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文学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今开封东北四十里）组织兵变，代周自立，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将近二十年间，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又先后用武力和外交的手段吞并了南方的几个独立王国和建都在太原的北汉。这时，除了北方的辽国与西北的夏国之外，五代十国那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迭更变乱和各自占土封王互不臣服的小块割据局面总算大体结束，一个大一统的新王朝总算基本建立，这就是赵宋王朝。宋王朝从建立到宋帝日丙二年（1279）元世祖灭宋统一中国，其间宋朝共统治三百余年。宋朝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但是并没有完全统一全国。宋代三百年间，同时存在着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先后存在的政权有：辽（907～1125）、西夏（1032～1227）、金（1115～1234）、大理，（938～1254）以及高昌（回鹘）、蒙古等。历史上称宋高宗南渡（1127）以前为北宋，都城在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南渡以后为南宋，都城在临安（今浙扛杭州市）。从唐朝末年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便转向后期。宋代是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和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

宋代政治的特点是轻武人，重文人。高度重视文治，高度重用文人，这是为巩固政权服务的。宋太祖曾云，文人“纵皆贪浊”，其危害“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为此宋王朝采取了扩大科举取士的范围及职能，提高文人的政治、生活待遇等办法。取士的名额较唐扩大了数十倍，且“布衣草泽，皆得充举”，为平民入仕铺平道路，入仕后的俸禄也远远高出唐人。从此科举考试几乎成了通向权力与财富的惟一途径。

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而像唐代还存在的诸如一个家族中数十人中进士乃至居高官的情况，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说，在宋代已经不存在一个多少能够与君权相抗衡的特殊社会阶层。

与此相关的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唐代的科举并不完全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依据考试成绩定取舍的，家庭的背景，个人的声誉，同权势人物的关系，都直接影响着科举中的成败。而宋代科举由于实行了弥封制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试之外的人为因素毕竟要少得多了。同时，宋代的科举还有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规模扩大，每科所取的人数常超过唐代十倍，朝廷并因此大量增设官职，科举比前代更有效地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手段；二是作为君权具有绝对权威的显示，进士及第最后都要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选，及第者不得对主考官自称门生；三是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路。太祖、太宗时，还有不经科举直接从下层官吏提拔官员的情况，但已经不像唐代那样突出，至真宗以后，这种情况就难以找见了。唐初实行科举，李世民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其实帝王的这一种梦想，要到宋代才真正实现。

宋代科举制的完备，为“寒士”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但这同时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性。唐代文人可以投幕府、考进士、凭门第、走干谒、递行卷以求仕进，也可以隐山林、游江湖、入释道以求高名，而宋代文人可以选择的自我价值实现之路却狭窄得多，几乎只有经科举考试获得官位，并由此获得社会承认和优越的物质生活。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样广泛的社会活动，多姿多彩、五花八门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渐渐消失了。用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宋代著名文学家的生活经历，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都要简单得多。

宋初科举承唐五代余风，偏重诗赋，到仁宗以后，就更重策论。宋郊在庆历四年（1044）上奏：“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政治矣。”就说明这样的考试内容可以选拔有政治头脑的人才。文人执掌政权是宋代政治的特色，这和当时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同时科举考试的偏重策论，更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风。苏轼《拟进士廷试策表》说：“昔祖宗朝崇尚词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礻右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乎熄。”宋文长于议论，就是诗歌也表现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又同这种考试内容密切相关。

北宋王朝在培养和选拔文士方面继承了前代学校、科举的制度，在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培养一般官僚的候补人才，此外还有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到宋仁宗时更明令全国州县都建立学校，设置学官教授，并有一连串考试提升的办法。由于官办学校还不能满足士子学习文化的要求，民间私立的书院逐渐增多。当时最有名的庐山白鹿洞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南京应天府书院、潭州岳麓书院，被称为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在宋太宗时学生达到数千人，应天府书院在宋真宗时修建了一百五十间校舍，它们的规模比官办学校还要大。

