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明翰的日子里

然而这一切，与发明家们自然无关，作为科技人员的瓦特，只懂得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去为社会增加财富，自己也分享一定利益，至于由于他的发明而引起的各种社会效应，无论这种效应有大有小，是正是负，那就与他概不相干了。

在博尔顿和瓦特合伙初期那些最活跃的年代里，他们两个人经常是轮流把关，当有一个人在康沃尔时，另一个人就在伯明翰。甚至几个不同的地方都催促他们立即前往，催促之急以至曾使瓦特无可奈何地叹息道：“但愿我能有分身术，这样就能同时都照顾到了。”当我们想到他们当时不得不与交通运输方面的种种困难作斗争时，就会发现他们的成就确实是了不起的。从他们互相取长补短的意义上来说，他们真是一对理想的伙伴。然而，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互相依靠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信件来往便成为惟一的联系方式。当时往来于伯明翰和康沃尔之间的信件，也许是十天时间。真不知古往今来是否能有任何生意合伙人会有如此大量的信件往返。无论何时只要他们不在一起，他们就几乎每天都要互相写信，而且其中有很多信都是用密密麻麻的字迹写上好几页的。如今，商人却可借助于电话、速记打字员、录音电话和录音机等等。即使周游世界一趟也比瓦特去一次康沃尔所花的时间要短；所苦的事，激烈的竞争把人们折腾得寝食不宁。现在的商人只能挤出时间来口授那些所学的最简洁的套话，这是不会给未来的历史学家留下自己的个性痕迹的。可是看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博尔顿和瓦特尽管在经商、机械的实际制造和发明方面都有千头万绪的事情要完成，也尽管他们要乘坐公共马车、邮车或骑马去进行那些缓慢的长途旅行，但他们却依然抽出时间来把自己每天的工作、想法、希望与忧虑，以及自己的苦恼和难处，写信告诉对方。

除了互相之间经常写信之外，他们俩人还都有着繁重的生意和私人的通信往来。后者包括写信给引擎主顾、许多材料和部件的供应商以及本企业代理人。这些信件都是需要抄写留底的。瓦特对于这种重复劳动的琐事感到极端厌烦。就像往常一样，这种难以摆脱的压力又激发起他的创造才能。他开始用各种墨水混合物和毛面薄纸进行试验，来观察能不能通过这种薄纸铺在新写出的信上加压的办法而获得一份令人满意的复制品。这种压印出来的东西当然是反的，但由于纸张很薄又未光润过，所以能够从背面看清楚。经过两个月的试验，结果取得了圆满成功。1779 年 6 月 28 日，他在给博尔顿的一封信里附上了一些样品。接着，瓦特还设计出了两种压印机，一种是圆辊式的，另一种是螺杆式的。这种复印法和这两种压印机都在 1780 年 2 月获得了发明专利。

博尔顿对这些发明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并同瓦特和詹姆斯·基尔三个人合营，成立一个专门制造这种压印机的新企业——“詹姆斯·瓦特公司”。该公司还供应这种特殊的粉墨。这个公司起先只生产圆辊式的压印机，后来又制造螺杆式的，以便用它来印书籍。博尔顿曾带着一台新的压印机到伦敦去向议员、银行家和城市里的商人们进行了示范。他们当中很多人，特别是那些银行家们对于博尔顿的示范感到大为惊慌，认为这种设备将会引起大量的伪造行径，但是这种无稽之谈，很快便被这一发明的明显好处所压倒，而且这家新建的公司在头一年就销售了 150 台压印机。此后的一百多年间，瓦

特的这一发明成了办公室的通用设备之一，直到有了打字机和复写纸之后，这种压印机才让位。

必须强调的是，在索荷的引擎经营中一直没有使产品规范化。每台引擎都是根据主顾的需要而单独设计的，并且不断地做了一些零件上的改进。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由于同时接到一批定货，才有可能制造一批规格相等的汽缸和齿轮。因此，压在瓦特肩上的设计任务就是极其繁重的。博尔顿促使瓦特去发展旋转式引擎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从那些小型碾磨机所得到的专利权税，虽然不高，但是瓦特在设计和计算它们的时候，却一点也不比康沃尔的那些大型抽水机引擎省劲。瓦特在计算方面使用了一种计算尺，正如有人所说，尽管这种工具不是由他发明的，但他却是第一个使用的工程师。

