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建安，历三国、两晋、南北朝，终于由隋统一。如从东汉末献帝永汉元年（189）算起，至陈后主祯明三年（589）隋文帝灭陈止，中间正好四百年。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充满争夺、篡乱不已的时代，政权更易频繁，多种政权并存，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并互相融合。

纵观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历史，与两汉的大一统局面迥然不同。剧烈的社会动荡，长期的南北对峙，士族制度的确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极为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无疑会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文学可以分为两期：第一期是魏和西晋；第二期是东晋和南北朝。

魏和西晋又可分为三段：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太康文学。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196～220），但在文学史著作中习惯把建安文学当作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建安文学成就辉煌。

汉代自武帝以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独尊的统治地位。至东汉末年，汉灵帝不喜儒学，文人靠读经书作官的道路被堵塞；加之社会动乱，争夺兼并，儒家的忠孝节义也不再被世人重视，所以随着汉代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结束，儒家思想大一统的局面也随之消失。建安时期，为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需要，法家、兵家、刑名纵横之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曹操尚刑名，讲通脱，公开讲“不仁不孝”没关系，有才即可录用。

总之，那时人们说话比较随便，思想比较活跃，呈现出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但建安文人，都非常关心现实，积极入世，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抱负，同时又感于时局动荡，人民苦难，人生短暂，功业难成而带有一种消极悲凉的色彩。

建安时期成就最大的是诗歌。先秦两汉时期，诗歌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诗经》、《楚辞》、汉代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标志着诗歌发展的光辉历程，展示了诗歌发展的成就和水平，使之成为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之一。建安诗歌基本上继承了《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楚辞》、古诗十九首的抒情传统，同时接受汉末抒情小赋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崭新风貌。建安诗歌以魏国为主，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是其代表作家，并代表了这一时期诗歌的最高水平。这些作家多有理想壮志，关心社会现实，又都亲身经历了汉末的社会动乱，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他们以进取、务实的姿态，在追求建功立业的同时，从事诗歌创作，用诗歌来抒情言志。他们的诗歌，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之多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和时代的本质；另一方面，真实地表现了自己拯济天下的豪情壮志及在为事业而奋斗中的人生感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刘勰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掀起的第一次文人创作高潮，由于作家心胸和眼界都较为开阔，都能不受拘束地进行创作，独具个性，所以它在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将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建安时期，文士地位有了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得到更高的评价，加之汉末以来，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个性化的共同倾向。所有这些也都标志着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大变化。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在文学史上用正始文学泛指魏末年的文学。这时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在这种政治局面下，清议逐渐转为清谈，崇尚虚无、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正始年间，何晏、王弼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并注老子，兴起了玄学，道家思想更为风行。这对当时的士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

继建安文学之后的正始文学是上述现实的产物。正始时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们处于司马氏与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中，看到司马氏利用“名教”进行黑暗残暴的统治，便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与“名教”相对抗。他们的创作也与建安文学有了很大的不同。一般说来，反映人民疾苦和追求“建功立业”的内容被揭露政治的黑暗恐怖和“忧生之嗟”所代替。积极的进取精神被否定现实，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所代替。作品中带有更多老庄思想的色彩。不过，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仍是作品的主要倾向，所以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然其总体风貌已与建安诗歌大不相同。嵇康之清峻，阮籍之遥深，虽都有自己独特的抒情方式，但“诗杂仙心”，歌颂出世，表现出明显的老庄思想色彩，以及孤愤忧伤的基调、曲折隐晦的表现方式，都使正始诗歌别具面目。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作家在诗歌艺术方面的不断探求，文人五言诗已彻底摆脱了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丰富了五言诗的表现技巧，对文人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司马氏与曹魏争夺政权的斗争以司马氏的胜利而告结束。265年，司马炎代魏，建立了西晋王朝，不久，统一了全国。晋武帝太康（280～289）前后，西晋文坛呈现繁荣的局面，钟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各有其成就。但总的看来，西晋文人既无建安诗人的慷慨进取，也无正始作者的忧愤交集，他们对西晋王室采取美化、润色的态度，于是文学的颂扬、应酬之风再起。西晋初年的傅玄、张华，已表现出内容贫乏、刻意求工的诗歌创作倾向。到了太康年间，以潘岳和陆机为代表的一批诗人祖尚浮虚，向往声色，以丽情密藻为美，以雕饰形似为工，大量制作拟古诗，表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刘勰所谓“晋民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正准确地概括了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倾向。这一时期，虽有左思继承建安风骨，抨击现实，作不平之鸣，但终究孤掌难鸣，无力改变诗坛的主流。西晋末年，清谈玄理之风大盛，逐渐浸染到诗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产生了玄言诗。