由于印刷术的进步，书籍的大量印行，著作容易流通，也容易集中，这就大大扩大了学者文人的眼界，也提高了他们著书立说的兴趣。当时从中央的三馆、秘阁，以及州学、县学、民间书院，都藏有上千上万卷的书籍。私家藏书如宋敏求、叶梦得、晁公武等都达数万卷，而且喜欢借给人看。宋代学者所掌握的历史文化知识一般比前代学者丰富，私家著述远远超过前代，而且有不少是几十卷、上百卷的大部头著作。这不仅决定于印刷事业的发达，同时是当时封建文化全面高涨的表现。

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强化的专制社会，文人出路狭窄，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宋代文人大都也就只能在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位置上确定自我的角色。从历史上看，自中唐以来，就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国家的兴亡，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脉，都系于儒学所要求的伦理纲常的盛衰；而道德的重建与道统的延续，关键在一个“内转”，也就是说，儒家那套伦理纲常、行为规范仅仅形之于外在的礼教仪节已经不够了，应当把它作为一种内在心灵中对道德的自觉。这种认识在宋代特殊的环境中得到发展和实践。宋代理学，无论是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还是陆九渊，大体都是走的这一路向。他们重新建立的儒家意识形态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外在方面说，是将宇宙的起源、结构及其天然合理性与道德秩序、伦理纲常、社会结构对应起来形成一个解释体系（像《太极图》的解说、《易》的阐释、《历》的编纂都属于这一类）；从内在方面说，是将“天理”与人心互相对应，凸显人心对秩序、规范的自觉，从而为儒家道德伦常找到宇宙论与心性论的依据，把外在伦理规范对人的行为、思想的整顿约束变为内在心性自觉的谐调和修养，这样就完成了儒学的“内转”。虽然理学在宋代并未成为官方学说，有时甚至因为特殊的原因受到政府的抑制，但它的强大的势头，清楚地表现了宋代士大夫的思想趋向，并造成广泛的影响。在“内转”思想氛围中，文人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至多也就是像苏东坡那样，借几分滑稽、几分旷达，来逃脱来自社会也来自自身的压抑。

宋代商业经济的发展、社会内部矛盾的加剧，都是破坏封建秩序的重要因素。大力提倡儒学，正是加强封建思想控制的必要手段。然而正像一切具有悠久传统的思想体系一样，儒学也在不同的时代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被作着不同的解释。宋仁宗时期配合范仲淹的政治革新而兴起的古文运动，与神宗时王安石的变法，都以儒学相标榜。而反对革新和变法的势力，也到儒家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于是在儒家复古旗帜下出现的思想的分化和学派的纷争，便成为宋代学术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宋代儒家学派虽多，但大体上不外是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以“治国”、“平天下”为主，或以“修身”养性为主，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属于前者；后者则以二程、张载为代表，形成为宋代的理学派别，并随之分化为南宋的朱陆之争。

儒家与道家乃中国主要的本土思想，先秦时代虽分道扬镳，而汉初则崇尚黄老，武帝复独尊儒术，前后起伏，若断若续；及至东汉佛教东渐，本土思想乃不得不在演进中趋向合流。何晏有《论语集解》，王弼兼注《周易》、《老子》，魏晋时代思想的争鸣，实际上并无学说上的创新，而是通过解释经典与反对礼教，从而弥合了儒道之间的差异。阮籍行之于前，陶渊明成之于后，此后本土思想中也就不复更有儒道之间的明显界限，虽形式上仍有朝野之别，而价值观上则难分彼此。若苏东坡便正是宋代继陶渊明之后的代表人物。

宋朝儒学得到大力提倡，主要是在宋仁宗时期。仁宗自幼训习儒经，所用宰相，全是进士出身的老成儒者。范仲淹上书改革政治，以全面解释儒家圣人之道为思想依据。庆历新政实施期间，始创太学，在各州县设立学校讲授儒学，使儒者讲学之风大盛。为配合这场政治革新而兴起的古文运动，正是继承中唐韩愈发起的以“文以载道”相号召的古文运动，这一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欧阳修主张通经学古的目的乃在切于世、致于用，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思混沌于古初”的“广诞无用之说”，要求学者关心时事，忧念天下，以反映民瘼和刺世疾邪作为文学的主要职能。与欧阳修观点接近的穆修、尹洙、苏舜钦等都很少有空洞谈道的专论。欧阳修所提拔的曾巩、三苏等，也都是一批“博于古而宜于今”的古文家。王安石更是主张“文以适用为本”，反对“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的“近世之文”。

