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基层干部篇

穿小鞋、不办事、被笑话：吃喝接待有“三怕”

刘怀丕 闫祥岭

中央八项规定推行以来，正风肃纪刹住了社会上的吃喝风，如今党员干部公款吃喝、接受宴请的现象比较少见。

但在一些地方，接待中的吃喝风除之未尽，有的借公务之名到企业蹭饭，有的乘“介绍朋友”之机让下级结账，有的依然流行“吃饭要有菜倒掉，喝酒要有人喝倒，这样才叫吃好喝好”的风气。

蹭企业、刮下级：吃喝接待“打擦边球”

临近中午，北方地区某县农产品加工明星企业时常会来些客人，有时候是检查工作的，有时候是送政策的，有时候是考察项目的……工作不大一会儿，就到了饭点，企业赶快安排吃饭。

“说是吃个便饭，那还不得准备得像模像样。但这样的次数多了，企业哪能受得了。”该企业负责人说，随着公款接待管理严了、费用少了，不时有一些部门带着自己需要接待的客人来蹭饭，还美其名曰“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中部某省的一些村干部对半月谈记者反映，当前吃喝风刹得严，有的县乡干部来了私人朋友，却拉上村里的干部作陪，说是“介绍朋友认识一下”，其实是叫过去陪吃结账，村里又没有接待费用，没办法只好自己贴。如今，一听说“给介绍朋友”的饭局就头皮发麻。

不吃公款吃老板，不进会所进社区。据查处的一些案件和群众反映，还有些接待非常隐蔽，流行“一桌餐”，吃饭地点选在厂区食堂、社区私宅、郊外别墅等地，自备厨师和服务人员。有的党员干部工作8小时之内“自我管理严”，但8小时之外参加各种聚会仍旧大吃大喝。

在基层接待中，自助餐往往推行不开，大碗小碗、七碟八盘仍是常态。一些地方喜欢在饭桌上展现接待热情，不仅菜品种类繁多，而且分量极大，有的接待餐盘大如盆，造成极大浪费。

有些地方按照传统习惯，宴席一桌菜至少要有16道，一桌多达24道菜的场景也屡见不鲜，而一个桌子一般只坐8至10人就餐。桌面上早些时间上的菜吃不完，就被后来端上来的菜压在下面，餐盘餐碗层层叠叠，剩饭剩菜堆满一桌。

怕被穿小鞋 怕事不好办 怕被人笑话

吃喝风顽疾除之未尽，除了接待惯性使然，还与接待单位普遍存在的怕被穿小鞋、怕事办不成、怕被人笑话等接待心态有关。

一是怕被穿小鞋。河南郑州一位干部说，现在上下级之间以及迎接检查考核等的接待，一般都会按规定标准来，很少会因为招待怎样影响评价，主要还是看工作是否扎实。但是也有个别人总觉得按规定接待显得不够热情，怕因此影响了对地方或个人的打分评价，于是搞自选超标接待动作。

在一些地方，被接待者（往往是上级单位）深知接待单位会厚食以待，提前打招呼“从简接待”，接待单位反而更害怕接待不周，所上餐食更丰盛。

二是怕事办不成。河南某地的一位企业家说，业务部门的领导打电话让你去你不去，以后找到人家办事怎么开口，好多事情只可意会。

一位帮企业申请项目的代办员介绍，企业不请有相关审批权限的人吃好喝好，对所办的事心里没有底。只要能请得动这些人来吃喝一顿，就表明要办的事有把握。“不吃不喝不成事”的观念在一些人的脑子里根深蒂固，现在“吃喝风”管得严，干部不敢出来吃喝，搞得一些人不知道怎么与相关部门打交道了。

三是怕被人笑话。“撂不下面子，怕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谁都不愿意在节俭接待上‘打第一炮’。”山东省巨野县冯桥村原村支书姚元臣说，有时候，没钱也要办事，只能硬着头皮上。

治理吃喝风的心理土壤

接待吃喝风背后潜藏着官场人际间的不正之风，折射出上下级关系的权力变异，有着深厚的心理土壤，需要引起警惕。接待吃喝风的形成具有复杂性，纠治起来具有长期性，一旦松懈就会死灰复燃，必须驰而不息地抓下去。

首先要严格要求党员干部。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等专家说，党员干部要从思想认识上摒弃以往“不吃白不吃”、习惯蹭吃蹭喝的心态，在制度上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公务接待的每个细节都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办，不能转嫁给企业等，也不能超标，更不能奢侈浪费。

“讲排场、讲面子、互相攀比，甚至以奢侈为荣，这是以往面子文化的一部分，但吃喝风不是小问题。”王忠武说，无论是私人接待还是公务接待，都要倡导一种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革除陈规陋习，形成崇尚节俭和适度自然的生活文化。

实职改虚职，二线变离线：基层“退二线”干部成从严治党盲区

夏 军

一些领导干部因身体、年龄、岗位、压力等原因，实职改虚职“退居二线”。部分“退二线”的基层领导干部长期处于离线状态：有的不上班严重脱岗成常态，有的未经组织批准擅自出国旅游，还有的穿起休闲运动服“带薪居家养老”。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退二线”干部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西部许多县直机关的科级领导干部队伍中，“退二线”的干部大约占总数的30％，有的县比例甚至更高。这一群体的思想和作为，将影响整个干部群体的作风。

闲官逍遥脱岗，另类“吃空饷”管不了

广西某县教育局副局长，实职改虚职当主任科员后，长期滞留北京，除必须参加的活动外，其他事情从不回来。一些必须签字的文件长期堆积后，等他回来再统一签字。“他以治病为借口前往北京，实际上与在京工作的儿子在一起。”当地纪检人士说，纪检机关调查他的出行记录，在外逗留有据可查的时间长达100多天。

在西部某深度贫困县，县扶贫办主任深感责任压力大，主动申请实职改虚职，想上班就上班，不想上班就长期待在农村老家。同事偶尔在单位看见他，他身着运动装，一派休闲运动范儿，这与当地干部脱贫攻坚的繁忙形成鲜明对比。

“自局长改任主任科员后，很少来单位上班。除了非参加不可的会议外，平日连他的影子都看不到。”某沿海城市畜牧水产局工作人员告诉半月谈记者，2年前，局长因岗位需要“退居二线”，局里安排他在休渔期进行渔船巡查，但他几乎从没巡查过。

单位不到10个在编职工，每人都承担相应任务和职责，这位主任科员的办公室却长期唱着“空城计”，任务被分摊到其他同事身上。当地纪检干部告诉记者，纪检机关调查这名干部出行记录发现，他时常滞留在外10多天不归。

这样长期“离线”的非领导岗位的干部不在少数，“占编不谋事、在编不在岗”已成人人皆知的潜规则。一名县区纪委书记告诉记者，此前他们立案查处了一批非领导职务的干部，这些干部迟到早退成常态，有的人一门心思投入第二职业，安排的会议不开、工作不做；有的人甚至未经组织批准擅自出国旅游。

“别看他们长期不干活，但绩效工资是我们的好几倍。”一名基层干部说，绩效工资大多以行政级别标准分配，这些长期“离线”的干部绩效奖比普通职工高不少。不少人觉得不公平，有的人也学着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许多调研员、主任科员长期不在岗，几乎在“带薪养老”，奖金还不少，对这种另类“吃空饷”现象，就是管不了，许多人深感不满却又无可奈何。

奇葩“官场逻辑”损害基层政治生态

“不干事”背后存在荒唐“官场逻辑”。一名“退二线”的主任科员说，如果他在单位出现过多，或者在工作领域过多表达自己的意见，很容易被认为是“出风头”。遇上工作不得力、不到位情况，现任局长不好反驳、不好批评，他在单位反而容易让现任领导干部“不自在”。

“这些干部以前大多都是职能部门的‘一把手’，现在的‘一把手’长期是他们属下，根本不敢管，县委、县政府由于不直接管理，对这类干部的具体到岗情况没法实时掌握，因此出现‘单位管不了，上级管不到’的怪象。”一位局长坦言。

同时，“卸下担子就混日子”的倦怠心态普遍存在。不少“退二线”干部已年过五旬，且远离了核心工作岗位，升迁没有奔头，因此不想上班时就不到岗，过一天算一天。从前自己很辛苦，如今“享清福”也理所应当。

加强制度管理，消除从严治党盲区

“二线”干部的“退”既是“自己的事”，也是“组织的事”，对这一群体管理不好、使用不当的话，既会造成党政人才资源闲置，又会影响党员干部的社会形象。

“退二线”干部长期脱岗是潜规则，不少市县主要领导干部认为加强管理“退二线”干部会“捅马蜂窝”。根除这一现象，必须通过教育引导，使“退二线”干部卸掉思想包袱，鼓励他们放开手脚、继续干事创业。

许多“退二线”干部曾任重要领导职务，经验多、门路广。专家建议，应发挥好他们的“传帮带”作用，让他们在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复旦大学廉政与反腐败中心主任李辉认为，对“退二线”的干部日常管理不能松懈，年终绩效考评不能流于形式。应严格制度管理，明确和细化他们的工作职责，确保按时到岗上班、尽心履行职责。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形势下，谨防“退二线”干部群体成为治理盲区。

怕！怕！怕！基层执法者吐槽：我们咋变得这么怂？

朱 筱 郑生竹

乘客挡车门阻拦高铁发车，乘警不敢强制将其带离；交警依法检查违章车辆，被车主辱骂扇耳光而不敢还手……基层执法人员依法执法为何会变得缩手缩脚？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怕被人曝光过度解读、怕逾越模糊的执法权限边界、怕没有规范指导而犯法等“三怕”心理，是造成一线执法人员“不敢管”“有顾虑”的重要原因。

不敢执法、暴力抗法现象多发

“这么严重的扰乱公共秩序，为何乘警不当场拘捕？”“乘警在畏畏缩缩，没做到一个执法者应该做的事！”“这是执法者的过失，完全有能力阻止闹剧！”……

《半月谈》记者梳理发现，对于“高铁女”事件，舆论在谴责当事人不守规则的同时，也有不少网友质疑，乘警在劝告无效后为何不将她强制带离。

无独有偶。在山东菏泽，一名女司机因对临时停车不满，下车对正在执勤的两名协警进行辱骂、扇耳光，并故意摔坏了执法记录仪等执勤设备。

“有时候我们什么也不做，只是从摊贩面前经过，就会被骂。”一位基层城管执法人员无奈地对《半月谈》记者说，“有次还因为误会，被一旁围观的老人追着骂了半条街。我们咋变得这么怂？”

《半月谈》记者注意到，执法部门遭遇当事人违抗不配合，甚至“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现象并不少见。

针对近期发生的一线公安民警和辅警正常执法执勤遭遇暴力抗法甚至辱骂殴打事件，公安部做出回应称，该严格执法的没有严格执法是失职，该支持和保护严格执法的没有支持和保护同样是失职。公安部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切实加强民警执法权益保护工作，为民警依法履职撑腰打气。

标准不明、保障不足，让基层执法更难

“执法过程中被骂、被推搡、被团团围住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只能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黄石（化名）是江苏一位工商行政管理执法人员，他坦言：“我们心里也很矛盾，路边摆摊的小贩们生活不容易是事实，但违规经营也是事实。若整改不到位，执法人员也会面临履职风险。”

在苏中某区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张安（化名）看来，执法者是强势地位，除了一些刑事案件，被执法对象在舆论中都是以弱势群体的面目出现，“舆论在发酵时，这种地位的反差很明显，大部分人都会站在弱者的角度谴责强者”。

履职边界不清也让执法人员面临困惑。长三角地区一位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由多部门合并而成的市场监管局，存在与其他部门职能交叉的模糊职责。例如，一些餐饮企业违规使用液化气，有时难以定义是市场经营行为还是安全生产行为。

苏南一位基层城管执法人员告诉《半月谈》记者：“法律的保障不足让我们在执法过程中缺乏明确的定位和执法权限。”

“制止暴力抗法的行为因缺乏可操作的规范，执法人员会畏首畏尾，害怕制止行为犯法。”张安说，通常执法者要选择对暴力抗法者损害最小的方式执法进而实现执法目的，但这个度如何把握，没有很明确的操作规范。

专家分析认为，现在执法强调有法可依，但很多情况在司法解释上是不够清晰的，如挡车门阻拦高铁发车这种行为，执法人员如果强势架走的话，可能会面临被当事人起诉的风险。

既要规范执法，也要严格执法

专家表示，这种情况并非一天形成，是公众对部分执法人员违规执法、以权谋私、滥用权力等问题长期观察后积累下的情绪。

一方面，执法机关首先要带头守法，在执法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公平公正原则，敬畏法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基层治理问题；另一方面，也应赋予执法人员在面对暴力抗法行为相应的处置权力。严格执法过程中应对一些特殊情况采取授权，这样能防止执法人员面对这些紧急状态无法可依。

公安部已提出各级公安机关要探索建立民警依法履职免责制度，对民警严格执法行为，只要符合法律规范和法定程序的，就要坚决支持保护。

张安建议，目前对暴力抗法往往以妨害公务罪来惩罚，应尽快确定妨害公务罪行的具体标准，出台可操作性强的执法规范。同时，应借鉴西方国家设立袭警罪的通行做法。

一位基层执法人员表示，有关部门应加强对自媒体的管理，对发布不实信息的自媒体，应该有追责机制。“我们愿意接受社会和舆论的监督，但也希望能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你再压担子，我真撂挑子”：村干部人心不稳危及乡村振兴

张倵瑃 徐祥达 邹明仲 李 铮

在少数富裕村、城郊村，村干部是竞争激烈的香饽饽，但在更广大的农村基层，村干部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苦差”—活多钱少，操心不讨好，干好干差一个样。不少村干部想“撂挑子”，给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带来困扰。

老来没保障

不到1万元。这是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中安镇富有村村支部书记柴伟眼下一年的报酬。“收入不如外出务工的村民，加上村里红白喜事开支多，经济负担很重，对家庭都不知如何交代。”柴伟说。“富有村是我出生的地方，我想给家乡干点事儿，带着乡亲们致富，但现在支撑我的只有一腔热情，也许再干几年，我真就不干了，打工去。”柴伟说。

更让“柴伟们”忧虑的是，辽宁许多农村地区的村干部没能办理养老保险，老无所依问题突出。个别村因此出现了村干部集体辞职的苗头；头脑灵活、能干事的年轻人对竞选村干部越发缺乏热情。

据阜新、锦州等地组织部门反映，村干部的养老保险现在只能以他们自行购买社会养老保险的方式解决，条件较好的村可以为村干部掏这笔钱，但很多村没有财力承担。

“村干部干一辈子，多少会得罪一些人，退了以后如果没有养老保险，在村里生活可就难了！”锦州市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熊超说。

此外，《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目前部分合并村“明合暗不合”，造成一个村的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几个村“匀着使”，村干部报酬水平更低。

一肩挑六担

村支书肩上到底挑着几副担子？柴伟给《半月谈》记者介绍了自己的主要工作内容：

一是负责协调村民关系，维护基层社会稳定。有人半垄地被别家占了，有人打农药打到邻居地里了……都是东家长西家短的小事儿，如果调解不好就会激化矛盾。用柴伟的话讲，“有矛盾找谁？就找村干部”。

二是为村民提供必要公共服务。如民生方面的政策宣传和解释，给村民盖章、开证明等。据柴伟介绍，现在村干部实行坐班制度，工作日每天必须有一名村干部值班，让村民有事找得着。

三是负责一些政府项目的代收费工作，如新农合、农业保险等，以及自上而下普惠性项目的资源分配，如低保、危房改造补助、社会救助等。很多村民不理解为啥让自己交钱，为啥不给自家办低保，柴伟没少为这些事操心跑腿。

四是完善村庄基础设施。既要争取道路、农田水利等项目，协调帮助项目落地，还得鼓励村民为项目出力。

五是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比如与驻村工作队、县乡政府一起完成贫困户的精准识别、认定、帮扶以及脱贫等一系列工作，就是村组干部近来的一件大事。

六是宣传党的政策方针。要不停地学习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保证村一级执行时“不走偏、不冒进、不落后”。

盼头在哪里

长期以来，身份认同问题一直困扰着一些村干部：能不能有上升的空间？干好干坏有啥区别？

针对此，辽宁省逐步落实“工作有待遇、干好有发展”的激励机制，明确乡镇换届时每个县区至少要有1名符合条件的优秀村党支部书记进入乡镇领导班子，为村干部提供一条上升通道。

据介绍，锦州市准备由市级财政出钱，增加村转移支付资金，实行“基本报酬＋绩效考核奖励报酬”的工作报酬制度，使村党支部书记年基本报酬达到1.8万元左右，确保全市村干部年人均报酬达到1.5万元以上。

但是，村支书进入公务员序列还存在机制障碍。一些年龄较大可享受副科级待遇的村支书近两年被告知待遇被取消，而公务员、事业单位序列“逢进必考”，这些村支书往往个人条件又不达标，就被筛了出去。

熊超认为：“不能只给村支书压担子，不替他们想法子。如果辛苦了多年还没个前程，那可能真的留不住人了。”

第一书记驻村扶贫成效观察

向定杰 叶 婧 秦 宏

驻村第一书记既是中央政策的落点，也是精准扶贫的支点。半月谈记者在贵州、江西、山东等地独家调研发现，围绕选得准、融得进、干得好，各地进行了有益探索，注重发挥第一书记生力军与突击队作用，但同时，一些第一书记面临角色定位不清、个人能动性不足等履职困惑，对第一书记的考核激励机制也需要改进和完善。

你不脱贫，我不脱钩

“海嘎村一天不脱贫，我就一天不下山。”贵州六盘水市钟山区第一书记杨波驻村已快8年，昔日极贫村庄的面貌早已改变。

2015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选派第一书记到村帮扶实现全覆盖。

山东向贫困人口最多的2000个村全部派出了第一书记，其中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最多、脱贫难度最大的612个村由省里选派，其他1388个村由市县选派。目前全省在岗第一书记10962名，实现对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和党组织软弱涣散村的全覆盖。

山东临沂市围绕打好脱贫攻坚这场新时期孟良崮战役，分三批选派5806名市县机关干部到2151个行政村任职第一书记，覆盖所有省定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

临沂市兰陵县鲁城镇孙家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空壳村，2018年３月，张淑东从临沂市公安局到村任第一书记。“我们挖掘山地资源，成立桃丰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山上种植100亩冬桃和300亩皂角，盛果期村集体年均可增收30万元。”张淑东说。

“这个书记选得准啊，他来了之后我们村变化真大！”谈起第一书记林青，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大塅镇浒村群众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2018年３月，铜鼓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主任林青被县委选派到浒村任第一书记。为了修通一条进村公路，林青往县里跑了不知多少次。如今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全村正逐步大变样。

“农村条件艰苦，矛盾错综复杂、利益千丝万缕，没有两把刷子，干不了第一书记。”多地组织部门负责人表示，人选条件要坚持质量第一。

如今，党政部门干部派驻软弱村、经济部门干部派驻穷村、政法部门干部派驻乱村、涉农科技部门干部派驻产业村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模式被广为采用。

针对部分党建帮扶存在“提米送油”“给点钱物”等走过场现象，贵州省石阡县开展选配好村“两委”和第一书记及驻村干部、培植好主导产业、实施好基础设施项目、培育好集体经济等“十好”行动。“用清单式的标准帮助党建扶贫部门聚焦帮扶靶心，有效改变了帮扶流于形式、措施空对空和资金‘撒胡椒面’现象。”石阡县委组织部部长敖华说。

履职有困惑，局面打不开

“派出单位‘娘家人’不给力”“基层组织薄弱，与村‘两委’关系处理难”“填表多，迎检多”……半月谈记者与第一书记交流发现，不少人存在工作上的困惑和担忧。

某中央单位派到贵州的一位第一书记向半月谈记者诉苦，之前派的那个村比较富裕了，不容易出成绩，后来自己又换到了另外一个县的贫困村，过去后又觉得各方面条件太差了，什么都做不起来。因为“娘家”资源有限，他常常把自己与县领导直接帮扶村的第一书记相比较：“如果也有他们那样的条件和背景，肯定会出成效！”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学者张一晗的调查结果显示，往往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第一书记们才能“干点事”“干成事”。第一书记来自单位不同、职位有别，决定了其可动员的资源差别很大。两种第一书记更具有优势：一种是中央及省直机关派驻的第一书记，他们起点较高，能力也大；第二种是职位较高的县直机关派驻的第一书记，他们具有地缘优势，人头熟，跑项目时更为方便，也与基层其他治理主体关系更为紧密。同时，一些有来头、有背景的第一书记的帮扶行动带有作秀色彩，通过媒体宣传将其效果放大，以求得上级肯定及舆论支持和民众认可。

