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奏青春的乐曲

公众这股力量的意见是人们值得注意的，因为在和那些敌视人们喜爱的艺术家的种种努力进行斗争时，公众始终会是胜利者。——柴可夫斯基

任教于莫斯科音乐学院

1866年1月，26岁的柴可夫斯基只身一人来到了莫斯科。他穿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一件旧皮大衣，脚上穿着一双打了补丁的笨重的皮靴，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柴可夫斯基到达莫斯科后，本打算住旅馆，但尼古拉·鲁宾斯坦坚持要他住进自己的院长寓所。

尼古拉·鲁宾斯坦是安东·鲁宾斯坦的弟弟，他5年前来到莫斯科，自己一手创办了俄罗斯音乐协会莫斯科分会，随后又仿效圣彼得堡创办了音乐班，之后又扩建为音乐学院。他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指挥家，也是一名称职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他理所当然地成为莫斯科音乐圈子里的中心人物。

尼古拉·鲁宾斯坦仅比柴可夫斯基年长5岁。一方面是出于对哥哥推荐来的人的深信不疑；另一方面是出于对年轻作曲家才华的赏识，尼古拉对柴可夫斯基极为热情，照顾得也极为周到。他看到柴可夫斯基带的衣物不多，就先借给他一套礼服，还亲自送来了半打崭新的衬衫，紧接着又带领柴可夫斯基去裁缝店里量身定制了一件正式的晚礼服，好让他体面地教课。

柴可夫斯基初到莫斯科的时候，举目无亲，经常被忧郁症、思乡病和沮丧消沉的情绪所困扰，也没有心绪对面临的新环境做出任何积极的反应。正是新院长尼古拉的耐心、谅解和宽容给了柴可夫斯基百般的安慰。虽然尼古拉仅比柴可夫斯基大一点，但他对这位新来的伙伴就跟父亲对待儿子一样亲密。

柴可夫斯基当时的生活自然是不宽裕的，父亲已经退休在家，家里还有一对双胞胎弟弟需要父亲抚养，父亲能提供给柴可夫斯基的生活费是很有限的。他初到莫斯科时过着最简朴的生活。

他的这间仅有一张床和一张写字桌的小屋与尼古拉·鲁宾斯坦的居室只隔一层薄薄的墙板，他常常在这间小屋里工作至深夜。

柴可夫斯基知道，跨入音乐殿堂的门槛以后他的全身心已经属于音乐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催促着他要不停地劳作，也只有不知疲倦地工作才能帮助他驱赶时常袭上心头的难以言状的孤寂感。毕竟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他举目无亲，一切都要靠自己。凝结在他笔端的有离愁和忧郁，也有对崭新生活的向往和对成功的渴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柴可夫斯基还和不少音乐圈里的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其中有两人成了他一辈子的挚友。第一个是康斯坦丁·阿布莱奇特，他是音乐学院监管办公室的警察；另外一个是音乐学院的教授、拉罗什的挚友尼古拉·卡什金，后来成为十分著名的音乐评论家。

另外，柴可夫斯基还结识了他未来几乎所有作品的出版商波伊·尤根逊。尤根逊当时是一家大规模的乐谱出版社的老板，他精明能干，也十分地热爱音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是莫斯科音乐界的重要人物，为俄罗斯音乐佳作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做了很多工作，是一位对音乐界非常有贡献的人物。

虽然当时柴可夫斯基还未出名，但尤根逊已强烈地感觉到他的潜在的音乐天赋，决定出版他的作品，并提供一些必要的经济资助。可以说，没有尤根逊的大力宣传和推广工作，柴可夫斯基日后不可能在俄罗斯及世界各地受到如此广泛的赞誉和尊敬。

当柴可夫斯基初到莫斯科时，著名的作家和音乐家、诗人普希金和作曲家格林卡的朋友弗拉基米尔·奥勃耶夫斯基也正在莫斯科安度晚年。

在一次音乐学院的集会上，柴可夫斯基到台上发言，他热情地谈到自己的老师安东·鲁宾斯坦为普及俄罗斯音乐教育所做的种种努力和其中的辛酸。柴可夫斯基热情和极富鼓动性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也给在场的奥勃耶夫斯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从此奥勃耶夫斯基就十分关注音乐学院这位年轻教授的活动。3年之后，当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部歌剧《总督大人》在莫斯科大剧院上演时，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在日记中写道：“这部歌剧是为辉煌的前景所铺下的路基。”并热情夸赞《总督大人》中的音乐相当优美。

1866年秋，莫斯科音乐学院正式开学。在开学庆典的午宴上，柴可夫斯基发了言，并在音乐会上第一个演奏。

他站起身说：“让我们不朽的格林卡的乐曲首先响彻大厅吧！”随即便坐到了钢琴前开始弹奏格林卡的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他典雅的风度、微颤的话音和充满激情的演奏给在场的所有师生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年轻教授的日子很不轻松。柴可夫斯基每周要上26小时的课。初上讲台，他很害羞，被几十双眼睛盯着，他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但是他所讲的音乐理论、和声规则使他很快就镇静下来了。

柴可夫斯基的讲解明了易懂，加上他对学生异常的温和和耐心，没多长时间，学生们就喜欢上了他。他对有音乐天才的学生更是精心培养，给予他们个别的指导和帮助，就像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院长安东·鲁宾斯坦对自己的栽培一样。

在柴可夫斯基培养的学生中，有的后来成为著名的音乐家，如钢琴家阿·依·吉洛齐、大提琴家阿·阿·布拉杜柯夫，而斯·伊·塔涅耶夫是柴可夫斯基最喜爱的学生，他后来成为优秀的作曲家、理论家和教授，并且是柴可夫斯基一生的挚友。

不仅如此，柴可夫斯基还积极参与音乐学院的业务建设，对弘扬俄罗斯丰富的音乐传统尽心尽力，对祖国的音乐教育建设充满热情。柴可夫斯基从初到音乐学院起就以极大的热情参加各种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参与编写和声课提纲，认真制订教学计划，让学习音乐的学生及时了解欧洲其他国家的音乐研究成果。

此时，柴可夫斯基还翻译了比利时音乐学家、作曲家格瓦尔特的《配器法教程》，他在该书1866年版序言中明确写道：

一些俄国青年正在我国目前仅有的两所音乐学院内对艺术进行全面的研究，这个译本就是供他们使用的。没有认真钻研的态度就不会有俄罗斯音乐的发展，我们这两所优秀学府中的学生们迟早应该使祖国的艺术摆脱这种病态，他们将在格瓦尔特的书里见到一些正确并且是有用的观点，熟悉整个乐队的能力以及每件乐器的特性。

