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暮之年

如果说瓦特的青壮年是在拼搏中度过的，那么，瓦特的晚年，则是在财富和荣誉的光环里生活的。不过，人们在颂扬赞美他的同时，也难免发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叹。瓦特的发明给伯明翰带来了迅速发展，而这又是瓦特从哈珀山的摄政住宅迁出的原因之一。这座古老的寓所在他一生中最活跃、最成功的年代里，曾经是他的家，但是此时已陷于郊区建筑物的包围之中，而他也有财力来寻求一所更宽敞、更清静的住宅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于 1790 年在汉兹沃思荒原的希思菲尔德修建的那所新居，是由塞缪尔·怀亚特为他设计的。第二年在这片荒原上圈地，使他在住宅周围圈到了40 英亩的土地。瓦特在这里种植树木，盖起了门房和温室，还有一个带围墙的菜园。然而，最终希思菲尔德这块地方也被大亨布鲁姆吞并了，但那是在瓦特死后的事情。这座房子直到 1926 年才被拆除，并在其基地上建起了别的建筑物。

当瓦特在 1774 年从格拉斯哥迁居伯明翰的时候，他曾带去了他收藏的大量工具、仪器和作坊所需的设备，其中有很多是他最初制造仪器时购置的。在此后 15 年，他虽然因全力以赴地忙于引擎事务而未能使用这些东西，但他却像所有真正的手艺人一样，把他的工具当成朋友似地珍爱，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保存在摄政住宅。当他最终搬到希思菲尔德后，他又同这些年轻时代的朋友重新打起交道来，而使他感到洋洋自得的是，他干起活来依然得心应手。在希思菲尔德寓所的厨房侧厅的顶层，是一个由一道窄楼梯通上去的低屋顶阁楼，这就成了瓦特的工作间。这间阁楼只有一扇长型窗，向外望去是一片灌木林。瓦特把他的脚踏车床和工作台，安置在紧靠窗户的地方，旁边放着他的写字台，周围的墙边放着屉橱和架子，那里收藏了他毕生从事工匠技艺，进行实验和科学探索用的各类器具：制作仪器的工具、标尺、两脚规、90 度的圆弧镜、铸勺、熔罐和烙铁，吹管、蒸馏釜和化学仪器，以及收藏的化石、矿石和其他用匣子或罐子装的标本等。甚至连他最初在格拉斯哥艰苦奋斗时刻制凹槽用的那些特殊工具，也单放在一个抽屉里。阁楼上还有一个煤火炉来做某些试验用，但用它为阁楼供暖可不够，因此在大冷天，他只好作罢。

人们会感到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现在瓦特在经济上已很富裕，却不能在他的新房子里，找到一个比这间又冷又暗的阁楼更好的地方，作为他的工作室呢？答案很简单，这位伟大的工程师怕老婆过分的干扰。瓦特的这位后妻虽然勤勤恳恳，但全家都由她说了算，包括她丈夫在内。她爱整洁成癖，到过希思菲尔德来做客的人曾说起过这么一件事：甚至连她宠爱的两只哈巴狗，也被训练得在进屋之前，要在一块蹲鞋垫上先蹭蹭爪子。对这样一个人来说，手艺人工作间的那种气味，看上去零乱不堪的摆设和边角余料都是极为令人讨厌的。她甚至反对瓦特吸鼻烟，尽管这在当时是个很普通的习惯。因此，瓦特选择这个不显眼的阁楼当然就能摆脱这女人的干扰了。他甚至还在这个工作间里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平锅和一个荷兰烤箱，以便能自己做饭，从而使自己避免为吃饭而必须遵循妻子的苛刻规矩：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在瓦特和他的合伙人博尔顿上了年纪后，他们的迥然不同性格，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性格内向的瓦特是极不愿意离开他那与世隔绝的工作室而去涉足于繁忙的经商领域的。因此在他取得成功之后，就首先抓住机会，重新

