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

对于清代文学，结合政治与社会变化的情况，我们将之大致地划分为三个时期：自清人入关至雍正末年（1644～1735）为前期，这大致指顺治、康熙、雍正年间；自乾隆初年至道光十九年（1736～1839）为中期，这大致指乾隆、嘉庆及道光二十年以前；自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至宣统三年辛亥革命（1840～1911）为后期，或叫晚期。

清代政权的性质、特点及政治措施的总倾向对有清一代的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清初，一些积极从事反清武装斗争的遗民从汉族国家正统观念出发，诤诤宣誓：“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族间之”（王夫之《黄书·原极》）。他们有的突破了狭隘民族意识，提出了兴亡理论：“天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黄宗羲《原臣》）。乃至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政治提出批判：“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自秦并天下以后，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吕留良《吕用晦文集》）。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则于抗清复明的主旋律中昂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浩然正气。而一些变节出仕新朝的文人，他们的作品中却往往或怀着大节有亏的负罪意识，或带有面见然的屈辱感，低徊缠绵，与遗民文学中的愤激慷慨格调迥然不同。一些由明入清但与政权联系不紧密或出生在清初的知识分子，易代之际的创伤给他们心灵上也留下阴影，一旦现实中的事件激活他们潜意识中的民族观念，也便在文学作品中以不同形式宣泄出来。总之，民族意识，故国之思，是摆在清初知识分子面前的课题，并且在文学作品中以不同形式、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表现着。

这一时期早期的诗文作家，强烈地表现出汉民族的民族情绪。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遗民诗文作家。他们的作品，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屈节仕清的钱谦益和吴伟业，在明末即以高瞻的才华学识领袖文坛，对转变晚明的诗文风气起了一定作用。著名散文作家魏禧、侯方域、汪琬以及骈文作家陈维崧也为开启有清一代文风做出了努力。

在明末清初诗坛上，钱谦益是影响最大的诗人。他的诗歌主张是在重“性情”的同时也重“学问”，具有向宋诗回复的意味。但清前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应推吴伟业和王士礻真。他们诗歌创作的取向，可以说是公安、七子两派的融合，这实际是晚明时袁中道等人就有的一种想法，只是到他们的创作中才有较好的成绩。然而，吴伟业、王士礻真以及施闰章、宋琬、查慎行等人的作品，一方面注重真实情感的抒发，关怀个人在社会中的命运，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但却不像公安派那样表现得尖锐而浅露；他们都讲究诗歌的艺术性，讲究声调韵律的美感，却又不像七子派那样生硬模拟而造成抒情的阻隔。比较晚明尤其是公安派的诗，吴、王的作品思想的锋芒、情感的冲击力是有所削弱的，但艺术的魅力则有所加强。词坛上则出现了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和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派，以及独标一格，神似李煜的纳兰性德词作，步入了词的中兴时期。

到了乾隆时代，沈德潜倡导以“温柔敦厚”为准则的“格调说”，翁方纲倡导重学问、重义理的“肌理说”，而与之相反的主张，则是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袁枚的思想很多地方接受了晚明思潮的影响，有些直接来自于李贽。如他对理学家的矫情与做作十分厌恶，对这些人以“道统”自居常加以讽刺挖苦。袁枚的诗歌主张大体就是公安派理论的重兴，其核心也是强调真性情的自然流露，重视轻灵活泼的趣味。另外，赵翼、黄景仁也是当时很有个性的诗人，在重视诗中有“我”、重视诗歌艺术的独创性方面，他们与袁枚是一致的。到了嘉庆、道光时期，终于出现了杰出思想家兼优秀诗人龚自珍。他倡言“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的诗歌以一种高傲和尖锐的个性精神抗击社会的沉闷与压抑。

词在元明一度衰落，到了清代出现复兴的势头。从清前期到中期，以词名世的文人很多，影响较大的，有陈维崧，纳兰性德，以及“浙西词派”的盟主朱彝尊、厉鹗，和“常州词派”的盟主张惠言、周济等。除陈维崧外，他们的词一般格局不大，但常有很精美细致的抒情文笔。

