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到隋唐五代时期，发展到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整个文坛出现了自战国以来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其中诗歌的发展，更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唐代不到三百年的时间中，遗留下来的诗歌就将近五万首，比自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中遗留下的诗篇数目多出两三倍以上。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五六十个，也大大超过战国到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而李白、杜甫的成就，更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在散文方面，由于古文运动的胜利，创造出许多传记、游记、寓言、杂说等新型短篇散文。在小说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打破六朝志怪小说格局、独具机杼、富于文采与意想的传奇作品。除了这些前代所已有的文体在这个时期获得推陈出新的辉煌成就而外，变文一类通俗讲唱文体在民间的广泛流传；词的从民间到文人，从萌芽到成熟；更为后代文学的新发展开拓了道路。

这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全面繁荣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决定于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

隋朝的统一，历时不过三十年，却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为唐朝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其对唐代文学影响甚大者，有以下几点：

首先，隋朝开始废除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炀帝始建进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通典》卷一四选举二）这是对封建门阀等第制度的改革，对有唐一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不容低估。

其次，由于南北统一，运河开凿，交通便利，隋朝搜集汇总了南北朝的官私秘藏珍典，分类编目，《隋书·经籍志》所著录者蔚为空前。炀帝潜邸置学士分类修书，为后世类书所祖，为唐文化教育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再次，由于统一，颜之推、薛道衡和陆法言等人有可能综合古今语音的异同，斟酌南北方言之长短，汲取前人韵书的成就，撰著《切韵》，统一书面音韵，为唐代律诗绝句的音调声律制定了准绳。

最后，尽管由于历时短暂，隋朝文学只能承袭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南朝淫艳绮靡的文风，但由于统一，为南北文风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出现了文风改革的一些征兆。

隋朝前后只统治三十多年，作家大半是南北朝旧人，受南朝文风影响极深，加上隋炀帝大力提倡梁陈宫体，因此浮艳淫靡文风仍然泛滥文坛。但是，由于隋初国势增强，对外战争取得一定胜利，隋文帝又曾提倡改革文风，隋初的一些诗歌，尤其是边塞诗歌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比较清新刚健的作品。这又表明隋代文风开始向唐代过渡的特点。预示着文风的改革势在必行。开创一代新风，定型律体的任务，历史地落在唐代文人的肩上。

唐朝（618～907）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古典文学全面繁荣的时期。唐诗代表着我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大家名家星罗，佳作海汇，众体皆备，流派竞繁。唐代的古文运动为古典散文找到了一种精炼畅达、富于表现力的载体——古文，并形成继先秦两汉之后散文创作的又一高峰。词是诗歌和音乐两相结合而在唐朝产生的新诗体。唐传奇是脱胎于六朝志怪的真正成型的文言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中的里程碑。仅见于唐代的变文，则是我国说唱文学的源头之一。

唐代极盛时期势力所及的范围，东北至朝鲜半岛，西北至葱岭以西的中亚，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

国家空前规模的统一，对文学繁荣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过去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在学术上是“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在文学上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但自隋代统一，双方就开始互相吸收。唐初文人更明确地提出南北文学应“各去所短，合其所长”（《隋书·文学传叙》）的要求。这种愿望终于在统一局面下实现了。盛唐的诗歌，中唐的古文，正体现出南北文化汇流的汪洋浩瀚的局面。同时国家的统一，水陆交通的发达，也使作家生活视野扩大了。唐代作家如李、杜、高、岑、元、白、韩、柳等都走过很多地方，都有许多出身地位、思想性格不同的朋友，这是六朝文人，乃至许多两汉文人所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关系比过去更为融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比过去更为活跃。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有重要的发展。唐代在中国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十部乐曲。舞蹈方面，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绘画方面也吸收外国色彩、晕染的技巧，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出现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绘画大师。各种艺术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王维的山水诗，号称“诗中有画”，显然受到山水画的积极影响。音乐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诗歌的入乐传唱，还直接促成了词的诞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使唐人精神生活大大地丰富了。