退居到自己先前的那个小天地去了。尽管他们的合伙关系直到 1800 年才告以结束，但在他一搬到希思菲尔德居住后，瓦特对于索荷工厂的日常事务的关心就越来越少。当他的儿子被吸收入伙之后，他就完全告退了。而对于那位性格外向的博尔顿来说，商业就是生命中的呼吸，他虽把那座新建的索荷铸造厂交给了下一代去负责，却并没有任何退休的想法，而只是想使自己能够集中精力去经营他最新的企业——铸币厂。尽管他在年龄上比瓦特大 8 岁，并且受着健康不佳的煎熬，但是博尔顿仍一直工作到寿终之日。

有一次瓦特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嗜好，那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此时，他终于能够逍遥自在，随心所欲了。在希思菲尔德他那个阁楼工作室里，他能够尽情地进行发明和试验，并把它们作为纯粹的消遣，他的思想也不会受任何商品价格形式或是他始终讨厌的发明专利权争执的干扰了，因为那些发明专利权必然要涉及它们在商业上的应用。他在老年时期最喜欢摆弄的玩艺儿，就是他所发明的那种雕刻拷贝机。他曾实际制作过两台这种极为新颖的机器，其中一台可以复制缩小的半身雕像，另一台则可复制同原画一样大的像。在这两台机器上用来复制的刻纹头，都是由在原画线条上面移动的一个导针——“测隙规”所控制的。瓦特曾用这两台机器来复制用大理石、雪花石膏、象牙、煤玉、红木和石膏制作的半身雕塑，圆型浮雕以及小雕刻塑。他有一件虽然没有全部完成，但却是非常成功的作品，那就是按照原来钱特利为他制作的石膏像复制的缩小的一个半身雕塑像。

瓦特虽然把自己大量的精力耗费在他那个阁楼工作室里，但若以为他变成了一位隐士，却大谬不然，恰恰相反，在他的一生中，老年时期比他先前任何时期旅行的地方都多，也更好交际。在 1802 年的那个昙花一现的亚明和约期间，他和妻子曾走遍了比利时，并沿着莱茵河北上到了法兰克福，又从那里去斯特拉斯堡，然后才经巴黎回英格兰。他回故乡苏格兰是很频繁的，他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大学既重叙旧谊，又结交新友。他的足迹还遍布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许多地方。在霍恩布洛尔和马伯利打输了那场官司之后，原来的发动机专利税的欠款都交付，这使瓦特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他决定用它在乡间购置房地产。瓦特曾对德文郡、多塞特和蒙默思郡的房地产都进行过了解，最后才在多尔窦罗德购置了一幢农场住宅和一些田地，那是位于拉德诺郡的拉亚德和纽布里奇之间的怀河上游河谷。退休后，他曾在这个优美的环境里，度过了夏天许多愉快的时光。然而，每次住留的时间都不长，因为对他来说希思菲尔德工作室的吸引力太大了。

迁居到希思菲尔德后所度过的岁月，无疑是瓦特漫长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然而，在这期间也伴随着一份最大的不幸，那就是他失去了续弦后所生的两个孩子。他的女儿珍妮特于 1794 年 15 岁时死于肺结核病，此后不久，她那已进入青春期的前途远大的哥哥格雷戈里也开始染上同样可怕的病症。他的父亲母亲曾焦虑地带他到克利夫顿、巴思以及德文和康沃尔的南海岸去休养，指望那里温和的气候会使他康复，但结果是徒劳。格雷戈里曾在彭赞斯的戴维家里住过一些时候，并同比他小几岁的小汉弗莱·戴维结为忠贞不渝的朋友。格雷戈里可能是第一个发现戴维在科学上具有杰出才能的人，而且也正是由于他给托马斯·贝多斯博士写的那封推荐信，才使得这位年轻人走上了成名之路。然而，对于有着同样天才的格雷戈里·瓦特来说，却不会有这种前途。他于 1804 年 10 月在埃克塞特夭折，年仅 27 岁，葬于当地的一座大教堂里。戴维因自己的朋友如此过早地离开人世而感到无比悲恸。他悼

