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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回 千古华夏体育一脉自成 灿烂神州竞技百川归海
当元宵观灯的人们荡起秋千，你可以看到，有一朵特别的花， 有一种特别的芬芳，近乎于温柔，近乎于敦厚，这就是千古华夏的体育之花，在风中舞蹈，在雨中歌唱。
且说当西方文明在拼拼杀杀、血雨腥风的岁月的巷道里，跌跌撞撞，找不到出路的时候，西洋的体育也几乎碰到了南墙之上。
而东方中国所走的却是另外一条道路，一条在中庸的旗帜之下，近乎于温柔、近乎于敦厚的道路。在原始的星光之下和初绽的黎明之中，千古华夏的体育所绽放的，是另外一种花朵，是完全不同于西方体育的、另外一种的芳香，尽管这里面也有征战，也有杀戮。
在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长足发展，特别是工具的改进，青铜器的出现等，直接导致了父系氏族公社的彻底崩溃，随之而起的便是奴隶制度的形成。
当时，为了争夺地盘、奴隶甚至王位继承权，古老的中国也变得硝烟四起、战火不断。
长期游荡于关中平原一带的各个氏族部落，被传说中的另外一个部落首领黄帝所征服，从而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勾勒出了华夏族的大致轮廓。
此后，作为炎黄后裔的夏人、商人和周人陆陆续续进入奴隶社会，并逐渐与黄河中下游的其他部落相融合，形成华夏族。
华夏族的形成，直接孕育出了华夏文化这道灿烂的长虹。
作为华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慢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而尤以“六艺”的教育为其精华所系。同时，原始社会后期崇拜祖先、迷信鬼神的宗教观念及其隆重的祭记活动，对当时体育的发展，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同时，在频繁的军事活动中，也逐渐兴起了服务于军事目的的军事体育， 从而优化了军队的组成，促进了兵器的改进和操作，并且出现了武人专政和整个社会的尚武风气。
另外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是长寿观念的产生，一吸一呼、动静养生的养生方法的形成，以及具有节奏感的武舞和文舞等，这一切都标志着古代中国体育雏形的形成。
早在夏商时代的学校里，就已经开始实行文武兼习的教育，且偏重于武。在学校中，除了德育和类似习礼等方面的内容外，还有“习射御”和“习武” 的教育。
西周比商代又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有德、行、艺、仪四方面的教育。小学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教学内容，又称“六艺”；大学则春秋散礼乐、冬夏教诗书，又称“四木”，春夏兼教干戈，秋冬兼教羽籥，另外，还要习射御。
夏商时的学校非常重视习射教育，到了西周，更是把射、御列为学生的必修课。
习射就是学习射箭的技术。学校中教的射法有 5 种，故称之为“五射”， 即白矢、参连、判注、襄尺、井仪。
“白矢”指的是射穿箭靶；“参连”指的是连续射箭的方法；“剡注”
意为水平射；“襄尺”是平时射箭的方法；“井仪”指的是 4 箭射穿箭靶， 形如井字。
以上 5 种技术，其实就是射箭的全过程，包括持弓、开弓、瞄准、发矢， 为后世的习射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西周的学校，除了习射外，也习御（驾车），当时又叫“五御”，也就是 5 种驾车的方法或礼节，即“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鸣和鸾”指的是“和”在轼上，“鸾”在衡上，马行车行，两相呼应，
合于节奏。
“逐水曲”指的是车傍水而行，道路蜿蜒曲折，能驾车逐水势之曲而不致于掉到水里去。
“过君表”指的是驾车经过国君所在地时，御车向辕门直入，中而不偏， 表示行礼致敬。
“舞交衢”指的是御车于十字街道中，马的步度，车的旋转，彼此合拍， 应于舞节。
“逐禽左”指的是驾车田猎时，要能够把猎车驾御到禽兽的左侧，以便射杀。
这 5 种驾车控马的基本技术，是适应车战的需要，体现了由浅入深，由易而难，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
由于西周盛行乐舞、歌舞、巫舞和武舞，在各种场合多有舞蹈出现，而且舞、乐与礼同时成为社会道德的准则，所以，学校也把舞蹈作为主要的教育内容。
年未满 20 岁的，习“小舞”，20 岁以上的，习“大舞”，都由专门的乐师任教。
小舞共包括■（音 fù）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 6 种，前 3
种用不同颜色的羽毛装饰舞者，属文舞；后 3 种属武舞。
大舞属综合性舞蹈，内容多难度大，它也包括 6 种：大卷、大咸、大磐、大夏、大磐、大武，分别是黄帝时、尧时、舜时、夏时、汤时、武王时的乐舞。
小舞大舞都是西周对前代乐舞的加工和整理。这些乐舞被分别用于不同的祭祀或典礼，贵族子弟在学校学习这些舞蹈，在于使受教育者身心健康， 熟悉各种礼仪和典制，以备成人以后参加各种社交礼仪活动。
奴隶社会时期，军事活动十分频繁。由于长期战争的需要，直接推动了兵器的制造，促进了军事训练活动的发展。
与此同时，体育逐渐脱离生产劳动，与军事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军事体育也随之兴起。
作为狩猎工具的弓矢，在原始社会后期转化为用于战争的利器，到夏商时代，更成为战争中的主要武器之一，并获得较大的发展。传说禹时已经有了紫铜镞，其杀伤力比石镞要大得多。
夏商时期，已有教射习射的专门机构。夏代叫做“序”，“序者，射也”， 就是说序就是学射的地方；商代叫做“痒”，也是练武的场所。
射箭在周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成了男子本领的象征和执礼的标志，以不会射为最大的耻辱。
西周时，还把礼和射结合起来，从而出现了射礼。
射礼因射箭具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而得名，分为大射礼和乡射
礼两类，前者是天子、诸侯、聊大夫的射礼；后者是卿大夫、士、庶民的射礼。
不同的射礼，所奏的乐下一样，设的箭靶也不一样，目的是为了“明君臣之义”和“长幼之序”。