1869年和1870年，柴可夫斯基又相继翻译了两本德文的音乐著作，即罗伯特·舒曼的《青年音乐家生活守则》和约翰·洛贝的《音乐手册》，另外他还编写了俄国第一本和声学教科书《实用和声教程》，这本教材于1872年出版，后来被译为德文和英文。

然而柴可夫斯基的真正意愿和兴趣所在并不是教学工作。他最渴望的仍然是作曲。由于大部分时间他要给学生上课，只好用晚上的时间搞音乐创作。

柴可夫斯基从来到莫斯科的最初几天就成为莫斯科艺术家小组的常客。这个小组是由尼古拉·鲁宾斯坦和剧作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奥勃耶夫斯基共同组创的。莫斯科的作家、莫斯科小剧院的艺术家们都把艺术家小组当作活动中心。

艺术家小组举行的聚会精彩丰富、生动活泼。文学家们在小组里朗读了自己的最新创作，出席者对这些作品展开激烈讨论。他们弹琴唱歌，谈话玩牌，开化装舞会。这个上层社会的社交场所吸引着柴可夫斯基，他的出现也引起了那里的人们的注意。

柴可夫斯基彬彬有礼的举止、温和的性格很讨大家的喜欢。他常在艺术家小组里弹琴唱歌，由于他悦耳的歌喉，大家给他起了个“黄莺”的绰号。小“黄莺”也会穿上化装晚会的服装和朋友们尽情歌舞，玩多米诺骨牌。有时大家一起去参加群众游园会，在库兹涅佐夫桥桥头漫步。

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花园洋溢着艺术家们的欢笑和激情。在莫斯科流传着丰富的民歌。柴可夫斯基的听觉好得惊人，他可以准确记下这些街头传唱的民歌。

有一次，在莫斯科郊外的瓦罗布耶维山上野餐时，柴可夫斯基记下了农民传唱的歌曲《我可爱的小辫子》，后来他把这个歌曲的旋律用在他的歌剧《市长》中。那一时期他还记录过许多民歌。淳厚质朴的俄罗斯民间音乐深深印入柴可夫斯基的脑海。

这一时期柴可夫斯基的注意力也投向了音乐评论界。他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有独特观点的评论文章。他在自己的评论文章中指出格林卡创作的伟大意义，号召音乐家们继承格林卡开创的发展俄罗斯民族音乐的伟大事业。

柴可夫斯基对那些阻碍俄国艺术发展的东西给予无情的批判。当意大利歌剧在贵族的簇拥下占据着俄国舞台，而俄国人自己的歌剧被挤得毫无立足之地时，他大声疾呼：“作为一个俄国音乐工作者，当我在听着帕蒂夫人的颤音时，我能够片刻忘记我们祖国的艺术界在莫斯科是处在多么屈辱的境地吗？既没有演出场所又没有演出时间。”

柴可夫斯基还热情支持和鼓励新出现的年轻作曲家。1866年年初，在莫斯科俄罗斯音乐协会所举办的一次音乐会上演出了圣彼得堡青年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的《塞尔维亚幻想曲》。人们不了解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对他的曲子反应冷漠，音乐界对他的作品的批评也过于苛刻。

几天以后，在莫斯科《现代纪事报》上，柴可夫斯基发表了为里姆斯基·科萨柯夫辩护的文章，他写道：

我们难以设想，这几句糟糕而不怀好意的话语真是莫斯科舆论界对青年天才音乐家的作品所说的唯一话语，而一切热爱我们艺术的人对这位音乐家是寄予如此厚望的……里姆斯基·科萨柯夫还是一位青年，他有着宽广的前途。

毫无疑问，这位出色的天才人物定将使我们艺术界大大增光。

柴可夫斯基渐渐地习惯了莫斯科的生活。他和尼古拉·卡什金、康斯坦丁·阿布莱奇特、佛·格·拉乌勃等音乐学院的同行们都已很熟，1867年来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的老同学拉罗什已成为他的密友，后来他经常为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发表观点鲜明的评论文章。

柴可夫斯基的刻苦勤奋使院长尼古拉·鲁宾斯坦感到惊讶，他更加相信自己没有看错，把才华横溢的柴可夫斯基安排在他创建的音乐学院绝对是明智之举。

完成第一部交响乐

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工作两年之后，柴可夫斯基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交响曲《冬日的幻想》。在柴可夫斯基一生创作的6部交响曲中，《冬日的幻想》被称作《第一交响曲》。

柴可夫斯基非常喜欢俄罗斯的自然风光，特别对俄罗斯的冬季印象深刻。在他的记忆中，俄罗斯冬季的景色是极其迷人的。白雪皑皑的平原和森林，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视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素洁、神圣。

一阵朔风吹过，刮起银白色的雪雾，使人产生进入仙境的幻觉。白色的原野上，一个小黑点在远方，快速移动，那是一辆雪橇在奔驰，它从哪里来？要向哪里去？这是一个谜，引起人们无尽的幻想……

寂静的冬夜里，柴可夫斯基开始创作《冬日的幻想》。乐曲共分4个乐章。

第一乐章《冬日旅途的梦想》。在这一乐章，柴可夫斯基展示了他对俄罗斯冬日的回忆与梦幻。这是对美丽景物的描绘，也显现了他对俄罗斯冬季风光的挚诚热爱。伟大的俄罗斯，生长在这块辽阔土地上勤劳、善良的人民，永远是柴可夫斯基心中的最爱，也是他音乐作品永恒的主题。

第二乐章《忧郁的远方，蒙胧的远方》。这一乐章里，柴可夫斯基展示了他的内心世界。漫步在寒冷的冬季原野中，他有时会产生一种难以言语的孤寂感，一种淡淡的忧愁也会忽然升起。这种感觉可能产生自对动荡现实的不安，也可能产生自对贫苦群众的同情，还可能产生自他对自己顽强奋斗的感受。

第三乐章和第四乐章都没有标题。第三乐章的旋律由忧郁转为轻盈和浪漫，使人感到在冬季旅途中回想到家庭的温暖与众乐。第四乐章运用了一首当时流行的城市歌曲《花儿开了》的旋律，表明作者的视角从原野进入了城市，展示了莫斯科市内的冬景，特别是展现了莫斯科冬季节日的欢庆场面。