词中写道：“他是一位品质高尚的人，否则还将会是一位伟人。啊！他的死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不该死啊！”他父亲的悲痛尽管没有这样外露，但感情显然也是同样深切的。瓦特把他儿子所有的书籍、手稿和图纸都收藏在一只箱子里，并把它保存在那间阁楼工作室里离他最近的地方，一直到去世。他写道：“每当我望着我儿子的书籍、手稿和图纸时，我总要自言自语地说：想出这些东西的那个头脑和做出这些东西的那双手，现在何方？”

由于小詹姆斯·瓦特还没有结婚，因此，格雷戈里的死意味着这位伟大的工程师已经没有传宗接代的儿子了。在他的孩子中惟一有后代的是他前妻生的女儿玛格丽特。他的曾外孙詹姆斯·吉布森，于 1856 年经皇家许可增加了瓦特的姓。

在当时曾经夺去无数年轻人生命的可怕的肺结核病，虽然现在几乎已经被消除了，但是没有任何一门科学或技术，能够减轻对老人造成的一种无法逃脱的折磨——减轻因失去老友与同辈而带来的悲恸。约瑟夫·布莱克于1799 年去世，当瓦特听到这一消息后，便给罗比森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可以这么说，我所取得的成就大部分应归功于他。他曾在自然科学方面教我推理和试验，他是一位挚友⋯⋯”罗比森并未比布莱克活得长多少，他的寿终之日是在 1805 年，瓦特曾用这样的话来描述过他：“⋯⋯他是一位头脑最清楚的人，而且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有学问的，他对我的友情，在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后，只是随着他的生命结束而告终的。”与此同时，“月亮社” 的队伍也很快缩小了。达尔文于 1802 年逝世，而侨居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普里斯特利，也于次年去世。最后一位，虽然并非是没有料到的，但对于瓦特来说，却是最沉重也是最终一击的，就是他那位奋斗到底的伟大伙伴，于 1809

年 8 月逝世，享年 81 岁。随着博尔顿的去世，瓦特便成了“月亮社”的最后一名幸存者。当瓦特听到马修·博尔顿亡故的噩耗时，他正在格拉斯哥附近的格伦纳巴克，他随即给在索荷的小博尔顿去了一封哀悼信。他写道：“具有他那种才能者为数不多，而像他那样发挥自己才能者更是寥寥无几。但即使在他们身上增添了他那种对待他人的彬彬有礼、豁达大度和满腔热忱的品质，也难以造就一个能与他媲美的人物来。”

幸运的是，对于这些损失也得到了若干补偿。因为瓦特找到了许多能减轻自己伤感的事情去做，这比为友人写悼词要好些。首要的事是证明，随着年事增高，其才能会减退的顾虑，是相当没有道理的。他仍庆幸他的健康状况，比早年和中年的任何时期都要好；而他的思维也仍然像往常一样敏捷活跃。为了证明自己的精力不减当年，当格拉斯哥自来水公司于 1811 年，就一条主干水管穿越克莱德河的问题向他请教时，他为他们设计了一条带有球窝连接构造的铸铁管道，这条管道可以铺设到河床上。这个设计获得了圆满成功，他却拒绝接受酬金，这家公司很是感激，于是向他赠送了一件金质餐具。

在英国能像瓦特这样在经济上获得如此丰厚报酬的，或是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成就得到如此广泛的承认和赞誉的工程师和发明家寥寥无几。他在1784 年当选为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翌年又被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格拉

斯哥大学于 1806 年授予他法学博士荣誉学位，他谢绝了由首督提议的封他为

利物浦勋爵的准男爵勋位。他于 1814 年得到了一项最大的荣誉，那就是当选

为法国研究院的 8 名外国成员之一。马修·博尔顿有一次曾对一位来索荷的参观者说：“我向人们提供的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动力”，而现在当蒸汽机有节奏的转动正在到处加快改变着人们生活的方式的时候；当汽船已经