清初散文，一方面存在晚明小品的遗风，不仅张岱的许多小品文实际是作于清初，金圣叹、廖燕、李渔等也有类似的创造，但文坛的主导方向，是在理论上恢复唐宋古文的传统，而在创作上愈加偏狭。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侯方域、魏禧、汪琬。但这三人影响有限，直到以程朱理学为内核的桐城派出现，才算真正建立了清代正统“古文”的阵营。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熙朝的方苞、刘大木魁和乾隆朝的姚鼐。桐城派古文是对明末离经叛道和文体解放的散文的反拨，是比唐宋古文更强调为封建政治服务和更为程式化的文体。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

桐城派一开始就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大都与之异调。如钱大昕攻击所谓“古文义法”不过是世俗浅薄之论，章学诚专门作《古文十弊》，强调为文须求实、自然。袁枚、郑板桥的一些短文、尺牍均率意而为，多少恢复了晚明小品的韵致，至龚自珍之文，更是奇诡警拔，有新异的时代色彩、显著的个人风格。

清代同时又是骈文受到重视的时代，乾隆、嘉庆时期，骈文尤盛，形成与桐城派古文相抗衡的局面。提倡骈文的人，既有袁枚这样的才士，也有许多著名学者，如阮元、洪亮吉、汪中、孔广森、孙星衍等。他们倡导骈文，不仅是为了重视它作为美文的价值，实际也是有意排斥桐城派迂腐固执的思想见解。如著名的骈文家汪中，就有很鲜明的反封建礼教意识。但骈文作为一种古雅而拘谨的文体，毕竟缺乏锐气和活力，它总体上还是一部分文人表现其高深文化修养和优雅情趣的形式。

戏曲和小说在晚明曾极为繁盛，这种势头延续到清前期。生活于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在这方面虽没有创作的成就，但他对戏曲小说的推广有很大影响。他所定的所谓“六才子书”，把《西厢记》、《水浒传》与《庄子》、《离骚》、《史记》及杜诗相提并论，引伸了李梦阳、李贽等人的文学观。他的评点议论，如强调描写人物性格的重要、重视故事结构等，常有精彩之见，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清初的戏曲小说，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得以发展，艺术精神有所变化，并取得相当的成绩。戏剧方面，明末清初的作家中，李渔的剧作同其小说一样是偏重娱乐性的，在重视戏剧结构和舞台演出效果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吴炳戏剧的特点；他在《闲情偶寄》中所提出的戏剧理论，也比前人更为清楚和系统地总结了戏剧艺术的特点和要求。但他的作品很少反映深刻的社会矛盾与热烈的人生追求。明末清初，苏州地区一批戏剧作家形成地域性流派，他们有组织地进行带有集体创作性质的剧作活动。他们的剧作，紧密联系社会实际，紧密联系舞台实际，受到欢迎。其代表作家是李玉，他的《一棒雪》歌颂忠仆，表彰奴隶道德；他与其他人合作的《清忠谱》，歌颂忠臣，思想陈腐，是反映明末市民同宦官斗争的历史剧。反映市民的政治斗争，这是过去戏曲史上从未有过的。康熙时期，洪日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继承了明末传奇的优秀传统，通过写历史故事，抒写了国家兴亡之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民族情感。这两位作者也都因其创作触犯忌讳受到贬谪。《长生殿》、《桃花扇》不仅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剧作，也是清朝最杰出的戏剧作品。《桃花扇》作为一部通过儿女之情反映朝代兴亡的历史剧，其杰出之处在于表现了剧烈的历史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失落感与悲凉情绪，但作者对晚明历史的解释，其实还是正统的和官方化的。总之，清前期的两大名剧与清中期的两部杰出的长篇小说，不属于同等水平。而整个清代戏剧就剧本创作即文学方面而言，到清中期已严重衰退，这和小说的情况不同。

