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利玛窦

青少年时代

利玛窦（Matteo Ricci）字西泰，号清泰、西江、大西域山人、利山人、西泰子。1552 年 10 月 6 日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

（Macerata）。马切拉塔是意大利中部的一座名城，城中驻有教皇国马尔凯区的行政长官，设有高等法院，教皇国造币厂，以及创始于 1290 年的大学，城内宗教事业非常发达。

利玛窦的父亲乔万尼·里奇是一名医生，曾任教皇国的市长和省长。母亲乔万娜·安乔莱利（Giovanna Angiolelli）生有八子四女，利玛窦为长子。

少年时代的利玛窦，卷发碧眼，身体强健，性情活泼，聪明伶俐。初拜本奇文尼神甫为师，九岁时进入耶稣会新开办的学校学习，读完高小、初中， 成绩优良，名列前茅。学生时代利玛窦就敬奉天主，有心修道，想入嘉布遣会或耶稣会，这是受他虔诚的母亲影响的结果。而父亲则希望儿子步入宦途， 当市长、省长。十六岁那年，利玛窦读完中学，父亲送他去首都罗马进罗马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为将来谋取官职打下基础。

由于中学老师的介绍，利玛窦在罗马结识了一些耶稣会的神甫，不久即加入了耶稣会所立的圣母会。

在十九岁的时候，他写信给父亲，提出想要参加耶稣会，深入研究教义， 并表示不愿结婚等。父亲接信后，甚为恼怒，准备立即赴罗马去训责和劝阻他，可是据说还没有动身就病倒了，反复三次都是如此。他父亲无可奈何， 认为这是天主的旨意，只好打消了劝阻的念头，并复信同意他加入耶稣会。1571 年 8 月 15 日利玛窦入了耶稣会。1572 年进入耶稣会的罗马学院，学习

五年。罗马学院是依纳爵·罗耀拉于 1551 年创建的，采取当时的大学制，一切都求尽善尽美，作为耶稣会一切学院的模范。在学习期间，他非常用功， 不仅对于神学，而且在拉丁文、哲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在罗马学院，教利玛窦数学的是著名的数学教授克拉维斯（C.Clavius， 1537—1612）神父。克拉维斯是德国数学家，我国明清时译称“丁先生”， 著有《代数学》、《星盘》等，并著有拉丁文的评注本《几何原本》。利玛窦后来在韶州（今广东韶关）、北京与瞿太素、徐光启等谈论几何学及翻译

《几何原本》前六卷时，用的便是这部书。

1577 年 5 月 18 日，耶稣会总会派遣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利玛窦等四人前往印度。当时，非洲和东亚的航海与传教权都在葡萄牙国王的控制之下，利玛窦等人要去印度，必须得到葡萄牙国王的批准才行。因此， 他们从罗马经热那亚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向葡萄牙国王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和资助后，于 1578 年 3 月 24 日，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的果阿（旧译卧亚）。同行的耶稣会士共十四人，除罗明坚外，还有日后也来华的巴范济（Francisco Pasio）等。他们所乘的船名“圣路易”，是欧洲中世纪用于航海的普通帆船。舱顶高不过三尺，长不过一丈，舱中的人，仅可坐卧。航船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岸驶入印度洋，有风则行，无风则止。当时天气很热，船舱中郁闷不堪，不少人中暑病倒了，幸而船上未发生瘟疫，没有死人。

利玛窦他们在船上困居半年，备尝艰辛，于 1578 年 9 月 13 日安全抵达当时天主教的东亚传教中心果阿。

利玛窦到果阿后，身体虚弱，在修道院内休息了几个月才恢复了体力。此后又继续修习在罗马学院未学完的神学。一年后，他奉命在果阿修道院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几个月后，又被派往交阯教书半年。1580 年 7 月利玛窦在交阯晋升神甫，9 月调回果阿，继续攻读神学两年。

来华始末

1579 年 6 月，罗明坚抵澳门，专门学习中国语言，学习读写中国文字。

由于他年已三十六岁，记忆力不甚强，所以进步缓慢。在 1580 年至 1583 年间，他曾到广州及两广总督驻地肇庆活动，寻求到中国内地传教的机会。当罗明坚久居中国时，感到一个人过于孤单，中国话也说得不流畅，于是请求范礼安（ A.Vali-gnano）神甫从果阿调利玛窦来澳门做助手。1582 年 4 月15 日利玛窦接到范礼安的调令，十一天后便与巴范济一道乘船赴澳门。海上

风浪很大，利玛窦在船上重病一场，但终于在 8 月 7 日抵达澳门。他努力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国家制度和行政机构。1583 年夏，为修建教堂等事，利玛窦随罗明坚赴香山、广州，但事情没办成，不得不返回澳门。他们二人回澳门不久，肇庆知府王泮差人来告知，两广总督已同意他们