在整个乐曲中，贯穿着俄罗斯民歌和民间舞曲的旋律，表现了鲜明的俄罗斯民族特色。

由于白天要教课，柴可夫斯基的作曲时间大部分是在夜间进行，而创作总是使他情绪激动，因而在放下笔后躺在床上也不能入睡，时间长了就患上了神经衰弱，经常头痛、头晕。

为了摆脱疲劳和头痛，柴可夫斯基经常到街上散步。冬夜里的莫斯科寒冷而又寂静，空气格外清新。白雪在月光的映射下闪着银光。皮鞋踏在积雪上面，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在静夜中显得格外清晰。在这夜景中散步，头脑很快就放松了，而又能引起很多幻想，促使美妙音符的产生。

柴可夫斯基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写完了《冬日的幻想》。乐曲完成后他的神经才完全放松下来，美美地睡了一觉。

在《冬日的幻想》这首乐曲的扉页，柴可夫斯基用端正的笔迹写下这样一行字：献给尊敬的尼古拉·鲁宾斯坦。这位对柴可夫斯基给予兄长般关怀的先生，在《冬日的幻想》创作期间，给了柴可夫斯基不少的鼓励和帮助。

“来，喝杯咖啡。”当柴可夫斯基创作疲劳的时候，尼古拉·鲁宾斯坦就会走进他的房间，送杯咖啡给他提神。

“来，把这药服下去。”当柴可夫斯基头痛躺在床上时，尼古拉·鲁宾斯坦又把药和开水送到他的床前。尼古拉还就创作中的一些问题，经常同柴可夫斯基进行研究和探讨。

尼古拉·鲁宾斯坦很高兴柴可夫斯基献给他这部乐曲，他亲自担任指挥，演出的成功完全超过了预期的效果。但是在尼古拉的严格要求下，作曲家对作品还是进行了两度修改，最后修订本于1883年在莫斯科演出，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听众们特别喜欢慢板的第二乐章。他们在演出结束后长时间起立，热烈鼓掌。

《冬日的幻想》是柴可夫斯基写的第一部交响乐。它渗透了俄罗斯歌曲、舞曲音调，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改编民间歌曲，他的交响曲必须是来自心灵的表白。其中要表现一切悲伤与欢乐、困惑与探索；要表现对永恒美、崇高气质、柔情、光明与善良理想的追求。

要表现他所经历的和感受到的一切：有所丧失时的悲哀，创作成功时的欢乐，认识到大自然神秘之美时的惊讶与幸福，深入民间生活后了解到人们平日的困苦、节日的纵情欢乐以及善于借狂热的舞蹈、诙谐的歌曲来消除忧愁。

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风格在第一交响曲中就已经带有表现明确的俄国民族属性。这种俄罗斯交响乐的风格的根源产生自民间歌曲创作；在民间歌曲创作中，抒情、缓慢、悠长的歌调和高潮、欢歌快舞时刻的热情迸发形成典型的对比，这也正是俄国著名音乐家格林卡在《卡玛琳斯卡雅舞曲》中出色运用的手法。

就像两种对立因素之间的这种比照和相互渗透一样，柴可夫斯基将内在的精神世界和普遍的两者因素相互比照。艺术家怀着自己的理想和重大愿望，他一方面面临着严酷的现实；另一方面又和祖国大自然、自己的人民交流，这种精神世界成了他的创作中最爱使用的主题。

《冬日的幻想》是一部真正的俄罗斯交响乐，人们从它的每一小节中都可以感觉到，只有俄罗斯人才能写出它来，柴可夫斯基将纯粹俄罗斯的内容注进了外来的形式。它使俄罗斯人民加深了对祖国冬日的印象，后来这部交响曲成为俄罗斯乐队的保留曲目。

与“强力集团”的交往

1857年前后，在圣彼得堡音乐界出现了一个在俄国近代音乐史上颇有影响的音乐创作集团，这就是“强力集团”，又称“巴拉基列夫小组”或“新俄罗斯乐派”。

该集团的成员有巴拉基列夫、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穆索尔斯基、鲍罗廷和居伊。“强力集团”的目标是努力开拓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发展道路，反对对西欧古典音乐的盲目崇拜。他们的创作题材多取材于俄罗斯的历史、传说和人民生活，并大量吸收民歌，是一个富有革新精神的民族乐派。

这场新乐派运动最开始是由达尔高梅斯基开创的，受到音乐家格林卡的激励，著名艺术评论家斯塔索夫是其主要的拥护者。1867年和1868年寒假，柴可夫斯基结识了斯塔索夫。

柴可夫斯基和斯塔索夫对俄罗斯音乐的发展道路抱有不同的看法，对某些作曲家和表演家的创造有些异议，但他们始终互相尊重对方。斯塔索夫经常关心柴可夫斯基的创作，多次向他提供歌剧和交响乐作品的素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和莎士比亚的《风暴》。

1868年1月，“强力集团”首领巴拉基列夫来到莫斯科，与柴可夫斯基相会，这次相会是两位音乐家长期友好关系和创作关系的开端。但是，柴可夫斯基虽然对巴拉基列夫颇有好感，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巴拉基列夫较为偏颇的音乐见解，不能同意巴拉基列夫以尖刻的论调评论音乐教育，评论那些受过音乐学院教育的现代作曲家的作品。

1868年4月，柴可夫斯基去圣彼得堡时，巴拉基列夫向他介绍了“强力集团”的其他成员。

柴可夫斯基认为这些圣彼得堡作曲家们颇有才华，但不能同意他们“自视清高，十分肤浅地认为自己比周围世界优越”，不能同意他们轻视专业音乐教育基础，轻视学校和古典音乐。

1861年，斯塔索夫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对在俄国实行专业音乐教育，即在俄国开办第一所俄罗斯音乐学院，巴拉基列夫小组成员喜欢与众不同，他们否认学校的教学过程。他们认为应该自然地、不经意地进行学习，在音乐晚会上聚会。他们在晚会上演奏、欣赏和讨论不同作曲家的作品，这样的晚会成了相互充实、认识的课堂。

