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尝试

华罗庚是举世闻名的大数学家，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成功。在刚开始推行“两法”的时候，华罗庚带领大家到了北京电子管厂，一驻就是大半年，可是这大半年里，所做的成效甚微。

当时学术界流传着两条鞭子的说法：一种是拿着理论的鞭子打应用，还有一种是拿着应用的鞭子打理论。华罗庚曾多次评价这些举着鞭子的人都是既不懂理论也不懂应用的人。

华罗庚在电子管厂的第一枪没有打响，这些举着鞭子的人联合了起来，将矛头全指向了华罗庚。

有的说他，“好好的理论研究不去搞，偏要去下工厂上车间，这样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

有的说他，“理论知识知道的不少，但是该实干了却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

华罗庚听见大家的议论并没有气馁，而是静下心仔细地查找自己的失误之处。后来他发现自己缺乏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经验，思想上还不够解放。

正如他后来回忆时说的：“刚带领学生下厂的时候，对于搞试点，还是大胆的、有信心的。一路上牢记‘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名言。但到了现场，好大的规模，好复杂的系统，这也不懂，那也不了解，一下子又吓慌了，出现了‘叶公好龙’的现象，胆怯起来了。”

华罗庚鼓起勇气，给毛泽东寄去了一封信，信的大意就是下决心，走出象牙塔，把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为社会为经济建设服务，在信中，他还赋词《西江月》一首：

森森白骨堆中，是俺生身所在。

皮囊纵然百般改，积垢依然深埋。

妖兴易受蛊惑，风起障目尘埃。

勤学毛著脱凡胎，才能入得门来。

毛泽东在1964年3月18日回了信，“壮志凌云，可喜可贺”，短短八个字坚定了华罗庚的想法，让其深受鼓舞。从此，他有了一种当仁不让的气魄，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实践中。

1965年3月，华罗庚经过长时间思考、提炼、凝缩的《统筹方法平话》初稿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油印。6月5日，全文登载在《人民日报》上。

华罗庚就“如何才能使群众掌握这种数学方法”说：

“开始时，我们虽然下去了，但和工农群众缺少共同的语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平话’的方式出现了。

平话者平常讲话之意也。不用‘洋腔’，也不用‘学究腔’，而是把理论上站得住脚的、群众能广泛用得上的‘对生产能立即见效’的方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且通过试点先是一个一个项目，再是一个一个车间进行试验，证明工人能懂，会用，见成效，然后逐步推广。‘平话’起了很好的媒介作用。”

1965年4月，华罗庚接受国家科委张有萱、彭敏两位副主任的建议和邀请，在艾提、沈国钧、王柱三人陪同下，以人大常委的身份去西南三线铁路建设隧道工地前沿视察，并讲授统筹方法。在安顺场铁建指挥部还举办了第一个“三结合”的培训班。

回来之后，有件事一直在华罗庚的脑海里盘旋着，挥舞不去。

那是一个部队在进行爆破任务的过程中，当他们在掌子面上点燃雷管的最后一个的时候，发现引线潮了。班长一面下令大家快快退出现场，一面剪短引线。这时候一名小战士，冲了上去，把引线再次点燃。

这次爆炸成功了。但是班长和那名战士没来得及躲闪，壮烈牺牲了。

华罗庚他们一行人恰巧赶上了那两名战士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参加的战士高喊：“班长在哪倒下的，我们就在哪里跟上，班长的工作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华罗庚在被那英雄的壮举深深地感动的同时，不得不进一步思考这两个年轻人的死因。

他们追求的是什么？算一算：上级规定的爆破成功率为95%，也就是爆破一百次只允许有5次不成功。爆破一百次要用2200个雷管，如果其中有5个废品，那就不能完成任务。因此雷管的废品率不能超过5/2200=0.227%。从这点来讲，两名战士牺牲性命换得了废品率不超过2‰。

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去验证雷管的质量是不是代价太高了些呢？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数学，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数学！只有用科学的办法合理地抽样检验，才能够既避免浪费又能够解决生产的漏洞。

华罗庚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又重了，但是这是自己的责任，是自己的义务，是必须完成的使命。

1965年7月，毛泽东再次亲笔写信给华罗庚，信上写道：

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到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

从此以后，华罗庚越发坚信自己开始注重应用数学的研究推广是对的，在学术上做这样的战略转移是完全正确的。他觉得自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充实得多了，开始觉得无愧于应用科学家的称号。

11月，华罗庚再次去了西南。先后在成昆线北段、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推广统筹方法。

华罗庚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受到那里群众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知道，华罗庚的到来代表了，他们的工作效率会有提高，劳动强度能够减弱……

