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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部分 乡村振兴篇
样板化、错位化、非农化：警惕“三化”跑偏乡村振兴轨道
谭元斌 郭强 宋晓东 汪军 刘良恒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当前在一些地方，乡村振兴战略甫一起步，就存在跑偏苗头：乡村振兴“样板化”、建设主体“错位化”、发展取向“非农化”。这些倾向与中央倡导的战略要求是否相符？与农民群众的期待是否合拍？
谨防乡村振兴跑偏，需要真正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和内涵，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需要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七条道路”：“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走共同富裕之路、走质量兴农之路、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走乡村善治之路、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一、乡村“样板工程”易沦为“面子工程”“烂尾工程”
示范点、产业园、特色镇：乡村振兴看“样板”？
中部某县一个村庄内，假山、石桥、廊道、花坛、护栏、凉亭、广场、停车场、公共卫生间、污水处理设施等一应俱全，人居环境媲美城市优质小区。“这是我们高起点规划、大手笔建设的一个示范点，共投入1200多万元，还专门聘请了北京一家规划机构设计。”当地乡镇负责人说。
“一个乡镇一般只能搞一到两个点。”该县县长坦言，当地共有自然村2000多个，不可能每个村都按照这么高的标准打造。
为彰显“村容整洁”，个别村落被如此精心塑造成示范点，而在另一些地方，乡村“产业兴旺”被刻意标识为一个个产业园区。在一些地方主政者看来，产业园区多，乡村振兴自然“差不了”。
贵州某县拥有８个省级农业示范园区，在全省位列前茅。该县下面的乡镇又建有“园中园”，粮油、蔬菜、畜禽、水产等各类产业项目充塞其间，近20个乡镇仅有2个没有农业示范园区覆盖。“目前可以说，村村都有大工地。”一名乡镇负责人说。
“如果发展不科学，大上项目问题会比较多。”当地干部透露，该县“摊子铺得大”，近年来农业产量虽有提升，但产地分散，加工能力匮乏，农产品供给大而不强，农业生产利润率降低。
“产业”不够，“特色”来凑。欠缺农业自然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一些地方，则热衷打造特色小镇，速成特色样板。
贵州一位镇领导向半月谈记者介绍，镇里正在规划建设一个能容纳５万人左右的特色小镇。实际上，这个镇目前的总人口才４万多人，并且当地的小城镇建设已经初具规模。
在贵州北部，距离县城相对偏远的某乡镇，正规划打造一个与五台山、青城山、峨眉山、梵净山等媲美的4Ａ级景区。镇党委相关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地着手建设“百园之镇”，两年之内的目标是100个山地公园。为一睹这“世界级名山”，半月谈记者驱车从县城出发，约一小时的山区公路，坡陡弯急。一路上可见当地村庄为响应乡村旅游发展的号召，处处开工，大搞开发。
“样板化”流于“同质化”，“铺摊子”易变“烂摊子”
乡村振兴并不是不需要示范或样板带动。但有的乡镇看到别的地方树立样板，为避免“矮人一头”，不顾自身条件，“硬着头皮也要上”，项目摊子也越铺越大。其中“样板化”流于“同质化”、“铺摊子”易变“烂摊子”的风险不可不警惕。
半月谈记者走访一些乡镇建设项目发现，不少村庄的民居和街道风格统一，样式造型设计思维单一。走在街道上，大都有刻意打造出来的古风古韵的店铺，很少正常营业，门庭冷落。
在河南一个传统农业村，半月谈记者看到了一个扶贫“样板工程”未成形即遭废弃的景象。刚刚修建的扶贫车间，除了几台缝纫机和堆着的布袋子，空无一人。
“这个扶贫车间是为了就近解决农民就业问题，而直接复制别处经验建设的。”该村驻村书记介绍，扶贫车间用于村里留守妇女闲时制作布袋，但是由于没有开拓出真正的市场，帮扶性订单结束后出现了“活跟不上”的问题。群众不赚钱，干了一段时间纷纷离开，大家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打击。
这种没有市场、没有成熟工序、没有健全管理机制，只是照抄照搬别村经验的项目工程，并没有如愿成为“样板工程”。而前期投入很大、已经树起来的一些“样板工程”同样潜伏着不小的风险。
为快速推进乡村振兴，有些地区在农业生产方面将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作为重要抓手，有的统一要求推进土地流转，大搞项目，强力招入企业、大户流转土地。部分乡镇只注重引入项目，并没有做好相关项目的长期培育、整体配套、市场开发等工作，进入的农业企业和工商资本一旦面临市场困境，就可能出现企业或大户卷铺盖走人，留下项目“烂摊子”。
河南某县一家酒业制造企业与当地合作社和农民签订了高粱种植协议，农民种植的高粱成熟后，企业组织收割工作，并承担收购、加工、储运及销售。然而，由于近年来酒业行业整体形势变差，企业出现了资金困难、不兑现责任的问题。成熟的高粱在地里没有人收割，农民即便自己收割了，也不知道去哪里销售，农民权益受到侵害。
湖北西部的一个村围绕乡村旅游布局发展采摘产业项目，是当地一个较为富裕的明星村，然而光鲜之下亦有隐忧。2017年当地葡萄滞销，引发上访。“几年前，村里动员大家种葡萄，农户都很积极，但也担心都种葡萄将来卖给哪个。村干部说卖给游客。2017年葡萄多了，卖不出去，价格压得很低，连工钱都挣不回来。”在这名村民小组长看来，这是粗放式开发项目的必然后果。
在湖南某村，六七百亩的良田而今长满荒草。村民告诉记者，一位私企老板租用当地林地和耕地建起了一家综合农庄。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后，农庄生意一落千丈，老板欠了大量外债，2013年跳楼自杀，企业破产，这家农庄从此就人去楼空了。
“要面子不要里子”招民怨，“样板化”造成公共资源分配失衡
“要面子不要里子”，是乡村发展“样板化”走偏的集中体现，最终损害的是农民利益。一些深受华而不实的“样板工程”之苦的农民反映，有的示范点小区表面光鲜，实则缺乏必备的公共服务支撑。有的新小区，房子建了五六年了，连路灯都不装。
湖北某村是当地政府打造的一个亮点。村里数十户搬迁户的二层小楼排成一线，整齐大气。令人吃惊的是，这里村民长期吃水的困难却一直未解决。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告诉记者，她搬到村里有四五年时间了，几乎年年都缺干净水。夏天涨水的时候，水龙头放出来的是泥巴水。在外做生意的儿子只好开车回来拖水。
“房前几十米外是排水渠，因长期不清理，垃圾遍地。”一位村民说，乡村振兴不能只有面子、没有里子，房子建得再漂亮，基本服务跟不上，振兴只能是空谈。
乡村发展“样板化”走偏也造成公共资源分配的失衡。少数基础好、有区位优势的行政村甚至自然村，集聚了大多数的公共资源，缺乏优势的村则项目难求，甚至在行政村内部，也会产生不同自然村的资源分配不均。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认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政府应合理使用公共财政资源，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是一项基础工程。一味样板示范的马太效应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均甚至不公，背离了公共资源的属性，削弱资源使用绩效，而且会影响政府公信力，造成政府与群众关系的疏离。
二、“一头热”：政府主导百姓旁观？
政府规划宏伟，村民不当回事
乡村振兴迫切需要凝聚力量，群建共治，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让农民群众唱主角。但目前不少地方是政府单方面地主抓、主推一些需要共同努力的乡村事项，农民群众反而缺席、失语，漠然旁观。
半月谈记者在中西部一些乡镇采访时，有的党政主要领导特别乐于介绍当地的规划、建设和发展，都有很系统的思路和很超前的理念，并且总结出一套模式，或用数字代表，或用文字概括。记者走村串户采访发现，实际上，村民鲜有人知道，甚至一些基层干部也搞不清来龙去脉。
在贵州省北部一个经济基础较好的乡镇，镇里的一位主要领导说，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实现“一村一品”，规划发展产业4.8万亩，涉及几十家企业，目标是打造成“春赏花、夏纳凉、秋品果、冬看雪”的理想之地。
“人在花园里，花在公园中。坡坡花果山，田田蔬菜园。户户农家乐，人人小康家。”这位负责人向半月谈记者介绍了自己的一套乡村建设理念，称规划是第一位的，要有长远眼光、大作为。这个乡镇的村民却普遍表示，并不清楚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如今村村都在搞建设，很少征求村民意见。
村民没有参与感，自然也难以体会到获得感。在贵州某乡镇，工程建设如火如荼，清淤泥，修建筑。当地正按照“农民自有闲置房改经营房、自留地改体验地、老百姓改服务员、保青山留乡愁”的模式推进特色民宿发展，由公司统一租赁、统一装修、统一经营管理村寨农民闲置住房，打造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名片。
