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回 挽弓射日市民体育展雄风 舞枪弄剑神州武术放异彩

一声断喝，倭寇屁滚尿流，少林武术天下无敌；大刀翻飞，英军身首异地，少女婉贞威震敌胆。夕阳西下，踢足球荡秋千，真乐也融融；大雪纷飞，滑冰踏雪，活着真是太好了⋯⋯

且说历史的车轮碾碎了一路上的风风雨雨，踏平了一路上的坎坎坷坷， 又一路走一路唱，先后经历了宋元明清的无数个春来春去，日出日落，它怎么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前进步伐。

公元 960 年，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断然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北宋（960

—1126），并定都东京。当时和北宋并存的有北方契丹族的辽和党项族的西夏两个政权。

东北的女真族迅速兴起，并以锐不可挡之势灭亡了辽，又于 1127 年攻入东京，北宋灭亡。宋高宗无奈只好南渡建立偏安的南宋政权（1127—1279）。

1209 年，在漠北高原崛起的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建立蒙古汗国。

1234 年，蒙古灭金。1271 年，忽必烈从开平迁都燕京，建国号元（1271—

1368）。1279 年，元灭南宋，中国又实现了多民族的统一。

宋朝的时候，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异常尖锐，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极力加强了军事教育和训练，以骑射为中心的武艺训练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为抗击少数民族的骚扰和入侵，有组织的保甲制和自发的弓箭社，都有力地促进了军事武艺的普及。

宋元时期，文人对养生的研究和应用，道家对导引的发掘的完善，在中国气功史上，都起到了一种继往开来的作用。

当时，农业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城市商业贸易的进一步繁荣，都促使市民体育迅速勃兴井一展雄风，民间娱乐活跃异常，体育组织不断出现，这时，足球、马球等竞技性项目逐渐开始向娱乐性方面发展。

宋朝的统治者还大力提倡所谓的程朱理学，这样一来，在一部分中产阶层中，主静避动，重文轻武的现象有所抬头，体育的发展特别是妇女体育活动的开展受到种种束缚。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转折时期，政治、军事、经济、体育、卫生、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汉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是外向的、开放的，而到了宋元明以后，却逐渐变成内向的、封闭的。

体育的发展也同样没有逃离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宋元时期流行的球类活动包括蹴鞠、马球和捶丸等。运动方式趋向娱乐化，规则、方法、场地、器材初步规范化。

足球在宋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提高，这主要是因为足球在宋代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娱乐活动，从而得到了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喜爱。

宋代的足球有两种踢法，而且这两种踢法分别存在于两种不同场合的娱乐活动之中。

一种是用球门的足球比赛，又叫做筑球，这是在皇帝和贵族的宫廷大宴中进行表演的节目，而且在外交宴会上也必须有踢球表演。据《宋史》记载： “（金国）使人到阙筵宴，凡用乐人 300 人，百戏军 70 人，筑球军 32 人。”

筑球的比赛方法是间接比赛，两队隔着球门站立，球门“约高三丈许， 杂彩结络，留门一尺许”，参加比赛的两队人马各有 12 人或 16 人，每队各

有正队长 1 人、副队长 2 人。

开赛之前，双方的队长商定或赛三筹，或赛两筹，然后抓阄决定开球的先后顺序。开球的队首先由球头（队长）把球传给骁色，骁色接住，再传球与其他队员，最后把球传到球头脚上，球头用大脚射过球门。如射门不过， 球撞在网上落下来，只要不落在地上，由本队队员接住，也依次作几次传球， 最后传球给球头射门。如此一来一往，直至球落地为一筹（局），以进球多少来定胜负。

踢的时候，左队穿“红棉袄”，右队穿“青棉袄”，这种踢法运动量小， 技术要求比较高，从而增强了娱乐性。

宋代另外一种足球的踢法是不用球门，以踢出花样动作为输赢，叫做白打。

这种踢法的场地很简单，用丝围子围成 12 小步平方的圈子，在这个小圈子中，3 个人轮流踢球，以动作失误和不够规范计输赢筹数。

如果踢给对方的球不到位，输一小筹，踢出了围子则输一大筹，踢出的球不够高，太毒，太重，不该转身的转身了，都要输筹，最后以得筹多者为赢。这种踢法除用脚踢外，头、肩、臀、胸、腹、膝等部位都可以接球，使球高起落下称为“飞弄”，使球起伏于身上称为“滚弄”，由于动作的排列组合不同，变化无形，花样繁多，故《赋鞠谱》上说，白打的踢法是“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白打踢法是宋代社会极其广泛的群众性自娱性活动， 上自皇帝下至百性，都喜欢以此作为娱乐。

如元代钱选所画的蹴鞠图卷，就描绘了宋太祖与近臣踢球的画面，属于6 人场的“大出尖”。

又据《挥麈后录》卷七记载，高俅原来是苏轼门下的小吏，后侍王晋卿。一次极其偶然的机会，高俅显露了他的球技，被端王看中，收作亲信，天天陪他练球。后来，端王当上了皇帝，高俅也从此官运亨通，光宗耀祖。

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使足球逐渐流入民间，并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而北宋的南迁，大量民间艺人也随之流入临安，为球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南宋的足球艺人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即齐云社或称圆社，而想参加圆社的人，都要经过一套严格的拜师手续，并花费一些钱财。

