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更辉煌

悲剧的素材也可以创作出喜剧，虽然它们是一对矛盾。——卓别林

真情感谢影迷拥戴

1921年8月，卓别林一直饱受第一国家公司的百般刁难，使他十分恼火，妨碍了他的工作进度。而他还必须拍完合同上规定的4部片子，在他看来，这简直是无法完成的艰巨任务。

这一天，他心绪不佳地走进道具室，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一点继续拍片的灵感。道具室里堆满了过去拍片用的旧道具，布景上剪下的碎片，一扇监狱门，一架钢琴，一架熨衣机，一副高尔夫球杆，有啦！

卓别林眼前一亮：为什么不让流浪汉玩一玩高尔夫球？来点儿高级娱乐？对！下一部片子就叫作：《有闲阶级》。

拍成《有闲阶级》并于9月发行后，卓别林又筹拍一部片子，已经构思出了故事情节，取名《发工资的日子》。但这时他感到身心疲惫，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和思维。

几个星期后，卓别林到摄影场补拍一个镜头，现场是花了一个月的工夫搭起的一台舞厅布景，这时，几十名穿好了舞会盛装的临时演员已经等在现场了。整整4个小时过去了，电工坐在水银灯旁等得直打哈欠，卓别林则在自己的化装室里坐着发呆。

他已连续工作了多年，长期的疲劳使他觉得快要支撑不下去了，他需要改变一下环境，他的心飞出了胸腔似的，在急切地向往一个地方，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卓别林早就怀念自己的祖国了，自从离开英国后，他还不曾回过国。前两个月在拍《有闲阶级》时，一架喷灯出了事故，烧穿了他的石棉裤。新闻界在报道时添油加醋，说喜剧大师卓别林严重烫伤。

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制片厂又收到成百上千的电报、电话、信件。这其中就有他的好友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威尔斯的慰问信，卓别林刚读完他写的巨著《世界史纲》，这更促使他下决心回英国一趟。

早在两月之前他就萌生了这个念头，起因是因为《寻子遇仙记》。这部影片不是即兴之作，可是第一国家影片公司的大老板，看样片时故意嘲讽贬低，以便压低价码。最后虽以对方妥协勉强签了合同，卓别林心里总不痛快。他对这部片子充满信心，想到欧洲去亲自出席首映式，听取各方面的反应。

1921年9月初，卓别林乘坐10年前来美国的“奥林匹克”号轮船返回英国。恰好又与创作了名剧《命运》的英国作家爱德华同路。他10多年前在伦敦时，还是兰贝斯区一个不名一文、与贫困命运抗争的青少年。如今却成名致富、享受头等舱的种种优裕的服务。竟产生了头一回赴英国旅游的错觉，他不由得向爱德华感叹这种人生命运的变化。

历史开了一个多么有趣的玩笑啊！32岁的卓别林现在是真正的富翁了，客舱里摆满了美国各界友人送的鲜花、水果。他可以悠闲地躺在甲板上的休闲椅上，观看海上的日落日出、海鸥翻飞；也可以倚在船舷边垂钓。至于中、晚餐，可以不在大餐厅，而去“里茨”酒馆，那里有色、香、味俱佳的鱼子酱、松鸡、野鸭、葡萄酒、小烤饼。

但名人的清闲总是短暂的，出发那天，一大群纽约的新闻记者登船采访。原以为横渡大西洋的漫长旅途中可以悠然轻松一番，谁知船上的布告栏公布了《联合新闻》和《电讯晨报》的报道，称“卓别林衣锦还乡，沿途将重现罗马凯旋盛况”。

另一条消息是：“每天客轮沿途发布的新闻，以及卓别林在船上的活动，均由本社每小时从船上发出简报。”

轮船首先抵达法国海港瑟堡，海峡那边就是英国的朴茨茅斯港。卓别林心情一次次地激动，他渴望回到出生成长的家乡，悠闲地在伦敦各处走一走。看看同母亲经常走过的肯宁顿路，看看波纳尔弄3号顶楼的那个窗口，看看他帮劈柴人干活的那个木头棚，也看看和父亲一起住过的肯宁顿路287号。