记者一走进村庄，就有村民站出来表示不满。当地干部和旅游公司一位负责人解释，个别村民喜欢找事，但绝大多数村民是满意的。
半月谈记者在河南某县发现，当地加大力度建设美丽乡村，在村里建了党史馆和村史馆，虽然没有特别豪华的设施和投入，但建设得颇有现代城市展览馆的样子，同时还建成了当地戏曲、名人的历史展览馆。
然而，在村中走访发现，一些群众的房子仍然很破旧，村道还是狭窄坑洼，垃圾随处可见，和设施先进甚至略显气派的村史馆比起来，整体村貌让人更有落差感。
当地群众对这些政府所倡导的乡村文化建设没有太多好评。有的说，这些地方建好了以后从来没去过，“就摆那几样东西有啥好看的，还不如建个广场，说话还有地方待”；“建这些都给外人看的，村里人没人当回事”。
“干部干、群众看”，代替包办现象突出
在政府强力主导、公司强势执行之下，农民群众的意见在一些地方乡村建设中“被绝缘”。村民认为，重金打造出来的村容村貌、大铺摊子搞出的政绩项目，又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记者，过去，村里修条路，家家户户都会积极投工投劳，十分热闹；现在，农民都忙着在外打工挣钱，村里的建设主要靠政府推动。半月谈记者在河南一村庄发现，虽然村里正热火朝天地改水、改厕、改路，却少见村民投工投劳的身影，村庄整治基本上靠政府请人在做。
许多基层干部反映：“现在能让老百姓配合你就不错了，还指望他帮着你做工作？”村民的表现却是：“这是政府的事，就应该干部来做。我们为什么要出钱出力？”
“基层干部为了做工作累死累活，村民却在一旁看，这不仅增加了政府的治理成本，也是一种角色的错位，并由此引发了许多新问题。”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认为，乡村振兴不能政府包办，“剃头挑子一头热”。
乡村振兴须激活农民首创精神和内生动力
农民主体作用发挥不足，有农民自身的原因，也有政府的责任。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强势介入基层自治事务，乡村基础建设、公共服务难以走出大包大揽的思维方式，“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往往只剩下“政府主导”式的单打独斗。
振兴乡村，农民其实有强烈愿望参与其中，但一些地方未能正确处理以政府为引导、以农民为主体的关系，缺乏有效措施，农民参与不进来，其积极性自然也就发挥不出来。
在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人翁的地位不容动摇和错位。王德福等专家认为，政府的工作应“以人民为中心”，更多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服务于民。这就需要基层工作创新群众交流通道，打造百姓参与平台，建立基层服务机制。
激活农民的乡村振兴主体地位，需要提供更多条件，给农民赋权、放权。政府重在把握宏观方向，具体规划建设、上项目，可由市场与村民自主衔接。这既可避免乡村“千篇一律”“千城一面”，又能激发村民的首创精神和内生动力。
三、谨防克隆城市不姓农
工商资本强势圈地，房地产开发成“光鲜”产业
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从单纯的种粮务农、进城打工以外，实现三产融合，开拓农民就业增收的“第三空间”。
然而，在政府大力助推之下，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后，有相当一部分从事的并不是农业生产经营，出现了“房地产化”“圈地化”的苗头，偏离“三农”轨道。
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低，粮补等都是直补给承包农户，而搞其他种养业或经济项目开发效益普遍要高，某些工商企业和大户借土地经营权流转之名，擅自将农田“非粮化”，改成养殖场、花木基地、农家乐、私人会所等，甚至打“擦边球”，“以租代征”，搞工商项目开发。
“圈地”却不直接开发，是“非农化”的一种典型表现。“我身边就有朋友干这个，利润空间很大。他们一次跟农民签约很多亩，再转包或分包，看哪个老板有能力来要地。他们待价而沽，从中赚取差价，转包不了就撂荒。”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官锡强坦言。
在“非农化”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也成为诸多地方青睐的光鲜产业。中部的一个新村建设点矗立着一排整齐漂亮的两层半小楼，当地干部说，这些房子是他们利用村庄整治中节约出来的土地开发的商品房，已经开始对外向城里人销售了。
更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许多实力雄厚的大资本看中了农村的绿水青山，以“养生谷”“健康小镇”“养老医疗”等为名，从事旅游地产开发，在山谷中建设可以出售的别墅，以及高端酒店和休闲度假设施。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说：“如果任由‘非农化’主导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政策，最终结果非但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受益有限，反而加剧强势资本对乡村资源的侵占，瓦解稳定乡村社会的根基。”
农村没了“农味儿”，乡村振兴成“拷贝”城市
从乡村发展价值取向来看，一些乡村建设不注重保留本地鲜活的“农味儿”，一味地向城市看齐，误以为乡村振兴就是对标城市，就是对标高楼大厦，从而失去了乡土文明固有的“精气神”。
一段时间以来，有的地方完全不顾及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强推农村新社区建设。一些农村社区看似道路、广场、花坛、商铺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和城里的小区没有两样，但老百姓生产、生活变得颇为不便。
半月谈记者在中部某县采访看到，当地一个迁村并居项目由政府投资，在集镇附近建设了一个社区，在社区建设规划图中，房屋的户型结构完全和城市居民小区并无二致，还在房前画上了停车位等。小区整体房屋是徽派风格，房屋面积也是按照县市商品房最热销的三居室设计的。
如此精美的设计对一些村民来说，并不实用。“习惯了一家一户的院子，弄一片停车场还不如给每家一个小院来得实在。”一位村民说，三居室在农村不适合，“分了家的老两口住太大了，没分家的几辈人一起住又不够”。
近年来，特色小镇建设也如火如荼。不少地方仅仅抓住当地一两个传说故事，就建起了相关主题的特色小镇，清一色的仿古建筑，标配的商业街，商户销售的也不过是各个市场的“大路货”，几乎看不到与特色乡镇相关联的文化印记。
预防“非农化”，留住乡愁记忆
当前的乡村振兴必须从产业和乡村风貌两个方面保留其姓农的特色。
黑龙江省农科院原总经济师矫江、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蒋和平等专家建议，首先要认识乡村建设开发的复杂性，做好风险预估，在资本下乡项目启动之初就要做出详细研究。要对农村资源价值和开发风险做专业评估，对资本方的履约能力进行有效认定，对履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做出明确的预判和约定等。
同时，建立工商资本投资清单制度和资本准入制度。湖南省农业委员会农村经营管理处处长董成森认为，应结合当地农业农村发展情况，编制工商资本投资规划、投资指南等，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发展薄弱环节，如发展装备农业、现代种养业、智慧农业、农产品流通等新业态。
实现产业兴旺，须让农业现代化接地气，带农味儿。在贵州遵义市汇川区召开的2017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创新助推乡村振兴发展大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表示，要立足农业现代化的生产、研发、科技服务体系，真正实现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推进乡村振兴，对土地用途管制不能偏松，须有效防止“非粮化”“非农化”。湖南省委讲师团教授、湖南省政府参事室智库联盟专家彭宏杰建议，加强资本下乡对土地用途管制执法检查，将流转耕地用途检查纳入县乡两级日常土地巡查范围，确保对耕地流转用途监管到位。
保留乡村风貌神韵，唤醒乡愁记忆，是当前乡村振兴中亟待加强的内容。一些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城乡融合发展不是将农村变为城市，城乡一体化也不是城乡“一样化”。尊重村庄自然肌理，尊重乡土文化，回归乡音乡味乡情，让村庄各显其美， 才是农民熟悉的、想要的乡村。
在江西南昌市青岚湖边的西湖李家村，马头墙巍耸，红石路蜿蜒，路旁、山冈、塘畔、湖滩，处处绿树成荫，村民们安居乐业、和谐礼让蔚然成风。
70多岁的李豆罗曾任南昌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10年退休后，他放弃城市生活，回到家乡。改造土坯房，修建农博馆，恢复传统民俗，发展乡村旅游……在他的带领下，西湖李家村这个日渐萧条的古村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古村神韵，田园稻香，塘中莲藕，山间鹭翔，农家饭菜，湖边泳场。”这是李豆罗为西湖李家勾勒的新田园图景。“农村就是农村，农村就要像农村。”李豆罗说，现在不少地方搞新农村，是搞城镇化、工业化，而他的理念是山水化、田园化和新农耕文化、新乡风文明。
除了厕和路，还有哪些短板掣肘乡村振兴？
