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出自己的道路

要同农奴制度决战到底。屠格涅夫立下了这样的钢铁誓言。他用来攻击这个敌人的武器，并不是他曾用来保卫过女奴的枪，而是手中的笔；他以文学作为武器。然而，屠格涅夫走上文学道路，也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的。

“怎么生活？”这是屠格涅夫多少年来一直思索着的问题。上大学的时候，他同许多青年人一样，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幻想：他一会儿打算做教育家，做教授；一会儿又准备从事科学研究⋯⋯他的历史、古代语言，特别是哲学，学得非常出色。一八四一年他从柏林回来，就躲在莫斯科住宅的楼上， 着手准备硕士学位的考试。但当时莫斯科大学没有哲学教授，没人主考。他就动身到彼得堡大学，在那里通过了学位考试。也许教授、学者的桂冠就在前面等待着这位有为的青年。但是不久，他对科学工作就越来越冷淡了。

学位考试后，他在母亲一再坚持下，也到官场去作了一次尝试。但很不成功，不久上级“劝告”他辞职。他带着轻松的苦笑离开了衙门。他对这件事一点也不惋借，他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进官场。

他决心献身于文学事业。这当然与他从小就热爱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童年时代就从老仆人那里接受过民间文学和诗歌的熏陶。在大学里，他阅读和谈论普希金、果戈理的作品。有时深夜他从什么集会回到家里，悄悄地走进卧室，却不忙着上床睡觉。蜡烛在黄铜烛台上淌油，窗口已透进曙光， 但他仍坐在桌旁写诗或剧本。有一次，他将自己写的一个剧本，送给俄罗斯语言文学教授普列特涅夫看。教授对他的剧本很冷淡，并在课堂上不点名地狠狠地批评了这个剧本。可是当天放学的时候，教授在街上碰见屠格涅夫却又说，不管怎样，作者“还有点儿小才气”。这句话鼓起了作者的勇气，于是又交了几首诗给教授看，教授挑出了两篇，一年以后发表在普希金创办的

《现代人》杂志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作品，以后他的整个创作生涯几乎都与这个杂志联系在一起。

促使屠格涅夫坚定地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引路人，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

屠格涅夫在大学时，就如饥似渴地读过别林斯基的文学论文；他们相识是在四十年代初。一八四三年，屠格涅夫的叙事诗《巴拉莎》出版了。他动身从彼得堡下乡的那天，到别林斯基家里去了一趟，留下一册自己的作品交给他的仆人，并没有说明自己是谁就走了。他在乡下呆了近两个月，一天忽然收到一份五月号的《祖国纪事》杂志，其中有别林斯基对《巴拉莎》中肯评价的长文。屠格涅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他的朋友来祝贺他时， 他连连摇手，一口咬定那不是他的作品。回到彼得堡后，他抑止不住自己，

于是立即去拜访别林斯基。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这对屠格涅夫的整个一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在晚年回忆说：“当时我有过许多打算⋯⋯不久我认识了别林斯基⋯⋯动手写诗，过后写散文，至于全部哲学，以及当教育家的计划和打算，就都被搁在一边了：我全心全意献身于俄罗斯文学。”

别林斯基在当时最进步的《祖国纪事》杂志社工作，几乎所有进步的俄罗斯作家，都同他有着亲密的关系。屠格涅夫几乎每天都到别林斯基家去， 就在这里结识了许多作家。在别林斯基的影响下，屠格涅夫变得更加严肃、朴实。几年内他写出了被别林斯基称赞为有才华的好作品《地主》（叙事诗） 等。但这个时期，屠格涅夫的作品还没有摆脱模仿普希金、果戈理的痕迹， 他常常怀疑自己的创作才能，一度想放弃文学工作。

一八四七年初，屠格涅夫在去巴黎的前夕，曾给《现代人》杂志留了一篇故事：《霍尔和卡里内奇》，作为向文艺界的最后献礼。编辑给它加了个副题：“猎人笔记之一”，放在“杂拌”栏中刊出。这篇小说以热情而真实的笔调描写了在农奴制度压迫下的农民的优美品德和超人才干。在他之前还没有人这样描写过农奴制度下的农民。