直到 1790 年当瓦特搬入一幢新居时，他才在索荷工厂里开设了一间绘图室。在此之前，所有的设计工作都是在他哈珀山的寓所完成的。1781 年以前绘制的全部引擎图纸，实际上都是出自瓦特之手，因为尽管他曾一度有过一个名叫威廉·普莱费尔的办事助手，但是瓦特却把他称为“马大哈”，所以是不可能会把很多事情交给他去做的。为了减轻这种沉重的负担，瓦特曾利用自己的新发明来复印图纸。但是用薄纸来复印这种图纸并不切实可行，因为复印出来的图纸是反的。因此在复印后都得将它们标明“反阅”，并且还要用印刷体字母书写，标明尺寸、着色。这是历史上首次把机械复印法应用于设计制图。瓦特还是一个最早在设计制图纸上使用彩色的首创者。在瓦特生活的时代和以后的许多年里，利用彩色来表明材料是常有的做法，例如黄色代表铜，蓝色代表铁等等，但是瓦特却别出心裁，用颜色来区别不同的作用，就像当今的某些复杂设备，诸如一座核反应堆和它的热交换器，所用的彩色解说图纸一样。以瓦特的那种复动式引擎为例，他就在图纸上把四个阀门及其有关的部件，都标上了不同的颜色。

当博尔顿在 1781 年竭力劝说瓦特去研制复动式和旋转式引擎的时候，他意识到必须刻不容缓地说服瓦特雇用一名助理制图员。用“说服”这个词是贴切的，因为瓦特虽然对商业上的交易总是千方百计地予以回避，但当他遇上技术事务时却极不愿意委托他人。过去曾向他提出过几位可能的人选都未成，直到 8 月底，博尔顿给当时在康沃尔的瓦特发了一封信，推荐一位名叫约翰·萨瑟恩的德比郡的年轻人，才算了事。博尔顿写道：

我认为萨瑟恩会是一位非常合适的人，看起来他既随和又非常勤快。他现在正跟随他的哥哥当外科医生，可他却表示尽管他很爱好外科业务，但更愿受雇于您，当一名制图员兼助手，如果您愿意要他的话，我知道他会乐意前来的。他的画还算整洁。

瓦特对这封信的答复小心谨慎，使用了“假如”和“但是”一类的词，这完全是他的典型特征。他答复道：

假如您认为那位年轻的萨瑟恩会是够稳重的，愿意接受合理的年薪而到我们这儿来，并愿受雇足够的时间，那么，我该会很高兴地聘用他为一名绘图员，但是除非他保证放弃音乐爱好，否则，我确信他是干不出什么好事来的，因为音乐是惰性之源。

可以确信，当博尔顿看到他最后这一点意见时，定会发笑。不过由于他是个既深谙世故人情又极为宽宏大量的人，并且对詹姆斯·瓦特的了解又是

再透彻不过的，所以他是决不会一本正经地去对待这种荒唐的怪癖的。对此他以豁达的态度一笑了之，作为对这位天才所付的部分代价而承受了，而且他也决不会因此就减少对这位古怪伙伴的非常真挚的感情。

约翰·萨瑟恩以三年的合同期加入了这家合伙企业，而且一直在那里工作到 1815 年去世为止，享年 57 岁。他不仅证明自己是一名极为能干的制图员，而且也是一位具有非凡的理解力、耐心和机智的人。因为瓦特这位主人是极难侍候的，特别是当他患消化不良症时，经常与剧烈的头痛病并发，这就使他叫苦连天。另外，在技术问题上，瓦特也是固执己见的，而且几乎到了顽固不化的程度，在这方面，萨瑟恩总是在自己家里把他主人的设想记录下来，并且比包括博尔顿在内的任何人都更加支持他的主人。而萨瑟恩也似乎已在潜移默化中沾上了瓦特那一丝不苟的作风，仿佛像戴手套那样自然，在所有这些岁月里，他们都配合默契。瓦特通常是动辄便要挑剔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但他却从来没有留下对萨瑟恩表示不满的片纸只字。