周楠 吴锺昊 管建涛
习近平总书记对解决农村厕所、农村道路问题先后做出重要批示，点中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的两块软肋。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但受历史欠账较多、资金投入不足、融资渠道不畅等多种因素制约，水、电、气、物流、污染处理设施等也存在突出短板，成为乡村振兴道路上的五大“拦路虎”。
水：安全饮水难保障，农田水利仍薄弱
南方多喀斯特地貌区，下雨三日涝，天晴三日旱，导致饮水难成为普遍问题。虽然有的村庄在地方党委政府的帮助下，打了水井，但地下水钙质含量过高，仍会对村民身体健康带来影响。“期盼能喝上干净、健康的自来水，这是我们最大的梦想。”湖南省邵阳县的村民陈响英告诉半月谈记者。
近年来，各地通过加快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大范围的“饮水难”已经很少见，但是饮水不安全、不健康、不稳定等问题非常突出。半月谈记者发现，部分已建饮水工程建设标准低、供水保证率低、水质合格率低，虽然解决了方便用水问题，但没能保障安全用水、健康用水。加上农村饮水工程重建轻管，缺乏管理人员和运转经费，已建工程出现问题概率高、报废率高，工程使用寿命短。
与饮水安全建设类似，农田水利建设同样存在诸多问题。多名水利干部反映，近年来重点攻坚工程主要在水库和主干渠道，忽视了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小水窖、小水池、小塘坝、小泵站、小水渠等“五小水利”工程普遍带病运行。
【记者评点】要解决农村“水”的困局，既要政府加强推动，继续加大投资，又要加快农村供水设施产权制度、农村水利设施建设管理机制等多方面的改革，以适当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本，打破单纯由政府或者市场的建设管理模式，靠政府加市场的“两条腿”走路。
气：能源结构单一落后，沼气叫好不叫座
在黑龙江省延寿县六团镇东安村村民张静国的眼里，燃气是农村生活中的一大短板。他告诉半月谈记者，家里电路老化，做饭炒菜很少用电器，更多是依靠烧秸秆和燃煤，偶尔用煤气罐，还提心吊胆的。当地多户农民说：怕煤气罐发生爆炸啊，要是能有更安全、方便的燃料就好了。
农村能源目前以罐装燃气和煤炭、木柴为主，既不安全也不环保。在现实操作中，燃气进村遥不可及，甚至连就地取材的沼气推广也面临多重困难。
半月谈记者在全国多个省份调研发现，沼气近年来面临推广难度大、部分闲置浪费、运行效率偏低甚至成为安全隐患等问题。数据显示，南方多地的沼气普及率低于20％，但这一不高的普及率仍被业内质疑——目前建成的沼气池，至少有不低于30％被闲置废弃，部分被废弃的沼气池甚至成为安全隐患，易导致中毒事件发生。
究其原因，既有沼气建设成本较高、农村养殖散户减少导致原料供应不足的原因，也有沼气推广存在“重建轻管”倾向导致农民建池意愿减弱的因素。湖南多地农村反映，以前安装的沼气热水器一旦损坏，很难得到及时维修，很多村民因此打消了安装沼气的念头。
【记者评点】要加快农村能源结构升级，还是要大范围推进沼气建设。在考虑农村养殖产业结构变化的前提下，调整农村沼气扶持政策，重点鼓励以村为单位、引入社会资金的大中型沼气池，进行集中供沼气，甚至可以考虑沼气发电上网。
电：局地电网老化薄弱，改造升级刻不容缓
过年过节遭遇停电，是中西部省份部分农村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尤其是春节期间，大量人口返回农村，各种电器全部开动，老化的农村电网难以承受，时常出现跳闸停电。“发生过除夕晚上停电，饭菜刚在电磁炉上做到一半，最后又要烧柴烧煤煮饭炒菜的情况，很影响过节的心情。”多名年轻人对半月谈记者提到此类情况时仍很生气，甚至表示不愿再回农村老家过年。
江西省宜春市温汤镇水口村依托当地的温泉资源发展乡村旅游，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2005年就在这里开民宿的汤晓红告诉半月谈记者：“现在水口村什么都方便，就是供电跟不上，一到冬天空调就带不起来。农村要发展旅游业，必须解决好电力配套的问题。”
在北方部分农村，很多村民一直期盼灌溉的机井能有通电配套，这样机井就能像家里的电器一样，一键通电，一键开工。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大力推进，部分农村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与日俱增，有的农村还出现了小微企业，用电负荷加剧。但是，农村电网长期以来存在电源点不足，负荷分布不均，一些偏远地区供电半径长，网络损耗大，低电压，部分设备老化等问题，出现“小马拉大车”的现象，限制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部分农村只是实现“通了电”，远未达到“通好电”，没有达到电压稳定、供电持续，老旧的电网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脱贫攻坚的拦路虎。
【记者评点】要尽快升级改造农村电网，在继续加大投入的同时，回顾总结上一轮农村电网改造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农村供电设施过载和“低电压”“卡脖子”等问题，立足长远，统筹做好新一轮电网的发展规划，并尽快改造升级到位，让“拦路虎”成为农村发展的“加油站”。
垃圾：污染物成“生态炸弹”，美丽乡村遭遇困扰
生活垃圾遍地都是、禽畜粪便随处可见、农药瓶和塑料袋散落农田……在黑龙江省嫩江县林业局副书记李铁辉看来，农村垃圾不清除、农村环境不改善，清洁宜居就难实现。
当地农民告诉半月谈记者，不同于城市有专门的垃圾清运机构，农村的垃圾常常没人管。好一点的由村里每年整体清理一两次，差一点的只能靠风吹、靠水冲。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同样滞后。不同于城市有下水道、排污管、污水处理厂，农村的污水大多是直排进入农田和江河水道，易造成难以挽回的水体污染。
江西省确立的120个百强中心镇，也仅有30余个乡镇建有污水处理设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依旧缺乏污水收集、输送和处理设施。
南昌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朱乐辉认为，一方面农民群体对保护环境的认识和意识不足，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农村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和污水回收处理建设滞后。一个中型规模的镇，把污水管网全部建好需要花费数千万元，这对于基层政府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记者评点】除了加大对企业的政策引导之外，更要理顺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管理体制，探索建立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统一管理体制，鼓励实施城乡生活污水“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集中处理与农村污水“分户、联户、村组”分散处理相结合的模式，推动农村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推广建立村庄保洁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美丽乡村。
物流：成本高速度慢，“最后一公里”困扰现代农业
2017年以来，黑龙江省兰西县康荣乡荣显村利用距离哈尔滨市区比较近的优势重点发展“互联网＋农业”。村支书刘百森告诉半月谈记者，随着村里与外界联系越来越多，农村物流短板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刘百森说，村里为打造绿色农业，在400亩瓜菜基地里安装了摄像头，保证绿色生产过程，这种绿色有机蔬果也深受城里人欢迎，但在实现第一时间进城却遇上难题，物流成本太高。例如，香瓜因能卖到每斤20元，所以能分担一部分物流成本。但菜花每斤才卖1元，有时候甚至只能卖几角钱，如果物流费要高达每斤4元钱，村民就要亏本了。
半月谈记者在多个农业大省了解到，农村物流成本高、速度慢、服务差问题目前比较普遍。江西省商务厅现代服务业处副处长潘茂栋说，农村物流不完善，配送时间长、成本高等因素制约了农村电商的发展，特别是县域冷链仓储配送体系发展滞后，影响了农村生鲜农副产品的外销。
江西易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毛丽汀认为，站在物流企业的角度，农村地区的物流企业发展也面临人才短缺、资金不足、发展后继乏力等问题。
【记者评点】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以农村物流高度发达为保障，各地应当以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为抓手，完善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推动试点县通过电商实现“产品、品牌、物流”整合，引导完善快递物流布局，建立乡村双向物流配送体系，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
豪赌、网赌，赌掉乡风文明
程士华 王林园