唐代文学的繁荣，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先秦到汉魏六朝，文学经历了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遗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开拓，不同文体特征的探索，以及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必要条件。

此外，唐代文学拥有空前广大的作者群。即以诗歌为例，“唐诗人上自天子，下逮庶人，百司庶府，三教九流，靡所不备”（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比如唐太宗、唐玄宗的诗就曾受到某些文人的称赞，《全唐诗》中收录了很多和尚、道士、尼姑、宫人、歌妓，以及无名氏的作品，而其中的主体，则由新兴的庶族地主出身的文人，取代了六朝的豪门士族。

唐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维护他们的统治，对于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利用。这种政策在唐初已得到确立，以后也没有改变。

唐代文人的思想信仰各有所宗，却大都带有出入儒释道三教的特点。外服儒风，内宗梵行、道行，成为风尚。综观有唐一代，历朝皇帝虽出于政治需要或个人好恶，曾右佛左道（如武则天）或右道左佛（如唐武宗），但大体上仍是三教并举的。德宗首开殿上讲论三教之例，加速了唐代三教合流的趋势。

唐代文人和唐代文学还受侠义之风和纵横家思想的濡染，这是其区别于西汉以后历朝历代文人的显著特点。纵横家喜谈王霸之术，属意功名，多用游说干谒诸侯君王；豪侠义士慷慨行义，扶危济困。两者在唐朝结合，成为唐代尤其是初盛唐士风的一大特点。究其原因，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纷争，作为乱世之学的纵横术，遂得行其道。唐一统天下后，西北游牧民族尚武粗犷的习气和燕赵多慷慨之士的风俗浸染，城市经济的发展，思想禁忌的松弛，博取功名的社会思潮的高涨和中唐以后藩镇蓄养刺客成风等诸多原因，都促使了两者的合流复炽。这样的思想行为诉诸诗文，便有大量歌颂慷慨赴难、扶危济困、仗义行侠行为和吟咏重然诺、轻生死品质的题材出现，便有慷慨多气的风格形成。盛唐边塞诗派的崛起，晚唐传奇中豪侠题材的骤增，都与之相关。

这一切，使得儒学教条对人们的束缚大大削弱，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放，其创造力能够得到较好发挥，因而也就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此外，唐代文人的文艺修养普遍较高。唐朝的君王能诗善画、雅好书法、精通乐律者颇多。他们参与创作，并对文人创作辑集品评，倡导奖掖。他们重视文治，发展教育，在全国普设各级学校，教授经、律、书、算、诗等课程，并以此开科取士。唐朝鼓励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与西域、印度、日本等东亚、南亚各国的交流规模和频繁程度都大大超过盛极一时的西汉。在发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广泛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使唐朝的音乐、舞蹈、书法、绘画、建筑、雕塑等艺术门类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全面繁荣景象。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艺术氛围中，唐代文人的文艺修养，得到极大的提高。

唐朝的一些文人诗文并擅，书画、音乐兼长，善于在不同的文学艺术门类之间互相渗透借鉴，形成文学艺术相辅相成的局面，出现了大量题画评诗、鉴赏书法、描绘音乐的佳作。张旭的狂草、曹霸的画马、公孙大娘的剑器舞，都曾给杜甫的诗歌创作以灵感和启发，因而他的诗歌题画、论书，深中肯綮，屡见新意。王维兼工诗书乐画，他的山水田园诗在绘景状物、意境创造、构图著色方面，每多借鉴于绘画，从而创造出“诗中有画”的境界。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弄》、李贺的《李凭箜篌引》、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都是描绘器乐演奏的名篇，表现出作者精湛的音乐鉴赏力。而这正是诗乐相配的曲子词产生的必要条件。据《宣和书谱》记载，唐代诗人中，贺知章、李白、张籍、白居易、许浑、杜牧、司空图、吴融、韩亻屋等都工于书法。这又使唐代诗歌与书画的题材和审美情趣，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同步变化的趋势：初唐多宫廷和宗教的题材，尚精工典丽；盛唐多社会自然的题材，追求雄壮浑厚的风格；中晚唐诗画，从题材到审美情趣，都有世俗化、通俗化的趋势。

