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音乐家

人生是多么短暂！我必须做、必须想、必须说的还有多少啊！我们老是拖拖拉拉。可就在此时，也许死神正在附近的某个角落窥探着我们！——柴可夫斯基

难忘的旅美演出

1891年3月，柴可夫斯基接到美国的邀请去参加为纽约卡耐基新音乐大厅落成而举行的音乐节。在这期间，柴可夫斯基将在美国几个大城市进行旅行演出。

在到达美国之前，柴可夫斯在巴黎举行了个人作品音乐会。他成功地指挥演奏了《第三组曲》、《斯拉夫进行曲》、《第二钢琴协奏曲》、《如歌的行板》、《忧郁小夜曲》等作品。音乐会受到热烈欢迎。柴可夫斯基几乎成为巴黎公众瞩目的中心。

但这时候的柴可夫斯基因为家中的琐事而郁郁寡欢。而且在他所乘坐的客轮起锚后没有多长时间，就有一个青年跳海自杀，这更加剧了他心中的怅惘。他乘坐的“布列塔尼号”是艘豪华的客轮，“简直像一座浮在海面上的宫殿”。海上航行中，总是大浪不止，船身剧烈颠簸，每个乘客都很担心。柴可夫斯基的神经高度紧张，甚至感到“战栗和恐惧”，加上剧烈的晕船，他觉得“像在受难”。柴可夫斯基经过一个星期的海上颠簸，终于在4月25日到达了纽约港。

柴可夫斯基被送到纽约最著名的诺曼底饭店。这家饭店坐落在百老汇东南角的第三十八号街上，距大都会歌剧院只有一个街区。纽约的摩天大楼、繁华的街景使柴可夫斯基感到陌生。

身在异国他乡，无论多么热闹的场面也无法驱散郁结在他心底的哀愁。他怀念遥远的祖国，牵挂故乡的亲人。命运对他接二连三的打击使他感到十分沮丧。他心情的灰暗与眼前这个现代化城市的生机勃勃形成强烈的反差，他觉得万分孤寂，一个人在房间里哭了起来……

而美国人的热情温暖了柴可夫斯基。5月5日在卡耐基音乐厅举行的盛大音乐会在《地久天长》的圣歌声中隆重揭幕。美国的社会名流、财团大亨都出席了大会。柴可夫斯基在这次音乐会上指挥演奏了《加冕进行曲》，这个曲子是他为亚历山大三世登基而创作的。乐曲热烈欢快的旋律和隆重典雅的风格很受美国听众的欢迎。

柴可夫斯基在满堂喝彩声中感到了欣慰。在这期间，柴可夫斯基的4场个人作品音乐会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纽约音乐厅开幕庆祝活动增色许多。

在美国巴尔的摩和费城举行的几场柴可夫斯基作品音乐会也使他的名声大振。在华盛顿，柴可夫斯基出席了大都会俱乐部为他举行的宴会，宴会气氛友好、热烈。俄国驻美大使馆为了欢迎来自祖国的杰出作曲家，也安排了一场音乐会，当地的俄罗斯侨民都来参加了。他乡遇故知的兴奋，使柴可夫斯基感到了力量倍增。此时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俄罗斯的光荣和骄傲。

柴可夫斯基在美国纽约愉快地度过了自己的51岁生日。在当天举行的音乐会上，他指挥演奏了《第三组曲》。他一上台，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了大厅，尽管他已无数次地指挥过这首乐曲，但却感到超乎寻常的紧张。

充满好奇心的美国人民不仅热爱他的音乐，还很注意欣赏他的外表，在他所到之处，人们总是从上到下把他仔细打量一遍。现在，他站在指挥台上，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演出结束时，掌声和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美国观众的热情很张扬，也很有感染力。柴可夫斯基感到几个月来鲜有的开心。

生日这一天，柴可夫斯基还得到了一件礼物，那是一尊自由女神像的袖珍复制品，这是美国钢琴制造商欧内斯特·纳布赠给他的。柴可夫斯基非常欣赏这件寓意深刻、做工精美的艺术品。他希望能把这尊自由女神带回祖国。

音乐节结束以后，柴可夫斯基去游览了著名的尼亚加拉瀑布。隆隆的瀑布声吸引着他。

他两次到那里散步，远望气势雄伟的白色瀑布，他感到有些胆怯。他换上一件比较随便的衣服，坐上吊车，直下到瀑布底部，穿过一段隧道后，只见瀑布如一巨大的白色幕布倾泻而下。他曾在日记中这样说道：“这景象非常迷人，可也有点令人胆寒。”

柴可夫斯基在美期间，收到来自美国各地的表示邀请、祝贺、要求签名的信函。他都一一认真给予回复。记者、剧作家、作曲家更是抓住他不放，对他进行频频采访，希望与他进行密切交流。美国公众的热情好客，使柴可夫斯基非常感动，让他久久难忘。他确信，他在美国比在欧洲闻名百倍。

柴可夫斯基在给外甥达维多夫的信中总结了他的访美印象：

美国方面未经我的同意便把演出的范围扩大到费城和巴尔的摩。但美国人的真挚热情、殷勤好客使我感到愉快，尤其是纽约的4场音乐会，我获得了极大成功。

纽约、美国习俗、美国人的好客、城市风光、异常舒适的环境，这些都很合我的心意。如果我再年轻一些，大概会因为来到一个有趣的新天地而感到十分愉快，但我却仿佛是在受一种舒服的罪。我的意向只有一个，那就是回家，回家，回家！

同老友的深厚友谊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康德拉契耶夫是柴可夫斯基在法律学校读书时的同班同学。

1870年冬季，康德拉契耶夫一家搬到莫斯科过冬，他们开始密切来往。康德拉契耶夫和柴可夫斯基的两位胞弟莫代斯特、阿纳托利也都很熟识。

康德拉契耶夫从事法律工作，他博学多才，各方面都很有修养。他酷爱文学、绘画，会说几种外语，也很喜欢旅行，到过许多地方。

他在哈尔科夫省有自己的尼兹庄园，1871年至1879年间，柴可夫斯基经常到他这里来住，尤其是夏天，他会住上3个月。康德拉契耶夫的家里有两间房子是专为柴可夫斯基预备的，他可以在这里专心致志地进行创作。

每次，康德拉契耶夫接到电报知道柴可夫斯基快要到来时，全家人都要兴奋一阵子。柴可夫斯基的马车一到，康德拉契耶夫和他的妻子，他们家的女家庭教师，还有住在康德拉契耶夫家的亲戚以及在庄园里服侍的人们都热情地前去迎接他。

