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成就

我们必须互助。我们希望借他人的幸福生存，而非依赖他人的不幸。——卓别林

勇敢无畏对抗诬陷

卓别林和宝莲婚后共同生活了8年，在事业与生活上互相有所帮助，也算得一对好侣伴。因此离婚后，面对贝弗利山庄成了一个凄凉之地，卓别林感到很不好受。

他形只影单，两个儿子上了欧洲前线，他感到很空虚。一次在与友人打完网球后，友人告诉他一位名叫罗保·格蒂的女友琼·巴莉小姐表示要见他。于是，他与这位初看上去活泼有趣的巴莉小姐见了面。

双方都是自由之身没有配偶。巴莉的目的是贪图金钱，卓别林满足了她。一段交往之后给了她回纽约的路费和一笔5000美元的现金，此事便算了结。

谁知事过将近一年，巴莉受到别人的教唆，突然破窗而入闯进卓别林的家，索要钱财并用手枪威胁他。卓别林只好叫来警察把她带走，并驱逐出加州。

而这中间，卓别林结识了另一个美貌的姑娘——乌娜·奥尼尔。

当时乌娜18岁，生得清秀纯情，她有着漂亮的身材和姣美的面庞，饱满的前额下是一双深邃的大眼睛，一头乌黑的浓发松松地挽在脑后。

乌娜的父亲是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她想演电影，通过一位朋友介绍来见卓别林。

两人初一交谈，卓别林就发现她有才华又有真知灼见，便夸奖她会成为一个明星。谁知乌娜小姐不领情：“您错了，我即使当上演员，即使演上主角，也不可能成为明星。因为在好莱坞有您卓别林先生这颗大明星，它是那么光亮，周围一些小星星都被比下去了。”

卓别林不由大笑，她还怪有幽默感呢！看来她很适合下一部影片的年轻女主角。于是马上拍板签订一年合同，月薪250美元。

一段工作接触，卓别林常常惊异于她的幽默和宽容，她显得比她的实际年龄更加成熟，永远能够体谅别人。从她身上，卓别林看到了一般姑娘所不具备的沉静果断、通情达理。他觉得，乌娜的品质和她那罕有的美丽一样不同寻常。

乌娜那宛如出水芙蓉的外在美，加上她幽默善良和善解人意的内在气质，使卓别林不由自主为她魂牵梦萦，他真正深深地爱上她了。但是他又顾虑重重。自己已经54岁了，而比乌娜整整大了36岁，这会不会成为他们之间的障碍？

其实乌娜也是爱卓别林的。一个宁静的夜晚，两人坐在起居室里。卓别林轻轻叫了一声：“乌娜……”

乌娜抬起头温柔地微笑，美丽的眼睛似乎在说：“查理你说吧，我听着呢。”

可是卓别林又和当年面对海蒂一样欲说还休。

倒是乌娜善解人意：“查理，不用说了，我明白。”

“这么说你愿意？”

乌娜故意调皮地反问：“我愿意什么呀？”

“你心里明白。”

窗户纸一经捅破，两人心心相印。

卓别林问：“你能否告诉我，你为什么爱我？”

“爱是没有条件的，也用不着什么理由。”

但是，巴莉得知乌娜与卓别林相爱的消息后醋意大发，她又来到好莱坞，打电话威胁卓别林的管家，说她一贫如洗，并怀了卓别林的骨肉，已经3个多月了。卓别林其实一年多没和这个女人往来、发生关系，于是他吩咐管家，如果巴莉再来胡闹，就去报警。

接电话时乌娜恰巧在场。他如实告诉乌娜关于自己和巴莉的事，她也表示谅解。卓别林保证说那个“胎儿”绝对与自己无关，大可不必理睬她。

第二天，巴莉真的闯进卓别林家的花园，四处走动。原来她专门请教了一个女记者，女记者教给她这一套，好让警察来处理，使丑闻公开化，造成轰动效应，从而要挟讹诈卓别林。事情已发展到叫人忍无可忍的地步，管家便打电话报告贝弗利山警察分局。

在那个女记者及其他人的炒作下，大小报纸上满版都是有关这条绯闻的消息、报道、照片。文章都是一边倒的，诋毁、指控、辱骂卓别林是个披着艺术家外衣、玩弄年轻女性的色狼，是个不讲仁义道德的流氓，是巴莉腹中胎儿的父亲，却无情地抛弃了那可怜的女子，使她陷入穷困、孤苦无依。

巴莉的战术是力图把事情闹大闹烂，厚起脸皮以“遗弃罪”到法院起诉。本来不过是一件普通的民事案子，那些无聊报纸偏是唯恐天下不乱，大肆攻击卓别林是流氓，是天下古今第一号大坏蛋。联邦政府的某些人也在暗中插手，正好借机报那三次演讲的仇。

乌娜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她提出马上就和卓别林结婚，打破那个女骗子的妄想。

1943年6月，他们躲过无孔不入的记者，到一个小村镇登记结婚，然后租了一处静僻的房屋隐居起来。那些记者找不到新内容，只好无的放矢胡编一通。乌娜天天陪着丈夫共渡难关，想方设法替他解除精神上的压力。

卓别林非常尊重乌娜，因为她是卓别林4个妻子里唯一一个没有在婚前跟他发生性关系的女人。而他们俩也真正做到了白头到老、风雨同舟，一起生活了34个春秋，生养了8个孩子。

巴莉把小孩生下来后，联邦政府就组织了大陪审团，向巴莉进行调查，目的是为了控告卓别林。此事一直持续了14个月，如果指控他的各款都被判有罪的话，卓别林将服刑20年！

等巴莉的孩子可以验血时，按双方律师的协议，卓别林、巴莉和她的婴儿在一家私人医院里验了血。血型鉴定证明，卓别林不是婴孩的父亲，当他听到律师告诉他这个结果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这场马拉松式的审判，如果没有乌娜跟他同甘共苦，他有可能会崩溃。

这回，所有的报纸又大登要闻：“血型鉴定，证明卓别林绝非生父！”“查尔斯·卓别林被宣布无罪！”

卓别林曾两次给找上门来的巴莉提供返程的路费，因而被指控犯了“出于不道德目的诱骗妇女跨越州界”的刑事罪，而报警逮捕巴莉，则是侵犯了人权。这两条荒谬可笑的罪状，却被出于不可告人目的的人借此大做文章，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审判的日子终于到来了。经过几天的审讯，法庭将要作出最后的裁决。

陪审团正在进行裁决讨论，漫长的两个小时过去了，依然没有结果。卓别林虽然对案子充满了信心，但此刻也有些坐立不安了，因为他感到自己正成为法律的掌中之物，有一种阴森可怕的力量正把他包裹起来。

律师也十分紧张，但他还是安慰卓别林：“如果被判有罪，那将是我闻所未闻的最大的冤案！”