当前，赌博之风在部分农村地区未得到根本遏制，新型赌博快速扩展，传统赌博方式也近乎公开化。赌风不绝，容易衍生基层黑恶势力，同时侵蚀乡风文明。
每月交1万保护费，赌场“抽水”来钱快
“因为平常很少在老家，我成了村里的生面孔，结果一进村就被地下赌场拦了，不让我进村。”一名蒙姓村民对半月谈记者说，大约在两年前，他开车返回位于西部农村的老家，刚进入村里，就有年轻小伙子让他打开车窗，盘查他的身份。
半月谈记者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一名参与过农村地下赌场运营和管理的村民王华（化名）。他告诉半月谈记者，这种拦车的情况是有的，如果车主不服气敢还手，也很可能被打一顿。事后，赌场老板会找关系摆平，砸坏的车子，老板赔钱修车，打伤的人，老板出钱治疗。拦车人员是赌场放风巡逻人员，每个放风人员都配发对讲机，如果村口的放风人员觉得有异常，会立即通报给村里的赌场负责人，赌场方面会立即进行疏散躲避。
王华参与的赌场由10多个人合伙运作，这些人也大都在赌场赌博，这样可以营造赌场的热闹气氛，吸引更多的赌徒前来。
地下赌场流动设赌局。为了避免引人注意，地下赌场不是每天都有，赌场的地点也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现在农村闲置的农宅比较多，也比较好找地点。一般一周开一次或者半个月一次，根据参与人数多少、参赌意愿等来决定是否开设赌局。每次开设赌局时，一般需要10个人来组织运作，有负责外围巡逻放风的，有负责抽水的，有负责维持场内秩序的，有负责收支账目统计的，大家各司其职。
地下赌场定期向保护伞交保护费。赌场每月按时交保护费1万元，这样派出所就不会前来查赌场了。此外，某些勾结赌场的公安人员还会通过查处该乡镇辖区内的其他赌场，一定程度上保障这家交保护费赌场的客流相对充足。
赌场怎样确保客户来源？王华告诉半月谈记者，喜欢赌博的人，一般都有一定朋友圈子，很多客户带着人来，赌场会向带来客户的人支付一定报酬。比如某些与赌场合作的司机，他们知道每次开赌的时间和地点，他送来了客户，那么赌场会支付给该司机车费、餐费。在这种情况下，正常车费只需要100元，司机开口报价说车费200、300元，赌场一般也不会讨价还价，赌场老板希望司机带更多人前来赌博。
赌场抽水一般抽取赌资的10％。王华说，他们这个赌场开销都没有发票对账，比较随意，比如10个马仔，白天100元，晚上也是100元。各个环节都会随意扣留一些进自己的口袋，比如抽水人员实际抽水10000元，他只上交9000元，一般也没人会追究。
道路边、商店旁，农村豪赌近乎公开化
大年三十深夜零点，广西武宣县尚文村主干道的一个商店前，灯火通明。门外门里，各有一个牌桌，村民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有满头白发的老头老太，也有刚刚外出打工回来的小伙子，不断有人离开，又有人加入。一名头发花白的大妈一会儿就输了700元，心疼得愁眉紧锁，随即向其他村民借了300元。
半月谈记者向里看到，中间的桌面几乎堆满了百元面额的纸币，里面坐着4人，是主要参赌人员，围观者是“赌外围”，可选择4个参赌人员之一进行附加赌注。
大年初一，半月谈记者在另一处商店看到同样场景，只是牌桌数量从２处增加到了5处。有的牌桌以老人为主，赌注金额较少，有的每次下注为一两元，有的每次下注二三十元，主要以娱乐性为主，每局耗时较长；有的牌桌上年轻人多一些，赌注金额较大，每次动辄都是数百元下注，每次抓牌三张，当地称为“赌三公”，直接比大小，输赢较快，金额较大。一名小伙子两个小时把带来的9000元输光了，又找人借1000元继续“赌外围”。还有人在一小时内就输了４万元。
除了公开赌，电子赌局在农村也屡见不鲜。半月谈记者在一个农村商店看到“金蟾捕鱼”的电子游戏机变为赌博工具。有村民支付30元钱赌资后，启动机器获得300发子弹，发射子弹打到大鱼，获得1200发子弹奖励，然后可获奖励120元。
跨地区的网络赌博在农村青少年中流行，并使其深受其害。河南、广西等地公安机关表示，从近年查处的赌博违法人员情况看，青少年参赌者逐年增多，不少农村青少年在网络赌博中寻求刺激，成为网络赌博的主要群体之一。
微信转账、电话下单，地下六合彩泛滥
在广西一些农村，地下六合彩泛滥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半月谈记者随机接触到10多户农民，每家都有人买地下六合彩，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村干部。
“最多的时候，全村约有30％的农户买六合彩。”尚文村村委会主任吴天养坦言，类似情况在其他村，同样普遍存在。一名曾任村小学校长的人说，有次学校开家长会，他的发言还没结束，就有家长打断发言，说“马上要开码了”，要早点回去。
购买地下六合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渠道，微信下单和现场购买。不少在外务工的尚文村村民反映，现在手机上网很方便，有的人长期开设网络账户，资金就在里面运转，每次下注都是微信转账，电话告知购买号码，开码后中奖号码会第一时间通过微信获知结果。
在广西一些村里，印着“香港正品出版、生肖特码表”等字样的地下六合彩宣传彩页被摆放在商店柜台上最为显眼的位置。有村民告诉半月谈记者，想提高中奖率，需要买更多资料研究，这些在县城报刊亭、乡镇集市等处能买到。尚文村村民陆想（化名）说，她加入了一个地下六合彩微信群，其中有成员近300人，大家经常在群里分享购买六合彩的研究资料。
如今，传销式“发展下线”成为农村煽起赌风的新歪招。尚文村村民邹梅（化名）告诉半月谈记者，她有个朋友开了一家销售地下六合彩的店，承诺凡是能介绍一个客户的，不管介绍的客户是否购买六合彩，介绍人都可获10元中介费。
尽管政府对赌博风气一直严打，但目前仍难彻底遏制赌博传播网络。必须在更大地域范围、更高政府层级，以更严整治手段，对赌博行为加大打击力度，不仅要扫除各个公开的赌博销售网点，还要挖出地下销售网络和利益链条。
农民文化理事会： 群众文化群众办
曾懿贤
30岁的苗族汉子杨代强做梦也想不到，他有一天成了电影的主角。这部名叫《姑娘神》的片子是珙县玉和苗族乡凤凰村村民自导、自拍、自演的微电影，讲述古代苗汉民族间的爱情故事，歌颂了民族团结一家亲。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建设乡村文化，提高村民文化参与意识，应是基层党委和政府重要发力点之一。近年来，四川省宜宾市珙县创立农民文化理事会机制，带给当地文化发展强大助推力。
农民主体 文化管办分离
“过去，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基本上是党委政府一把抓，管办不分家，这不但增加了政府的工作负担，而且所举办的文化活动还不一定受到群众欢迎。”珙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君说。
针对这一现象，当地党委和政府专题调研发现，逢年过节时，有些居民家会邀请亲朋好友来自家小院或家中庆祝节日，同时举办一些小型活动，颇能激发周围邻里的兴趣和参与度。这开启了乡村文化发展的一条新思路，经多番会商后，“党政主导、社会主办、群众主体”的农民文化理事会应运而生。
珙县专门成立工作小组，领导全县17个乡镇全部建立了农民文化理事会，指导全县60％的行政村建立了农民文化理事会分会。农民文化理事会机制的建立，将农村社会文化人才整合起来，集中群众的智慧办文化。政府把文化设施、设备、经费等交给群众管理使用，农民成了文化发展的主体，文化部门则由“办文化”转向“管文化”，这改变了基层政府以前什么都管的“全包干”状况。
“我在2016年4月加入了农民文化理事会，理事会为我们这些喜爱文化的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舞台，让我们能一展风采，也为乡亲们带去欢乐，这让我体会到了深深的幸福感与成就感。”杨代强说。
“农民文化理事会不仅使群众参与热情更高了，而且文化服务效果更好，大大减轻了政府的工作负担，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增强了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感。”珙县教体文广局副局长、县创建办主任罗允伟说。
2015年7月，原文化部正式将“珙县农民文化理事会机制建设”确定为第三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如今，珙县文化活动开展、年度计划制定、文化阵地修建，都吸引了群众的热情参与，文化发展也更接地气。
文化惠民 助推社会治理
走进玉和乡民俗博物馆，记者看到几位苗族姑娘正在制作手工蜡染，这是苗族群众传承两千多年的传统技艺，她们都是农民文化理事会的志愿者。
如今，全县17个乡镇农民文化理事会吸纳各类社会文化团队230多个，全县各级农民文化理事会汇聚乡土文化人才1170人、地方特色文化特约研究员30名、各类演艺人才2800余人，组成了一支振兴乡村文化的“轻骑队”。
“农民文化理事会根据本地群众的文化需求，切合实际制订活动计划。通过承接文化活动和文化服务，组织开展科普教育、时政宣传、文艺创作、艺术培训、文艺演出等活动，零距离传递党的声音、传播主流文化，寓教于乐，服务群众，把群众的文化需求与本地文化资源结合起来，推动了文化需求与文化供给有效对接。” 珙县县委书记叶盛说。
据了解，珙县洛亥镇、玉和乡等地每年都举办乡村春晚、元宵活动等，由文化理事会具体筹办，以村（社区）或文艺团体为单位参与演出，让群众开心、社会满意。从“苗年节”“赶苗场”“花山节”“梨花节”到建立农耕文化传习馆、农耕文化乡愁记忆馆、珙桐公社，当地文化活动已形成颇具特色的名片和品牌。
在农民文化理事会的组织带动下，乡镇和村级文化服务阵地也进一步凝聚人气，有效提高了乡镇文化站、村级文化室的利用效率，常态化的文化活动收获了群众点赞，用群众的话说就是“月月有戏看、天天有活动”。