在射箭的时候，要求每个人的动作如进、退、周、还，都要合乎周礼的规定，真是愚腐透顶。
御车就是驾车。战车普遍用于军事活动是在商代，后期车兵成为作战的主力。
据考证，当时战车的编制是：一乘车士十人，徒二十人，其中的士多由奴隶主担任。后面尾随若干名徒兵，由平民或奴隶组成，手持棍棒等简单武器，不得上车。
在车战中，御术的高低对战争的胜负关系重大，要求有一整套规范化的精湛技艺，因此，驾车技术的高低不是几戏，对它的训练便成为整军备战的重要内容，这就使御成为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军事体育技能。
西周的军队还十分注重用武舞来训练士兵。
武舞又可以分为象舞和大象舞两种，这两种武舞，都是为了表彰军功的军事舞蹈，在军中演练，以鼓舞士气。
象舞是周文王时的武舞，象是一种乐曲名，象舞就是手拿兵器的击刺之法。
大象舞，又名“武夙夜”，它是一种歌颂武王武功的大型兵器舞，曾被西周以后的学校列为必学的纪念历代“先王”的多种“大舞”之一。
田猎活动本是原始人类早期的一种主要生产活动，后来逐渐演化成为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娱乐享受和练兵阅兵活动。
西周时把田猎作为校阅军队的手段，在一年春夏秋冬四季，每季都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田猎活动。
据《左传》记载：“春更、夏苗、秋称（音 xiǎn），冬狩，皆于农隙以讲武事也。”所谓“春蒐”指的是在春天进行编队训练，打不孕之兽；“夏苗”指的是训练野外宿营，除禾苗害兽；“秋狝”的任务是进行基本技术战术的训练，猎取壮大之兽；“冬狩”是进行全面的军事演习活动，猎取百兽。
田猎把军事训练与狩猎活动高度结合起来，既增强了体质、提高了武艺， 又使军事训练的内容丰富多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中国古代极有特色的传统雄身术——养生术的发端，与古代医学和哲学的发展关系极大，人们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知识。
在原始医疗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夏商的医术有了初步的发展，但医术又掌握在巫师的手里。
夏商医术的发展，对争取长寿的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据《尚书·洪范》记载：“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其中的“寿”、“康宁”、“考终命”都是关于健康长寿的内容，这是中国古代的养生思想。
在“五福”之后，接着又提出了“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其中的“凶短折”、“疾”、“忧”、“弱”都是关于不能健康长寿的原因。
作为养生思想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在这个时期我国出现了一部十
分有名的学术著作——《周易》。
这是中国著名的古典哲学著作，其中也反映了一些古代的养生思想，它利用八卦及六十四卦来阐述阴阳消长变化的道理，以揭示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某些客观规律，进行指导人类如何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去修养生息，反映了古人对生命科学的朴素认识。
早在西周初年的金文上就有了能和马车一道奔跑的长跑能手，此即“先马走”。
“先马走”是周王的步行侍卫、在车兵和步兵混合作战的情况下，要求“先马走”的武士具有很高的奔跑能力。只有平时进行跑的训练，并具有相当的速度和耐力的人，才能胜任这一职务。
中国古代从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221 年，是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从奴隶制社会向统一的封建国家转变的时代，也是铸造中华本土文化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古代体育已有记载并具有初级形态，从而为后世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空前繁荣的经济为体育事业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而频仍不断的战争又成了体育发展的直接动力，同时，蓬勃发展的教育事业又对体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使中国古代体育一步步走向辉煌。
在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年代里，不少有识之士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 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从而直接推动了军事体育的发展。
公元前 613～前 591 年，楚庄王在位，为了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他正式决定通过田猎来挑选勇猛的武士。
“当时就有人问他，现在天下大乱，大王你怎么会有闲心去打猎呢？” 楚庄王说，我哪里是在打猎呢，我是在猎获人才呀。因为在狩猎的时候，我才能发现谁最勇敢，而在分配猎物的时候，我还能看出谁最有道德。把既勇敢又有道德的人挑选出来，楚国的安全才有了保障。
由此可见，楚庄王是把狩猎作为殿炼和遴选勇士的一种手段，而不纯粹是为了享乐。
赵武灵王继位时，国力不强，步履维艰，边疆的胡人，邻近的小国，不断前来骚扰。为了强壮国力，赵武灵王于公元前 307 年，下达了“胡服骑射” 的命令，采用胡人的衣冠和军事技术。
赵武灵王聘请了擅长骑兵战术的匈奴军官帮助赵国训练军队，并且使用皮制小扣串成的伊兰式铠甲，以取代从前用犀牛皮制成的硬重铠甲。
赵武灵王凭借这支经过改革的武装力量，不仅打败了胡人和中山国，而且还向北扩地千里，成了威震四方的一代君王。