柴可夫斯基总是非常亲切地向左右的人们行礼致意，向所有的人问好。因为他待人温厚、平易近人，这里的人们对他都有特别的好感。

在康德拉契耶夫的尼兹庄园居住时，柴可夫斯基的起居是很有规律的：每天7点起床后，去房前的小河里洗澡，康德拉契耶夫也去洗澡，早晨他们会在河边相遇。之后回来和大家一起用早点，柴可夫斯基常常是一杯茶、一杯牛奶，再吃一些自家做的饼干点心。

早点以后，柴可夫斯基和康德拉契耶夫就一起去散步，沿着小河穿过一个很大的花园，经过菜地再从一条小路绕回家，每次散步都要用很长时间。

散步回来后，柴可夫斯基和大家聊聊天，看看当天的信件。中午12点大家在凉台吃午饭。

柴可夫斯基是位美食家，每顿饭他都吃得津津有味。他夏天喜欢吃带鲜鱼的波特文尼亚汤或者鲟鱼肉和干咸鱼，这些东西都是从城里买来的。

午饭以后大家各自回自己的房间。柴可夫斯基常常去康德拉契耶夫的小女儿屋里，听她朗读，给她出作文题，然后带她去大厅，那里有架钢琴。柴可夫斯基让她弹奏自己会弹的曲子，教她识谱。

柴可夫斯基弹几首曲子让小女孩猜曲名和调式，有时也和她四手联弹。他和小女孩周旋一阵子以后，就回到自己房间开始忙自己的事情了。

下午5点后，柴可夫斯基和康德拉契耶夫一家相聚在一起吃晚餐。饭后一块散步，有时乘马车兜风。回来以后喝茶、吃水果、喝酸奶，这是柴可夫斯基最喜欢的。晚茶以后，柴可夫斯基和大家一起玩牌，经常玩到夜里12点。

庄园里恬淡安适的生活使柴可夫斯基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他觉得很惬意。

当然，这只是清闲时的柴可夫斯基。一旦创作灵感到来时，他就会变成另外的样子。他显得很抑郁，不和任何人讲话，早晨匆匆喝两杯牛奶，拿上纸、铅笔，带上小狗多戈，一个人出去散步，直至晚上才回来。

白天，柴可夫斯基把一些乐段随便写在纸上，晚饭以后坐在钢琴边把白天散步时写的乐曲弹奏出来。

柴可夫斯基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常常对自己写的东西不满意，那时他会把写有曲谱的纸揉作一团，生气地一扔，第二天又开始另写。

也有的时候他散步回来已觉得非常疲倦，但却非常愉快，晚饭后他说：“朋友们，到大厅去，我给你们弹一段，请你们给我提提意见！”

许多的浪漫曲、钢琴曲，柴可夫斯基都是在康德拉契耶夫的庄园里完成的。

莫代斯特和阿纳托利也常常和柴可夫斯基一起来康德拉契耶夫的庄园。阿纳托利是抒情男中音，他唱哥哥写的歌尤为好听，像《可怕的时刻》、《泪在颤抖》，他唱的这些优美动听的歌是在歌剧院都难以听到的。

柴可夫斯基穿着俄式绣花衬衣给弟弟伴奏，阿纳托利唱得饱含深情。悠扬的歌声在乌克兰静夜中回荡，大家屏息静听，沉浸在无限温馨美好之中。

当创作灵感过去之后，柴可夫斯基又恢复了常态。他还是花大把的时间出去散步。当时康德拉契耶夫有5个学生，他们都是当地农民的孩子，他就教这几个孩子学知识，送他们去城里中学上学，后来把他们都培养成才。康德拉契耶夫在和柴可夫斯基一块散步时，常带上小女儿蒂娜还有这几个学生。

柴可夫斯基喜欢和别人开玩笑，他的玩笑开得得体，从来不会伤害别人。小蒂娜有时会被柴可夫斯基逗恼，柴可夫斯基立刻走过来，拉着她的小手，亲吻她，爱抚地说：“算了，亲爱的蒂娜契卡，别生老朋友的气，你是知道的，我在开玩笑。”

于是马上云开雾散，一大一小又像老朋友似的继续说笑了。

法律学校的同学阿布赫金和其他同学也常来这里。他们聚会在一起，度过愉快时光。

当铃兰花盛开时，更是柴可夫斯基最开心的时候。早饭后，他们坐上马车，一起到很远的树林里去。穿过林子是一片辽阔的田野，田野上弥漫着荞麦和野花醉人的芳香，银色的铃兰花布满大地。

柴可夫斯基采摘大把大把的铃兰，兴奋不已。大家坐在嫩绿的草地上开始野餐：包子、小菜、水果、乌克兰酒，还有各式各样的家里做的美味吃食。朋友们开心地吃着、谈着、唱着，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歌是他们最喜欢唱的。

柴可夫斯基居住在康德拉契耶夫的庄园时，若赶上柴可夫斯基的生日，大家就会给他隆重庆祝。虽然柴可夫斯基不喜欢任何排场和庆典，但在这一天他也只好服从大家的意愿，允许人们为他庆祝。

生日的前一天，康德拉契耶夫的几个学生已经把柴可夫斯基的房间布置好了，在屋子的正面墙上挂满用绿叶和野花编成的花环，到处张灯结彩，在屋门口的上方摆着用花拼成的柴可夫斯基的名字。小蒂娜从妈妈的房间里拿来花瓶，插满各种她喜欢的花朵摆放在柴可夫斯基房内的桌上。

生日当天早晨7点，厨师端上来一块写有柴可夫斯基名字的大奶油蛋糕，还有一些甜点心和小面包。

柴可夫斯基洗澡回来后，餐桌已摆好，大家来向他祝贺。他邀请所有的人喝咖啡、吃蛋糕。这天早餐后，他没有出去散步，而是和大家同坐在凉台上聊天、玩台球，这是他喜欢的一项运动。

从城里来的客人们午饭以前陆续到来。午饭准备的都是柴可夫斯基爱吃的菜，大家共同品尝一道道美味菜肴，一面喝香槟酒祝他长命百岁。

晚上，当天空开始出现星星的时候，也燃起了彩灯。拴有彩灯的花环上柴可夫斯基的名字也在闪亮。

在这月明星稀的夜晚，柴可夫斯基的亲友们都到河边放焰火，火树银花腾空而起，为节日增添了更多喜庆。柴可夫斯基的屋子里也很热闹。他吩咐将所有的服务人员都请来，他要亲自招待他们。大家也都非常喜欢他，在他的生日都来为他道贺。