小说方面，蒲松龄的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以谈狐说鬼的方式，揭露了封建吏治和科举制度的不公正，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爱情和生活的追求。这是文言小说在继宋、元、明三代沉寂之后，出现的最杰出的作品。在白话小说方面，小说的理论获得空前丰收。金圣叹对《水浒传》、毛宗岗对《三国演义》、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点，使我国的小说美学开始形成自己的体系。长篇章回小说此时虽然没有出现杰出之作，但英雄传奇小说涌现出《水浒后传》、《说岳全传》这样的好作品。人情小说出现了《醒世姻缘传》以及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它们共同为清中叶《红楼梦》、《儒林外史》的出现蕴积了基础。

短篇小说方面，从晚明到清前期有一些明显的变化。晚明异常活跃的白话短篇小说到清初就开始衰退，同时文言短篇小说更受一般文人的重视。白话与文言短篇小说之间不只是语体上的差异，白话小说那种鲜活的气氛与文言小说的雅致笔调，在对读者的情感的作用上是有区别的，后者较为“隔”，也较为平静。但文言小说对前一时期的白话小说不是没有继承关系，以最著名的《聊斋志异》来看，作者所描绘的许多主动追求爱情幸福的女性形象，同“三言”、“二拍”中的女性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作者赋予她们以狐仙花精之类非人世的身份，这些形象因而与尖锐的现实矛盾构成一定距离，成为诗意的、幻想性的存在。而《聊斋志异》中凡是具有现实社会身份的女性，大抵贤惠温良而合于传统道德。以上两种特点，正是晚明文学精神在退化中又曲折地得到延续的表现。到了清中期，以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反对《聊斋志异》中的虚构情节与细致的描绘，而以平实的笔记体为中国小说的正宗，这又更向古雅的传统靠近了一步。

清代中叶是清朝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由恢复进入繁荣和发展。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休养生息，清朝人口大大增加了，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业产品日益丰富。明末以来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这时突破清初的限制和打击工商业的政策而急遽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在文化上也是有清以来的鼎盛时期。从官方来说，乾隆三十八年开设了“四库全书馆”，征求天下遗书，编辑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编辑，尽管从统治者的愿望来说是借此消灭反清文献，转移人们现实斗争的视线；但客观上，这种图书整理工作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的整理和保存，对于文化的发展也有一定贡献。从民间来说，这一时期考据学发达，并形成了后来的乾嘉学派，他们在整理和考订中国古典文献方面都有不少成就。乾隆后期，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清朝由盛而衰迅速走向败落。特别是乾隆末年和嘉庆初年爆发的历时九年，遍及川、楚、陕、豫、甘五省的白莲教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动摇了它的统治基础。

这一时期的诗文作家，虽然人数众多，门派林立，各自在艺术技巧上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形成了元明以来所从未有过的盛况，但除少数作家的作品外，大多数作品已不像清初那样系心民族的灾难，充满历史责任感，而是屈服于朝廷的钳制压力，迷惑于“盛世”的表面承平，或思想上墨守程朱观念，或曲意以点缀升平，作品一般缺乏丰厚的社会内容。相对来说，诗论词论和文论取得了更大的成绩。在诗论方面，有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在词论方面，张惠言和周济强调词的比兴意义和社会作用，形成了常州词派。在文论方面，由方苞所奠基的桐城派文论及其古文创作，经刘大木魁和姚鼐加以发展，形成了桐城派的文论体系，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这个时期的戏剧明显表现出一种新的趋向，除杨潮观、蒋士铨等人的作品略有可观外，剧坛已基本沉寂下来。代之而起的是比较有生命力的各种地方戏曲。而讲唱文学如评书、鼓词、弹词、民间小调也以旺盛的生命力在城市和农村活跃着。