唐朝文人文学艺术素养的精深，还表现在他们善于继承、勇于创新，有兼容包举的魄力和胆识，又善于“别裁伪体”，能够“转益多师”（杜甫《戏为六绝句》）。他们对诸如《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楚骚的浪漫主义风格、诸子的哲理思辨、汉魏风骨、齐梁声律、史汉的传记叙事、六朝的志怪志人、辞赋的铺张扬厉、汉魏乐府的质朴白描、南朝民歌的清丽婉约、六朝骈文的精工俪对，均能广采博取。不仅如此，他们还善于从生动活泼的民间文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而这正是六朝宫廷文人所欠缺的。

唐代文人的创作从题材内容到艺术构思风格都从浑金璞玉般的民间创作中得到启迪和借鉴。唐代的现实主义诗人从民歌、民谣中了解百姓疾若，倾听黎民心声。聂夷中的“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伤田家》），内容和构思都有取于高宗永淳年间的歌谣：“新禾不入箱，新麦不登场。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墙。”（《新唐书·五行志》）综上所述，社会政治、经济的原因，造就了一批特有的文学创作群体，加以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唐朝成为我国历史上文学发展的极盛时期。

唐代文学是在南北朝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北相比，南朝文学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它在艺术上精美华艳，而内容上却较贫乏空虚；北朝文学，尤其是北朝民歌，内容比较充实，风格刚劲粗犷，艺术上则比较朴拙质直。魏徵对此曾作过比较，并指出若能“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隋书·文学传序》）。唐代文人正是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唐代文学的。

唐代是一个诗的时代，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唐诗与先秦散文、汉赋、六朝骈文、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称，无疑是因为它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清人编纂的《全唐诗》及后人辑录的《全唐诗逸》、《全唐诗外编》共收录了近五万二千首诗，有姓名的作者达二千三百多人。其数量之众、作者面之广、风格流派之多、体裁样式之全及影响之大，均堪称空前，并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和一批众星拱月的名家。因而，它也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

从诗歌题材看，唐诗几乎深入到了唐人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举凡朝政得失、国家兴衰、将相忠奸、战事胜负、宫廷歌舞宴乐、民间渔樵耕织、官吏的诛求贪婪、民生的哀怨疾苦、中外的通商聘问、边塞的祭神牧猎、山河景观、田园风光、琴技棋艺、书法画境，各种素材无不入题。从济苍生、安社稷的雄心，致君尧舜、立功边陲的壮志，到隐居山林的闲趣、思恋情人的哀怨；从饯别送行、羁旅思亲的离愁别恨，到累举不第、落魄淹蹇的牢骚怨恨，各种感怀均得抒发。诗歌几乎成了唐人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唐人则把诗歌的各种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诗歌内容的种类看，唐诗出现了题画、评文诗如杜甫的《画鹰》、《戏为六绝句》，记游诗如韩愈的《山石》、白居易的《游王顺山悟真寺》，史诗如杜甫的《咏怀五百字》、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哲理诗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寓言诗如柳宗元的《笼鹰词》、曹邺的《官仓鼠》，赋体诗如杜甫的《北征》、韩愈的《南山诗》，其他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宛如传奇，王维的《老将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好似人物传记，这些都是唐人对诗歌内容的拓展和创新。

从诗歌的风格流派看，鲜明独特的风格是创作成熟的标志，仅就盛唐而言，“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爽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也”（高木秉《唐诗品汇》总序）。在相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审美心理的作用下，一部分性格、遭际、素养大致相近的诗人唱和切磋，形成风格相似的流派。唐朝诗坛先后出现过风格华丽壮美的四杰和精工纤巧的十才子，闲雅淡远的山水诗派，慷慨豪壮的边塞诗派，平易通俗的元白诗派，奇警崛峭的韩孟诗派，精深婉丽的温李诗派等众多的风格流派，形成斗妍争奇的繁荣局面。