部分第一书记存在外围心态，尤其在驻村初期把自己当“外人”，认为自己终究要回到原单位，所以对所驻村庄保持距离感，嵌入度不够。而当前乡村关系、党群关系都呈现出纷繁复杂之态，让那些相对缺乏基层经验的第一书记“张不开嘴也迈不开腿”。

“最难做的还是群众思想工作。”多位第一书记表示，作为外来干部，人生地不熟，“两委”班子年龄老化、素质不高，合作开展工作难度较大。

具体到产业帮扶项目开展上，一些第一书记也有畏难情绪。一位第一书记说，他在村里发展草鸡养殖，自己能够对接到的6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只能建三四栋大棚，能够给村民、贫困户分红额度非常有限。

在找项目、跑部门的过程中，各个部门衔接不够紧密，第一书记常常身心俱疲。“总会遇到拖延、推诿等，没有特事特办，这对一般的村干部来说可能不算是什么，但是第一书记工作时间非常有限，两年时间必须完成组织交办的各项任务。”

应对各种形式主义的督导检查和填表建档，也占去许多第一书记的精力。一位第一书记吐槽：“平时得写民情日记、填群众意见卡，写目标责任书、写调研报告，每个月至少一篇工作信息，半年有半年度总结，年度有年度总结。还得填档案，贫困户认定完有扶贫手册、有帮扶计划书、有收入手册，脱贫了有脱贫手册，还得‘扶上马送一程’，接着记录。干完这些，还有时间干什么？”

厘清角色定位，做到位而不错位

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教授宋明爽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表示，与村庄内的政治精英相比，像第一书记这样的嵌入型村干部凭借自身的优势参与到村庄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他们作为一种外来政治力量进入村庄，普遍存在角色定位难的问题，甚至还存在作为外来嵌入性力量与村民自治发生冲突、抵牾等问题。

在全国各地，对第一书记有不同的具体要求，有的地方要求当好“三个工作队”，即当好党的政策宣传队、当好农村党建工作队、当好脱贫致富服务队。然而，在工作实践中，有的第一书记变成了走读干部，认为驻村任第一书记只是镀镀金、升官发财的跳板。有的第一书记超出职权范围，干预民主决策，遇事一人说了算，完全代替了村“两委”。

当第一书记与村支书在同一个场域中相遇，共同双轨治理时，两者会发生一些交集，其合作会提升扶贫绩效，而两者间的权力博弈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扶贫绩效。

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者谢小芹认为，虽然文件有关于第一书记的职责和范畴等规定，但在实践运行过程中，第一书记的权力和村书记的权力界限往往存在模糊性，这容易引发权力博弈、权力侵扰以及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从而导致不合作，甚至冲突。

对此，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建设与反贫困研究院教授孙兆霞指出，选派第一书记不是要取代村干部，而是要把散乱的班子拢起来，把服务群众的能力提上去。

江西省万载县白水乡槽岭村第一书记梁军权表示，第一书记发挥作用不能“大包大揽”，这样会造成村“两委”班子的“懒政”和村民或者贫困户的“懒作为”，一定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形成合力。

“应该是依靠但不依赖，放手但不放纵，支持但不支配。”国土资源部驻江西省赣州市赣县五云镇夏潭村第一书记李兆宜总结道。在他看来，最初阶段，帮扶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派出单位的支持程度，等后续打开局面后，第一书记的主观能动性就逐渐占有较大比重。

改进考核激励机制，激活“想作为”“能作为”

进入经济薄弱、组织涣散的村庄进行帮扶，帮助所在村庄达到精准扶贫和组织建设的双重目标，村民应当是最终的受益人。而现实中，“帮扶村是否脱贫致富，考核的主体责任是派出单位的党委”。

不仅如此，对第一书记的激励也是由派出单位负责。对于当年考核优秀的，由派出单位评定为优秀；对于考核不合格的，由派出单位“召回”，并重新选派。村民作为第一书记帮扶工作的服务对象，对于帮扶工作和第一书记的激励，没有足够的发言权。

针对此，宋明爽指出，外派村干部入村，从根本上来说，是要解决村庄的政治精英缺失问题，是要帮助村民改变村庄的面貌，帮助村民脱贫致富。帮扶效果如何，村民最有发言权。单纯由上级组织来考核嵌入型村干部，并以此为提拔依据，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嵌入型村干部的帮扶绩效。

专家建议，对第一书记的考核激励应由派入地干部群众负责，或者与派出单位共同负责，并合理设置相应的权重。

困在农村，还是奋斗在农村：大学生村干部服务乡村成效观察

郭雅茹 叶 婧 蔡馨逸

大学生村干部制度是我国向农村输血的重要途径。半月谈记者在河北、山东、陕西等地调研发现，各地围绕“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进行了有益探索，推动优秀大学生积极投身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去。但一些大学生村干部也面临“下不来，上不去”的困惑，如何让他们在农村发挥更大作用，仍然是一道难题。

毕业了，当村干部去！

“当大学生村干部，要抱着一颗给老百姓办事儿、在农村广阔天地干事创业的初心。”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常兴镇尧柳村村干部刘焕焕说，现在她也正继续努力着。

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了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的决策，提出“引导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从这一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来到农村，渴望用知识服务农村。

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在大学生村干部选派方案中，尽量把更多的优秀毕业生选派到人才缺乏的贫困地区，整体提升贫困地区村“两委”班子文化水平。

几年前，河北邢台沙河市柴关乡的大康村还是一个萧条的小山村，年人均收入1000余元。2014年，赵鹏在大学毕业后到大康村当村干部，让村里流传的老手艺——手工纳鞋底、做布鞋焕发了新的生机。如今大康村代工制作的布鞋经过检验，被贴上商标，送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货架上。村民们靠这一项，一个月一人能挣1000多元。

“小李来了之后，我们村变化不小。”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彭城镇豆腐沟村村民说，过去农闲，大家就聚一起说说家长里短，容易引起纠纷，吵架是常事，但自从小李来了，村里慢慢地建起了健身娱乐队和舞蹈队，大家有了事做，高兴得很。

对刘焕焕来说，担任大学生村干部收获最大的是基层工作经验。“在工作中接触最多的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需要把事情掰开了揉碎了反复给他们讲，很考验人的耐心。”

“运用政策导向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去，除了有利于促进大学生面向基层就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培养造就一支有基层工作经验，与老百姓有感情的党政干部后备人才队伍。”河北省秦皇岛市委组织部组织二科科员陆明说。

“我们算什么人，往哪里去”

“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有年轻大学生来村里。”多位基层干部反映，长期以来农村年轻后备力量严重短缺。但是，这不等于大学生下农村就一定能起到“人才”作用。“来了农村，就想干出一番事业，可确实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一位大学生村干部这样说。

半月谈记者走访发现，虽然不少大学生村干部干得风生水起，但也存在着各种困惑和担忧：“当村干部却成了乡镇干部”“感觉不到什么成就感”“看不到未来”……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罗丞认为，农村事务比较复杂、问题比较烦琐，大学生村干部上任初期，没有掌握与群众沟通的技巧，不熟悉党在农村的惠农政策，做不到与党员群众打成一片，更不用说开展工作和为富民强村做贡献了。

大学生村干部岗位需要履行什么职责，承担什么责任，镇、村拿不准，大学生村干部自己也搞不清。华北某地组织部干部表示，现在大学生村干部大多在工作上没有具体分工，仅以助理身份协助村支书或村主任做些日常工作，缺乏重点和重心，不容易融入村级组织核心。

在一些地区，大学生村干部的职责范围是资料收集、数据统计、跑腿开会等事务性工作，更多的是被抽调到上级部门去帮忙。“只要认字、会操作电脑的人都能做。”一位大学生村干部表示，“既然是做这些，干吗要大学生，浪费资源嘛。”

华北地区一个任职７年的大学生村干部直言，虽然文化程度高点，但“没有给村里带来什么变化，甚至很少接触村里的工作”。

“看不见出路，无心干事”，也是部分大学生村干部的心态。多位大学生村干部表示，出路的不确定性使得选聘的大学生村干部身在基层、心在书里，在村里上班的主要工作就是看各种考选的辅导材料，使基层成了考试的“加油站”“过渡站”，任职期间就纷纷考取了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与理想反差大、待遇水平低、现实问题多……甚至由于在村任职，生活工作圈子小，东部沿海省份某县存在着不少大龄村干部婚配难的问题，更加剧了大学生村干部的流失速度。　

农村如何留住大学生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快构建“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的长效机制。要让大学生村干部来得了、干得好、干得久，就需要让他们不用离开乡村，就能看到美好未来的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

山东农业大学地方政府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国申建议，采取“传帮带”等多种措施，帮助大学生村干部了解乡情和村情；引导他们当好政策宣传员、村情民意调查员、村级决策参谋员、农产品销售市场信息员和远程教育协管员“五大员”，在应对复杂问题和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积累经验，不断提升工作能力。

东部沿海省份某村大学生村干部通过电子商务模式来经营村里蔬菜买卖。“但我刚毕业，家也不是农村的，不懂技术，又没人指导，我开的蔬菜网店出现滞销，这个事也就黄了。”陕西省眉县常兴镇马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助理张瑞雪建议，采取多种形式集中开展岗前培训和任职技能培训，帮助大学生村干部认识、熟悉农村。

专家表示，要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的优势特点，为大学生村干部安排能发挥作用的岗位，给他们压担子、分任务，让他们有事做，有用武之地。要让他们到村后能够利用所学知识办成几件实事，坚定做好工作的信心。

与此同时，要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村干部的前途出路问题，增强这一职位的吸引力，让大学生村干部不再一门心思往上考，而是甘愿扎根基层、服务基层。例如，大学生村干部能否进入公务员队伍，不是一考定终身，而是要凭工作实绩论英雄，只要安心锻炼、踏实干事、为民服务，考核考察合格后，就能成为公务员。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对大学生村干部进行年度考核。

新时代有新任务。作为基层工作中的重点岗位，大学生村干部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让优秀大学生在农村“干得好、流得动”，吸引更多大学生“下得去、留得住”，形成乡村治理中干部成长的良性循环。

村支书外出跑生意了，村主任放羊去了

——村社干部：身在基层却背对基层？

郑生竹 陆华东

随着国家对基层投入的不断加大，大多数村级组织都有了独立办公场所。但一些基层群众反映，村（社区）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为百姓解忧”，到村里办事经常找不到人，甚至一些村（社区）干部挂着书记、主任的头衔长年累月不在村里，“身在基层却背对基层”现象在一些地方较为严重。

大部分时间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和产业

半月谈记者在某乡镇调研时看到，不少村部大多数时间大门紧锁，尽管有规定村干部要轮流值班，但是基本上都是“墙上制度”，村民去办事时常常不见村干部的人影。

半月谈记者调研时，恰逢镇里要到某村发展党员，镇里提前通知了村支书召集党员和群众到村部集中谈话。到村里时才发现村支书和村主任两人都不在，只有村妇女主任在村部。后来询问才得知，村支书去外地跑生意去了，村主任外出放羊去了，他们平时也是很少到村部来。

在农村，村干部大都有自己的产业，他们竞选时很积极，但一旦选上村干部，对村民的事情往往不再热心。除了上级部门要求开会，以及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和产业。

有基层干部透露，当地一个村支书，常年都在镇上一家企业任职，别说村民平时见不到他，就是镇里有时发一些通知，也要到他所在的企业里去。还有些人当上村干部后，依然外出打工，然后“遥控”其他村干部和家里亲戚代为处理村事务。

这名基层干部表示，基层群众知道这些有产业的人当村干部会分散精力，但这些人又是村里能人，村民想让他们为村里做点事。“如果村干部没有点产业，没有点本事，村民也不会服他、选他，这是个很大的矛盾。”

上级任务考核多了，与群众交流的时间少了

也有不少村社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工作上，但往往是事务性的工作多，直接服务群众的工作少。“我这个支部书记签了多少责任状，自己都记不得了，有时睡觉都能梦到自己被处分。”一位在东部农村社区任职20多年的支部书记表示，现在基层工作越来越多，考核压力很大。

某贫困村村支书说：“现在每天真的很忙，跟村民们接触的时间在不断减少。有时候我都在想，花这么多时间迎检、做台账、开会，还不如省下时间多为老百姓办点实事。”

某些“明星村”也面临同样的烦恼。半月谈记者最近到某示范村采访时，宣传部门告知要提前跟当地村干部“预约”才行，因为他们太忙，前后已经来了好几拨人。“开座谈会、看PPT和宣传片、开车绕村转一转，每次都是这个流程，但是每来一拨人都得重复一遍。”该村一名村干部说道。

半月谈记者曾在某社区做问卷调查，发现很多居民并不认识社区干部。“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社区事务并不关心，很少参加社区活动。加之我们人手又少，大多数时候只能认识些积极性比较高的老年人。”该社区一位干部说。

“村干部大多是本村人，村民之间发生点矛盾、村民有什么困难和需求，调解处理起来很便利。”东部某乡镇一位基层干部表示，如果大部分村干部没时间“搭理”老百姓，会激化干群关系。“村民一次找你，你不在家，两次找你，你说没时间解决，三次四次下来，老百姓慢慢就会对村干部失望，原本可能很小的问题也会越闹越大。”

坐班不能一刀切，群众路线不能丢

“如果村干部都坐在办公室的话，很多工作没法开展。”苏中某村党支部副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同样一件工作，城市社区和农村完成所需的工作量差别很大。

“其实我们也没闲着，但整天待在办公室处理一些文字材料，一些群众会觉得你没干活。”一名村干部说，一些村民不清楚现在基层农村工作信息化要求高、台账资料多的特点，往往误以为坐在办公室里做这些工作的人不干事。

一些地区的效能办和纪检等部门会不定时检查村干部在岗情况。中部某乡镇纪检干部说，要求所有村干部全部坐班不现实，平时纪检部门也只要求村部每天要有人坐班。

一些基层干部建议，让身在基层的村干部“回归”基层，除了要减少不必要的上级检查、考核与台账要求外，还可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规定村干部每周、每月的走访与民情访谈时间，细化相关服务群众的奖惩考核措施，加强与基层群众之间的联系。

江苏南京市鼓楼区一名社区党委书记建议，基层党组织要善于利用现在发达的社交通信技术与群众打成一片，通过建立党员微信群、村民或业主微信群等方式，线上线下相辅相成，让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尽快被看到和处理。

决策推给上级，责任推给下级：“二传手”干部恶化基层政治生态

周 楠 张玉洁

“二传手”是指排球运动中接对方来球后专门担任第二次传球组织进攻的队员，也是场上组织进攻、实施战术的组织者。但是，在我国基层治理链条中，一些干部机械地做着“二传手”工作，他们看起来事事经手，似乎工作繁忙，却不思考、不研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执行政策照抄照搬，决策推给上级，责任推给下级……此类干部，被干部群众戏称为“二传手”干部。

四大绝招：布置一下、传达一下、上报一下、推脱一下

中部某省一位镇党委书记近期遇到一件“打落牙齿和血吞”的烦心事。

市里要求检查超重车辆过境，县公路局一位领导打来电话，要求乡镇设点拦车检查。镇党委书记试探着问了问：“乡镇干部并没有上路执法权，请问公路局能不能派人过来？我们全力配合。”不料，对方的回答简单粗暴：“这是上面布置的工作，我已经传达给你们了，我们忙不过来，你们自己搞定。”

结果，乡镇干部硬着头皮上路执法。有司机质疑他们没有执法权，不让拦车和检查，双方起了争执。司机拍了视频发到网上，舆情闹大了，乡镇干部受了处罚，本应承担牵头责任的公路局干部，反而无事。

“这种‘二传手’干部只知道推卸责任，不承担应有义务，严重损害了基层干事创业的氛围。”这名镇党委书记向半月谈记者抱怨道。

西北某省一名乡党委书记也被“二传手”干部弄得焦头烂额。他告诉半月谈记者，每周都要参加大量会议，上级通过会议把责任传导到基层没有错，但有的上级部门是通过会议把责任全部推卸给基层，这就有问题了。“比如招商引资，按说是由县招商局牵头，我们参与，但开一个会就全部交给我们了，乡镇毕竟缺乏专业招商人才，主导这项工作很难出成绩，最后做得不好，又要问责我们。”

多名基层干部反映，“二传手”干部的行为可以概述为：对上级安排的业务工作，不分析研究，而是机械地以“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来推给下级；对应由本部门或本人决策的事情，不承担责任，而是推给上级或集体，美其名曰“让领导拍板，让集体决策”；遇到实在要做的事情，从不发挥创造性，而是照抄照搬，应付了事。

一位乡党委书记直言这样的干部有四大绝招：有任务，布置一下；有会议，传达一下；有事情，上报一下；有问题，推脱一下。你要是敢质问他们，他们会美其名曰“分级负责”“责任到人”“属地管理”，出工不出力、做事不担责。“只考虑把球快速传出去，从不在乎球能否传到位。”

官僚主义作祟，监督考核不力

基层干部和专家学者分析认为，“二传手”干部现象的背后，一方面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思想习气在作祟，是部分地方党风不正、政风不清的表现；另一方面，也跟部分干部能力素质缺乏、干部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有关系。

一是部分干部缺乏责任心。甘肃行政学院副巡视员王伟教授认为，这样的干部对党的事业不忠诚，只考虑个人名利得失，遇到工作，有利则干，无利则推。他们患得患失，怕担风险，抱着“击鼓传花”的心理，试图当甩手掌柜，出了问题也不关自己的事。

二是官僚主义习气作祟。湖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唐琦玉教授表示，这样的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淡薄，利己意识突出，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意识主导下，把工作责任往下推卸，求稳怕乱，宁肯不做事，也要不出事。

三是作风不正，思想懒惰。受访专家认为，这些干部干事热情不高，长期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的心态，对工作不认真研究、不认真思考、不认真分析，只会做表面文章，对工作推诿扯皮，影响工作的落实。

唐琦玉等专家认为，“二传手”干部也跟客观因素有关系。一是部分干部自身“本领不强”，能力不足，面对任务，自身无所适从，只好煞有介事地安排部署给下级抓落实；二是部分地方基层环境“不容乐观”，缺少有效的政绩量化考核、检查督查、奖惩追究、协调联动机制，没有真正做到奖勤罚懒；三是部分政策本身“先天不足”，不符合基层实际，难以落实，一些没有担当的干部对此则不闻不问，只求扔出这个烫手山芋。

隐性危害极大，亟须大力整治

多名基层干部指出，相对不作为、慢作为的太平官，“二传手”干部的隐性危害更大。“二传手”干部处处留下工作痕迹，导致人力物力空耗却难以被察觉。他们将矛盾下移，导致基层权责不匹配，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地方很容易出现弄虚作假，或者违规执法的现象。他们不触碰矛盾，不得罪人，在干部选拔中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影响基层政治生态，助长人浮于事、推诿扯皮之风。

专家指出，“二传手”干部现象败坏了地方党风政风，严重削弱了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破坏基层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在必须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等三大攻坚战的当下，需要领导干部能干事、敢担当、有作为，必须对“二传手”干部的问题大力整治。

王伟认为，破除“二传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首先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加强对广大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

其次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继续整治“四风”问题，不断健全监督问责机制、干部评价考核机制。唐琦玉认为，要强化监督执纪，严格依法问责，让在其位不谋其政、只做表面文章的“二传手”干部无处遁形。

三是营造良好执行环境，加强正向激励，健全奖惩机制。在干部选拔任用时，加强对担当的考核权重，让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

唐琦玉表示，针对部分干部“干事担责越多，出错概率越大”等思想顾虑，尽快探索建立容错机制，为担当者担当，形成宽容失败、允许适度试错的一整套机制，解除担当者的后顾之忧。

同时，针对部分政策先天不足、基层干部本领缺乏等问题，专家建议，必须优化基层政策质量，增强基层政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必须明确岗位职责，倒逼干部加强自身学习，提升基层干部本领。

住村特派员：村组织来了“修复工”

沈汝发 张逸之 刘姝君

村部常年“铁将军”把门、村民盖章找不到人、村干部素质参差不齐……村级组织薄弱涣散成为基层建设一大顽疾。2017年8月起，福建省大田县推行“住村特派员”制度，力图打通党建“最后一公里”。

大门紧闭，村部全是蜘蛛网

大田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怀斌对一个场景印象深刻。“太令人震惊了。”他回忆说，他刚到大田任职不久，到一个村暗访，看到这个村部四周杂草丛生，大门紧闭，全是蜘蛛网，打电话给村委会主任，说钥匙在村党支部书记那儿，书记又说在村文书那儿，文书拿了一堆钥匙过来，找了好久才打开，一看里面地板破烂不堪，已经好久没有人上班了。