在一个艳阳天，山坡上、山沟里坐满了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他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久闻其名的著名数学家，全神贯注地听着他讲的每一句话。

华罗庚一改往日在大学课堂里的那种温文尔雅的风姿，而是用通俗易懂的比喻讲解道：“事实上，统筹法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很多应用。譬如，早晨起来煮牛奶喝，火已经生了，牛奶也拿来了，大家说应该怎样安排省时间？”

这时，大家都跃跃欲试，但是在大数学家面前，岂敢班门弄斧，大家默不做声了。

华罗庚接着说：“我现提供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先洗好锅，便煮奶，此时一边刷牙、洗脸，一边在旁边等候，等奶煮好了，便可享用。第二种办法是先刷牙、洗脸，等这些做完了，再洗锅、煮奶，等候奶煮好。哪一种办法省时间？”

大家不约而同地说道：“第一种办法省时间。”

华罗庚满意地点点头，接着问道：“大家想一想，能不能把第一种办法再改进一下，让它变得更有效呢？”

大家立刻安静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华罗庚，等待着这位大师的新招。

华罗庚说道：“咱们按着第一种办法，牛奶煮好了，太热，需要再放上一会儿，晾凉点再喝。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准备上班用的物品，当一切都收拾妥当后，奶也凉了。我们喝完奶后，就可以高高兴兴地上班了。”

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并小声议论着：“华教授真了不起，这些琐碎的事情也能安排地井井有条。”

“那当然了，要不他怎么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绩呢！”

华罗庚说：“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吧，‘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这句话告诉我们要珍惜时间，同时也要合理地利用时间。从这件日常的小事，可以引出一项生产管理等方面有用的方法来。”

接着华罗庚便将第一种方法编汇成“箭头程序图”挂在提前安置好的黑板上，由此而引申到运用统筹法去解决生产流程、工程建设、运输调度、矿产采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

这次的报告讲了将近三个小时，华罗庚始终保持着饱满的热情，没有丝毫倦意。讲完了，他又耐心地询问大家的看法，一一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会后，大家组成了统筹施工战斗组和统筹运输战斗组。而华罗庚带来的那些学生，也根据自己的所长纷纷加入了进去，大家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当时西南的环境很恶劣，这里所谓的路，就是人们在壁峭陡直的山腰里挖凿的槽，汽车行驶在上面，如同走钢丝，稍不小心，掉下去就会粉身碎骨。

除了出行危险外，这些的生活条件与北京比起来也是天壤之别。就拿上厕所来说，华罗庚他们居住在帐篷里，上厕所只能在倾斜的山坡上就地解决。而华罗庚的腿有病，不能下蹲，在山坡上方便时都必须有人拉住他，其中的辛苦真是不足为外人道。

有的人不理解地说道：“华罗庚这么大的数学家不在北京享福到这穷山僻壤吃苦受罪，图啥呀？”

“听说他就这个脾气，年轻的时候放着美国的洋楼不要，非得回国受罪。”

“这呀，全是因为他想为国家多出点力啊。”

“还出力呢。我听说上次在山道上汽车走着走着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差一点就要连车带人一起掉入万丈深渊了。当时华教授还在给人讲统筹学，楞是不知道刚才已经上鬼门关走了一回了。”

“真的啊，多危险啊！那他还敢在这里待着啊？”

“当时有人问他，害不害怕，你猜他说什么？”

大家都被这个说话人吸引住了，急着问：“快说，他说什么了？”

“华教授沉吟了一会儿，微微一笑说：‘这要是在北京的话，我害怕，我会觉得非常危险。现在和工人同志们在一起，看到他们，我就觉得我们的贡献太少了，所以也就不害怕了。’”

听了这话，在场的人都被华罗庚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深深感动了。

不知道谁带头喊了一句“走啊，哥儿几个，华教授为了咱们连死都不怕，咱们还在这里歇着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大家一窝蜂地奔向了工地，卖力地干了起来。

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华罗庚身先士卒，带领着大家，走遍了一个个地方，解决了一个个难题。

当华罗庚一行人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到北京时，到站迎接的人几乎都不认识他们了，有人笑着说：“哪里来得一群非洲人啊？”

同学们听到这样的比喻不仅不生气而且充满了自豪，因为在西南的奔波劳碌虽然使他们变得又黑又瘦，但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使铁路的施工进度大大加快了，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资金，变相地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利润。

1966年，华罗庚带领中国科技大学的王柱、计雷、徐森林等在江苏省南京市、无锡市等地，主要由南京各高校，特别是南京师院数学系师生的积极参加、配合下，组成了许多“普及小分队”推广统筹方法，活跃在大江南北。

他们同心协力为祖国的富强，国民经济的提高服务，取得了显著的效益，同时培养了一支出色的科技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