天亮了，卓别林像只快乐的鸟儿一样从床上跳落在地上。

伦敦万人空巷。警察无法控制势如潮水的欢呼人群，只好推着他上了一辆轿车，车门踏板上站着3名警察。

车站外更是人山人海，卓别林乘坐的汽车被人群团团围住，警察拦不住了。卓别林在车中向人们挥手微笑，千万双手争相触摸他，卓别林被狂热的人群淹没了。

“卓别林，祝你好运！”

“卓别林，愿上帝保佑你！”

半路上夹道筑起两排厚厚的欢迎人墙。他像一位凯旋的英雄，他的车后面出现了长长的车队：摄影记者站在敞篷车上跟踪拍照，影迷一个个跳上了街车，还有许多美貌女郎坐上特制的车辆一路尾随，里茨大饭店门前人山人海，把摄影记者和他们的照相机都挤在地上。

卓别林在大家的保护下好不容易才走进自己的房间。他听到外面人声鼎沸，叫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兰贝斯街道依旧，从前的一切就像一场梦，再不可重复昨天的故事了。

车子在一条陋巷停下，他站立在一座破旧的砖房前，仔细打量那房屋的顶楼。从前母亲就坐在那儿没日没夜地踩缝纫机，营养不足，身体虚弱，最后发了疯。

他又记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话：“那天下午你们给我吃一点东西就不会那样了！”

现在窗户紧紧关着。他上了嘎嘎作响的楼梯，敲开顶楼的门。这个房间跟他为拍摄《寻子遇仙记》搭的房间布景一样，与20年前他母亲被人从这儿带走时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

现在的住客是一个叫雷诺太太的贫民，她的丈夫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她拿出丈夫的阵亡通知书和奖章时，卓别林与她都流泪了。

然后，卓别林驱车去了肯宁顿路287号，这地方对他童年的悲苦日子是十分了解的，卓别林和父亲、雪尼、露易丝曾一度短暂住在这里。可这会儿它却显得那么淡漠超然，那么宁静而又神秘。

卓别林在伦敦的日子，除了出席《寻子遇仙记》的首映式，他还结识了许多名流，有名演员、名画家、名作家。

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在1936年登基，随即因娶美国辛普森夫人而逊位的爱德华八世，也宴请了卓别林。

当时卓别林问亲王知道他是哪里人吗，亲王竟然以为他是美国人：“您当然是美国人啰。”

卓别林笑着回答：“不，我是英国人。”

亲王十分惊讶：“您在美国待了多久？”

“1913年就去了。”

国会议员、曾任英国航空部次长的菲利普·沙逊爵士，也邀请他出席了招待乔治首相的宴会。

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威尔斯在他的乡间别墅，把卓别林介绍给了30多位剑桥大学教授。

卓别林还会见了《中国街之夜》的作者托马斯·伯克，并和伯克一起去华人居住的中国城、中国街散步。

在鲜花和赞美的背后也有谩骂和诽谤。卓别林的低微出身和贫穷家境为伦敦上层贵族所看不起，他在影片中表现出的无神论观点又不容于宗教界。

特别是近期拍摄的几部涉及失业、战争等社会政治问题的片子，触犯了美国政府，赫斯特报业集团总是找岔子跟卓别林过不去。从政治到私生活各个方面不惜造谣污蔑。卓别林已经领教过多次，现在变得小心谨慎了。

卓别林突然决定，比预计日程提前3天离开伦敦去法国巴黎。他对巴黎颇怀好感。法国一直是世界上新的文艺思潮、文艺流派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对独创性的追求和鼓励，也一直深深地体现在法国的各个艺术领域中。

这次他事先没有向新闻单位透露行踪，哪知船刚抵达加来码头，就听见人群在欢呼“卓别林万岁！卓别林万岁！”

火车抵达巴黎，来迎接他的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

警察在群众面前布置了警戒线。卓别林几乎是被警察举起来，塞进汽车，送到旅馆的。他万没想到在外国能受到和家乡一样热情盛大的欢迎。这种欢迎不同于官方组织的欢迎总统总督的礼节，而完全是群众发自内心的真情。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演员受到观众如此的厚爱。

巴黎是美丽的，而且是电影艺术的发源地。一进房间，电话铃每隔10分钟就要响起。原来，财阀摩根的女儿安妮·摩根小姐正在为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遭到破坏的巴黎，发起募捐活动。希望举行一次游艺会，请卓别林出席放映他的《寻子遇仙记》。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法国造成的破坏很大，她相信这部影片能帮助募到一大笔捐款。