这种现象并不鲜见。大田县委组织部调研后发现：有的村级党组织对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引导不到位，执行上级指示打折扣；部分党员干部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淡薄；一些村级组织规范化管理不到位，决策程序不规范，印章管理不到位；个别村干部作风不实，有的在位不在岗，群众有事找不到人。

“村干部素质参差不齐，有些人受宗族势力、利益影响，存在吃拿卡要现象，该做的工作不做，不该做的乱做。”王怀斌曾经担任过镇党委书记，对此深有体会，“部分村级组织已经难以担当基层战斗堡垒的重任”。

针对村级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大田县从乡镇重点培养对象、新招录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和大学生村干部中分两期选派79人担任住村特派员，与村两委干部全日制、全天候在村部上班，并建立了完善的激励和督查考核机制。

吃住在村，柜台化办公

半月谈记者在大田县走访发现，这里的村部外墙上都挂着一颗闪耀的五角红星，屋顶插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村部一楼设置“党群服务中心”，实现柜台化办公，柜台里面是村干部与住村特派员的办公场所。

针对群众普遍反映的盖章难的问题，经村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授权，由住村特派员代管村两委印章。广平镇元沙村住村特派员陈清奖说，他每天都吃住在村里，即使村干部临时有事找不到，他也可以帮群众办理。

住村特派员普遍年轻，文化水平较高，受到群众欢迎。武陵乡大石村村民林克午家庭困难，孩子获得学校困难补助，他拿着补助表格请住村特派员杨清明帮助填写。“他们夫妻两人都不识字，我就帮他们填一下。”杨清明说。

“现在感觉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村民张乃品说，以前村部长期没人，村干部都在忙自己的事，群众有事也找不着人，现在村部天天有人，来盖章、开证明啥的，看到红旗、红星，心里就特别踏实。

规范村级组织，打通党建“最后一公里”

少数村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大田县规定，住村特派员参加村两委的所有会议，并负责记录。

“有些村干部把村里的资产偷偷卖掉了，村民都不知道。有了住村特派员，即使少数村干部有私心，也不敢搞暗箱操作。”建设镇党委书记乐永权说，乡镇工作关口前移，规范村级事务管理，可以进一步加强党委对村级组织的指导。

同时，住村特派员负责对村两委干部进行考勤，以制度管人管事。上京镇党委书记林世畅说，考勤记录每月向乡镇党委报备一次，作为村干部误工补贴发放的重要依据，“让村干部真正把事情做起来”。

住村特派员还架起了党和群众信息交互桥梁。一方面，住村特派员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党员参加各类政治、理论学习；另一方面，采取定点接访、上门走访等方式，填写《住村民情收集处理台账》，了解反映党员群众思想动态，及时化解一些矛盾纠纷。

另外，住村特派员还是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在住村特派员协助下，吴山乡梓溪村与大田县供电公司采取“集体闲置空间＋光伏发电”方式，创办村级光伏发电站，预计年新增村集体收入7万元以上。“住村特派员协助我们处理事务，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建设镇建忠村村委会主任吴荣说，他们懂政策、头脑活、思路广，大大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

大田县组织部门负责人认为，住村特派员制度培养了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基层干部队伍，为助推乡村振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原来到村里工作感觉比较虚，甚至有一些迷茫，现在感觉很充实。”建设镇建国村住村特派员张景焜说。

干部说客，替违法乱纪者捂盖子

阳 建 刘怀丕

在频频曝光的群众合法权益被侵害事件中，活跃着这样一批基层干部说客：他们在接到有关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后，不认真全面展开调查，反而巧言令色替违法乱纪者“站台”、捂盖子。各路干部说客们或明说，或暗示，以偷换概念、威逼利诱、拖延处理等方式，“游说”被侵权人妥协或者放弃维权，为基层百姓深恶痛绝。

“你开个价”，执纪执法机关为老板“站台”

两年前，湖南某村的部分村民持续向上级有关部门投诉举报，声称该村一块集体所有林地涉嫌被私人开发商非法征收且手续多处违法违规，要求恢复土地性质、恢复林权，但均未获得有效回应。在媒体2017年底介入调查之后，当地村支部、镇政府、县纪委等方面“迅速行动”起来。

村支部秦书记找到举报人刘某说，他受镇党委书记委托来协商解决此事。一份录音显示，秦书记称：“尽管开发商没有任何道理，但政府已把土地征收手续办好了，林木也砍了。木已经成舟，相当于‘事实婚姻’，土地和林权不可能再追回。”

“只有钱才是最佳解决方案，你开个数，我们再去跟开发商谈。”秦书记说。当刘某表示不想要赔偿、只想要回林权，秦书记劝说道：“你就算告到北京，中央也不会派人下来处理，只会一级一级行文下来，最终还是要下面来处理。”

“现在你是站在上风，政府主动找你谈，也是有面子的事。”秦书记说。

村支书“协商”不成后，2018年3月底县纪委叫刘某谈话，他满心欢喜，以为是纪委部门开始调查，可以还老百姓公道。结果，纪委工作人员宣读问话纪律、听取举报人陈述后，也做起了“调解”。“至于林木补偿，你可以开个价。你不说好价钱，我们就不好跟那边去协商。”

临走时，纪委工作人员准备打印一份协议让刘某签字，声明对征地程序没有异议。刘某拒绝了这一要求。

无独有偶，除了执纪部门的明说，还有一些地方执法部门的暗示。

2015年，一房地产开发投资人在河南某县投资时，被当地合作伙伴以涉嫌合同诈骗告到县公安局并刑事立案。此后，让这位投资人崩溃的是，公安局办案人员不停地借查案或做笔录的机会向他发出暗示：只要答应他们的条件，公安局就不追究了，也不会对你采取刑事措施。要是不答应，这个案子就不好说了。该投资人拒绝暗示后，这一刑事立案调查持续了近两年之久。最终，该县公安局以侦查发现没有证据而撤销此案。

闭口不谈法治，却要群众“顾全大局”

半月谈记者发现，干部为违法乱纪行为充当说客的怪相在一些地方比较普遍，形式五花八门。比如，在司法审判中，有法官以拖延案件处理为由要求原告出具谅解书为被告减轻责罚；有的党政部门查处下级问题时“避重就轻”，以“都是为了工作”掩盖违规违法事实，劝说群众“顾全大局”；有的党政干部说情被拒时甩脸色、发脾气……半月谈记者梳理发现，干部说客充当见不得光行为的“和事佬”，有着多种动因，主要是陷进利益关、遮丑关、人情关。

其一，利益关。说客干部本身陷于利益勾结当中，担心违法乱纪行为被查影响自身。在征地拆迁、投资开发等项目中，开发商背后往往有“官员靠山”，后者利用手中权力为项目保驾护航。从立项到征地再到建设，各个环节均被“打点”到位，致使部分开发商不按法定程序办事，“不买票上车”，群众合法权益不可避免受到侵害。一旦群众维权，这些官员就坐不住了，主动当起巧言令色的说客。

半月谈记者调查到，中部某县一开发项目，开发商先是从省里拿到批文，再盖上县长大印，之后打通县里相关职能部门，最终把“公关工作”做到村民小组长。于是，每个环节都有干部替其卖力。当被征地群众发现利益遭侵害而上访时，这些干部又出来“调解”。

其二，遮丑关。“家丑不可外扬”思维作祟，怕违法乱纪行为曝光影响地方形象而护短、包庇。在不少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中，一些政府部门或多或少充当了帮凶。只要群众忍气吞声，这些行为就不了了之。一旦群众投诉引发舆论关注，当地政府害怕曝光影响地方形象甚至“乌纱帽”，就派出各路人马“游说”。这些干部接待上访群众时先表示同情和理解，再以“大局意识”进行说教，最终提出赔钱了事。一旦“说不通”，就“放狠话”“玩拖延”，甚至威胁。

其三，人情关。一些干部“讲人情”重于“讲原则”，或者懒政不作为，遇事“和稀泥”。中部地区一位培训学校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他因老家土地被侵占而多次投诉，开发商托人找到主管培训学校的教育局领导“说和”。这位教育局领导一边表示气愤，一边劝说：“事情已经这样了，要多少钱才肯了结，我去传话。”

位置摆不正，抹黑党和政府形象

面对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不以党纪国法为准绳，却当起说客，这种位置不正的行为，丧失了原则，丧失了立场，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影响恶劣。

干部说客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湖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王海峰表示，一些党政干部说客为违法乱纪行为捂盖子，属于本末倒置，比违法乱纪行为本身的影响更恶劣，势必让群众寒心，给党和政府形象抹黑。

干部说客亵渎依法治国理念，损害党纪国法威信。一些干部法治意识极其淡薄，遇到群众较真动辄“拿钱”了结，丝毫不顾及党纪国法的严肃性。山西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院廉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慧斌认为，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干部说客却执纪违纪、执法违法，完全没有法治观念。

干部说客纵容违法乱纪，引起不良示范。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学平表示，干部为了地方“遮丑”，用尽手段“游说”群众，使之就范，是罔顾群众利益的作风问题，将助长歪风邪气。

受访专家建议，干部说客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此要严惩重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促使干部增强法治意识、规矩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和群众观。同时，畅通群众监督和举报渠道，让干部不敢越红线。

治村当治吏，兴村先兴人

周正平 刘 邓

聘用专职雇员将政府服务向村级延伸；以量化考核促进农村干部积极作为；培育新乡贤协助基层治理；能人带动组织农民增收……近年来海南农业大县定安做好“人”的文章，打出一套乡村治理“组合拳”。

“政府雇员”驻村（居），提供全面服务

“这个年轻仔，好。”被定安县黄竹镇白塘村村民洪明昌老人点赞的“年轻仔”叫洪仕超，2015年通过招考，正式成为定安第一批村级政府雇员，办公地点“百事通便民服务站”与村委会合署，每天8小时坐班。

“现在有什么复印材料、交电费、交电话费的事都会来这里，找政府雇员，很方便。不像以前来村委会找不到人，不像以前要看干部脸色，不像以前得自己搭车去镇上。”洪明昌说起村里的变化连用了三个“不像”。

定安县委组织部部长符气和介绍，长期以来国家各部门对农村的建设投入不少，人员聘用名目多但待遇低，涉农资金项目繁多但缺乏有效整合。“村级政府雇员”就是整合资源，化零为整，形成农村工作合力的一次尝试。通过整合，投入到每名村级政府雇员的工资、社保每月可达2100元，比村支部书记拿的还高。

资金汇聚成流，服务千线一针。“我们的工作就是提供便民服务，服务事项有明文规定的70项，包括邮件的转接投递、代缴费、助农存取款、农村电子商务代购代销等。”洪仕超说。

2015年至今，定安126个村居便民服务站已按规范建成，126名村级政府雇员全部上岗。“村级政府雇员归口村党支部管理，辅助和强化了村党支部的核心领导，理顺了农村基层工作的管理机制，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符气和说。

量化考核，破解干部“干好干坏都一样”

陈朝明走马上任雷鸣镇党委书记时，好多个晚上连续失眠。所愁者，不仅在于当地贫困面大、扶贫压力大，更在于长期开发征地造成的土地纠纷积案较多，干部作风散漫，基层政府整体公信力下降。

怎么办？雷鸣镇在定安率先参照企业管理手段，建立了针对镇村干部的量化考核制度。

“让做得多的得到好处。”陈朝明说，对积极作为者加分，对逃避责任者减分，分数与干部绩效所得、晋升直接挂钩，量化考核像操作系统，各项工作如应用程式。每周点评打分，将村镇干部的平时工作点滴记录在案，解决以往年底凭印象打分的问题，“真的做到考核看能力、看成效”。

量化考核实行以来，雷鸣镇在农村土地纠纷调解、环境卫生、干部纪律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如针对农村环境卫生差，严格的考核和督查，让干部变假扫为真扫，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针对群众到镇政府上访较多的问题，将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纳入量化考核，对村委会自行调解的奖励1.5分，对由镇政府派人和村委会共同调解的奖励１分。至今，各村成功调解矛盾纠纷500余起，八成以上属于土地和建房纠纷。

陈朝明认为，量化考核使乡村干部更加主动解决农村问题，很多矛盾化解在基层，节省了农村治理成本，同时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和党员干部形象得到极大提升。

新乡贤协助基层治理

定安在海南历史上一直是崇文重教之地，传统人文气息浓厚，许多大族和乡贤一直延续古风，龙拔塘村李氏宗族便是其中之一。

干了20多年的村支部书记、现已退休的李庆恩一手创办了冀教基金会。“冀教基金会成立14年了，由村民捐款，每年对村里考上重点高中和大学的孩子进行奖励；每年都会办一场琼剧晚会送孩子上学，另外由全族集资奖励培养孩子的老师。”李庆恩说。

80岁的翰林中学老校长李国治，按照对国家、对民族、对宗族有贡献才录入的原则，重新修缮了族谱，希望通过宗族历史上的名人和善行影响后辈，激励年轻人崇德向善，发愤图强。

在李庆恩、李国治等人的努力下，龙拔塘村把宗祠文化与村规民约结合起来，重塑优良传统民风。“李氏宗祠”边立着醒目红色标牌，牌上载明“三不进，三表彰”的村规民约：“作为公民，违法乱纪者不进；作为村民，损害集体利益者不进；作为子民，不孝敬父母者不进。勤奋好学品学兼优者奖；乐施好善造福乡里者奖；敬老爱幼邻里和睦者奖。”

现在总有人找李国治和李庆恩做“裁判”。“他俩德高望重，以理服人，解决了很多村委会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龙拔塘村委会委员李国峣说。

如今，在定安县委、县政府的引导和组织下，由退休归乡的老教师、老党员、老干部为主体形成的新乡贤，在推动乡村教育、调解邻里纠纷、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能人穷人携手脱贫致富

在龙湖镇桐树村天堂山黑山羊饲养专业合作社，半月谈记者见到了陈宁。3年多来，这位40多岁的汉子带领村民将人均年收入从2013年的2500元提高到了现在的9000元，带动34户贫困户加入合作社共同脱贫致富。

在贫困户吴长岱眼中，陈宁是个能人，也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以前自己养羊，死的很多。”吴长岱说，现在加入合作社，不用自己操心卖。吴长岱目前养了28只羊，就等着养大了交给合作社帮助卖个好价钱。

陈宁2013年竞选桐树村党支部书记成功，当年带着7名党员向海南农信社贷款7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成立合作社。陈宁专门拜访了海南岛内各圈养羊的大户和农技专家，学习圈养技术和防疫技术。经过4年发展，合作社羊舍扩建到32间，存栏黑山羊近500只，年出栏量约1500头，产值达到300万元。

“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脱贫致富，本村能人带动很重要，不要迷信‘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定安县扶贫办主任王旭说，定安提倡当地能人办合作社，在村里起带头作用，树立身边的致富榜样，激发农民致富愿望。

定安县农业局负责合作社项目的农经股股长李召雄介绍，目前定安126个行政村（居）已成立725个农业专业合作社，涵盖种植、养殖、渔业、农机等多领域，越来越多的贫困户进驻其中打工、分红，摘了穷帽。

夜访乡镇干部听“三盼”

段羡菊 柳王敏

湖南某县的一个乡镇，地处山岭纵横的省际边界。前不久，半月谈记者来到这里蹲点调研，夜访乡镇干部，倾听他们的期盼。

盼提高待遇

这个镇镇区人口近万，是“全国重点小城镇”，但镇上离县城距离遥远，进城车程3小时，这在湖南是少见的。

半月谈记者夜访镇办公楼时，一名副镇长正埋头整理就业劳务输出的扶贫资料。他家在县城里，妻子在另一乡镇上班，夫妻之间聚少离多，3岁双胞胎孩子，分给双方父母照顾。

周末如回家，他自驾来回路桥费156元，400余公里车程得花油费200多元；倘若坐班车，来回也要110元，并且班车较少，发车时间不稳定。回家难、成本高，是干部们的共同难题。

目前，这个镇的干部可以领到乡镇补贴，他们认为这体现了对乡镇干部的倾斜，但希望力度再大一些。根据相关规定，当地乡镇公务员按照工作时间年限，每月享有200元～ 500元的补贴。工作年限在十年以下的都是200元，超过十年则每五年一个档次，每档60元。该镇一位副书记在乡镇工作17年，拿到的乡镇补贴是320元。

“主要是为了工作，我一个月电话费都要花费500元。”该镇党委书记说，扣除保险、公积金等，他现在每个月到手工资4300元左右，外加一年一发的绩效考核奖1万多元。

担任镇党委书记的他，工作量比同级别、担任非领导职务的镇干部要多得多，但待遇却比他们当中一些人少。据了解，这种差距的直接原因是他的工龄要少一些，间接原因则是乡镇党委书记的待遇里没有相应的岗位津贴。

对此，其他一些乡镇干部建议，应根据任职的地理位置、服务年限、岗位，对乡镇干部在待遇上适当加大区别对待，以调动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盼人手人才

当天晚上，一位年轻干部值守镇办公室值班室。室内堆满杂物，摆着一张值班床铺。在周围狭小的活动半径内，他要守着单位监控和电话，随时接收信息，防范突发情况。他笑说，自己只要在办公室，几乎连轴转，没有片刻休息，晚上加班也是免不了的事。

“基层干部太少，真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比如民政就一个人，如果他下乡去扶贫了，岗位上就没人了。老百姓到镇政府来办事，就可能找不到人。”他摇头感叹。

工作任务重，人员配备不足，在与半月谈记者交流时，一些镇干部不约而同提到这个难题。有的乡镇干部自嘲说：“市里提出六大战役，县里要打七大战役，天天打仗，人马不足，人都快打死了。”

“我希望能把基层干部招足。”镇党委书记说。这个镇的面积相当于有的地方一个小县，镇干部编制119个，目前在编的只有89个，空缺30个。虽然上面每年会下派一些干部来，但是现有的乡镇干部有的退休，有的考走，两相冲抵，增加不多。

近两年，这个镇进入城镇建设高峰期，发展迅猛。镇城建办主任羡慕县里有规划局这样的专业机构，镇上就缺乏相应人才。镇政府前些年曾招考过懂工程、设计的人员，但工作不久就走了。

尽管有很多期盼，但镇干部对工作投入尽职尽责。镇社保专干是一名年轻的女干部，虽然现在是事业编，但她对待工作充满干劲和热情。“现在农村老人居多，很多政策不了解，我需要反复跟他们讲。跟群众接触，态度要好，要有足够的耐心。”

盼交流学习

深山里的小城镇，夜晚异常安静。镇干部分散住在镇政府办公楼和楼旁边的宿舍。半月谈记者见到了已在3个乡镇工作17年、到这个镇工作6年的镇党委副书记。

他委婉表达自己的期望，希望能够调到离县城近一些地方工作。他离在县城的家远，无法照顾11岁正在上学的孩子和家中的老人。每月有一个周末他需要留守值班，另外三个周末他尽量赶回家去。

镇干部们也盼望能够加强乡镇与乡镇之间、乡镇与县直单位之间的干部交叉任职。目前，这样的交流机会，与镇干部的期望值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导致偏远地区的乡镇干部，有可能长年累月积压在此工作，来自家庭的压力很大，干部们工作多少也缺乏新鲜感。

镇干部们向半月谈记者反映，年轻人考上公务员后，会有短暂的公务员入职培训，但此后往往再难有培训机会。乡镇领导干部相对普通乡镇干部培训机会略多一些，但也不足。

“乡镇是锻炼人的地方，乡镇工作苦中有乐。”一位资深乡镇干部的话，在夜访当中引起了不少乡镇干部的共鸣。他们自评认为，在这个镇当干部不容易，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抵得住诱惑，能留下来，是一种精神坚守。

5年“零信访”，这里的干部做了啥

宋立千 代雅雯

初夏午后，四川剑阁县毛坝乡的村民们正在中药材产业园里忙碌着，稍得闲空，大家聊起哪家今年评上了乡里的“十星”，欢声笑语不时传来。这是当地村民们的日常，欢乐、平和、充实、友爱……毛坝乡，连续5年“零信访”、乡镇零负债，干群关系融洽。这是如何做到的？

群众有怨言尽情倾诉

毛坝乡群众来访接待室里，乡党委书记刘高正在接待来访群众：“老杨放心，我们已经给县农业局反映了，明天专家就来实地查看你家香菇基地的情况……”在这里，老百姓对政策的疑问、对干部的不满、家庭的困难、邻里的纠纷，都能尽情倾诉，乡干部除了倾听还会一件件想办法协调解决。