又等了一个小时，陪审团终于回到了法庭。陪审长将一份文件递给书记员，书记员开始宣读文件。他拿起小木槌敲了三下，法庭里顿时死一般寂静。

“查尔斯·卓别林，刑事案第337068号有关第一款，”他停顿了一下，这一顿却似乎如一个世纪般漫长，“现宣布无罪！”

听众一片沸腾，但紧接着又寂静下来，等着书记员继续宣布：“有关第二款，现宣布无罪！”

法庭里一下子乱起来，人们跨过栏杆，惊呼着奔向卓别林，和他紧紧握手、拥抱。卓别林一下子感到无比的温暖，因为竟有这么多的人关心、支持他，在他遭受诬陷的时候，坚定地和他站在一起。

卓别林去向陪审团道谢，一位女记者微笑着说：“一切都很好，卓别林，这儿仍旧是一片自由乐土！我从陪审室的窗子里，可以看见您来回踱步，我真想告诉您别着急。要不是因为有一个人反对，我们10分钟内就可以作出决定了。”

这句话把卓别林感动得差点掉下泪来。

而另一位朋友则对卓别林开玩笑说：“卓别林，戏剧界里只有你这位演员，将来会因为在政治上引起全国的对抗而列入美国史册。”

已怀孕4个月的乌娜，一直坐在贝弗利山庄的草地上，紧张地收听无线电台对审判过程的报道。听到这个消息时，一向冷静的她却因长期担惊受怕昏了过去。

乌娜表示，婚后无意继续当演员成明星，这使卓别林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十分感激乌娜的决定。在经历了三次婚姻挫折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生活伴侣，一个眷恋家庭的贤妻良母。

离开美国定居瑞士

虽然卓别林在这几年中离婚、结婚、发生“遗弃案”，被太多的事纠缠着，但他一直没有放弃拍摄电影。

本来他预想由乌娜来主演他的新片《梦里人生》，一定会拍成一部成功的影片，但乌娜决定不当演员后，卓别林便决定不再拍摄《梦里人生》，因为在他心中，只有乌娜才配得上《梦里人生》的女主角。

而接下来卓别林只好又开始拍摄《凡尔杜先生》，这是一个取材于法国著名的“蓝胡子杀妻案”的故事。

当《凡尔杜先生》剧本刚刚写完，旅居美国的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意味深长地对卓别林说：“哦，卓别林，你写了一部中国风格的电影。”因为这部影片正是反映了一句中国古代哲人庄子的名言：“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卓别林将《凡尔杜先生》制作好，在好莱坞为托马斯·曼、福伊希特万格等朋友放映。他们看完后，站起来鼓掌足有10多分钟。因此，他信心十足地赴纽约主持新片的初映。

在那里，他受到各国记者的欢迎。但也受到为数不少的记者和天主教退伍军团军人的刁难、反对，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逼问卓别林为什么不入美国籍？

卓别林说：“我认为无须改变我的国籍，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世界公民。”

“可是，你是在美国赚钱。”

卓别林笑道：“如果您要算账，可得把问题谈清楚。我做的买卖是国际性的，我的收入75％来自海外，美国从这些收入中大大地抽了一笔税。可见，我还是一个花了大钱、应当受欢迎的旅客呢！”

退伍军团的人又说：“我们这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法国登陆反攻德军的人，对卓别林不做美国公民感到愤慨。”

卓别林严肃地回答道：“我的两个儿子也在那儿，在巴顿的第三军，在最前线。可他们并没像您这样发牢骚，或者夸耀这事。”

有个记者想起，大战期间卓别林曾致电美术大师毕加索，要求发起抗议美国纳粹分子驱逐反法西斯作曲家艾斯勒的运动。这个记者心怀叵测地问卓别林，是否知道艾斯勒是共产党，是否喜欢共产党员。

记者招待会成了政治围攻，在场的作家吉姆·艾吉挺身而出，指责他们：“一位艺术家，他给世界上带来了这么多的欢乐，使我们对小人物有了这么深的了解。可是所谓的美国报界代表，却这样嘲笑他，还故意要大家仇视和欺辱他。这样，他会作何感想呢？”

1947年底，在纽约发生的反对《凡尔杜先生》的行动，不过是这整场丑剧的序曲的一部分。后来，影片在新泽西州一家影院放映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组成了纠察队，他们高举着标语牌，牌子上写着：

“卓别林是同路人（意即赤色分子）！”

“外国佬滚蛋！”

“卓别林是忘恩负义的共产党同情者！”

“把卓别林赶到俄国去！”

由于这些压力集团的恐吓，许多预订了《凡尔杜先生》的大戏院，纷纷取消了放映，一些小影院的卖座也越来越差。

联美公司的西尔斯解释说：“报刊上已经连续攻击了你10多年，一般观众肯定是受到了影响，所以，卖座差也就不奇怪了。卓别林，老实说，这部电影是你的成功之作，观众是喜欢的，可是，他们是想利用你的影片搞政治呀！”

不久，一批进步的电影工作者逐一受到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传讯，卓别林也是其中之一。在这个艰难的年代，卓别林再一次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热爱自由的、勇敢的人。

这年12月，卓别林忍无可忍，公开发表了《我对好莱坞宣战》，他在文章中写道：

我决然和好莱坞，和好莱坞那班人宣战。我不喜欢背后批评的人，我认为这种人是自以为是和不起作用的。因为，我对整个好莱坞，特别是对美国电影，已不再抱任何信心，所以我决定公开宣布我的意见。

你们都知道，某些美国电影院对《凡尔杜先生》一片所抱的态度。

若干造谣生事的人，开始把我当作“反对美国分子”来看待。这只是因为我和整个社会的思想不一致，并且也不想一致，因为好莱坞的大人物们认为可以扫除任何不合意的东西。但他们不久就将从这种迷雾中惊醒过来，不得不认清一下某些现实情况。

我要公开宣布的就是这些：我，查理·卓别林，我宣布好莱坞已经濒于死亡。电影是被称为一种艺术的，但在那里它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只是千百米胶片在旋转。我要附带指出，在好莱坞，假如有人拒绝迎合一小撮狼群的意图、要以革新者的姿态出现、敢于反对“大企业”的法则。那么，无论这个人是谁，他也不可能在电影方面获得任何成功。

不久以后，我可能会离开美国，虽然我在美国也曾获得过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满足。在那个我将度过我余生的国家里，我将尝试恢复自己成为一个和别人没有差别的普通人，因而也就能获得和别人相同的权利。

毫无疑问，卓别林在他的影片中宣扬的和平思想和人道主义，是举世公认的。1948年，卓别林在美国的日子不好过时，在《凡尔杜先生》一片故事的背景环境地法国，电影批评家联合会与法国报界人士磋商后，却一致同意，向挪威议会主席斯笃辛发出一封要求信：