柴可夫斯基受到人们的拥戴。他常常鼓励安慰别人，给发生争执的人们劝和，给别人提好的建议，他愿意帮助所有的人，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帮助，他都很慷慨。

村里的人们都盼望他来，高兴他来，而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人们也依依不舍。

康德拉契耶夫家搬到圣彼得堡以后，他们一家人和柴可夫斯基也常常见面，有时仍在一起度过夏天。

1886年，当柴可夫斯基搬到梅达诺沃以后，康德拉契耶夫在柴可夫斯基的住所旁边也租了一处住房，在那里住了一年。他们两家仍然时常共用午餐，傍晚一起去散步。

1887年7月的一天，柴可夫斯基收到了康德拉契耶夫在德国病重的消息。

当时，柴可夫斯基正和莫代斯特还有阿纳托利夫妇在波尔日霍姆乡间休息，他立刻前往德国去探望老友。

柴可夫斯基在康德拉契耶夫身边陪伴了一个月，直到这位好友离世。

之后，柴可夫斯基精神大受打击，他为好友的去世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悲哀。他在日记中写道：

人生是多么短暂！我必须做、必须想、必须说的还有多少啊！我们老是拖拖拉拉。可就在此时，也许死神正在附近的某个角落窥探着我们！

柴可夫斯基久久思索着关于上帝、生命、死亡这些使他困惑的问题。一种生命的紧迫感在催促着他。

康德拉契耶夫逝世后，柴可夫斯基与朋友的家人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柴可夫斯基经常去看望他们，他们也把柴可夫斯基看作最亲近的人。

无论柴可夫斯基在哪里，他都时常给他们写信。康德拉契耶夫的女儿蒂娜的生日，他总是不忘送礼物和拍电报祝贺，每次他从国外回来也会带些有趣的东西送给蒂娜。

柴可夫斯基把《第一交响曲——冬日的幻想》献给了康德拉契耶夫，献给康德拉契耶夫妻子的是写于1882年的《沙龙华尔兹》，献给蒂娜的是写于1893年的《玩具华尔兹》。

与梅克夫人决裂

1890年夏季，柴可夫斯基在伏罗洛夫斯克居住期间，除完成了歌剧《黑桃皇后》的配器外，还创作了一首弦乐六重奏《回忆佛罗伦萨》。

这首乐曲可由两把小提琴、两把中提琴、两把大提琴演奏。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写弦乐六重奏曲，是为圣彼得堡四重奏协会创作的。这首曲子他写得很快，只用两个星期就完成了草稿。

8月下旬，柴可夫斯基来到卡缅卡探望亚历山德拉。因妹妹病重，家中充满了忧郁气氛，昔日欢乐、温暖的卡缅卡已无处寻觅，柴可夫斯基感到失落惆怅。

随后，柴可夫斯基去了第比利斯，和阿纳托利夫妇一起生活了一些日子。

第比利斯优美的风光常常使他想起威尼斯的美景。这里四季常青，繁花似锦，街道热闹繁华，到处显得生机盎然。

第比利斯的音乐家们的盛情也使柴可夫斯基感动。为了欢迎他，在歌剧院举行了音乐会，演出的都是他的作品，作曲家也亲自指挥了一些乐曲。到处是喝彩、欢呼和鲜花，他感到由衷的喜悦。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10月4日，就在这充满喜悦、一片光明的时日，来自梅克夫人的一封信有如晴天霹雳把柴可夫斯基惊呆了。这是一封充满悲凉曲调的来信。

信中梅克夫人说，由于遇到了麻烦，她面临破产，她觉得非常遗憾，从此以后不得不停止对柴可夫斯基的资助。信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您有时还能想起我。”这最后一句话也等于告诉柴可夫斯基，他们之间的通信也就此终止。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柴可夫斯基感到震惊。他对梅克夫人面临的处境深感焦虑不安，立即写了回信。

首先让梅克夫人不要为他担心，虽然停止资助，不可能完全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但这种影响绝不严重。而让他担心的是梅克夫人失去了财产以后该怎样生活。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柴可夫斯基自己的经济收入已比过去增加了很多。柴可夫斯基的创作稿费和演出收入，加上国家每年给他的津贴，足够他自己的生活开销，甚至他还经常把许多钱花在别人身上。

他对自己的亲人、朋友、学生，甚至是困难的路人都非常慷慨，时常给予无私的援助。对梅克夫人停止资助，他并不太在意。他感到不快的是“希望您有时还能想起我”这句话。

他在信中说：

难道您以为我只能在用您的钱的时候才能想起您吗？您对我做的一点一滴都难以忘记。一点不夸张地说，是您救了我。如果不是有了您的友谊和同情，我一定会发了疯而且已经毁灭。

您所资助我的钱把我将尽的力气积聚起来，然后使我再度走上音乐之路……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您，将来也永远不会忘记您，因为我头脑中产生的每个想法都是和您连在一起的。

梅克夫人做出的近乎绝交的表示，使柴可夫斯基困惑不解，他急于知道梅克夫人究竟出了什么事。

柴可夫斯基从第比利斯回到莫斯科后打听到，梅克夫人的经济并没有真正破产，这使柴可夫斯基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他想，难道梅克夫人是想以此作为摆脱他的借口吗？她究竟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断然的方式终止他们之间的友谊呢？柴可夫斯基写信给梅克夫人的女婿巴胡尔斯基，想弄清究竟。

1877年，巴胡尔斯基在梅克夫人家中当音乐师。他是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手，钢琴也弹得很好。作为柴可夫斯基的学生，他对自己的老师一向十分尊敬。

巴胡尔斯基人很聪明，对自己能有机会在梅克夫人家中工作十分满意。他享有很好的工作条件。他有最好的乐器可以使用，也有许多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还能经常陪伴梅克夫人在国外四处周游。他乐于为梅克夫人做一切委托他做的事。逐渐地他成为梅克夫人的别人不可替代的好助手。

1882年以后巴胡尔斯基爱上了梅克夫人的女儿尤里娅·卡尔洛夫娜，1889年两人结了婚。过去曾有段时间，应梅克夫人的请求，柴可夫斯基教巴胡尔斯基学作曲。

柴可夫斯基认为他在作曲方面没有多大才气，柴可夫斯基曾想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巴胡尔斯基本人和梅克夫人，被梅克夫人的儿子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劝阻了。