说起接待室的由来，要回到10年前。2008年初，斑竹村1组村民贾安会找到新任毛坝乡党委书记的刘高，反映20年前关于他家祖屋出售一案法院判决不公的问题。“刘书记，不要理他，20年前的案子谁还能给他解决……”“刘书记，贾安会的事情之前解决过很多次了，他还是不停上访，就是想骗赔偿……”乡干部你一言我一语向刘高介绍这位当地有名的信访户。

“我们要给他说话的机会！”刘高耐心听完贾安会的诉求，便带领村干部查档案访村民，为他想办法。“尽管最后并没有满足贾安会的所有诉求，但他自此再也没有上访过，他说是我们的倾听和争取感动了他。”

从此，毛坝乡便建起了乡干部轮流坐班接待群众来访的制度。

翻开毛坝乡的信访接待登记台账，从咨询政策、申请救助，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涵盖了老百姓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件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办理得有条不紊。近几年，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为了方便群众咨询和反映问题，毛坝乡将乡、村干部电话全部公示公开，同时要求他们开通微信，群众可随时联系。

群众有困难尽量解决

2016年7月的一天早晨，一群光华村的村民来到群众接待室，向乡干部反映，有私营老板在光华水库里养鱼，他们担心影响了水源水质。毛坝乡干部们兵分几路，组织相关人员实地查看、走访群众深入了解，并积极协调县农业局、水务局、环保局对现场水质进行取样分析。

“检测结果是水质完全符合标准，可老百姓就是不放心。为了让大家放下心理顾虑，我们决定暂停从光华水库取水，而从邻近的垂泉乡取水；同时会同县环保局、水务局、公安局联合执法，全面规范水面养殖活动。”刘高说，经过积极协调，光华水库人工养殖全面取缔，彻底解决了群众担心的水源污染问题。

家住光华村2组的贫困户舒彦洗年过七旬，妻子残疾，女儿患病需长期服药，一家人的生活全靠舒彦洗种地勉强维持。最早评定贫困户时，舒家理应当选，舒彦洗却直接拒绝了，“怕扶贫又是一阵风，只是做做样子”。后来，乡村干部主动造访，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老舒才打消了顾虑，被纳入精准扶贫对象。

现在，老舒家住房条件得到改善，生产生活配套齐全，在乡干部的帮助下，舒彦洗每年养猪10余头，取得不错的效益。

群众有善行多多褒扬

清晨5点，光华村4组村民唐桂芳便起床开始了一天的忙碌。7年前丈夫徐佑周因病瘫痪，儿子在外务工，家庭的重担压在了60岁的唐桂芳肩上。“老徐生病后，亲戚建议我去找政府，让政府出点钱解决我的困难。我们这附近家家都有困难，遭了地震都没有人坐等政府的救济，何况我家里这点私事……”

唐桂芳虽然被识别为贫困户，但没有向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县上乡里的干部经常来我家帮忙，种蔬菜、修圈舍，我肯定也要努力好好干，把我们家的日子过好。”这两年，她养猪、种藤椒，日子逐渐红火起来，当选为毛坝乡“脱贫之星”。

2014年以来，毛坝乡开展“十星”评选活动，树立榜样、弘扬新风。从各组推荐、各村评选到乡上审定，每颗星的产生都要经过层层遴选。创业之星何剑洪、脱贫之星贾兆满、敬老爱老之星何东朝……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名字背后，是一段段感人励志的故事。

根据乡里安排，每一届“十星”人物的事迹都会通过坝坝会、展板、“大喇叭”等接地气的形式在全乡进行宣传，听着身边事，看着身边人，村民们都说，选上“十星”很光荣。

“‘十星’评选活动激发了全乡群众脱贫致富的干劲，传播了诚实守信、自信乐观的风尚，让向善向上的种子在毛坝乡不断生长。”谈起“十星”，毛坝乡纪委书记高飞颇为自豪。

有困难找警察，派出所“包打天下”？

——基层民警生存调查

陈 晨 梁建强 吴光于

近年来，基层公安机关的执法环境得到一定改善，民警保障水平日渐提升。然而，不必讳言，现实中既有“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的感恩，也有“警察了不起啊，有本事你打我试试”的不满。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会转型时期利益诉求多元、各类矛盾交织，基层派出所面临的工作局面千头万绪、越发复杂，甚至陷入“包打天下”的困局，大量非警务活动占用警力、工作考核五花八门，许多基层民警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和身心亚健康状态。就在记者发稿前夕的8月6日，四川仁寿县一派出所所长和一名辅警，在抓捕犯罪嫌疑人时牺牲。

“万能派出所”：清理小广告、驱赶流浪狗……

“警察同志，我儿子把钥匙带走了，你过来给我开下门！”

“110吗？我女朋友要跟我分手，你们能帮我劝劝她吗？”

“我儿媳妇不好好给孩子喂奶，这事警察得管管！你们快过来！”

这是半月谈记者近日在一些派出所蹲点调研时，听到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接处警记录。对处在社会最基层和矛盾第一线的派出所民警而言，这只是他们工作时所遇到困惑中的一部分。

“群众对公安机关的心理需求相当高，这份信任让我们欣慰，但一些诉求也让人哭笑不得。”四川成都市主城区一派出所的社区民警说。即便是面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报警需求，多数情况下民警依然会第一时间处警。

多位受访民警表示，“头顶国徽、臂挂盾牌”的责任，会让他们坦然乐观地面对工作中的危险与艰辛。但令他们感到苦恼的是，无效报警、大量非警务活动等牵制了本就紧张的警力资源，基层派出所越来越演变为包打天下的“万能机构”。

“群众有困难、找民警，这是好事。但有些部门放大了这句话，为派出所增加了大量非警务活动，甚至把本由他们承担的工作也推给公安机关，影响到我们打击犯罪和维护治安的主业。”西部某市一位派出所民警举例说，当地要创建卫生城市，民警被要求全员出动上街清理小广告；创建文明城市，民警要到处驱赶流浪狗……“上面下面条、底下打面团”，作为基层一线单位，上级机关布置的大量工作都要靠基层派出所来落实。而一些地方文山会海回潮、材料信息过多过滥、考核名目内容繁多，也让基层民警身心俱疲。

西北一位从警23年的农村派出所所长说，所里曾在一个月之内收到分局下发的64份文件，其中40多份是安排具体工作的。该所辖区面积2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万余人，但仅有7名民警。“40多项都是重点工作，一个月只有30天，我们7个人不眠不休也干不完。”

西部某市一位派出所所长告诉半月谈记者，在他所在的区，上级机关对派出所的考核门类多达70多项，破获各类案件的数量都有具体的指标要求，而有些不尽合理。

“例如，破案数量是按月度考核的，但有些案子需要花时间去经营、深挖。迫于考核压力，民警就只能去办理一些小案、现案，无暇办理大案。”这位所长苦笑说，这种考核是“月月都要麦子黄、月月都要粮进仓”。有的地方向被行政拘留、羁押的人员征求满意度，一位民警反问：我抓了他，他能对我多满意？

更令民警忧心的是，在一些地方，执法环境局部恶化，一些自媒体对涉警事件的歪曲报道等，加剧了少数群众对公安工作的误解，让民警流汗又流泪。

西部一地级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说，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上半年，该市发生暴力抗法和侵害民警权益的行政案件88起、刑事案件15起。许多民警在正常执法时，都遭遇过推搡、辱骂、恐吓甚至暴力抗法行为。有民警说，自己在执法中曾被人打伤，对方却高喊“警察打人了”，少数群众围观起哄，他感到非常寒心。

长期超负荷运转，最怕夜里电话响

入伏以来，武汉连续多日高温。武汉火车站派出所民警罗居奇正在站内巡逻。手铐、警棍、急救包、执法记录仪、通讯电台……他背负着六七斤重的警用装备，警服完全湿透。随身携带的计步设备显示，他当天已步行超过两万步。

“每天5点多钟D5930始发，铁路公安已开始执勤。每晚11点44分最后一趟D5925抵达，站区内依旧警灯闪烁。”武汉站客运值班员肖功峰说，守护安全，他们不知疲倦。

在陕西省兴平市，西吴派出所副所长张荣国已经3天没有回家了。这是他7月18日的工作安排：早上6时起床，6时50分开会布置工作，7时50分和同事出门办案，回来后接待群众来访。中午无暇休息，下午赶赴犯罪嫌疑人家中发放逮捕通知书，之后进村采集信息，回所后和同事分析案情……18时接班后，张荣国还要在岗位上再值守24小时，随时准备接处警。

“每年我有200多天在所里住，一有案子就没日没夜。3岁的孩子只能托付给老人带。”提及家人，张荣国一脸愧疚。

四川省眉山市象耳派出所副所长杨柳从警10年两次因公负伤，是一位揣着残疾证坚持在一线办案的刑警。他今年33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办一个案子，从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到羁押，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杨柳说，一个月里他能陪小孩的时间不到两天，这也是他作为父亲最大的遗憾。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由于常年处在打击犯罪、调处矛盾和服务群众的第一线，精神紧张、工作压力大，超负荷运转已是许多基层派出所民警的工作常态。

“派出所工作的特点是生活不规律，遇到紧急任务、办案或值班备勤，通宵达旦、放弃休假都是常事。上级公安机关一直鼓励大家休年假，但许多人都放弃了。不是不想休，是真的走不开。”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分局化工开发区派出所所长张思强说，全所19名民警，大多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职业病。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坐针毡，最怕夜里电话响……一位民警如此描述自己工作时的心理状态。不少民警因此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被称为“喇叭所长”的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分局欧庙派出所原所长吴继革，安装了3个心脏支架、进行了2处“心脏搭桥”手术，仍带病长期忙碌于处警一线。2015年7月，在冒着高温处置一起紧急警情时，他晕倒在地，生命定格在了46岁。

“天天在流血、月月有牺牲”，一组数据佐证了公安民警工作的艰辛。湖北省公安厅2018年1月的统计显示，近5年来，湖北省公安系统先后有55人因公牺牲、866人因公负伤、321人在职病故。2012年至2016年间，陕西省共有46位民警牺牲在工作岗位上，402位民警在执行任务时负伤。

优化环境、下沉警力，基层派出所亟须“减负”

一些受访民警认为，除机关与基层警力配比不当、各职能部门间履职合力不足外，缺乏维护民警执法权的保障机制，也是造成基层派出所负担沉重的重要原因。“现场处置时没有底气，并不是因为害怕犯罪分子，而是来源于现实各方面的压力，不敢果断地执法。”一位民警说。

采访中，许多派出所民警也欣慰地表示，近年来基层的许多呼声已经得到高层重视。2018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就提出，围绕公安改革，解决管理体制不科学、力量结构不合理、警务运行不顺畅等突出问题，提高职业保障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基层执法环境逐步改善，从优待警的政策也在不断落实中：湖北省公安厅探索建立起以财政补助为基础、商业保险为补充、民警互助为支持的“三位一体”优抚机制；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出台从优待警25条措施，提出“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健康上关爱、生活上关心”民警……

然而这些还不够。为让民警安心、舒心、放心地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和服务群众等主业上有所作为，基层派出所还须“减负”。

一是出台并落实相关法律法规，优化执法环境，维护民警的执法权威和公信力。湖北、陕西、四川等地民警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探索建立一定范围的容错机制，为执法者壮胆撑腰，对妨害正常执法的行为敢于“亮剑”。

二是推动警力下沉，夯实基层派出所力量。有民警呼吁，公安机关在公务员招录时，宜对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有所倾斜，使更多有专业能力、热爱公安事业的人才进入警察队伍。

三是对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派出所职能进行精准定位，厘清警务和非警务活动的界限，列出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改变派出所“包打天下”的现状。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茂陵派出所所长狄军锋建议，建立“110”报警电话分流机制，将各职能部门纳入其中，依照职责划分共同为群众服务。

四是优化合并考核项目，削减文山会海，将基层民警从繁重的文牍和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此外，切实落实中央和地方有关从优待警的各项举措，关爱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派出所民警的身心健康。

空政策、瞎活动、假调研、滥材料、乱问责

——基层干部有“五怕”，样样头疼

徐海波 阳 建 刘巍巍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当前，基层干部普遍感到压力大、工作苦、生活难，内心有着不少难言之隐和后顾之忧，其中最让他们头疼困惑的是“五怕”。

一怕不接地气的政策

“拍脑袋决策，拍胸脯实施，拍屁股走人。”当前，各地出台了不少为民办实事的政策，但一些政策“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或者“看得见、吃不着”。其中，部分政策“先天不足”，出台时并未做充分的调查，有的不切实际，有的则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要求。

为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腾笼换鸟，各地相继推出“退二进三”政策，将规划区内的工业企业通过货币补偿、用地置换等方式，腾出用地空间用于发展第三产业。但一些地方政府就显得有些“操之过急”，出台“先退出，后补偿”政策，并规定极短的退出时限，强行要求企业“退二”，而如何“进三”，则没有规划清楚。这样的政策，基层落实起来就很为难。

中部一名乡镇党委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现在规定党员半年不参加组织生活就作自行脱党处理，但实际许多农村党员很难组织开会，因为他们许多都在外务工。“没有了收入怎么养家糊口？我们跟公务员不一样，他们开会是上班，是有工资的。”一位农村党员说。

二怕心血来潮的活动

一些单位领导喜欢“拍脑袋”，动不动就搞评比、创先、达标，甚至集体活动。“春天组织健步走，夏天来个创先锋，秋天再来诗朗诵，冬天还有评先进”。这样一些活动在基层并不少见，往往流于形式，劳民伤财，上级只管发文组织，下级却得认真落实，干部群众意见都很大。

一些单位的“党员活动日”停留在“挂个条幅、摆张桌子、照张相片、迅速收摊”水平上，只是让党员出来“活动活动”而已。“上级领导往往大旗一挥，同志们上。等事情结束了，等检查过关了，就没有人过问后续了。”中部某市一名街道干部说。

前不久，半月谈记者在东部某社区参加“社区开放日”发现，隔三岔五的演讲比赛、歌唱比赛、社区书法作品展令居民反感。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很无奈：上面要考核，群众又不愿参加，一些社区甚至要给居民“发工资”才能把他们请来。

三怕走马观花的调研

一些领导深入基层调研，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基本套路是到事先安排好的点位上，视察一下窗口、慰问一下工作人员，召开一个座谈会听一听汇报，或者深入一个厂矿企业走一走，看一看表面的生产经营情况，难得扑下身子、深入基层，真正与基层干部职工一起深入交谈、深入研究。

这样的调研却苦了基层干部。苏州某党委部门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参观、考察、调研花样繁多，平均每天要接待四五拨人。

湖北西部某贫困村对此也是苦不堪言。巡视、督查、市县镇三级政府检查、各部门检查以及组织、扶贫、环境整治等专项抽查，一拨接一拨，经常几名村干部都应付不过来。“上半年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有近10次。”该村村干部说，在他们再三诉苦后，现在明显减少了，但一个月还是有四五次。

“最怕上级领导调研时，催逼基层进度。”湖南省某街道负责项目建设的班子成员说，有些工作特别是涉及项目建设，要有前期工作论证和报建时间，可领导一调研就要求尽快开工，甚至根据不同乡镇进度进行排名。“这是逼迫基层违规违法！”

四怕无穷无尽的材料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全面整治“四风”积弊，党风政风为之一振。但是近一两年，部分地方文山会海痼疾反弹回潮，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基层党员干部苦不堪言。

江苏省某事业单位组织部门工作人员对半月谈记者说，上面心血来潮，要基层组织部门把党员材料录入新开发的数字化系统。可系统技术不过关，白天工作时间无法登录，大家只能凌晨三四点钟爬起来录入材料。“终于把全部材料录进去了，谁知系统顷刻间崩溃，所有的活儿都白干了。”

湖北省某县委政研室干部说，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力不济，把发文、开会当作抓落实的主要方式方法，甚至将其做成履职尽责、推卸责任的“痕迹”，一些文件层层转发、照抄照转，很多时候并无新的实质性内容，完全是重复上级精神，造成基层干部有看不完的文件、开不完的会。

五怕不讲道理的问责

安全维稳早已成为基层的一项主要工作任务，特别是一到重大节假日和重要活动期间，一些基层领导干部更是“如临大敌”。“北京不去人，本地不出事，网上不炒作”成为硬性目标，重压之下“盯死看牢”“多路拦截”“接访劝访”等能想到的法子都用上了。某县委研究室干部说，为了劝回上访人员，报销来回路费、发放误工补助、陪吃陪住陪游……许多基层干部真是无奈又无助。

究其原因，还是基层干部怕被问责。“伺候上访户比伺候自己爹娘还勤些。”湖南一位乡镇干部直言，一旦出现上访问题，上级部门就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追究乡镇干部责任，如果出现重大非法上访情况，问责将更加严重。

更有甚者，干活的人少，问责的人多。东部某市一基层部门负责人反映，根据市里要求，他们最近在做一项成果展布展工作，他们部门负责实施，市委办、政府办等三部门派人监督，每天填写各种汇报表格，稍有疏忽，就在考核中扣分。“简直是一人干活，三人问责。”

在此背景下，一些基层干部显得有些“神经过敏”。在一些地方，凡有企业提出建设性意见，基层干部首要想到的不是如何解决，而是先安排开会，派人把相关内容写入会议纪要。

“万一日后出状况，至少免于被问责，这是自我保护。”一位基层干部说，甚至有基层干部接待群众来访或咨询，一定要找有监控的地方说话，没监控就不开口。“怕有纠纷说不清，被问责。”

在中部某乡镇的一起环保事件中，分管环保的副镇长已第一时间向当地环保部门报

告，但环保部门一直未进行处置。事件曝光后，这名副镇长还是被诫勉谈话，影响期半年。“反正一有事，第一时间就是追基层干部的责。”湖南一位乡镇干部抱怨，现在都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假期太少，请假太难，谈起休假，基层干部全是泪

杨知润 向定杰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紧张工作之余的休假不仅有助于缓解身心疲劳，更是家庭和谐温馨的润滑剂。但在基层，“假期太少，请假太难”的高强度工作模式，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基层党员干部往往因为各种原因，大部分时间处在“工作状态”。

“想休，但不能休”

“我是从2018年4月初开始正式驻村的，目前就休了4天，算下来，一个月平均不到1天。”刘成飞是河北兴隆县李家营镇下台子村驻村第一书记，他说，工作千头万绪，每天入户走访、填写报表、落实政策、举办培训、跟进项目……工作日根本干不完。“想休，但不能休，因为责任在肩。”

河北宽城满族自治县龙须门镇柳树底下村第一书记王郑皓表示：“现在要求每月驻村至少25天，周六日工作队至少有一人在岗，这意味着每月只能休两三天，如果赶上上级督导检查、解决村里大事小情、协调相关项目等情况，那么这两三天也休不上。”

说到平时休假情况，河北清河县某镇一名干部也感慨地说：“我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有休息了，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0个小时左右，很少能正点下班。不只是我，其他干部也一样，每天满负荷工作，尤其是包村干部，平时不敢关手机，村里有什么事，都是随叫随到。”

通过梳理一些干部的工作时间表，半月谈记者发现，脱贫攻坚、生态保护、城镇化建设等任务占了较大比重，让基层干部身心俱疲。贵州省某县环保局局长告诉半月谈记者，2017年迎接中央环保督察时，晚上随时待命。“那一周，我瘦了20多斤，加起来可能只睡了９个多小时。”

能休也休不上、休不好

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在一些地方，基层干部虽然也能获得休假的机会，但休假时间不能得到保障。

兴隆县蘑菇峪乡党委书记孟庆华告诉半月谈记者，2018年年初乡党委、政府对干部职工的公休假和年假进行了安排，原则上除了带班领导和值班人员，均可正常休假，但由于临时性、突发性任务较多，全乡干部职工没有一个能够按时休假。

“周六日单位有事随叫随到，手机24小时开机，能休假，但休不好。”刘如冰是兴隆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每天“满负荷”工作，加班是常态。

“和家里人定好的周末计划经常会因为临时性的工作通知而一再取消。”刘如冰表示，虽然经常需要加班，但已经很知足了，毕竟和乡镇干部比，县直干部虽然休不好，但至少还能休上假。

“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少。”宽城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宋立新介绍，科里目前就1人，全县的脱贫攻坚、“四个专项行动”、大气污染防治、安全生产等各种活动的动员会议、宣传方案、阶段总结汇报全部要做，工作日做不完的，只能在休息日加班做。

工作多、人手少的问题在乡镇更为突出。宽城县松岭镇党委副书记赵长浩表示，乡镇责任越来越重，而人员编制少，并且部分乡镇还存在缺编现象，部分业务能力强、学历高的干部被上级部门借调，导致一个干部兼任多个职务，工作应接不暇。