卓别林先生的影片，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们的拥护和平的思想，和影片中表现的对人类的热爱。他的最近两部作品《大独裁者》和《凡尔杜先生》，尤其显著地表现了这些特点，在这两部影片的后半部里，都出现了尽力宣扬亚弗雷特·诺贝尔先生的宝贵思想的宣言。

基于此点，法国电影批评家联合会，建议把诺贝尔和平奖金授予查尔斯·卓别林先生。

但是，挪威议会主席一直没有就此信作出答复。

卓别林只顾拍电影，却一直不过问联美公司的经营状况，到了《凡尔杜先生》亏了本，他才惊讶地发现，联美公司竟然亏欠了100万美元，已经跌到破产的边缘。

而同时，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大报却在读者中发起了一次替卓别林购买返回英国的单程船票的募捐活动。

离美之前，他还拍了一部令人称道的悲剧影片《舞台生涯》。那时《凡尔杜先生》放映之后，“非美活动委员会”也暂时没来找他的麻烦。素来乐观的他抛开受审、听证会、影片受攻击这些给他带来的痛苦，在1949年又开始思索新的电影题材。

影片于1951年开拍，第二年拍完，卓别林亲自饰演卡伐罗一角。影片的背景是1914年夏天的伦敦，曾红极一时到老丧失了青春、健康、名气的卡伐罗，身上似乎有着卓别林父亲那一辈人的影子，他的被人遗忘和喝倒彩，与卓别林本人当时在美国的遭际几乎一样。

从1949年开始编写剧本，到1952年最后问世，历时3年有余。

结束影片拍摄后，卓别林对《法国影坛报》记者说：“我相信笑和哭的力量，它是消除憎恨和恐怖的良药。好的影片是一种国际性语言，好的影片是一种工具，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毫无理由的暴行、变态的性欲、战争、凶杀和歧视的影片。它们越来越助长了世界的紧张局势。假如我们能使那些并不宣传侵略，而是说着普通男女的普通言语的影片，获得大规模国际交流的机会，这或者能帮助我们使这个世界免于毁灭。”

卓别林决定把《舞台生涯》拿到欧洲去放映，同时，卓别林与乌娜的孩子到了受教育的年龄，他不愿孩子受到好莱坞的影响。早在3个月以前，他们夫妇就向美国政府申请再入境签证。

但是签证却始终没有批下来。在这个问题上，移民局进行了一系列刁难，甚至怀疑卓别林是否有道德问题。

卓别林异常气愤：“听我说，如果你们要找个理由，让我离开这个国家，你们不妨直说出来，我不愿意在任何一个国家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但是，你有一次发表演说，用了‘同志们’这个词，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嘛，你们可以到字典里查一查，共产党人并没有使用这个词的优先权。”

“那你为什么要奉行共产党的路线呢？”

“如果你们告诉我共产党的路线是什么，我就告诉你们我是否在奉行共产党的路线。”

移民局抓不到什么把柄，《舞台生涯》剪辑完毕一个星期之后，卓别林终于拿到了度假6个月的签证。

1952年9月，他叫乌娜从银行提取了些存款，带上孩子离开了洛杉矶的家，赶忙买了船票逃离美国。他生怕突然又吃什么官司，美国的法律他已领教够了。

离开家的那一天，卓别林站在贝弗利山家中的草坪上，看着乌娜收拾着最后一批东西，心里竟有些异样的感觉。这幢房子，为他遮风避雨30多年，这些年中，又经历了那么多的欢乐和痛苦，如今，房屋、花园都显得这么宁静和亲切，一想到就要远离这一切，卓别林不禁黯然神伤。

律师建议卓别林清晨5时在晓色朦胧中悄悄登上“伊丽莎白女王”号，说来也可怜，为的是避开记者和法警的耳目。轮船终于起锚，一声汽笛长鸣，缓缓地驶离港湾。起航了，想到带着妻儿回英国，卓别林心里好激动。

但在第二天，卓别林和乌娜带着孩子们正一同吃早饭，刚刚吃到一半，突然船上转给他一封电报，电报内容如下：

美国杜鲁门政府拒绝卓别林返美入境，除非先到移民局的调查委员会去，对某些涉及政治和道德败坏问题申辩清楚。

卓别林接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再次受到了欺骗和侮辱，他对充满了仇恨气氛的美国已经不再有任何留恋。但一想到全部财产还在美国，害怕当权者不择手段没收他的财产，只好通过无线电发表一项言不由衷的声明。说一定要回美国进行申辩。而且，堂堂美国政府发的再入境签证也不是一张“废纸”呀！

“伊丽莎白女王号”抵达南安普敦，卓别林带着妻子和孩子转乘火车前往伦敦。一路上，英国乡间秀丽的景致荡涤了卓别林心中的忧烦，也使第一次来到英国的乌娜和孩子们欣喜不已。

阔别20载重回伦敦，卓别林在其所到之处都受到优厚的礼遇。热烈程度胜似当年。

乡亲们说：“回来吧，不要再受美国佬的气了。”

“欢迎你回到祖国！”

“欢迎您，查理！”

“和我们住在一起吧，查理！”

“回家比什么都好！”

卓别林没有想到，他这个被拒绝再回美国的人，在伦敦，在自己的家乡，竟受到如此热情、诚挚的欢迎，他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

乌娜紧靠在他身边轻声说：“瞧，大家多爱你！我喜欢伦敦。”

新闻界朋友专门采访，请他谈谈美国政府和报纸为什么要攻击诬陷他。

卓别林答道：“可能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我的电影从《城市之光》起刺痛了一些大人物。《摩登时代》里我替工厂里的小人物说了话，大老板骂我左倾，把阶级斗争戏剧化。《大独裁者》更惹起轩然大波。第二方面是我的演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赞成援助俄国抗击希特勒，呼吁开辟第二战场。非美活动委员会就认为我同情共产党。第三呢，因为我不愿加入美国国籍。”

终于逃离美国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设法把他们的钱财从那边银行提取出来。这件事只有乌娜才能办到。她是美国公民，出入境手续比较容易；而且不引人注意，不像卓别林那样行踪随时有记者盯着。

乌娜独自悄然搭乘班机飞回洛杉矶。好在以前到银行办理存款手续都是她经手签的字，倒没遇到刁难阻碍。让她取了现金，打开专户保管箱把首饰及有价证券悉数取走。然后她回到家中，看见房屋花园依旧，家具陈设倒也整齐干净。留守的男仆亨利是尽了职责的。

亨利一看到女主人就诉说，你们走后联邦调查局的人曾来过两次，盘问了许多事情。乌娜听罢心里不是滋味，好似冷水浇头，一腔对家园的眷恋对乡土的情结通通变得冰凉。她意识到此处非久留之地，当机立断订了次日洛杉矶直飞伦敦的机票。