“强力集团”成员不同意柴可夫斯基认为俄罗斯音乐协会活动有成效的说法，不重视这一机构在审美教育、培养音乐趣味、传播民族音乐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样，他们认为受过音乐学院专业教育的柴可夫斯基不会是他们的“自己人”，他们把柴可夫斯基看成是“音乐学院的小孩儿”而已。

1862年，几乎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成立同时，巴拉基列夫和著名指挥格·雅·罗马金共同建立了音乐免费学校，目的是向群众普及音乐知识，培养他们的歌唱、演奏等方面的技巧。到该校学习的大部分是大学生、工人、商人及各阶层的妇女。学校建立以后，曾多次举办大型的音乐会，演奏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也演奏欧洲大音乐家的名曲。免费音乐学校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1868年应巴拉基列夫的请求，柴可夫斯基把歌剧《市长》中的舞曲总谱寄给他看，征求他的意见。同年春季，当柴可夫斯基去圣彼得堡时，在巴拉基列夫家举行的一次晚会上表演了他的《冬日的幻想》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他们很认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1866年巴拉基列夫出版了自己记录的俄罗斯民歌选集。这是一次重大的创举，以往从未有过一本从农民那里直接记录的歌曲集。巴拉基列夫把来自农民的歌曲进行加工改编，吸取了俄罗斯民间音乐的精华，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当时的俄罗斯音乐创作。

柴可夫斯基在19世纪60年代也收集过不少俄罗斯民歌，并在民歌基础上编写了钢琴曲。巴拉基列夫所编歌集中的许多歌曲吸引了柴可夫斯基。两位作曲家开始频繁地联系，他们在一起谈论音乐，出去游玩，后来在音乐创作方面也有很好的合作。

1869年，“强力集团”的首领巴拉基列夫得罪了不懂音乐却占据着圣彼得堡音乐协会主席职位的叶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公爵夫人，所以被免去了音乐协会的指挥职务。

柴可夫斯基本人十分气愤，他又像过去维护里姆斯基·科萨柯夫那样，站起来为巴拉基列夫打抱不平。

他在《莫斯科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巴拉基列夫仗义执言，柴可夫斯基历数了这位音乐家对俄国音乐的贡献，肯定了他的功绩，并且认为他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是“俄罗斯音乐协会的一位不可替补的有用成员”。

柴可夫斯基在文章中写道：

这位艺术家从那些向他发出逐客令的圈子里所得的赞许越少，公众对他的同情就越大，而公众这股力量的意见是人们值得注意的，因为在和那些敌视人们喜爱的艺术家的种种努力进行斗争时，公众始终会是胜利者。

除了巴拉基列夫之外，柴可夫斯基与“强力集团”的里姆斯基·科萨柯夫之间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科萨柯夫接触了柴可夫斯基以后，认识到了专业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开始努力研究音乐史和作曲理论，在这方面得到了柴可夫斯基的热情帮助。

柴可夫斯基也曾写文章维护青年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柯夫，这一举动也促使“强力集团”与柴可夫斯基的关系稍微近了一些，“强力集团”也成为柴可夫斯基音乐的热烈拥护者。

柴可夫斯基与“强力集团”的另一个年轻作曲家格拉祖诺夫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882年10月8日，柴可夫斯基曾写信给巴拉基列夫说：“我对格拉祖诺夫的作品很感兴趣，能否找到这个年轻人，请他将自己的作品寄给我看看？”

柴可夫斯基和格拉祖诺夫初次见面是在1884年。此后，格拉祖诺夫总是把自己的每部新作品都及时寄给柴可夫斯基，向他征求意见，并把自己的第三交响曲题献给柴可夫斯基。

柴可夫斯基对格拉祖诺夫的第三交响曲非常喜欢和称赞，曾多次让格拉祖诺夫弹奏其中的乐段。之后，他在莫斯科音乐界热情宣传格拉祖诺夫的作品，为年轻作曲家取得的每一个新成就而高兴。柴可夫斯基也常常把自己的作品寄给格拉祖诺夫，他们互相交流。

虽然他们的艺术观点不同，但格拉祖诺夫对柴可夫斯基十分地倾慕，非常喜爱他的音乐。格拉祖诺夫认为柴可夫斯基作为一位抒情作曲家把歌剧因素带进了交响乐，这是值得称道的创举。他们之间的友谊关系越来越亲密，直至柴可夫斯基死前的一星期，格拉祖诺夫还和他有共同的活动。柴可夫斯基生前对格拉祖诺夫作品的指导性意见，格拉祖诺夫一直铭记在心。

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参加艺术家小组活动时还结识了伟大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与大剧作家的会晤和交谈使柴可夫斯基很高兴。他们的谈话涉及许多问题，彼此觉得很投机。

柴可夫斯基一向十分关心文学创作，特别喜爱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奥斯特洛夫斯基也是俄罗斯民歌的行家，柴可夫斯基从他那里得到不少民间歌调。他们的相识促成了创作方面的合作。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部歌剧《市长》就是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伏尔加河之梦》改编的。

1868年夏天，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歌剧《市长》曲谱完成了，并于1869年2月首次公开演出，演出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谢幕不下10次，然而报刊评论却是褒贬不一。拉罗什的文章批评这部歌剧“缺乏俄罗斯的气质”，而尼古拉·鲁宾斯坦看了歌剧之后，预言柴可夫斯基会有广阔的前途。

然而对自己作品的真正判官却是柴可夫斯基自己，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柴可夫斯基毁掉了曲谱的大部分，只剩下序曲和一首合唱，后来他把这些音乐用于其他作品中。

柴可夫斯基继续在歌剧创作方面探索。这一次他选定了洛柯夫斯基根据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拉·富凯的作品改编的诗为脚本。

柴可夫斯基从1869年年初开始写自己的第二部歌剧《妖女》，当年夏季在妹妹亚历山德拉的家卡缅卡完成后，交给玛利亚剧院。但剧院管理委员会不认可这部歌剧，因此这部歌剧一直没有在舞台上演出过。

柴可夫斯基在以后的作品中运用了《妖女》中的音乐，如把其中的《婚礼进行曲》写进了他的《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把一首爱情二重唱写进舞剧《天鹅湖》，把《妖女》的序曲和咏叹调用作后来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剧《雪娘》的一部分配乐。

《妖女》的失败并没有使柴可夫斯基感到沮丧，1870年年初，他又以拉日契尼科夫的悲剧《禁卫军》为题材写歌剧。这一悲剧的内容是关于青年禁卫军安德烈·莫罗卓夫的悲惨命运，他因忠于爱情，维护未婚妻娜塔莉雅的荣誉而与伊瓦雷蒂进行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斗争。