春秋战国时期，像孙武、吴起这样一些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纷纷著书立说，强调军事训练，他们所提倡的一些军事技能对后世的武术和其他体育活动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力量是古代将士体质必备的条件。春秋战国时代多以扛举铜铸重鼎作为练习力量的手段和较力的比赛，也出现过一些著名的举重大力士。
孟子在与人们讲解“事在人为”这个道理时，就举了大力士乌获为例： “今日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这就说明举鼎较力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体育运动。
《孙子》云：“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强调了速度对于作战的重
要性。所以，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对士兵进行跑的训练。早在西周时期，武士们就很重视中长跑训练，到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的近卫部队仍以长跑为必习项目。
战国时魏国的武卒，要求全副武装，在半天之内跑完一百里路。而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得到各种奖励，如免除家庭赋税等。这是对耐力和速度的严格要求，可以说标准是很高的。
春秋战国时期军队中最为流行的跳跃活动，便是“曲踊”与“距跃”。晋国大将魏疎因违反军令，在家养伤，晋公派使者探视，如伤重，则杀之以正军法，魏某深知来意，于是“距跃三百，曲跃三百”，以表明自己依旧强健能战，可以继续为国效力。于是被免予死罪。
距跃就是以立姿跳跃登车的动作；曲跃则是以跪姿变为立姿的动作。很显然，他的这种技能只有经过长期跳跃训练才能够具备。
在古代战争中，投掷石头是杀伤敌人的手段之一，因而，也就成了一种练兵的手段。据《史记》记载，秦将王翦率领一支队伍与楚军相对峙，迟迟没有先动手，好以逸待劳，同时，也暗中强化对士兵的体能训练。
“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王翦采用了“投石超距”的方法来训练士兵，鼓舞士气，最后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
剑在春秋战国时期，既是近战和防身的武器，又是尚武的标志和高档装饰品。
吴越一带的剑以锋利精巧而著称，干将、莫邪等人以铸剑而久负盛名， 有的统治者还以斗剑为乐，“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这就说明当时有不少人善于剑术。
《吴越春秋》还记载某越女善击剑的故事。这位美丽的侠女被推荐给越王，越王问她什么是剑道，她侃侃而谈：
“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具之似好妇，夺之似俱虎。”
这位越女潇洒而形象地陈述了自己对剑道的看法，明了动与静、快与慢、攻与防、虚与实、内与外、呼与吸等相反相成的关系。
在春秋战国频繁的战争中，水战也成了战斗的重要方式。对水上战斗的战士，要求具有较高的游泳技巧，能够越深水渡江河。因此，游泳作为水兵训练的重要内容。
齐国的管仲为打败善于水战的越国，加强水军训练，修建游泳设施，开展游泳活动，并提出“能泳者赐千金”的奖励，使得齐民的游泳水平迅速达到与吴越不相上下的程度，并在曲蔷一战中打败了越国军队。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城市的迅速兴起，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与此同时，适应市民生活需要的文化活动，尤其是体育活动也随之出现。
我国古代的足球运动有史料可证者，最早为战国时代。汉刘向《别录》言：“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自战国之时。”
战国时代诸侯兼并，战事不断。蹴鞠在民间和军队中流行起来。那时已由蹴鞠舞发展成两个队以一定行列进行踢球竞赛的形式，而球是一种皮革缝制的内充毛发的圆球。
《史记》中记载，当时著名的政治家苏秦就曾经把踢球作为国家繁荣昌
盛的标志之一。为了联合六国抗秦，他在向魏王介绍齐国情况时就说，齐国十分强盛，其国都临淄富裕而繁荣，市民没有不会玩乐器、下棋和踢足球的。
秋千是一项流传至今的体育游戏，尤其为广大妇女儿童所喜爱。《古今艺术图》说：“秋千，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蹴者，齐桓公北伐，此戏始传中国。”这里的“蹴”是指缘木攀登的技巧，“习轻蹴”是指借秋千在空中锻练悠荡的技能，这就说明，秋千是由北方传到南方来的。
弄丸、弄剑都是战国时代流传于民间的一种游戏，属于杂技类。
据《丸经·序》云：“昔者，楚庄王僵兵宋都，得市南勇士熊宜僚者， 工于丸，士众称之。”意思就是说，楚庄王的军队包围了宋国的都城，熊宜僚在军前弄丸，垂九丸于手中，宋军停战观看，不战而败。它充分反映了熊氏的弄丸技术精湛无比，居然吸引了正在打仗的军队，以至于名噪一时。
与弄丸相类似的游戏，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有“弄剑”，以数把短剑抛接。
《列子》说“宋有兰子者⋯⋯，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真是技术超群，令人叹为观止。
飞鸢，又名风鸢，就是后来的风筝。最早的风筝是由木片制成的，始于战国时代。
据《韩非子》记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又据《墨子》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
飞鸢、飞鹊的出现，在世界体育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开创了人类放风筝的历史先河，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古代人征服宇宙空间和实现飞天梦想的美好愿望。
随着造纸术的发明，纸代替了木，变成了“纸鸢”。据传，在五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在纸鸢上扎上竹管，风入竹管，发出类似古筝的声音，因而得名“风筝”。
我国古代两种主要的棋类活动围棋与象棋都起源于春秋战国以前的时代。
围棋是中国古代的棋戏之一，古书中曾有“尧造围棋，丹朱善之”的说法，认为围棋起源于尧舜时期。