清代长篇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始终很兴旺。明末清初出现的大量才子佳人小说，也是晚明小说一个方面的延续，但这里面没有什么杰出之作，只是些套路化的娱乐性读物。一些历史传奇小说，如《水浒后传》、《说岳全传》等，则较多受到正统意识的影响。到了清代中期，沿着《金瓶梅词话》的写实传统，终于出现了中国小说史上两部伟大的作品——《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是清代文学了不起的收获。《儒林外史》对于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于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它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艺术手法，使它成为我国古典讽刺小说里程碑式的作品。《红楼梦》则通过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而衰的故事情节，深刻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必然没落的历史命运。在艺术上，这两部小说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之深刻、描摹之细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继《红楼梦》之后，《镜花缘》略有可观，它在妇女问题上有一些进步见解，体现出民主思想。此时的文言短篇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但成就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

清代中叶以后，清代文学急遽滑坡，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文学才发生新的变化，由龚自珍的诗文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而开一代风气。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从清前期到中期，中国文学中所蕴藏的变革力量正在重新恢复生气，倘以龚自珍为代表，可以说它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和强度。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约七十年间，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这一历史阶段，是封闭的中国社会被迫向世界开放、正面接触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时期。对中国的知识界来说，这种文明既是新鲜的和先进的，又是同殖民主义侵略及民族耻辱感相伴随的。

在政治经济方面，无论是林则徐、魏源等先驱者，还是道光皇帝，他们所关注的是先进的西方技术，他们认为只须“师夷之长技”，招“西洋工匠”和“西洋柁师”，选精工巧匠而习之，便可以达到强国的目的。

但是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和西方文化的不断传入，人们逐渐感觉到，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不同质的东西，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论，力图在保存中国旧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它所不同于“道器论”的，是眼界要宽广得多，如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就主张“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但这一派人士在维护“纲常名教”上，仍是不肯动摇的。甲午战争以后，这种变法论愈加高涨。

戊戌百日维新失败后，人们对清王朝完全失去信任，这个政权本身也摇摇欲坠。而这时期由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所表述的进化论观点，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石破天惊般的巨大反响，此外，西方的民权、民主等思想理论也不断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因此倡言“革命”的理论日益风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工业国家的产品凭借军事强权的支持和自身的竞争力，从沿海深入内地，无情地撕裂着中国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的网络，而受到这种刺激，中国的官办工商业和民间工商业也日渐兴旺，城市出现畸形的繁荣。

清代后期文学就艺术成就而言并不高，比较前期和中期反而显得逊色。

鸦片战争前后，诗坛上占据正统地位的是嘉庆以来逐步兴起的宋诗派，这一派的早期人物主要有程思泽和祁藻等，而以稍后的曾国藩影响最大，他主张作诗首先要涵养志气人格，同时要讲求学问，注重修辞和音调。这代表了尚有自信维护清王朝的存在并以此为己任的政治人物的文学趣味。自同治以降，宋诗派演变为“同光体”，代表人物有陈衍、郑孝胥、沈曾植、陈三立等。“同光体”过去被简单地看作一个保守旧传统的诗派，但实际上它也有很值得注意的地方。以成就最为突出的陈三立而言，他的不少诗写得突兀卓立，尤其在表现个人为社会环境所压迫的感受上，具有中国古典诗歌前所未见的敏锐性。另外，属于革命阵营的诗人苏曼殊，把西洋诗歌的自由与浪漫精神写入传统的形式中，也具有相似的意义。

但传统诗歌形式尽管在表现诗人的人生感受方面仍有一定活力，而它与日益变化的社会生活不相适应，却也是很明显的了。因此出现了以黄遵宪为代表的具有变革意义的“新派诗”。他的诗歌反映了中日战争以及其后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所作大量引进新名词，反映新的文化知识，描绘中国以外的风土人情，大大改变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面貌，令人耳目一新。

在黄遵宪开始创作“新派诗”不久，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这种“革命”的理想是以古人之风格来表现新的生活内容与人生精神——包括对西洋文化精神的吸纳。它在实践上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但毕竟代表了比黄遵宪“新派诗”更进一步的变革要求。