他说，梅克夫人听了会生气的。巴胡尔斯基也深知自己水平的确不太高，并没有由于柴可夫斯基对他看低而嫉恨不满。作为梅克夫人的女婿，他并不希望做任何对柴可夫斯基不利的事。

梅克夫人和柴可夫斯基停止通信后，自1890年10月至1891年6月，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柴可夫斯基曾好几次通过巴胡尔斯基了解到有关梅克夫人的情况。他写信对巴胡尔斯基说，梅克夫人可以停止对他的金钱资助，但希望他们之间通信不要终止。

巴胡尔斯基回信告诉他说，梅克夫人已经不可能写信，她并没有生气，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变化。

柴可夫斯基知道梅克夫人的这种态度后，更加感到屈辱。他想，难道13年来他们的友谊仅仅限于金钱吗？难道梅克夫人只是为了从他那里得到乐趣而资助他吗？现在没有了乐趣，就不再付钱，一切就都结束，也就不写信了。

柴可夫斯基苦苦地进行反思，他把梅克夫人的所有信件翻出来又重新读了一遍，他感到自己完全崩溃了。

1891年6月，他给巴胡尔斯基写了一封情绪激昂的信，诉说和发泄心中的不满。他说，使他受打击的不是梅克夫人不写信，而是梅克夫人对他完全失去了兴趣。发生这样的事，使柴可夫斯基对人，包括像梅克夫人在内的好人，对整个世界失去了希望。

由于知道梅克夫人健康状况很差，柴可夫斯基又不能把自己的烦恼告诉她，不愿意使她悲伤，所以柴可夫斯基请巴胡尔斯基不要向梅克夫人提及他写此信的事情，同时也请求巴胡尔斯基不必回信。

但巴胡尔斯基还是回了信。他的信很简短，他再次说明梅克夫人不给柴可夫斯基写信的确是因为疾病缠身，心力交瘁。

不过，巴胡尔斯基又写道：“如果你依旧再次写信，可能会感动梅克夫人，说不定你们的关系还能恢复。”

然而，柴可夫斯基并没有再给梅克夫人写信，也许是由于不相信巴胡尔斯基的话，也许更重要的是因为收到巴胡尔斯基的信后，他觉得进一步受了伤害和打击。与自己有共同语言的挚友竟以这样的方式离他而去，这种打击让他不堪忍受。这个伤害也一直重重地压在柴可夫斯基的心头。

在柴可夫斯基看来，梅克夫人断然终止了与他的交往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接受的，而梅克夫人的境况又是如何呢？是什么因素促使她作这种残酷的决定呢？也许事情由来已久。

1881年，梅克夫人在经济方面遇到过一次大麻烦。当时她被告知应偿还丈夫生前留下的一大笔债务，关于这笔债务梅克夫人过去完全不知道。她通过变卖房产，经一番周旋之后，总算熬过了这次危机。

她曾把那次危机的情形如实告诉了柴可夫斯基，同时安慰他说，这丝毫不影响对他的资助，因为与她在危机中上百万的经济损失相比，给柴可夫斯基的那几千卢布对她来说简直微不足道。

梅克夫人对柴可夫斯基的资助是心甘情愿而又慷慨、主动的。就是在她刚刚渡过危机以后，1881年10月，当她得知柴可夫斯基纯粹为了挣钱的目的为尤根逊编写音乐出版物的事情后，她给柴可夫斯基寄去了超过规定数额的钱，以便让柴可夫斯基能够从那些消耗他精力的、无意义的事情中摆脱出来。

柴可夫斯基收到这些钱后写信对她说：

请不要忘记，由于4年来您的帮助，在生活条件方面我已达到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水平。我的钱不仅够用，而且很多，很多，这些钱已经超过了我的实际需要。

也许是这个声明，使梅克夫人后来作出停止资助柴可夫斯基的决定。之后，等梅克夫人的经济境况稍微好转一点后，她甚至在法国南部还买了别墅。然而，没有多久，又开始出现了不利的局面。政府对私有铁路的控制加上铁路部门管理人员的营私舞弊，使梅克夫人经常处在紧张状态。她的经济情况很难保持平衡。

梅克夫人的这一情况直接影响到她自身的身体健康。她的肺结核病越来越重了，右手也开始僵化，只能用左手推着才可以写字，所以她自己已经不能亲手写信。1889年至1890年，这一两年她又出现了很严重的神经系统的毛病，过去她的耳朵听力就差，现在几乎完全听不到声音了。

对梅克夫人最大的打击是她心爱的大儿子乌拉吉米尔的突然去世，母亲的良知使她感到深深的惭愧。她觉得这所有的不幸都是对她的惩罚。回顾自己的一生，梅克夫人觉得她只顾了自己，与柴可夫斯基的友谊几乎占去了她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对家和孩子却很少照看关心。

她对自己说：“这是我应得的罪，我应该赎罪。”她本是个无神论者，而现在她却全身心地皈依了宗教，她每天做长长的祈祷，她接受了宗教所规定的那些仪式。

19世纪80年代以后，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他开始赢得国内外广泛的认可。音乐创作、指挥演出以及音乐界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使柴可夫斯基总是很繁忙。

这些变化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到他和梅克夫人之间的关系。他给梅克夫人的信不免带上敷衍的色彩，他写得更多的是外界的事情，写他所参加的一些活动的情况，而少了像往日那样的内心表白和思想情感的交流。

这时候的梅克夫人逐渐敏感地感觉到在这些信中某种东西正在消失。她已经意识到，处于创作巅峰状态的柴可夫斯基，除了忙于作曲和指挥音乐会，他还有应接不暇的社交应酬，他的生活圈子已经大大扩展，而她在柴可夫斯基生活中的地位也不像过去那么重要。

生活在孤独寂寞中的梅克夫人，永远需要一个专门陪伴着她，甚至属于她的灵魂。她不愿意柴可夫斯基有半点的敷衍，她想让他轻松。梅克夫人以为他能平静地对待她的离去。

至于钱，固然她的支持对柴可夫斯基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没有了她的帮助，对柴可夫斯基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他有足够的财力应付自己的开支。在梅克夫人的性格中不乏坚决、果断。她这样想了，她也这样做了。她希望柴可夫斯基能懂得她。