假不好请，一般不去请

休假不好休，基层干部请假也不容易。在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25岁的冉魏担任木黄镇凤仪村驻村攻坚队成员。前段时间，他的一张文言文请假条在网上火了。“近日舍妹将要出嫁，忆童年趣事，余常捧腹开怀……待送舍妹出嫁，必快马加鞭返回。”

冉魏表示，他2017年大学毕业后考入县政府办，平时工作很忙，有时节假日也要坚守工作岗位，之前从没请过假。

清河县一名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如果不是必须去办理的事，我们一般都不请假，因为请了假，耽误了白天的工作，晚上就得加班完成。”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基层干部请假流程比较复杂，确实有特殊情况才会去申请。冉魏的请假申请，就先后经过驻村第一书记、当地县委组织部同意后，才得以通过。“现在是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一旦有人请假，他的工作就得其他人来分担。大家都能相互理解，所以平时请假的人很少。”冉魏说。

当然，基层干部请假有时也有“麻烦”。“周末乡里没有说放假，也没有说加班，按照惯例，没有说加班就是放假，我们家隔得远的就回家了。”贵州六盘水市一位网友反映，放假第二天单位临时通知加班，不能回去的要请假，于是自己就给主要领导打电话请假，结果挨了一个处分，被批评说请“霸王假”。

为基层干部按好“暂停键”

“不想再待在基层了。”半月谈记者发现，在微信朋友圈中，“五加二白加黑无节制加班掏空基层年轻人”等文章不时会被一些干部翻出来转发。为基层干部按好“暂停键”，已经成为基层干部保持干事创业激情的重要保障和切实需求。

尽量为基层干部减少不必要的负担是第一要务。宽城县委组织部基层组织一科科长裴庆宏告诉半月谈记者，在工作中，主要是“三多一急”影响正常休假，即：组织会议多、制发文件多、迎接检查多、工作任务急。上级要求召开的会议、来的文件，必须第一时间结合县里实际情况组织召开会议、制定相关文件，否则就是落实不积极；上级督导检查的名目也很多，比如大的方面基层党建、脱贫攻坚等；上级要的文件、报表、汇报，也是特别急，比如周五下班之后发的，要求周一上班交，或者上午11点发的，下午上班之前交，这些只能加班加点弄。

其次，要主动关心关怀干部休假问题。在河北任县，县里要求单位主要领导合理安排工作，带头执行年休假制度，对干部节假日值班或加班的及时安排调休。“这是县里切实把关心关爱基层干部作为一项大事要事来抓的重要举措，让我们倍感欢欣鼓舞！”任县任城镇党委书记杨现军说。

为了让全乡党员干部职工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目前蘑菇峪乡党委政府也通过举办篮球、乒乓球比赛，观看红色影视剧等方式，给干部职工“解压”“松弦”，并准备试行“强制性”分批休假机制，给干部按下“暂停键”。

当然，合理安排配置干事的人力资源也是必要的。一些年轻基层干部表示，在乡镇也存在忙闲不均的情况，有些部门、有些人还是比较清闲。所以，在人员配置向基层倾斜的同时，同级人员安排要向重点工作集中，避免“忙者愈忙，闲者愈闲”。

“找背锅人易，找负责人难”滥用问责“五座大山”伤了基层干部

梁建强 周 楠 高皓亮

说起基层干部的工作状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可能是最常见的形容，但最近部分一线干部向半月谈记者反映，这个表述该改改了，现在情形是“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来自上级部门的问责，确实帮助不少干部拧紧了责任“发条”，但由于部分上级部门避责不愿担当，追责不切实际，乱问责的“五座大山”已经压住了不少基层干部。

面向基层的问责，应如何做到权责相当，纠错与容错并重？基层干部中肯干事、会干事、能干事的“孙悟空”，如何才能不被乱问责的“五行山”压垮？

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五座大山”的真面目吧！

“五座大山”什么样？

——属地式问责，涉事者无论事发何地，户籍所在地都难“幸免”。

中部地区一位镇党委书记介绍，此类问题在信访领域尤为常见。一名信访户的户籍在当地，但本人早已在福建安家多年。因为自感经营企业时遭遇企业所在地职能部门不公平待遇，他常年进京信访。这样的信访诉求，原本与中部这个乡镇没有任何关系，但就因为信访户的户籍没有迁出该乡镇，每次他一进京信访，当地乡镇干部就要被追责。

“还能怎么办？要么满足部分信访者不合理的要求息事宁人，要么只能截访劝访，风险很大。”一名干部无奈地说。

——职能式问责，无错部门“躺着中枪”。

中部某县一名纪检干部说，当前扶贫、环保等工作任务繁重，如确属玩忽职守、懈怠无为，问责是必要的，但有些上了心、尽了力的还“躺着中枪”，难免造成基层干部不敢作为、不愿作为，甘于“平平安安混日子”的局面。

一位基层环保部门干部介绍说，当地政府年初确定了污染减排的任务，但因为进度不理想，准备问责环保部门。“这让有些环保干部觉得委屈，因为影响进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污水处理厂建设滞后，而问题出在一些手续卡在了相关部门，环保部门干着急也没办法。这怎么能把‘板子’都打在环保部门身上呢？”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还有一类职能式追责，多以“领导小组”的名义推动。有的市县一级职能部门，借市县委、政府两办名义发文，在部门本职工作之上又搞出“领导小组”，还由主要领导挂帅。“责任主体”由此摇身一变成为“督查主体”，一旦出了问题，专注追究事发地基层政府部门责任，让基层干部苦不堪言。

——强压式问责，“额外工作”增添“额外负担”。

一些地方，上级偏好将各类工作尤其是一些临时化、项目制的工作责任强压给下级，层层签订责任状，并以问责督促落实。

中部一个城市2018年着手治理黄标车，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但上级文件片面强调要清理彻底，否则绩效考核排名扣分，导致一场“假治理”闹剧上演——为了完成任务，交警队直接在系统中先行注销车辆，但大量黄标车实际还在路上跑，安全隐患并未消除；有的车辆本身没有到注销报废时间，但上级“一刀切”要求淘汰，下级只好拿出一笔钱补偿车主。

“上级要求没有充分考虑地方实际，让下级落实起来颇觉为难，因此被问责的干部难免心有不满，他觉得这不是他主观不作为的问题嘛！”中部的一名公安局副局长说。

——计时式问责，“刚播种就要收获”导致“按下葫芦浮起瓢”。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大力推动环境治理，但要求两三个月内就整改到位。干部们反映，如此有限时间要一个项目走完从设计到招投标再到施工的标准化“全流程”根本不可能，没奈何只能规避招投标。“到头来这头整改过关了，那头却被审计、纪检部门追查。”

也有城市“创建文明城市”搞得大张旗鼓，工作安排从市县一路发到乡镇、村组，只是文件还在路上，就开始要求报典型，报材料。“都知道文明氛围的形成需要一定过程，市民素质提升不可能立竿见影，可问责压力明摆着怎么办？只能找点能马上开花结果的凑数，也顾不得这花能不能长得活。”受访干部们说。

不少工作，往往有其内在规律和时间周期，但在“人定胜天”“办法总比困难多”“别的地方能完成，你不能说你不行”等理念自上而下灌输之下，一些基层干部浮躁焦虑的心理占了上风，顾不得工作的质量与精准程度，常常用心不坏却问题不轻。

——“背锅式”问责，为了“交差”找来“顶罪羊”。

民意汹涌时，一些地方为了应付上级或者平息舆论，往往会选择“多处分几个干部”。南方某县曾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该追责的部门本来已经明确，但县领导认为问责范围不够广，不足以体现问责决心，无法交差，于是把本无直接关系的部门也列入了问责名单。

一位县级干部介绍，在中部某区城区一个拆迁项目中，有个别区干部工作方法粗暴简单，在群众未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命令强行拆掉房屋。事后被拆迁群众在某重要会议期间越级上访，结果上访群众所在镇、村两级相关负责人也被问责通报。 　　

这名干部说，被问责的干部辩解也没用，“毕竟是你辖区的人嘛！”他不禁感慨：缺乏全面分析的笼统问责，最后容易变成“找背锅人易，找负责人难”。

“五座大山”怎么搬？

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文胜认为，建立工作责任目标考核机制本来是层层传导压力、高效推进工作落实的重要举措，是确保各项决策在基层落地、让百姓拥有实实在在获得感的有效保障。然而，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中，从省到地市到县的各种考核普遍使用“一票否决”，造成乡镇管理体制扭曲为“压力型”体制。

在陈文胜调研过的省份中，签责任状最多的乡镇足足签了51份，最少的乡镇也有36份。“这么多的责任状，乡镇领导根本记不清都涉及哪些名目，上面发什么责任状就签什么。”

陈文胜建议，以法定职责为依据，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界定基层政府责任范围，划分县级党委、政府及其部门以及乡镇的权责，切实为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减负减压。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呼吁，对有问题的干部要区分问题的性质，给予相应问责固不可少，也应给予纠错的机会，形成问责、容错纠错和澄清有效协同的机制。“查实确需问责的，要分清责任的层次，是主体责任、管理责任还是其他责任，对因政策不明晰等导致的责任，应该划定容错空间，给予纠错的机会。”

一些地方，已经在探索将容错、免责进行制度化规定，帮助基层干部减轻“被问责焦虑症”。湖北省委办公厅2018年8月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为担当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意见明确要求，湖北各级党委（党组）以及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要探索建立分析研判机制，对干部的失误错误进行深入核实、综合分析、客观认定。

湖南省永州市委则明确实施《关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的若干意见》，探索建立容错机制，2017年以来提拔重用敢于担当、改革创新的干部201名，为1368名干部担当正名。据了解，“及时为受诬告者正名，坚决为敢于铁面执纪者撑腰”，是永州市此政策出台的初衷。

部分基层纪检干部也建议，应进一步推动甄别机制科学化，对问责事项的源头、过程及后果进行评估，并将纠错情况列入考量问责轻重的参考依据。

做点加减法，让乡镇干部强起来

【编者按】

乡镇是乡村基层治理的核心单元，而乡镇干部，无疑是乡镇治理诸多要素的枢纽。《半月谈》推出“基层治理现代化”栏目一年多来，最热烈的反响来自基层干部，最丰富的建议来自基层干部，最恳切的呼声也来自基层干部。当关注的目光与一线的呼声共振，我们会听到一个声音在广袤的乡村大地回响：“解放乡镇干部！”

为什么要解放？解放，并非放松乃至放纵，而是使乡镇干部“强起来”。让乡镇干部自冗务中突围，自羁绊中脱身，恢复矫健的姿态，重获澎湃的动能，在乡村振兴中更好地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乡镇有活力，改革就可日就月将；乡镇有动力，改革就可稳健行进；乡镇有创造力，改革就能打开一方新局面。乡镇之力如何能可持续释放？离不开乡镇干部的谋划与决断，担当与奉献。是的，一切成绩都是干出来的，我们理应给干事担当者更好支持、更多空间、更大舞台。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2018年中央一系列重磅文件出台，为乡镇干部送来了好消息。

从2018年年初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明确要“使基层有人有权有物”，保证“基层权力给基层”，到5月《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后文简称《意见》）释放出促进干部积极作为、奋进奋发的强烈信号；从9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后文简称《规划》）强调“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推动乡村组织振兴”，到10月《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剑指基层受困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任务应接不暇，压力不堪重负的痼疾……可以说，解放乡镇干部，让乡镇干部强起来，已是大纛猎猎，鼙鼓齐鸣。

在谋变形成共识，转型时不我待的历史性时刻，解放乡镇干部当如何再向深处行，再向实上落？《半月谈》特此组织专门调研，与广大基层干部一起探讨：让乡镇干部强起来，应当如何在基层既做好“减法”，又做好“加法”？

调研记者：郑生竹 周楠 夏军 程士华 韩振  梁建强 宋晓东 吴锺昊 吴帅帅

策划／ 编辑：范钟秀

让乡镇干部强起来，是一个需要两面施策的系统工程。一方面，做好“减法”是前提，需以切实减压给乡镇干部卸去包袱和重荷；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好“加法”——以激励凝聚乡镇干部的干劲，给他们以保障和希望；以赋能提升乡镇干部的本领，提升他们的能力和境界；以赋权打开乡镇干部干事的天地，为他们能干事、干成事创造更为合理的主客观条件。唯有减法优化，加法多元，才能还乡镇干部笃定的脚步、开阔的视野、昂扬的奋斗精神，让千万个实干家活跃在乡间田野，干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一番大作为。

减法有无“最优解”，干部如何真减负？

“摊派任务不切实，签‘责任状’到手软。政出百门千条线，迎来送往折腾烦。身兼多职无主次，资料表格堆成山。上级借调何频繁，队伍老化难运转……”在调研中，半月谈记者接触到一首打油诗，相当真切地勾勒出期待中央减负新政早日落实的乡镇干部的心境。那么，减负“最优解”何在？

——先要查明冗务负担到底在哪里。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王向阳认为，可以考虑运用“两分法”来区分哪些治理任务必须由乡镇干部完成，哪些只需乡镇干部协助，哪些事务根本不能向乡镇政府一级下压。只有区分任务类型，才能尽量减少乡镇干部的“空耗”。

“宁愿拿着镐头在前面开路架桥，也不愿意闭门造车应付填表。”在四川昭觉县竹核乡党委书记马剑锋看来，脱贫攻坚是中西部地区乡镇的一项中心工作，但多层级多部门的重复审计考核很没必要，他建议应归口扶贫工作考核验收的部门，减少来自不同业务部门的单项考核干扰。此外，还应简化考察调研程序，尽可能减少工作汇报会、座谈会，尽量采取现场走访、口头汇报等简便形式。

——容错免责机制探索应鼓励多元化。

河南省委党校教授薛瑞汉建议，容错纠错机制要和救济机制结合起来，科学判定个人责任，让“犯错者”有辩解的机会，允许责任人和当事人申辩申诉，保证他们的合法权利。

2016年，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改革创新容错免责机制的若干意见》，为改革担当者撑腰鼓劲。浙江诸暨市一基层领导干部曾一年被通报批评7次，但诸暨市纪委、组织部没有简单套用该市的问责条款，而是在多方调查基础上，认为这位干部任职以来一直迎难而上开展工作，施政获得民众积极评价。为此，按规定启动容错免责程序，给予其年度考核称职等次。

——引入必要的谈心沟通与心理疏导机制。

不少基层干部反映，越到基层越感觉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现象突出。某些市县党政一把手颐指气使，把各类会议开成“一言堂”，甚至把下级普通干部当成呼来唤去的“奴仆”。

基层干部建议，乡镇应建立领导谈心制度，乡镇领导多与普通干部交流、谈心。安徽界首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干部设定每周固定时间敞开门，与乡镇干部面对面交流，让基层干部说出自己的困惑、压力、希望。该市还发文要求落实带薪休假应休尽休、加班补贴等政策，保障基层干部正当权益。

一些乡镇干部常年看领导脸色、动辄受领导威压，再加上头绪纷繁的基层事务，焦虑日积月累，压力直线上升。针对此，不少专家呼吁，对乡镇干部，也应引入心理辅导服务。

加法求解第一招：激励凝聚干劲

解放乡镇干部，一大关键在于让干部们物质上不为难，精神上有尊严。在中央新政向基层传导的过程中，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如何落实，增强干部的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的加法题又该怎么做？

——真正为乡镇干部向上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目前乡镇干部干好干坏一个样，提拔的机会还有待真正丰富起来。”中部某省一镇长认为，乡镇干部做的工作多，但是离领导远，成绩不容易被看到，难免影响其主观积极性。

广西一些乡镇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尽管如今也有相关规定，工作满相应年限的乡镇干部可享受高一级待遇，但这一激励机制仍然不够，如何进一步落实中央精神，让更多长期扎根在基层的乡镇干部感受到“有为就会有位”，还需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

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欧阳静认为，相对而言，工作能力、工作成效和来自群众的考评结果在乡镇干部晋升的影响力上分量仍偏低，“干得好不如写得好”“会做事不如会做人”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她建议连续3年考评位列前三名的乡镇，其乡镇领导和干部，就应列为重用或提拔的首选对象。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程德安认为，当前基层干部任用仍有一定随意性，裙带关系仍旧存在，往往领导身边的人提拔得更快。他建议组织部门在考察提拔干部时，对乡镇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适度倾斜；针对长期在乡镇任职、与家人长期无法团聚的干部，要制定更为人性化的安置措施。

目前乡镇事业编干部构成复杂，对其出路问题的解决不能只用“一把尺子”，要按照循序渐进、统筹安排、分类解决的思路来进行。对优秀的乡镇中层干部，要给予发展空间，畅通晋升渠道；对年轻的事业编干部，要为其打开考入公务员的通道；对有能力获得职称评定的，要予以协助。

——为不同身份之间干部的合理流动创建平台。

“树挪死，人挪活”。当前干部队伍身份多样，分行政编制、参公编制和事业编制等，行政编制人员可以转为参公和事业编制，逆向流动则十分困难。“按照相关规定，从参公岗位调到公务员领导岗位需在45岁以下，要有一定的职务或者职级，还要遇到领导职数空编，满足这些条件的概率是比较小的。”一位在县委组织部分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说。

山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巡视员郝宪印认为，针对事业编干部占主体且构成复杂的实际，建议分类解决，逐步打破事业和行政编制之间的壁垒，破解事业身份人员“一入职就看到天花板”的瓶颈。要加大落实职务与职级并行力度，允许各地根据乡镇人员构成实际，合理调配行政、事业领导岗位职数。

此外，针对乡镇干部中存在的“同工不同酬”现象，应当从制度上开辟特定的通道，为表现优秀者破除身份障碍，从而激发事业编制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完善兼顾福利与荣誉的多元奖励机制。

欧阳静认为，一些福利和奖励政策的缺失，进一步降低了乡镇干部的收入，职业的满足感和深刻认同更无从谈起。所以，不仅要进一步提高乡镇补贴，而且要引入差异化奖励机制，打破目前“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均等化奖励结构。

此外，设置荣誉奖励措施，对扎根乡镇的干部进行嘉奖。一些乡镇干部表示，他们扎根基层，也希望得到认可。如果职位、职级、职称认可暂难以周全满足，若能从荣誉上对其进行嘉奖，也不失为一种激励和宽慰。

加法求解第二招：赋能提升本领

《意见》指出，要着力增强干部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本领能力，那么，哪些能力是乡镇干部破解“本领恐慌”最为需要的呢？

——借助信息化、网络化技术手段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下放“办事权”，可以大幅提升基层的治理能力。河南省邓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有印介绍，这两年，邓州市搭建了一个覆盖各个行政职能部门信息资源的农村大数据网络，实现市、乡、村三级联网，形成了基层政府服务群众的新平台。

2017年7月，邓州市将升学报名系统接入大数据平台后，全市乡村所有中小学入学报名、招生也在平台上阳光化运行，解决了乡村群众入学难以至于需要“走后门”的问题。

——引入社会力量实现多元共治。

乡镇治理不能仅仅靠党委政府部门唱独角戏，面对广大乡村点多面广的各类矛盾，引入各类社会力量共治共享的尝试，还应迈开更大步伐。

2016年8月，四川成都市大邑县在沙渠镇、安仁镇等4个乡镇开启“无讼社区”创建工作试点。沙渠镇整合了6个村、社区以及企业家协会和律师事务所的资源，成立了人民调解联合会。“过去党委政府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现在需要探索转变角色，依靠第三方做好社会治理。”沙渠镇党委书记方文祥说。

为了解决学生下课后的管护问题，该镇公益事业促进会利用企业捐赠向学校购买服务，让全镇近3000名学生受益；红白喜事理事会则通过设置宴席中心解决了村民没有场地办酒席的问题，同时通过价格杠杆，让过去村里动辄7天的红白喜事，缩短到3天，平均为村民节省1万多元开销。

——健全培训与交流机制重塑乡镇干部行政能力。

河南南乐县委组织部长李继峰认为，乡镇干部的素质决定着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新时代对基层干部素质提出新要求，再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势必影响工作的实际效果。

这些年，国家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培训力度不断加大，未来培训的对象也应该不断下沉。不仅仅是形势政策的宣讲，还应该包括一些具体实际问题的解析，比如说征地补偿等背后的经济学规律，环境问题背后的科学机理等等。不能让基层干部一头雾水地“瞎指挥”，而应塑造其施政专业性，让老百姓更信服。