在伦敦首场放映《舞台生涯》，是为救济盲人的慈善事业捐款，票价每张售25个金币。伊丽莎白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代表皇室光临到会观看。

观众表现得很踊跃，打破了世界卖座纪录。票房收入超过以往拍摄的任何一部片子。联美公司伦敦分销办事处，询问卓别林可否将《舞台生涯》送到丘吉尔首相官邸，放映给他看，卓别林当然很高兴这样做。几天后，丘吉尔首相致信卓别林表示谢意，说他很喜欢这部影片。

卓别林对这部影片是有信心的，每看一次他自己都激动不已。他决定提前到巴黎去，那儿是文化高度发达的地方，肯定有更多的知音。

1952年10月29日，卓别林和乌娜带着他们的4个子女，从伦敦飞往巴黎。友好的法国人民像迎接凯旋的战士一样欢迎他，在机场、旅馆门前，人们有节奏地齐声欢呼：“卓别林！卓别林！”

听到这一消息，狂热而守秩序的人们，突然更狂热起来，警察们赶快把卓别林夫妇拉进候机室。他被请到电台的播音机前讲话，卓别林想起在美国受到的迫害，感慨万千地说：“这是我平生最自豪的时刻！我向法国致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任法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在爱丽舍宫设午宴款待卓别林，饭后一起欣赏了《舞台生涯》。英国驻法大使馆也宴请卓别林夫妇。两天后法国教育部长将一枚法国“荣誉军团”玫瑰勋章授予卓别林。

法国戏剧电影作家协会向卓别林致敬，并聘请他为名誉会员。该协会主席罗歇·费达南先生写给他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卓别林在电影上的贡献、影响、作用作了扼要的分析。

首映典礼在爱丽舍大街上一家电影院举行。所有的评论家和著名的电影工作者都来了。

卓别林对法国观众的期望没有落空，在场的法国名导演、红演员、艺术家、文化人看得欣喜若狂。真是慧眼识珍珠，在场的每个人都眼中含满了泪水。巴黎人永远喜爱这位“用笑和眼泪来表示憎恶战争”的人。

在意大利罗马，卓别林受到了与在法国同样的礼遇，意大利电影界的名流柴伐蒂尼、维斯康蒂、罗西里尼、德·西卡等，与影迷、群众到机场欢迎。总统和部长们接见了他，政府向他授予勋章，埃依诺地总统出席了10月22日《舞台生涯》在罗马的首映式。

《舞台生涯》在意大利的公映，也盛况空前。早在12月22日首映前10天，一张票就被倒票的“黄牛”们“炒”到1.5万里拉的高价了。所以，尽管影片在美国受到冷遇，但它在整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收入，超过了卓别林此前所拍的任何一部影片。

他们回到伦敦后，卓别林和乌娜必须考虑定居的问题了，总不能一家人一直住在旅馆里吧。

原本卓别林是打算回英国定居的，因为这里毕竟是自己的祖国。但伦敦号称雾都，几个孩子都感到不适应。后来有朋友建议，瑞士气候宜人，不如去那里定居。卓别林接受了这个建议。

卓别林带着全家来到瑞士，在日内瓦湖湖畔、洛桑东郊，有一座风光秀丽的小城维威，他花4万瑞士法郎买了一处别墅。这里依山傍水，山顶积雪皑皑，与山间翠绿的森林静静地倒映在澄澈的湖水中，静谧而安闲。

住所四周是葱郁的树林，与远处的群山、湖泊遥遥相望。附近的果园里除常见水果外，还有黑樱桃、青李、苹果和梨；菜园种着草莓、玉米、芦笋。每当水果成熟的时候，全家人不管外出走到哪里，都要赶回来，享受新鲜的美味水果和田园的乐趣。

阳台前是一大片松软的草坪，空闲的时候，卓别林常和孩子们在上面玩耍。从这近望是蓝色的莱蒙湖，远眺是白色的阿尔卑斯山群峰。他们聘雇了几位得力的助手：管家、秘书、保姆、厨师，协助他们管理这伊甸园一般的山庄别墅。

卓别林如今是妻子贤惠体贴，子女绕膝承欢，家庭温暖其乐融融。他自己对朋友们说：“我懂得什么叫幸福，我有幸成为一个非凡的女子的丈夫。我和乌娜生活在一起时，她性格中那种深沉的与恬静的美，对我永远是一种启示。”

他们决意避免世俗纷扰在此长期过隐居生活。从此社会上关于他的新闻变得稀少了。

1953年4月16日，卓别林走进了美国驻洛桑领事馆，交回了他的再入境签证，对领事说：“鄙人查尔斯·卓别林，曾在美国居住40年。去年8月离美，移民局给了我一张再入境签证。但是，本人不想再使用它了，现交还给您。请您转交贵国政府。我永远不再去美国了。向您致敬，领事先生。”

领事又向他征求一次意见，他说：“不去了，我年纪太老了，再招惹不起那些无谓的麻烦了。”

“好吧，您如果再要回去，随时凭普通签证都可以回去。”

“谢谢您，领事先生，我已经决定在瑞士长住下去了。”

卓别林从美国领事馆出来，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这一天，恰好是卓别林的64岁生日，他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庆祝。也作为新生活的开始。不久，乌娜依法放弃她的美国国籍，随同丈夫入了英国国籍。

会见周恩来等伟人

1954年6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举行。卓别林因为他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对和平事业及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被评为国际和平奖获得者。卓别林在答谢词中这样说：

和平是世界上普遍的愿望，我坚信不论向东方或西方提出和平的要求，都是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一步。所以我受到这个奖励，既感到光荣，又感觉非常愉快。

我并不自以为知道如何来回答威胁和平的问题，可是我知道，在仇恨与猜疑的气氛中，各国是绝对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我们必须许下诺言，重新回到人类的自然和健康方面，重新回到善良的意志方面，因为这是一切灵感的基础，也是人生一切创造性的、美好的与崇高的东西的基础。

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来发挥我们的全部力量，以实现一个光辉的和平时代，而使世界各国都在和平中欣欣向荣。

就在卓别林接受国际和平奖一个多月后，就发生了朝鲜战争。为了参加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国政府组成庞大的代表团，由周恩来亲自率领，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乔冠华等乘专机抵达瑞士名城日内瓦。

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全世界都关注局势的发展。周恩来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特地宴请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世界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等人。

有一天，卓别林接到中国大使馆打来电话：“可否为周总理放映《城市之光》？”卓别林一向对中国人民抱有友好感情，并早就想会见周恩来，便欣然同意。第二天，周恩来的秘书打来电话，说周恩来邀请他和乌娜去日内瓦参加晚宴。临行前，秘书电话中说，会议上有重大事件，总理可能要被耽搁些时间，届时不必等候。