但脆弱敏感的柴可夫斯基并没有懂得梅克夫人的用心。他更多感受到的是伤害和屈辱。人的心有时会脆弱得像一张薄纸，自尊心不仅可以为寻求理解设置障碍，更可以使曲解变成真理。失去了梅克夫人的友谊，柴可夫斯基陷入了难言的痛苦和绝望之中。

巧合的是，1891年8月，柴可夫斯基发现，梅克夫人赠送给他的那个镶有贞德像和阿波罗神像的纪念表也丢失了。友情失落了，爱的信物也不翼而飞。

1893年，有一次柴可夫斯基知道自己的外甥女也就是梅克夫人的儿媳安娜·里沃夫娜要到国外去看望梅克夫人时，他约见了安娜。在莫斯科普列奇斯琴斯克林荫道上的梅克夫人的一所住宅的饮茶室里，柴可夫斯基和外甥女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柴可夫斯基把自己内心的痛苦告诉了她，并让她转告梅克夫人。安娜知道了舅舅心底的悲哀，对他抱有深深的同情。

安娜·里沃夫娜来到梅克夫人的寓所，看望病中的婆婆。

那是一个黄昏，梅克夫人躺卧在沙发上，安娜坐在她的身边，向婆婆细细诉说了柴可夫斯基的心理感受。梅克夫人听到儿媳的述说后，眼里闪着一种奇异的光芒。

那时她的肺病已非常严重了，喉咙也已经失声，只能沙沙低语：

我知道，他不再需要我了，我再给不了他什么了，我不愿意让我们的通信只对我一个人是快乐，而对他变成是一种负担，我没有权利只要自己的快乐。

如果他不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他还需要我，那为什么不再给我写信了呢？要知道他是做过这种许诺的。的确，我不再给他物质方面的资助了，但这难道有什么意义吗？

一切都结束了。通信断绝，爱已远去，心也各奔东西。曾经燃烧过的崇高真挚的情感留下了温馨难忘的回忆。

梅克夫人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她的最后一封信会给柴可夫斯基带来如此巨大的打击。她始终在等待，她觉得他还会再写信来。

然而，柴可夫斯基并没有给梅克夫人写信，而梅克夫人自己也已经没有能力写信，他们就这样分手了。所有的回忆和期待，所有的委屈和埋怨，所有的爱和恨都只属于他们各自的自己了。

但是，世人认为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的友谊是长存的。梅克夫人与柴可夫斯基之间的高洁诚挚的情谊早已融进伟大作曲家不朽的音乐之中。梅克夫人在柴可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她拯救了柴可夫斯基的生命，为了俄罗斯，也为了全世界。

如果说“拯救”一词有点过分的话，那么起码是梅克夫人使柴可夫斯基得以避开日常生活繁忙的琐事，使他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自己所喜爱的音乐创作事业中去。这就足以使人们感谢她，感谢她对伟大作曲家的无限仁爱和宽宏，感谢她的慷慨和奉献。人们不仅“有时还能想起”她，而是永远纪念她。

看望童年的家庭教师

1892年5月17日，柴可夫斯基迁入离莫斯科不远的克林郊区的一家新住所，房子很宽敞。居住环境很好，景致也很优美，有许多幽静的好去处。这年年底和1893年年初的戏剧节，柴可夫斯基多次外出旅行演出，在华沙、汉堡、巴黎等地都亲自指挥演奏了自己的作品。

1892年12月，柴可夫斯基去了法国东部的一个小镇蒙贝利亚尔，他要到那里探望阔别40多年的童年时的女家庭教师樊妮·德贝巧。这次难得的会面使他万分激动。

已逝的岁月又一一在眼前浮现，一路上他思念故人，乡愁满怀。他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记忆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恩惠的礼物之一。对我来说，没有比沉浸于往事更快乐的了。回忆犹如月光，在它的照耀下，往事清晰逼真地显现，一切坏的都已看不到，所有好的都变得更美丽。

对往事的回忆，激起了柴可夫斯基对慈爱母亲艾希尔的深切怀念。他对母亲的爱是永恒的、刻骨铭心的。他一直依恋着自己的母亲。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能接受母亲已经与世长辞这个残酷的事实，只要一想起来，就感到揪心的疼痛。

1893年元旦下午3时，柴可夫斯基来到了蒙贝利亚尔樊妮·德贝巧的公寓。樊妮·德贝巧来开门了，柴可夫斯基一眼就认出了自己年幼时的家庭教师。她虽已70多岁了，却一点也没有变。

柴可夫斯基在给哥哥库拉依的信中，谈到了与女家庭教师见面时的情景：

我曾担心会出现悲喜交集的场面，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仿佛我们分别了只不过一年……

她高兴、亲切、诚恳地接待我。我立即明白了为什么当时父母和我们都那么地喜欢她。她是一个很讨人喜欢、善良温和的人，她很正直，很聪明。

樊妮·德贝巧还能回忆起遥远的往事，提起我们年幼的时候，母亲和我们大家的各种有趣的事情……

听着她的叙述，我好像又呼吸到伏特金斯克故乡的空气，听见母亲悦耳的歌声……

我沉浸于那遥远的过去，觉得有点可怕，但又觉得很温馨。我们俩人一直都含着眼泪。

和昔日女家庭教师德贝巧的重逢，使柴可夫斯基陷入了怀旧情绪之中。之后，柴可夫斯基仍在不停地旅行，但他并不快乐，他感到身心俱累。莫代斯特曾这样叙述柴可夫斯基这一阶段的心情：我的哥哥似乎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似乎占有了他，逼迫着他盲目地向前跑，往外边跑。

这种“力”并非仅仅解释为想适应公众的需要。到现在，柴可夫斯基已经学会了怎样拒绝他所不喜欢的邀请了。他自己也没有了先前那样想出去的愿望，因为他所爱的那些老地方都已不可能再去了。

卡缅卡充满了对妹妹的悲伤的回忆，意大利失去了它的可爱之处，巴黎只能使他更加害怕，布莱洛夫已属于陌生人。他唯一想去的地方，除克林外，就是圣彼得堡，因为在那儿可以看望他的亲戚。

驱使他的那种神秘的力量是一种深沉的不可解释的焦虑。那是一种绝望的心情想在某个地方或是任何一个地方分一下心。

不久，柴可夫斯基回到了俄国。他在敖德萨指挥了他的作品音乐会。他竟连续指挥了好几场。敖德萨一连几天举行盛大欢迎活动，各界人士热情款待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