就诗歌的体裁而言，中国古典诗歌的各种体裁至唐代“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不备矣”（《诗薮·外编》）。五、七言古体，兴于汉魏，唐人有所发展：或古、律结合，使音节婉转优美，韵致生动流畅；或诗、文结合，破偶为奇，使风格古朴奇崛。

唐人的五古，陈子昂、高适、王昌龄、李颀等追踪汉魏，风格高古遒劲；张九龄、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效迹陶潜，风格清淡，韵味醇厚。杜甫尤其堂庑大开，记事、述行，抒怀、议论，无施不可。

唐人歌行，风格多样。四杰、张若虚、刘希夷的七古，铺张排比，有类汉赋；流丽婉转，脱胎宫体。李杜二公，才大气雄，各领风骚。李白、岑参的歌行感情激荡，笔法奇幻，风格飘逸豪宕；杜甫、韩愈的歌行，感情沉郁，笔力遒劲，风格奇崛拗峭。元白歌行，随物赋形，通俗平易，律句律调，声情凄婉。

唐人乐府，多不合乐，属古体。李白的乐府借旧题写己怀、述时事，别出机杼；杜甫、白居易发展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创为“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的新题乐府，后发展为新乐府运动；李贺则多以新题写古事，借以刺时抒怀，奇谲幽艳，自成一家。

律体是唐人的创新。他们在六朝永明体和骈文讲究声韵、崇尚骈偶的基础上，将律诗声调和谐、句法关联、平仄相对、词义对仗等要求程式化，予以定型，形成五律、七律、排律、律绝等体裁。初唐上官仪总结出六对、八对说，丰富了对仗的手法。四杰的律体，风格婉丽，未尽合律，至杜审言、沈亻全期、宋之问，五、七言律诗基本定型。盛唐诸家，各创意境，竞擅胜场，至杜甫则“浑涵汪茫，千汇万状”。中唐以后，气格虽降，门户纷开：十才子精工，韦柳淡远，元白平易，贾姚冷僻，杜牧俊爽，刘禹锡苍劲，李商隐沉博绵丽，各自标榜。

唐人绝句有古绝、律绝之分，大都能谱乐歌唱，即唐代的乐府。盛唐绝句，兴象玲珑，情景浑成，李白、王维、王昌龄称胜；中唐绝句，委婉工细，韵味隽永，李益、刘长卿、刘禹锡擅长；中晚唐之际的绝句，笔意曲折，议论精警；杜牧、李商隐互相颉颃。

盛唐哺育了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两位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他们的诗歌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以不同的风格反映了这个繁荣和危机并存、昌明与苦难同在的时代。李白的诗歌以澎湃雄放的气势、奇特瑰丽的想象、清新自然的语言、飘逸不群的风格，抒写拯物济世的怀抱，表现蔑视权贵、反抗礼教、争取个性自由的精神，揭露社会政治的黑暗，成为反映盛唐时代精神和风貌的一面镜子。而杜甫的诗歌则是安史之乱前后的一部诗史。他忧国伤时，谴责战乱，哀恤民瘼，善于把时代的灾难、民生的涂炭和个人的不幸结合起来，用典型事例加以表现，因而他的诗感情深沉、蕴涵深广、笔法深曲、语言遒劲，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又由于他善于涵古茹今，转益多师，所以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专”（元稹《杜君墓系铭序》），成为一位既集前人之大成、又开后人无数法门的诗人。

唐代散文主要有骈文、“古文”两大类，两者互相消长，又互相交融，而古文则代表唐代散文的主要成就。

骈文在唐朝作为官方诏制书判的应用文字，士子仕进的必修科目，一直被沿用，“虽韩（愈）、李（翱）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曾国藩《湖南文征序》）。与六朝相比，唐朝骈文有所变化，一是务实切用，改变了六朝骈文末流“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的弊病，如魏徵、陆贽等人讥陈时病、谏诤朝政的章奏疏议；一是在对偶用典、声律词藻上，不像六朝骈文那样逞才尚华，而能在明白晓畅（陆贽）、气宏辞丽（四杰）、精致华赡（李商隐）上自成特色。唐代骈文总的发展趋势是散化，乃汲取古文的某些长处所致。