但卓别林没想到，当他们抵达周总理的寓所时，周恩来已在台阶上等候他了。

卓别林知道周恩来参加了那一次纵横中国的著名长征，备尝痛苦艰辛。但站在卓别林面前的这位东方著名政治家却是个典型的美男子，比起他所见过的许多政界首脑来，周恩来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和蔼可亲的感觉。看上去那张神采奕奕而英俊的脸是那么沉着、年轻，尤其是他那一双眼睛，透出智慧与坚毅。卓别林不禁感到惊奇。

卓别林急于知道日内瓦会议的情况，周恩来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一切都和平地解决了，是5分钟前解决的。”

他们无拘束地交谈，卓别林告诉周恩来说，他上次去上海是在1936年。

周恩来若有所思：“是吗？那是在我们长征之后呀！”

卓别林开个玩笑：“看来，您现在再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您能告诉我一些长征的事情吗？”

周恩来爽快地说：“当然可以。当时我们在中国江西一带。当时敌人的力量比我们强大得多，再者我们的领导中出了些认识偏差，为了保存实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我们用一年时间走了二万五千里。”

周恩来在谈起这些往事时，眼睛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卓别林惊叹不已，在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靠人的两条腿长途作战取得胜利，真了不起。他由衷称赞：“你们的民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你们共产党是个了不起的政党。”

宴会上，周恩来与卓别林谈得非常热烈，周恩来斟满一杯中国贵州茅台酒，举杯说道：“卓别林先生，祝您艺术青春常在，祝您拍出更好的影片。欢迎您再次到中国做客，您肯定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中国。”

卓别林幽默地说：“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烈性酒，因为这是真正男子汉喝的酒！”

周恩来大笑起来，特地让人又拿来一瓶茅台赠送给他。

卓别林得此珍贵礼物，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表演了一些独特的滑稽走路动作，引起阵阵笑声。

卓别林表演完节目，又望着中国名厨师做的北京烤鸭，毕恭毕敬地敬了个礼，又引来一阵笑声。周恩来请他坐下尝尝烤鸭，卓别林摇摇头说：“我这个人对鸭有特殊的感情，所以是不吃鸭肉的！”

周恩来听了忙问根由，卓别林神情庄重地解释说：“我所创造的流浪汉夏洛尔，他走路时令人捧腹大笑的步态，就是从鸭子走路的神态中得到启发的。为了感谢鸭子，我从此就不吃鸭肉了。”

周恩来信以为真，由衷地表示歉意。不料，卓别林又以独特的滑稽口吻改口道：“不过，这次是例外，因为这不是美国鸭！”

宴请结束时，周恩来特意询问今晚的中国饭菜是否合他的胃口，卓别林竖起大拇指：“中国的烤鸭果然名不虚传，食味之好可以说举世无双！”

周恩来正要表达谦虚客套之意，卓别林却突然抢先风趣地说：“就是还有一个小小的缺点，没能让我吃够！”

卓别林说罢有点儿不好意思。周恩来善解人意，马上让工作人员把准备好的烤鸭拿来两只，亲手交到卓别林手中。卓别林喜出望外，连声道谢。

周恩来宴请卓别林的消息第二天就上了欧洲各主要报纸的重要版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时传为佳话，成为周恩来的外交杰作。

又过了几天，中国代表团为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和朋友们放映了一些中国电影，其中有越剧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周恩来特意邀请卓别林前去观看。

因为影片的中文字幕没有翻译，代表团工作人员不知怎样才能把剧情向外国朋友们介绍清楚。了解欧、美文化的周恩来总理，几句话就解决了问题：“只需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在放映前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

卓别林看到这张请柬，顿时大感兴趣。

当卓别林看了这部电影后，深为周恩来的睿智叹服。他看到影片结束时，两位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化作了翩翩起舞的美丽蝴蝶时，不禁流出了眼泪。

散场时，卓别林对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说：“影片好极了，真没想到刚站起来的中国人能拍出这么棒的电影，就是需要有这种影片，这种贯穿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影片。希望你们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对美的观念。我希望你们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而我知道你们是已经有了。希望你们能多拍这类片子。”

1956年2月下旬，卓别林在伦敦接到一个电话，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和外交部长布尔加宁访问英国，苏联大使馆举行宴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约他去会面。赫鲁晓夫很高兴地招待他和乌娜喝了伏特加酒，告诉他说苏联人非常喜欢看他的电影。

布尔加宁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辟第二战场的事，强调说：“卓别林先生，苏联人永远不忘您的友情。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您作为一个艺术家尽到了最大努力。”

第二天晚上，卓别林和乌娜在一家餐厅吃烤肉，不期而遇丘吉尔夫妇。分离15年后，当卓别林满面笑容向首相介绍乌娜时，刚退休的前首相说：“好呀！”语气中似乎含有一点不悦情绪。

后来话题转到《舞台生涯》这部片子上时，82岁高龄的丘吉尔终于问出这么一句：“两年前我给你写过一封信，祝贺《舞台生涯》成功。那信你收到没有？”

卓别林热情地回答道：“啊，收到了，谢谢！”

“那么，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

卓别林激动地表示内疚：“我没想到需要回信，您那么忙。”

丘吉尔可不是随便能蒙过去的人：“哼，我还以为那是你对我表示见怪呢。不过，我是爱看你的影片的。”

卓别林真是汗颜了：“哦，绝对不是。”

该怎么说呢，他当时分身无术。

卓别林感到这么一位伟大人物会留心这么一件琐屑小事，竟还记得两年前一封未有回音的信，真是有趣。

卓别林回到瑞士，他又收到了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尼赫鲁的信，希望在洛桑见上一面。内附英国末任驻印总督蒙巴顿将军夫人的介绍信。

卓别林欣然前往洛桑，使他意外的是这位印度总理与他一般矮小，但精明强干，其女儿英迪拉·甘地也在那儿。

卓别林后来回忆说：“可以看出，尼赫鲁遇事十分警惕，思虑辨析精辟入微。”

辛辣批判虚假伪善

瑞士是一个环境优美的国家。卓别林的家就在蓝色的莱蒙湖畔，四面森林密布，向远方眺望，可以看见覆盖着白雪的阿尔卑斯山。

而令卓别林尤其欣慰的，是在这里远离了谣言、诽谤和迫害。就在他安宁的新居，卓别林完成了他的第79部影片。

有一段时间，莱蒙湖畔常常听到附近的排炮声，原来是瑞士军方在那儿修了个大炮发射演习场。乌娜对此提出过抗议：“你们的炮声让我丈夫心绪杂乱，无法安心工作。”

军方非常客气，但答复是：“不能把卓别林先生的工作放在瑞士国防之上。”

但在乌娜执着的交涉下，军方作了让步，换到另外的地方去修建演习场。表现了对文化人的最大尊重。

那位军官并向乌娜说：“请转达我们对卓别林先生的深深敬意。”