诞生，而火车头则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人们是会以崇敬的心情把詹姆斯·瓦特誉为这种动力的创造者的。

成功与赞颂，对于瓦特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通常情况下，逆境和困难将锻炼一个人的性格并激发出一个人的最优良的品质；而财富、荣誉、奉承和对英雄的崇拜，则往往会使人堕落，仿佛酸性物对优质物品腐蚀之后剩下的只是徒有其原来那华丽而自鸣得意的外表而已。然而，对瓦特却是适得其反。财富给他带来的是心境安宁，头脑冷静和自知之明，而承认给予他的是极大的尊严，以及保持谦虚而无丝毫傲慢和装腔作势的作风。在任何场合，他都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一位又高又瘦的佝偻老人，一团白发从他那高高的前额向后梳着。而在他那没有像头发一样变白的浓眉下的灰色双眼则闪烁着敏锐的神情，显示出惊人的青春活力。他说话声音浑厚，带有浓重的苏格兰乡音，尽管他在英格兰生活过多年，却始终未受影响。在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人身上已难以找到他当年因胆怯、自卑和意志薄弱而造成的忧郁症的痕迹了。

瓦特在 1805 年冬天回苏格兰时，他曾到“星期五俱乐部”去做过客，这个俱乐部是爱丁堡的一个与当年“月亮社”相仿的组织。在同他一道做客的人中有沃尔特·斯科特爵士，后来斯科特还曾回忆了那天晚上的情景。尽管他写得过于恭维，但仍使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年迈的瓦特给他的同辈人所留下的深刻印象。沃尔特爵士写道：

大约有 10 名我们北方的名人聚会在一起⋯⋯在这些人中有瓦特先生，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现了一条途径，使我们的国民财富大幅度地增长，达到了甚至连他自己所具有的惊人计算能力都无法胜任的程度。它把巨神之力赋予人类纤弱的臂膀，从而把深渊中的宝藏搬到了地面上；它喝令产品增长，仿佛魔杖在沙漠中指地出水一样；它向人们提供了方法来节省那不等人的时光；它使船只不靠风力远航，从而把波斯王的命令和威胁撇在一旁。这是一位驾驭自然力的强者，这是一位缩短了时空的能人，这是一位以他那神秘莫测的机器给世界带来变幻的魔术师，他的机器对世界异乎寻常的影响，人们也许现在才开始觉察到。他不仅是一位造诣最深的科学家、一位将动力大小与数字计算最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学者、一位最有远见卓识之士，而且也是一位最和蔼可亲的伟人。

他所站之处围着一批北方的文人学士，总的说来，这些人都有各自的名气，都有各自的见解，与全国那些靠努力而使自己身价百倍的令人羡慕的人们相比，一点也不甘逊色。我想我在那时的所见所闻，将决不会再有了⋯⋯这位机智、和蔼而又慈祥的老人充满着活力，对每个问题都认真倾听，他提供的情况，谁都想听。

他的才华和想象力无所不包，有一位学识渊博的语言学家先生，同他谈论起字母的起源问题时，就好像自己与首创字母的卡德摩斯是同时代的人一样，另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同他交谈，你也许会以为这位老人毕生从事政治经济学和纯文学研究的学者，至于科学问题自然毋需赘言，因为那是他自己的老本行了。

一场风暴就这样过去了，这位明智、慈祥而又令人爱戴的老人继续在人生的旅途上跋涉。他不仅是一位谦虚谨慎的人，而且他那卓越才华，都永远保持着某种动人的淳朴的品性，这种品性从瓦特夫人写的一封信里得到了说明。她在他们特别喜爱的休养地切尔特南逗留期间写道：