圆社踢球的技术都比较全面，社员们出身名门望族，常常为皇帝表演。圆社还有自己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即社规，社规详细地规定了单球门足

球运动的参加人数和比赛规则，“白打社规”也规定了各种“场户”的比赛规则和要求。

圆社组织为提高足球技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要求社员能把许多动作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每个动作都要踢到恰到好处的位置。

据《中山诗话》记载，宋真宗时有个叫柳三复的穷秀才，他的踢球技艺可以说已经到了运用自如、出神入化的地步。

但是，他在仕途上始终不得意，多年努力奋斗，仍没有能混上个一官半职，他想用钱买官，可惜家贫如洗。

后来，他听说当朝宰相丁谓喜欢踢球，便想了一个点子，在丁谓休假的日子里，天天从早到晚守候在丁谓家的院墙外。

皇天不负有心人。果然，有一天下午，丁谓踢的球飞出了墙外，他赶紧拾起球飞也似地跑进了相府，“戴球以见公．（丁谓）。出书再拜者三，每

拜，球起复于背膂幞头间，公乃笑而夸之，遂延于门下”，柳三复终于如愿以偿，美梦成真。

把顶球和跪拜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跪拜既规范合礼，球始终在头背之间没有落地，这充分表现了当时球员们高超的玩球技巧。

宋代的相扑又叫角抵、争交，这是一种纯粹的娱乐活动。它是宋代朝廷宴会上的表演节目，也是城市中最受群众欢迎的表演。《东京梦华录》记载皇帝寿辰宴会，“第九盏御酒，慢曲子。⋯⋯左右军相扑。⋯⋯驾兴”，就把相扑表演作为皇帝大宴的最后一个压台节目。

宋代的相扑同唐代一样，也是光着上身扭摔的。

在山西省晋城南社发掘的一座宋墓里，墓室的南顶上就画了一幅相扑图，图中一共是 4 个人，都是赤膊光腿，只穿一条短裤，但却都戴头巾和穿靴子，中间两人搂抱相扑，争斗凶猛，两边的两个人站立观看。

当时的女相扑手同男人一样，也是光着上身进行比赛的，被以维护礼教自居的司马光认为是“妇人裸戏”，并于嘉祐年间上书给宋仁宗赵祯，奏请加以制止，“⋯⋯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回方也”，“伏望陛下⋯⋯严加禁约，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

南宋的时候，相扑活动颇为风行，吴自牧《梦粱录》中有“角抵”专条记述其事：瓦市相扑“先以女■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 说明当时的演出，常将女演员排在前面，她们主要表演一些设计好的摔跤方法，让观众既看热闹又能懂点技术，然后才进行真正用力决胜负的争交。

宋代的相扑比赛已有正式的规则，叫“社条”。“社条”中最主要的原则是保证双方公平的比赛，不准玩鬼搞小把戏。在比赛中执行规则的裁判叫部署，部署在比赛前要向双方申明规则。

宋代民间相扑艺人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叫做“角抵社”，艺人世代相传， 以此为生，其中的成员多是著名的相扑高手，它表明摔跤已经从杂技百戏中分化出来而成为独立的专门组织。

宋代相扑比赛的场地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的高台，也叫露台，又称“角抵台”；另一种是铺上地毯的，《水浒传》写高俅与燕青相扑，便是“两个在剪绒毯上，吐个门户”。

公元 1271 年，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带来了他们的传统活动——摔跤，并且还出现了内地闻所未闻的，以摔跤争胜为择婿条件的趣事。

忽必烈侄儿海都王有个身强体壮的女儿叫爱扎路克，到了女大当婚的年龄，她对父亲说，任何贵族青年和她角力，并能得胜，才可以作她的丈夫， 反之，如果败在她的手下，不但婚事不成，还要赔上一百匹良马。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这一消息传出去以后，许多人前来求婚， 但是，在比赛中都失败了，她先后赢了一万匹良马。

至元 17 年，普马儿的王子带着随从和一千匹马，前来和爱扎路克比试， 不少人都劝她让这位英俊富贵的王子获胜而许婚，但她主意已定，坚决要按既定条件进行比赛，结果普马儿王子也败北了，输光了马匹以后扫兴而归。

宋代已有相扑的专著问世，署名调露子所著的《角力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摔跤史书。

全书分述旨、名目、考古、出处、杂说五章，记载了从春秋战国至五代十国的近 1700 多年间的摔跤历史，介绍了相扑的流行与发展情况，考证了相扑名称的沿革。

击球又称“击鞠”、“打球”，南宋的时候曾被当作一种练兵的手段加以运用，并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据《桯史》记载，宋孝宗为了收复被金国夺去的大好河山，以洗雪国耻， 坚持每天和军官们一起打马球，练武功，以强身健体，磨砺意志。

有一天，由于练球时间太长，马太疲乏，逃到矮檐的走廊里，眼看着骑在马上的孝宗就要撞上横梁，大祸将临，手下人一个个吓得不知所措，而孝宗却敏捷地用双手攀住横梁，两脚悬空，身体安然无恙，马从廊檐下跑了过去。手下卫士忙上前扶他，他却镇定地叫大家去追马，可见孝宗当时的身体已练得相当矫健。