唐代诗人皮日休认为，围棋起源于战国时期，因为这段时期各诸侯国家大混战，大家都要用计谋策略，围棋正好是这些活动在棋盘上的反映，所以， 才有人发明了围棋，这种说法恐怕也不够准确。
从古书上看来，关于围棋的最早记载，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是在《左传》、
《论语》和《孟子》三本书中，在这些书里都把围棋叫做“奕”。
比如，《论语》这本书，提到孔子不喜欢那些一天到晚吃完了饭什么事情也不干的人，倒不如下下围棋，学会一技之长。
孔子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尤贤乎己。”从而充分肯定了围棋是有益于人们的思维的。
围棋到了战国时期，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孟子就曾经以下棋作比喻，教育学生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奕秋，通国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唯奕秋之为听； 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至矣！”
由此可见，因围棋活动的普遍开展，才有如“秋”那样的围棋高手。 围棋是商周军事斗争的一种反映，频繁的战争和城市文化娱乐的兴起，
直接推动了围棋的发展。
象棋大约产生于战国时代前，为模仿当时兵制而形成的一种棋艺游戏。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主要形式是车战和步战，或车骑并重。统帅军队
的称将帅，军队中有甲士、徒卒的编制，这就是象棋棋子名称的由来，而“炮” 等名称则是以后发展中加入的。
春秋时重车战，其后重骑兵，因此，象棋中“车”、“马”仍为主要的进攻兵力。
伴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科学文化事业的巨大发展，这一时期养生的思想与方法日趋成熟。在商周时代的长寿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萌发了长生不老的神仙观念，以及为实现长生愿望而发展起来的导引术。
在古老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自春秋战国时代始，在诸子百家，尤其是道家思想的直接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种统一的形神一体思想及运动与静养相结合的养生思想，从而揭开了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中国古代养生史的崭新的一页。
导引术是我国传统的卫生保健、祛病延年的体育项目。它主要由肢体运动配合呼吸控制及按摩等组成，所以又叫导引行气术。
导引有着非常悠久古老的历史。据传说，在久远的“阴康氏”时代，洪水连年泛滥成灾，人们长期生活在潮湿寒冷的环境中，得了关节凝滞、肢体肿胀等疾病。阴康氏就编制出一套治疗这种疾病的舞蹈，这就是最早的导引操。
在奴隶制的殷周时代，随着生活的相对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产生了“长寿”的思想和愿望。
据《尚书》记载，当时人们认为有 5 件幸福的事，第 1 件就是“寿”。
《诗经》中，也出现了许多祝福人们健康长寿的诗句，如“使君寿考”、“万寿无疆”等。
为了增进健康，祛病延年，人们十分注意总结有关卫生保健方面的成功经验。
在我国最古老的医学巨著《内经》中，就已经有了“食饮有节，起居有常”的卫生知识。到了战国时代，古代养生保健思想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吕氏春秋》一书，就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来说明运动的重要性。
在这些运动养生的观念的正确引导下，人们创造出了导引术。
“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庄子的这一段话，是表明所谓的导引术，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前者是锻炼内脏器官的呼吸吐纳，后者是模仿各种动物形态的肢体运动，这也是最早的仿生学。它们的核心是突出一个“动”字。
古代的导引术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肢体的动作常常模仿某些动物的形象。
如汉代人们所创造的“六禽戏”，便有“熊经”、“鸟申”、“凫（fú， 野鸭）浴”、“猿躩跟 jué 跳）”、“鸱（chī，鹰）视”、“虎顾”等名称。
古人发现某些动物的寿命很长，认为模仿这些动物，便可以长寿。有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有人在很小的时候，曾经拿了一个乌龟来垫床腿， 几十年之后，这个人死了，他的家里人来抬床时，发现这只几十年不吃不喝的乌龟还活着。
古人认为乌龟不死，是因为它的头一伸一缩在“食气”，于是创造了导引行气术。古人认为只要“食气”，就不但可以“辟谷”——不吃人间烟火， 而且还能长生。
老子、庄子还提出“静以养生”的思想。
所谓“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又所谓“目无所视，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 形乃长生”。
这些思想构成了我国古代养生界主静派的思想基础。
庄子还提出了“心斋”、“坐忘”的养生思想，要求人们力争做到静心宁志，归于虚无，意识中什么也没有，忘悼一切人和事，达到一种无知无识、物我两忘的人生最高境界。
与老庄养生思想截然不同的，是《吕氏春秋》里所提出的一整套运动养生的概念，认为“动”对养生有着更普遍、更积极的意义，而不运动就要生病，并告诫当时的权贵们，不要“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
