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著书立说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忠清，明朝灭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佣，号亭林，学者称之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是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学者和杰出的思想家。

顾炎武出身于江东望族。他的祖父是个很有见识的人，他受祖父的影响很深，幼年时就博览群书，特别喜爱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司马迁的《史记》。他关心国家大事，总爱探讨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他认为读书必须联系实际，反对空发议论。

对于明朝的腐败，顾炎武深恶痛绝，少年时就参加了“复社”反对宦官权贵的斗争。清军入关后，他参加了嘉定、昆山一带的人民抗清起义。清军攻陷昆山，他的生母及两个弟弟均遭难，抚养他的养母誓死不降清朝，绝食自杀，临终前嘱咐顾炎武说：“我虽是个女子，然以身殉国是理所当然的事，希望你不要做清朝臣子，我死后就可以闭上眼睛了。”顾炎武把养母的话牢记心头，永志不忘。抗清斗争失败后，他隐居不出，以明朝遗民自守，誓死不做清朝的官员，清廷几次征召聘请他前去做官，均被他拒绝。

他看到清朝的统治日益稳固，匡复明朝势不可行，就把满腔的义愤和深邃的思索凝注于笔端，去探索国计民生的要道，去探索胜败存亡的原因。从45岁时起，他用了20年的时间，遍游了华北各地，十次拜谒明陵（明朝皇帝的陵墓），考察了各地的风俗人情，并在雁北开荒。这些实践丰富了他的生活，也加深了他的认识。他认为明王朝的灭亡固然由于政治的腐败，但边地守将平庸，良将难用，以至边防失利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于是立意写一部关于山川要道边防战争的书，他到处跋山涉水，考察地形、地貌，分析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他边考察，边读书，边写作，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终于写成了论述山川要道边防战争的专著《肇域志》。这也是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具体体现。

想到国破家亡、夷人入主中原的残酷现实，明王朝君主专制政治的腐败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大问题，又将他的目光从民族问题、政权问题上引向对整个社会问题的关注。他认为君主一人独治，天下唯命是从，以至奸佞当道，有识之士屈陈下僚，天下怎能不亡呢？于是，他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更多地吸收知识分子的“众治”。他说：“君主临御天下，不能靠自己一人独治，如果一人独治，刑罚之事就多了；如果众治，刑罚之事就会得到妥善的处理。”他反对君主分封子弟为侯而治理国家的办法，主张郡县制。他说：“分封诸侯王治理国家的失误，是王国的权力太专；设置郡县治理国家的失误，是君主的权力太专。”在他看来，只要限制君主权利，加强地方官吏职权，以增加地方官守土的责任，则国家就可以富强，国家的百姓就可以免于贫困，各行各业就兴旺发达，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了。他还认为治乱的关键在于人心风俗，因此主张正风俗以正天下。他认为明王朝灭亡与风俗日下、教化纪纲堕废也有关系。他说：“我看世风的趋向，才知道治乱的关键在于人心风俗，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是教化纪纲不可缺少的。长期养成的良好风尚，也会在一朝一夕败坏无余。”他认为士人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贫富不均也是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说：“百姓之所以不安分、不安心，是因为有贫有富；贫困的人不能保障自己的生存，而富有者又常担心有人向他求助而十分吝啬，于是贫富之间一定会争夺财富。”顾炎武有如此考虑，也是明王朝灭亡事实的启示，因为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向地主阶级发起了猛烈进攻，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他同情农民，攻击城市和货币，提出一个反对征银，最好征收谷物的办法。发展农业生产是他经济主张的要点。顾炎武对治乱兴衰的思索中固然有许多固执和偏见，但更多的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探求。

顾炎武在探索治乱兴衰原因的同时，也对士人的学风和治学思想加以深入思考。他主张“经世致用”，“明道求世”，反对士大夫空疏不学、空谈心性、昏庸无耻的学风。他认为明末理学的弊端是“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论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周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他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世，凡是和六经之指无关，于当世之务无益的文章和事，都不要去做。这种治学思想决定了他治学方法是：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务求不失原意；研究问题时注重考证，列本证、旁证，不以孤证为凭。这是实事求是的学风。

顾炎武自幼读书有个习惯，就是作读书笔记，分类抄录，发现错误及时纠正，重复的删掉。这样日积月累，最终编成了一部涉及政治、经济、史地、文艺等内容极其广泛的《日知录》。这是一部被社会公认的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顾炎武一生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探索和追求着，虽隐居独守而宏志未泯，笔端触及悠远，眼界却立于现实。他抨击封建专制的进步思想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那矢志不渝的坚强意志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求索攻坚，报效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