在肇庆建堂久住。实际上，这是耶稣会神甫贿使督府官员进行疏通的结果。于是，两人筹措好路费，于 1583 年 9 月初离开澳门，9 月 10 日到达肇庆。他们对王泮说，自己只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走了三四年才到达中国，希望有一个住所和建一座敬神的小教堂，以度余年，并表示一定遵守法纪、自筹经费。王泮报请总督批准他们择地居住和修建教堂①。

罗明坚和利玛窦乘此机会抓紧时间督促施工，又经过几番波折，于 1585 年建成了当时在中国内地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这两人除了监管和处理与建房有关的事务外，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语文，练习写作和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

教堂和居所建成后，总督和知府先后张贴告示，禁止任何人在此扰乱。知府王泮还赠予两块匾额：“仙花寺”与“西来净土”。在王泮影响下，肇庆府的其他官员也争相与两位神甫交往。但当地士绅百姓与他们还是有隔阂的，称他们为“番僧”，还不时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有些人甚至对他们的房屋扔石头。为了避免当地百姓的敌对情绪，他们穿起中国式的大褂长袍， 以使自己的形象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他们还决定暂时不谈宗教，并用高酬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介绍中国情况，讲解经书，以便与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又用西方科学技术、新奇的西洋方物等吸引中国人，博取当地民众的好感。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又做了以下四件事：

一是把肇庆教会图书室公开，让民众参观。二是利用刻印世界地图宣传天主教。

三是展览各种天文仪器，作为笼络人心的手段，还把自制的天文仪器赠送给当地官员。

四是刻印有关天主教知识的书籍，如《天主十诫》、《天主圣教实录》

① 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57—161 页。

等，赠送给前来参观的客人，向人们宣传天主教教义。

来“仙花寺”参观的中国学者，最注意的是挂在大厅里的一幅地图。这一地图与我国已有的《华夷图》等完全不同，特别是没有把中国画在世界的中央，而且在中国以外另有许多大国。人们请利玛窦解释世界的情形，于是他指着地图，述说自己在何处出生，由何处动身前来中国，中途经过哪些国家。大家听了都惊讶不已，没想到世界如此之大，有这么多的国家，闻所未闻，大开眼界。一些渴求知识的人便要求利玛窦把地图上的外文译成中文出版。知府王泮看了这张地图后，也吩咐利玛窦把图刻印出版。利玛窦与中国朋友一道，绘制了一幅比原图更大的地图，名为《山海舆地全图》，图上注有中文说明。后来王泮升任岭南道，当他收到利玛窦送去的《山海舆地全图》时，叹为古今奇观，立即分送远近朋友。利玛窦在肇庆还制造自鸣钟，把它送给王泮等官员。这样，利玛窦在肇庆有了朋友，有了保护他的中国官员， 有了立足点。

1588 年，罗明坚回澳门，利玛窦独自留在肇庆。

1589 年 8 月 3 日，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欲强夺仙花寺，限利玛窦三日内离肇庆去澳门。后刘继文又因担心强夺番僧寺院会引来弹劾，故又把利玛窦召回，并答应利玛窦去南雄的请求。1589 年 8 月 15 日利玛窦乘船先至韶州南华寺暂住，同行者有麦安东。

在韶州，利玛窦等受到了友好的接待，韶州同知吕良佐还答应他们可在当地光孝寺旁的一块空地上修建天主教堂。1590 年秋，教堂建成，利玛窦在这里安顿下来，一时未再提起去南雄之事。这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第二个立足点。

万历十九年（1591）正月初一，利玛窦正式接纳钟鸣仁、黄明沙两名青年加入耶稣会，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耶稣会士。

在韶州利玛窦招收的第一个学生是瞿汝夔。瞿汝夔，字太素，生于 1549 年，为礼部尚书瞿景淳之子，江苏常熟人。幼读群书，但无意仕进。父亲去世后，携妻周游各地，访学炼丹术。1589 年秋，他在肇庆见过利玛窦。当他得知利玛窦定居韶州时，即从南雄赶来，拜利玛窦为师，学习天文、算术。利玛窦以克拉维斯的著作为教材，先教给他欧洲的实用算术，后教星盘原理， 最后教欧几里得几何学。瞿学习两年，译有《几何原本》第一卷，还学会制造地球仪、星盘、象限仪、罗盘、日晷等。这些仪器有木制的、铜制的，还有银制的①。

次年正月，利玛窦在瞿太素的陪同下来到南雄，除了与官员打交道外， 也与平民百姓交往，宣讲教义，做弥撒，吸引了很多人。特别是南雄富商葛盛华（译音）入天主教后，刊印了各种介绍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广为散发， 扩大了利玛窦传教活动的影响。

瞿太素曾对利玛窦谈起，穿僧服称僧名在中国并不受人尊敬，且易引起误会，利玛窦也有这种感受。于是在 1594 年 11 月，他与郭居静经范礼安批准，始留须发，改戴儒冠，穿儒服，见客时执秀才礼，同时更加努力研读中文书籍，练习中国书法。在他们看来，中国非常尊重读书人，这样穿戴对传教是很有益处的。