目前，珙县各级农民文化理事会开展文化活动范围覆盖了村社、学校、企业等，逐步形成以群众为主体的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协同机制，并在宜宾全市推广，凝聚了人心，增进了和谐，推动当地社会治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奇葩村规民约！“小规矩” 须防踩上法律红线
张英俊 王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
村规民约是乡村治理的治村宝典，是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软法”。这种土生土长的道德规范，凝聚着村民的共同价值观，更容易规范村民行为。但笔者通过调研发现，村规民约在制定和实施中尚存在诸多问题。
一些村规民约的内容明显与法律法规相抵触，与上级政策规定相违背。部分村居通常根据“常理”和多年来约定俗成的传统做法，制定了“私法家规”。如有的村规民约规定，“姑娘招婿上门需经村委会集体讨论决定”，户口仍未迁出的外嫁女、退伍安置士兵等群体，不再享受村内任何待遇；有些村规民约规定“牲畜吃庄稼打死不赔”“发生盗窃等案件不能私自报公安机关”。
村规民约还普遍存在有奖无惩、有惩无奖、无奖无惩现象：健康查体无故不到的，一次罚款50元；不参加义务打更，每晚罚款20元；与人争吵罚款50元……笔者调查发现，这些村规民约只经过村两委会议讨论通过，很多村民还不知道本村有村规民约或者是不清楚具体内容。
在执行上，则存在操作性不强、发挥作用不够明显的问题。部分村规民约制定时，简单套用乡镇或者街道制定的统一格式范本，或者从别的村抄袭而来，而且语言陈述空洞，缺乏具体的举措。部分村的村规民约虽然张贴上墙，对村民的约束力较弱，且对村民有利的规定易于执行，选择性执行让村规民约走向了摆设。
健全乡村治理体制，需要规范村规民约。
坚持因地制宜，突出村规民约特色。要有针对性地制订（修订）村规民约，做到一村一规，让村规民约接地气、有生机、易落实。村规民约不要求内容有多全、文字有多美，而在于切合本村实际，切忌照搬照抄，避免贪大求全。要做到内容具体、措施量化、文字简洁、便于遵守执行。
严把制订（修订）程序，抓好清理规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村规民约的制定必须让村民参与全过程，根据多数村民的意见拟出村规民约的初稿。乡镇街道从法律和政策角度对村规民约草案做好审核把关。经合法程序表决通过后，村委会要正式向乡镇街道送交备案文书，向村民公布村规民约。
德法并济，增强村规民约执行力。采取召开全体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宣讲、发放明白纸、公示栏公示等简便易行的方式，让群众把遵守村规民约当成一种行动自觉。对违反村规民约的村民，可采取口头教育、公示栏通报等形式予以批评教育或适当处罚。同时，要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和村监委会监督执行的作用，村干部和党员要发挥遵守村规民约的模范带头作用。
作者单位系中共东营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
300万的项目，走流程先花50万：乡村振兴亟待优化“放管服”
林超 侯文坤 邵琨 宋晓东
想给贫困户盖些房子，得先走10多道审批手续；想好好修缮一下祖宅，得先交危房鉴定费和设计费；想在村里办个桃花节，得先看镇里允许不允许……前许多农村地区发展意愿强烈，但普遍面临审批限制过多、机制不畅、收费不尽合理、政府服务不足等困难。在力倡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让“放管服”改革红利惠及基层末梢，时不我待。
一个部门的项目，被另一个部门处罚
福建中部一山村有片民房长期受山体滑坡威胁。2016年，村里申请国土部门的滑坡应急处理项目进行山体清理整治，结果林业部门认为该项目破坏山体上的林地，要处罚村“两委”。村支书说：“每次下雨，政府就打电话告诉村民要小心，但雨季过后，就没了动静。现在我们要自救，怎么还被处罚？”
不少乡村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近年来中央惠农支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农村迎来大发展时期。但由于职能部门之间，以及部门与农村之间沟通不畅等原因，一些村子在加快建设步伐的同时，也遇到不少阻碍。
“一些村干部认为用集体的地做一些建设没关系，但如果没有审批手续，农村几乎挖一锄头就违法。”某县国土局局长告诉半月谈记者，现在国家严管农村未批先建、边批边建的现象，但基层对农村建设缺少新的统一指导和规划，导致不少村要么停止建设，要么违规建设。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东部某贫困村2015年起开始铆足劲儿发展，却因为修建各种基础设施被罚了9次，其中有些是一个部门的项目被另一个部门处罚，如交通部门批准的大桥，被水利部门要求停建；省体育局修建的篮球场，被国土部门没收……
基层干部认为，乡村发展涉及多个职能部门，部门之间理应加强协调沟通，共同为乡村振兴服务，但现在实际情况是，许多部门“各扫门前雪”，一旦出事就让基层担责。南方某省的一名基层干部感慨：“靠基层去协调部门很困难。目前我们也就和林业部门配合还不错，和土地、建筑、物价部门协调都不行。”
一些涉农政策缺少实施细则，也导致基层“积极作为，反受处罚”。湖北省一名农村干部说：“有的政策出台几年了也没有更多细则，在基层无法操作。如果想要做事，同时兼顾农村实际，就只能自己做一点延伸和突破，但上级认为我们不够规范，多次找我约谈。我都打算辞职不干了。”
盖个房子，要17个部门的审批手续
近年来，农村建设程序更加规范和严格，有利于减少基层贪腐案件发生。但随之产生的审批环节多、部门多、费用高等问题，也成了当前农村建设主要阻碍之一。
一个中部农业大县的农村经营管理局负责人说，项目审批周期拉得长，搞得工作很被动，“在农村明显不合适，有的村就不建了”。
福建一名村支书说，过去农村建设主要靠农民自己投工投劳完成，但如今想给一些贫困户盖房子，要17个部门的审批手续，盖个厕所也要招投标，导致农民自家门口的活自己却干不了。“2017年隔壁村的村民跑我们这儿干，我们再跑隔壁村干，5万元的工程还要被包工头赚走1万元。”
一名基层住建局局长给半月谈记者算了一笔账，有一个传统古村要修缮3000平方米古宅，先是危房鉴定1平方米收费10元，设计图1平方米50元起，加上预算和招投标程序各项费用，还没开工就要花二三十万元。开始施工后，施工单位还要收管理费4到6个百分点，安全措施费2.2个百分点，建筑安装税11个百分点，再加上安全文明费、环境保护费等，一共要20个百分点左右。
“古村修复总共拨款300万元，走流程就花掉五六十万元。实际上，有些老房子最早就是村里的工匠建起来的，一些简单修缮之类的活儿，他们能够胜任，不一定非要找外面的专家来设计。村里工匠们的设计图也许不够精美，但很实用。”他说。
受访村干部普遍反映，如今许多乡村建设用的是城市建设思维，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农村发展规律。一位村干部说：“现在农村建个厕所还要设计图。但一个厕所总造价就5万元，哪个公司会来给设计？为了完成流程应对检查，最后只能是假设计图，假招投标，真是有苦难言。”
“鞋子合不合脚，谁穿谁知道。农村怎么建，农民最清楚。”受访基层干部群众建议，乡村建设应适当放权、简化手续、降低收费。同时应更加重视村民的主体作用，创造条件让村民参与“家门口的建设”，也有利于增强他们的自豪感与凝聚力。
村民想发展，部分干部看重“不犯错”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基层干部缺乏主动服务意识，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安稳稳就好”，部分农村发展呈现“村民热、干部冷”的现象。
2016年，一位退伍返乡青年希望利用村里丰富的桃树资源举办桃花节，发展休闲农业，促进农民增收。但镇领导多次找他谈话，认为桃花节可能会吸引大量游客，造成交通和安全压力，连续两年阻止他举办桃花节。这给他泼了一瓢冷水。
部分受访群众反映，有些基层干部只求按照条条框框办事“不犯错”，考虑老百姓意愿不够。“稍微有一些超越职责规划，或者涉及多个部门的，相关人员能推就推。希望干部能主动到村里看看，主动帮忙解决困难。”
一些农企也认为部分基层政府部门主动服务少、效率低，导致农村发展环境较差。河南省一家农业企业总经理说：“有的地区，上面领导不发话，基层部门就不办事。比如前两年，有个审批手续卡在基层部门快两年都没办完，最后找县领导一说，没两天就办完了。这让我们很头疼。”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基层干部担心项目失败会被问责，所以选择扶持对象的标准也并非“有利于农村农业发展”，而是“确保项目不失败”，造成涉农资金“多是锦上添花，少有雪中送炭”。如某村最初需要资金扶持的时候没拿到一个项目，只能依靠返乡村民自己筹资建大棚、修路、建沼气池等，等到产业发展起来了，农业、畜牧等多个部门的项目都主动找上门来。
受访村干部认为，基层政府是否真正重视乡村振兴，不能只看项目建了多少，还得看老百姓的反馈。“现在考核干部都是自上而下的，以后能不能也让老百姓来打打分？基层干部服务好不好，到村里办了什么事，让老百姓也有机会说一说。”一位村干部建议。
村部标准要不要“一刀切”？
李永萍
2018年暑假笔者在中部某县农村调研时发现，当地每个村都在新建或改建村部大楼，县委组织部要求全县各村都要对原来的村部进行整改，建成标准化的党群服务中心，作为新时期党建的阵地。
新建立的党群服务中心要求五个功能合一，包括便民服务室、党员活动中心、群众娱乐健身场所、便民超市以及村卫生室。