唐初骈体大家首推四杰，他们的代表作如王勃的《滕王阁序》，气势宏大流利，属对工整而不板滞，辞采华美而少雕琢，用典绵密而精当切实。至盛唐的“燕（张说）许（苏廷页大手笔”，所作骈文崇雅黜浮，有雍容雄浑的气势，少用典，或用常典，不务词句华丽，已有运散入骈的趋势。中唐陆贽的骈体奏议，“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言事周密详尽，析理精警深刻，用笔委曲动情，极少用典征事，力扫浮华之习，几乎不觉俳偶之迹，是对骈体的解放，被奉为“万世龟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中晚唐之际，骈文乘古文渐衰之机复炽。令狐楚与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后三人齐名，皆于从兄弟中排行十六，号“三十六体”）均擅长骈文，而李商隐则为唐代骈文大家。他的骈文集六朝徐、庾与唐代陆贽之长，有各种风格，而以属对精切、用典繁缛、色彩禾农丽、婉约雅饰为主。对后世骈文亦有影响。

唐朝的赋，“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王芭孙《读赋卮言》）。与汉魏六朝赋相比，唐赋的内容更切近现实，如李华的《吊古战场文》、萧颖士的《登宜城故城赋》、柳宗元的《骂尸虫文》、杜牧的《阿房宫赋》等一批感事伤时、针砭时弊的名作相继出现，说明赋的讽谏作用有所加强，赋的形式也更趋多样化。在六朝骈赋的基础上，受科举考试诗赋和律诗成就的影响，产生了律赋这一新赋体。尽管有限韵、开头破题、通体排比等诸多限制，唐人还是能够用以状物、述事、抒情、议论，出现了《嫦娥奔月赋》（蒋防）、《明皇回驾经马嵬赋》（黄滔）、《效鸡鸣度关赋》（宋言）等一批精工妍丽的佳制。俗赋则是在唐代俗讲变文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民间用白话口语说唱的新赋体，如《韩朋赋》、《燕子赋》等。其揭露之深刻、描写之生动活泼都有民间文学的特色，对后世的说唱文艺影响深远。唐代的文赋受古文运动的影响，在语言平易和散文化方面已不同于汉代的文赋而自具特色。

唐代古文，与骈文相对而言，是一种奇句单行、不讲声律对偶的散文。它既继承了先秦两汉散文内容充实、行文自由、朴实流畅等特点，又提炼于当时的口语，因而其表现力远较骈文丰富灵活。唐代古文是在与骈文的斗争中兴起发展的，但两者又相互影响，韩柳的散文常常寓骈于散，使句式整饬而富于变化，如《进学解》、《捕蛇者说》等是。

唐代散文的发展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618～741），是古文运动的发轫期。武德、贞观年间，是骈文的一统天下，高祖、太宗出于施政的需要，提倡公文疏奏，实录切用。在一些史书和魏徵、傅奕、马周等人的奏疏谏议中，已出现以散间骈的征兆。

高宗武后之世，四杰的骈文指责朝政，褒贬时事，抒发志向和牢骚，内容充实，气势宏大，有汉赋余响；词藻华丽，仍六朝积习。适应武周改制称帝的需要，一些阿世取容的御用文人（如李峤、宋之问之流）所作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近于南朝文学侍从之词，而陈子昂的直言极谏，则显得不合时宜。他为人任侠使气，又精习纵横，所作论议疏奏，陈王霸之术，揭时政之弊，谠言直论，凌厉风发，行文也多用散体，因此，尽管他的“道”与后世古文家所倡言者内涵不同，文风也有别，而且他的表序颂祭，仍有俳偶陈习，但后世还是尊之为古文运动的先导者。