① 参见刘俊余、王玉川合译：《利玛窦全集（1）——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台北光启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206 页。

1595 年 5 月，利玛窦通过给兵部侍郎石拱辰的儿子治病的机会，随石拱辰到南京。当时朝廷对私通外国人是很敏感的，利玛窦满怀希望去拜见的南京工部侍郎徐大任，徐却因担心受到怀疑而将他逐出南京。他不得不暂时退往南昌。

在南昌，利玛窦遇见了一个曾做过韶州官员的友人（德礼贤认为可能是韶州同知李春和），并经这个友人的帮助在南昌城外租房住下。江西巡抚陆万垓早就听说过利玛窦的事迹，很敬重他，并挽留他在南昌居住。此后，他又与建安王朱多■、乐安王朱多焿有了较密切的交往。利玛窦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冬，著《交友论》，绘世界舆图，并用西洋装订法装订成书，又造时钟、地球仪等。次年夏，又著《西国记法》，分别赠送给建安王和陆万垓等。利玛窦还积极与当地文人交往，在谈经论学中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为了传播教义，利玛窦曾向这些文人学者出示《天主实义》一书手稿，人们劝他刻板刊行。但利玛窦觉得还不成熟，直到 1603 年才在北京刻印。

1596 年冬，范礼安神甫任命利玛窦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监督，赋予处理中国事务的全权。并要他尽一切努力在北京开辟居留点，以便接近皇帝，争取中国皇帝的支持。范礼安甚至把赠送皇帝及大臣的礼物也运到了江西，其中有圣母像、天主像、自鸣钟等。

利玛窦接到范礼安的指示后，立刻寻求接近皇帝的方法。他先想走建安王的门路，不久发现此路不通。1598 年 6 月底，利玛窦随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离开南昌，7 月初抵达南京。应天巡抚赵可怀是王忠铭的好朋友，听说王忠铭回南京，遣人送上礼品，其中有一幅拓印的《山海舆地全图》。王忠铭看到了这幅图与利玛窦准备进献给皇帝的舆图极为相似。经与利玛窦印证后，便告诉赵可怀，绘图的人已到南京。赵可怀是从镇江知府王玉沙处得来的舆图，非常赞赏，把它刻在苏州石碑上，并附有跋语，拓印下来赠送友人。知道利玛窦正在南京，便盛情邀请他到自己的驻地句容游览，并讨论了数学问题，还请他制造历算仪器，但因利玛窦要去北京而未能实现。

辞别赵可怀后，利玛窦继续与王尚书的家人一起乘坐行李船由水路北上，经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入直隶，抵天津，9 月 17 日进入北京城。王忠铭原想进京后会升官，但事与愿违，没有升迁，一个月后返回南京。

利玛窦此后租房住下，积极向各方面活动，希望皇帝能够召见，恩准留居京城。可是，他所认识及王忠铭介绍的官员，都不肯在家里接待他。王忠铭介绍的太监见无馈赠，也拒绝帮助。各方面均闭门谢绝，利玛窦无法，只好雇船返回南京。1599 年 2 月 6 日抵南京。在这段时间内，利玛窦把“四书”译成拉丁文，还加有许多注解。

1599 年，利玛窦在南京常相过往的人有王忠铭、瞿太素、刑部侍郎王明远、刑部尚书赵参鲁、户部尚书张孟男、礼部侍郎叶向高、国子监祭酒郭明龙、翰林院编修杨荆岩、工部员外郎刘冠南与著名学者焦竑、李贽、李本固等。刘冠南帮助利玛窦购买了中意的房子，作为新居和教堂。在教堂内展览了准备向皇帝进贡的物品，以此来吸引南京的官员和名士参观。乘此机会， 利玛窦向他们讲授西洋学术，如天算、测绘地图、地圆说等，介绍西洋风俗， 解说天主教教义。又取出自造的“天球仪”、“地球仪”、“象限仪”、“纪限仪”给参观者讲解。当利玛窦参观南京观象台时，发现那里也有不少天文仪器，如“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简仪”等。他不但知道这些仪器的用法，而且指出它们有什么缺点，使听众折服，张养墨等主动拜他

为师，向他学习数学和天文知识。

南京刑部主事吴中明见到王泮刻印的《山海舆地全图》后，认为图上说明文字太少，于是商请利玛窦加以修订并另绘一幅较大的舆图，增加说明文字，还亲自写了一篇序文，刻石印制发行全国各地，该图甚至流传到澳门和日本。贵州巡抚郭子章则把《山海舆地全图》缩小，改以书籍装帧，名为《古今郡国名类》。