当然即使在同一“致用”的旗帜下，也会有“文治”、“武备”各重一端之别。儒家一般虽多重文治，但在外族侵凌、半壁河山的背景下，主战派的出现也是不难理解的，如苏洵的《六国论》，颇具有战国时代纵横家雄辩的豪情，便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

宋代，随着禅宗的盛行，出现了士大夫禅化，禅士大夫化的合流倾向，谈禅已成为士大夫普遍而时髦的风气，苏轼、王安石、黄庭坚，以及江西诗派、江湖诗人中的很多人都雅好此道。他们谈禅已不是附庸风雅，而是将其变成一种生活和情感的体验，形成人生观的一部分。

随着老庄淡泊无为思想的复归和禅宗任运随缘思想的流行，宋人对人生采取了更超脱、更达观、更冷静的态度。他们对世态炎凉及人情冷暖一般都看得很透、很淡，特别是在官场失意时多能以乐观、爽朗、超脱的态度对待。

但宋人的超脱与达观有时又变得太重功利，这就在宋人的生活态度中形成另一个特点——享乐之风盛行。宋太祖曾以享乐为条件，杯酒释兵权，解除了重臣的兵权，从此享乐之风盛行。士大夫中一方面造成歌舞宴享之风盛行，生活奢侈无度，另一方面也促使文化素养普遍提高，促成各项学问、艺术与技艺、玩好同时兴盛，培养了单纯从诗艺和学术角度把玩文学的风气。在人生思想方面，理学的主体理性自觉意识和佛老尤其是禅宗的人生哲学，反映了这一时期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服从封建国家的同时寻求个性发展的意愿，深化了他们的人生思考。因此，宋代文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流连诗酒、酬酢唱和、逢场作戏之作，形成了琢字炼句、炫耀学问、追求韵味的创作风气，文学题材扩大到了前人未曾涉及的生活琐事或侧面，如役使童仆、年节风俗、翁媪口角、亵事杂物等，另一方面也以更多的篇幅品味人生，欣赏自然，表现解脱羁绊、恢复真实自我的意愿，乃至直接谈禅论道，诙诡诮谑人生。宋代文学既充分表现了士大夫世俗、庸俗的一面，表现了他们的丰富情感需要乃至势利、腐化的恶劣本性，也展示了他们难以排遣的人生烦恼和精神痛苦，表达了他们对美好人性和自由生活的向往。宋代文学的这种世俗化、个人化的特点，一方面渗透到士大夫文学的各体形式中，诗、文在言志载道的宏篇大制、高头讲章外出现了“犹画工小笔”（欧阳修《试笔》）的精裁巧作、短札小品，咏物题画诗、机趣诗、题跋、笔记、散体赋等十分流行；另一方面则与新兴的市民文学形式相呼应，文人创作也在接受市民文学趣味的影响。

唐末五代的割据混乱的局面，到北宋而归于统一。为了获得统治势力的巩固，赵宋王朝加强了集权制度，把军权、财政权、司法权都收归中央独揽。这就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兴起，不致于会有唐代那种节度使和朝廷对抗的情形，而使国内局势比较安静。同时，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赵宋王朝也作了努力，采用一些有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废除许多苛捐杂税；这样，五代时诗人所写的因兵乱而“田园荒尽”的景象，渐渐变为繁荣，有如宋初诗人所歌咏的：“稻穗登场谷满车，家家鸡犬更桑麻”（滕白《观稻》）。随着农业生产的发达，工商业也有空前的发展，把无数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吸收到工业或商业重地的大城市里面来，形成了广大的市民阶层。这种繁荣情况虽然因金人大举入侵而受了打击，但是“靖康之变”以后，偏安于南方的南宋依然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小天下”。宋代的文化正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面的。