各村根据人数的多少，建筑面积稍有不同，平均建筑面积为500平方米，按每平方米1200元的造价计算，500平方米就要花60万元，再加上10万元的办公设备配套，每个新建的村部至少需要花费70万元左右。其中，如果是新建村部，政府补贴30万元；如果是改建，政府补贴15万元。其余的经费需要村里自己想办法。政府还要求村里在3～ 5年之内化解这部分债务，且要制定如何化解债务的计划。
每个村具体是新建还是改建，不是村里说了算，县里制定了统一的标准，没有达到改建要求的，都必须要新建。笔者调研的一个村，总共只有500多人，长期在村的只有200多人，现在的村部是1座两层楼的民房，上面有3间办公室，下面有1间办事大厅，1间储藏室。村里只有3个村干部，这个面积已经足够使用。该村之前准备在原来村部的基础上稍微改建一下就行，以减少村级负债，但乡镇不同意，认为没有达到改建的要求，因此最后也只能异地新建。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形成新的村级债务怎么偿还？中西部农村村集体经济本来就很薄弱，不少村庄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勉强度日，一些村庄在农业税时期的村级债务还没有消化，现在新建村部大楼，又要给村里带来一笔债务，村干部有怨言，但又无可奈何。一些村庄有在外混得比较好的老板或能人，可以找他们捐赠一些，但大部分村庄没有大老板，只能靠村干部自己想办法。
二是建立标准化的党群服务中心是否有必要？当前中西部不少农村的基本现状是人财物大量外流，在村的人口不多，农民需要找村干部办的事情也不多。笔者调研所在的那个村，3个村干部每天都在村部上班，周末也轮流值班，但并非每天都有群众到村部办事，一个星期平均有两三个群众来。
那么，在这样的村庄，建一个规模大、标准化的村部大楼发挥什么功用呢？农民需要的不是漂亮宽敞的村部大楼，而是及时回应农民生产生活需求的村干部。并且，中西部农村农民大多住得很分散，除了在村部附近的农民有机会享受村集体的公共设施，大部分农民没事不会去村部。
三是基层党建的阵地建设如何更科学？基层党建阵地建设不可缺少，但不宜搞“一刀切”，更不能搞花架子。党建的核心还是在人，在于如何激发党员的积极性，如何让党员真正发挥其代表性和先进性。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乡村文体广场蹿虚火
陆华东 周楠 李雄鹰
为更好满足村民精神文化和体育健身需求，乡村文体广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甚至成为不少贫困村的标配。然而，半月谈记者发现，部分乡村文体广场建设虚火熊熊，存在定位不清、规划布局不合理、使用率偏低等问题。
文体广场使用率低，健身设施成摆设
谈起村里的文体广场，中部某县多位村民感叹“太浪费了”。这个村由3个村合并而成，前些年县里拨款建了一个文体广场，还配有很多健身设施。村民告诉半月谈记者，广场建得好，却没有考虑实际问题：文体广场建在甲村，跟乙丙两个村有距离，加上甲村年轻人大量外出，广场建成后几乎没使用。“顶多是上级来检查时，村干部组织几个老头老太太到广场上散散步，跳跳广场舞，健身设施都成了摆设。”
半月谈记者在东部某镇调研同样发现，该镇一个文体广场建得很漂亮，却被闲置，镇中间的一个小文体广场设施简陋，但因地理位置方便，反而有很多村民来此健身。
一些贫困村近年来也热衷建文体广场。“我们村新建的广场，有健身器材、篮球场、乒乓球场等，老百姓可以散步、健身、休闲。”华南某贫困村一名驻村干部说。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这个村属于山区村，村民居住分散，新建的文体广场虽然靠近村道，但周围居住的村民很少，平时利用率低。
还有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有的地方对农村文体广场有很多要求：要有广场、舞台、宣传栏、路灯、标牌、体育器材、卫生间等，内容确实很丰富，但有的不接地气。
在西部某贫困村，前些年建篮球场，但村里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村里小学也被撤并，村里几乎没有什么年轻人。篮球场建成后，几乎没怎么使用。
在一些乡村，室内体育设施，比如羽毛球场、乒乓球桌、跑步机等，虽然兴建了不少，但大都集中在村两委办公场地，钥匙掌握在少数村干部手中，村民想去健身并不容易。室内健身场所长期闲置，有些设施因为很久未使用已经损坏，布满厚厚的灰尘，有些室内健身场所甚至成了少数基层干部的专属运动场所。
形式主义煽起熊熊虚火
当前，村民们的精神文化、体育运动需求都很旺盛。“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村里人也爱上了唱歌跳舞和健身。”东部某镇文化站站长说，现在几乎每个村都有专门的广场舞组织，村民得空就会在村里找块空地跳舞。
“问题在于当前文体广场建设重形式，多是突击建设，应付检查，实用性少，配套设施跟不上，无法满足村民需求。”东部某基层干部认为，现在一些村的文体广场太单一，就是一块平地，配套不全。“镇里一个村建设百姓大舞台，但没有建设配电室和化妆室，一些演出根本没法举行。”
受访基层干部反映，文体广场之所以受群众非议，一是选址、建设内容不科学，不符合实际，利用率不高；二是建设内容不接地气，篮球场等中青年群体使用的健身设施多，老人、儿童、妇女使用的文化体育设施偏少，但后者恰恰是当前农村常住人口主体；三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为了贫困村“出列”，未与群众沟通，匆忙建设文体广场。
不合理的政绩观让文体广场蹿虚火。“文体广场建成后，摆在那里就是实打实的项目和成就，上级领导视察时，也有看得见的项目可以汇报。”一些驻村干部说。
“部分干部热衷于文体广场这类可以看得见的工程和项目，却少有干部愿意注重那些见效慢的长远规划和投入。”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文体广场建设以领导意志为主导，功能设计容易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老百姓生活方式等脱节。
推进文体广场建设需接地气
建设文体广场，本是一件好事，让村民有了健身休闲的好去处，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邻里之间的关系也更密切和谐。
“农村确实需要文体广场。一是群众需要这样的地方在劳作之余活动；二是文体广场可提升村容村貌；三是文体广场可承载乡村风俗、文明风尚的传播。但要科学规划，花小钱办好事，不滥建。”广东省一位县扶贫办副主任这样评价农村建设文体广场。
庄德水建议，文体广场建设要让老百姓参与其中，采取开门决策的方式，以及专业咨询的方式，推动乡村文体事业发展。
“科学规划是关键。要根据乡村实际需求，合理配置文体资源和布局文体场所。”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陈晓运认为，加强内容建设，打造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时代化大众化本土化文化产品，需要接上地气，动员群众参与进来。
不按上面办，扶持就断；按照上面办，烦不胜烦
——示范村帽子不好戴
高一伟 陆华东 李雄鹰
在乡村振兴中，村庄建设的主体本应是当地村民和自治组织，地方政府可统筹规划、指导、支持。然而，一些地方在推进示范村建设过程中，政府定位失准、角色走歪，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力推行，让村庄俯首帖耳。一些示范村甚至遭遇政府过度干预，从乡村振兴的主角沦为配角。这一现实困境，不仅让村庄难以建好，更弱化了村庄在乡村振兴中主动作为、自我发展的能力。
打造示范村，领导常换、政策常变
打造示范村，通常意味着一些帮扶资源下沉基层。然而一些地方却在资源下沉基层的同时，将“干预之手”也伸向基层。
“村子搬不走，可上面的领导常换、政策常变，有时甚至朝令夕改，村子要想坚持自己的发展思路，不受影响很难。”东部一位村干部向半月谈记者吐槽，上面让种啥，村里就得种啥，而示范村建设有时就像一阵风，有些村种了苹果树砍苹果树、种了山楂树砍山楂树、种了烟叶砍烟叶……这些反而给村子增加负担。领导一换，原来的示范项目就可能被搁置，示范村缺乏自主性，村民更没有参与感。
有的地方在示范村项目建设资金使用上搞“一刀切”，项目建成后，一些原本不适宜建设的村子后期维护负担沉重；有的地方以“产业示范试点”的名义片面追求某种农作物种植规模，盲目要求基层大面积种植，村里不种就撤掉相关帮扶，种了又得考虑销路。
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推进示范村建设，只让一些村庄空挂示范村牌子，背上很多“示范任务”，相关配套资金和帮扶措施却不见及时落地。
“示范村帽子不好戴。”有示范村村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几年前村里评上“示范村”，政府立即拨款援建，村里也决定将村集体的多年积蓄投入建设。然而，最近一段时间，村里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维持现状的日常开销和支出不断增加，想再前进一步则更是困难。“现在最需要政府拉一把，可政府以‘示范带动效果不彰’为由，近乎中断了对村里的支持。”
调研中，一些村干部将这种“帮扶”的“套路”总结为：“不按上面办，扶持就断；按照上面办，烦不胜烦。”
过度干预易生形象工程
“村庄建设的主体是农民群众，政府可适时在村庄的发展趋势研判上给予一定的指导帮助，具体探索实施还要靠基层的主动作为。”江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麻智辉认为，在资源下沉时，行政权力没有必要一定下沉，即便确实需要权力下沉，也要掌握好分寸尺度，防止权力过度下沉。