马球作为一种宫廷娱乐活动，深受统治者的喜爱。宋太宗专门“令有司评定其仪”，对球场的布置、音乐伴奏、服装识别和比赛胜负，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比赛时分两队进行，由裁判掷球，两队争击开始。每局球的比赛是以进12 个球为 12 满，得 1 球即插 1 旗，24 面旗分插两个虚架，一架是以 12 面为满。每进一球，除插旗外，还要奏乐击鼓，皇帝得筹，“从官呼万岁”，球门有“承旨”2 人看守，察看是否射中，

宋代的马球有两种比赛方法，一种是双球门的对抗比赛，以射中对方的球门为得分；另一种是分队比赛共争一个球，共击一个球门，以射中球门为得分。

很显然，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马球比赛，军事练武性质着重在对抗方面， 娱乐性质的马球则偏重于技巧方面。

辽、金时，马球活动继续流行。宋朝时金人就十分向往汉人的文化生活， 曾积极向宋朝索取打马球的高手，到他们那里去传授球艺。

金世宗是个十足的马球爱好者，《金史》中写他常常在宫中打马球，手下的一位大臣马贵中说这项运动太危险，劝他不要参加，他却说自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天下人都效仿自己，锻练身体，以保家卫国。

宋代宫廷礼乐中，除了击鞠和其他的项目之外，“又有步击者，乘驴骡击者，时令供奉者朋戏以为乐云”，步击又名捶丸，它吸收了古代步打和球穴的长处，形成了一种间接对抗的形式，并设有专人经常为统治者表演，或陪他们一起寻乐。

这一段时期中，捶丸活动也受到了儿童的喜爱，如北宋官吏滕甫幼时“爱击角球”，其舅舅范仲淹“每戒之，不听”，这就反映了当时儿童们是十分喜爱这项运动的。《宋人画册》中就绘有两个儿童各持小杖正在捶丸的生动形象。

唐宋时早已流行的步打或日步击，到元世祖至元 19 年（1282），才有详尽的规则方法专著问世，这就是署名为“宁志斋”的老人所著的《丸经》， 捶丸成为步打的新名称也是从此书开始的，这是我国较早而又珍贵的一本体育专著。

《丸经》二卷，包括作者叙言及正文“承式章”、“运筹章”、“决胜章”⋯⋯等凡 32 章，详细地叙述了捶丸的场地器材，竞赛规则，技术方法， 以及其对身心健康有哪些好处。

捶丸所用场地不限，平地、凸地、凹地和斜坡地都可以。在旷地上画约一平方尺的球基，离球基数十步或百步之外挖一定数目的球窝，用弯曲的木棍从球基击球入窝，这种活动同现代的高尔夫球十分相似。

宋代还是我国武术的成熟时期，宋太祖非常重视在兵士中加强武术训练，军队中颁布了“教法格斗图象”，对野战格斗以及使用器械的技术有了明确的规定，军士必须背诵规定的口诀，以便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掌握技术动作。

在考核方面也有明确规定，依技术高低分为及格与不及格两种，及格又分为上、中、下三等，按等级赏银。不合格的，上等降下等，无等的撵回家。以致于诸道禁军“日夜练习武艺，终日不得休息”，既推动了军队的训练， 又促进了武术的规范化。

两宋以来，商业化的习武卖艺也逐渐发展起来。“瓦舍”是市民们的游艺场所，艺人在这里表演多种技艺，其中与武术有关的有使拳、使棒、掉刀舞、舞刀枪、舞剑等。

有时参加表演的人数多达一百余人。还出现了以卖艺为生的女艺人“女

■”，她们在表演前“打套子（对练）”。一些行医卖药的江湖术士，为招徕顾客，也常进行一些武术表演。

宋代的武术除了单打之外，还有“刀对牌”，“剑对牌”等两人以及多人的对练，有时还出现过一百余人的集体武术表演。另外，对抗性的攻防技术也有发展，出现了打擂台式的比赛。

宋代已有武术艺人的组织——“社”，“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见于记载的有“锦标社”（射弩），“弓箭社”，“英略社”（使棒），“角抵社”（摔跤）等。

社的出现，使习武者有了彼此学习、切磋比赛技术的场所，密切了武术爱好者的联系，扩大了武术活动的社会影响，对武术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宋代民间盛行的节令体育活动是荡秋千，这是一项以女子为主体的体育活动。苏东坡“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李清照的“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所描绘的都是荡秋千时的情景。

另外，击壤、放风筝、踢毽子等，都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体育活动，它们对强健当时人们的体质，丰富当时人们的生活，陶冶当时人们的情操，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作为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体育，深受当时政治、经济的影响和制约，经历了一个由继承、发展到逐步走向定型的过程。

除了棋类和投壶以外，多数项目都有明显提高，规则方法也更加完善， 体育显得不再幼稚，而是逐步走向成熟。

清代王室是北方的少数民族，从立国之初，就确定了联合蒙古族统治中国的基本国策。康熙、乾隆两朝经常借“木兰行围”与蒙古各部举行联欢。联欢会上，有“塞宴四事”，都是满蒙两族所喜爱的摔跤、赛马活动，