1872年2月和3月间，柴可夫斯基完成了歌剧《禁卫军》，10月底《禁卫军》获得剧场管理委员会的批准，于1873年4月24日在圣彼得堡首演。

评论界对此歌剧的看法不一致。“强力集团”的评论家居伊认为这部歌剧没有明显的出色之处。而拉罗什完全不同意居伊的观点，他认为《禁卫军》有丰富而美妙的曲调，华美的配器，歌剧自始至终充溢着感人至深的激情，以至于它不仅在柴可夫斯基自己的作品中，而且在所有俄罗斯戏剧音乐中都享有重要地位。

柴可夫斯基对别人的批评意见一向是十分重视的，对居伊的评论他不能无动于衷，他决定以后对歌剧进行修改。然而这部歌剧一直在舞台上演出，不仅在圣彼得堡，而且也在俄国其他城市，演出效果超过了同时代的所有歌剧。

《禁卫军》在圣彼得堡初次上演后不久，柴可夫斯基就着手创作他的下一部歌剧。当时俄罗斯音乐协会管理处宣布要举办优秀歌剧创作竞赛。歌剧指定取材于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圣诞节前夜》，诗人波隆斯基已根据果戈理的原作改编成题为《铁匠瓦库拉》的歌剧脚本。

柴可夫斯基对果戈理的作品十分熟悉和喜欢。他对果戈理作品的许多篇章都能大段背诵。他也决定参加这次竞赛。这是他第一次用喜剧抒情体裁创作真正的民间歌剧。歌剧中充满了以乌克兰民间音乐为基础的歌曲和舞曲。

柴可夫斯基作曲时突出了果戈理题材的抒情方面，着重描写了年轻的铁匠瓦库拉和他心爱的骄傲姑娘奥克珊娜的内心活动。他的这部歌剧被圣彼得堡音乐协会授予特等奖，并在玛利亚剧院演出。

10年以后，柴可夫斯基对《铁匠瓦库拉》作了全面修改，加写了若干喜剧性和抒情性曲段，对几个宣叙调也作了改动，增加了歌唱性，突出声乐部分，修改后的歌剧重新改名为《女靴》。

1868年9月，柴可夫斯基开始创作交响幻想曲《命运》，10月底完成了初稿。1869年3月，尼古拉·鲁宾斯坦在莫斯科俄罗斯音乐协会的音乐会上指挥演奏了《命运》。柴可夫斯基把这个作品作为对巴拉基列夫的献礼送给了他。

巴拉基列夫在圣彼得堡俄罗斯音乐协会举办的一次音乐会上指挥演奏了这部作品，但是巴拉基列夫并不是很喜欢它。

他在给柴可夫斯基的回信中写道：“您的《命运》已演奏过……不过观众没有太多的鼓掌和喝彩，我想这是由于结尾时响起了可怕的嘈杂声。”

接着，巴拉基列夫还对柴可夫斯基提出了许多建议，阐述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最后表示：

我如此推心置腹地给您写信，相信您不会改变把《命运》献给我的意图。因为这是您对我尊重的表现，我非常感谢您的好意。

柴可夫斯基回信说：

我承认，对于您的批评，我是不愉快的，可是我一点也没有生气。对于您的真诚坦率，我表示敬意。这是您爱好音乐的个性中最令人感到愉快的一个特点。当然我不会撤回我的献礼，可是我希望将来能为您写一些更好的东西。

柴可夫斯基不久就实现了自己对巴拉基列夫的诺言，把另一部新作献给了他。

一段无疾而终的初恋

柴可夫斯基一直忙于音乐教学与创作，自己又不善于交际，所以一直没有谈恋爱。转眼间他已经近30岁了，他的弟弟、妹妹都已经结婚了，家人为他的婚事很是着急。但也就在这时，柴可夫斯基经历了第一次自己的爱情。

1868年秋季，一个意大利歌剧团到莫斯科演出罗西尼的歌剧《奥塞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报刊也纷纷发表文章，介绍和称赞这一演出。然而，人们最关注的是歌剧的女主角女高音歌唱家黛西莉·阿尔托，她的歌唱和表演都十分迷人。

黛西莉·阿尔托已经年近30岁，长得并不十分的标致，但天生就有一张热情而富于表情的脸蛋，而且正处在其艺术生涯的巅峰时期。她的父亲阿托特是著名的圆号演奏家，叔叔则是非常有名的小提琴家。

阿尔托的声音坚实有力，适宜表现悲怆性的戏剧。可以不过分地说，在整个声乐领域中，无论是哪种形式，这位令人赞叹的艺术家都能完美地表现出来。

热爱音乐的柴可夫斯基也去观看歌剧《奥塞罗》。大幕徐徐拉开，阿尔托走上舞台。她身材修长，装饰得也很好看，观众席上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阿尔托开口歌唱时，观众的反应更加强烈。

柴可夫斯基目不转睛地看着舞台，他也被阿尔托的演唱吸引住了。她的嗓音浑厚圆润，演唱时含着丰富的感情，紧紧牵动听众的心。柴可夫斯基双眼紧紧地盯在舞台上，盯着阿尔托的一举一动，他完全被阿尔托的出色表演迷住了。柴可夫斯基看过不少歌剧，但他认为阿尔托是最出色的女歌唱演员。

演出结束了，全场起立，为阿尔托长时间热烈鼓掌。柴可夫斯基也热烈鼓掌，手掌都拍红了。

回到住处，柴可夫斯基便给弟弟莫代斯特写信，写他观看这场演出的感受，其中特别称赞了阿尔托：

你知道阿尔托是怎样一位歌唱家和演员吗？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一位演员如此强烈地吸引过。

你没能听到、看到她的演出，真是太遗憾了。如果你能亲临现场，一定会赞美她迷人的歌喉和优美的身姿的。

这时柴可夫斯基过去的老师，圣彼得堡音乐学院院长安东·鲁宾斯坦也赶到莫斯科观看阿尔托的演出，并在一次音乐界联欢晚会上，把柴可夫斯基介绍给阿尔托。

“这位是柴可夫斯基先生，一位年轻的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向阿尔托介绍。

“您好！”柴可夫斯基向阿尔托微鞠一躬，脸也稍微有些涨红了。

“他可是您的崇拜者呀！”安东·鲁宾斯坦指着脸红的柴可夫斯基笑着对阿尔托说。

“哦，是吗？”阿尔托微笑地望着害羞的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脸更红了，不知道说什么好。