玄言诗的产生和当时的现实紧密相联。晋室南渡，偏安江左，禅学与玄学的合流，更加强了玄学对文学的渗透，玄言诗逐渐统治了东晋诗坛。以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派，空谈玄理，言不及义。这种理过于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统治诗坛竟达百年之久，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谢灵运出现，才给东晋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变化，陶渊明以其田园诗，谢灵运以其山水诗各为中国诗坛开出一片新土，显示了中国古代诗歌从题材到风格的重大突破，为诗歌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南朝文学中，南朝民歌特别值得珍视。它主要是产生于建业和荆州一带的《吴歌》、《西曲》。它们以短小的形式，清新活泼的风格，歌唱人们对美好爱情生活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南朝民歌独取情歌入乐，并表现出“都市之歌”的浓厚气息，这既反映了统治者的艺术情趣，也可看出长江流域商业发达对诗歌的影响。北朝民歌是北朝诗歌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分。它直承汉代乐府民歌的传统，既有牧歌、恋歌，亦有战歌，广泛地反映了北方的社会现实和北方人民的生活命运、精神气质，形成豪放刚健的风格。南北朝民歌内容有别，风格各异，但它们共同构成了《诗经》、汉乐府之后民歌创作的又一次高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南朝的君主和诸侯王大半爱好文学，不少都以提倡文学、招揽文士著称，有的本身还是作家，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写诗的风气十分浓厚。据《诗品》说，那时的士子“才能胜衣”，便“甘心而驰骛”。因此，文学作品大量增加。但南朝文学在帝王和贵族的掌握与引导下，只能继续向形式主义的道路发展。梁元帝说：“至于文者，惟须绮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形式主义要求是很明显的。

南朝文人诗歌从宋初开始由玄言转向山水。玄言诗本来就与山水有密切关系。玄言诗人常常通过山水体会玄理，而登临山水也很早就成为士族阶级优闲享乐生活的一部分。东晋末年殷仲文、谢混的诗里，山水成分已逐渐增多。到了宋谢灵运，由于政，治上的失意，“肆意游遨”，所至“辄为歌咏，以致其意”，山水成为主要的描写对象，遂完成了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山水诗仍是贵族生活的产物，但它打破了玄言诗的腐滥，反映了自然美，并多少提高了诗歌的表现技巧，仍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宋代出身寒微的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的传统精神，成为当时代表进步倾向的优秀诗人。他的作品猛烈地抨击了门阀制度，并表现了士族文学所少见的爱国思想和较广泛的社会内容。他的七言和杂言乐府改进了七言诗的形式，扩大了七言诗的影响，对七言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齐梁时代是我国诗体重大改革的时期。我国诗歌自建安以后渐重词藻、对偶、用事，以及声音的谐和。到了这时，声韵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周颐发现了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提出“八病”之说，和其他诗人共同创造了“永明体”，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我国“近体诗”发展的时代。梁陈两代，帝王和世族的生活更加腐朽，精神也更为空虚。他们自然不再满足于山水的清音，而要寻求强烈的声色刺激。于是产生了宫体诗。它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其中也有一些类似文字游戏的咏物诗。宫体之名始于梁简文帝萧纲。在陈后主的宫廷中，也有一批宫体诗人梁简文帝萧纲、庾肩吾、庾信、徐摘、徐扌离都是当时著名的宫体诗人。这些具有病态文化人格的作家，在诗歌形式上刻意求工，内容上则以反映宫廷享乐生活为主，诗风浮靡绮艳，形式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西晋亡后，北方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入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的统治者不断互相攻杀兼并，混战了一百多年，使中原经济和文化再次遭到惨重的破坏。五胡十六国时期，几乎没有作家，到了北朝时期才出现了少数诗人，如北魏、北齐时期的温子升、邢邵、魏收，但他们的诗只不过是南朝梁陈诗歌的仿制品。梁末，诗人庾信由南入北，才给北朝诗坛打开新的局面。庾信原为梁代宫体诗人，经历了梁末的战乱，到了北方后，常常感到国破家亡的痛苦。这使他能从宫体诗的樊篱中挣脱出来，在后期的创作中，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政治内容。