屠格涅夫在国外收到了刊载他这个短篇的《现代人》杂志（复刊第一号）；不久又收到别林斯基的来信：“您自己还没有了解，‘霍尔和卡里内奇’到底是篇什么样的东西，⋯⋯根据‘霍尔’来看，您的写作前程无量⋯⋯ 找出自己的道路，了解自己的地位——对一个人来说，这就是一切，这就是说他掌握了自己的未来。”

“找出自己的道路”，这是屠格涅夫长期探索的问题；现在别林斯基从他的步履下看到了这条路，并及时揭示给他。他相信别林斯基杰出的眼光， 这个人只根据作家走上文坛的最初的步伐，就能大致无讹地观察和预测他的前途。于是屠格涅夫又满怀信心地回到了文坛；最后的献礼，成了他扬帆远航的信号。

这年的春天，别林斯基到德国治病。屠格涅夫专程从巴黎赶到柏林迎接他，陪伴他到德国境内的一个疗养地查尔茨布鲁尼。患病的别林斯基，精力仍很旺盛，他不倦地给屠格涅夫和别的俄国朋友讲彼得堡的新闻和国内形势，他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农奴制，每一个正派的俄国人都应该和它斗争。当时，屠格涅夫正是以这个为主题，继续进行着

《猎人笔记》的创作。

这天，屠格涅夫特别愉快地给别林斯基朗诵了他的短篇《村吏》。这篇小说深刻地揭露了宾诺奇金这个教养良好的青年地主，只因为葡萄酒没有烫热，就下令“照例”鞭打仆役的文明假相。别林斯基听完这个故事之后，说， “多刁钻的恶棍！”接着默默握住屠格涅夫的手。这篇和同时写成的《办事处》，随即寄给涅克拉索夫，登在《现代人》杂志上。

这段接触，使屠格涅夫对别林斯基了解得更多，对他的钦羡依恋之情也更加深厚。他常常说，他一生有两个真正的朋友：俄国的别林斯基和法国的福洛贝尔。

秋天，别林斯基回俄国去了。屠格涅夫仍回巴黎。不久，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浪潮迎头卷来。他和赫尔岑走上硝烟弥漫的巴黎街头，看到了第一批街垒是怎样筑成的，也看到了起义者的战斗和牺牲。他将对残酷镇压工人起义的资产阶级的愤恨，凝聚在笔端，特别勤奋地创作，差不多每周都有作品寄给《现代人》杂志。

一八五○年夏天，屠格涅夫回俄国。母亲对他当作家大为不满，要求他重入官场，结婚，按照贵族的身份来处世为人。这年秋天，母亲去世了。于是屠格涅夫履行了自己的誓言，立即解放家奴，让他们自由；根据一部分农民的志愿，把他们改为缴纳租税的佃农。他尽力为他们做一切他可能做到的事情。他在家乡住了不少时间，常常打猎，仔细观察农民的生活，用从生活中获得的新资料，继续着《猎人笔记》的创作。

一八五二年，《猎人笔记》经过作者增订，分两卷在莫斯科出版。这部作品，不仅是俄罗斯十九世纪乡村生活的艺术编年史，也是屠格涅夫坚定地走上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的基石。它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容，在俄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猎人笔记》出版不久，俄国教育大臣曾向尼古拉一世呈上一份特别报告书。他说，这部书中“绝大部分文章带有消灭地主的绝对倾向，一般地说， 地主不是被表现得滑稽而可笑，就是常常被弄得极不体面而有损他们名誉的样子。”沙皇恼羞成怒，接受教育大臣的建议，将批准这部书出版的图书审查官撤职了。

而人民却非常欢喜这部作品。有一次屠格涅夫在一个小车站的月台上， 碰到两个青年。

“请问，”其中一个问他，“您是不是屠格涅夫？” “我就是。”

“就是写《猎人笔记》的那一位？” “就是。”

两个人都摘下帽子向作家深深鞠躬。 “向您致敬。”其中一个说，“以俄国全体人民的名义向您表示敬意和

感谢。”

屠格涅夫已成为人民拥戴、敌人惊恐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