秦汉三国（公元前 221～公元 280）是我国历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我国古代体育活动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这一时期，体育活动的规模都比较大，竞技性和娱乐性比以前有明显增强，百戏已形成一定的体系，医疗体育独具特色，场地设备、竞赛制度和练习套路的规范化等等，都标志着古代体育的兴盛。此外，中外文化的互相交流，也为古代体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汉代的足球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所谓“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 穷巷蹋鞠”，讲的就是蹴鞠活动。
尤其在军队中，这种活动更为风行。由于汉代面临着匈奴的巨大威胁， 所以统治者就把足球运动正式列为训练士兵身体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史记》和《汉书》都有过记载，汉武帝手下的著名将领霍去病，在塞外抗击匈奴入侵的战争中，在缺粮的困难条件下，仍然设法在驻扎的营地设立球场，亲自带头开展足球运动，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汉代的蹴鞠同现代足球已经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据《汉书》记载，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蹴鞠爱好者，他在宫苑里营造了规模宏大的球场，称为“鞠城”。
球场上还有围墙、看台。并有被称作“鞠域”或“鞠室”的球门。
竞赛方法也与现代足球颇为相似。上场队共有两个，每个队有 12 名球
员，攻守各为 6 人，以踢进“鞠室”多少定胜负。比赛时还有专门的裁判员。
汉代初期还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足球技术书，即《蹴鞠新书》共 25 篇。后汉的李尤写过一篇专门谈裁判的文章，叫《鞠城铭》，也是世界上最早论述裁判的著作。
三国时候蹴鞠也颇为盛行，这和当时的战事有关系。据《太平御览》记载：“汉末，三国鼎峙，年兴金革，上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
这就说明了当时为适应兵役的需要，民间开展蹴鞠活动极为普遍。曹操也是一个足球迷，当时有一位名叫孔桂的人，球踢得非常出色。曹操见后十分喜欢，就把他留在自己的身旁。
百戏，是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秦汉时就有，汉代又称“角抵戏”。最初的角抵戏是比赛力气和表演技巧的通称。后来逐渐分化演进，其中一些
扭摔形式发展成相扑、摔跤，一些杂技表演形式的就演变成了百戏。
汉代的百戏，丰富多彩，色彩缤纷。统治者十分重视百戏，曾以百戏招待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客人。
百戏在一些出土文物以及汉赋中可以看到当时极其生动的体育活动形象。
汉代的角抵形象，解放后曾在陕西西安客省庄汉墓中出土过，有两块铜牌上，两人互相搂腰抱腿的角抵形象，左右两边两匹骏马相向而立。
寻撞，又叫“都卢”伎，此戏是那些体轻善缘者在竖立的长竿上表演各种险技。
走索，又名“履索”、“绳技”，类似于现代的走钢丝。“走索上而相逢”是西京赋描写的两人在绳上相向而行的技艺。
舞蹈，在汉代名目较多，竞放异彩。比较著名的有巴渝舞、七盘舞、长绸舞和折腰舞等。
巴渝舞原是西南少数民族的民间舞蹈，以粗犷矫健为特色。刘邦平定关中地区以后，就将巴渝舞引入宫中，跳的时候以鼓伴奏，激昂慷慨，颇能振奋士气。
七盘舞是盘鼓舞的一种。表演时，地上七盘分两行，并置一鼓，舞者穿长袖舞衣，在盘鼓上回旋腾踏，发出有节奏的声音，它是舞蹈与杂技的巧妙结合。
拳术是从角力衍生出来的一种徒手攻防格斗形式，它可以相互纠缠摔打，因称相搏，这是近于摔跤与拳技之间的一项运动。
西汉末拳术发展成为一种表演项目，通称“下”或“弁”，又叫“手博”。“手搏”以体现攻防格斗技巧为其运动特征，以提高掌握各种兵械技术水平为目的。
它是汉代选拔御林、期门等的重要考核项目。到西汉后期，手搏开始纳入消闲娱乐之中。东汉的时候，“手搏”发展比较快，特别是在表演规律的驱导下，注重提高技术水平，增强表现效果，产生了诸如“空手入白刃”之类的表演内容或练习方式。
在汉代的时候，“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当时舞剑和佩剑的风气也很盛行。
在鸿门宴上，项庄借口“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在酒宴中舞剑的习惯。
魏文帝曹丕是一位善于“以短乘长”的击剑能手。他在《典论·自序》中，介绍了自己学剑的经过，“予幼时学剑，阅师多矣。⋯⋯学之精熟”。当时剑术已有许多流派，并出现了一些名噪一时的剑师。
汉代，弩射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弯可以单射和连发，又分力“臂张”（手拉）和“蹶张”（跳踏），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很大威力。
当时，善于弩射者“十发十中，中皆同处”。三国时，诸葛亮“损益连弩，谓之无戒”，“一弩十矢俱发”，对弩的改进做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精于射术的人很多，如李广，平时“专以射为戏。其射，见敌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有一次，“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至今传为佳话。
战国时期兴起的神仙方术，经秦汉统治者的提倡，曾盛极一时。两汉时期，因不同群体对神仙方术的不同需求，促使它向不同方向发展。
战国末至西汉中叶，神术主要表现为“召神劾鬼”之法；“仙术”则集中体现在对“不死药”的渴望和追求之中。
东汉时，神术与仙术“渐渐分家”，神术与早期道教相结合，在民间广为流行。仙术则适应长生不死的企求，在统治阶层和士大夫中得到提倡。
以后，仙术的一部分被士大夫改造为养生保健术，另一部分则被发展成为道教的炼养术。
导引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在西汉时已有专著出现。1973 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医书，其中，《却谷食气》和《导引图》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却谷食气》讲的是导引行气，在同一帛上的《导引图》是由朱、褐、蓝、黑色单线平涂的，图中绘有 44 个各种不同人物的导引姿态，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有裸背者，也有著衣者，其衣冠均为当时一般庶民打扮。
