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的优秀教师

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而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失地丧权，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此时的华罗庚正在清华大学数学系担任教员，教一年级的微积分课程。

一天，他的一个金坛的同乡，清华大学工程系的学生李寿慈对他说：“罗庚，现在这个局势，你看清华大学还能支撑多久？会不会变成东北大学第二？”

华罗庚问：“你记得我们苏南有一位乡贤叫顾亭林的吗？”

李寿慈说：“怎么不记得，历史课讲过，不就是《日知录》的作者昆山顾炎武吗？”

华罗庚笑着问：“不错！但你还记得他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吗？”

“不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吗？”

“对了！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

接着华罗庚说：“今天北平十分危险，这是事实。但我们国家整个都处在危险中。因为日本人想吞并全中国，并不满足于北平甚至华北。今天平津危急，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明天也可能南京危急。大前年‘一？二八’，不是上海危急吗？所以，你跑到哪儿都一样。从你个人来说，读书是大事，但就是全国来说，民众奋起救亡，才是大事哪！今天我们大家要多多体味顾亭林的名言，首先要在救亡图存方面多做些工作，要做到读书不忘救国才好！”

华罗庚的这一席话，给李寿慈启发很大。此后他就安下心来，一方面上课，另一方面积极参加校内的社会活动。同时，李寿慈还利用被选为十一级级会委员之一的身份，在同学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1935年11月间，有一次，清华大学学生会救国会拟了一篇宣言，请同学们签名。李寿慈把自己的学名李镇签在了领衔的位置。以后，这张宣言被贴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东侧的小桥边上。由于这里是交通要道，所以这张宣言很快就传开了。

一天，华罗庚路过大礼堂时无意中看见了这张宣言，当看到李寿慈的名字时，他忧心忡忡地向李寿慈的宿舍走去。

恰巧宿舍里就李寿慈一个人，华罗庚对他说：“那张海报宣言我看到了，内容很好，我赞成。你敢于在领衔处签名，很有勇气，这很好。”

李寿慈听了华罗庚赞扬的话非常高兴。

没想到，隔了一会，华罗庚沉重地说：“枪打出头鸟，你在宣言上签了首名，反动派很可能认为你是为首闹学潮的，会把你列入黑名单的。今后，你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意外。”

李寿慈一听这话，吓了一跳，说：“不会吧，我是无党派，又不是学生会救国会的重要干部，况且这是爱国的言论，应该没事把？”

“我也希望如此，但是你还是小心点好。你我两家是世交，我对你像亲兄弟一样，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你千万记得要来找我。”

1935年12月9日，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一二？九”在北平爆发了。当时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

“一二？九”运动后，整个北平陷入了白色恐怖当中，反动当局在城里各大学进行抓人。

华罗庚在自己的房间里多搭了一张床，找到李寿慈说：“如果风声更紧，你就到我这里来住吧，教师宿舍会安全一点。”

后来，风声愈来愈紧，1936年2月20日，清华园遭劫了。那天清晨，有好几百名军警逾墙而入，按黑名单到学生宿舍抓人，而李寿慈恰巧在黑名单之列。

那天的清华园被紧张恐怖的气氛重重包围着，李寿慈看见事情不好，想起华罗庚的嘱托，径直向华罗庚的宿舍走去。

令人吃惊的是：华罗庚的宿舍也来了军警。只见华罗庚在床上坐着，三个军警在询问他什么。

李寿慈看见情况不好，刚想抽身离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听有人冲他问道：“你是什么人？”

李寿慈稍微调整了一下紧张的心情，回答说：“是学生，外面闹得很，哪儿都不准走，只好到华先生这儿来休息一下，顺便问问华先生一些大考的数学问题。”

“有学生证吗？”警官追问一句。

李寿慈大声地说：“有！我叫王乃梁，一年级新生。”

说完，他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借书证递了过去。

就在几个军警凑在一起看证件的时候，华罗庚开口了，他高声叫道：“密斯特王！先坐下来歇歇吧！”

军警们停下来，想听听他们的谈话。

只听华罗庚接着问：“有什么难题做不出，一大清早来找我？

※在危机时刻，华罗庚镇定机智地帮学生解围。我们在同志遇到困难时也应该伸出手去帮助，决不能袖手旁观，情谊比什么都重要。

“是啊！就要考试了，学校里还闹哄哄的，温课的时间都没有了，真烦人！”

三个军警看罢学生借书证，又看了李寿慈一眼，这才把证件还他，然后对华罗庚说了一句：“对不起，打搅了！”就灰溜溜地一起出去了。

华罗庚急忙起身关上了门，把李寿慈拉到提前准备的床上，深深地出了一口气，说道：“好险啊！”

接着他又问李寿慈：“你什么时候调换上别人的证件的？”

李寿慈告诉他说：“幸亏同学们有正义感，王乃梁一看事情不妙，就把他的借书证给了我，还把上面的照片也换成了我的。”

华罗庚高兴地说：“这就是中国古话‘得道者多助’啊！”

李寿慈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事隔多年，罗庚那在危险的时刻对进步同学的关心，以及在突然情况下他那种镇定机智的神态，还时常呈现在我的眼前。”

由于夜以继日地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许多进步学生的学习成绩受到影响。尽管他们之间的大部分同学平时成绩常常是E和S，即清华大学成绩超等和优等的记号。

华罗庚所教的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就有好几个进步同学大考时的成绩记分介于I与F之间，即I、F分别是较差和不及格的记号。

华罗庚根据那些同学平时的情况，基本上都给他们提高一级，F给I，I给N，即N是成绩中等的记号。当然实在差得太远的，也只好给他“手枪”，即当时“F”的绰号。

当人们问及：“你的评分原则是什么？”

华罗庚说道：“评分是一件严肃的工作，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则是，非则非，好是好，坏是坏，决不能凭着关系亲疏或个人好恶任意判分。但是考试往往不能排除许多偶然因素；有时好学生也会考坏，所以要结合平时，全面考察，不能过分机械。

这几位同学，平时学得很好，只因为忙于救亡工作而耽误了学习，大考成绩虽然差一点，但也接近及格，所以最后评为I及格，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嘛！

况且，现在有些学校当局压制救亡运动的手段之一，就是采用分数制裁的办法。他们对许多进步学生，以成绩不及格为借口而勒令退学，这是很恶劣的作法。我则要反其道而行之，尽量减少进步学生的不及格，以免为别有用心的学校当局所利用。”

华罗庚在“一二·九”运动前后，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作为一个朋友的挺身相助，作为一名教师的严谨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