清王朝还沿袭本民族的旧习，每年举行哨鹿、狩猎活动以及冰嬉表演，使民族体育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

明清时期，武术得到全面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市民体育逐渐兴起，农民练兵习武相对增多，这些都反映了古代体育在进一步向民间发展。

明清时期，享乐养生的观念得以滋长。而以道教为主的养生方法，在经历了求神、炼道、服食的失败之后，渐趋于科学。

明末清初，由内家拳发展并与中国古代养生哲学相结合的太极拳产生，

起初只在河南温县陈家沟陈氏族内传播，后由河北永年县人杨露禅传入北京，不到二百年的时间，便发展成为 6 个流派，遍及全国。

武术在古代统称“武艺”或“技击”，所有一切军事技能技巧、徒手的和器械的技击术都属于武术的范畴。

武艺既是作战、防身的手段，又具有健身娱乐的作用。

从明代开始，武术产生了质的飞跃，具有健身作用的武术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作为娱乐价值的武艺向商业化发展。

明代的朱元璋主张“文武兼备”的原则，规定文科考试也包括骑射在内。应试武举者，规定“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这项制度的推行，促使应试者文而兼武全面发展。

清康熙 28 年（1689），皇帝也谕旨：“考试举人、进士，亦会骑射。” 明清时期，由于制度规定文人习武和武人习文，不光使武术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研究武术的人也明显增多，因而，对武术理论和技艺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明清时期，武术有了更大的发展，以戚继光、程宗猷等为代表，对前人的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和整理，把原来主要是口传身教的武术技术用明确的文字和图形记载了下来，作为习练武艺的教材。

同时，明清时期民间习武更为广泛，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套路，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流派。

明代无论武术套路或是对抗性攻防格斗技术，都日趋完善。当时的套路大都有势、有法、有歌诀、有动作图象以及动作路线图，便于传授和交流。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程宗猷的《耕余剩记》、茅元仪的《武备志》

等都详细记载了各种套路。

明清时期武术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武术流派的产生，有所谓“内家”、“外家”之说，“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两派之分，有“南派”、“北派”之别，还有以门类划分的“少林门”、“太极门”、“八卦门”、“形意门”、“地蹚门”以及长拳类、短打类不同风格的派别，这些都标志着武术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打开明代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段少林寺武僧英勇抗击倭寇的动人事迹。

明朝嘉靖年间，一帮日本海盗乘了几百艘战船，明目张胆地入侵我国沿海一带，沿途占我领土、杀我人民，使江浙一带的许多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时，少林寺月空和尚接到都督万表的檄文，立即组成了一支由 30 多个和尚所组成的僧兵队伍，手持长 3 尺、重 30 斤的铁棍，上下翻飞，势不可挡， 杀得敌人屁滚尿流，狼狈逃窜。

他们在上海的松江、吴淞等地大败倭寇，屡战屡胜，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后来有 20 名少林寺僧兵，陷入倭寇的重重包围之中，因没有后援，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少林寺武僧勇抗倭寇的英雄业绩，在中华武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少林派的武术源远流长，名扬海内外，是我国古代武术的主要流派。 少林派武术在长期的实战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内容越来越丰富，有

小红拳、大红拳、罗汉拳等几十种少林拳术，有小武功、阴阳功等气功，以及刀、枪、剑、棍等各种长短、软硬器械的技击法。

少林寺还订立了 10 条戒约，规定入少林寺学习武术的，必须“主张尊师重道，忍辱敬人”，“以健身为要旨，以自卫为信条”，“反对好勇斗狠， 恃强凌弱”。

据历史记载，到少林寺学习武术的人，要先练筋骨，一进门就要挑水 3 个月，每天从山腰的涧边，往寺里挑水，路上还必须走一段难度很大的梅花桩。

然后学烧火，出烟的火口有数十个，烧火时来回要跳跃着进行。如此苦练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学习少林武术的基本功。

满师后要离寺出走还得过一大关——从庙后装有机关木人的夹弄中走出。这些木偶机关见人经过就“拳杖齐下”，毫不客气地向来者攻击。这位门徒如果能够抵挡过去，他的武功就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可以闯荡江湖云游天下了，不然，就得回寺重练。

随着时光的流逝，少林武艺更加趋于成熟，在武林中独树一帜，自成一派，在百花齐放的各派武术中，有着特别高的威望。

那些谙熟少林派武术的门徒们，无论是僧还是俗，都不同凡响，武功盖世。

比如，明代有个叫做边澄的和尚，对少林寺武术仰慕已久，便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独自一个离家出走，来到了少林寺，并在寺里当了一名烧火工。

边澄是个有心的人，而且悟性很高，经过数年悉心的观察和虚心的学习， 终于精通了少林功夫，后来他就离开这里，做了一个云游四方的和尚。

有一天，他不小心冒犯了一位大力士，被迫答应同这位大力士比武，交手没几个回合，就把这位狂妄至极的大力士掀倒在地。

大力士不服气，又跑回去找了一百多个武林高手来围攻边澄。边澄没待他们逼近，就拉下自己的佩巾，随手一挥，紧紧地缠住了为首者的武器。后来他又施展少林轻功，奋力一跃就越出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圈。这帮家伙见状，一个个被吓得魂不附体，只好与他讲和。

