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

我们大致地把从明初到成化末年（1368～1487）的一百多年界定为明代文学的前期。可以看到，这是文学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衰微冷落的时期。元代末年所形成的自由活跃的文学风气，在明初以残酷的政治手段所保障的严厉的思想统治下戛然而止。洪武七年被腰斩的高启，唱出了由元入明的文人们内心中的无穷悲凉。而同样是由元入明的宋濂，则因积极参与新潮文化规制的设计而成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他一方面对杨维桢保留着若干好评，似对元末的文学不无留恋，但更主要的，是继承程朱理学的“文道合一”说，重新建立了由明王朝的政治权力所支持的、代表官方态度的道统文学观。当时诗歌方面最有影响的是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台阁体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自称宗法杜甫而追求声调格律的茶陵诗派。戏剧方面，是以朱权、朱有火敦为代表的皇家戏曲创作，此外还有以邱浚、邵灿为代表的伦理剧创作。无论是诗文还是戏曲，都致力于歌舞升平，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缺乏真情实感和创造性。这时期较有特色的是文言小说创作，以瞿佑的《剪灯新话》与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为代表，他们不论是写艳情还是述鬼怪，大都叙述委婉生动，但因内容不合乎封建礼教而遭到明初统治者的贬斥甚至是禁止。南戏则逐渐形成“以时文为南曲”的逆流。在小说创作领域内几乎是一片空白。

明中叶开始，文学创作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嘉靖、万历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潮的发展和变化，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是明代文学从前期的衰落状态中恢复生机、逐渐走向高潮的时期。这种转变，一方面与文网的逐渐松弛有关（永乐朝被杀的方孝孺的遗著，在此期间刊行；在这以前，收藏方孝孺文集就要被处死），而更重要的是前面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所致。但这一时期传统势力仍然是很强大的存在，因而文学的进展显得相当艰难。

中期文学的复苏，首先表现于两个文学集团：“吴中四才子”和“前七子”。由祝允明、唐寅为首的吴中四才子，其成员政治地位都不高，影响范围较小，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集团。他们的诗文创作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色都能冲破传统的束缚，形成自己的特色，他们的创作成为晚明文学解放的先驱是很值得重视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大多科第得志，政治地位较高，活动的中心又是在京师，因而其影响遍布于全国。尤其是李梦阳，他在明代文学中的扭转风气之功，为后来的文人所一致称赏。

明代中期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俗文学的兴盛和雅、俗传统的混融。

这一时期，顺应着市民阶层文艺需求的增长，出版印刷业出现空前的繁荣。《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小说在嘉靖时期开始广泛地刊刻流传，戏曲作家也陆续增多。就主要从事诗文的作家而言，也普遍重视通俗文学，并从中得到启发。李梦阳倡论“真诗在民间”，已表达了对文人文学传统的失望和另寻出路的意向；唐寅在科举失败以后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典雅规范而力求“俗趣”。在陈继儒的《藏说小萃序》中，可以看到吴中文士文徵明、沈周、都穆、祝允明等人喜爱收藏、传写“稗官小说”的生动记载。徐渭的晚年，更是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戏曲的创作、评析、传授上来。另外应该注意的是，小说《西游记》也是完成于明代中期。明代中后期，由于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由于“富民”的大量出现，权势与财富大致相对应的社会结构已遭到严重破坏。权力阶层当然不甘心于此，他们凭借权力占取超常财富的欲望不断膨胀。这样，由他们所承担的国家政治机能自然受到破坏，使得国家机器因腐败而失去它的有效性。所以，明王朝所面临的，是一种政治制度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根本性危机。尽管万历初年由张居正所主持的改革，在整顿财政、赋税和吏治方面起了一定效用，在短期内挽救了王朝的崩溃之势，却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难以在张氏去世后维持下去。最终，由于政治腐败和大饥荒所激起的农民起义，加上关外满洲军事集团的压力，摧垮了明王朝的统治。

王阳明心学的发展及其影响日益扩大，从左派王学的泰州学派，一直到李贽，都在不同程度地张扬个性，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促进了个性解放和文学解放，李贽倡导的“童心说”直接影响了公安派的“性灵说”，成为文学解放的号角。

以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为首的公安派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文学的复古，主张创新，并以他们的创作实绩扫清了复古派在文坛上的影响，成为晚明诗文革新运动中的一支劲旅。其后的竟陵派在学习公安派的同时，试图以出深来补救公安派的肤浅之弊。到了明末，以陈子龙、夏完淳为代表的一批爱国作家虽然也倡导复古，但他们忧患时事，并亲身参加到抗清斗争中去，他们的诗文创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慷慨雄健的风格，自有其独特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晚明的小品文创作，这种小品文实际上是一种短小精悍、形式自由活泼的散文，或写山水，或为序跋，或抒一己的情感等等，不拘一格，抒发性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出现了像袁宏道、汤显祖、王思任、陈继儒、张岱、刘侗等一批小品文名家。

相比而言，最能代表明代后期文学最高成就的还是戏曲与小说。在戏曲创作方面，《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改变了明初戏曲创作中宣扬封建道德、鼓吹神仙道化的风气，代之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当时尖锐的政治斗争的作品。优秀杂剧作家徐渭，通过《四声猿》等作品，表现了蔑视传统的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潮，具有浓厚的反传统色彩。

明传奇出现了以沈王景为代表的吴江派和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吴江派创作成就虽然不高，但对明中叶后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唱腔之一昆腔音律的整理有较大的贡献。汤显祖更是受王学左派影响的优秀剧作家，他的代表作《牡丹亭》热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爱情幸福的要求，响起了个性解放的时代最强音。

在小说创作方面，以《西游记》和《金瓶梅》为代表的神魔小说和人情小说成为长篇小说的主潮，是明中叶以后成就最高的作品。

吴承恩的《西游记》叙述的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塑造了神话英雄孙悟空的形象，虽写神魔而颇具人情，想象丰富奇异，成为神魔小说的代表。它出现之后，神魔小说的创作一度兴盛起来，较著名的有《封神演义》、《西洋记》、《四游记》等。

第二类是世情小说，这类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它通过对西门庆形象的塑造，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浓重的市井气息，其对人物性格的深层开掘，对人情世态的细致描摹，在中国小说史上都具有开拓性。

第三类是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这一类小说继承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传统，描述历史，歌颂英雄人物，并加进作者的理想。写历史的小说上自春秋战国，下至明代，几乎都有演义，如《列国志传》、《西汉演义》、《隋史遗文》等。写英雄人物传奇故事的有《英烈传》（又名《云合奇踪》）、《杨家府演义》、《北宋志传》等。明代后期短篇小说创作的兴盛主要体现于拟话本的繁荣，这类小说主要模拟宋话本的形式进行创作，既有对宋元话本的改编，也有新的创作，代表作品有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凌氵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这类拟话本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反映的内容主要是市民阶层的生活。其他的拟话本小说还有《西湖二集》、《清夜钟》、《石点头》等。

这一时代人们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基本主张，是贯通于“雅”文学和“俗”文学两方面的。这里李贽同样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在鄙薄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同时，却大力推崇《西厢记》、《水浒传》等通俗文学，认为是一种“至文”，而且以极大热情评点《水浒传》等作品，借以宣扬自己的文学思想和人生观念。这给予当代文人以很大的影响。后来冯梦龙整理小说和流行歌谣，也具有相同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