卓别林在感动于瑞士政府和人民的友好之情后，就用了较长时间，构思设计新影片中的各个角色和各段插曲。他一个人逐一地表演出来，让秘书作场记全记录下来。

秘书伊莎贝尔描述其工作方法说：“在好几个月里，卓别林一场一场、一句一句地构思出了他的新影片的情节，他不需要任何人帮忙。他亲自写对话，亲自结构场面。他的思想方法是很奇特的，他并不按照习惯的方法用语言来思考，他表演。”

甚至，一个打电话叫侍者送饮料到房间来的姿势，卓别林就换了10多种来表演。从神气活现换成一个老人的慌乱无措，又改用了10来种别的姿势，最后才对伊莎贝尔大喊：“这一次，是我的老姿势，您把它们都记下来了没有？都记了吗？”

1956年初，完成了表演、导演设计工作和拍摄计划后，卓别林成立阿梯加制片公司，到伦敦约请了部分演员、摄影师、美工师、录音师。

5月7日，在“牧羊人丛林制片厂”的摄影棚里搭起布景，电影正式开拍。

这是卓别林40年来第一次跟新朋友合作，摄制组的人比他过去的班子懒散。好莱坞制片厂的工作一切都是围绕他来转，而在这里他得为一切操心，许多事运转不灵，他觉得自己像一匹被牵进一个陌生马棚里的马，弄得肝火旺盛。他自己说：

拍一部喜剧片，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悲惨不过的事了。现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脸色阴沉、垂头丧气的，特别是导演和那些喜剧演员。他们都是些典型的苦人儿，个个心慌意乱、满腹辛酸。

可是，我在摄影棚里认为最滑稽的，在放映时却几乎引不起笑声。相反，我在拍片时以为是其糟无比的地方，却一定招得观众大笑不止。

一个喜剧演员应该时时提醒自己说，他当初的设计是多么滑稽，否则他就很容易丧失信心。像我这样一个自导、自演的人，要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制片厂里拍片，该是多么不简单哦！

卓别林要求给同一个场面拍上几个备用镜头，一个由他主演的插曲，要从不同角度连续拍上5个、10个或15个备用镜头。更使人没想到的是，他也要替同一插曲里的配角们拍特写镜头。

有时他还请特技专家把有的配角的镜头拉长，以便插入一个拍摄计划和拍摄现场都没预想到的特写。他这种独特的拍摄方法，让他的新朋友们非常惊异。

剪辑工作同样艰巨，某些场面分割成50多个甚至100来个镜头，而非10个或15个。并且剪辑在巴黎进行，因为在最杰出的英国剪辑师约翰的助手中，还包括一个法国剪辑好手考尔比。

但是，有40多年剪辑经验的卓别林很少让他们说了算，几乎所有的胶片最后都由他亲自操刀。在只剩下音乐还没配好时，他为一些朋友、同事如意大利名导演罗西里尼试片一次，大家一致诚恳地祝贺他说，这是他毕生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但他对影片还是不满意，要不是布景已经拆掉、演员也遣散了，还要花很多钱，他差点想重拍。后来在1957年春，又几乎重新剪辑一次。为了影片的音响效果，他忘了年事渐高，苦干了几周重录一次。然后写好音乐，于1957年7月，在巴黎亲自指挥由37位法国音乐家组成的乐队，为影片配乐。人们将这个情景拍成了一部短片，与许多有关他的纪录片，发行到全世界。

这部新影片名叫《一个国王在纽约》，故事完全是虚构的：

某小国国王夏多夫，因国内暴动，带着王后逃亡纽约。抵达纽约机场时，受到他的首相、驻美大使和大批记者的欢迎。夏多夫国王在机场发表声明，说他是因不肯制造原子弹想和平利用原子能，才失去王位的。

他热烈赞扬美国是自由的国度，却没想到，移民局官员却粗暴地抓住他的手指，蘸着墨水在入境登记册上按下指印。安顿好后，夏多夫国王急忙去银行存财物。但银行铁门拉上已不服务，只好由大使引导游览百老汇等处。

美国的社会，在繁荣的外衣掩盖下，是极度的混乱嘈杂。他看到头发散乱、衣袖破烂的姑娘发了疯似的跳着野蛮的舞蹈；舞台上的歌手对着麦克风声嘶力竭，死去活来；超宽银幕上的女子朱唇轻启，却发出了粗重的声音，而男士却是副娇柔婉转的嗓音，一切全都颠倒错乱了。

在夜总会，侍者听不懂他的话，也不管他是国王。为了果腹，他只好具体表演甲鱼爬，才要到甲鱼等菜肴。

首相拐走了国王的财宝，王后到巴黎去办理跟他离婚的手续。夏多夫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出售其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上。他听到隔壁浴室有女郎唱歌，他与忠诚的大使争着从钥匙孔向那边张望。突然里面发出“救命”声，国王用毛巾掩住脸，破门而入。

漂亮的女郎假装扭伤足踝，让国王屈尊为她按摩。国王回到自己的浴室后，神魂颠倒忘了脱衣，就跳入浴缸。

隐瞒了身份、为电视台工作的女郎，以美貌征服了国王，使其出席“专”为他举办的宴会。20位纽约社交界人士，怂恿国王朗诵莎士比亚剧本中哈姆雷特的独白。

女郎在国王朗诵前、后，插入一段爽身粉和牙膏的广告，国王毫无察觉。巧妙伪装的摄影机将此“节目”，传送到千万个家庭的电视屏幕上去了。大使看到后大惊，以为国王疯了。

女郎为对这次秘密摄影播送，向国王表示歉意，带给他一封内附2万美元支票的信。国王生气地看也不看就撕掉它，但旅馆的账单递到面前时，他又急忙把支票捡起来贴好。

迫于大饭店的昂贵账单，国王终于答应女郎的要求，为获得5万美元替皇冠牌威士忌做广告。他试镜头时做出喝了的样子，赞美此酒。正式播出时不料真的喝下去，却呛得剧烈咳喘、一脸怪相。广告经纪人急忙中断播出，但为时已晚。数千万观众看到此广告后，却大为满意。全国贴满了夏多夫国王被酒呛成怪相的广告画。

女郎因国王对她有几分迷恋，又要国王签一份10万美元的合同，替润面膏做广告，但在摄影前须先做美容手术，医生把国王的脸皮绷紧，用线在其耳后缝合。

国王的新尊容把大使和女郎吓了一跳，糟糕的是脸绷得太紧根本不能发笑，否则缝线会裂开。国王的朋友带他去夜总会，台上的表演是糊纸工人跟糨糊桶打架，观众们大笑，唯独国王一副冷面孔。后来他实在忍不下去，一笑线全绷开了。

一天晚上，夏多夫在饭店门口发现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孩。国王安慰他，带到自己房间洗澡、烘衣。于是，小孩被人误为国王的侄儿。“鲁伯特王子”便代国王接见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结果因激烈的言语惹怒了代表们。