郝宪印等专家建议，健全乡镇干部交流使用机制，加大交流力度。交流形式可以包括内部交流、上下交流、横向交流、外派交流等，逐步形成常态。加大单位内部的轮岗交流，将便于不同岗位人员相互理解，而加大上下交流和横向交流，会让边远地区年龄大、贡献大的干部能有机会到县直事业单位和县城周边乡镇工作，从而实现其改变环境和改善待遇的愿望。

加法求解第三招：赋权重塑体制

《规划》第二十七章指出，要明确基层政府治村的权责清单，明确县乡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这无疑是创新基层管理体制机制令人振奋的新举。在规划转化为基层新安排新办法的过程中，一线干部和专家又对这道加法题的求解有哪些盼望和建议？

——通过深化改革努力实现权责对等。

“责任层层甩，基层兜不住”，以往乡镇承接了太多上级的责任，却没有相应职权，往往想干也无力干好。受访的乡镇干部和专家表示，应当借全面深化改革契机，推行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编制，进一步明晰乡镇干部的权责边界，减少乡镇干部工作的随意性，遏制上级加压的任性。

——通过重新划分确保事权财权匹配。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任宝玉认为，应当明确乡镇政府的事权范围，乡镇范围内具有显著外部性特征的公共产品以及乡镇政府具有显著信息优势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其供给和管理都应交给乡镇政府，同时辅以相应的财权，以保障乡镇政府获得履行相应事权的稳定收入来源。如果乡镇财政缺乏稳定的工商税收来源，应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保障乡镇政府正常运转和履行职能的财力。

江西省委党校省情舆情研究所副教授高建设认为，应规范乡镇基本财力保障方式，科学测算基本支出综合定额标准，加大对基层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以基层辖区内服务人口数量为参照，增强对财政困难乡镇的经费保障力度，解决“无钱办事”的问题；对乡镇历史遗留债务，要专题研究、逐步化解；同时进一步降低惠民政策和项目所要求的乡镇资金配套比例，缓解因惠民工程而产生的财政压力，防止产生新的政府债务。

——通过落实地方分权增强基层治理能力。

受访专家和干部普遍认为，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才能从体制层面有效调动和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创造性，形成从中央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省级及市县级机构有了更多自主权，才会有更多权力下放给乡镇，从根本上实现事权、责权、财权在基层的对等与匹配。根据工作实际需要，整合基层的审批、服务、执法等方面力量，统筹机构编制资源，整合相关职能设立综合性机构，实行扁平化和网格化管理，是地方实践应探索的方向。

基层“三错”干部，能否归队归位归心？

周相吉 吴文诩

基层干部中有一个特殊群体，人称“三错”干部——犯了错、认了错、被诬告有错干部的统称。这样的干部会不会背上卸不下的包袱？他们干事的热情还足吗？干事的机会还有吗？带着这样的问题，半月谈记者走进“三错”干部群体，听听他们在想些啥，盼些啥。

犯错干部如何“归队”？

近日，川中某县科级干部江文（化名）因工作成绩突出被提拔重用，在当地竟引发了一场热议。原来，江文是个犯错干部。3年前，由于所在部门虚报统计数据，他作为分管领导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江文并非个案。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犯错干部能“二次上岗”，甚至提拔重用？这是基层面临的一个难题。

四川某县纪委书记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基层许多地方在重新启用犯错干部时，常陷入既无相应政策依据，还要承担这类干部再次犯错风险的窘境。“重新提拔任用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阻力是多重的。一些干部群众会质疑，这个人受过处分，组织上还继续用，是否说明处分给得不够严肃？”

如何避免“带病提拔使用”，又可让治愈的“病树”顺利“归林”，曾是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村级党组织换届时不得不解决的问题。2016年，旌阳区在筹备换届时发现，超过一半的村干部受过处分，如果全部“弃之不用”，村（社区）干部将面临“青黄不接”的情况。

“由此，旌阳区开始尝试‘回归森林’计划。”旌阳区委组织部长古春芳说，换届时，为受过处分但工作得力的村干部安排了一套完整而严格的认定程序。首先，这部分人是仅受到警告或严重警告且影响期满的同志；其次，他们认识到错误并加以改正，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取得大家的信任；最后，组织为他们设置了实际考察、群众座谈和公示等六道“复核关卡”。

此外，旌阳区探索制定党内法规，对受处分党员干部的重新启用在制度上做出安排，进而形成一套正向激励党员干部改正错误、自觉接受监督的纠错办法。容错免责的9种具体情形、6项实施程序、5类处置方式……一条条都规定得清清楚楚。

多名受访的基层纪检监察干部表示，医生在病人出院前都会为其留下医嘱、约定复诊安排。纪委作为“政治医院”，理应更妥善地关心受处分干部，做好他们的“术后康复”工作，使他们可以安心在思想、生活、工作上全方位“回归”。

认错干部如何“归位”？

“去纪委交代问题的时候，本来20分钟的路程感觉走了好久好久。”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库楼湾村文书段振胜回忆时不胜唏嘘，“路边的风景好像都没了颜色。”

段振胜由于冒领了村民的粮食直补款，心里一直忐忑不安，2018年鼓起勇气主动向纪委“认了错”。当地纪委考虑他主动交代问题且影响较小，给予书面诫勉的处理。“我现在感到非常轻松，否则长期这样下去我肯定要抑郁。”段振胜说，现在他在工作中更加注意各项纪律规定，有拿捏不准的政策都要咨询清楚。

类似段振胜这样的认错干部在基层不算少数。据统计，自2018年四川省启动集中整治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问题以来，已有2万多人主动向当地纪检监察机关说清问题。也许有许多人会怀疑：他们交代问题时会不会有所隐瞒？

在受访的主动认错干部中，绝大部分人表示，主动迈出这一步，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如果有所隐瞒，还是过不了心里那道坎，最后自己可能会受不了。”川中一位主动交代违纪行为的基层干部说。

事实上，为保证认错的效果，各地均采取了制度化手段。四川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主动说清问题的干部，综合考量性质情节、后果影响等因素，分类甄别处置，依纪依法从宽处理；对限期内未主动说清问题，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避重就轻、欺骗组织的干部，一经查实，则严肃处理。

卸下“包袱”的干部，接下来的道路走得怎样？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不少认错干部展现了良好的工作状态。

“我现在经常拿自己的例子来教育职工，警醒干部。”遂宁市大英县天保镇镇长蒋华红说，在大英县蓬莱镇副镇长任上的他，曾于乔迁新居时收取了企业的礼金。回想起来，“拿了人家手软”，蒋华红那一阵有时候常常半夜睡不着，“只要见到纪委的同志，心里就十分忐忑”。

2016年，蒋华红主动到县纪委“认错”并坦白问题，纪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蒋华红警告处分。此后，因为综合表现出众，群众认可度高，2018年2月26日，蒋华红被确定为天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人选。蒋华红说，如果当时再不向纪委说明情况，或许哪一天真会出大事。

被诬告干部如何“归心”？

为被诬告有错的干部正名，是广大党员干部的心声。正名究竟应如何在还干部清白基础上，实现对他们的正向激励？基层纪检干部认为，这首先需要纪委监委发挥担当精神。

前不久，四川省委第九巡视组曾收到一封举报信，信中实名举报攀枝花市东区向阳村街道办事处主任李勇辱骂群众等违纪线索。接到信访交办函后，东区纪委监委第一时间成立专项调查小组，事件真相很快被还原。

举报人因其房屋未被纳入棚改计划，愤而向阳村街道办“讨说法”。在接访过程中，面对情绪激动的来访群众无端谩骂，李勇始终保持冷静克制，期间未发生任何违纪违规行为。不成想，“讨要说法”不成的举报人随后对李勇进行不实举报。

得知情况，东区纪委监委随即专门召开澄清说明座谈会，令李勇感动不已：“今后我将更加努力，继续为群众干实事、办好事。”

“我们要敢于发声，旗帜鲜明地为干实事者担当。”攀枝花市东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何峻峰说，截至2018年上半年，东区纪委通过召开专题澄清会、出具书面说明书、向党组织进行通报等方式，为受到错告、诬告的19名党员干部予以澄清，及时消除不实举报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川省中江县纪委书记袁朝宇指出，目前需要纪委“撑腰”的干部，其实分两类：一类是信任组织，自身过硬，不怕审查，期待及早正名；另一类则是自身还是有些小错误，这样的干部有时并不敢把意见公开说出来。“这就需要纪检部门敢担当，让干部能安心讲出心里话。”

此外，受访的基层干部表示，被诬告干部的正名诉求其实也有区别，有的希望在正式场合大范围内得以正名，有的则希望在小范围或纪委系统内正名就可以了。纪委在实际工作中应更加讲究方式方法，照顾干部情绪实际。

“推手式”“摆拍式”“二传手”“等上岸”

——“四类干部”有市场，庸政懒政新抬头

陈文广

2018年以来，为进一步激发基层干部担当干劲，卸去基层干部不必要负担，中央多次出台文件。然而，半月谈记者在湖南郴州等地调研注意到，目前基层干部中以庸政懒政为能，将负担与干劲一并卸掉的风气也在抬头，“推手式”“摆拍式”“二传手”“等上岸”“四类干部”颇有市场，凸显不良苗头，亟待有效治理。

给“四类干部”画像

当前基层干部庸政懒政有何新苗头？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纪委副书记曹立林为半月谈记者勾勒出“四类干部”的画像——

表现一：“推手式”干部，办法总比困难多，最好的办法就是拖。有些干部善用太极“推手”之法，对于本职工作，“你推来我让去，你让来我推去”。此类干部“击鼓传花式”地把工作和责任一推了之，还自诩“不求名利，佛系人生”。

“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就是这类‘推手式’干部，丁点儿小事今天推明天，明天拖后天，理由层出不穷，脸好看，事就是不办。”苏仙区委党校副校长周丽萍说，如若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延滞工作落实，还会助长“鞭打快牛”现象，让实干者寒心。

表现二：“摆拍式”干部，只做样子刷存在，撸起袖子不干活。有些干部看上去袖子撸起来了，身子也扑下去了，开过会、讲过话、发过文、作过批示，就算干完工作了。看似有作为，其实玩虚活儿。

苏仙区委党校教研室副主任邝贤哲认为，“摆拍式”干部的投机性体现在这些干部任何重要场合从不缺席，所有关键节点都不忘刷存在感。对外，他们每到一处必煞有介事拍照“留痕”；对内，他们日复一日循规蹈矩开会、讲话、批示，看上去比谁都要尽职。

“短时间内，这种表演给他们贴上了亲民、实干的标签，但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对这类干部的厌恶和反感，甚至会产生‘溢出效应’，波及其他无辜干部，挫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形象。”邝贤哲说。

表现三：“二传手”干部，决策推给上级，责任推给下级。一些干部看起来事事经手，工作繁忙，对上级安排的工作却不思考、不研究，机械地“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一概推给下级；对应由本部门或本人决策的事情，不承担责任，径自推给上级或集体，美其名曰“让领导拍板，让集体决策”。

曹立林说，“二传手”干部有四大绝招：有任务，布置一下；有会议，传达一下；有事情，上报一下；有问题，推脱一下。这类干部“只考虑把球快速传出去，却不在乎球能否传到位”。

表现四：“等上岸”干部，规避风险，坐等安享人生。苏仙区所辖8个乡镇共有工作人员469名，30岁以下只占22.6％，45岁以上占到了41.9％。老龄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少干部不愿想事干事，消极度日，只待退休。

一名干部表示，此类干部在感觉升迁无望的乡镇党政副职中最为常见。为了更舒服地坐等“退二线”，现在最受欢迎的岗位是妇联、工会等比较清闲的群团组织的党政副职，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等非领导职务也成了“香饽饽”。

把脉“四类干部”病因

——责任意识淡薄，能力素质不足是内因。

“庸政懒政现象从思想意识层面来看，其总病根是价值观旁落、责任意识淡薄。”苏仙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谷群辉认为，部分基层干部存在守摊子、混日子的思想，不求上进、墨守成规，缺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

不少基层干部认为，造成庸政懒政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干部能力不足，“本领恐慌”，不会作为。

苏仙区五里牌镇干部严艺文坦言，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以往靠吃喝拉关系、跑项目、找投资、要政策、打“擦边球”“闯红灯”等老办法行不通了，不少基层干部能力素质提升没有与时俱进，时常感叹“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

此外，由于基层工作时间要求紧、落实压力大，干部能力不足现象的存在会放大部分单位“结构性缺人”压力，往往导致“会做的人忙得团团转，不会做的人闲在旁边看”，进而产生“同工不同酬”问题，能者因此产生抵触情绪，庸者反而高枕无忧。

——隐性收入落差大，出路遭遇“天花板”是外因。

半月谈记者发现，随着灰色收入及各类隐形福利的减少或消失，收入分配秩序的日益规范化，习惯于“得实惠”“捞好处”的部分干部在“权力瘦身”中出现了较大的心理落差。这也是导致基层干部庸政懒政的一个原因。

同时，由于基层干部激励机制不健全，很多干部认为社会财富增长与自身收入增长不成比例，在处理政商关系时看到体制内外的巨大收入差距，更加剧心理失衡。

苏仙区飞天山镇工会副主席王冬林坦言，一方面受单位职数、级别与性质的限制，基层单位尤其是乡镇干部轮岗交流渠道严重不畅，晋升空间小、出路狭窄，“上升天花板”难以突破，对于在基层干部中占相当比例的事业编制干部职工来说压力更大；另一方面，基层干部的工作付出，时常难以得到上级和群众的理解，部分基层干部存在怠工情绪。

一部分干部既不甘收入缩水，又怕踩到红线、违纪违规，于是把守规矩与干事创业对立起来，认为“干事未必有好处，犯错必定没前途”，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庸政懒政。

对“四类干部”下猛药

防止基层干部庸政懒政，除了要对其思想上加强教育、行为上细化监督外，更重要的是完善干部约束激励机制。曹立林说，虽然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规定包括辞职、辞退条款，但在实际操作中基本无法发挥威慑力，公务员仍然是公认的“铁饭碗”，进门不易，出门更不易。

在郴州调研过程中，半月谈记者收集到一些打扫“四类干部”的建议。一是健全干部考评制度，合理设置考评指标。当下的考评指标往往正向指标多、反向指标少，共性指标多、个性指标少，“有为”与“无为”界限模糊。受访者建议，在修订公务员法过程中，应将不同级别、不同岗位依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在民主测评、述职报告等传统考核形式外，探索与干部实际工作情况挂钩的灵活考核新办法。

二是扩大考评参与面，强化结果运用。年终民主评议不少流于形式，考核方式一般以静态考核和组织部门专项考核为主，应进一步推进评议全过程多元参与，在考核结果

运用方面，突出激励惩戒的效果。

三是干部问责和责任倒查要全面。当下一些问责内容偏重于对显性腐败的惩戒，忽视了对隐性失职的问责，对庸政懒政惩而无据或问责不到位。干部建议，各地有必要对庸政懒政现象开展专项治理，同时建设基层长效机制以巩固整改成果。

“心病”频袭基层干部

郭 强 陈文广 帅才 姜刚

最近，云南“80后”白发干部意外走红，基层干部的身心健康状况受到全社会关注。当前，部分干部患上“为官焦虑症”，“三高症”突出，从过去肉体上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变成了精神上的高负荷、高压力、高风险。而由于认识偏差或怕影响升迁等原因，干部患上“心病”后往往又不敢求医，更有甚者还会因患抑郁症导致自杀……

心理专家及部分基层干部呼吁，希望国家尽快建立干部心理咨询和疏导长效机制，从“心”开始关爱干部、医其“心病”。

“心病”频袭凸显基层干部亚健康

半月谈记者梳理近年来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和抑郁症有关，其中一些官员遗书中有“抑郁难忍”“不能吃睡”“生不如死”等字样。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基层干部被倦怠、焦虑、失衡、苦闷等心理问题困扰，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

“近年来，来接受心理咨询的干部日益增加，有些干部甚至出现轻生念头。”湖南省脑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谌益华说，这些有心理问题的干部最早期的症状主要表现为工作倦怠感、自我评价低，工作主动性减退，更有严重抑郁症的干部产生了一种濒死感，认为死亡是最好的归宿。

中部某省省委党校曾对当地2200多名基层干部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干部存在各种焦虑心态，焦虑的原因包括工作压力、职业前景、收入水平、晋升机会等。

湖南某市一位申请早退的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在基层“权力不大责任大”。“我在交通局局长的位子上干了很多年，这个位子一点岔子都不能出，一出问题就事关人命。”

“领导干部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心理健康问题亟须引起关注。”长期从事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心理健康研究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清娥说，领导干部的心理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疏导，不仅会影响个人身心健康，引发一些极端事件，还会影响其施政行为，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损害。

“心病”何来？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一些领导干部患上“心病”虽有个人性格原因，但也和长期超负荷工作、官场特有的政治生态及体制内外环境发生变化有着直接关系。

——工作任务重督查问责多，压力叠加困扰基层干部。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随着脱贫攻坚、环境整治、社会综治等一系列重大工作及改革的深入推进，许多基层干部经常处于“五加二”“白加黑”的高负荷状态；同时，过多的督查检查问责，也让不少基层干部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进而产生焦虑、抑郁等症状。

中部一县级市扶贫和移民办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他2017年熬夜加班达100多天，大部分是为了应付各种督查检查。部分基层干部还“吐槽”说，他们有“两怕一忧”，怕考核评比检查、怕被追责问责，对前途感到担忧。

——官场生态复杂，“升迁焦虑症”加剧。不少基层干部表示，官场特有的生态往往使身处其中的人都谨言慎行，时刻需揣摩领导心思、注意同事关系等，而一些领导作风强硬，更是让不少基层干部“看到领导就紧张”。张清娥说，这种紧张的人际关系容易使人心情压抑、苦闷，长此以往会直接影响人的心理健康，易导致各种心理和生理疾病。

同时，在官场特有的政治生态下，许多干部还患上了“升迁焦虑症”。中部某镇一位副镇长说，在官场就是以升迁论英雄，基层干部在一起聊天时谈论最多的就是升职提拔的话题，很多人不同程度地患有“升迁焦虑症”，快速提拔就满心欢喜，没有提拔或提拔滞后则内心焦躁。

——体制内外环境发生变化，公务员优越感下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就业的日益多元，与不少职业相比，当前公务员的优越感下降，公权力受到严格约束，部分基层干部出现职业焦虑和心理危机。

江西一县级市市委书记落马后这样反思自己贪腐的心路历程：“看到老板坐的是名车，穿的是名牌，喝的是名酒，心想自己付出这么多，这么辛苦，但待遇还这么低，连买房和装修的钱都得去贷款，心里有些不平衡。甚至会想，假如自己办企业，肯定比他们更成功，钱更多，更风光。”

基层干部盼从“心”关爱

一些心理专家及基层干部呼吁，提前预防，综合施策，建立干部心理咨询和疏导长效机制，让他们以更加积极的心态面对新时代的新挑战，展现出新担当新作为。

一是为基层干部减负，让基层干部的事权与责权相匹配。多位受访干部建议，加强统筹，切实减少对于基层的各类督查、检查、考核，让干部能够从各类迎检、迎考压力中解放出来；同时，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对于并非基层干部主观因素所犯的错误，多采取批评教育方式，而不是动辄问责。

二是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消除认识偏差，帮助干部正确面对心理问题。一些干部即使存在心理问题，通常也会因自己的干部身份不愿承认，甚至错误将心理问题看作态度问题、觉悟问题，不敢求医，以致身心俱疲。

谌益华建议，在全社会进行健康科普，让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明白出现情绪障碍等心理问题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三是加强对干部的人文关怀，建立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机制，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湖南郴州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李超建议，各级党组织要真正地关心干部的心理状态，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改变工作作风，不能动不动就批评、训斥基层干部。

中部地区某县委组织部部长说，2018年他找了五六个干部谈话谈心。“其中有个县直部门负责人，提拔公示期间被给予警告处分，晚上整夜睡不着，两只眼睛通红，我找他聊两三次，鼓励他，帮他卸下了一些思想包袱。”

一夜也不能少！住村指标绑住驻村扶贫干部？

杨 静 李浩 熊家林

“村里来了驻村干部！”自打赢脱贫攻坚战号角吹响以来，上级部门派驻党员干部到扶贫一线，担任第一书记、扶贫队队员等职务。为了防止扶贫干部“驻村”不住村、“挂名”不干事等现象， 各级文件对驻村扶贫干部管理进行了规范。每周“五个白天、四个黑夜”基本成为驻村干部的工作常态。部分驻村扶贫干部反映，一味地“住村”有时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工作成效，过于苛刻、僵化的住村指标反而容易绑住他们干事的手脚。