第二时期（742～805），是古文运动高潮的酝酿期，涌现了一批散文改革的倡导者。前有李华、萧颖士、元结，后有独孤及、梁肃和柳冕。他们在理论上主张明道宗经，强调文章救世劝俗的社会作用，不满于骈文的浮靡华艳，推崇陈子昂的斫雕返朴。他们的主张是安史之乱以后欲以儒道重振王纲朝政的社会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但他们的儒道不纯：元结不师孔氏，李华、梁肃兼信儒佛；理论片面：忽视文章的美感和辞章文采对表达内容的功用；又成就有限：未脱骈俪旧习，少有传世名作。其中成就最高者当首推元结。他的散文忧时愤世，风格危苦激切，在山水游记、寓言杂文上有所创新。有“上接陈拾遗，下开韩退之”（全祖望《元次山阳华三体石铭跋》）的重要过渡作用，但也有艰涩古奥、文采韵味不足的缺点。

第三时期（805～859），是古文运动盛极而衰的时期。其中永贞至长庆（805～824）年间是古文运动的极盛时期。一批文人抱着行道济世、重振唐运的志向，积极参与永贞改革、元和中兴。古文运动高潮的形成，正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一时人才辈出，既有韩、柳作领袖，又有李翱、李观、李汉、皇氵是浞、刘禹锡、吕温、白居易等人为羽翼，他们互相切磋推挹，造成声势。对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创作宗旨，韩、柳都有较明确、系统的论述，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阐发了文道相辅而行的关系，克服了前辈重道轻文的偏颇。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和柳宗元的“辅时及物”说，提倡创作面向人生，干预现实，抒情言志，不仅“明道”而已，大大丰富了古文的创作内容。他们对古文的艺术形式也作了具体论述，力主“陈言务去”、“气盛言宜”、“文从字顺”、“意尽便止”，还对作家的道德、文艺素养和创作态度有所要求，这对于规范古文创作，提高艺术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古文创作成就斐然，在散文的各种体裁如序、铭、记、说、寓言等，几乎都有突破和创新，并形成各自鲜明的风格。韩文雄深奇崛，柳文精深峻洁，被奉为后世散文的楷模。李翱、皇甫氵是分别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和“怪异奇崛”的特点。

宝历至大中年间（825～859）古文运动渐趋衰落，作者人数和成就均不如前。代表人物孙樵、刘蜕，生活经历既不如韩柳那样丰富，才力心志更相去甚远，只能在怪奇峭僻上着力。虽也有些刺世疾邪的佳作，但与皇甫浞相比，已是等而下之了。倒是著名诗人杜牧的散文，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剀切排，成就突出。

第四时期（860～907），这一时期进入了唐朝季世，古文运动衰微，小品文却异军突起，出现了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一批穷愁之士。他们的小品文远绍元结，近承韩、柳。杂文寓言，短篇零章，愤世疾俗，幽默讽刺，深切犀利，被誉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此外，便是史传文学在唐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唐初最高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也可以从他们下令编修前代史书的事实里看出来。武德四年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向高祖建议撰写梁、陈、北齐、周、隋五代正史。五年十二月，高祖下了修史的诏令。但“绵历数载，竟不就而罢”（《唐会要》卷六十三）。贞观三年，太宗特地把原属秘书省著作局的史馆移于禁内，以修五代史。贞观十年初，《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同时撰成。稍后，李延寿在其父李大师《南北史》遗稿的基础上，开始对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等书加以删节补充，编纂《南史》、《北史》。显庆四年，这两部史书获政府认可，高宗还亲为作序（此序已佚）。贞观二十年，太宗“令修史所撰《晋书》”（《唐会要》卷六十三），预修者有房玄龄、褚遂良等二十一据人（新唐书·艺文志》）。至二十二年书成。

上述八部史书，基本上都是太宗在位时编写的。唐初所修正史达八部之多，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本身就足以使人瞩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八史不单是一般的史学著作，更不是质木无文的史料缀辑，而是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学性，在文学史上应有其相应的地位。