有一次，边澄和尚还同来我国朝贡的日本人比武。比武时，十几个身强力壮、膀大腰圆的日本武士手持长枪哇哇怪叫着向他袭过来，而边澄只是沉着地举扒一挡，就把对方的枪纷纷震落在地。

在一旁观战的日本人也一齐冲上来围攻边澄，边澄大吼一声跃出圈外， 并立即举扒向一名日本武士身上打过去，眼看对手就要被击中，只见边澄猛地住手，避了过去，没有把这个武士打伤。这一群日本武士直看得心惊肉跳， 一个个跪下来磕头认师傅。

清朝初年，少林寺僧因参加反清复明活动，寺院被一把大火烧个精光， 僧徒四散，少林拳术进一步向外扩散，直接推动了民间拳术的发展。

武术门派的分立，恐怕是在少林拳法闻名之后，而关于外家拳和内家拳的说法，实际上是一个流派的门类，其区别在于拳术特点和风格的不同而已。

外家拳的主要特点是：以搏为主，先发制人，以刚克柔，以动制静，即侧重于对抗与进取。属于这一派拳的有长拳类、短打类等。

内家拳的特点是：以守为主，后发制人，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即偏向于健身和防卫。属于内家拳的主要有太极拳、八卦拳、形意拳等。

太极拳既是一种拳术，也是一种导引术。它是二者相结合的健身运动。因为武术家用太极阴阳哲理来解释拳义，其动作多呈圆形弧形，与太极

图相似。又因其要求动静、阴阳、虚实互相转化，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

体，故名太极拳。

陈王廷是陈家沟陈氏的第 9 世，他所创拳套，沿袭至今，有五式太极拳。陈家沟陈氏世代传习其拳法和推手、粘枪，因而名手辈出，但一概不外传。

第 13 世陈长兴仍习陈王廷所传架式舒展的第一路太极拳和炮捶（后人称老架），有族人陈有本开始减少老架难度较大的动作，称作新架太极拳，陈家沟人称之为“略”。

陈有本教了族侄陈青萍，陈青萍把新架改成架式小巧紧凑并逐步加圈， 熟练后全身都在转圈的架式，称作“赵堡架”，陈家沟人称之为“圈”。从此，陈家沟太极拳有 3 种架式。

后又经杨露禅、武禹襄、孙禄堂等人不断发展、完善，便成了所谓五式传统太极拳，一直流传至今。

太极拳练功是按照“心静用意，身正体松”的原则，始终用意识指导全身内外放松来进行运动，提高感官功能，加强灵活性和可变性。

同时，太极拳还注意运用“主宰于腰”的缠绕圆转动作，意注四肢尖端， 通过螺旋式的弧形动作使全身内外一动全动，动中求静。

其次，太极拳初练时自然，逐渐结合腹式逆呼吸，使呼吸与动作自然协调，即攻击性的动作为呼，防御性的动作为吸。

如此练功日久，可免除疾病，增强体质，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

明清时期，导引术在前代的基础上又取得明显的成绩，这一时期导引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导引术的主要著作有《遵生八笺》和《赤风髓》两部。

易筋经是在我国传统导引术的基础上，采用立势，吸收武术的动作，强调肢体运动而加以创编的。“易”是改变的意思，“筋”是指筋骨肌肉，“经” 是指方法，易筋经就是增强筋骨机能的方法。

易筋经具有全面锻炼身体的价值，书中所提出来的“内壮神勇”，指的就是内脏器官的锻炼与坚实；“外壮神勇”就是指肢体的锻炼与强壮。

书中还规定“内壮既熟，再练外功”，说明古代导引侧重“内功”，不注重练习力量。

清王室是女真族的后裔，世代居住在长白山一带，在天气寒冷的环境中， 不仅擅长骑射，也掌握了滑雪滑冰的技术。

清王室统治全国之后，仍旧坚持了以滑冰训练军队的旧俗，每年都要在太液池（北海）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滑冰检阅，称之为冰嬉。

但是随着天下太平，平安无事，军队例行的冰嬉检阅便成了一种纯粹的娱乐活动，军队参加也只是为了例行赏赐。

因为是表演项目，冰嬉内容也有了增加和变化，不只是速度滑冰，更多的是花样滑冰。

当时的花样滑冰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名目繁多，姿势多样，不光有大蝎子、金鸡独立、哪叱闹海、双飞燕等花式姿势，还有各种杂技式的动作， 在竿上、杠上、肩上、掌上、冰上的倒立、扯旗等难度较高的表演，显示了当时冰嬉表演的丰富多彩。

速度滑冰比赛是冰嬉中的重要内容，名曰抢等。速滑的姿势有扁弯子式、大弯子式、大外习式、跑冰式等。乾隆皇帝即兴赋诗赞叹“迅似岩飞电”、“拟议弦摧箭”，形容滑冰的速度之快，当时的滑冰已穿着冰鞋，有双刃的， 也有单刃的，表演完，头 3 名赏银十两。

除了速度滑冰、花样滑冰之外，清代还有一种打滑挞的滑冰，据《清稗类钞》记载，“禁中冬月打滑挞，先汲水浇地使冰，遂成冰山，高三四丈， 莹滑无比，乃使勇健兵士着带毛猪皮履，其滑更甚，从其巅挺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为胜”，这种滑冰游戏，有点类似于高山滑雪。