在南京，利玛窦不时宣讲天主教教义，并接受了一批信徒入教，但他更关心的是教会在整个中国的发展。1600 年 4 月间，利玛窦与郭居静、庞迪我、李心斋、瞿太素商量去北京进贡的事，请南京礼部给事中祝石林发给去北京的路票，庞迪我陪利玛窦一同前往。祝石林又把利玛窦介绍给押送马船的刘太监，以便乘船北上。利玛窦于 5 月 18 日由南京启程。到山东济宁时，得到漕运总督刘东星和李卓吾的热情招待，刘、李二人又帮助他重写进贡表章， 又写了几封介绍信，使利玛窦的船顺利通行。到山东临清时，遇上了皇帝派遣的税使马堂，刘太监为了及时赶到北京，摆脱马堂的纠缠，便把利玛窦之事告知马堂，说这些人带了许多新奇贵重的西洋物品，这当然是一种诱惑。马堂到船上看了贡品，表示很满意，答应立即上奏北京，实际上却想设法攫为己有。由于临清道钟万禄等当地官员的帮助，才未使马堂的贪欲得逞。

利玛窦乘坐马堂的船到了天津，等候圣旨。几天之后，皇帝指令马堂办理进贡的事。此后又几经周折，在天津等了半年，利玛窦才获准进京，于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01 年 1 月 24 日）到达北京。第二天便由太监将贡品送进宫内。这些贡品有：耶稣像、圣母像、圣经、十字架、大小时钟、三棱镜、洋琴、《世界现状》、万国图、粗羊毛布、印度布、玻璃器皿、日晷、沙漏、犀角、银币等。

在北京，利玛窦最初住在宫门附近，后又住钦天监，随时候命进宫修理自鸣钟及洋琴。后来因礼部干预，又搬到四夷馆，行动颇受限制，难以留京久住。但由于神宗很喜欢自鸣钟，且担心利玛窦离开北京后无人修理，故礼部侍郎朱国祚三次上疏要求遣送利玛窦出京的奏折，均未批复。后又在吏部给事中曹于汴的帮助下，礼部准许利玛窦搬出四夷馆，租房居住。利玛窦迁出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上疏皇帝，请求批准他在北京或其他地方居住。不久， 太监传下皇帝口谕，允许他们住在京城里。

定居北京后，利玛窦结交了许多皇亲国戚、高官显宦，而在学术上交往较多的则有著名学者冯应京、李之藻和徐光启等。定居北京六年，利玛窦不敢建造天主教堂，避免引起疑忌。他只租用平房，开展传教活动，并吸收信徒入教。万历三十三年（1605）八月间，才在顺承门（今宣武门）附近购得一所大宅，修建礼拜堂，作为北京会所。从此，天主教在中国开始站住了脚， 打开了局面。

1610 年 5 月 3 日，利玛窦一病不起，于 5 月 11 日病逝。神宗批准礼部奏请赐地，将利玛窦安葬在北京阜城门外（今二里沟）的一处由寺院改建的墓园。

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传播宗教，而且是为殖民者收集中国内地情报，为其侵略扩张政策服务。教士们的活动受到殖民者的操纵

控制，其活动经费则由殖民者资助。利玛窦也不例外。利玛窦为了要达到在中国长久居留获准传教的目的，费尽了心机，从澳门到北京，他花了十八个年头，走了一段艰苦的历程。他从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打开中国大门的路子， 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手段：

一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掌握基本的交往工具。经过多年努力，利玛窦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能用中文撰写文章和著作。

二是深入了解中国的民情风俗，并尽量按中国的风俗习惯活动。最初， 利玛窦以为和尚是中国人所崇拜的，所以他削发为僧，披袈裟。结果和尚装束不但不受人尊重，反而招来了麻烦。他及时吸取教训，改成儒者装扮，头戴方巾，身穿儒服，自称道人，行秀才礼。这一招符合中国国情，尤其适合士大夫的口味，受到中国人的尊重。

三是走上层路线，竭力拉拢和投靠上层统治者直至皇帝。他摸准了中国高级官僚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的东西更甚于自己的东西”。①因此，每到一地，故意赠送或展览陈列当时中国没有或者比中国质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动那些贪财官吏及皇帝的心，从而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找到保护人，站稳脚跟。

四是利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这个手段，笼络中国知识阶层。

当时中国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为了富国强兵，渴望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认为，“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②在交往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成了利玛窦的好友、学生或信徒，成了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柱石。

当然，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客观效果，促成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他本人也为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作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1. 数学。最先从利玛窦学数学的是瞿太素。在学习过程中，瞿太素或用中国古代算经上的术语，或用自己新创的算术术语，将学到的数学知识译成通顺流畅的汉文，交朋友传阅。一年后，他译完《几何原本》第一册，但没有刊刻。万历三十四年（1606），利玛窦在北京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至万历三十五年译完刻印。这是利玛窦首次把古希腊数学名著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几何原本》中那种严格的定义， 完整的结构，前后一贯的演绎法，不依赖于数例的纯几何证明，作图可行性的要求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几何学所没有或者说相对缺少的。从具体内容上说，《几何原本》也出现了许多对中国学者来说是新鲜的课题。比如三角形性质、两个三角形的全等，角、平行线，与圆有关的性质，一般三角形的相似，黄金分割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几何学所没有的。因此，《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被当时中国人视为一桩大奇事，人们从未见过这样论证严密的书。这次翻译用的《几何原本》底本是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斯的注释本，是利氏学过的课本，由拉丁文译成中文。①同年，两人合编《测量法义》，全书设十五个题目，说明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