虽然生性腼腆的柴可夫斯基不善应酬，没有说多少话，但阿尔托却对他印象很好，联欢会结束后她邀请柴可夫斯基去自己的住处做客。

接下来，柴可夫斯基去拜访了阿尔托一次，但之后他就不好意思再去了。而阿尔托却很热情，接连邀请他再去做客。经过多次的交往，两人产生了亲密的感情。

很快，柴可夫斯基就陷入热恋中，他暂停了一部正在创作中的音乐作品，以最快的速度写出钢琴浪漫曲《F小调浪漫曲》，献给阿尔托，并亲自演奏给她听。

阿尔托用心倾听着，她从乐曲中感受到了柴可夫斯基火热的心和浪漫的情调，她感动得热泪盈眶。跨国恋情发展很快，没多久，两人就准备几个月后结婚。

可是，好事多磨，他们的结婚计划遇到了阻力。柴可夫斯基在给父亲的信中谈到这种阻力，并且征求父亲的意见：

我是去年认识阿尔托的，我对她印象非常的好……如果没有任何障碍，夏天就要举行婚礼了。

但问题是还是出现了阻力，首先是她母亲反对这件婚事……

其次，我的朋友们……他们说，我当上一位著名女歌唱家的丈夫以后，会变成一个非常可怜的角色，也就是说，我要随着阿尔托走遍欧洲的每个角落，靠她养活，不再有工作的机会。

一句话，一旦我对她的爱情稍稍冷淡下来，剩下的只会是苦恼、失望和毁灭……

目前她已去华沙演唱了，我们说好夏天我去她巴黎附近的庄园，我们的命运应该在那里决定。

正像阿尔托不能下决心抛弃舞台生涯一样，我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为她而牺牲我的个人前途……

亲爱的爸爸，我将期待着您的意见和看法！

也许是久未生活在一起，也许是思想过于开明，柴可夫斯基的父亲答复得非常含糊。既没表示十分同意，也没表示反对。终身大事还是要由当事者本人自己作决定。

万般无奈的柴可夫斯基于是同阿尔托商量今后的生活道路。“阿尔托，你以后可以留在莫斯科，同我一起过安定的生活吗？”柴可夫斯基试探地问阿尔托。

阿尔托想了一会儿说：“这恐怕不行。我是个歌唱演员，我要在舞台演出，要到世界各地去演出。如果离开舞台，离开巡回演出，我的歌唱生涯也就终止了。可歌唱给我带来了荣誉，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很高的收入，我怎么好把它停下呢！我才30岁出头，我今后的道路还很长啊！”

“可我如果同你过四处旅行的生活，也很难静下心来创作乐曲了，我的创作生涯才刚刚开始啊！作曲对我来说，同你的歌唱一样重要。”柴可夫斯基担心地说道。

“这确实是个矛盾，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呢？”阿尔托望着着急的柴可夫斯基。

有什么好办法呢？柴可夫斯基自己也想不出好办法来。

两个人都想发展自己的事业，只是彼此相互吸引，不愿放弃爱情，于是处在矛盾状态之中。

这时候的柴可夫斯基住在尼古拉·鲁宾斯坦家中，尼古拉对他的爱情情况了如指掌。他决定帮助柴可夫斯基摆脱矛盾的困境。他认为柴可夫斯基必将成为俄罗斯杰出音乐家，俄罗斯不能缺少他。于是尼古拉去拜访阿尔托，告诉她自己的想法，并极力劝她离开俄国，以便为俄国保留这个伟大的作曲家。

阿尔托内心虽然很矛盾，很痛苦，但她经过认真考虑后，还是听从了尼古拉的意见，决定离开俄国去波兰演出。为了避免分别的痛苦，她只对柴可夫斯基说要去波兰演出，没有说她将断绝与柴可夫斯基的爱情关系。

阿尔托去波兰后不久，很快与一位西班牙男中音歌唱家巴狄鲁结了婚。柴可夫斯基听到这个消息后一言不发，脸色惨白，内心很痛苦，有好几天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怎么也弄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许这次婚事告吹的原因正在于阿尔托的自我牺牲精神、真正深刻的爱情以及意识到不能相互谦让就不能和柴可夫斯基幸福地生活，而这种互让对他的创作以及他的整个生活都是不利的。

柴可夫斯基将这件事告知亲人说：“我和阿尔托的来往以一种可笑的方式结束了。她在波兰爱上男中音巴狄鲁，巴狄鲁在这里曾经是她嘲笑的对象，而现在却嫁给他了！只有充分了解我们之间关系的人，才能明白这种结局是何等的可笑。”

柴可夫斯基这段疯狂的初恋就这样以阿尔托的“背信弃义”而告终，而他的心的确被深深地伤害了。但是他仍然默默地怀念着阿尔托，他既不能自我隐瞒，也不能向亲人隐瞒这种感情。

时隔一年，阿尔托再次来到莫斯科演出，柴可夫斯基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去观看她的演出。

当阿尔托光彩夺目地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像病患者那样”等待着阿尔托到来的柴可夫斯基十分激动，他举起望远镜，盯着那熟悉而亲切的身影，任眼泪尽情地流淌……他再次确认，阿尔托是“世界上最出色的艺术家之一”。

在此后多年里，柴可夫斯基依然十分崇拜阿尔托这样一位辉煌的艺术家、天才的歌唱家、动人的女性。

1887年，柴可夫斯基已经声名显赫，出国旅行途经柏林。挪威的一位作曲家告诉他，阿尔托正住在这里。听到这个消息，柴可夫斯基那久已平息的心又一次激动起来，虽然岁月无情，可是生命中纯洁的感情始终深深地烙印在心上。于是，在朋友的陪同下，柴可夫斯基拜访了已经53岁的阿尔托。

经过人生的沧桑和世事的变迁，这对曾经爱过，或许也恨过的艺术家又重逢了。手与手相握，四目相对，依然是那样熟悉，柴可夫斯基仿佛回到了从前。他们兴奋地交谈着，谈分别后的生活和艺术事业，谈人生的体验，但对过去的恩怨绝口不提，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心灵深处的那块伤痕。但是，这次会面使柴可夫斯基“感到莫大的快乐”，他感到阿尔托还像20年前那样迷人。