宋代封建经济得到全面发展。地主阶级内部庶族地主的势力扩展，农民阶级的地位也有了一些变化。封建租佃制代替了过去人身依附关系比较强的庄园农奴制。这个转变推动了社会生产的新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的提高。北宋建立后的百年间，即出现经济繁盛的局面。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南宋国土减少近半，但江、淮、湖、广等农业发展地区都在南宋境内，经济发展仍处全国领先地位。多种经营、经济作物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推动了手工业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北方金世宗时，经济也得到恢复。从北宋开始，商业较前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北宋首都汴梁，逐渐突破了唐代坊市的界限和宵禁，随处都有商铺酒楼，官府虽曾几次想恢复原来的坊市制度，但都没有成功，反而日益扩大贸易的地区，并出现繁盛的夜市。洛阳、扬州、成都等地，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市集交易在各地的居民经济生活中，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上，都已占有相当的地位。集市区内出现专门的游艺场所勾栏瓦肆，商业性演出活动促进了城市市民文艺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和市民层的发展使宋代文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宋代文学以诗、文、词最为发达，话本次之，戏曲等其他形式又次之。就诗、文、词三者来说，绝对水平都很高，如果作横向比较，很难说孰优孰劣；但如果和前后代作竖向比较，则词的成就相对更高一些。

宋代文学可分为六期，即北宋初期、北宋中期、北宋末期，南宋初期、南宋中期、南宋末期。其中北宋中期与南宋中期成就最高，好像处于两个波峰；而北宋初期与南宋初期都对前一期文学进行了总结和革新，并为两个高峰期的到来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相比之下北宋末期与南宋末期沿袭大于创新，总体上成就较差。

宋文创作包括散文、骈文、辞赋、笔记文等。北宋是散文创作的黄金时期。宋初柳开等人曾提倡古文，但其后在杨亿等人率导下，“时文”风行一时。诗文革新的主要任务是以古文取代时文，欧阳修以丰厚的创作实绩为宋代散文发展打开了道路，奠定了宋文切实有用、平易流畅的基本风格。在他奖掖提拔下；曾巩、王安石和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等散文大家脱颖而出，迎来了散文创作史上的一段辉煌时期。这一时期的散文既与政事时务和思想论争密切相关，同时也呈现出多样的风格，古朴的曾文、犀利的王文和姿态万方的苏文交相辉映。南宋的散文写作与当时的民族斗争、政治斗争紧密相联，胡铨、陈亮、叶适等人均以抨击时政、言辞激烈的策论文字著称，但在总体上，“文日趋于弱，日趋于巧小”（《朱子语类》卷一○九）。宋末文天祥、谢翱等人在记序文字中表达爱国之情，文风悲壮凄怆。此外，理学家的文章一般不讲究文采，并对文学家之文持排斥态度，但他们的讲学之文言简理赅，论辩明晰。受禅宗文字影响，理学家的语录体著作也流行开来，这类记录对话口语而成的著作，直率无忌，生动泼辣，无意于文，但却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文体，对改进文字风格有长远的影响。

唐代散文讲究炼字琢句，有新奇以至险怪的字眼和句法，点缀着精心选择的富于色泽的词藻。有时连说理的文章也写得古奥艰涩，例如韩愈的《本政》、柳宗元的《说车》。韩愈认为“文无难易，唯其是尔”（《答刘正夫书》）。宋代散文家只提倡他的“易”的一面——“句易道，义易晓”（王禹《小畜集》卷一八《再答张扶书》），放弃了他的“难”的一面，略过了他所谓“沉浸醴郁”，而偏重他所谓“文从字顺”。这符合于而且也附和了道学家对散文的要求：尽去“虚饰”，“词达而已”（周敦颐《通书》第二八章）。所以宋代散文跟唐代散文比起来，就像平原旷野跟高山深谷的比较。这点差异宋人已有觉察，例如有人注意到：苏轼骂韩愈所推奉的扬雄“以艰深文浅陋”，还瞧不起萧统《文选》，因此自己写的散文也“长于议论而欠弘丽”（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欠弘丽而长于议论，可以移为宋代散文的概评。宋代散文明白晓畅、平易近人，是表达意思的比较轻便的工具。元、明和清中叶以前的散文基本上承袭了宋代散文的风格；号称“唐宋八家”，实际上也是欧、苏、曾、王比韩、柳被后人更广泛地效法，譬如茅坤、归有光和桐城派的“古文”或公安派、竟陵派的小品文，都是主要地得力于宋代散文的。

