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终见成效

当华罗庚重回学校时，他才知道王维克早就已经辞去了校长的职务，而为了让他安心养病，这个消息一直没有告诉他。

而这件事情，和华罗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时为了请华罗庚来学校当庶务员，王维克辞掉了三名他认为工作不是很卖力的人，为此，他得罪了很多人。后来他又让华罗庚在补习班讲课，这一举动让很多的教员不满。再加上王维克和当地士绅的关系搞得又不好。

于是一班士绅联名向县教育局控告王维克“十大罪状”。“任用私人不合格教员华罗庚”也成为王维克的十大罪状之一。

那位教育局长似乎还颇明事理，他批下来说：“学生焉得为私人，受控各节，大致类此，不准。”

王维克虽然官司打赢了，但他是留学生，当初来这里任校长，他就有些委屈，现在又受到众人的排挤，心中更加不甘心，索性又来一次拂袖而去。

接任王维克的是华罗庚的老校长韩大受，他也很赏识华罗庚，对他说：“别人上任都会带会计来的，我上任不带，还让你继续干下去，但是补习教员是干不成了，因为前任校长就是为你任课一事被人告了一状的。”

从此，华罗庚仍在金坛初中当会计。白天他在那里认真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除此以外还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检查每个教室的门窗是否关好，黑板是否擦干净了，粉笔盒的粉笔满不满等……

晚上，华罗庚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劳累了一天后，他感觉左腿有种钻心的疼痛，可是顾不得这么多，他点上那盏小台灯，又开始了刻苦地钻研。那课本上的数字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把他深深地吸引，同时它们又像是白色的精灵，治疗着他的疾痛。

从16岁那年开始算起，经过了五年的自修，华罗庚开始写些数学论文投稿，他的投稿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往往收到退稿的信件，编者指出：这一个题目是法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那一个题目又是德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等。

这些退稿非但没有使他气馁，反而令他充满自信，他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已经赶上了那些数学家；同时他也看到了自己知识的狭隘，但是条件所限，他所能够得到的数学书籍只有这么多，他能做到的只是把根基打得越来越牢。

“思维世界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惊奇的不断摆脱。”

一天，华罗庚从《学艺》杂志上读到著名教授苏家驹的一篇文章，作者声称自己对近代数学界判为不可解的代数五次方程式找到了可解之法。

华罗庚在惊异之余，认真阅读，却发现这位教授的结论下错了，于是他钻研了一个月，撰写了《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想投寄给了上海《科学》杂志。

※华罗庚没有迷信权威，而是认真地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也要像他一样用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努力去实现事业的成功。

《科学》杂志是当时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权威的杂志，李四光、竺可桢、翁文灏等著名科学家，经常在《科学》上发表文章。

华罗庚的论文这样写道：

五次方程式经Abel Galois之证明后，一般学者均认为可以代数解矣，而《学艺》七卷十号载有苏君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一文，罗欣读之而研穷之，于去年冬亦仿得《代数的六次方程式之解法》矣。

罗对此欣喜异常，意为果能成立则于算学史中亦可占一席之地也，唯自思若不将Abel言论驳倒，终不能完全此种理论，故罗沉思于Abel之论中，凡一阅目，见其条例精严，无懈可击，后经本社编辑员之暗示，遂从事苏君解法确否之工作，于6月中遂得其不能成立之理由，罗安敢自秘，特公之与世，尚祈示正焉。

然后，华罗庚简述了自己的解法，并指出了苏家驹教授关干五次代数方程求解的第十二阶的行列式的错误。

写完这篇论文，华罗庚的心情非常复杂，因为从五次方程的问题，他联想到了挪威的大数学家阿贝尔。

当时的阿贝尔年仅21岁，还是名大学生，他创造性地写出了题为“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可能存在”的论文，送给当时的数学大师高斯去看，不仅不被接受，反而被斥责了一顿，还将其打入冷宫。

后来阿贝尔又将自己的论文递给别的数学大师，但是有的人竟然将其随手一扔，直至阿贝尔去世两年以后，论文的原稿才被重视，才被找到。

华罗庚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发表这篇论文，他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阿贝尔的极为相似，苏家驹是当时一名非常有名的教授，而自己是一个名不经转的小会计。

“论文会不会发表？会不会得到大家的重视？如果发表了，苏家驹老师是不是会责怪自己鲁莽？”一连串的顾忌，让华罗庚犹豫不决。

王维克知道华罗庚的顾虑后对他说：“科学史经常在告诫：大凡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开始总是与传统观念相抵触的。所以你应该冲破常规，勇敢地发表自己的言论。至于苏教授，你放心好了，大凡爱科学的人，更爱真理，他不会责怪你的。”