舆论马上造谣，说国王包庇“小赤党”，密探马上围住他与大使。他们想逃离美国，夏多夫糊涂地在传票上签名，还以为是别人要留作纪念。既然在传票上签了名，国王只得出庭接受传讯。他在电梯里心神不宁地将手指按进了消防水龙头拔不出来。

他急忙跑到法庭，举起右手宣誓以证实自己的清白，手指上仍套着消防水管。

走廊上的消防队员发现了水管在外面，以为着了火赶快接上水龙头。水管突然喷出水柱，国王控制不住，将法官、记者、旁听人包括国王的律师，冲成了落汤鸡，使他们尊严扫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也随着强劲的水流冲走了一切而彻底幻灭了。

对国王的荒谬控告被取消了。王后此时回心转意。国王只剩下一个愿望：立即离开美国，再也不留恋美貌女郎。去机场途中，他顺道去与小孩鲁伯特告别。夏多夫国王带着忠诚的大使上了飞机，飞回欧洲。

卓别林在这部影片中，通过“一个国王”在纽约的遭际，极力地讽刺“麦卡锡主义”和“非美活动调查”，他所扮演的国王夏多夫，简直是个现代的堂吉诃德。

卓别林在影片中扮演国王时，已经年近70岁，但是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演员的一举一动，仍然透着年轻活泼，还是像他扮演的流浪汉一样身手敏捷，令人发笑。

更重要的是，这个新的银幕形象，揭露与讽刺了美国的虚假、伪善，争取和肯定民主、自由，维护人道主义、人类尊严。而且，在影片中他是根据自己旅居美国40年的遭遇，凝聚了他对美国的所有爱与恨。

卓别林在萨伏依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时，美国记者去得最多。《法兰西晚报》的伦敦通讯员报道：“会刚一开始，美国记者就发动了攻击，几乎像吵架的样子。指责他不该拍摄一部有倾向性的反美影片。卓别林气愤地回答道：‘我在美国的遭遇尽人皆知，难道我就应该听凭欺侮而不作出任何反应？我没有攻击美国，只是攻击一小撮心怀不善的人。’”

有的美国记者又老调重弹说，他在美国挣了一大笔钱，现在反过来攻击美国，这根本就是恩将仇报。

卓别林毫不让步：“说我在美国发了财的人，真是颠倒黑白。我的收入有3／4是来自欧洲和亚洲，而美国从我那里抽取所得税，税率常常是100％。说实在的，我倒是一直是你们国家的一个好主顾。”

这是事实，虽然他1952年已经离开了，但对他的《舞台生涯》一片在欧洲所赚的钱征税，一直计算到了1955年。

卓别林犀利而幽默的回答引起了现场的掌声和笑声。

第二天，卓别林在他华贵的灰礼服上，佩挂上法国授予他的玫瑰形的荣誉军团勋章，出席“伦敦外国记者联合会”举行的午宴。这个团体向来只招待政府首脑、各国外长或世界知名的政治人物，这次特别邀请了卓别林。300多位各国新闻界代表，听他对政治问题的回答：

《一个国王在纽约》绝不是一种政治宣传，它只想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已。我并不认为“驱巫活动”和它所造成的有毒的气氛，已经大大改变了美国的面貌。我根本不相信我的影片能给美国带来任何损害，它的用意是为美国服务，而不是伤害美国。

我曾在这个国家里愉快地生活了40多年。普通的美国人是勇敢的、非常可亲的。说我憎恨美国，那是不对的。我热爱它，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但是我对那种对待我的方式，对一小撮人强加于别人头上的某些事情，例如告密等，则毫无好感。美国无论怎么说还是强大的，它经受得起讽刺。

我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我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更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甚至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读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而人们还可以说我是个资本家呢，因为我出卖我的影片。

像我这样一个人，最关心的东西就是人的尊严。如果你们一定要给我加一个什么头衔的话，不妨把我称作无政府主义者，或者不如称非正统主义者。我今天是，将来也永远是一个不可改造的浪漫主义者。

1957年9月12日，伦敦贴在双层公共汽车上的海报写着：《一个国王在纽约》，喜剧皇帝最近完成的一部最轻松的影片。

9月12日当晚，这部片子在里赛斯托广场电影院首映，卓别林声明，本场放映是为英国盲人募捐，最高票价达12英镑。但1500座销售一空，因为约300人在维持秩序的50名警察面前争购。当时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在旁边一家影院献映新片，尽管也有50名皇家空军军官和20只警犬捧场，却受到群众冷遇。

68岁的卓别林和乌娜带着3个孩子出席了首映式。8岁的约瑟芬在人群中被挤丢了，一个门卫找到了她，把喜剧皇帝的小公主送进父母的包厢，引得观众们齐声欢笑。

接下来多少天，影院外排成长蛇队形的购票者一直有增无减。

9月下旬，卓别林和乌娜来到意大利乡下住了一段时间，并为罗马报界放映《一个国王在纽约》，又引起很大轰动。

10月23日，在欧洲最大的影院“高蒙宫”举行影片在法国的首映式。5000多热情的观众出席。放映结束后，5000多人热烈鼓掌，起立高呼，声震“高蒙宫”：“好样的，卓别林！再来一个！”

《一个国王在纽约》是卓别林又一部伟大的喜剧片。和以往拍的影片一样，善于通过电影隐喻来表现当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这部影片的题材过于尖锐，直接辛辣讽刺了美国麦卡锡主义反共运动。当然又惹恼了美国政府和它的新闻机构。除了动员舆论口诛笔伐，还采取种种措施来破坏影片的发行。

就是在英法等国也受到压力：如果放映《一个国王在纽约》，那么英法两国制片业的美汇收入将有全部断绝的危险！英国报界的评论也持低调态度；但是群众喜爱它。凡是放映《一个国王在纽约》的影院都排长队买票；凡是要看《一个国王在纽约》的观众也都看到了。

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和法国影评家认为，这是一部莫里哀式的喜剧杰作。最公正、宽容的观众和电影评论家，总是在法国。

《一个国王在纽约》同卓别林其他著名影片一样，都将在世纪的影坛上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在瑞士居住这些年，其实卓别林没有赋闲，而是在安静环境中开始撰写自传和构思新的电影创作。

每当工作疲劳的时候，卓别林就会和妻子一起，沿着维威那些狭窄幽静的小路漫步，乌娜轻盈的身影，依旧美丽而端庄，只是那乌黑的发髻中，已经出现了根根银丝。

卓别林时常感谢上苍给了他这样一位出色的妻子，望着乌娜已经不再年轻的面容，以及她头上的白发，卓别林总是感到，有一种深深的爱慕之情，紧紧地攫住了他的心。

带着这种心情，有时候，他坐在阳台上，越过房屋前一大片青绿的草坪，眺望远处的湖水。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映照着远处凝重的群山，在湖面洒下粼粼波光，此时此刻，卓别林忘记了所有的烦恼，只是默默地欣赏这庄严的宁静的美。