举重和走跑都是明清时期练武活动的项目。明代的军事家都十分重视对战士的力量训练。

俞大猷曾以“力举二百斤”为标准来选拔战士；何良臣《阵纪》中记载， 挑选战士时，用铁或石制的二三百斤重的器械进行测验。

明代军队中重视身体力量的训练，也重视跑步的训练。“凡平时各兵须学趋跑，一气跑得一里，不气喘才好。如古人足囊以砂，渐渐加之，临敌去砂，自然轻便，是练足之力。”既要练快速的跑步，也要用囊砂练腿部力量， 这是为了增加军队的运动能力。

清代的队舞跟现在的大型团体操有点类似，在音乐伴奏下作各种队形变换，并排成各种文字以象征吉祥。

清代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放烟火之后即有大型的队舞。据《檐曝杂记》记载：“日既夕，则楼前舞灯者三千人列队焉，口唱《太平歌》，各执彩灯， 循环进止，各依其缀兆，一转旋则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转成‘平’字， 以次作‘万’‘岁’字，又以次合成‘太平万岁’四字。”

清代的队舞是继承了唐代队舞的遗风，但又有所不同：晚间持灯操练， 并口唱太平歌，先排单字，后排组字，更复杂了。

作为百戏娱乐的杂技技巧，在明清时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反腰的技巧和杂技的蹬梯相结合，具有了较高的单人或双手的技巧。

技巧的又一发展是和戏剧的剧情结合起来表演各种高难动作。有名的武戏《目莲救母戏》，在明代已经开始形成。

扬州城每年 7 月上演目莲戏 3 天 3 夜，戏台“四围女台百什座，戏子献技台上”，结合剧情的发展，艺人作度索、翻桌、窜火窜剑之类技巧表演， 这种艺术的结合不但丰富了戏曲表演，也促进了技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了汉族以外，还有 50 多个少数民族。因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的不同，这些少数民族也创造了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独具地方色彩的传统体育形式。

那达慕，蒙古语是娱乐或游戏的意思，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这是蒙古族特有的体育盛会，具有浓郁的草原民族特色。

到元、明时，射箭、赛马、摔跤变成了男子三项竞技的固定形式。方圆百余公里的牧民兼程而至，赛马距离近则三四十里，最远的达一百多里。到了清代，那达慕变成由官方定期召集的有目的有组织的游艺活动，以乡、旗、盟为单位，半年、一年或三年举行一次，其规模、形式和内容比以前均有发展。

达瓦孜，又名高空走绳，约在汉代从西亚传到天山南北，《清朝野史大观》以“回人绳技”写道“回人有能绳技者，与内地不同⋯⋯，则步绠而上， 直至木之颠，并跷一足，而仅以一足踏于绠，口唱歌，良久始下，真绝技也”， 回人，即是维吾尔族，这段文字，说明他们的“达瓦孜”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此外，如苗族的划龙船，壮族的抛绣球，高山族的竿球，以及藏族的摔跤、赛跑、举重、射箭等项目，都是少数民族所特有的体育形式，这些从古

代传至明清的体育活动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一部分。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摧毁了中国封闭的大门，再不能按照原先的方式生存下去了的中国已不得不背负着传统社会的因袭重担， 蹒跚地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并在其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这一时期的中国体育，也深深地打上了这种历史的印记。

中国近代史发展表明，这一时期的体育，中国固有以武术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体育，在其自然延续演变过程中，逐步退出了占主导的地位而流行于民间，而西方近代体育随着在中国传播的扩大而渐渐发展成为中国近代体育运动的主流。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清政府借助列强的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这两件大事促使清朝统治集团中产生了一批带买办性的官僚军阀，这就是洋务派。

洋务派深刻地认识到，列强的侵入，不同于往昔或夷狄“入主中原”， 中国正面临着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依靠现有的力量，重复传统的做法， 已经难以渡过这一难关。

他们开始着手将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付诸行动， 出面倡导和主持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为中心内容的所谓“自强新政”，这就是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最早接触到近代体育的某些内容，并引进了西方的一些近代体育。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初，洋务派先后在广州、武昌等地聘请外国军官，废弃传统的骑射、弓、刀等，改练洋枪、洋炮、洋操，训练新式的陆海军。

华尔于 1859 年来到中国，1860 年在上海组织“洋枪队”，并曾经“设局松江，练放洋枪洋炮”，华尔亲自“教习，并演西洋各项阵势，半载以来， 已教成一千二百名”，并出任一些军阀军队的教练。

华尔是外国军官用西法（包括近代兵操的某些内容）训练中国军队的第1 人，他在 1862 年被太平军击毙。

后来，英国的戈登走马上任，并仿照英制，把“洋枪队”扩充到 4000 人左右，他对教练中国兵使用火炮非常感兴趣，在他的教导下，中国兵进步很快，不久就学会了执枪、射击和分队，不过，当时的主操主要是英国兵操， 包括列队刺杀、战阵与战术等。

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还开办一些军事学堂，如北洋水师学堂、广东陆师学堂等，这些新式学校，聘请外国人担任教习，开始设置体育课堂，如德国式的体操、日本式的竞走等。