离首映式还有几天时间，卓别林搭上开往柏林的特别快车。

在柏林他遭到彻底的冷遇。德国从来没放映过他的影片，人们不认识卓别林。幸亏好莱坞各公司驻德国代理人认出了他，陪他观光了一回娱乐场所。

卓别林想去看看贫民区，有一位德国新闻记者笑着说：“柏林没有兰贝斯。20年前倒是有过贫民住宅区，现在早就消灭了。”他们故意把他带到最繁华热闹的地段让他看个够。

可是，在闹市区，战败的气氛依然笼罩着一切，在一个个街角，还是看见了大量的残废人，缺胳膊少腿的士兵向行人乞讨。他们的身上，是褪了色的破旧肮脏的制服；他们的目光中，流露的是绝望和悲戚。他想，不论是发动战争的抑或应战的，双方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凡是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全力反对战争。

10月6日巴黎的特罗加岱罗广场简直沸腾了，这里在举行新片首映式。卓别林坐在一个包厢里，安妮·摩根小姐凑近他的耳边悄声说道：“因为您拍的电影在法国影响非常大，今儿晚上法国政府要给您授勋。”

在部长致辞的时候，一位美国记者老是撺掇他：“小伙子，你不要接受荣誉勋章，他们骗了你，小伙子。这种勋章不对，你领这种还不够分量，你要领那种有红色绶带的。”

话刚说完，过来两名公务员，陪卓别林来到一个华贵的包厢里。法国内阁副总理和他握过手，将一枚紫罗兰色绶带系着的文艺勋章挂在他藏青色礼服上，另外还有一纸奖状。

大剧院里响起法国观众热烈的鼓掌和欢呼。能得到这种光荣，卓别林已经感到十分的荣幸和非常的快乐了。

然后，电灯熄灭，《寻子遇仙记》开始放映。

现在，卓别林想工作了，旧地重游已了却了一桩心事。虽然他舍不得离开祖国，但他的事业在美国，如果再在外面待下去，他就会感到太闲散无聊了。

同时，一想到深情厚谊的影迷和朋友们，想到盛情款待他、给予他表彰与赞扬的名流、艺术家们，想到那些守候在车站、码头、旅馆、剧院的英、法群众，特别是想到自己被警察从他们身边推开，塞进汽车，而未能向他们亲切致意，他感到很对不起他们。那么，只有埋头工作，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才会感到生活方向明确，对他们有所交代。

1922年，卓别林漫游欧洲三国返回美国后，纽约广大市民、影迷又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这再一次使他陷入沉思，并且把自己所做的全部工作回顾了一下。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有些影片是不坏的。

可是自己是一个普通的电影演员，因此，只能这样嚷嚷罢了，他说：

要是能做一点称道的有功劳的事，例如像《夏尔洛从军记》《移民》《流浪者》；如果能帮助解决失业等问题，然后再来答谢这些欢迎的群众的话，那该有多好！

卓别林一回到洛杉矶，马上就去探望母亲，告诉老人家重返伦敦的情况。而哈娜太太已经知道儿子回英国引起的轰动，与英、法群众及社会各界欢迎他的盛况了。

过去一直想把儿子培养成优秀演员的哈娜太太，这次一方面说“太好了”，一方面又问他：“可是，你怎么不去做一些切切实实的事，却要过演戏这种空虚的生活呢？”

听了这话，卓别林不由大笑：“您还说呢，就是因为您的原因，我才过这种空虚生活的嘛！”

老人略微沉默了一下，大概是联想到往事。她说：“要是你能用自己的才能去侍奉上帝，你想想这能拯救多少灵魂。”

卓别林又笑了：“那样我可能能救几个灵魂，可是救不了穷苦啊！”

原卡尔诺剧团美国分部经理里夫斯，这时担任卓别林的制片厂的经理。里夫斯太太在卓别林返英期间，经常去照顾哈娜老人。里夫斯太太告诉卓别林，他走了以后，老人身体不错，几乎没有发过精神病；情绪也很好，谈吐风趣，常幽默地回忆过去一些轶事，逗得她和看护小姐哈哈大笑。