北朝文学最有成就的部分是民歌。它酷似汉乐府，相当广泛地反映了北方的社会现实和北方人民悲惨的命运，突出地表现了北方民族的精神面貌，并具有豪放刚健的独特风格。其中的《木兰诗》更是一首杰出的女英雄赞歌。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散文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从广义说，“散文”包括了散文、骈文和辞赋。

建安时期是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时期。曹操为文不尚华词，多实事求是，无所顾忌。其文章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能突破前代陈规，形成清峻、通脱的文风，成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对当时及后世散文产生了重要影响。曹丕、曹植的散文众体兼备，风格自具。曹丕之文，通脱自然之风近于曹操，而其文章之华丽则沿袭了东汉文风。曹植文章意气极盛，文采焕发，文质兼胜。孔融文章以议论为主，辞采典雅富赡，放言无忌。建安后期，文章讲究用事，重视辞藻，表现了由质而文的发展趋势。

西晋时期，骈文兴起，散文成就不高。西晋初年张华之笔札，信手挥洒，文风自然洒脱。东晋的王羲之、陶渊明成就较高。王羲之之文清新疏朗，风神摇曳，风格真挚而自然。陶渊明之文不尚偶俪，不近繁缛，语言清腴，风格淳真而淡泊。

南北朝时期，骈文鼎盛，散文中衰。刘宋时期的鲍照是一位骈体文名家，他写了不少骈体应用文，也写了一些骈体写景之作，其文章以整饬的骈句为主，而时杂散句，兼有散文之长。齐、梁时期，时主儒雅，笃好文章，骈文的发展达于极盛。齐代的孔稚王圭、竟陵王萧子良，均为骈文作家。齐初文坛的核心人物王俭，其文辞采富丽，骈四俪六，且以数典为工，开齐、梁骈文以博富为长之风，表现了南朝骈文的本色。“永明体”的创建者王融、沈约以及任日方等人，均为骈文高手，他们将声律理论移植于骈文创作，使文章音律谐美，大大提高了文章的骈化程度。

梁朝骈文又有发展。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对骈文的发展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均为骈文的重要作家，特别是他们重辞采，重音律，重抒情，对提高文章的骈化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庾肩吾文章传世不多，但颇能代表当时骈文“弥尚丽靡”的风尚，其文骈四俪六，对偶工整，通篇隶事，雕琢字句，标志着骈体文已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地步。此外，像陶弘景、吴均、丘迟、江淹、何逊等，都有骈文名作问世。齐、梁时期，骈体文统治了整个文坛，包括许多实用文体，无不骈化。但同时，骈体文内容空虚，形式绮艳，格调卑弱，贵族化和程式化的倾向十分严重。陈朝沿袭齐梁遗风，依旧是骈文主宰文坛。徐陵是南朝最后一位骈文大家，其《玉台新咏序》极尽工巧靡丽之能事。

北朝骈文远逊于南朝。北魏中期的袁翻、常景向南人学习骈文，尚处于学步阶段；北魏后期的温子升、邢邵、魏收等人的骈文标志着北朝文向南朝文的靠拢，但仍多模仿南人，缺乏特色。直至西魏末年，庾信、王褒等人由南朝北宋，骈文始盛。庾信是南北朝时期最有成就的骈文大家，他能纯熟地驾驭骈四俪六的语言格式，使骈文发展到了无施不可的地步。

骈体文是一种特别讲究艺术性和形式美的文体。用艳丽工巧的形式掩饰贫乏的内容，这是骈文最大的特点，也是其最突出的弱点。骈体文在南北朝时期的畸形繁荣，助长了形式主义文风的泛滥，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同时也使自己走人了死胡同。

然就在齐、梁骈文鼎盛之时，又有人起而批评骈文。在南朝而反南朝文风者，前有范缜，后有裴子野，他们反对骈俪，不尚淫靡之词，代表了文章由文而质的转变趋势。北朝散文虽受南朝影响，然自有特色。颜之推倡导古今文体合流，其代表作《颜氏家训》质朴无华，别具一格；郦道元的《水经注》骈散相间，以散为主，对后世山水散文的发展影响巨大；杨之的《洛阳伽蓝记》，工于描绘，文笔流畅，以散体为主，但表现了较重的骈俪习气。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家之文（如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小说家之文（如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及一些传统的散文名篇，也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散文发展的成就。