在欧洲交通极其方便，跨国旅游距离又很近，卓别林有时回到伦敦走走。偶尔也与几个知心密友沙龙小聚或会见一些政要名流。

40多万字的《我的自传》，就在这样一种平和的氛围中画上了句号。卓别林回顾了自己艰辛奋斗的一生，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始终不渝。他希望未来的社会是和平安定、平等自由的社会，而他自己，也正是为了这一理想而横遭迫害，并终生奋斗的。这本回忆录式的书1964年正式出版。

然后，75岁高龄的卓别林又着手创作新的影片。他完全相信自己的创造能力，多年积累的生活素材恰似源源不断的泉水。

卓别林曾经说过：“只要我活着，我就要永远工作。”

他矮小的身躯内，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充沛的精力，仿佛永远不知疲倦。1967年，卓别林又以78岁的高龄亲自编导了影片《香港女伯爵》，并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香港女伯爵》是以卓别林1931年的上海之行为背景的，叙述了一个富有的美国外交官在香港偶遇一个俄国女伯爵，并且产生了爱情，最终生活在一起的浪漫故事。

这部影片是彩色的，这对卓别林是个严重的挑战，因为他的摄影师还不够娴熟地运用色彩，这对影片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在影片中扮演女伯爵的世界著名影星索菲亚·罗兰在给卓别林的电报中这样写道：

以前，我自以为完全懂得了一个女喜剧演员的业务，其实是您教会了我一切。我以为已学会了表演，其实我只是满足于以舞台经验来应付场面，是您教会我同时用身体、思想和心灵来表演的艺术。

索菲亚回忆起与卓别林一起拍戏的日子：

正是在这位天才身上，我看到了伟大的谦逊。卓别林的权威是温和的，却又是至高无上的。他只是启发诱导，而从不下命令。

1972年，美国一些知名人士，在卓别林离开好莱坞20年之后，热情地向他伸出了手，热烈邀请他重返那块土地。

于是，83岁的老艺术家在春暖花开的4月初，由47岁的乌娜陪同，跨越过20年的时空和万里之遥的大洋抵达纽约。以洛克菲勒为首的纽约知名人士，在林肯中心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纽约市长向卓别林颁发最高文化奖。

4月10日，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在洛杉矶音乐中心举行隆重典礼。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院院长、电影剧作家丹尼尔·塔拉达什宣布：因卓别林“在本世纪为电影艺术所作的无可估量的贡献”，而授予他奥斯卡终身荣誉奖。

3000多名观众和美国艺术界名流济济一堂，向他欢呼鼓掌达1分多钟。卓别林感动得眼含热泪，频频向人们抛吻。

良久，他致辞说：“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言语是如此无力，如此贫乏。我只能说，谢谢，谢谢你们给了我这个荣誉。你们都是了不起的、可爱的人，谢谢你们。”

在变革、开放、进步的70年代初，美国、美国人、美国文化艺术界把尊严、崇敬郑重热烈地重新献给了他。这使整个世界为之倾慕，又掀起轮流放映观赏卓别林电影的高潮。

9月，在第三十三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的“卓别林影展”，一共放映了他80部影片中的73部，就更令他感慨万千了。

1975年1月，英国女王宣布册封卓别林为“爵士”头衔。他的姓名中间嵌入“斯宾塞”，成了查尔斯·斯宾塞·卓别林爵士。

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皇族授予的爵位是一种极大的荣耀，作为英国人，卓别林当然知道这件事的分量。85岁高龄的老艺术家，视觉、听觉、行走与说话能力在减退，阳春三月，还是由妻子和两个女儿陪同，坐着轮椅飞回祖国，进宫晋见了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女王在授封仪式上对他说：“您的电影我全看过了，它们实在太好了。”

卓别林激动得只能以手势答谢女王。他事后对人说：“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真的说不出来。”

他毕竟老了，自知时间已不多，忙着把从前的一些无声故事片重新配音。又构思过一部影片《怪象》，专为他的很有艺术天才的女儿编写的。可惜他没能实现这个愿望，人们也遗憾不能观赏到他的第82部作品了。

1977年12月25日，这天是西方欢乐的圣诞节。凌晨4时，20世纪最卓越的喜剧电影大师、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家、反法西斯的和平、民主战士卓别林，在瑞士洛桑莱蒙湖畔的别墅中，静静地、安详地告别了人世，终年88岁。

临终时，他的妻子乌娜和他们的7个子女侍奉在他身边。

12月27日，卓别林被安葬在瑞士沃韦州的科西埃—苏尔—沃韦的墓地里。当时天上下着蒙蒙细雨。

大师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政府、议会的唁电雪片般飞向白雪飘飘的瑞士洛桑。意大利国民议会发言人向乌娜发出唁电：

请接受意大利国民议会和我本人的极其沉痛的哀悼，我们对艺术家查理·卓别林的光辉创造表示敬意，它以其非凡的质朴而打动人心。夏尔洛将在未来继续为受压迫者的苦难和希望伸张正义，同时将永远是我们时代人类苦难的永志难忘的见证。

瑞士内务部长代表瑞士政府发出唁电：

他说出了幽默、情感和人性的世界共同语言。他的作品将继续唤醒人类的爱，并追求人类的尊严，他为这种真正的艺术奉献了他的一生。

法国总统德斯坦给乌娜的电报说：

卓别林比任何人都更好地表现了我们时代的甘苦，半个世纪以来，他以他的丰富的想象力融合了所有人的欢笑和泪水，使人们为他的巨大天才赞叹不已。

15年后，美国传记影片之王理查德·阿顿伯罗将卓别林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搬上了银幕。影片中，卓别林的长女杰拉尔丁扮演自己的祖母哈娜。

理查德在谈到拍摄《查理·卓别林》一片时，对卓别林作出了如下评价：

假如查理·卓别林仅仅是天才的艺术家，我肯定不会为他拍片。他首先是勇敢捍卫艺术自由和人类尊严的人道主义斗士。他是意识到利用电影这个媒介的威力表达自己思想的第一人。

他往往以稚拙或单纯的方式展现出人们随时会蒙受到的各种屈辱。纵观他的一生，卓别林是一位伟大事业的人道主义者和完美无瑕的艺术家。

一个勤奋、勇敢、正直、天才的躯体，在这个星球上消失了。但在世界上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巴黎、伦敦的影剧院，影都好莱坞的制片厂，威尼斯、莫斯科、柏林、东京的电影节，悉尼、开罗、多伦多、圣保罗的游艺场，北京、香港、新加坡的春节晚会，甚至北欧的雪原，中东的沙漠，非洲的沃野，南美的丛林，他的鲜活形象永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