有次，她和看护小姐陪老人去市里买衣服料子，店员推荐给老人一种淡褐色的布，大家都认为合适，可是老人不喜欢，说：“不好，不好，那颜色太素净了，我要鲜艳点的。”

在以后的几年里，哈娜太太的身体一直不错，卓别林用挣得的钱孝敬母亲。1922年秋天，他在贝弗利山上建造了有40个房间带私人放映厅的山庄后，老人经常去看他和两个孙子。

哈娜太太站在楼上的落地玻璃窗前，久久地远眺浩瀚的太平洋，她说：“真舍不得打破这样宁静美丽的气氛呀！”

开始有针对性探索

哈娜来到美国，卓别林免除了多年的牵挂。从欧洲三国返回美国之后，他接连拍了两部影片，完成了与第一国家影片公司的合同。这时他应该赶紧为联美公司做事了，因为公司成立4年来，他虽然是股东之一，却迟迟不能为联美公司拍片，而另两位股东虽然苦苦支撑，联美公司仍然已经负债100万美元了。

他们向卓别林告急：“卓别林，你再不为我们的联美公司拍片，我们真支撑不下去了。”

1923年，卓别林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公司拍片了。为了使自己的影片更趋于完美，卓别林放慢了拍片速度，一部片子可以花上3年4年甚至5年的时间力求精益求精。他训练演员，他们的表演，直到自然真实为止。

卓别林还善于鼓舞全体人员的创作热情，没有这种热情，他无法完成长期艰巨的工作。每当他出现在镜头前，随手拈来有趣可笑的表演，或者跳上一段即兴编创的舞蹈，人人都觉得他是个无牵无挂快快乐乐的人。他的情绪慢慢感染了其他演员，很短的时间内便达到了最佳创作状态。

卓别林休息的时候总是很愉快的，有时甚至像个淘气的孩子。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树荫下、草坪上散步的卓别林，被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包围起来，并和他们一同玩耍。

但是，卓别林很少休息，工作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偶尔不拍片时，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支铅笔，随时记下一些设想和构思，以备拍片之用。他的笔记本上布满了密密麻麻、歪歪斜斜的符号，除了他自己，谁也无法将这些密码破译出来。

卓别林开始有针对性的探索，他创作了一部正剧，取材却是一般人认为的小小的风流韵事而已。

早在去年夏天，卓别林结识了出身寒微、五嫁富翁的舞蹈演员蓓吉。她从巴黎来，手上戴着20克拉的钻石、翡翠镯子，嘴里却说自己骨子里是一个朴实妇女。

卓别林听她讲了好几件自己的趣事，如与一位出版商的交往。这触动了卓别林的创作灵感，为联美公司写出了第一部作品。他自己没有担任角色，专司导演之职，由艾娜·卜雯斯主演，片名《巴黎一妇人》。

故事说，一个乡村姑娘玛丽，与本村的一个年轻画家若旺相爱。但两家的父母均反对他们成亲，他俩约好私奔巴黎谋生。然而当若旺回家拿行李时，他父亲在与他激烈争吵时突发心脏病。此时如约到了车站的玛丽，打电话到若旺家没人接，而开往巴黎的火车又已到站，她失望地放下话筒，迎着车厢的灯光走去。若旺请来医生后，再打电话到车站时，火车已经开动。

一年后，玛丽改变了命运，成了出入于巴黎社交界的交际花，傍上了巴黎最有钱的单身男人比埃尔。比埃尔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他在与玛丽同居时，同时还追求玛丽的一个女友。

另一个女友告诉了玛丽这个秘密。玛丽在寻找女友告诉她的一个娱乐沙龙时，在那座楼下敲开一扇门，意外地碰见了若旺与他母亲。并且发现若旺臂上戴着黑袖圈，这才知道若旺一年前未能践约的原因。

此时他们母子也来到巴黎租住在这儿，靠若旺绘画谋生，只是家境已不如前。若旺要玛丽为他做模特。

玛丽的女友带了一本社交新闻刊物给她看，那上面载有比埃尔将与某小姐结婚的预告消息。玛丽怒问比埃尔，比埃尔不置可否。玛丽怒将比埃尔送给她的金项链扔到楼下，比埃尔仍吹奏他的单簧管。

