，译介易卜生和宣传易卜生主义更是成为风气。许多新文学作者都曾经从仿效易卜生写“问题小说”和“问题剧”入手，转向关注与反映社会现实人生的创作。

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观念，即认为凡是外国著名作家的著作都值得译介， 一般译作和报刊也往往顺应“去旧迎新”的社会心理，不问倾向，只管介绍， 其规模之大而混乱，是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例如，国别方面，《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号外，“法国文学研究”号外，“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作家方面，有“泰戈尔专号”、“拜伦专号”、“安徒生专号”、“罗曼·罗兰专号”等。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各样文学思潮太相关的哲学思潮也先后涌入中国。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心理分析派、意象派、立体派、未来派等，以及人道主义、进化论、实证主义、尼采超人哲学、叔本华悲观论、弗洛依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马克国主义等等都有人介绍并有人试验、信仰。

同理论接受一样，新文学先驱者大多数人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如潮的观念面前，他们力求做到从时代的社会的需要出发去检检、选择外来的东西，而且真正的中国发生重要影响的外来思潮和创作方法，都有一个中国化的形变过程。

文学革命先驱者对于译介外国文学，有明确的取向。鲁迅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就指出：“要介绍“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的文学，也就是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要介绍为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被压迫、被损害的弱小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文学。沉雁冰在 1920 年主持《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栏》指出：“现在新思想一日千里，⋯⋯所以一时间便觉得中国翻译的小说实在是都‘不合时代’。⋯⋯中国现在要介绍新派小说， 应该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他还拟定了一个包括欧洲 20 位重要作家

的 43 部主要著作的目录。瞿秋白在为《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写的序言中也说：“只有中国社会所要求我们的文学才介绍——使中国社会里一般人都能感受都能懂得的文学才介绍。”

外国文学译介面临的任务是重建新文学，在创作成就上有足以与旧文学相抗衡的杰作。由于译介目的明确，先驱们翻译的作品从文学倾向上看，大致也有两类：社会写实派与浪漫人生派。社会写实派主要是俄国及北欧、东欧等弱小国家的文学，它们强调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反映国民呼声，认为文学应该起到改良社会、改良人生的作用。浪漫人生派主要是受到“为艺术而艺术”主张的影响，认为文学的价值就在其自身，文学应表达人的内心情感， 强调表现“自我”和感情的自然流露。虽然倾向有异，但其基本方向却是一致的：摧毁旧文学，建设新文学。这两种倾向的产生，是各种西方思潮与作品经过中国现实的筛选而显露出来的。后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成立及发展，更从理论和创作上把这两种倾向凸现了出来，产生了中国化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