在北京与利玛窦合作并听他讲授科学课程的学者还有李之藻。当利玛窦给他讲地球为圆形，有两极，天则有十天，太阳和星辰都大于地球时，他非常相信。万历四十一年（1613），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同文算指》，介绍

① 何兆武、何高济：《利玛窦的〈中国札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 年 6 期。

② 徐光启：《辨学章疏》，《徐光启集》卷九，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① 王重民：《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4 页。

了西方的笔算法等，次年刊行。万历四十二年（1614），李之藻又刻印了《乾坤体义》，书中收有利玛窦的著作，也有李之藻的著作。书分上、下两册， 共三卷。

1. 天文学。1584 年前后，利玛窦到肇庆不久，即展览并制作各种天文仪器，如天球仪、日晷和地球仪等。其目的一方面吸引当地人参观，一方面用礼品作为笼络手段，分赠当地官员。这些仪器是用铜和铁制的，对各层天作了说明，把地球表面的原来形状表示出来。又在铜板上描出或雕刻各种日晷， 分赠与教会友好的官员。还向当地士大夫讲解基督教推算日历的方法。1595 年利玛窦到南京后，除了继续制造上述各种天文仪器外，还制造了象限仪、纪限仪，并给观众讲解如何使用。

1601 年利玛窦到北京后，在天主教堂中陈列有千里镜、地球仪、简平仪等天文仪器。①又亲自用汉文撰写天文学著作或与李之藻合译西方天文学著作，如《乾坤体义》、《经天该》等。李之藻从利玛窦那里学习了西方天文数学后，以克拉维斯《星盘》（Astrorabium）为基础，编译了一部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的著作，名为《浑盖通宪图说》，二卷，万历三十五年（1607） 刊行。

1. 地理学。在地理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利玛窦带来的一幅世界地图。万历十一年（1583）当他在肇庆“仙花寺”内第一次展出时，便吸引了许多观众。这幅图与已有的《华夷图》、《天下总图》完全不同，在此图上，中国不仅未画在世界的中央，而且除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大国。这幅图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整个世界的缩影。世界五大洲的知识也随这幅图传入中国。在这幅图上标有经纬度，画了东西两半球。陆地、海洋、南北极、赤道都画得比较清楚。文字说明在地图边缘，对各地的自然环境、物产以及社会风俗都有介绍。肇庆知府王泮看了这幅地图后，要利玛窦把这幅图上的外文译成中文，把中国移到图版正中，在肇庆刻印。利玛窦按王泮的要求把舆图放大，重标经纬，图名改为《山海舆地全图》，又增添了一些适合中国人的注释。这是第一张用中文印刷的世界地图。当王泮收到此图时， 叹为古今奇观，立即赠送远近朋友。这幅图以后不断刻印，从万历十二年

（1584）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刻印或摹绘达 12 次之多，流传颇广。图名除《山海舆地全图》外，还有《山海舆地图》、《舆地全图》、《万国图志》、《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等。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进中国后，给中国增添了一些新的地理知识，如大地球形说、地图投影、地球上五带的划分、地球上海陆分布、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以及国名和地名。此外， 利玛窦还在南京、南昌、北京自制地球仪，分送达官贵人和朋友。如萧大亨、冯琦、陆万垓等均得到利氏赠送的地球仪。他的学生如瞿太素等也学会了制造地球仪。

1. 其他物品的传入。根据记载，利玛窦送给中国皇帝的物品有油画（耶稣像、圣母像）、自鸣钟、《圣经》、珍珠镶嵌十字架、《万国图志》、洋琴等①。此外送给其他官员或放在天主教堂展览的物品有：西洋纸②，西洋画③，

① （明）郑仲夔：《耳新》卷八；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尤侗：《外国竹枝词》。

① 《正教奉褒》第 4—5 页，《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引。

② 王肯堂：《郁冈斋笔尘》第四册。

③ 顾起元：《客座赘语》。

地球仪，三棱镜，千里镜④，简平仪等。关于油画，刘侗说“中国画绘事所不及”①。这是西洋油画传入中国的先声。关于自鸣钟，明末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二说是“以铜为之”，“高广不过寸许”，小巧玲珑。中国当时即有人仿制，但“大于斗”，不如西洋造的小巧。