清代后期动荡危急的时事，激起许多仁人志士忧时愤世的心情，从林则徐到章炳麟、秋瑾，留下了大量的纪实和抒愤的诗篇，这类诗作艺术上各有高下，但在保存时代心声上，都有它们不可磨灭的价值。章炳麟、秋瑾和“南社”的一些诗人努力用他们的诗文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

清后期的词与诗相比，较为远离于时代的波澜，虽也有伤时感事之作，但大抵隐于闪烁的意象之下。在词坛上占主流地位的，是沿袭清中期张惠言、周济一路的常州派词人，也有个别词人不囿于这一派。他们对于词的写作和理论研究，以及词籍的整理颇用功力。但由于缺乏新异的创造，词在这一时期虽不寂寞，却少有生气。

散文方面，曾国藩凭借其击败太平天国所获得的地位，重振桐城派的“声威”，其幕府中又搜罗了众多知名文士，一时造成很大影响（在作为桐城派之分支的意义上他们也被称为“湘乡派”）。

在散文领域代表着革新倾向的是梁启超，他发表于报刊的许多文章，虽是为政治宣传而作且仍是文言体式，但写得流利明畅，富有情感，具有很强的煽动力，与向来的古文大不相同。这种新文体也是文言散文向白话散文过渡的桥梁。

清后期的戏曲演出，包括京剧和各种地方戏都很繁盛，但大都沿袭或改编旧有剧目，或改编旧小说，新的剧本创作自中期以来即告衰退，缺乏重振之力。清末出现过一些宣传反清革命的传奇、杂剧，但文学价值也不高。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时在留日学生中第一次出现了由“春柳社”组织的话剧演出，虽然表演的是《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外国文学故事，但这一新的剧种为“五四”以后新的戏剧文学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小说是清后期最为兴盛的文学样式，其数量呈现急速的增长，这在客观方面是因为印刷技术有了提高，因为报刊杂志这种全新的大众传媒的勃兴，主观方面则是因为这一时代人们对小说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小说的价值被提得很高。

在晚清小说论中，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是梁启超所鼓吹的“小说界革命”说。梁氏在这方面深受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新派人士喜以小说宣传政治观念的影响，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竭力强调小说在推进政治变革和提高社会道德方面的作用，将它夸大为挽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这种理论的显著缺陷，是容易使小说过于偏重宣传效用，呈现说教色彩，而艺术上却变得浮夸粗糙。当然，对于中国土大夫的文化传统中鄙薄小说的习惯，这种理论客观上也起到了冲击作用。

但中国小说创作领域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闻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著录，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六十年间，作品依然是传统型的。如人情小说《儿女英雄传》《绣球缘》，神怪小说《升仙传》《鬼神传》，历史小说《群英杰》《铁冠图》，公案小说《小五义》《彭公案》之类，与古代的小说没有本质的区别。以前评价较高的以《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谴责小说，在揭露社会黑暗方面确实很尖锐，但这里面所谓的“揭露”有太多的虚夸，缺乏对人物的真实理解和同情，辞气浮露，却成为它的致命伤。值得重视的小说应数以妓女生活为中心兼及社会各色人物的《海上花列传》，它以自然平实的文笔，描绘了在畸形的社会和畸形的生活处境中人性的变异状态，善于从人物不动声色的言谈举止中反映其微妙的心理，在若干方面具有现代小说的特色。只是它的情调过于灰暗，作为长篇小说来看，它的情节也过于琐细。惟此之故，有的文学史家甚至把这一时期的小说说成是“趋向衰落以至倒退的状态”。由此可见，在这一为史学家划定的“近代史”范围内产生出来的小说，确实并不具备“近代”的“精神”。

清代后期也出现了许多文学批评和研究性质的著作。小说理论方面，虽然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但也接受了西方文学思想的某些成分。与此同时，王国维撰写了《宋元戏曲考》（后改名《宋元戏曲史》），第一次对中国戏曲的发展过程作了系统性的研究，他对戏曲的艺术价值的认识和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与西方戏剧理论也有明显的关联。他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更为深入地运用了西方美学思想来分析中国文学，具有开创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