保证住村天数才能扑在基层了解实情

71岁的陈正山是一名退休干部，曾担任江西省鹰潭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目前在鹰潭市余江区锦江镇黄壁村委会做扶贫工作。陈正山告诉半月谈记者，他只要有时间就会往扶贫点上跑，一个礼拜在村里住4天是常有的事。“把身子探进泥地里才能做好扶贫工作，在村庄留宿，深入了解情况很有必要。”

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宋埠镇三洪村第一书记罗友谊说：“我平均一个月在村里吃住近20天，其他驻村干部也和我差不多。”

半月谈记者查阅了多个省份对驻村扶贫干部住村要求发现，一些地区要求队员每年驻村时间不得少于200天，每月走访贫困户不得少于10户，记录驻村工作日志，上传综合服务平台。还有部分地区要求驻乡驻村干部每个月有2／3以上的时间吃在村、住在村、干在村。

西部某山区县的驻村干部向半月谈记者介绍，他每月驻村要不少于22天，还要有严格的考勤，每天晚上通过组织部安装的摄像头查岗。

“住在村里和村民面对面拉家常，才晓得百姓在想什么、期盼什么、需要什么帮助，这是坐在机关单位办公室不可遇的宝贵见闻。”罗友谊告诉半月谈记者，他每周平均在村里留宿的次数远不止4夜，现在积累下来的经验，更便于以后开展工作。

饶菲是江西省横峰县的一名驻村第一书记。他介绍，对于脱产驻村工作队而言，一个季度住村天数一般要超过50天。“即使对于不脱产的帮扶干部来说，一周在村里住三四天也是常事。周末正是开展扶贫工作的好时机，百姓都在家，扶贫干部也不用挂念手头工作，所以很多干部习惯从周五到周日都住村里。”

住村考勤过于机械化，也会让驻村干部束手束脚

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的西部某山区县驻村干部，所在的山村距离县城有70多公里，山路蜿蜒，驱车往返就要耗时近4个小时，每天晚上的查岗考勤让他在县城为村民办事时显得束手束脚。

“给村里办人畜饮水工程的事花了好几天，每天早上在村里签到后才能出发，到县城找到水利部门协调办理，一天都没闲着。可到晚上不管多晚都得赶回村里，黑漆漆的山路一个人开2个小时的车，经常是疲劳驾驶。”这位村干部说，有好多次太累了，为安全考虑就坐班车到镇上，然后再借着月光步行11公里回到村里。

而连夜赶回村里也只剩倒头睡觉休息，并不能为村民做一些实质性的事，此时，这种“夜住”在他看来就显得有些过于形式化。该驻村干部无奈地说：“有一次白天在县里跑项目太晚了，想着第二天还得继续办，不要把时间精力浪费在路上，就没回去。晚上查岗时不在，可项目此时又还未跑成出结果，没有‘痕迹’无法自证，当时就说不清了，只能算缺勤不在岗了！”

该干部认为，太死板的住村考勤指标要求，常常把驻村干部绑在做材料、迎检查等事情上，最后反而打击了他们主动为村里跑项目的积极性。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由于村里人的习惯和环境，驻村干部住在村里时，类似于晚上走访等工作的频次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频繁，往往是单纯的“住村”。“村民累了一天，晚上吃点饭就想早点休息了，住在村里又能做啥？”一位驻村干部说。

一位驻村扶贫队员表示，当地要求驻村两年时间，自己用大半年时间摸清了村里的基本情况后，感觉自己在产业方面经验不够，需要去外面学习取经。但又受限于近乎苛刻的住村考核时间要求，基本没有机会。

不必让驻村干部“钉死”在村里？

2018年以来，云南、湖南等地通报了驻村队员不住村的案例。西南多地扶贫干部认为，出台文件规定驻村扶贫干部住村时间的初衷是为了拒绝“走读式”扶贫干部，让扶贫干部扎根基层，在执行时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驻村扶贫干部的效用没有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

某镇党委书记认为，驻村扶贫干部应该像“背包客”，要在村里“游荡”了解村里情况，然后融入群众中。同时也要发挥自己和所在单位的优势特长，协调资金和资源，将驻点的人力资源真正成为撬动社会资源的杠杆，而不是“钉死”在村里。

“发展产业是最难的，也是比较紧迫的事。”一位镇党委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驻村扶贫工作队虽然为当地扶贫注入了新鲜血液，帮着基层干了很多实事，但是在产业发展方面还是比较薄弱。如果让他们在产业扶贫方面有时间多外出学习“取经”，而后再回到村里发展产业，最终可以使扶贫产业真正成为长效脱贫的保障。

基层干部建议，要打破唯住村时间论“英雄”的考核机制。对于可以争取外部资源，帮扶乡村发展产业，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等的驻村干部应该适当放宽住村时间考核，加强“扶贫绩效”“扶贫实绩”考核所占的比例。

磐石般坚韧，溪水般柔软，圣斗士般战斗

——当一个基层女干部有几难？

杨思琪 汪奥娜 朱丽莉 魏婧宇

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近年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新录用的女性公务员占录用总人数的比例逐年提高，已超过半数，2015年达51.9％；地方新录用公务员中女性占总人数的比例达44.1％，女干部可以说顶起了基层工作的半边天。

工作中是“拼命三娘”，生活中是家里顶梁。当一个基层女干部有多难？她们能否Hold住？让我们零距离走进“半边天”们的存在状态和心理状态。

职场难：“特殊照顾”、性骚扰和言语歧视

小木是安徽某县的一名处级干部，之前单位有一个重要岗位打算交给她，为了能顺利接手工作，她花心思做足了准备。但随后，有个别领导认为，这个岗位压力不小，女干部恐怕难以承受，最后小木落选，另一位男同志走马上任。

“同等条件下用人确实是优先考虑男同志，”西北某市一位负责人事工作的邓处长说，“基层环境复杂，很多场面女同志怕是Hold 不住。”

“工作要求我们入户走访，每家都要去，有的家里只有晚上才有人，对于年轻姑娘来说特别不安全。”在安徽某社区工作的小梅告诉半月谈记者，“我们打击传销的时候，还曾经被传销组织关起来，想想就后怕。”

据了解，部分单位的领导考虑到女干部体能的局限性，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往往会给予“善意关照”，如少派任务、少安排出差等，甚至有个别男性领导称“出差不带女性”。邓处长对此表示理解：“这一方面是‘特殊照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嫌’。”

半月谈记者发现，基层女干部在饭桌上被开过玩笑不在少数。一位东北基层女干部称，面对领导、同事的“黄腔”，她也只能以“笑谈”的姿态参与其中。在她看来，这些事早已不足为奇，习惯了也就没那么敏感了。“这是一种适应。”她的言语中透着无奈，“有时候要放下一些架子。”

刘雯是一名新入职的西北某市基层公务员，因为曾在大学合唱团任领唱，有一副好嗓子，因此单位在公务接待的时候，领导总会叫她一起去“助助兴”。在宴席接近尾声的时候，领导会向客人介绍“小刘会唱歌，想给大家唱一曲”。

顾家难：“家人的误解会一瞬间击垮我的意志”

2018年年初，为了职业发展，在西北某市机关工作的沈萍主动要求下基层，调到某县文体局工作。每周一早上五点，沈萍从市区的家中出发，开车近2个小时到达工作的县城，周五下班后再开车从县城回市区和家人团圆。在工作日，孩子由爸爸和爷爷奶奶照顾，沈萍只有周末才能回家陪陪孩子，有时候赶上下乡，周末也回不去。“只能每天晚上在视频里看看孩子，我刚走的时候他还天天哭着说想我，现在也不说了，可能是习惯了吧。”

为了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沈萍将班级的家长群在微信中置顶，不想错过任何一条老师的通知。但有时候忙着开会，一天也看不上手机，有时候下乡调研，手机没信号，想看也看不成。有一次班主任在群里通知活动课要准备的道具，沈萍和丈夫都没有看到微信通知，孩子第二天空着手去上课，回来后和他们闹了好几天别扭。沈萍得知后很愧疚，“要工作，也要家庭，两边都顾好，对一个妈妈来说太难了”。

“女干部必须如磐石般坚韧，如溪水般柔软，如圣斗士般战斗。”在37岁的小木看来，女干部既要在工作中独当一面，成为一个“拼命三娘”，还要在家庭中承担着妻子、母亲、女儿三重角色，任何一个支点偏移了，家就变了样。小木说：“工作上有再大的委屈调整一下就好了，可家人的误解会一瞬间击垮我的意志。”

安定难：哪里才是我的归属？

“加班多，圈子窄，年轻女干部表现出结婚年龄越来越晚的趋势。”在某中央派驻机构负责宣传工作的徐女士说。

近年来，不少女性成功考上基层公务员，乡镇单位的单身大龄女青年越来越多。为帮助她们拓宽社交范围，阿春供职的广西某乡镇曾多次组织相亲联谊活动，但至今还没有人牵手成功。

“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我的对象就是工作。”西北某市公务员小瑶告诉记者，“来相亲的一听，白天我要下乡镇调研，晚上还要加班加点写材料，别说双休，连公休都取消了，如果有突发还得随叫随到。媳妇比老公忙，你说谁还敢找我？”

小宁是北京某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父母在南方某小城，身体都不好，作为独生女，她觉得自己理应回乡照顾。“一个人在北京奋斗太孤单，大城市没什么归属感，老想家，舍不得爸妈。”小宁说，“可大学毕业考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要是这么走了，我又不甘心。”

“现在基层的担子越压越重，年轻女孩几乎留不住。”据邓处长介绍，他所在的单位，这两年选择离职的女性越来越多。“有能力的都考走了，有的结婚了就随丈夫的工作调动了，还有的直接辞职生二胎了。”

多方倾情倾力，让女干部撑好基层“半边天”

中山大学心理学系特聘副研究员廖旖旎认为，个人工作能力的提升、恰当处理家庭与工作的矛盾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基层女干部职业发展的真正源头活水。

“在农村，只要能带领农民致富挣钱，男干部、女干部都是一样的。”黑龙江省饶河县小南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冷菊贞2015年起主动请缨加入扶贫一线，她的面容变成了“高原红”，双手磨起了老茧，磨炼出一套过硬的扶贫本领。

冷菊贞建议，应加强基层女干部教育培训，给予她们更多的锻炼机会和晋升空间；选派更多素质好、有发展潜力的优秀女干部通过挂职、轮岗等形式到基层一线或关键岗位锻炼，提高女干部的履职能力。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宁本荣认为，基层女干部如果得到家庭资源的支持，工作与家庭的冲突会大大减轻。她建议，政府应提供基层女干部职业发展托底服务，减轻她们及其家庭成员的压力，如建立育儿期（例如孩子3岁之前）的弹性上班制度，这样有利于女性更高效处理工作与家庭事务。

除了要正确化解职场高压、疏导家庭高压，基层女干部还应注意自我减压，确定合理目标，保持良好心态。“世俗的眼光给我泄了多少气，我就要给自己打回双倍的气。”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难题，小木安之若素：“为了心中所爱，为了梦想驿站，我愿意殚精竭虑。”

“我们的朋友圈弥漫着一股‘土鳖’气息”逃离乡镇！基层年轻干部断层之忧

赵阳

基层干部，尤其是乡镇一级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公权力行使者，影响着基层治理的现状和未来，也决定着群众对政府的认同度。半月谈记者在一些地方调研时发现，基层出现年轻干部逃离乡镇的趋势，面临流失、断层之忧。一些年轻干部不愿留在基层、扎根基层，一心谋划着通过考试或借调，甚至辞职离开乡镇。

每个乡镇副职要对接18.8个县级部门，没有权力尽是责任

“老百姓觉得我就是个耍嘴皮子的骗子。”35岁的李晓明是中部某省一街道办事处的包村干部，所包村子多年来信访矛盾突出，有些老上访户反映的问题连乡镇甚至县市政府也无法解决。包村6年里，他只能小心翼翼，尽量安抚，“历史遗留问题绝不能在自己手里点爆，否则就要因为工作不力挨处分”。

李晓明的烦恼并非个例。乡镇工作繁重琐碎，许多乡镇干部事务繁多，但缺乏事业成就感。“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摆个桌子就是办公室，加个床就是卧室”“24小时待命”“白加黑5＋2”“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日休息不保证”……这些广泛流传在基层干部中的调侃段子，折射出基层干部工作生活压力的真实状态。

“上面千根线，底下一根针。”35岁的乡镇武装部长郝登峰曾统计，县级部局共约150个，而乡镇机关职数50人，副科和正科满编11人，除了书记、乡镇长和纪检专职书记这3个人，县里150个部局的对接任务要分解到8个副职头上，平均每个副职要对接18.8个县级部门。还要经常参加秸秆禁烧、信访维稳、拆迁安置、安全生产巡查等各种临时任务，疲于奔命应付，“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情壮志日渐被消磨掉。

年轻人尚能克服艰苦的条件，但父母生病、子女教育、夫妻感情……对家人的亏欠是基层年轻干部心底永远的内疚。“家里问题都解决不了，干事业时总会有牵挂。”北方某村一名第一书记说，越是扎根基层，越与家人、亲朋、同学等无形间产生了距离感，感觉很孤独。

当同学旧友在微信朋友圈炫耀各种高大上的幸福生活，扎根基层的年轻干部的朋友圈要么是贫困户，要么是家禽家畜。“我们的朋友圈弥漫着一股‘土鳖’气息。”一名乡镇年轻干部调侃道。

“重复单调的填表格、一眼望到头的清贫。”李晓明有了逃离基层的想法。“信访问题最棘手，老百姓把怨恨的靶点瞄准自己，不出政绩还整天伤肝动气。”李晓明说，“实在不想在基层干了，想走又没有更好的地方，要么干脆歇了吧。”

“不说心里憋屈，说了有损干部风范。”待遇低、责任大、激情弱、出路难，是基层年轻干部的难言之隐。

赚不到钱升不了职，成长遇到“天花板”

多个受访的乡镇主要领导都直言，年轻干部想施展抱负、想离开乡镇，能理解，乡镇所能提供的空间和平台毕竟有限。

一名年轻干部的妻子找到乡党委书记哭诉，母亲过生日，而丈夫拿不出2000元给岳母随份子，招致娘家人不满。这位妻子质问书记：为何丈夫起早贪黑干工作，却过得如此清贫？乡党委书记赶紧自掏腰包500元帮年轻夫妇救急，和颜悦色大半天，才将对方劝走。

收入与同龄人悬殊是基层公务员面临的窘境。以北方某省的乡镇公务员为例，享受基本医保和住房公积金之后，每月收入约3800元。还房贷、孩子教育、吃饭、手机费、加油费、添衣服、随礼金……每月所剩无几，辛苦一年能有1万元积蓄就偷笑了。

相对赚钱来说，乡镇年轻干部升职更是难上加难。对于很多人来说，正科级是他们的最高理想目标，但这一目标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布衣型公务员只有足够优秀足够拼，才能获得晋升机会。”

为了给基层公务员更多的发展空间，国家施行职务和职级并行制度，但基层干部仔细盘算后发现，办事员上科员8年，科员上副科12年，副科上正科15年，正科上副处15年。在此升迁链条下，“一辈子只能享受一次政策，到第二次享受时就该退休了，想想都很心酸”。

对于数量占基层乡镇70％的事业编制人员而言，近年来事业编制人员通过中级职称的考试，可享受副科级待遇，但也只是待遇而非实际提拔重用，许多人从入职开始就“一眼望到退休”。

同时，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县市级部门经常会到乡镇借调一些年轻干部，被借调者的编制还在乡镇，大都无法正式进入借调单位；如果想返回到基层再提拔，却因脱离乡镇多年，乡镇一大堆等着提拔的人早已“论资排辈”站好队。逃离出去的回不来，留下的人又盼着要逃离，形成恶性循环。

创新基层干部管理制度，让青年干部有出路、有奔头

调研中，许多人呼吁创新基层干部管理制度，让乡镇年轻干部人生发展有出路。

要想尽办法激发年轻干部的基层工作成就感。事业心的激发，组织认可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让年轻干部直接从群众那里获得认可。因此，年轻干部不应只待在办公室写材料，而应该深入到群众中去，在务实工作中赢得民心。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对整个基层工作重新定位，让基层工作更接地气。

基层年轻干部呼吁上级部门要少用慎用“空降”手段下派干部，把提拔机会更多留给基层的人；他们同时建议上级机关补充人员时，择优选用下级机关的年轻人才。此举一方面打破基层干部上升的“天花板”，另一方面在招录政策导向上引导全体年轻人先到基层历练，有利于人民情怀的培养。

作为基层工作的领头羊，一些乡镇书记也提出年轻干部管理的建议。一是要真正落实相关待遇，包括物质和荣誉两个层面，让基层的干部能够有奔头、有干劲。二是要真正改善基层工作生活环境，比如子女教育、公车改革、法定休息、加班补助等问题。三是要按照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建立基层公务员的培训、轮训制度，提升干部能力。四是要建立一套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充分使用容错纠错机制，防范干得多就多出错的怪圈，让年轻人放手大胆干。最后，最熟悉基层年轻干部的人是乡镇领导，在“县管乡用”体制下赋予乡镇领导更多的推荐权和话语权。

“越是艰苦复杂的地方越需要年轻干部去奋斗，越是奋斗越能锻炼人、越能长本事、越能够成就事业。这是一个相当艰苦、艰难的过程，但也是成才、成功的必由之路。”一位政治与公共管理专家指出，能否破解晋升渠道不畅、发展空间狭窄的问题，是基层能否留住年轻干部的关键。

忠心耿耿，不知咋整，本领不够“虚活儿”凑

阳建 杨静

面对越来越重、越来越新的工作任务，基层干部普遍反映存在不同程度的“本领恐慌”：有的因经验老化“不会干”，有的因专业欠缺“干着急”，有的对新事物“跟不上”……部分基层干部寻求形式主义来应付，靠玩虚活儿掩盖“本领缺失”。

老经验遇上新问题，能力不够真无奈

3年前，半月谈记者在乌蒙山贫困山乡了解到，当地政府为了让贫困户有持续增收的产业，给贫困户购买了山地乌骨鸡鸡苗，推广种植了400余亩中药材。半月谈记者近期了解到，扶贫产业项目实施并不理想，中药材种植效果不佳，养鸡也没有形成规模。

“产业不成功虽说有土地、气候因素，但还是帮扶干部能力有限，前期调研不深入，后期市场开拓也不到位。”一位驻村帮扶的第一书记说，产业计划不理想引发了不小的“本领恐慌”，甚至是“自我否定”。

满怀激情冲锋陷阵，旧经验遭遇新痛点。在湖南一个山区乡，公务员小王平时工作积极主动、认真学习，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不久前乡政府接到征拆任务，小王主动要求“打头阵”做拆迁户思想工作。可几次接触下来，他发现这工作远比想象的难。平时侃侃而谈的他，面对拆迁户却“一句话也说不出”。缺乏缓解对抗情绪、回应不合理诉求的经验，让小王突感无从下手。

专业技能要求高，能力欠缺“干着急”。中部某县委办常务副主任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前乡村振兴中惠民政策和资金落地，要走项目管理的形式，从下往上申报项目，最先做方案的就是镇村干部，可他们根本不具备发改、招投标、规划等专业技能。”

“我是忠心耿耿，却不知咋整。”中部某镇帮扶干部说，他以前每个月至少要去帮扶对象家中两次，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难题，现在走着走着不好意思去了，因为心里没底气。“项目选择难、实施难、配套难等问题，自己没法解决。能力不够真无奈。”

老办法对新事物“不灵”，基层干部“畏战”“畏难”。2017年，中央启动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湖南某镇党委书记召集班子成员和各村支部书记集中学习讨论时，不少基层经验丰富的干部流露出不安、恐慌等情绪。“之前没接触过，老办法不管用。”

欲以形式主义掩盖“本领恐慌”

半月谈记者发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大背景下，当前各种创新与试点密集推出，一些基层干部一时适应不过来。同时，群众对行政部门与公共服务的需求攀升，希望基层干部事事都懂、事事都能解决。

“既要基层干部成为多面手，又要样样精通，许多基层干部犯了难。”西南某脱贫乡负责人说，全乡脱贫后，接着就面临乡村振兴。虽然两者主要发展方向、主攻群体相似，但实施路径、方式、侧重点都有所不同，很多干部对乡村振兴“说不出个所以然”。

西南某地要求农业专业合作社在贫困村全覆盖，政策本身没有问题，但基层干部缺乏对市场的敏感，对合作社监管也不太懂，最终一些合作社成立没多久便运转不畅，沦为“空壳合作社”。