唐初修前代八史，无异乎动员众多的史家和文士来从事散文的写作。而且这种写作也是作者尚质实、薄淫丽的文学观的具体实践。因此，这些史传散文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或多或少地对当时的文学革新运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八史叙事文字多用散体，或骈散兼施，皆力求具体、生动，避免粗陈梗概和板滞；史论文字则多用骈体，或以散文为主，都注重修辞和文采。但唐初史传散文的文学性还不止此。更重要的是，各史都善于利用纪传体的形式刻划历史人物，以至于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小说”特色，其中最具“小说”特色者为《晋书》、《南史》、《北史》。在前人的评论中，它们就是被看作“小说”的。朱熹认为，李延寿《南》、《北》史，除司马公《通鉴》所取，其余只是一部好看的小说”。王世贞称《晋书》为“稗官小说”。唐初史传不特继承了《史记》的传统史笔，而且无疑对唐人小说产生过相当影响。赵翼说：“（唐修）各正史在有唐一代并未行世，盖卷帙繁多，唐时尚未有镂板之法，自非有大力者不能备之。惟《南》、《北》史卷帙稍简，抄写易成，故天下多有其书。”（《廿二史札记》卷九）唐人杜佑《通典》又谈到当时习举业的生徒必修《晋书》、《隋书》等史。唐修正史，至少是《南奶》、《北史》和《晋书》，在当代已经流行。而此三书最具“小说”趣味，传奇作者仿效它们，当是没有疑问的。各史叙事文字以散体为主（《梁》、《陈》二书甚至纯用散体），实为古文运动的先声。韩、柳“古文”自由灵活，富于表现力，特别适于叙述多变事相和曲折情节，颇为元和、长庆以后的传奇作者取法。这是史传散文对小说的间接影响。史传散文本身的散体形式对传奇的直接影响也不能排除，因此，可以认为，唐初史传散文不仅上承史迁笔法，而且下启传奇写作，为唐人“吮笔为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代传奇的出现，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唐人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无论取材于现实还是历史，都着重表现人事，不同于旨在证明神怪不诬的六朝志怪。艺术上追求“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沈既济《任氏传》），运用想象和虚构，曲折情节，塑造人物形象。一些优秀的传奇如《霍小玉传》、《柳毅传》、《李娃传》、《莺莺传》等，对后世的白话、文言小说及戏剧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词是隋唐之际新兴的一种合乐歌唱的诗体。所配燕乐，杂“胡夷、里巷之曲”，而以北朝隋唐间大量传入的西域音乐为主。它起源于民间，二十世纪初出土的敦煌曲子词，多数出自民间艺人和下层文士之手，作于天宝年间者为数不少。它们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表现手法灵活多变。中唐以后，文人仿作渐多，题材手法，均有模拟痕迹。在晚唐和偏安的西蜀，社会风气衰败奢靡，士大夫苟安于声色犬马、弦歌醉舞之中，产生了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派。它们的题材，不出花前月下、闺怨绮思，树立了“词为艳科”的藩篱。风格上尽管各有所异，但大致以刻红剪翠、香软浓艳为共同点。稍后的南唐词，产生的土壤与花间词略同，为南唐君臣娱宾遣兴之作。表现手法上长于主观抒情，风格较为疏淡。《花间集》中的韦庄和南唐冯延巳为其中的过渡人物。南唐词的真正变化产生于南唐亡国之后，李后主从一国之君沦为阶下之囚，“终日以泪洗面”，词的内容，变为表现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极沉痛深挚。在表现手法上，也以白描口语见长。至此，词从宫廷佐酒助乐的工具，变为抒情达意的文学形式，词的境界为之扩大，为宋词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唐昭宣帝天礻右四年（907）三月，垂亡的唐朝君臣迫于压力，演出一场禅让的闹剧。四月，原是唐臣的朱温，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即帝位，国号梁，年号开平，昭宣帝降位为济阴王，李唐王朝正式宣告覆亡。早在朱梁开国之前，在南方已有杨氏的吴国、钱氏的吴越国、刘氏的南汉国。朱梁开国后，又封马殷为楚王，王审知为闽王。同年九月，蜀王王建也在成都称帝，建立了蜀国。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分裂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状况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占据北方中原地带的五个王朝，政权更迭异常迅速。五十三年时间，换了五朝十三帝。最长的后梁十六年，最短的后汉，连头带尾不到四年。