宋代政府公文、慰问书启及许多正式文件仍通用骈文。散文作家一般都兼写骈文，也有一些专以骈文名家的作者。宋初徐铉、杨亿、刘筠等人的骈文，多守唐人规摹，典丽稳重。欧阳修等人在骈文中开始融以古文笔法，不重藻饰。南宋初汪藻、孙觌、洪适等人的骈文多用长句，打破四六格式，一时成为风气。南宋后期的李刘、方岳等人专门代人起草公文，并以此授业，所作“惟以流丽稳贴为宗”，更加缺少生气。笔记、题跋是宋人特别擅长的文字形式，题跋就某件文物或遗文旧事发表观感和批评赏鉴意见，集随笔而成的笔记著作包括史料、考据、掌故风俗、学术观点等内容。这两类文字均不尚空谈，以切实有据、可传可信、一语中告鸟、片言解颐为旨归，不少作品还生动体现了作者的精神风貌。这类著作的繁荣反映了宋代文化的昌明，学术思想的活跃，也是文体解放的成果之一。

宋代的诗歌直接继承了唐代诗歌传统。开国之初，诗人中有很多是前朝的旧臣。他们的文化素质较高，所作诗歌留有唐代余风。如徐铉、徐锴兄弟和李日方等都是从五代入宋的文臣，他们的诗歌创作受白居易的影响较深，其作品在宋初有一定的影响。继之，王禹登上诗坛，他虽学白居易，但更崇尚杜甫，学习杜甫的诗歌风范，在《示子诗》中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他的诗歌在宋初很有影响。宋太宗和宋真宗时代，有几位隐逸诗人：林逋、魏野、潘阆和九位诗僧，他们写诗追随中唐诗人贾岛、姚合，创作刻意求工，内容多反映闲适清静的隐逸生活。他们之中，林逋的成就最大，人品诗品均为人所称道。与之同时，还有跻身于仕途上的几位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等提倡学习晚唐诗人李商隐。他们在受命编纂大型类书《册府元龟》时，互相写诗唱和，后经杨亿把他们唱和的诗歌编为《西昆酬唱集》，收有十七位诗人的二百五十首诗，西昆体遂由此得名。西昆体诗歌，讲究绮艳华丽，雍容典雅，多用典故，但内容流于空洞，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对之不满。这时，首先起来提倡诗歌革新的有梅尧臣、苏舜钦等人，他们不满西昆体诗人追求晚唐华艳柔弱的诗风，主张诗歌创作应继承风雅传统，反映现实。梅尧臣在一首赠答诗中说：“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苏舜钦在一首感怀诗中说：“奋舌说利害，以救民膏肓”，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创作态度。清代叶燮在《原诗》中指出：“开宋诗一代之风气者，如梅尧臣、苏舜钦二人。”

自从苏舜钦、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诗坛上不断地出现了优秀的作家。其中苏轼和陆游更是杰出的大家，先后媲美，而且都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跟宋代一般诗人不同。宋代诗人是非常着重对传统的继承的。北宋前期的诗人主要向白居易、韩愈学习，北宋后期和南宋前期的诗人主要向杜甫学习，南宋后期的诗人主要向贾岛、姚合学习；此外，苏轼、黄庭坚也是许多人学习的对象。杜甫、韩愈、白居易的作品里早已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以议论为诗”、“言理”的倾向；在宋诗里，这个倾向发展得更厉害，变成散文化的“以文为诗”。同时，由于不适当地强调杜甫的风格的一个方面，发生了“以用事为博”、“以才学为诗”的习气。诗人搜求和挪借古典成语来表达自己的情意，或者竟可以铺排古典成语来掩饰自己的缺乏情意。因此，宋代文学里有一个显明的对照：宋代散文随着道学影响的增加而愈趋浅易平淡，而苏轼、黄庭坚以后的宋代诗歌却随着江西派势力的扩大而愈趋于博奥和雕饰。这个差歧，在苏轼的作品里就透露了迹象，以致有人夸大地说：“读子瞻文见才矣，然似不读书者；读子瞻诗见学矣，然似绝无才者”。