从功能方面讲，既有用于健身的，也有用于治病的。图中很大一部分标明“引”或“挽”什么病的，“引”是“引体令柔”，“挽”是指屈身俯地， “引聋”就是通过一定的身体活动从而治疗耳聋病。
从动作方式讲，有徒手的和持器械的，有纯肢体运动和配合呼吸的导引， 有立式和坐式，还有大量模仿动物形态的导引。
同先秦导引术相比，西汉初年导引术发展较快，术势大量增加，强调动作幅度，以疗治疾病的单势导引术已趋于成熟。
东汉后，华佗“五禽戏”的问世，标志着导引术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华佗不光精于医道，长于外科手术，对追求保健长寿的养生学也颇有研究，他创编了以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活动形态的五禽戏。
虎戏是模仿虎的刚威勇猛，以增长气力；鹿戏是模仿鹿的奔驰反顾，以灵活腰腿；熊戏是模仿熊的倒卧翻滚，以畅通血脉；猿戏是模仿猿的攀援跳跃，以灵敏身躯；鸟戏是模仿鸟的展翅高飞，以愉悦心情。
五禽戏突破了过去那种单势导引的局限，表现为动作各异，势势相承的特色：它还突破了单一疗疾手段的局限，具有强身健体、消除疲劳的重要作用。
五禽戏的发展，对后世的八段锦、易筋经、太极拳等在某些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
秦汉以来，经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方仙术颇为流行，“服食”大为盛行。“服食”可能起源于古代的“食养”，《周礼》上有许多关于饮食搭配的要求。这一时期，医生与养生家都较为广泛地采用“服食”方式来增进或改善身体状况。
“食气”是指吸纳大自然中的清新之气，以求延年益寿的方法，又叫“服气”，它是一种主要以采集日精月华、松涛流泉等自然精气，来更替体内之浊气为主的呼吸吐纳运动。
两晋南北朝（265—581），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也是民族融合最为迅速的时期，在这种大动荡大分裂的情况下，体育发展极不平衡。南方重文轻武，娱乐性体育活动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北方则崇尚武功，
军事武艺受到高度重视。
同时，政治的不稳定性，为各种宗教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同宗教有着密切关系的导引养生学，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导引行气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与神仙道教徒的提倡和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时，“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223～262）就认为，养生的目的是长寿。他说：“导引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
嵇康养生思想的核心是“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就是说，形神互相依存，形神要兼养。他还认为，养生应包括“保神”和“养身”两个方面。
在“保神”方面，嵇康强调“清虚静泰，少私寡欲”，他把名利不灭、喜怒不除、声色不去、滋味不绝、神虑转发视为养生的五难。
在“养身”方面，嵇康主张“辟谷”和“服食”，所谓辟谷就是少吃或不吃粮食，所谓服食，就是吃神丹妙药。
葛洪（284～364），自号抱朴子，是东晋的医学家和金丹道教的代表人物。《抱朴子》一书，集中反映了葛洪的神仙思想。他在这本书里所阐发的长生不死之理，使道教的神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从而为神仙道教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葛洪的养生术可以分为“内修”与“外养”两部分。
所谓的“内修”指的是修心养性，宁静淡泊，它主要指的是精神方面的修炼，宗旨说法是“守一”，即思想专一，无有二意。具体方法就是“内视反听，尸居无心”，“寂静无为，忘其形骸”，即忘掉芸芸众生，忘掉大千世界，忘掉一切人世间的烦恼，说这样可以长生不死。
所谓的“外养”指的是修炼人体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即导引、胎息、运气。
导引指的是肢体运动，也配合运气。葛洪在华佗五禽戏的基础上创编了多种导引式名，如龙导、虎引、龟咽、燕飞、蛇屈等。在导引的应用方面， 葛洪不追究形式，而比较注重于实效。
胎息指的是模拟胎儿呼吸的行气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细而长的若有若无的停顿呼吸法，其方法就是以鼻作缓慢的深呼吸，闭气默数，做到静、松、深、长、缓、匀、细、微。
所谓运气，是指一种意念活动，其方法是“心沉其体，而九窍、五脏、四肢乃至毛发皆令自觉，其气运行体中，故于鼻口达十指末”。类似后世气功的周天搬运法。
陶弘景（456～536），是南朝齐梁时的医学家。小的时候即热衷于神仙术，曾在南齐做官，后辞职入山修道，推崇道家养生思想。
陶弘景撰有《养性延命录》共二卷六篇，上卷为“教诫”、“食诫”、“杂戒忌穰害祈善”，下卷为“服食疗病”、“导引按摩”、“御女损益”， 对前代道家导引作了一个总结。
陶弘景通过探讨和总结前人的养生要语，实际上也反应了他自己的养生观，以及他对生的执著追求和“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求生信仰。
颜子推（531～590），是北齐的文学家，遗有《颜氏家训》一书。
颜子推一方面从立身出发，继承了先儒们重生、贵生，但不贪生、偷生的养生思想，这与神仙道教的一味追求长生成仙、超脱尘世烦恼的思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另一方面，颜子推从“辨谬”出发，批判了长生成仙的虚妄，提出了易行有效的养生方法。他认为一个人“终当有死，不能出世”，从而否定了神仙道教鼓吹长生不死的奢望。他认为只要“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喧寒，