此外，利玛窦向欧洲介绍中国的科技文化。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八年，写了十六种译著，其中流传最广、史料价值最大的是《中国札记》，此书在他逝世前几年用意大利文写成，共二十五万字②。利玛窦死后，此书手稿由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于 1614 年带回罗马。在旅途中，金尼阁将手稿译成拉丁文，加以润色并增加一些内容。1615 年在德国首次出版拉丁文本，书名为《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甫的基督教远征史，会务记录》， 五卷。以后，世界各国又有多种文字的译本。1983 年中华书局根据美国 1953 年的英译本出版中译本。在这本书中，利玛窦记载了他在中国的见闻，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到民情风俗，都有较详细的记录。他证明了契丹和中国是同一个国家，介绍了中国丰富的物产，说茶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的，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经常饮用却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又介绍了中国的漆，说涂上漆后，木器“光泽如镜，华采夺目，并且摸上去非常光滑”。他是最早把中国茶叶和漆介绍到欧洲的人。利玛窦《中国札记》是一部研究中国明代历史和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的珍贵文献。他还把“四书”介绍到欧洲。自万历十九年（1591）开始，他花了四年时间，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他赞誉中国的天文学、数学和机械工艺的进步与发达。他还通过自己实地测量并参考中国历史地理资料， 绘制了第一幅标有经纬度的中国地图寄回欧洲。利玛窦在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中起了桥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④ 郑仲夔：《耳新》卷八。

①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53 页。

② 谢方：《利玛窦及其〈中国札记〉》，载《文史知识》1984 年 6 期。

第四十七章 徐霞客 宋应星第一节 徐霞客 “万里遐征”，至死不渝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①，字振之，别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属江苏）人。祖上是江阴名门望族。曾祖徐洽官至鸿胪簿。祖父徐衍芳，曾任光禄丞。可是父亲徐有勉时家道开始没落，他为园自隐，居家治圃，或暇日带上三五家僮，来往苏杭之间，游山玩水。他厌恶达官贵人，不与官僚和乡里士绅来往。这种为人耿直和孤傲的性格，封建势力非常妒恨，所以常遭到欺压。徐有勉六十岁去世时，徐霞客已十八岁。父亲的性格和兴趣爱好，自然会对徐霞客产生影响。母亲是一个很能干的妇女。她性格开朗，通情达理， 勤劳持家，精于纺织。她织的布又细又好，织的丝绸，轻薄如蝉翼，“市者辄能辨识之”②。她不顾年老体衰，承担一切家务，支持徐霞客去旅游。她亲自为儿子准备行装，做远游冠，以壮行色。她七十三岁那年，为了解除徐霞客旅行时对她的牵挂，特意叫徐霞客陪她游荆溪、句曲，一路上有意走在儿子的前面，以示身体健壮。徐霞客能够成才并作出贡献，正是这位伟大的母亲的支持，“孺人成之也”①。

由于徐霞客家藏书丰富，所以给徐霞客博览群书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他自幼特好奇书，喜欢读历史、地理和游记一类的书籍。他“髫年蓄五岳志”②，有强烈的旅游考察愿望。万历三十五年（1607），二十二岁的徐霞客第一次走出家门。首先从家乡附近游太湖，“登眺东、西洞庭两山，访灵威丈人遗迹”③。自此以后，他不断旅游，同时不断地写旅游日记。万历三十七年，“历齐、鲁、燕、冀间，上泰岱，拜孔林，谒孟庙三迁故里，峄山吊枯桐”④。万历四十一年赴浙江游天台山、雁荡山，今存《游天台山日记》和《游雁荡山日记》。万历四十二年冬游金陵（今南京市）。万历四十四年赴皖南游白岳山、黄山，继而入福建游武夷山，今存有游此三处的游记。万历四十五年游江苏宜兴善卷、张公诸洞。陪母亲游荆溪、句曲。万历四十六年游九华山、庐山，再游黄山，存有游庐山、再游黄山的游记。万历四十八年游福建仙游九鲤湖，今存游九鲤湖游记。天启三年（1623）游河南嵩山、陕西太华山和湖北太和山，今存游此三处的游记。崇祯元年（1628），游广东罗浮山，第三次游福建。今存《闽游日记前》。崇祯三年，第四次游福建，今存《闽游日记后》。崇祯五年，再游天台，三游雁荡，今存游此二处的游记。崇祯六年至北京转赴山西游五台山、恒山，今存游此二处的游记。崇祯九年至崇祯十三年，五十一至五十五岁的徐霞客作西南“万里遐征”，所写游记为《徐