1月底至2月初的这段时间，画家库兹涅佐夫为柴可夫斯基画了一幅肖像画。

肖像画中的柴可夫斯基身着黑色的礼服大衣，里面穿了一件翻领的白衬衫，系着一条别有珍珠扣针的领带，十分潇洒而富有魅力。他右手放在一些摊开的乐谱上，凝神伫立。他双眉略锁，双目闪着坚毅的目光，若有所思地凝视前方，脸上流露出他独有的忧郁。柴可夫斯基本人对这张肖像画很满意。

回到克林以后，柴可夫斯基已感到精疲力竭。一部新的交响曲的构思已经在旅途中完成。他觉得心中有太多的东西需要用音乐来表达，他迫不及待地开始投入《第六交响曲》的创作。

国内的一些音乐会的演出也是柴可夫斯基不能不参加的活动。1893年2月至3月间，他在莫斯科指挥了一场义演音乐会，曲目有《哈姆雷特幻想序曲》、《音乐会幻想曲》、《胡桃夹子组曲》等。

3月下旬他又在哈尔科夫指挥了个人作品音乐会，受到人们极其热烈的欢迎。

在这段日子里，柴可夫斯基应尤根逊的委托又写了一些歌曲和钢琴曲，还为98步兵团写了一支军队进行曲。他的堂弟安德烈当时在该团任团长，这是应他的要求而写的。

一首根据莫扎特《第四钢琴幻想曲》改编的供四部合唱和钢琴伴奏演出的乐曲也是这时完成的。

1893年5月9日，柴可夫斯基出席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年仅19岁的青年作曲家谢尔盖·拉赫马尼诺夫的歌剧《阿莱科》的首场演出。他创作的5首钢琴曲曾专门呈请柴可夫斯基过目，柴可夫斯基对青年作曲家给予热忱的指导和帮助，他的亲切、和蔼和耐心给青年作曲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893年，英国剑桥大学决定授予柴可夫斯基荣誉音乐博士学位。与他同时获得这项殊荣的还有德国作曲家马克斯·布鲁赫、意大利作曲家阿里格·鲍依托、法国作曲家圣·桑、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

5月底，柴可夫斯基来到英国伦敦。在伦敦爱乐乐团的音乐会上，柴可夫斯基指挥演奏了《第四交响曲》，博得公众的绝口称赞。在出席伦敦爱乐乐团董事会为柴可夫斯基和法国作曲家圣·桑举办的晚宴上，柴可夫斯基和沃尔特·达姆罗施是邻座。

达姆罗施得知柴可夫斯基正在创作《第六交响曲》，他希望以后能得到一份该曲的总谱，并在美国指挥演奏。这给柴可夫斯基精神上很大支持。

在举行授学位仪式之前的几天，柴可夫斯基一直忙于各种应酬。他特意去拜访了萨拉萨蒂。他对萨拉萨蒂的印象很好，觉得他“非常和蔼”。

在剑桥大学为获荣誉音乐博士学位的音乐家们所举行的音乐会上，柴可夫斯基指挥演奏了幻想曲《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

第二天上午举行了隆重的授学位仪式，4位作曲家“头戴镶有金丝带的黑丝绒博士帽，身着镶嵌鲜红宽边的雪白的绸缎长袍”，接受了荣誉音乐博士学位。仪式之后举行了早餐会，来宾们用传统的大酒杯轮流饮酒。随后，作曲家们又参加了在花园里举行的招待会。

参加这次盛大的活动并没有使柴可夫斯基感到兴奋。他和往常在国外旅行演出时一样，总是想念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在给外甥达维多夫的信中说，他在外面吃不好，睡不着，像是在受“苦刑”。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选择了这次旅行。

柴可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后，得知在他出国期间，他过去的朋友阿布莱希特和席洛夫斯基都已去世。圣彼得堡还有一位朋友阿布丁也已病危。

要是在过去，他知道这样的消息会悲痛欲绝，难以承受这种打击。然而现在，这一连串的朋友的死讯对柴可夫斯基的震动并不大。饱经沧桑历尽磨难之后，他的精神已有了很强的耐受力。他觉得应该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和不幸。

最后的《悲怆交响曲》

1891年，刚过50岁的柴可夫斯基已经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了。生活上的打击、事业上的艰辛使他的身心过早地衰老了。因此柴可夫斯基对自己极其不满：“当我确信我在音乐餐桌上只能摆出一些炒冷饭时，我便不得不放弃创作。”

然而，热爱音乐并将它视为自己生命的人岂能轻易舍弃音乐？柴可夫斯基虽然缺乏自信，却常常想与命运抗争一番。

秋天，他在自己的新居克林完成了《降E调第六交响乐》，不幸的是，这部交响乐“是一个由声音构成的空洞的典范，没有真正的灵感，只是为了写作而写作的东西”，所以他毅然决然地将它们焚毁了。

就在柴可夫斯基又一次陷入失望的时候，命运之神出人意料地给了他公正的回报：冬天，他被法兰西学院选为通讯院士，他荣获了圣彼得堡室内音乐学会的奖章……

这一系列的荣誉使柴可夫斯基欣喜，并且因此而增添了不少的自信。本来，柴可夫斯基从事最后几次旅行时就一直在缅怀往事，深感悲哀和身处异邦的孤独，于是产生了创作新作品的念头，作为自己一生的总结。

1893年，自称“筋疲力尽”、“不中用”的作曲家又投入了工作，那就是创作一部新交响乐：《第六交响曲》。

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柴可夫斯基就曾打算写一部以“生活”为标题的交响曲，可是回旋在俄罗斯上空的沉闷的政治空气阻止了他的计划，他对寻求生活问题的答案而不得，感到十分茫然。

现在，一股强烈的冲动冲击着柴可夫斯基，在蒙贝利亚尔看望他的樊妮老师的时候，在布鲁塞尔举行那次“受到广泛赞扬的音乐会”的时候，在敖德萨指挥专场音乐会的时候，这部新的交响乐一直激荡在他的心中，柴可夫斯基一边打腹稿，一边经常为它而失声痛哭。

19世纪末的俄国，千疮百孔。人民在贫困中挣扎，他们渴望自由，向往美好生活的希望化为乌有，人类的尊严受到了沙皇的践踏。柴可夫斯基不堪忍受这些矛盾，便借助音乐，借助这部交响乐来发出他控诉、愤慨的声音。