禁忌食欲，将饵药物，遂其所凛，不为夭折者”，才是一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
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争的主要形式是骑战和步战，因此，骑射受到高度重视。
比如，北魏的拓跋氏就经常举行射箭比赛。“初，孝武在洛，于华林园戏射，以银酒厄容二升许，悬于百步外，令善者十余人共射，中者即以赐之”， 结果，濮阳王元顺获得了银杯。
孝武帝是北魏的末代皇帝，他在洛阳东郊所举行的以银杯作奖品的射箭比赛，非常富有独创性，开创了我国体育史上以银杯作奖品的先例，杯上还刻有优胜者的姓名。
魏晋以后，主要以娱乐为目的的田猎活动开展得也是有声有色，人们在“阳春嘉日，讲肆余暇，逍遥于郊野，聊娱游于聘射”，当他们满载而归的时候，“目送归波，手挥五弦，优哉游哉，聊以永年”，又显得是那样地飘逸自在。
古代的角力或摔跤一类活动，到了晋代以后就被称为相扑，它既是军中习武的内容之一，也是一项单独的竞技活动。
在南方一些地区，角抵伴随节令活动在老百姓中广为开展，《荆楚岁时记》说：“荆楚之人，五月间，相结伴为相扑之戏。”从季节上来看，五月份正是春耕之后夏收之前的农闲季节，从气候上来看，五月尚未入伏，但不冷，可以袒露身子，相与角试。因此，五月是南方角抵的黄金季节。
角抵还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出于安全考虑，北魏皇帝的警卫部队有“角抵队”的建制，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北齐。
杨大眼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长跑健将，他是一名北魏将领。据《魏书·杨大眼传》记载，皇帝为了攻打南方，派尚书李冲到各地搜罗可以领兵的帅才，杨大眼毛遂自荐，要当带兵的官，李冲没有答应，杨大眼说，如果尚书你不介意的话，本人可以略施小计，于是，就找了一根三丈长的绳子， 系在自己的发髻上，然后不要命地跑了起来，而那根绳子却像脱弦的箭一样直，在场的人无不目瞪口呆，从来没见过跑步跑得这么快的，简直是飞人出世。
魏晋时期，围棋日益兴盛。到了南北朝时，围棋发展到一个高峰阶段， 当时围棋有“手谈”、“坐隐”的雅称。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无不喜爱， 有的下棋下到通宵达旦、不吃不喝的地步。
南北朝时，棋制有了重大的改进，由东晋以前的 17 道改为 19 道，289
路改为 361 路，还出现了不少和现代围棋十分相似的术语，如“方四聚五”、“花六持七”等。
当围棋成为一种社会时尚的时候，便涌现了许多精于弈棋的高手，为了鉴定他们之间棋艺水平的高低，开始建立了围棋位制，把棋艺分为九个等级， 一品最高，九品最低。得过“品”的人，死后把品级写入传记，视为一种荣誉。
南朝的梁武帝在位时（502～549），曾经举行过两次规模盛大的围棋比赛，每次参赛的都有好几百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围棋活动开展的普及性。
同时，南北棋手有时举行互访比赛。北魏曾派围棋高手范宁儿随使南齐， 与江南上品王抗对弈，“宁儿制胜而还。”这充分反映了南北之间的棋艺交
流和北方的围棋水平。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中国封建社会获得高度发展，是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之一。
这一时期，除了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足球、角抵、导引、弈棋、竞渡、拔河、秋千和各种兵器武艺外，又兴起了击鞠（即马球）、驴鞠、十五柱球、步打球和众多的女子体育项目。
这一时期，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与前代相比，具有更大的广泛性，从宫廷到军队，从政府到民间，都有人热衷于体育活动，反映体育活动的诗人， 为数也不少。
这一时期，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和日本国曾先后派过很多人到长安留学， 在互相交往中，他们也吸收了中国的体育，其中包括围棋、投壶、蹴鞠、马球等。相扑早在唐以前就已传入，而唐玄奘到西天取经，则把《秦王破阵武》带到了天竺国（今印度），这些交流既增进了友谊，又对邻国的体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击鞠是一项骑在马上挥杖击球的运动，又叫做击球或打球，后人又称之马球。唐代盛行击鞠，并发展为具有代表性的体育项目。
唐代击鞠的兴起，源于皇帝的提倡。唐太宗提倡击鞠运动，主要出自于对这项运动具有的价值的认识，即通过打球，能有效地提高骑马技术，有利于加强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唐太宗提倡打球，也是他对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这一正确政策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唐太宗的提倡，唐朝的击鞠风气才日渐兴盛，并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
自唐太宗提倡打球之后，击鞠（即马球）首先在宫廷里不胫而走，成为唐代宫廷体育的主要内容。
唐中宗李显是唐代马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贵为一朝天子，多次率领文武百官，亲临梨园亭球场观看马球赛。
景龙四年（710）月，唐中宗在梨园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抛球、拔河，沈佺期对这种场面曾作过精彩的描述：“宛转萦香骑，飘摇拂画球。俯身迎未落， 回辔逐傍流。”
唐玄宗李隆基是对唐代马球运动起过继往开来作用的皇帝。公元 712 年，他仍打球不辍，虽到花甲高龄，还同御林军将士在骊山华清宫北绣门外舞马台旁的球场上驱马争夺。
唐代的马球场十分讲究，分有围墙与无围墙两种。
宫苑的球场多设有围墙，并没有类似于现代的观礼台。部队里的球场一般是不设围墙的，也有特殊的，如徐州刺史张建封的球场就有围墙，其长一般约为 120 米，宽约为 50 米。