北宋覆亡的惨剧重新激起诗人关怀现实的热忱，出现了一批记录时代苦难的作品，爱国抗敌成为南宋诗歌最重要的主题。南宋中期出现了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优秀诗人，他们摆脱了江西诗派的束缚，从现实生活和大自然中撷取诗材，表达救国壮志，描写民生疾苦和田园生活，形成了宋诗的又一繁荣时期。

南宋后期，国势日衰。江西诗派已失去优势，继起的诗歌流派，有“四灵派”和“江湖派”，都各自表现出独特的风采。南宋末年，战争频繁，边患不已，爱国激情已成为时代的主流。南宋灭亡前后，涌现出了一批政治家、军事家，他们能文能武，他们写诗著文只有一个目的，发出抗敌的号角，抒发爱国的激情。他们用血泪写成的诗篇，显示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性格，表现了他们勇于献身的精神，在文学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这些爱国诗人中以文天祥、谢翱、汪元量、谢枋得、郑思肖为代表，都留下了光照千古的名篇。

从思想内容上看，宋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比历代诗歌、包括唐诗都要宽广。其具体表现有：

一是直接以诗歌议政。很多宋诗都是针对某一政治事件而发的，堪称是政治诗、时事诗，所以伴随着政治斗争高潮的出现，也常常出现诗歌创作的高潮。如庆历新政期间石介有《庆历圣德诗》、蔡襄有《四贤一不肖诗》、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有很多唱和诗。熙宁变法时期，王安石和苏轼更是以诗歌为武器，直接表达政见。又如绍兴间围绕胡铨上书乞斩秦桧而谪新州事件，王庭王圭便有诗云：“囊封初上九重天，是日清都虎豹闲。百辟动容观奏牍，几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堕南州瘴海间。不待他年公议出，汉庭行召贾生还。”（《送胡邦衡赴新州贬所》）二是广泛而深入地描写民生。不但写一般的农民，而且写到纤夫、渔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贩、艺人等。对一些本质性的问题，如土地兼并、屯积居奇等都有更深刻的揭露，如李泰伯《哀老妇》写到嫁母以避徭役租税，深刻揭露了社会的病态，实为历代所无：“子岂不欲养？母岂不怀居？徭役及下户，财尽无所输。异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图。”

三是一贯地表现爱国思想。这是宋诗最富有时代特色的内容。特别是南宋，这类作品已成为诗歌的主调。

四是广泛地描写经济生活、民风民俗等社会生活画面，如盐酒专卖、漕运、矿业、农具、医药、风俗、占卜、卖艺等。如仅就“水轮”这种新式农具，北宋就有梅尧臣、王令、苏轼等加以歌咏。

五是品评艺术，凡较著名的作家，几乎都有评诗、评书、评画、评乐之作，如黄庭坚《题郑防画夹五首》之一写绘画之美：“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

宋诗在思想内容上也有缺欠，如缺少爱情诗、边塞诗，而太多咏物诗、酬唱诗。

词产生于唐，而大盛于宋，作品如云，名家辈出，派别繁昌，风格各异，被后人尊奉为能和“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元之曲”并驾的“一代之文学”。

宋代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大都市的繁荣都为宋初士大夫供给了享乐生活的条件，而词正是适宜于描述这种生活的歌唱文体．是五代以来一向用来摹写风流绮艳的情事的。李煜亡国后所写的作品“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王国维《人间词语》）。由于宋初士大夫的生活与南朝不同，词风酝酿着新变化。宋仁宗时，词的创作步入盛期，市井间竞逐新声，词的发展经历了又一次重要的乐曲变动。短调小令逐渐有了定型；长调慢曲占有主要地位；令、引、近、慢，兼有众体，词调大备。柳永采用教坊新腔和都邑新声，“变旧声作新声”，创作大量慢词，是词的发展。晏殊、欧阳修，主要承南唐余绪，多做小令，然而也表露出某些新变化，写恋情，写欢宴游乐，也写得情思婉转，风格清丽。苏轼扩大了词的题材，开拓了词的境界，而且把变革与刷新词调，也作为转变词风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豪放词派的代表。周邦彦精通音律，创制慢曲，去俗多雅而又音节谐美，是格律派的代表。李清照主张词要铺叙、典重、故实，则“别是一家”。她的词当行本色，工于写情，被称为婉约派之宗。辛弃疾把苏轼开拓的词的境界再扩大，以文为词。苏辛词派的确立，进一步奠定了宋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姜夔又用江西诗派瘦硬峭拔的风格写词，并打开“自度曲”的新路，又把慢词表现技法推进一步。唐五代词，在艺术上已很成熟，宋词不仅在内容方面有所开拓，艺术上也有发展，使词的创作达到最高峰。