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在艺术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但汉代大赋也表现了不容忽视的弊病与局限。三国两晋时期，出现了不少辞赋作家和优秀作品，并且汉大赋逐渐被抒情小赋所取代，赋的骈化趋势也日渐明显。

建安时期的辞赋多为抒情小赋，题材亦渐趋日常化。曹植、王粲，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辞赋作家。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是这一时期抒情赋的代表作，在抒情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晋太康年间，赋作颇多，以小赋为主。但多数作品因袭前人，缺乏个性；雕琢太甚，较少情趣，总体成就不高，唯潘岳陆机、木华等人的部分赋作较有特色。

东晋辞赋又趋清新明快，最有成就的是陶渊明，其《归去来兮辞》、《闲情赋》等，平淡自然，一如其诗，风格之独特为历来赋作所少见。总观三国、两晋辞赋，咏物抒情小赋占据主导地位，赋中整饬的偶句大增，辞藻渐趋华丽，骈化趋势明显，对南北朝骈体赋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辞赋转盛，名家名作颇多，而辞赋亦逐渐完成了其骈体化的过程。南朝赋仍以咏物抒情小赋为主。宋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铺排而不堆砌，风格清新明丽，是南朝咏物赋的代表作。鲍照是宋最杰出的辞赋家，其《芜城赋》最为人传诵，是南朝抒情小赋的代表作。齐赋作不多，较有影响的作家是谢月兆。他的抒情小赋，由于声律理论的运用，在对偶精工和声律协调方面都更加留意，加速了抒情小赋的骈化进程。

梁是南朝辞赋的全盛时期。宫体诗人以同样的题材和风格来写辞赋，闲情艳语，华靡流荡，萧纳、萧绎为其代表。江淹是梁最有成就的辞赋作家，《别赋》、《恨赋》最负盛名。其辞采精美，声韵和谐，用典繁密，笔墨纵横，将南朝的抒情骈体赋推向了成熟的阶段。陈赋作不多，唯徐陵的《鸳鸯赋》稍有名气。北朝辞赋虽代有所作，然名家名作极少。

在诗文辞赋发展的同时，小说的发展也引人注目。秦汉以来，方士活跃，神仙不死之说盛行，汉末又巫风大畅，加之道教、佛教的广泛传播，巫师、僧侣“张皇鬼神，称道灵异”，而整个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又使得老百姓极易接受封建迷信思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不少记录鬼怪灵异的小说应运而生。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讲，多在宣传宗教迷信，但其中也确有一部分作品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理想与愿望。在这类志怪小说中，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兴起，清谈玄理之风极盛，而有钱有闲的士族文人、官僚又喜品评人物，于是以记录现实人物言行为对象的轶事小说，也开始跻身于文学之林。这些小说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士族阶级的生活、思想和心态，是人们了解和认识士族阶级的好材料。在这类志人小说中，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堪称出类拔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小说的幼年时期，虽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但也仅仅是初具规模，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表现技巧上，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六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为后世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文学理论的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是这一时期文学意识自觉的重要标志，也是这一时期文学繁荣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束缚，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社会现实和个人的精神世界，把写人作为文学的真正主题，促进了文学理论的迅速发展。魏晋时期，已不断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问世。曹丕的《典论·论文》，不仅提出了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主张，充分肯定了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而且对各种文体加以分类，并对各种文体的特性加以概括；并且还运用文气说对不同作家风格的形成作出了解释。这一切都表明了文学观念的更加明晰和文学在独立发展道路上的大步前进。这一时期，文学界发生的文、笔之辨，更是一场关于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争论，大大促进了人们对于文学本身的深入研究。又由于南朝文学贵族化、形式化的倾向严重，也引起部分进步文人的尖锐批评和深入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勰和钟嵘分别写出了《文心雕龙》和《诗品》这两部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对文体、创作和文学批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建立了自己的文学思想体系。《诗品》不仅品评了汉魏以来众多诗人的成就与风格，而且系统地论述了诗歌的起源和发展。这两部著作，不仅有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鲜明倾向，而且把文学研究推向了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对后世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此外，萧统的《文选序》，梁元帝的《金楼子·立言》，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徐陵的《玉台新咏序》等，也都从不同的方面发表了对文学的看法。

综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可以说是丰富多彩，成就卓著。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探索的时代，转变的时代。它开拓了文学的新领域，创造了文学的新形式，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技法，提高了文学创作的文字技巧，发展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文体多样化、题材多样化、风格多样化，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文学创作自由的第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