经过王维克的鼓励和指点，华罗庚终于将这篇论文寄到了上海《科学》杂志编辑部去了。

时隔不久，在《科学》杂志第15卷第二期上，刊登了华罗庚的这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

这篇论文很快被专攻代数的杨武之发现了。

杨武之，安徽合肥人，1896年生。1914年，毕业于安徽合肥“省立第二中学”，次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1918年，毕业于北师大本科。1923年，杨武之去美国留学。

他觉得教了几年中学，把大学所念的数学都忘记了，所以他到美国后，又在“斯坦福大学”读了一年的四年级。一年以后，他得到学士学位。次年，他去了“芝加哥大学”，1928年，杨武之得数学博士学位。

杨武之的老师是美国著名数论家狄克逊。杨武之专攻数论方面的堆垒问题。例如他证明了将正整数表为九个某种类型的三次多项式之和。在当时，这样的结果是很好的。

杨武之学成回国后，杨武之先在厦门大学任教，次年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

杨武之为人正直，爱护与提拔青年，家教有方。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就是他的长子。

看完华罗庚的论文后，杨武之感觉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向周围的同事打听，结果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后来，他干脆把这篇论文推荐给了清华大学数学系的主任熊庆来教授，希望能够通过熊教授找到这位数学奇葩。

熊庆来教授看完《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这篇论文后，为作者的才思敏捷，思维缜密而折服，他向四周的人问道：“你们有谁知道一个叫作华罗庚的？”

大家你瞧瞧我，我看看你，都摇了摇头。

有人推测道：“是不是个留学生啊？”

熊庆来听到这话，忙放下手中的《科学》杂志，翻出了清华大学的“归国学生联合会”的会员名单，他连查了几遍，也没有找到华罗庚的名字。

熊庆来失望地说：“哎，应该不是留学生吧。大家再帮我想想，看是不是别的大学的教授？”

正说着，教员唐培经走了进来，看见大家都在那里沉思，笑着问道：“同志们，又遇见什么难题了？”

其中一个上了点年纪的人回答道：“培经，快帮忙想想那所大学的教授叫作华罗庚，他应该是教数学的。”

“华——罗——庚，他是不是金坛人啊？”

熊庆来一听，激动地说：“对，对，是金坛人。你知道他啊，在哪个大学呢？快告诉我！”

“这个华罗庚根本不是那所大学的教授，他甚至连高中都没有上过。”

“啊？不可能吧！这篇论文的水平比有的教授写得还要高呢！”熊庆来有点怀疑地说。

“他初中毕业后，曾经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上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由于经济困难退学了。”

“那后来呢？”大家都对这个华罗庚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后来他回到家中，一边看着家里的小杂货店，一边自学数学。他学习非常刻苦，大家都叫他‘罗呆子’。”

“那他现在呢？现在在做什么？不会还看店吧。”

“哎，这个华罗庚的命也真的挺苦的。本来在金坛中学既当会计又教补习班的数学，可是去年得了一场大病，左腿瘸了，补习班的课程不能教了。幸亏那个校长心眼好，他才能够继续当会计，养家糊口。”

大家听了这些介绍，都为华罗庚感到惋惜。

有人又好奇地问道：“那你和他怎么认识的？是同乡吗？”

“我们是同乡，可是却从没见过面。当初我在金坛县立初级中学任校长的时候，华罗庚已经失学回家了。后来，我到这里教数学的事情被华罗庚知道了，于是他就给我写信，和我讨论些数学方面的问题。这样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了笔友了。”

“还挺新潮的嘛。”

唐培经笑了笑：“从华罗庚的来信中，我看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早就想把他推荐给熊教授了，可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熊庆来一听这话，忙接道：“现在不用你说，我都想见见这个自学成才的小伙子，你能不能趁休息的时候，回到老家去看望一下他，顺便转告他，如他愿意，就请他到清华大学来当助理员。”

“一个初中毕业生当助理员，这不符合规矩吗？咱们学校不是要求必须是高中以上学历才能够当助理员吗？”唐培经有点担心地问道。

“这个问题，你就不用管了，尽管请他来就是了。我想以我系主任的身份聘请一个助理员，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唐培经听了这话，高兴地点头答应：“好的，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

此时的华罗庚还在金坛中学兢兢业业地当他的会计，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即将被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