从唐末开始就在文士、知识分子中日益扩散开来的离心倾向，此时更加浓重。许多人为躲避中原战乱，或遁迹于山林，或迁居南方小国。人材的大量流失，造成了五代中原地区文化，特别是文学创作衰落不振的局面。

在这五十多年中，中原没有能够产生杰出的文学家。后唐庄宗李存勖颇具文采，且重视伶官、艺人，但所存作品极少。另一位比较著名的作家，是一生历仕五朝、有“曲子相公”之称的和凝。他官运亨通而又多产，曾有集百卷。从现存于《花间集》中的二十首词看，作风以香艳禾农丽为主。据说他在后晋天福五年入相以后，曾设法销毁此类作品。这或许是他的作品大量散佚的一个原因，同时也就使今人难以全面地了解他。除此以外，能够入史的中原文学家就不多了。

与中原的情况相反，五代时期先后有九个小国偏安于南方（十国之中，仅北汉在北方，首都太原）。这些小国虽然据守一隅、形势逼仄，但统治者为巩固其政权，都能一定程度地采取保境安民、与民休息政策，有的国家且能保持二三十年和平环境，故而社会相对比较安定。农业、手工业、商业与对外贸易在以往就比较优越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大量南逃的农民，为这些小国补充了劳动人手，那些避乱而来的士人则带来了文化、艺术，加强了南方诸小国的文学创作力量。

十国中文学最盛的自然要数西蜀和南唐。

西蜀包括王建建立的前蜀和孟知祥建立的后蜀。王建之子王衍、孟知祥之子孟昶，虽都是荒淫昏聩的亡国之君，但在文学上均有一定造诣。西蜀山川险固，易守难攻，数十年间相对和平安定，这不但使统治者得以享尽声色犬马之乐，而且也养育出一批具有高度文学修养、在曲子词创作领域中成绩显著的作家。后蜀广政三年（940），赵崇祚编辑晚唐以来词的选集《花间集》，共收录十八位词人的作品五百阕，绝大部分（十三人）是蜀产或仕于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绮罗香泽之词，但有少数词人风格颇有变化。韦庄词有较多个人抒情意味，风格清丽疏雅，有一定意义。

南唐在十国中最为富强。陆游《南唐书·元宗本纪》说它“比同时割据诸国地大力强，人材众多，月据长江之险，隐然大邦。尤其难得的是几代皇帝都重视文化建设，建学校，兴科举，以致“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当时南唐的著名文人有韩熙载、李建勋、冯延巳、沈彬等。中主李王景、后主李煜，作为皇帝极是庸懦无能，但作为文学家却艺能全面，才气横溢。他们的词内容仍然很狭窄，感情也不够健康，但较少浓艳的脂粉气。李煜在亡国以后写的一些词，能直抒胸臆，写个人国破家亡的感受，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艺术上也有独特的成就，对词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五代十国诗人较有成就者，多为晚唐遗老，如韩亻屋、韦庄、罗隐、贯休等。其余作者虽也有佳联隽句，而类不出晚唐窠臼，效白居易、贾岛、姚合者多，如黄滔有白诗的平易流畅而遗其讽谕，李中得贾岛的苦涩而峭拔不及。

五代散文更为寥落，竟无名家名篇行世。只有些稗史谈丛，如孙光宪的《北梦琐言》、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等。

真正反映五代十国《花间集》诗人和南唐词人创作思想的是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及刘日句的《旧唐书·文苑传序》。刘晌认为“世代有文质，风俗有醇酉离，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是古非今，未为通论”。反对一味的“宪章《谟》《诰》，祖述《诗》《骚》”，推崇沈约“俾律吕和谐，宫商辑洽”，功不在曹子建、谢灵运之下，肯定了南朝文学的贡献。对唐朝许多重要作家的评价，他也常从审美角度着眼。如对元稹，称其“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旧唐书·元稹传》），他赞赏柳宗元、刘禹锡曰：“其功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旧唐书·柳宗元传》）这正是五代十国文学思想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