宋词发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上讲，唐五代文坛以诗歌最为发达，而词远逊于诗，这就给宋人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而且词改进了诗的句式过于严格以至死板、节奏过于整齐以至单调的不足，用各种长短句来表达深长、细腻、丰富的情感，因而“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从题材上讲，词在初起时多被当作言情的诗体加以应用，这逐渐成为一种传统。而且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词的繁荣。

宋词的繁荣和成就有多方面的表现。其一，是在全社会的普及，上至皇帝填词谱曲，下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其二是新创词调大量出现，多达千余种，且形式非常多，令、慢、近、犯、歌头、摊破、增减、偷声，无不齐备。而随着长调慢曲的增加与普及，词的表现容量亦随之加大，为词体的解放与革新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其三是较之唐五代，词的思想内容也有了根本性突破，填写技巧也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像苏轼、辛弃疾这样的大作家更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彻底突破了狭义的言情范围。为了与长调相适应，宋词还特别讲究技巧方法，把诗、文、论、赋中的种种手法都移植到词中。以至出现了以诗为词、以论为词等现象。其四是流派的众多。以作者创作而论有“柳永体”、“东坡体”、“易安体”、“稼轩体”、“白石体”等；以总体风格而论有婉约、豪放、旷达、骚雅等。

宋词成就虽大，但较诗内容又差一些。宋诗受了道学的影响，“言理而不言情”，结果使抒写爱情和描写色情变成了词的专业。一方面，这是继承了唐、五代词言情的传统。同时另有一个理由：古人不但把文学分别体裁，而且把文体分别等级，词是“诗余”，是“小道”，比诗和散文来得“体卑”。

在宋人的心目中，词从民间文学里兴起的时间还不很长，只能算文体中的暴发户，不像诗是历史悠久的门阀士族，因此也不必像诗那样讲究身分。有些情事似乎在诗里很难出口，有失尊严，但不妨在词里描述。假如宋代作家在散文里表现的态度是拘谨的，那么在诗里就比较自在，而在词里则简直放任和放肆了。当然，谈情说爱有时是“寄托”或“寓言”，因为宋词惯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借情侣的“燕酣之乐、别离之愁”来暗指国家大事或个人身世，以致作者的影射的方法鼓励了读者的穿凿的习气。不过，这种象征的爱情仍然在宋诗里很少出现。

宋人的创作实践充分表示他们认为词比诗“稍近乎情”，更宜于“簸弄风月”。这样，产生了一个现象：唐代像温庭筠或韦庄的词的意境总和他们的一部分诗的意境相同或互相印证，而宋代同一作家的诗和词常常取材于绝然不同的生活，表达了绝然不同的心灵，仿佛出于两个人或一个具有两重人格的人的手笔。例如欧阳修的“浮艳之词”弄得后人怀疑是“仇人无名子所为”，而能作《煮海歌》的柳永在词里只以风流浪子的姿态和读者相见。

苏轼以后，宋词在内容上逐渐丰富，反映了许多唐、五代词所没有写过的东西，好些事物变成诗和词的公共题材，但是言情——不论是写实的还是寓意的——依然让词来专利。在形式上，词受了苏、黄以来诗歌的熏染，也讲究格律，修饰字句，运用古典成语，从周邦彦的雅炼发达至于吴文英的艰深。不过，宋词和民间文学始终没有完全脱气，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未完全代替运用通俗口语的倾向。例如欧阳修的词是浅易的，但是他也写了比他的一般词更通俗，更接近口语的东西；黄庭坚的词跟他的诗一样，都是“尚故实”的，但是他也用俗语、俚语写了些风格相反的词。这两种词风在许多宋人的作品里同时而不同程度地存在。