① 徐霞客原名弘祖，清代刻印《徐霞客游记》时，因避乾隆弘历讳，改“弘”为“宏”。

② 《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248 页。

① 《徐霞客游记》，第 1245 页。

② 《徐霞客游记》，第 39 页。

③ 《徐霞客游记》，第 1185 页。

④ 《徐霞客游记》，第 1185 页。

霞客游记》的主要部分，占百分之九十三。崇祯十三年六月，由云南返回家乡，病甚卧床，不能接客。翌年正月二十七日（3 月 8 日）逝世，葬于江阴之马湾。

徐霞客的主要著作是游记，还有诗文、书信等。由于战乱，他的文稿失散了不少。今存《徐霞客游记》是经后人搜集整理而成。最初以抄本流传。乾隆四十一年（1776），徐霞客的族孙徐镇将李介立抄本校勘考订，刻板印书，这是《徐霞客游记》的第一个木刻本。

徐霞客从二十二岁起至五十五岁止，三十四年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在今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北京等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留下足迹。他的旅游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线，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因为牵挂老母亲，所以以游览名胜古迹为主，出游时间不长，一般是两三个月，少则十天半月。各次之间相隔几个月或一年或两三年，最长达四年，并非年年在外， 岁岁出游。这个时期所写的游记以现存文字计算，只占整个游记的百分之七。尽管写的游记不如后期多，在地理学上的贡献不如后期大，但通过前期的旅游，他获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纠正了前人的某些错误论断。如纠正前人以天都峰为黄山最高峰的错误，提出莲花峰是黄山最高峰的正确观点。纠正《大明一统志》说雁荡山大龙湫的水发源于雁湖的错误，指出雁湖的水“与龙湫风马牛无及”①，他对某些地理现象追根寻源，提出了合乎科学道理的解释， 如天台山植物垂直分布的差异及其原因。嵩山、太华山和太和山三个地方物候不同的原因，福建宁洋溪水速比建溪大的原因等，都是这个时期他取得的重要成果。此外，还积累了许多旅行探险的经验和方法，培养和锻炼了忍饥耐劳、克服困难的精神，为后期的“万里遐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崇祯九年开始的“万里遐征”，历时四年，行经九省，路程三万余里。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遇盗、绝粮、涉险都没有动摇，矢志向前。更令人钦佩的是有百分之七的时间带病旅游考察，直到“病足不良于行”②，才被丽江太守叫人用轿子抬回家，不久即去世。他是为旅行考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在地理科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在岩溶地貌学和洞穴学领域领先西方世界达一百五十至二百年③。

《徐霞客游记》的学术价值

《徐霞客游记》虽然以日记体记录作者所见所闻，而内容非常丰富，既是一部优美可读的文学游记，又是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地理著作。记载的内容包括山川源流、地形地貌、矿藏物产、生物形态以及工农业生产状况、城市聚落、建筑、历史、地理等民情风俗。其中以地貌、水文、气象、地质、动植物等方面的篇幅最多，学术价值尤大。

1. 地貌学成就。徐霞客三十多年的旅行考察，看见过许多地貌形态。记录在游记中的地貌类型就有岩溶地貌、山岳地貌、红层地貌、流水地貌、火

① 《徐霞客游记》，第 77 页。

② 《徐霞客游记》，第 1189 页。

③ 朱德浩、朱学稳：《徐霞客对岩溶学和洞穴学的贡献及其在世界岩溶科学史中的地位》，《徐霞客研究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

山地貌、冰缘地貌和应用地貌七种。被他描述过的地貌形态名称多达一百零二种。其中我国西南地区岩溶地貌尤为详细。

地表岩溶方面，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我国东南、中南和西南地区岩溶地貌最发达的地区，非常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了这些地区地表岩溶的各类地貌形态，如石芽、溶沟、岩溶裂隙、落水洞、漏斗、竖井、溶蚀洼地、岩溶槽谷、岩溶盆地、盲谷、干谷、岩溶嶂谷、天窗、天生桥、岩溶湖、岩溶泉、峰林、孤峰、岩洞、穿山、溶帽山等。他所记的这些地貌形态的名称，有的与现在的一致，有的则不相同。如石芽、溶沟他称“石萼”、“花萼”、“石纹”、“石齿”、“石骨”；落水洞他称“仰釜潭”、“窞”、“龙珠穴”；漏斗他称“釜底穴”；竖井他称“深井”；溶蚀洼地他称“盘洼”、“峒”；岩溶槽谷他称“坞”；岩溶盆地他称“盘壑”、“甸”、“坞”；盲谷他称“落水坑”；干谷他称“枯涧”；岩溶嶂谷他称“峡”；岩溶天窗他称“石隙”、“石窍”、“石窦”；天生桥与现在一致；岩溶湖他称“池”、“塘”、“潭”、“海子”、“湖”；岩溶泉他称“泉”；峰林他称“石山”、“石峰”，孤峰他称“独山”、“独秀”；岩洞他称“岩”；穿山他称“月岩”、“穿山”； 溶帽山他称“土山顶上的石峰”。此外，徐霞客还对岩溶地貌的分布范围及地区差异作了精辟的论述。由此可见，徐霞客对地表岩溶地貌已有一套系统的分类和命名。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对地表岩溶有深入而系统的考察研究，是做不到的。