柴可夫斯基在事业上是成功的，而他的个人生活却无疑是悲剧性的。他一生都在追求，都在挣扎，都在向往与憧憬。然而命运给予他的却是幻灭、失望与痛苦。梅克夫人把他捧上爱的天堂，却无意中又把他的自尊心“践踏”在地上。

柴可夫斯基一生都在到处漂泊，寻求爱的方舟，正当他自以为找到了这只方舟并坚信这只方舟将伴随他走完人生旅程的时候，这只方舟却突然沉没了。所以晚年的柴可夫斯基的生活是孤寂的、失望的。

1893年2月，他回到克林，确信自己再也没什么前途。他曾说：“我需要的是重新获得自信，因为它蒙受了摧残，并且在我看来，我的戏已演完。”

就这样，柴可夫斯基带着不可言说的深深苦痛开始了他的《第六交响曲》的创作，正是这部作品，对他个人来说，将证明他的戏绝没有演完。对全世界来说，将证明这是柴可夫斯基的伟大杰作。

其实，柴可夫斯基并不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失去了创作力，相反在创作《第六交响曲》的过程中，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尚未到达不中用的地步”，尽管在配器方面存在惯常遇到的困难，柴可夫斯基还是在8月底以前写好了总谱。

柴可夫斯基含着泪写好了总谱，他几乎把“整个心灵都放进这部交响曲”了，他爱它，“我以自己的名誉担保，我从未像认识到自己创作了一部好作品那样，感到自满、骄傲和快乐”。

同时，他对音乐界对这部新作品的反应没有太大信心：

在我看来，假如这部交响曲起初遭到谩骂和藐视，似乎是十分自然的，不会使人感到丝毫的惊诧。但我确信，这部交响曲肯定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好的，当然也是最真挚的。我从未像现在喜爱它一样喜爱过我的任何其他作品。

《第六交响曲》第一乐章的音乐犹如用管弦乐队演出的一部悲剧戏剧诗。引子那从巴松管低音区呻吟出的“命运”动机成为快板奏鸣曲式的第一主题，但已经变得紧张；第二主题是柴可夫斯基旋律中最优美的曲调之一，由加弱音箱的小提琴齐奏，稍稍舒展，但未失去紧张的性质。展开部中运用了东正教圣歌《与圣者共安息》的曲调。

在展开高潮时，再现的第一主题已经变得像抗争、呐喊一般，随之而来的第二主题再现结束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第二乐章是较舒缓的圆舞乐章，前一乐章压抑的气氛几乎消失了，只在中间部分定音鼓执着的敲击声中保留了一点儿余响。

第三乐章由神秘、变幻莫测的谐谑曲和强打精神的进行曲轮流反复构成。它留给听众一个谜团，一个有关命运的谜团。

第四乐章重现了第一乐章压抑、消沉的气氛，两个主题均用持续下行音阶构成。这个终曲没有用快速，而是用行板作为结束，这在交响乐文献中是非常罕见的。当乐曲消逝在一个低沉的B音时，人们不禁会把作者试图要在作品中阐述的命运同死亡、寂灭连在一起。

《第六交响曲》终于于1893年11月28日在俄罗斯音乐协会举办的音乐季首场音乐会上公演了，由柴可夫斯基亲任指挥。

正如柴可夫斯基曾经预言的那样，反响平平，作品未能激起听众的热情，它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长期以来，一直对自己作品的成功十分敏感与在意的柴可夫斯基，这次却出人意料地保持了平静。

柴可夫斯基毫不动摇地坚信《第六交响曲》是他所作的或者他将作的最好的作品，甚至在公演的第二天，就将总谱送交尤根逊出版，只是标题还没定下来。柴可夫斯基既不想仅仅标上作品号码，同时又放弃了原来称为《第六交响曲》的打算。

鉴于音乐始终贯穿的悲剧气氛，弟弟莫代斯特便建议他用“悲剧”作一个贴切的标题。

“悲剧？悲剧不行，我不想把我的作品就如此直白地解释给我的听众们，悲剧？不合适。”柴可夫斯基似乎有些犹豫，但他显然对“悲剧”是不满意的。

莫代斯特此时并不想陪哥哥绞尽脑汁，就转身预备离开，突然一个词在他的脑中跳了一下：“悲怆。”

“悲怆！悲怆行吗？”

“悲怆！棒极了，莫代斯特！就是悲怆！”

柴可夫斯基兴奋地跳起来，于是他就在总谱上写了“悲怆”这个标题。就这样，一个响亮的名字就在人们心中扎了根，“悲怆”！抒写了作者的不幸与创伤，又超出了他个人的印记，成为人类精神世界一个侧面的生动写照。

《第六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最后激情的迸发，宛如一位饱经人世沧桑的老人，在沉思、惆怅和寻找的同时发出了叹息与哀伤的曲调……

人们在音乐声中感受到自己的呼声，作曲家在音乐声中寄托了他对死亡的敏感。是的，此时的柴可夫斯基似乎听到了人生走向死亡的前奏，他听到了死神的召唤，然而，他始终也没有料到死亡已经距离他那么近了。

伟大的柴可夫斯基

柴可夫斯基的真正悲剧就在于：他过分敏感和历经苦难的天性造成了一种虚幻的恐惧的阴影，他正是在这个阴影的笼罩下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正当他要从这种阴影下解脱出来，正当他获得感情的平衡并变得成熟，正当他到达其创造才能的顶点时，那种虚幻的恐惧却变成了现实。命运——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人着魔的命运——把他击倒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柴可夫斯基的心情还是较为舒畅的，他与老友们欢聚，在饭店中喝酒直至凌晨。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十分自信，然而不幸的事就在这时发生了。

1893年11月2日清晨，由于昨夜的醉酒，使他感觉十分难受，他躺在床上懒散地胡思乱想，他觉得自己的胃又出毛病了，与往常的胃痉挛一样，他的胃闹得他整宿没有睡着。

第二天早上，弟弟莫代斯特来叫醒柴可夫斯基。但是，他却不想动一下，神情相当痛苦。莫代斯特很为他担心，劝他去看医生。柴可夫斯基嘲笑莫代斯特的这种过敏，然后他起床去拜访那普拉夫尼克了。

可是到了吃中饭的时候，情形还未见好转，他坐在饭桌旁陪着弟弟和外甥，却一口食物也吃不下。莫代斯特更担心了：当时城里又一次流行了霍乱病，而柴可夫斯基却不合时宜地喝了一玻璃杯生水。他会不会染上曾使母亲丧生的可怕的霍乱疾病呢？莫代斯特越想越觉得不安和恐惧。