由于宋代封建文化的高涨，妇女知书能文的渐多，词的传统风格又有利于抒写“闺情”，因此宋代还出现了一些女词人。生在南渡前后的李清照，既在词里描写她深闺孤独无依的生活，同时还抒发她南渡以后国破家亡的痛苦心情，在两宋词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随着大城市的发达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出现了表达市民生活和适应市民趣味的文艺。宋代的民间戏曲没有作品流传，我们只能从一些记载里推测它的情形；但是元代戏剧以它为基础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宋代民间产生的小说是以口语写成的“话本”或“平话”。口语在宋代作品里所占的比例是空前的。

宋代民间艺人的话本比较活跃。它用平常的口语，搀合着浅近的、比较大众化的文言；这种语言经得起五六百年时间的考验，到现在还可以痛快顺溜地阅读。白话小说这个新体裁不但廓张了文学所反映的范围，描画出散文和诗、词未涉及的生活面，而且把它们原有的题材，例如民生疾苦、爱情、神怪等，也能抉剔得更入微，刻划得更逼真，使我们更亲切地看到社会的面貌，觉到时代的脉搏。或者可以说，题材的扩大和内容的深化需要一个新的形式来适应，一个比诗、词、“古文”灵活、富有弹性的体裁。话本的内容有些是跟宋代文言小说像洪迈《夷坚志》里的故事相类近的；只要把两者一比，立刻会发现话本的描叙很活泼、很细腻，而文言小说显得拘束、粗略。文学作品里的对话问题在话本里也接近于解决。宋代话本对后来戏曲的说白起了很大的影响。

两宋时期的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和戏曲，继承唐代通俗文学的发展，取得了更重要的成就。由于这些作品的对象是占市民阶层中最大多数的手工业工人和小商人，这些作品的作者也大都生活在市民阶层之中，熟悉许多小市民的生活和思想面貌，这就在他们的作品中较多地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和他们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决定于作品内容的要求，作品的故事情节愈见曲折，对人物声音笑貌的描绘更其细致，语言也愈来愈接近口语。这是从《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话本小说，以及《宣和遗事》里有关晁盖、吴加亮等英雄人物的描绘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的。

当时中国国内除北宋外，还有由契丹族在东北地区建立的辽，由党项族在甘肃、宁夏地区建立的西夏。辽、夏在和宋人的长期交往中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封建文化，在国内建立学校，培养人才。夏人虽有自己的文字，在与宋人交往时却用汉文。

辽、金虽然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但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金在中原建立稳定的统治以后，甚至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所以，用汉文写作诗歌散文，在辽金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尤其是汉族文人，他们在这方面的素养并不比南宋文人差。虽然在历史上被称为名家的不多，但至少像金末诗人元好问，是足以与南宋诸大家相提并论的。“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过晋阳故城书事》），元好问的这些作品，不但深切反映了国家民族的灾难，还写出了人民和妥协投降派截然不同的坚决斗争精神。

由于辽金文人受儒学的制约毕竟不像宋朝文人那么严重，因此，他们的文学观念以及创作也较少拘禁。当宋朝文人的创作转向重理智而轻感情的方向时，辽金文人的作品仍较多地表现出率真任情的特色，这种特色一直延伸到元代。金代的市民文学也很发达，与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流程保持着同样的步调，有些方面甚至占据着领先的地位。如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就代表了当时说唱文学的高峰。特别在戏剧方面，沿袭宋杂剧的金院本更接近成型。陶宗仪《辍耕录》记录金院本戏目近七百种，虽然也没有剧本留存，但从名称来看，它所涉及的生活范围已相当广泛，其中有不少内容为元杂剧所继承。元杂剧的直接来源是金院本，元初几位重要的剧作家如关汉卿、王实甫、白朴等，也都是由金人元的。由此看来，辽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