萨瑟恩的遗体安葬在诺顿王室教堂，在这座教堂的工程界名人纪念大厅里，他将千古流芳，因为正是他才使测定引擎的性能有了完善的方法，并且迄今为止在对所有带活塞的引擎测定时，仍在沿用这种方法。在这方面首先采取步骤的是博尔顿，他曾建议在冷凝器上安一个水银计，来测量那种内在的神力。瓦特曾对这种装置的缺点，做了如下的描述：

这种仪表，仅适用于测定冷凝器内排气的程度，而冷凝器内的排气程度变化并不大，由于水银的振动因而使测定引擎冲程在汽缸内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排气情况变得非常困难，即便不是不可行的。

因此，瓦特后来改用了一个小圆筒和活塞，并在活塞上装一根指针，指针在刻度盘上移动。连接由弹簧控制，当完全真空的时候，指针就指在刻度盘的零点上。水银计是用来校准盘上刻度的。如把这个仪器通过一条管子，接到一台引擎的汽缸上，在整个冲程过程中真空所出现的每一英寸的变化，就都由指针记录下来了，当然，把这种仪器稍加改进，便可以用来记录超过大气压的压力。

虽然这是一项改进，但是移动的指针仍然不能做出准确的记录。因此萨瑟恩用一枝铅笔来取代指针，并且还用了一块载有指示卡片的活动板，来代替瓦特的刻度盘。起初，卡片板只能向一个方向移动，但是萨瑟恩很快便对这个仪器做了改装，从而使卡片板在每次活塞摆动到头时就改变了方向，结果铅笔记录下来的压力图，是一条封闭回线，而不单是一条连续线。铅笔就这样来回移动，使得在各个连续冲程中发生的任何压力变化的平均值更容易读出来。1803 年 1 月，在索荷的一台引擎上记录了第一套指示卡；这家商行很快便收到了很多顾主急需这种指示仪的定单，因为它能够如此灵敏地掌握引擎的运转情况。

模范的萨瑟恩是否能瞒着令人扫兴的瓦特继续保持自己对音乐的爱好，我们不得而知。瓦特曾经一度靠着音乐家们的生意谋生，但是他可能把这段往事忘了。他对于艺术所持的那种显而易见的漠然态度，好像是来自一种清教徒式的不信任和怀疑。然而，同他的许多同乡有所不同的是，他的这种清教徒的习俗看起来即使是误入歧途，也并不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宗教教义所致。在与他同代人的记载中，除了他第一次去康沃尔时曾同再浸礼教徒们有

过异乎寻常的短暂交往外，似乎就再没有任何关于他的宗教活动的材料，即使当他处于极度消沉或伤感时所写的材料，也极少有过提及上帝的名字的祈祷，或者说是敷衍了事。他并不把艺术看作是魔鬼的引诱物，而只把它看作会使人入迷的东西，就好像那种使他常常丧失工作能力的烈性酒一样，音乐也诱使人们脱离正经的生活事务。他对体育和优越生活的态度也大致相同。甚至他对大自然的美景，也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触。

瓦特这种暗淡的人生观，无疑是从他的圣约派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但在他身上，宗教信条的主流已经枯竭。他们不接受上帝存在于世上万物之中的观念，而代之以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必须通过严峻的斗争去闯过逆境，而那冥冥之中的上帝则坐观和鉴定他们的种种努力。从这种把上帝看成对世界无能为力的观点出发，离不信上帝只是短短的一步之隔，几乎是怀疑一切了。上帝已经成了一个模模糊糊抽象的概念，但是“生活奋斗”却依然是十分现实的。而瓦特这一代人则通过他们自己获得的知识来确立自己的地位以取代原来的神授地位，并以此来减轻自己的失落感。对科学的探索成为新的主流，于是，由于知识这一巨大动力的促进，一个崭新的世界就这样诞生了，瓦特的蒸汽机，则成为最有力的象征。绝非偶然的巧合，瓦特在几次极度悲观之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一项新的发明，或者重新加紧他的发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他除了把工作视为自己的惟一乐趣之外，就是和那些同他一样勤于思索的人谈论科学问题。