“上级政府过度干预有可能让示范村建设好事变坏事。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要谨防一些地方把经念歪，把示范村建设作为一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
不少基层干部向半月谈记者反映，现在部分地方确定示范村名单时较为盲目，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未能认真深入实地调研情况，有时甚至仅凭主观印象或固有经验“乱点鸳鸯谱”，导致示范村的示范功能和定位不清，发展思路混乱。
一些地方打造示范典型，急于求成，片面追求示范村建设速度和短期效果，忽视示范村“造血”能力建设。麻智辉认为，有的示范村对政府依赖较强，缺乏符合本村实际的产业基础和机制保障，在示范创建过程中，易落入长期应对上级检查参观、“迎来送往”的窠臼。
许多村干部担忧，这样的“干预”一旦成为常态，“示范村”可能沦为机械应付上级要求的“空架子”。长此以往，乡村振兴在基层的创新活力和创业热情将大打折扣。
示范村如何不短命
基层干部认为，成功的示范村建设，除了需要上级政府的支持外，关键要靠村一级的综合能力建设。“示范村要发展，村干部得有超前眼光，有能力的示范带头人主动作为，村民积极参与，不能等靠要。上级领导班子的接力棒也要接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持续支持示范村发展。”
江苏省东海县石梁河镇西朱范村党总支书记王永利说：“我们除了听取上级政府意见外，还请了专业第三方机构做规划，再通过村民民主讨论，选择最终方案。这样大家的积极性都能调动起来。”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陈晓运认为，地方政府指导示范村建设时，要注重供给侧，开展深调研，摸准真情况，去除政绩导向思维，真正为农民带来实惠。
党国英建议，示范村应严控数量、突出典型特色，其他村学习示范村，如何学、学到什么程度，都要心里有数。政府要对示范村长远演化趋势提前研判，不宜操之过急。
非贫困村喊饿，非贫困户叫屈
——“两个不平衡”拉响脱贫攻坚新警报
孙志平 李亚楠 李鹏 刘怀丕 孙清清
不患寡而患不均。半月谈记者走访扶贫一线了解到，随着脱贫攻坚工作深入，贫困县中非贫困村存在的发展不平衡、贫困村中非贫困户存在的心态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这“两个不平衡”拉响扶贫攻坚新警报，一旦处理不当，会使整个脱贫成效大打折扣，产生消极影响。
“贫困村吃撑了，非贫困村却饿得不得了”
豫南某县一个非贫困村党支部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近两年，他们村没有修过一条路，而相邻的贫困村两年里却修了4条路。“这还只是看得到的差别，还有很多直接看不到的政策支持，非贫困村都享受不到。”
这位村支书说，产业扶贫政策、金融扶贫政策等都往贫困村集中，很多贫困村通过帮扶发展了大棚蔬菜、牛羊养殖、光伏发电等各类产业，很多“扶贫车间”也都建到贫困村，而不少非贫困村主要还是靠传统种植产业，发展缓慢。
还有不少非贫困村的村干部反映，贫困村一般都是县里、市里、省里，甚至中央部委、大型国企派干部驻村帮扶，非贫困村一般就是乡镇干部驻村帮扶，力度、资源等肯定都和贫困村没法比。
这并非个别现象。半月谈记者走访多地发现，不少非贫困村的道路、水利、照明、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明显不如贫困村，甚至一些县两个贫困村都修了路，偏偏中间夹着的非贫困村被隔过去了。“贫困村中道路硬化率一般都在50％以上，非贫困村道路硬化率有30％ 就算不错了。”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
“贫困村吃撑了，非贫困村却饿得不得了。”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的这句话，反映了当前脱贫攻坚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人、财、物都往贫困村集中，非贫困村一定程度上受重视程度不够，从而造成新的发展不平衡。
与此同时，贫困村中非贫困户的心态不平衡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平均每天接待5个找我们办贫困户的。”一位县扶贫办主任告诉半月谈记者，驻村第一书记遇到的更多，有时候一天接待10个要办贫困户的。
多位乡镇党委书记、村干部、第一书记均对记者表示，精准扶贫以来，贫困户享受的扶持政策越来越多，贫困村中非贫困户争当贫困户现象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一些有孩子赡养的老人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不少老人为了给儿女减轻负担，争相到公安部门分户，还有一部分非贫困户为此上访，能占到接访量的80％以上。”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记者，现在基层最难做的就是如何让非贫困户满意。
一位村支书讲，他们村里有位老人5个儿子，4个都在做生意，但老人天天找他要当贫困户，他的儿子没办法，就找村支书商量给老人办个贫困户，帮扶的钱自己来出。“村里500户，400户都有老人，争当贫困户现象很严重。”
历史原因、政策导向引发“两个不平衡”
基层扶贫干部认为，大量扶贫政策出台和资金注入，非贫困户对贫困户、非贫困村对贫困村，从无所谓，到在乎，再到意见大，心理发生显著变化。
河南某贫困县的一个贫困村由某央企派干部驻村帮扶，该央企每年投入村里的资金不下百万元，不仅修了路和文化广场、改造了村电网、盖起500多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还安装了190盏太阳能路灯。
“给贫困村修个路，非贫困村没有意见，但是如果再加个路灯，再搞个绿化，比非贫困村的标准高出很多，就会引发不满情绪。”一位县扶贫办主任说。
“两个不平衡”更多源自历史原因。多地扶贫干部告诉记者，贫困村的认定始于精准扶贫以前，除了确实特别穷的村之外，还有不少基础条件好、村“两委”能力强的村争取到贫困村帽子，因为这些村子比较容易完成上级安排的扶贫项目。
贫困村认定不精准导致贫困村中贫困户认定也不够精准。据扶贫干部介绍，一些地方要求贫困村的贫困发生率不得低于25％，这些较好的“贫困村”实际上没有那么多贫困户，但为达到指标，就不可避免选出一些有争议的贫困户，进而引发非贫困户的不满。
“越是非贫困村，贫困户认定反而更精准，越是贫困村，贫困户认定反而争议多。”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发展基础较好的“贫困村”会有一批在贫困线上下、条件差不多的户，这个户收入可能比另一户高几百块钱，结果超过了贫困线，就不能当贫困户，这样的非贫困户就很容易心态不平衡。
一些好吃懒做的人成为贫困户也容易引发非贫困户的不满。一位驻村第一书记讲，有个贫困户要求每次去他家必须带点东西才行，否则，就在上级督导的时候说干部没去过他家。
“很多非贫困户非常不满意，说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挣点钱多不容易，政府凭什么不帮扶，而那些什么都不干的，政府反而去帮扶，让他们白得那么多钱，这不是养懒汉嘛？”这位第一书记说。
“两个不平衡”还有政策不够明晰的原因。多地扶贫干部均表示，虽然没有明确的文件要求，但县里整合的扶贫资金，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扶贫资金，一般只投到贫困村，因为基层普遍担心投入非贫困村会招来问责。
河南省一位县扶贫办主任表示，关于整合扶贫资金的使用，文件虽然没有说不准用于非贫困村，却有文件明确要求整合资金用于贫困村，现在各级对扶贫资金使用审计这么严格，即使可能同本地实际不完全相符，从逃避风险角度考虑，基层也一般都会严格按照文件的要求来执行。
“不过，最近省里已经有文件提出，可以将整合的涉农资金用于贫困发生率较高的非贫困村，但较高是个什么概念，也没有明确。”这位扶贫办主任说。
平衡之道：顶层设计引路，基层放权探路
针对“两个不平衡”问题，顶层设计亟待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基层扶贫干部呼吁，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出台政策文件，明确整合的扶贫资金到底是否可以用于非贫困村、应该怎么用；今后尽量多出台普惠性的扶贫政策，尽量模糊贫困村和非贫困村的概念。
同时，赋予基层一定灵活度，鼓励基层因地制宜探索解决办法。
随着贫困村中脱贫人数增多，一些地区非贫困村中的贫困人数已逐渐超过贫困村。例如，洛阳市非贫困村贫困人口占比已上升至52.88％，为此，洛阳专门出台工作意见，要求积极筹措资金，实现非贫困县、非贫困村贫困人口扶贫投入与脱贫攻坚任务相匹配。
采访中发现，不少贫困县在想各种“土办法”增加对非贫困村的资金投入。某贫困县分管扶贫的副县长告诉半月谈记者，他们要求乡镇上报道路等基础设施扶贫项目时，可以不单报某个贫困村，而报从一个贫困村到另一个贫困村，这样可以利用扶贫资金顺便把中间非贫困村的路也修了。
基层扶贫干部建议，优化考核体系，将考核重点放在贫困户身上，弱化非贫困户在考核中所占比重；同时，赋予基层更多灵活度和自主权，让基层能根据实际情况探索解决“两个不平衡”的办法，而不是生搬硬套政策文件。
儿女不孝致贫，扶贫干部兜底？
杨静 向定杰 管建涛
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之责。然而，在脱贫攻坚的背景下，一些农村地区不赡养老人的情况有上升趋势：有的村民将赡养义务直接“甩锅”给政府；有的非贫困户将老人作为争夺贫困“帽子”的“筹码”，拒不履行赡养义务。如何对待这些老人，帮还是不帮，正在成为基层扶贫干部面临的棘手难题。