由于订阅图书风行一时，并且也出于很想赶时髦，所以我们也向图书馆订阅图书。

我们的第一本书是奥配夫人写的《母亲与女儿》，这个故事是如此令人伤感，以至使瓦特先生和我自己，都像小学生挨了打似的痛哭流涕⋯⋯为了把萦绕在我们脑海里那个可怜的爱德琳的阴影驱散，昨天晚上，我们到戏院去看《蜜月》，这场演出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晚辈们对瓦特的友情与赞美，弥补了他由于老朋友们的去世而产生的失落感。这些晚辈包括诗人坎贝尔、亨利·布鲁厄姆勋爵、汉弗莱·戴维、约翰·伦尼和托马斯·特尔福德。特尔福德曾向这位老人征求过有关喀里多尼亚运河工程的意见，瓦特于 1773 年为开一条穿越大格伦峡谷的运河所进行的勘测，对他来说颇有价值。此外，还有威廉·默多克，他曾帮助瓦特，为其雕刻机器制作过一些刀具，而且他仍然是索荷工人的骨干，那里的年轻人都很尊敬他。默多克的创造发明，尤其是他所发明的煤气灯，使他名扬全国。在索荷的办公室里，都用煤气灯照明。为庆祝“亚眠和约”时，他们还用煤气火焰将这座著名的工厂门面照得灿烂辉煌，使所有的观众都为之惊奇。正像他为之忠心效力的那两位合伙人一样，默多克也活了很大年纪。他于 1819

年 11 月在汉兹沃思的锡卡莫尔山自己的家里去世，享年 85 岁。

瓦特那活跃而敏捷的思维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终止。1819 年 7 月，当他 83 岁的时候，他还去伦敦游览了一次，但回到希思菲尔德之后不久，他就病倒了，而且情况很快便表明他的有生之年不多了，8 月 19 日，他安详地离开了人间，葬在汉兹沃思教堂，也就是离他的伙伴马修·博尔顿不远的地方。在墓穴上方，耸立着一座由钱特利雕的纪念塑像，据说塑像栩栩如生，以至于当它被运到教堂之前，首次在索荷揭幕时，有很多老雇员都不禁潸然泪下，因为它引起人们对这位以往所熟识的人的回忆，使人陷入极度悲哀之中。

后来，钱特利还雕塑一座更大的瓦特纪念像，这座雕像耸立在威斯敏斯大教堂里，上面的碑文为布鲁厄姆勋爵所撰，这一直被认为是语言优美的杰作。然而，瓦特给人印象最深，并最有纪念意义的还是他的那个阁楼工作室。从那里所收藏的物品来看，实际上这是一所瓦特纪念馆，可喜的是，他的儿子认识到了这一点，完全按照他父亲留下来的原貌保存着工作室的一切。这个工作室一直保留到那幢房子被拆除时为止。后来在科学博物馆里按照原样仿建了这个阁楼，并把当年在这个工作室里的物品，完全按照原样陈列，因为纵使钱特利的技艺巧夺天工，但毕竟不能代替这位伟人曾使用过的那些工具、工作台、车床或者平行运动模型所蕴藏的深刻内涵。

瓦特在其漫长的一生中有功绩，也有过错，在施展才华的同时，也伴有失误。曾经使他的朋友们感到非常恼火的一个过错，最终却被证明恰恰是他的一种美德。尽管他向往退隐的生活，使得他在无情无义的商界为争取成功而进行的战斗中，成了一个非常畏缩消极的士兵，但这一点是来源于真正的谦逊的品质，而正是这种品质，才使他没有因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成功而腐化堕落。瓦特死后，在所有那些热情讴歌这位伟大工程师的人中，只有诗人威廉·沃兹沃思一人才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写道：

由于他的创造才能既高深又广博，所以我视之为也许是我国所造就的，前所未有的最卓越的人，他从不想要自我炫耀，而是默默无闻和谦虚谨慎地安于工作。只有始终具备这种美好心灵和表现的人，才是真正的伟人。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所能起到的都是一滴水的作用。如果有人

能掀起一朵浪花，形成一股激流，那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了。可喜的是，人类发展的哲学，总是后来者居上，从而使历史的洪流一浪高过一浪，永不停息地奔腾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