这种新动力的波及面甚广。由于交通的困难，伦敦当时还没有任何垄断集团，每个主要地方的中心，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圈子，正是由于这一点，瓦特的生涯才走上了一条幸运的道路。正是同格拉斯哥教授们那催人奋进的伙伴关系，才激励了瓦特去进行最初的蒸汽试验；当他迁居伯明翰之后，他成了在这些学术团体中最著名的“月亮社”的成员。关于瓦特的政治态度和“月亮社”的情况，留到下一节去专门介绍。

当瓦特最初与博尔顿合伙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欠佳，而且又没有资金，只有一身债务。在开始领到引擎专利税收入中应得的份额之前，他靠着博尔顿给他的一笔年薪生活，而这笔钱则是博尔顿从他另外一项生意中赚来的。具有戏剧性的变化是，1787 年，正当引擎生意的成功得到了保证，引擎专利税收入正在源源不断而来时，这两位伙伴的处境却颠倒过来了。由于操劳过度而使健康状况明显下降的并不是多病的瓦特，反而倒是那位以其充沛的精力长期支撑他们俩的博尔顿。此外，当如今成了阔佬的瓦特，有能力按照塞缪尔·怀亚特的设计，在希思菲尔德为自己建造一所高级住宅的时候，他的合伙人却由于经济拮据的压力而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既然博尔顿在他们的合伙中占有 2/3 的股份，所以人们也许会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感到费解，但是必须记住，博尔顿和瓦特不同，他除了引擎生意之外，还有很多别的商业股份，并且在金融事务方面他一向是胆大敢为的，而瓦特则总是小心翼翼。在他们合伙的活跃时期，他大大地增加了自己所承诺的义务，例如，他曾在康沃尔的矿业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来使引擎生意有利可图。这种措施对于引擎在康沃尔的销售，无疑是有帮助的，并因此使他本人和合伙人都能间接受益，但是这项投资的直接利润却不多，两者平衡起来，他本人可能还要赔钱。

这位不屈不挠的博尔顿，终于克服了困难。经过长期的休养后，他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恢复；他的偿付能力也有了起色，他的最新企业——在索荷建

设的一家造币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种经济上的恢复是由于他自己个人的努力而取得的。瓦特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他的合伙人眼看就要在财政危机的汪洋大海中覆没时，不但没对这位曾经拯救过自己的恩人助一臂之力，反而还把自己的引擎专利税收入紧紧攥着不放，并稳稳当当地去进行投资。这一点固然会大伤博尔顿的感情，但也充分说明了他那高贵的品质，他从未指责过瓦特的忘恩负义，因而在他们之间也绝没有怀疑的裂痕存在。

虽然在 1800 年引擎的发明专利权期满之前，他们并未终止合伙，但实际

上在他们各自的儿子于 1794 年 10 月被吸收入伙之后，博尔顿和瓦特便开始从积极参与的引擎生意中，逐渐退了出来。从那个时候起，这家企业的名字便改为“博尔顿和瓦特父子公司”。后来瓦特后妻生的小儿子格雷戈里·瓦特，也被接纳入伙。为了有助于过渡并弥补年轻一代的经验不足，最后把老练的威廉·默多克从康沃尔调了回来。他像往常那样令人信赖地接管了这家工厂的日常技术指导工作，并且在 1795—1796 年为引擎车间进行的大规模的扩建工程中，起了领导作用。这次扩建使得这家企业成了名副其实的引擎制造厂，而在瓦特比较活跃的岁月里，在索荷的实际产量却是非常有限的。在转向叙述对瓦特的引擎专利的非难以及他的暮年生活之前，应该更仔细地了解一下索荷的情况。因为有许多年那里一直是他活动的中心。它为其他的机械工程师们开辟了一条可以追随的新路，因为正是在那里和偏僻的康沃尔引擎机房里，瓦特及其助手们进行了无数次拼搏，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而这些难关在别人看来则往往是不可逾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