唐中宗的驸马杨慎交在自己的宫苑内建的马球场，赛前用“油洒地以筑球场”，防止尘土飞扬。五代十国时，吴王杨行密的儿子杨渥，“喜击球饮酒，昼夜作乐。燃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这说明当时的球场已类似于现代的灯光球场。
唐代，由于球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原来的实心球为充气球，大大提高了踢球技术，增加了踢球的趣味性，使足球向非对抗性与娱乐性方向发展。
唐代的“鞠”是“以胞为里，嘘气闭而蹴之”，是用动物的胎衣作球胆
充气而成的，球的外壳是经过加工的八片皮革镶嵌而成的。唐代足球的踢法已呈多样化的趋势。
如打鞠，这是不用球门的踢法，当时叫“一般场户”，从一人场到十人场有十种比赛方式，没有比赛对象时，可以单独表演，或用于个人健身运动。
再如白打，这也是不用球门的踢法，当时称为“白打场户”，是两人或多人分队对踢，是适合女子的一种踢法。
到了隋唐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社会安宁，节令体育项目也丰富多彩， 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唐代体育的空前繁荣。
唐代在每年的正月十五晚上即元宵节，家家都有燃灯的习俗，“九陌连灯影”就描写了老百姓燃灯过节的情景。根据唐政府规定，元宵节期间，取宵夜禁三天，让市民上街观灯，纵情欢乐，这时连那些常年深居简出的宫女， 也允许出宫夜游，所谓的“暂得金吾夜，通看火树春。停车傍明月，走马入红尘。”
唐代的元宵观灯，不光局限于看灯，还开展有多种多样的文体活动。而最有特色、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踏歌。所谓“踏歌”，就是“连手而歌， 以跳踏地为节奏”，边跳边唱，载歌载舞。
唐代的端阳竞渡，比前代也有很大的发展。
唐代竞渡的船只，被称为“龙舟”，在船首建起龙头，船后竖起龙尾， 船的两侧刻画龙纹，气势非凡，壮观豪华。
唐代竞渡的目的，不再只限于纪念屈原或其他英雄人物，而是一种以赢得胜利为目的的竞赛活动。竞渡时，在终点“爱挂锦彩，从风为标”，以夺得“锦标”者为胜。
竞渡这一天，士民百姓、文人学士、达官贵人，都纷纷涌向现场，或呐喊助威，或一饱眼福。其规模之大，气势之伟，“崇山可破也，青天可登也”。唐代于农历九月九日，即重阳节，登高风气的盛行，也为历代所罕见。
在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季节登高远眺，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处的。许多文人骚客在登高远眺时，抒发怀念故乡、故人的无限情怀，王维的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岑参的“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这些千古名句都是重九登高的真实写照。
唐代社会由于受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宗法束缚相对要少，加上一代女皇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女子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改善，从而使隋唐时期，在女子体育方面，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繁荣景象。
唐代，女子也参加了足球运动。女子蹴鞠的方式主要是活动量比较小的“白打场户”。唐代诗人王建就曾经写过一首反映女子踢足球的《宫词》， “宿妆残粉未明天，总在朝阳花树边。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 描写寒食节期间，宫女参加“献球”活动的情形。
在击球成风的唐代社会，不少女子和男子一样挥杖争夺，只是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她们打球时，多数是骑驴而不是骑马。《新唐书·郭知运传》说，知运子英在出任剑南节度使的时候，曾“教女伎乘驴击球”。
步打球是从骑马打球发展而来的一项运动，这是不用骑马而以杖击球的活动，被认为是早期的曲棍球。到金元时期，又逐渐形成捶丸运动，跟现代的高尔夫球又有一点类似。
每年寒食节的时候，宫廷里举行“献球”活动，就有一项由宫女们参加
的步打球比赛。比赛分两队，先胜第一球的一方得到奖励，并向皇帝跪拜谢恩，然后比赛继续进行。
唐代的舞蹈在搜集和整理民间舞蹈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大量的西域舞蹈的成份。女子是舞蹈的主要参加者，她们的舞蹈婀娜多姿，美不胜收，使人产生爽心悦目的感觉。
唐代的舞蹈同体育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如踢踏舞、剑器舞等。
唐代，围棋盛行，由于封建帝王们对围棋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加以大力的提倡，使围棋在妇女中也广为流行起来。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仕女围棋绢画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此外，在唐代女子中，还有射箭、秋千、拔河、抛球等体育项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开展广泛，参加者众，说明唐朝社会的妇女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
从夏、商、西周到隋唐五代，千古华夏的体育在自己既定的道路上，如一树艳丽的鲜花，鲜艳而又芬芳地发散着持久的诱惑，在世界体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到了宋元时期，这一树美丽的鲜花，变得更加成熟，更加丰满，市民体育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神州武术也大放异彩。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