回到旅馆已是夜深人静，柴可夫斯基的心却无法平静，他激动地在日记中说那晚与阿尔托相见，将是他停留在柏林时最快乐的回忆。任何人都无法和这位歌星的为人与艺术相匹敌。

阿尔托请求柴可夫斯基为她写一首浪漫曲，柴可夫斯基却慷慨地一口气为她写了6首，他在给阿尔托的信中说：

我尽力满足您的要求，希望这6首您全部能唱，也就是说，6首歌曲都适合您现在的嗓音音域。我十分盼望这些曲子能合您的意，但遗憾的是我现在毫无把握；我是为自己心目中的一位最杰出的女歌唱家而写曲，内心感到有些着急。

阿尔托回信对柴可夫斯基的盛情表示了由衷的感激。从此以后，柴可夫斯基与阿尔托书信往来就十分的频繁了，但两人却从没有再见过面，留在各自心中的只有当初那段最美好的回忆。

柴可夫斯基的一生中，阿尔托是他唯一的真正的爱人。他以一种特别的心情来爱她，这种感情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所以，柴可夫斯基称阿尔托是他“唯一的安慰”。

创作《如歌的行板》

自从1860年妹妹亚历山德拉出嫁后，搬到了乌克兰的卡缅卡，柴可夫斯基经常去那里度过夏天。

卡缅卡是俄罗斯有名的地方，半个世纪前，杰出诗人普希金曾在这里居住，并写下《高加索的囚徒》等著名的诗篇。这里也是俄罗斯革命党“十二月党人”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讨论国家大事，探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卡缅卡森林茂密，风光秀丽，空气清新而又非常宁静，非常适合艺术家创作。由于环境优美，这里的居民很喜欢唱歌，他们能唱出很多动听的民歌。几年前柴可夫斯基来这里度假，就根据一位妇女唱的民歌旋律，创作了一部《降B调弦乐四重奏》。

现在，柴可夫斯基又在芳草地上散步，寻找新的创作灵感。一段时间以来，他酝酿创作《第一弦乐四重奏》，但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旋律，为此他心中有些着急烦躁。

这天，柴可夫斯基又坐在窗前的桌旁苦思冥想，他总觉得有一阵阵冲动撞击着他，可就是捕捉不住。那旋律一次又一次从他心中流出，却又一次一次地消失，沉寂的气氛使他有点儿焦虑，于是他就用他漂亮的男中音信口哼起了他以前的作品，哼着哼着，他隐约听到窗外也有人在唱歌，那是一段怎样的旋律啊，悠扬而哀伤。

柴可夫斯基情不自禁地停下来，窗外的歌声渐渐清晰：“瓦尼亚将要坐上沙发，酒瓶酒杯手里拿……”他越听越激动，猛地打开窗子，拿起五线谱，两眼凝望着窗外的唱歌人，发出异样的光彩。

窗外是泥瓦匠瓦夏正在粉刷墙壁，他本不敢发出太大的声响以免惊动室内的柴可夫斯基，可是，当他听到室内的人也在哼歌时，便忍不住放开喉咙发泄一下，可唱着唱着，他无意中抬起头来，看到柴可夫斯基正对他凝视，以为柴可夫斯基要怪罪他了，于是吓得丢下工具撒腿就跑。

柴可夫斯基这时正等待着瓦夏的再次重复以便核对记录，但却不料他拔腿就跑了，心中好不懊恼。然而那首动人的曲调打动了他，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夜深了，柴可夫斯基总是不能入睡，像小时候一样，音乐又在他的头脑里搅得他无法入眠。

第二天一清早，瓦夏又来粉刷墙壁了。柴可夫斯基激动地迎上前去，小心谨慎的瓦夏以为柴可夫斯基来兴师问罪了，既然无法逃脱，他只得上前道歉说：“对不起，柴可夫斯基先生，昨天我打搅您了。”

柴可夫斯基笑了，他和蔼地说：“哪儿的话，你能再唱一遍昨天的歌吗？那歌实在太好听了。”说完，他就掏出五线谱来，热切地看着瓦夏。瓦夏见柴可夫斯基如此和颜悦色，提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便毫无顾虑地唱了起来……

柴可夫斯基迅速记下谱来。这首带着诙谐性词句的歌曲以其音调的优美和新奇令柴可夫斯基喜爱，这种音乐是那样地切合慢乐章主题。动人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他很快就完成了酝酿已久的《第一弦乐四重奏》，这首民歌被用作其中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的主题。

《如歌的行板》是柴可夫斯基一首杰出的作品，它充分体现了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一大特点。他用来自群众的歌声来创作，这部作品深刻地表现着俄罗斯人民的性格，反映着真正人民的精神，反映了沙俄时代喘息在专制政体之下的人民的悲惨生活。

1871年3月，《第一弦乐四重奏》初次演奏即获成功，后来又在其他剧院先后演出，柴可夫斯基亲眼看到这部作品取得了巨大成就。听众特别喜爱第二乐章，这个乐章后来经常在音乐会上单独演出，不仅用四重奏方式，而且还改编成大提琴与弦乐队协奏曲或管弦乐曲，作曲家经常在个人作品音乐会上亲自指挥这部作品演出。

对柴可夫斯基来说，《如歌的行板》带给他的喜悦不仅在于历次演出的成功，还在于这首乐曲被他所崇拜的托尔斯泰所喜爱和赞扬。

之后的几年，莫斯科音乐学院为欢迎列夫·托尔斯泰的来访举办了音乐会，音乐会上演奏了《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托尔斯泰听了以后被感动得流下热泪，伟大作家写信给柴可夫斯基说：

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文学创作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似的，得到那么多的报酬……我喜爱你的天才。

柴可夫斯基在回信中说：

像您这么伟大的艺术家的一双耳朵，要比一双普通的耳朵更能给予音乐家以鼓励。至于我，知道了我的音乐竟能感动您，迷住您，我是多么高兴而骄傲呀！

这部四重奏很快就在基辅、柏林、波士顿、巴黎、罗马等欧洲许多地方上演，特别是它的第二乐章还被改编为各种器乐独奏曲演出。这首曲子几乎成为柴可夫斯基的代名词。柴可夫斯基本人也常常在交响音乐会上指挥演奏《如歌的行板》。