下午，柴可夫斯基的病情越来越重，天黑了，他变得更加衰弱，他的胸部开始剧烈疼痛，他终于相信了，“这就是死亡”，是霍乱又一次可怕地降临了。

第二天，柴可夫斯基更确信死亡来临了，圣彼得堡最优秀的医生勃廷逊兄弟也没有能够挽救他。

“我相信我就要死了，再见吧，莫代斯特。”柴可夫斯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然后他出现了谵妄，他的神志已经不再清醒，他甚至不能认出特意从克林赶来的男仆人阿列克赛，他一直用愤慨、申斥的语调重复着梅克夫人的名字。

1893年11月6日凌晨3点钟，俄罗斯天才的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终于离开了人世。当时，他的哥哥库拉依和弟弟莫代斯特、外甥达维多夫，忠实的男仆阿列克赛和三位医生都在场。

人们对于正当壮年的作曲家的突然谢世感到措手不及，柴可夫斯基的同事们、朋友亲人们更是悲痛欲绝，俄罗斯乐坛上一颗闪亮的明星陨落了。

虽然柴可夫斯基没有生活在贝多芬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年代里，却生活在一个同样可以造就音乐巨匠的时候：一个充满着矛盾、痛苦与挣扎的时代里。

自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以来，俄罗斯大地上苦难的人民砸碎了套在脖子上的枷锁，精神日益得到了解放。与此同时，俄罗斯资本主义也开始萌芽，进步的社会民主思想就在这样一种土壤里发芽并迅速地繁荣起来。

但是，统治者却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即便是在社会民主思想相当繁荣的时候，沙皇的反动统治也依然笼罩着俄罗斯大地。19世纪后期，也就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全盛时期，正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黑暗的反动统治时期。

1878年秋，柴可夫斯基在他的一封信中说：

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一方面，一个绝对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政府，连珂克沙可夫说了一句勇敢的真话，就把他放逐。另一方面，悲苦的青年，成千成千地，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被流放出去，流放到乌鸦也拾不到骨头的地方去……

亚历山大三世比他所有的祖先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完全地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他使贵族地主更暴虐地压榨农民，他无视法律，野蛮地统治他的百姓……

这种社会氛围使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惶惑但又无所适从，他们心中有的只是深沉的郁结的忧伤，只是无法排解的苦闷。

柴可夫斯基像俄罗斯的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但他比别人有一根更敏感与脆弱的神经，因而他的郁闷与痛苦就比别人更加的强烈。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都是时代的回声，在1866年完成的《第一交响曲》中，他表现出了当时俄罗斯人民的伤感和哀愁，他们的生活意志和伟大的力量。

1872年在《第二交响曲》中他初步提出了走向生活、走向人民的思想。

1878年，柴可夫斯基创作了《第四交响曲》，这是他在婚姻问题上遭受打击后而不得不去国外休养的时期写成的。在这部作品里，柴可夫斯基不仅表现了自己的痛苦心情以及他对于幸福生活的热切向往，更表现了他对于苦难大众的发自内心的同情，指出了个人命运和广大人民的命运的密切联系，指出人民的强大力量是克服悲惨命运的保证。

柴可夫斯基早期凭着一腔真诚进行创作，在作品中渗透着他对社会、对时代的反映。

19世纪70年代末，艺术上渐入佳境的柴可夫斯基面对人民悲惨的生活和矛盾重重的时代，显得有点手足无措。他时而想从哲学中得到答案，于是便拼命地阅读托尔斯泰的著作与斯宾诺莎的哲学；时而又想信仰宗教，他诚恳地告诉巴拉基列夫说：

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从基督那里获得安宁和支持。

他时而热心于社会音乐活动，从事指挥工作；时而又心灰意懒地抱怨一切；他时而怀着苦痛的心情远离俄国，因为他不忍听回旋在俄罗斯上空的贫病人们的呻吟；时而又迫不及待地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因为强烈的乡思使他无法自拔……

然而，诚如沙波林所说的：“真挚和诚实的艺术家柴可夫斯基是无法在自己的创作中避免那喘息在专制政治下的人性的深刻的社会悲剧的。”当有话不得不说时，柴可夫斯基便以全身心投入创作，他重新站在时代的高度，使音乐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

1885年，柴可夫斯基悲愤地远离祖国与亲人到欧美各国漂泊旅行，一路上沙皇的残酷，俄罗斯百姓的凄苦生活始终在他的脑中萦绕，最终他写下《曼弗雷德交响曲》表示他对社会的失望。

1888年，柴可夫斯基完成了《第五交响曲》，在距《第四交响曲》创作11年后仍然继承了《第四交响曲》所反映的社会悲剧性。

“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选择自己熟悉的俄罗斯题材进行创作使柴可夫斯基能在音乐中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作品中主人公的思想融为一体，从而细腻地刻画人们的心理体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根植于人民，渊源于劳动。他在俄罗斯大地上酿就了乡土气息极浓郁的作品，民歌、浪漫曲都是他灵感的渊源。

《瓦尼亚将身坐上沙发》、《田野上有一株小白桦》等一首首人们熟悉的俄罗斯民歌在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第四交响乐》等作品中出现，是那么亲切而脍炙人口。

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有其独特的个性。他的艺术是大众的，是写给所有人的，而同时又是深刻抒情的，是面向每一个单个人的。这种个性突出地表现在音乐旋律的抒情性和歌唱性上，也就是他将音乐基调建筑在民歌、民间舞曲的基础上，从而使乐曲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伟大的柴可夫斯基一生几乎用所有的体裁进行创作：歌剧和芭蕾舞剧，交响曲和标题交响乐作品，协奏曲和室内器乐重奏，尤其是大量钢琴乐曲，合唱作品和大合唱，浪漫曲和歌曲，声乐重唱曲。

此外，柴可夫斯基还写下了音乐评论文章以及理论著作，包括俄国第一本音乐教科书《和声实用教程》等。这些丰富的遗产对我们今天的音乐事业是那么的珍贵，从中我们感受到柴可夫斯基本人的性格，也感受到当时的社会氛围，那优美的旋律似乎带我们进入了一个理想境界。

柴可夫斯基不愧为音乐史上继莫扎特、贝多芬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他的光辉将永不熄灭，他的音乐也将永恒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