在自身本领不够的情况下，基层干部内心纠结：想务实思考但时间不够，想创新推进又怕“弄巧成拙”，就采取一些形式主义的手段来应付和凑合。

“很多时候大家不知如何把握新政策、新规定，只好通过搞公示、走程序来免责，公示成为‘挡箭牌’。”一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有的村一年公示多达200次，具体落实成效却无人关心。

一些基层干部坦言，不应该搞形式主义，但对一些专业性强、探索性强的创新举措，在能力和水平有限的情况下，要敷衍过关。

重建“本领自信”，须修内功、减外扰

基层干部的本领出现“不匹配”的现象，亟待解决。因“本领恐慌”而衍生的形式主义，应引起重视。

谈及破解之道，受访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应从内外两个维度发力。

从自身而言，基层干部必须走出 “舒适区”，迎难而上，主动对标治理现代化要求，提高自身能力素养。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学平表示，一些基层干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懈怠，工作易流于形式，思维停留在过去，亟待强化自我学习。

湖南省长沙县高桥镇党委副书记陈昱烨说，她学的是法学专业，如今分管农业农村工作，“跨界”工作最开始不太能适应，但是经过持续学习，对情况越来越熟悉，“自己重视多点，本领恐慌就会少点”。

从外部而言，要解决一些部门简单充当政策与任务的“中转站”。

云南省西盟县勐梭镇班母村第一书记王波表示，上级部门要有担当精神，在传达落实政策文件时，不应该简单地布置、传达以及督查，而要与基层干部一起想办法、为基层出主意。

湖南一名乡镇干部说，“一根针最多穿两三根线，一把线穿不过去”，必须切实给基层减负。基层干部只能解决属于自己的“本领恐慌”，超出职责和能力范围的事不能推给基层。

做好业务工作传帮带，培训学习不能流于形式。云南省镇雄县以古镇岩洞脚村第一书记刘让云建议，创新开会、学习的方式，即便是“以会代训”，也应该加入其他地方好的经验做法，以鲜活的案例解析政策，从而提升借鉴推广的可操作性。

有干部借机卸责，有干部“看破红尘”  机构改革，部分基层干部心气浮动

余贤红 向定杰 阳建

当前各地县（市、区）党政机构改革正在加紧“施工”，机构设置过细、职责交叉重叠等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基层事业发展出现许多积极变化。在基层党政机构改革中，干部人事安排备受关注。但从目前的调整过程来看，职业懈怠感、晋升焦虑感、工作迷茫感等苗头性心态，在部分干部身上有所显现。

“一把手”批量转副职，闲差受追捧

南方某县，机构改革前全县党政机构有60多个，改革后全县党政机构共37个，这意味着有20多个部门的一把手要转任副职。

“已经有几位局长提出要到党史办、人防办等部门去。”该县县委书记认为，现在有的“一把手”想借机构改革之机卸去身上的重担，去一些清闲岗位度日。干部心气浮动的这种苗头，已经让一些工作不好开展了。现在一些重点项目布置下去，还要给分管领导做思想工作，不然不愿意再干。

一些县纪委书记和乡镇党委书记对半月谈记者坦言，在此次机构改革中，一些领导干部出现明显的卸责心态，有的甚至将改革当作不作为的“挡箭牌”，有的“看破红尘”、不想事业，只要保证待遇就行，占着位置混日子，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为了平稳推进机构改革，一些地方采取“加长板凳”的方式，将改革前的部门负责人悉数纳入新单位的班子，争取以“时间换空间”。

中部某县一名领导干部说，有的“一把手”转为副职后，进入随遇而安、坐等退休的状态，这对推进实际工作和培养干部队伍不利。

借改革之机，摆脱原来压力较大工作的想法，在普通干部群体中也一定程度存在。贵州一名基层财政分局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由于目前从事的财会工作涉及扶贫等关键事务，风险高、压力大，如果有机会希望能到清闲一点的部门去。

两个“倒金字塔”，职业前景堪忧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面对本轮机构改革，一些年富力强的乡镇干部透露出对职业发展前景的忧虑，这忧虑来自两个“倒金字塔”。

一是从上到下干部待遇呈“倒金字塔”。中部某乡党委书记介绍，与市直部门相比，同级别的乡镇干部年收入低了不少，有的乡镇副职领导情愿去市里任何一个单位做科员。

二是乡镇干部上升空间本来就相对较小，从省到市到县，党政机构数量也呈“倒金字塔”，干部晋升“天花板”可能更为明显，干部积极性容易受到影响。

不少县乡干部反映，机构改革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是人事冻结了，想要调动工作更难了。一名乡党委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2018年自己所在的县级市没有一个乡镇党委书记被提拔为副处，部分年纪稍大的党委书记要求进城也没被考虑。

“就看谁熬得住，熬不住的就辞职创业了。”多名基层干部估计，本轮机构改革的人事问题要等三到五年的时间才能消化好。湖南某镇镇长直言，作为乡镇干部，感觉对未来前途和职业发展走向更难以预估，容易产生焦虑感。一些差额和自收自支编制的同事还担忧自己的饭碗会不会没了。

不确定性增加，工作迷茫感浮现

经过职能调整，一些干部对未来工作不确定性的担忧有所显现。

中部某县水利局局长介绍，成立应急管理局之后，水利部门的防汛办公室要划入应急管理局，但相关干部不太情愿，原因之一是这项职能过去并不只是防办在做，而牵扯到水利部门的多个单位。目前仅靠他们几个人很难完成好工作，未来感到有些迷茫。

“面对机构改革的大环境，尽管广大干部能够做到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但同时又容易感觉自身渺小，尤其担心自己多年的努力与付出可能会被淹没在机构改革大潮之中，思想波动在所难免。”一名受访乡镇负责人说。

专家表示，推进机构改革是群众所盼、时代所需，不容迟疑。与此同时，也应关注基层干部在这一过程中的心态变化。当下正是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需要尽快出台机构改革的配套措施，切实畅通基层干部晋升通道，完善激励机制，使他们在岗位上安心工作，肯担当、有作为。

一个乡镇九种人，没有编制很伤人

邵琨 范帆 周文冲 席敏

基层政府承担着各项政策实施落地的重担，工作任务繁重，但目前不少单位和乡镇人手紧张，需要在编制之外通过公益性岗位、人事代理、劳务派遣等方式招聘编外人员进行补充，甚至有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编外人员。半月谈记者近期调研发现，编外人员与有编制的人大都干着同样的工作，但工作中的境遇大不相同，工资待遇低、心理落差大、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正困扰着编外人员。

一个镇有九种身份，大部分是编外

见到40岁的张铭（化名）时，风尘仆仆的他刚从村里赶回镇上。张铭是东部某省一个镇的管区主任，已在这个镇工作了22个年头。除了镇上安排的一些日常工作，他还要包村驻村，将扶贫、环保、安监等政策传达到每一位群众。从2004年至今，他已相继包了5个村，最长的一次一包就是8年。

虽然长期在镇上工作，但张铭其实并不在编制内，而是属于“企业工人”。

半月谈记者拿到的这个镇的一份人员构成表显示，全镇党委政府在职人员180多人，其中有公务员和全额拨款事业编、差额拨款事业编身份的仅占不到一半，像张铭一样的企业工人有30多人，另外还有企业干部、劳务派遣、临时工、公益岗、人事代理等多种身份。

“算下来，我们镇的工作人员就有9种不同的身份。”这个镇的党委书记说。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基层比较普遍。半月谈记者在沿海某省3个县随机抽取4个乡镇调查发现，有的乡镇在公务员和事业编制空编的情况下，编外人员还大量存在；有的乡镇编外人员远超编制内人员。

对此，有的乡镇党委负责人解释说，乡镇编外人员超过编内人员的原因较多。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乡镇事务繁多，一些乡镇敞开口子向社会自主招录了工作人员。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大量人员本应分配到企业工作，但最后实际转入了乡镇七站八所。

除此之外，村居社区也存在大量的编外人员。武陵山区某村干部说，社区和村工作人员除了下派驻村干部，普遍都是临聘人员。他之前也在社区工作过，社区一般20多人，村里一般不到10人，几乎没一个是有编制的。

同样的工作，不一样的境遇

基层工作人员承担着各级党委政府部署的工作，编外人员同样冲锋在前。

李斌（化名）是中部省份某乡的一名编外人员，他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4年。因为乡里人手不足，他目前承担了组织干事的工作，涉及党建、档案管理、工资审批等内容。他说，自己有时在半夜都会接到任务，并且要求第二天一早就要完成。

赵旭（化名）同样是一名编外人员。他告诉半月谈记者，和镇里其他干部一起加班到深夜是家常便饭。“我来镇里上班的这4个多月，基本上没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周末。”

但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同在编人员相比，编外人员在待遇、晋升渠道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李斌告诉半月谈记者，目前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300元，也没有“五险一金”，一年下来收入要比其他正式编制的工作人员少一半。赵旭则表示，他每个月2000元的工资只能够勉强维持日常生活的开销，“不敢大手大脚地花钱”。

在武陵山区的村支书岗位，编外人员的每月工资只有2100元，而有编制的一般都有7000多元，是编外人员的3倍。综合专干收入更低，以前是每月1200多元，2018年才涨到1680元。

“之前社区有很多年轻小伙子做事很认真、踏实，但是迫于生活压力基本都离开了社区岗位。”西部某社区干部说。

某镇政府临聘工作人员说，同一件事情做好了，在编人员有相应的奖励机制，能得嘉奖，他们却没有。如果出了问题，却要和在编人员承担一样的工作责任，这挫伤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没有编制，也影响到了编外人员的晋升。张铭尽管在镇上七站八所和不同村庄之间，兜兜转转干了很多年，却因没有编制无法在职务职级上得到晋升。

一名镇党委书记说，镇上有10个管区主任，其中9个没有编制。“有的人年龄已经偏大了，但解决不了他们的级别和岗位问题，他们只能在这些岗位上苦苦坚守。”

这也造成了编外人员心理落差大。目前已是中部省份某乡镇领导的陈明（化名）曾经是县直机关单位的一名编外人员。他向半月谈记者回忆说，因为编外人员这个特殊身份，他总是感觉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心里会有“低人一等”的想法，因此平时和身边同事的交流也不太多。“毕竟大家都是在体制内工作，虽然别人没有明说，但自己心里会比较在意这个标签。”

同时，用人单位对编外人员也存在一定的“不信任”。某事业单位人事干部表示，重要一点的工作一般不敢交给临聘人员，因为一旦工作没做好，临聘人员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而在编人员就要考虑自己的编制饭碗，做事会更稳妥谨慎。

让编外人员看到希望、更有干劲

半月谈记者采访中发现，临聘人员普遍感觉没盼头，导致基层很难留住人。一些年轻的编外人员表示，他们只是在基层单位过渡下，借助这份工作锻炼能力，希望对将来参加公务员等考试有所帮助。“日常工作牵扯了太多精力，我已打算辞掉这份工作专心准备考试入编。”李斌说。

基层工作关键靠人。因此，需要采取切实措施，稳定有能力、有经验的编外人员，让他们扎根基层，服务基层。

“2018年有村支书提出辞职，去工地干活。我觉得这个人各方面都不错，就做工作挽留，也问组织部门，对这种表现不错的临聘人员有没有什么政策，组织部门回答没政策。”武陵山区一名基层干部建议，应为编外人员设计完善的成长规划。

某社区干部说，新招录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都有岗前培训，但很多编外干部一录用就上岗，政策法规不熟悉、业务流程不清楚。希望以后有专门针对基层编外人员的培训，安排有针对性的学习内容，真正提高为群众服务的能力。

有乡镇领导建议，可以根据个人工作表现，参照事业编的标准提升编外人员待遇，或者探索稳定的工资增长机制，让他们能够安心投入日常工作。

编外人员也期望，如果编制问题一时无法解决，用人单位应尽量对编外员工和正式员工一视同仁，增加他们对工作的责任感和认同感，帮助他们在工作中提升自我能力。

离职退休后才讲真话？基层“语言形式主义”假、大、涩

梁建强 周畅

有意见选择保留，有不满私下“吐槽”，有怨气藏在心里……半月谈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当前，一些在职干部在公开场合不愿说真话、不想说实话、不敢说心里话，谨守“为官不言”原则，由此产生的干部“群体失语”现象在基层抬头，值得引起重视。

真话、实话、心里话，因何都成“稀缺品”

“这个话题我们就不谈了吧，不好说，说不好。”新春时节，半月谈记者在基层和一名副镇长交流时，言及上级政府部门的部分政策，这名干部选择了回避。

这样的现象并非孤例。在中部某地，一名镇党委书记谈起基层迎接检查工作存在的问题时欲言又止。“我们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别的也没考虑那么多。”

当半月谈记者承诺会以不具名的形式反映后，这位干部还是说出了自己了解的迎检乱象。只是，介绍完毕他不忘再次强调：“一定不能写是我讲的啊。”

讲出“真心话”的干部，会收获什么呢？中部某地一名县级干部收获了一纸检讨。只因他在宣传当地旅游时讲了一句：我们这太穷了，广告费出不起，要学格力的董明珠，不请明星，自己做代言人。

随后不久，他就被上级领导找去谈话，领导严词厉色：你说你向董明珠学习，董明珠是谁？她是老板，你是老板吗？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一些离职的干部，在反映问题、提出建议时会直接很多。中部一名离职县领导，就以敢言著称，不少谈及干部腐败问题、扶贫猫腻问题的犀利言辞都在网络上广为传播。部分已经退休的干部，同样敢于说真话、触碰真问题。“有的‘一把手’只有两怕：除了怕在任的上级，就怕退休的前任。”

为啥身在岗位的干部，讲不出这样的真心话呢？半月谈记者陷入了思考。

假、大、涩，劣币驱良币

干部讲不了真心话，“该”讲什么话呢？半月谈记者发现，一些干部逐渐习惯了用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格式化的“套话”、场面上的“应酬话”等表态式话语来替代。有学者总结了这类话语的三种典型表现：

一是“假”，诸如“高度重视、深入贯彻、亲自指挥、反响强烈、效果明显、成绩巨大”之类的“关键词”，可谓是起草发言稿或工作总结的万能元件，几个这样的词一镶，一篇四平八稳的会议八股就完成拼装；

二是“大”，三五分钟就能说明白的问题，要分三五点展开，点下有小点，结果半个小时讲不完；

三是“涩”，借着上面有了新精神，下面出了新问题，炮制一些堂而皇之地新名词，翻出一些自己未必懂的生僻术语，让听众带着一头雾水鼓掌。

为什么真话实话得藏在肚子里，假大涩话语成了场面上的“硬通货”？

部分受访专家认为，干部们不愿说真话，其动机、心态各异，但多是基于趋利避害的现实考量。

深圳市委党校教授宋腊梅认为，讲真话不仅需要个人的勇气，更需要有一个能够讲真话的氛围。“本来，官员讲真话自是必然，无须提倡，可是，有一些领导就是喜欢听拍马的好话、漂亮的大话，不愿听不同意见的真话。”

消除“语言形式主义”，真话与实话的闸门该怎么打开？

“让更多人讲真话，必须先要有能保证讲真话的制度安排和民主手段才行。”宋腊梅说，关键是要做到让干部不会因为讲了真话而被“穿小鞋”和“坐冷板凳”，更不会被打击报复。另外，还要做到“真话管用”，换句话说，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讲真话没有什么成本与代价，从而不必顾虑这顾虑那时，讲真话才会成为可能。

受访专家指出，当前，消除领导干部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问题已经引起高度关注，是到了正视消除语言中的形式主义的时候了。一方面，给了解情况、敢于直言的基层干部以发声的渠道和空间，辅以必要的保护机制；另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带头改变作风，开会不讲大话套话，不念空头讲稿，鼓励立足调研、根据实际的“即席发言”，由此以上率下，带动风气扭转。同时，把领导干部发言落实情况列为考评重点环节之一，在问责中也予以体现。

干部为扶贫自掏腰包，该不该提倡

柳王敏 李雄鹰 陆华东

脱贫攻坚是一项历史性工程，奋战在扶贫一线的工作人员付出了心血，倾注了感情。半月谈记者走访调研了解到，一些扶贫工作人员自掏腰包，资助贫困群众。这种自掏腰包式扶贫会带来哪些效果？需要把握何种尺度？

贫困户如亲人，值得掏钱帮助

2019年春节期间，湖南省蓝山县塔峰镇源桐星村70多岁的贫困户冯任祥老人家里一改往日的冷清，新买的液晶电视里播放着优美动听的音乐。“扶贫干部给我送来了新电视，家里热闹多了。”冯任祥老人开心地说。

“看电视是冯老最大的爱好。以前他看电视需要往隔壁邻居家里跑，怕他出门摔着，我就自掏腰包送了他一台新电视，并帮他交了收视费。”冯任祥老人的帮扶责任人蓝山县烟草专卖局一名副主任科员说，2018年与冯任祥老人扶贫结对后，就打心里把冯老当成自己的亲人，在2018年里，主动上门看望走访冯任祥老人7次，还帮他买了米、食用油、棉被等生活物资，前后花了2000多元。

同样，蓝山县大桥瑶族乡湘源岭村8组村民冯发贵也享受到了帮扶责任人的个人资助。69岁的冯发贵因患有心脏病无法下地干活，2014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5年，时任蓝山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黄和平上门结对后，帮冯发贵制定脱贫计划。

“有病先治病，治好病才有希望脱贫。”黄和平从身上掏出1000多元交到冯发贵手上，帮他联系心脑血管医生看病。

待冯发贵身体恢复一些，黄和平又掏出3000多块钱给他做本钱，鼓励他养羊增收。

黄和平前前后后共从兜里掏出5000多元，帮助冯发贵脱贫。在黄和平的帮助下，冯发贵买回150只种羊在山坡进行生态放养，养羊年收入达4万余元，2015年底就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黄和平说：“我是帮扶人，有责任帮助贫困群众克服困难，脱贫致富。我联系的贫困户很勤劳、朴实、善良，值得掏钱帮助。”

自掏腰包帮扶有三类内容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扶贫工作人员自掏腰包帮扶的现象较为普遍，大致可以总结为三类。

慈善捐助。半月谈记者在粤北贫困山区采访了解到，一些扶贫干部完成各种帮扶工作的同时，自己掏钱做慈善。“我们是从农村出来的，不希望看到一些小孩因为经济问题辍学。”几名资助困难学生的帮扶干部对半月谈记者说。

垫付建房工程款。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地方的贫困户拿到了危房改造的指标后，需要自行将房子盖起来，相关部门验收通过后，才可以拿到相应的危房改造补贴。但是实际生活中，贫困户很难有启动资金去盖房，也很难问亲戚借到钱。如果贫困户拿到了名额，没有及时启动，名额就会浪费，帮扶工作人员也会被认定为帮扶不到位。

为了完成帮扶任务，有些帮扶单位或个人先垫付，等验收通过后，贫困户再用危房改造补助偿还。

套关系式自掏腰包。部分贫困户，特别是村里上了年龄的一些单身汉，对生活要求不高，没有什么追求，因此在面对帮扶干部时，积极性也不高，得过且过。扶贫干部就不得不想办法，拿钱拿物与贫困户套近乎。

粤北一名驻村干部反映，刚开始去村里一户贫困户家时，贫困户根本就不搭理，甚至没什么好脸色看。为了开展工作，自己花钱买了一条烟送给贫困户，贫困户才愿意配合，后来去的时候，又带上一条烟，这才打开局面。

东部部分扶贫干部反映，有些贫困户之间会相互攀比，觉得给钱少的帮扶干部克扣了他们的钱，甚至部分贫困户不给钱就不配合扶贫干部工作。“一些扶贫干部不带一些东西都不好意思到贫困户家里走动。”

自掏腰包不宜过度提倡

部分受访扶贫干部表示，自掏腰包到基层扶贫，是扶贫干部带着感情扶贫，真扶贫、扶真贫的一种体现。但各地的扶贫干部能力有大小，应因人而异，不宜过度提倡。若一味宣扬扶贫干部自掏腰包扶贫，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扶贫干部的经济负担，还会让贫困群众产生依赖心理。

同时，扶贫干部自掏腰包下基层扶贫，也反映了基层扶贫任务的艰巨。财政配套的扶贫资金都有着非常明确的用途，不包括为贫困群众买礼物、置办家具等。扶贫干部为了落实扶贫政策，偶尔自己掏钱，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也有部分受访对象表示，在鼓励扶贫干部想方设法为群众办事的同时，应加大财政对贫困群众的转移支付力度，做到扶贫政策应享尽享，减轻基层干部扶贫的压力。同时，进一步完善扶贫工作奖励机制，加大对贫困群众自主发展产业的扶持力度，激发脱贫主体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