玛丽忍不住跑下楼从一个流浪汉手上要回项链，比埃尔则暗自大笑。

玛丽来到若旺家中，发现了若旺为她画的像并非今日交际花的她，而是过去清新、健康、质朴的她。若旺仍不能忘怀玛丽，哪怕在赴访其寓所，发现女仆在她卧室打开衣橱时掉落了一个男人的衬衣硬领。

他劝说玛丽放弃交际花的生活跟他成家。玛丽也对声色犬马、恣意行乐心生厌意，愿重修旧好。若旺母亲极力劝阻儿子，又单独去见玛丽，反对她跟若旺结婚。

玛丽又回到纸醉金迷的寄生虫生活中，若旺来劝她回到他身边。玛丽拒绝了他，若旺感到绝望。后来他买了一支手枪，跟随玛丽和比埃尔来到一个娱乐场，最后征询玛丽的意见。结果玛丽仍然拒绝，若旺便当着她和很多人的面开枪自尽，玛丽悲痛欲绝，连比埃尔也急着叫人抢救。

若旺的母亲头罩黑纱，手持儿子遗下的枪，来到玛丽的住宅准备报仇，可是没遇到玛丽。她回到自己家里，却见玛丽正跪在若旺遗体旁悲泣。

又是一年后，玛丽的女友们坐车在乡下旅行，谈论着玛丽不知到哪儿去了。就在汽车经过处不远的民居中，褪尽艳妆、回归质朴的玛丽，与若旺的母亲在一起办了一个幼儿园。她在为天真纯洁的孩子们服务。

1923年10月，此片一出，立即引起电影界专家、学者和一些鉴赏能力强的观众的热烈欢迎与重视。它是第一部以描写心理为主的电影，细腻的心理描写非常成功。这部影片表现了卓别林的过人才华与多方面的才能，他不仅擅长拍摄喜剧影片，对于正剧影片也同样得心应手。

评论界认为，这是第一部以描写心理为主的影片，在片中高超的省略手法和微妙的暗示中，人物心理表现得令人折服。虽然省略手法当时已有导演用过，但谁也没有他用得那么新颖、那么好，并成了其后导演们借鉴的典范。

卓别林就是这样对社会环境和人物性格作出深刻分析的。在此片中，不论好人坏人，都各有真实的性格。

《巴黎一妇人》上映后，法国导演克莱尔就把这部影片看了十几遍，他对这部影片作出这样的评说：

这部电影证明了卓别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作家。到处都表现出他的才能，他创造了每一个人物。

……这是一次电影的革命……我一直赞赏各个场面的适当处理、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和自然的发展。他们每次总是使你受到感动，每次的方式又总是不同的。我们可以预见到每一个细节。可是它们的人情味是发掘不尽的。

不仅如此，美国电影艺术家约翰·霍华德·劳逊也公开发表评论说：

这部影片的惊人场面和对摄影机的出色运用，使它有资格被称为先锋影片，它预告了将在以后的40年中使用的思想和技术。

恐怕任何别的影片都没有对电影词汇作出如此多的贡献。

把喜剧同史诗结合

《巴黎一妇人》由于故事太过于平常，卓别林为联美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竟然赔了本，卓别林决定回到自己擅长的路子，为联美公司拍摄一部喜剧片。并且是由自己主演，标准是比《寻子遇仙记》艺术品位更高，更有震撼力。

他集中思想、精力，寻找题材与主题，构思剧情与人物。并为自己定下标准：“下一部影片一定要拍成一首史诗！一首最伟大的史诗！”

可这谈何容易，喜剧影片要拍出史诗性难度极大，他每天冥思苦想，一个多月过去了，什么主题、情节也想不出来。

一个周末，卓别林又应邀去道格拉斯·范朋克家里，用过早餐后，卓别林闲来无事，在客厅里翻看立体风景照片。那叠照片中有几张，是美国阿拉斯加州和加拿大克朗代克河流域风景。这两处在19世纪下叶都发现了金矿，一时淘金者闻风而至，趋之若鹜。

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寻找金矿，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照片里有一张拍的正是一长列勘探金矿的人们，攀登一处冰冻的山峦，越过一个雪山口。照片背面的文字，说的是当年这些人怎样在冰天雪地环境中克服困难……

