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十年创作《儒林外史》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又字文木，安徽全椒县人，是清代的著名小说家。

吴敬梓出身名门望族，他从小刻苦读书，加上天资聪颖，年轻时便成了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的人物。他早年热衷科举，20岁时考中了秀才。后因科举不利及生活日益贫困，加之他父亲因官场争斗含冤而死，使他对现实社会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他开始窥见官场内部贪赃枉法、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丑恶现实，从此立志终身不仕，横对流俗，笑傲公卿，对科举制度深恶痛绝。他广结三教九流人物，为人豪爽旷达，把功名利禄视为粪土，遇到贫穷的人，就舍出自己仅有的钱财救济他们，碰到达官贵人，他毫无卑躬屈膝之态，喜笑怒骂，极尽锋芒。人们看到他如此做法，百思不得其解，乡绅们都骂他是“怪人”、“疯子”、“败家子”。其实，他比从前更富有理性，他对社会和人生比从前认识得更清。在这种理性的驱使下，他要狂放地展示自己叛逆的形象和精神，这种精神是他创作《儒林外史》的思想基础。

吴敬梓33岁那年，驾着一叶扁舟，离开了家乡全椒，移居南京。不久，成了当时文坛的盟主。他交结了很多思想深邃、性情放达、文采耀人的朋友，谈天论地、磋磨文学之中，朋友们的真知灼见，为他的思想灌注了丰富的养液。他思索着，他要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笔，去描绘人世间灰色的大幕，去勾勒儒林士大夫们千奇百怪的情状，并将它全面展示于人们眼前。

吴敬梓39岁时，开始写作《儒林外史》。由于生活格外困苦，他就靠典衣当物以及卖文度日。有一时期，家里经常断炊，几天揭不开锅，该当的东西都当了，空着肚子为人写文章，又远水不救近渴，实在没有办法，不得不接受友人的接济，这些朋友又大都散居四处，他便跑到各地去寄食。他有时想起来，觉得自己像一条无家可归的野狗，但又转念一想，自己虽四处寄食，却不攀高拜上，献媚求宠、为人狂吠，不是一条巴儿狗，倒也心安理得了。

到了冬天，寒气逼人，室内无火取暖，他仍日夜伏案著书。夜间寒冷难耐，手脚都快要冻僵了，他就邀集一些朋友，乘着月色绕城跑步，一跑就是几十里，有时邀集不到朋友，他就一人跑起来，夜夜如此，他把这件事恢谐地称为“暖足”。

艰难困苦的生活，并没有把吴敬梓吓倒。尽管他迫于生计，东奔西跑，然而从不放弃自己的写作计划。他还利用一切机会，把朋友间交谈中听到的故事，街谈巷议中传出的有趣秘闻，经过构思、加工、提炼后，写进《儒林外史》里去，正所谓“披沙拣金，时有获宝”。就这样，他经过了10年的艰辛创作，终于在49岁那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30万字的巨著。此外，他还著有《文木山房诗文选》十二卷，《诗说》七卷。

《儒林外史》是中国第一部优秀的古典讽刺小说。全书共计55回，笔锋所指遍及社会各个角落，集中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腐败，讽刺了利欲熏心的封建文人，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首先，吴敬梓对封建的八股科举制度做了深刻的揭露。作品从一开始就借书中人物之口，反对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八股考试制度，指出这是一代文人的厄难。接着他通过塑造的两个封建文人周进和范进的典型形象，揭露了一心向上爬的封建文人，一旦步入仕途就成为贪官污吏的丑恶，无情地抨击了科举制度的虚伪以及它所造成的社会罪恶。其次，作品有力地痛击了封建官府和官僚政治的腐败。他形象地描绘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和爱钱如命，他们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们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却是男盗女娼。作品在揭露儒林群丑的同时，还塑造和歌颂了一批寄托作者理想的人物。如杜少卿这个反对科举制度，鄙视功名利禄，蔑视八股文和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沈琼枝这个敢于向封建势力挑战，自食其力，要求妇女人格独立，追求个性解放的卓而不群的新型女性。但是《儒林外史》也有其时代的局限，在描写正面人物时，仍然不乏孔孟之道的色彩，缺乏进取和朝气。尽管如此，自从《儒林外史》刊出后，一直受到众多人士的喜爱。其喜笑怒骂的灵气和智慧，其畅达淋漓的文采，至今仍闪烁着不灭的光芒。

如果没有对社会现实、世人心态的深刻洞察，没有超越流俗、蔑视功名利禄，敢于冲破“文字狱”的勇气和精神，是写不出如此充满战斗气息的不朽著作的。200多年来，吴敬梓一直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建国以后，安徽全椒人民为吴敬梓建立了纪念馆，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