洋务派还派遣了不少留学生赴英、美等国，这一批留美的 30 多名青少年学生，在学习之余，还非常热爱棒球运动，并组成了“中华棒球队”，他们学成回国以后，对棒球等近代体育项目在我国的兴起起了重要的作用。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在中国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难关头，毅然奋起，以救亡图存为已任，要求学习西方，实行变法，倡导资产阶级新学，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近代化开路的思想启蒙运动。

在体育方面，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从近代教育的角度提出了明确的体育主张。

康有为特别重视少年儿童的体育。他认为，少年儿童的身体强弱，关系

到终身健康，他主张儿童阶段，应把体育放在第一位，在实施儿童体育过程中，他主张对儿童既不要过分束缚，“以苦其魂”，也不要完全放纵，“以陷于恶”。

康有为还主张学校应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在“小学院”里，“体操场、游步场无不广大适宜，秋千、跳水、沿竿无不具备”；在“中学院” 里，也应有“体操场、游步园、操舟渚”等设备；“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骸”。

康有为这一主张，不光提出了我国最早的一个全面、系统的教育制度， 而且是我国近代最早倡导在学校全面实施近代体育的人士之一。

维新派的另一位大将谭嗣同，对体育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在体育理论和实践上都颇有造诣。

谭嗣同同样重视体育锻炼，他曾经跪拜大刀王五为师，精研中华武术， 并练就一身功夫，康有为曾盛赞他，“神剑吐光莹”，他还曾经与另外一些维新人物组织过“延年会”，“每日六点半钟起，学习体操一次”。

在体育理论上，谭嗣同主“动”辟“静”，认为人们只有“喜动”，社会才会“崛兴”，他还进一步以西方为例，分析道：“西人喜动而霸五洲， 驯至文士亦尚体操，妇女亦侈游历，此其崛兴为何如矣。”对于“主静”论， 他给予了严厉的驳斥，“言静者惰，归之暮气，鬼道也”。

严复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系统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启蒙思想家， 他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论证了民之强弱决定国家强弱这个普通的道理。

严复进一步指出，当时世界“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在谈到民力时，他强调运动健身，他说：“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固常理也。”因此他大力提倡尚武精神，反对封建礼俗，尤其反对女子缠足和早婚早育，强调力、智、德三者为强国之本。

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对传播西方近代体育起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这一途径，西方的田径、球类及其竞赛活动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教会学校通过校内课外活动和校际运动竞赛，在中国传播近代体育。建

立体育组织，成立各种运动代表队，开展田径、球类等活动和举办运动竞赛， 是教会学校体育活动的特点。

如圣约翰在 1890 年举行的以田径为主要项目的运动会，是中国最早的近代运动会。

北京的汇文书院与通州协和书院于 1895 年前后也开展了棒球运动，并组织了棒球队，同时还开展了墙球、网球、足球等运动。

我国近代体育的发展，还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有着一定的关系。基督教青年会通过讲学，组织体育表演和出版体育刊物等方式，宣传近代体育。基督教青年会还组织与操纵了中国早期的运动竞赛，并培训了不少体育专业人员，从而多多少少地促进了中国近代体育运动的引进和初期的发展。

我国近代早期学校体育，是随着废除科举制度，提倡实用科学，停办书院，改为学堂的教育改革过程中兴起的。

清政府于 1903 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普遍实行了的学制，它标志着近代教育制度和体系逐渐在中国确立起来，也为近代体育的普遍实施创造了重要条件。

这一学制基本上是模仿日本的，它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都设“体操课”

（体育）。小学每周 3 学时，所教内容除“普通体操与有益之运动”外，“宜以兵式体操为主”，其目的“在使身体各部均齐发展，四肢动作敏捷，精神畅快，志气勇壮，兼养成其乐群和众动遵纪律之习⋯⋯”

中学每周 2 学时，“宜讲实用。其普通体操，先教准备法、矫正法、徒手、哑铃等体操，再进则教以球竿、棍棒等体操。其兵式体操先教以单人教练、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

高等学堂每周 3 学时，体操内容同样是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

近代教育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对学校体育的普遍实施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刀是我国传统的武术器械之一。随着铁器的出现，逐渐演变成铁制的大刀，后进一步发展为钢制的大刀，几千年来在我国流行最广，成为广大人民强身抗暴的工具之一。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革命军，都以自己日操夜练的中华武术同携带洋枪洋炮的帝国主义军队奋力拼斗，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的壮歌。

1860 年 9 日，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大败清军后，长驱直入，直捣北京， 一路上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距北京西郊圆明园十里，有个村子叫谢庄，村子里面住的大都是猎户。其中有个冯三保，武功非凡，人品又好，他的女儿婉贞，19 岁美丽温柔，自幼随父学武。他们是团练里的人。

一天晌午，侦察敌情的人回来报告说敌人的骑兵来了。随即，一个英国军官率领着百来名印度兵，骑着马向谢庄逼近。

冯三保立即命令团丁们装火药、上子弹，做好歼灭来犯敌人的一切准备， 并一再叮嘱大家，不要轻易开枪，要节省子弹。

敌军已逼近村子，枪声密集地响了起来，村子里的人都蜷伏着身子，没有还击。过了一会儿，敌人逼得更近了，冯三保见时机已经成熟，立即挥动旗子，高声断喝“打！”，于是大家一齐开枪，敌人像落叶一样纷纷落下马来。