扔掉母亲还振振有词
在滇黔桂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当地一扶贫干部在挂帮村了解到，村里有一位非建档立卡的老人，依然住在危房中，便前往查看。
“老人住着满是裂痕的土坯房，身上穿着破烂的衣裳，脸上手上都脏兮兮的，她怎么不是贫困户？”扶贫干部问。村干部满脸委屈地解释：“她儿子在省城的一所高校工作，拿着财政工资。”
为了求证，该帮扶干部给老人的儿子打了电话。“真是太让人气愤了！”当这名干部问老人的儿子为什么不好好对待自己母亲时，老人的儿子却说：“农村人衣服穿那么好干什么，住着危房，你们政府难道不应该想办法解决吗？”弄得在场干部一脸尴尬。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更多的情况是，有贫困老人已经建档立卡，但是子女去了外地务工，多年未回家，也未曾给家里寄钱，不履行赡养义务，导致老人生活困难、脱贫难度大。
更令人惊诧的是，在扶贫政策利好情况下，有个别村民通过分户等方式，让老人变为虚假贫困户。部分群众甚至用衰老的父母作为争取贫困户“帽子”的筹码，大打悲情牌，争戴贫困帽。
西部某国家级贫困县一群众为了让自己当上贫困户，竟然把年近90岁的母亲拉到村委会办公楼就走了。村干部说，按国家政策，虽然该群众家庭条件不好，但达不到建档立卡标准，村里为解决其困难，其母亲已被列入“五保户”，每月均能领取补贴，村里也曾多次向其耐心解释，但他始终不接受。
帮不帮、扶不扶？
云南省寻甸县柯渡镇党委书记沐金贵说，每次见到帮扶贫困户生活、精神面貌发生改变，见到他主动打招呼，让他去家里喝口水，都会很感动。但少部分群众脱贫内生动力不足，被多次劝导要赡养老人，仍没多少改变。
在一些农村，有老人与子女共同生活在一起，户口也未分离，但是子女就是不赡养老人，导致老人生活困难，甚至对簿公堂。一些年纪大的群众，想着自己年老力衰，已经不能给家里做贡献，跟着子女反倒会给他们添麻烦。为此，他们选择独自居住，在住房、饮水安全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问题。这些都使得当地扶贫干部处于两难境地：帮扶，不符合政策；不扶，则可能影响脱贫验收工作。
当前，脱贫攻坚工作持续深入，五级书记抓扶贫，干部结对帮扶贫困对象已经普遍推行。但有扶贫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有群众直接对他们说，“你们不来帮忙，不解决贫困，你们也脱不了干系”。
贵州省兴仁县城南街道鹧鸪园村党支部书记余必丽等基层干部说，部分农村子女对父母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对老人不管不顾，对此，他们既感到心寒，又感到心累，有些无能为力。
赡养问题不应成为扶贫问题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当前，妥善解决农村赡养问题不仅关乎伦理道德，更事关脱贫攻坚、共建小康社会，而真正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仍须共同关注和努力。
事实上，乡风民俗、村规民约对村民赡养老人有着重要作用，其约束力不仅是规则约束，更是道义约束。基层干部建议，村（居）民委员会可将赡养孝敬老人作为村规民约的重要内容，增强村集体对落实赡养人责任的约束力。
“赡养老人是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要求。”贵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宁立标表示，民法总则、民事诉讼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都包含了大量关于赡养义务的规定。对不赡养老人的现象不仅要进行道德谴责，还要用法律进行惩处。
此外，基层干部提出，需反思有关扶贫政策的漏洞和短板，通过更加精细化地开展各项服务，尤其是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确保扶贫对象更加精准，促进社会风气更加良善。
“形式”扶贫，会留下哪些裂痕
韩振 梁建强 杨静
正值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各地精准扶贫热情高涨。但一些基层干部向半月谈记者反映，不少地方在扶贫过程中过度留痕，信奉“搞工作不如搞材料，留足迹不如留痕迹”，材料痕迹历历在目，扶贫工作松松垮垮。
他们呼吁，扶贫工作关键看实效，要向处处留虚痕病症开刀，坚决消除扶贫中的形式主义，以避免产生新的裂痕。
扶贫留痕知多少，教师也要走过场
中部某地的干部，前不久一直忙着和贫困户合影。这样做，无非是在群众的精准扶贫档案袋中，留下照片。
“有时，上级检查的来了，问起对口帮扶干部的情况，群众说不清，上级检查部门就认为是干部工作没做到位。干部有口说不清，索性拍了照片，洗出来一张，放在群众的档案里。”该干部说。
除了合影拍照，填表也是扶贫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西南一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说，在2016年，扶贫表格一周换过9次，如今需要填的表格依然很多。还有很多贫困户的表格不能涂改，否则就要重新填写。“我现在还在筹集资金用于打印。”
“扶贫工作本月小结、扶贫工作月总结、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复垦进度统计表、精准脱贫计划、精准脱贫总结……从2018年3月到12月，我们填的表格超过300种。”西南某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驻村第一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除了群众的表格外，每个月驻村队员需要填写的表格就接近10种，包括民情日记、每天签字表、报备表等。
还有不少扶贫队员告诉记者，安排他们扶贫本身就很形式主义，他们也只能以形式主义来应对，“下去就是为了打卡，完成扶贫任务而已” 。
中部一名被安排了扶贫任务的教师告诉半月谈记者，学校让他们将扶贫放在第一位，哪怕学生停课也要扶贫，而他们因为专业不对口，下乡了解的情况又很表面，所以只能走过场敷衍了事，开车去村里填个表、拍个照就回家。“扶贫真不是教师的强项，下乡支教还比较靠谱。”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扶贫队员驻村，有些地方还要求下载APP、实行打卡机制。一次，有一名扶贫干部忘记打卡，马上就收到提醒的短信，正在走访群众的他只能立刻停下来，先完成打卡。
一名参与贫困户档案资料整理工作的干部认为，为了留痕而留痕，让扶贫干部将原本就十分紧张的工作时间，不得不用在补材料上。“这就是以形式主义来反对形式主义。”
为个人完成任务考虑得多，感觉不光彩
一些基层干部说，驻村打卡，增加了下面和上面的对抗；同时，一些本来可以跑资金项目、落实技术方案的人员也被拴死了。当然，一些人也想出 “新招”应对，比如用两部手机，一个放在村里，一个带在身上。
“处处留痕，还暴露了上级对下级的不信任。”一些扶贫干部说，无论是打卡还是填报一些表格，只是部分领导推卸责任、应付检查甚至是邀功请赏的方式。“他们好给上级领导汇报，说扶贫干部都在驻村，精准扶贫工作开展得如何如何……”
扶贫过度留痕，不但让扶贫干部深受其扰，也让贫困户不厌其烦。
不少扶贫干部对半月谈记者说，每次去都是拍照、按手印、看身份证，群众会有抵触情绪，看到扶贫人员就“不给好脸色看”，甚至想办法捉弄扶贫人员。“你去家访时，他故意不在家，让你白跑一趟。”
“扶贫本来是件好事，现在却成了干部和群众心中的一道裂痕。”一名负责扶贫的干部说，“扶贫本来很光荣，但由于给群众解决的实际问题少，为个人完成任务考虑得多，自己心里也惭愧，反而感觉不光彩。”
“痕迹化管理违背初衷、费时费力，基层干部不胜其烦，却无奈地将之视为自证清白、自证努力，实现政绩可视化的方式。这些做法不但消耗了行政资源，拖累了行政效率，更影响了党和政府形象。”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副主委徐礼华说。
一名乡镇扶贫干部告诉徐礼华，最忙时曾一天上报8套表格，平均每天上报2到3份汇总材料。贫困户档案涉及各类登记表、调查表、明细表、记录表等20余种材料，一户档案多达50余页；且填报口径频繁调整，重整档案耗时费力。
突出结果考核，加强民意调查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程德安认为，扶贫工作应当因才施用，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要让一批真正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下乡扶贫。
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考核方式。徐礼华建议，实行归口管理，避免多头重复考核；审慎搞“一票否决”，控制否决事项数量；检查工作以暗访为主、明察为辅，提倡不打招呼、不事先通知，切实改进工作机制；突出结果考核，辅之以过程考核，由考核痕迹变为考察干部“足迹”“实绩”，打通“最后一公里”。
另外，要优化评价机制，加强民意调查。一些基层干部建议，适当引入第三方评价制度，通过服务对象、相关专家、所在地区群众评价的数据分析和事实记录，逐步在工作检查、绩效考评、班子考核中增大民意调查权重；善于通过短信、手机APP等开展即时评议、大数据评议，搭建“指尖上的民心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