地下岩溶方面，徐霞客的论述也非常精彩，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溶洞、洞穴堆积、地下河、地下湖、洞穴瀑布等。徐霞客的论述是建立在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考察基础上的，因而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徐霞客游记》中记载的溶洞共二百八十八个，经他亲自入洞考察的有二百五十个，占百分之八十七，这个数字不包括他游过但现存《徐霞客游记》中没有记载的溶洞，如张公洞、善卷洞等。①描述洞穴的内容包括洞穴大小和洞口方向，洞穴类型和形态结构，洞穴堆积，洞穴生物，洞穴气候，洞穴音响，洞穴考古，洞穴利用， 洞内石头的颜色，洞穴成因等十二项。有的地方还记述了他考察洞穴的技术。这是一部相当完整的世界最早的关于岩溶地貌学和洞穴学的科学文献，反映了当时世界的最先进水平。徐霞客则是世界最早的伟大的岩溶学家和洞穴学家。

1. 水文学成就。《徐霞客游记》用较大的篇幅描述了各地的水体类型和水文特征，记载大小河流五百五十一条，湖、泽、潭、池、沼泽一百九十八个。对河流水文的描述包括流域范围，水系，河流大小，河水的流速，含沙量，水量变化，水质，分水岭，伏流，河床的地区差异等。为了论证长江的源头，晚年他专门写了《江源考》，据理反驳“岷山导江”的错误，理直气壮地主张：“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②。为人们正确地认识江源作出了贡献。

《徐霞客游记》把沼泽称作“阻洳”、“湖”或“干海子”。当他考察了云南保山大寨的干海子后，写了一篇相当精彩的论述沼泽形态、性质、生产性能、水文特征的专题论文，把这个沼泽的形状、大小、生物、土壤、水文、生产、交通、物理性质作了详细的描述。像这样详细而具有科学价值的

① 唐锡仁、杨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2 页。

② 《徐霞客游记》，第 1128 页。

论述沼泽的文献，在徐霞客以前没有出现过。根据徐霞客的描述，现代地理学者认为这个沼泽“可能是一片泥炭沼泽地。在这片泥炭沼泽地里，上面生长着‘芜草青青’的茂密植被，下有‘草土浮结’和‘芜土交陷’的泥炭层， 而且还有补给沼泽的溪水流经其间”①。这个地方，现在已建成水库，叫做大海坝水库②。再也见不到当年徐霞客所描述的景象了。

《徐霞客游记》关于地下热水的记载也很丰富。他把水温不同的地下热水分成四类：(1)冷水泉，与冷矿水相当，水温在 25℃以下。(2)温泉，与低中温热水相当，温度在 25℃—55℃。

(3)热水泉，与高温热水相当，温度在 55°—90℃。(4)沸泉，与过热水相当，温度在 90℃以上。徐霞客对地下热水的分类跟现代地下热水分类很接近，难能可贵。此外，记载了当时人们利用地下热水资源的各种办法，如沐浴、治病、食品加工、提取地下热水中的矿物资源——硫黄、硝等。

1. 人文地理成就。《徐霞客游记》中有不少人文地理内容，如手工业、矿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贸易、城镇聚落、少数民族、各地民情风俗等。如，书中记载了煤、锡、银、金、铜、铅、硝、盐、雄黄、硫黄、玛瑙、大理石等十二种矿物的产地、开采和冶炼情况，是明代重要的矿冶史料。

2. 文学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地理名著，因为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才得以流传。如《山海经》、《水经注》、《法显传》等。《徐霞客游记》也是如此。书中描写事物所采用的清新优美文笔，使读者爱不释手。乾隆四十一年以前的一百三十五年间，完全靠读者用笔抄写来流传。乾隆四十一年以后，才有刻本流传。对《徐霞客游记》的文学价值，不少名家有过中肯的评论。有的说它“真、大、奇”①，有的说它“直叙情景，未尝刻画为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古今纪游第一”②。有的说它“游记之夥，遂莫过于斯编”③。有的说“其笔意似子原，其叙事类龙门⋯⋯凡在编者，无不搜奇抉怪，吐韵标新，自成一家言”④。这些赞美之词是实事求是的，一点也不过誉。徐霞客是当之无愧的游记文学大师。

总之，徐霞客既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他在地理科学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同时也在文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徐霞客游记》既是一部杰出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徐霞客及其游记同时在科学和文学两个领域中放射出异彩，耀眼夺目。

① 赵德祥：《我国历史上沼泽的名称、分类及描述》，载《地理科学》1982 年 1 期。

② 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下册），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02 页。

① 钱谦益：《嘱徐仲昭刻游记书》，见《徐霞客游记》（下）第 1179 页。

② 潘耒：《徐霞客游记》序文，见《徐霞客游记》（下）第 1258 页。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④ 奚又溥：《徐霞客游记序》，见《徐霞客游记》（下）第 1258—125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