等到敌人醒过神来，开枪还击时，村里人又像鸭子一样趴下了。攻打一阵，敌人退走了，村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和祥和，冯三保非常高兴，打开酒瓶，开始自斟自饮。

只有冯婉贞愁容满面，因为她深深知道，小股的敌人退却了，大股的敌人就要来了，如果他们回去带着炮来攻打村子，村子肯定要被炸个稀巴烂。冯三保一听女儿的分析，觉得有道理，就问女儿可有什么办法。

冯婉贞说，西洋人长于枪炮，但是不擅长武术，武术利于近战，而村子十里以内都是平原，要是跟他们拼枪炮，我们必败无疑。我们不如利用自己的长处，去攻打敌人的短处，拿着刀、带着盾，像猿猴那样敏捷地前进，像鸷鸟那样迅猛地攻击，如果侥幸能够得胜，或许能够避免灾难。

于是，小小年纪的冯婉贞，集中了村子里所有精通武术的青年，穿着黑色的衣服，带着雪亮的大刀，乘月黑风高的时候，埋伏到离村庄四里地远的一片树林里。

不久，敌军果然抬着大炮来了，大约有五六百人，当他们走进这片树林的时候，婉贞拔刀而起，一声断喝“杀！”大家便一起抡刀砍杀。敌人一片

恐慌，只好用枪上的刺刀来搏斗。婉贞挥刀猛砍，越杀越勇，碰着的无不命归西天，敌人纷纷败退。

冯婉贞又挥舞大刀对乡亲们喊道：“各位！敌人远离我们，是想用炮火围困我们，赶快追击，别让这帮敌人跑掉了呵！”于是，大家用尽全力追杀敌人，敌我双方混在一起，敌人的枪炮始终不能发挥作用。被杀死的敌人起码有百来人。

自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以来，中国各族穷苦民众以各种民间秘密结社、堂号为中心，多次举行起义，反抗清政府统治与封建势力。

在这些农民起义中，传统武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有些组织如“平英团”、“小刀会”、“义和团”等，直接采用了民间的武术组织形式，促进了武术事业的发展。

鸦片战争爆发后，旧的社会矛盾加深，西方资本主义又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负担和灾难，终于酿成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为了提高自己的作战能力，十分重视军事训练，强调练兵习武。在地方设立“大馆”，打拳习武，操练兵马。太平天国明文规定，“凡各馆兄弟，⋯⋯俱要磨洗刀矛，操练武艺，以备临阵杀妖，不得偷安”。

为鼓励练兵习武、选拔武术人才，太平天国还颁布了武考制，分乡试、县试、省试和天试。各级考试，先试马射、步射，其次开弓、舞刀、举石等， 后试军事理论。

各级武试合格者，分别授予艺士、英士、毅士、猛士、武状元等称号。此外，太平天国还实行“招贤”制，“不论门第出身”，凡同情革命又精于武术者，均召集任用。

太平天国也有不少能征惯战、武艺精通的女将。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 在战斗中“解衣纵马，出入清军，刀术妙速，一军骇目”。苏三娘勇悍异常， “两百健儿听驱遣，万千狐鼠纷藏逃”。杨二姑更是“马上刺人，百发百中”， “冲锋陷阵，人莫能敌”。

1900 年爆发的反帝爱国斗争的义和团运动，以“习拳练艺”为中心内容， 开展了一系列的习武活动，对中国传统武术的继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义和团是在民间流行的操演拳术的结社基础上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结社团体。

义和团的武术活动十分丰富，它是通过设置拳坛或拳厂来传授武艺、组织群众的。义和团鼎盛时期，山东、河北等地形成了一个群众练武的热潮。光山东花平县就有拳厂 800 余处，北京城内设坛 800 余所，练拳人数不少于

10 万人。

义和团传习武艺，一般以 25 人为一团，每团设一团首。

习武的主要内容有拳术和硬气功，如少林拳、梅花拳、五祖神拳及气功、铁布衫、排打、排枪等。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不仅给帝国主义和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而且推动了传统武术的进一步发展，使之在人民群众中有了更加深厚的基础。

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禁民间练拳习武，但老百性可不管这一套，仍私下传授或习武练艺。

他们自发形成了许多武术组织，如南方的武馆，北方的拳厂等，暗中继续进行习武活动，使古老的武术等强身健体的传统项目得到继承和发扬。

清末民初，武术派别有所谓“南派”、“北派”之说，南派以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拳为主，北派的门类较多，有弹腿、少林、迷踪、猴拳等。此外，还有“长江流域派”和“黄河流域派”两大派别之说。

人们还常常利用节日集会表演武术。如北方民间逢节日所举行的“武会”，其中有习矛枪的名为“白蜡杆会”，表演飞叉的有“开路会”，弄棍的有“少林棍会”、“五虎棍会”，表演杠子、皮条之术的“盘龙会”等。晚清民间传统体育活动中，流传较广的有五禽戏、八段锦等保健体育以

及球类、棋类、水上运动以及一些民俗体育活动，如秋千、观潮、舞狮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