随后几年内又接连有柴可夫斯基的第二、第三弦乐四重奏问世，然而最著名的仍然是他的《第一弦乐四重奏》。柴可夫斯基终于完成了对自己提出的任务：使俄罗斯室内器乐曲成为广大群众的财富。室内器乐曲正是从此走向了繁荣。

谱写《第一钢琴协奏曲》

柴可夫斯基作曲非常注重从俄国民歌中汲取营养，他还很注重创新。他在创作《大雷雨》序曲时就在曲调、配器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引起了老师——圣彼得堡音乐学院院长安东·鲁宾斯坦的不满。

1874年柴可夫斯基又谱写了《第一钢琴协奏曲》，并在创作中大胆创新，没想到又引起安东·鲁宾斯坦的弟弟，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尼古拉·鲁宾斯坦的不满。

柴可夫斯基创作《第一钢琴协奏曲》，来源于乌克兰民歌产生的灵感。在卡缅卡度假时，一天，柴可夫斯基散步走到乡间的集市。他正观看一个老妇人出卖的民间工艺品，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悠扬的歌声。他立刻向着歌声传来的地方走去。

在一座木房子的屋檐下，柴可夫斯基看到几个盲人乞丐在弹着五弦琴歌唱。他们唱的是乌克兰民歌，曲调明朗、欢快。这些盲人乞丐虽然看不见，但他们的歌声则是发自肺腑的，唱得非常真挚、动情。

柴可夫斯基想，这就是民歌的魅力，它们朴实、自然，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人民的心中，所以最能感染人，也容易流传。他掏出纸笔，一边倾听，一边仔细记下曲谱。

回到莫斯科以后，柴可夫斯基开始琢磨创作《第一钢琴协奏曲》。在卡缅卡听到的盲人乞丐唱的民歌不知不觉在他耳边响起。于是，柴可夫斯基就用这乌克兰民歌的曲词为基础，并大胆地在曲调和配器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创作出《第一钢琴协奏曲》。

乐曲完成后，他觉得很有特色，于是决定把这首满意的乐曲献给最尊敬、最爱戴的院长尼古拉·鲁宾斯坦，在乐谱的扉页上工整地写下了这行字。想到良师益友尼古拉，柴可夫斯基内心就充满感激之情。来到莫斯科之后，他不但在生活上给自己很大的帮助，在事业上给自己的帮助更大。

柴可夫斯基兴冲冲地拿着乐谱去弹给尼古拉·鲁宾斯坦听。

柴可夫斯基弹完了第一乐章，尼古拉一句话也不说，没有任何评语。沉默了片刻之后，在柴可夫斯基的请求下，很勉强地说：“既然作品本身跟我的艺术趣味完全格格不入，我怎么能谈论那些细节呢？”

柴可夫斯基忍耐着，继续把协奏曲一直弹完，尼古拉仍是沉默不语。柴可夫斯基站起身又问：“怎么样？”

尼古拉显得很不情愿地开了口。起初还能用平缓的语气说话，后来就越说越激动，态度傲慢，说话口气近乎责骂。

他认为，柴可夫斯基的这部钢琴协奏曲完全没有价值，绝对无法演奏。

他这样说：“我觉得，除了两三页还可以外，其余的应该通通扔掉……”总之，他完全否定了这首曲子。

柴可夫斯基感到很受侮辱，气得说不出话，自己跑出房间。他想，友善的批评他是需要的，而且非常需要，而尼古拉这种粗暴的言语谴责实在很伤害他。

这时，尼古拉也跟了出来，仍是重复着刚才的意见，说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不可能演奏，还指出了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最后他说，如果能照他的要求修改，他将在自己的音乐会上演奏这支曲子。

柴可夫斯基却说：“我一个音符也不改，我要原封不动地照现在这个样子把它拿去出版。”

柴可夫斯基真的这样做了。他把原来给尼古拉·鲁宾斯坦的题献换上了汉斯·封·布洛夫。柴可夫斯基曾听过这位德国著名钢琴家的演奏，他相信布洛夫会喜欢他的新作的。

布洛夫对这部钢琴协奏曲的评价果然很高。他早就是柴可夫斯基在欧洲的支持者，得到柴可夫斯基题献的作品也使他非常高兴。

1875年10月布洛夫到美国演出，他向美国听众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正如他预想的那样，受到听众的欢迎。每场演出结束时，听众都鼓起热烈的掌声，并要求布洛夫把最后一个乐章再次演奏一遍。

布洛夫把演出的盛况及时写信报告给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也非常高兴。他感到自己的坚持是正确的，作为一名艺术家，应该勇于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坚持独立的思考。

《第一钢琴协奏曲》的主题仍然是对祖国大自然的热爱和与人民结合的渴望。这首钢琴协奏曲是作曲家前期的所有大型作品中最明朗、欢快的一部，体现了那一时期他的乐观、自信的精神状态。

1875年冬季《第一钢琴协奏曲》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首次上演。这部作品很快在俄国及国外流行，成为世界音乐艺术的瑰宝之一。

《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创作过程中所发生的柴可夫斯基与尼古拉·鲁宾斯坦的矛盾其实也绝非偶然。柴可夫斯基对自己的引路人和领导尼古拉·鲁宾斯坦一向十分敬重和感激，但在音乐创作观点上，他们之间的差异又使他们彼此隔离。

尼古拉·鲁宾斯坦恪守古典陈规，偏于保守，柴可夫斯基接受过系统的音乐专业教育，他既继承古典又着力创新。尼古拉·鲁宾斯坦不能接受柴可夫斯基有所发展的东西，又加上他本人性格上的高傲、自恃和某种程度的跋扈，使柴可夫斯基在内心深处有时并不真正喜欢他。

然而，尼古拉·鲁宾斯坦在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中毕竟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和尼古拉·鲁宾斯坦之间的友谊产生裂痕使柴可夫斯基的心情变得很坏。这段时间他的作品还有《忧郁小夜曲》和几首浪漫曲，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当时忧郁、沉重的心情。

但没过多长时间，事实就证明他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尼古拉·鲁宾斯坦也接受了这部作品，并亲自指挥乐团演奏了这首乐曲。尼古拉的确具备了一流音乐大师的素质，他有着勇于纠正自己错误的勇气，有着宽广、坦荡的胸怀。柴可夫斯基更加尊敬这位亲密的朋友和师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