卓别林看到这里，马上联想起他曾看过的爱尔兰人帕特里克·布林写的一本日记。

那是记述1846年，一支往美国西南部拓荒的队伍，翻越内华达山脉去加利福尼亚时，迷失方向后被大雪羁困在高山雪原中。160人中多数冻饿病死，生还者仅1／10。为了生存，有的人什么都吃，到最后甚至为活命而吃同伴的尸体。

这些信息，正好触动了卓别林异常活跃的思维，他一下子找到了把喜剧同史诗结合起来的契合点。离奇的想象如泉水般喷涌而出，一些喜剧情节和可笑的动作呼之欲出。

艺术规律是那么奇特，卓别林体会到：悲剧的素材也可以创作出喜剧，虽然它们是一对矛盾，但因某些悲剧的因素往往能激起可笑的心理。

他想，大概因为这种笑是一种反抗的态度，每到无可奈何的时候，人们就必须用嘲笑或别的什么笑，去反抗自然的力量和其他外力。他整整构思了半年之久，设计了主要的人物、情节和大部分镜头。他给这个动作喜剧片取片名《淘金记》。

影片的开头字幕写道：在阿拉斯加形成疯狂般的淘金热潮时期，成千上万的人从世界各个角落蜂拥而来。但是，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在艰苦、严寒、缺乏食物和冰天雪地、人迹罕至的这块地方，不知道要经受多么大的困难。但是，等待他们的就是这样的困难。

故事是这样的：拉着装有帐篷的雪橇、背着沉重的旅行用具、寻找金矿的探险者，排着长长的像蚂蚁一般的队伍，蠕动在雪原中。

流浪汉夏尔洛随着大批贫民到阿拉斯加淘金，踉跄地跑进通缉犯拉逊躲藏的小木屋。拉逊想把夏尔洛赶出屋外，不料大风又把一名魁梧的寻矿人吉姆吹了进来。吉姆抢到拉逊的枪，宣称自己就是木屋的主人。

暴风雪太大，3人饿得受不了。拉逊出外找寻食物时打死了警察，夺得雪橇和口粮，回程时，他发现了吉姆正在开发的金矿，便据为己有，不再回小木屋了。

暴风雪包围着小木屋，夏尔洛正在靠窗口的炉子上煮什么东西。他用叉子试了试那东西的软硬，头歪了一下表示满意。然后他把锅里的一个庞然大物，使劲挑起来放到盘子里，原来这竟是一只破皮鞋。镜头摇下去，他的左脚只穿着袜子。

肚子垫了底的夏尔洛，裹着毯子拿起猎枪出去打猎。他一无所获，回到了屋里，把包着破毯子的脚伸进火炉里去烤。饿得发昏的吉姆，眼前出现了幻觉，他把夏尔洛看成了一只鸡。吉姆的眼神突然变得十分可怕，他情不自禁地拔出刀，想杀死幻觉中的这只鸡。

夏尔洛连忙跑出门去，吉姆又拿起枪追出去，夏尔洛在他眼中真的变成一只“大鸡”。他举起了枪，“大鸡”抖动翅膀仿佛在哀求他。他定神一看是夏尔洛后，大吃一惊，跑过去向夏尔洛道歉。

从储藏室那扇门走进来一只大熊。

夏尔洛赶紧捡起枪，瞄准门外开了一枪。吃了熊肉后，两人友好分手。

吉姆朝小木屋右边走去，去找自己的金矿。

夏尔洛则听天由命地向小木屋左边走去，踽踽独行。

夏尔洛来到一个淘金者聚集的小镇，在人头攒动的舞厅邂逅了舞女乔治亚。她是来掏淘金汉们钱的，碰见夏尔洛就跟这可怜的人开玩笑。但因为这件事，又引起她对他的怜悯。而夏尔洛误认为这是对他的爱，便与一个对她不怀好意的流氓发生冲突。

除夕夜之前，夏尔洛邀请乔治亚到小木屋中聚会，乔治亚开玩笑似的点头。入夜，夏尔洛在小木屋中准备晚宴。然而乔治亚没来，只有她两个女友到了。

未获得爱情的夏尔洛，和被击晕了脑袋、失去了记忆的吉姆又碰到一起。两人一同重返荒野雪原寻找金矿，又到了那间小木屋，喝了驱寒的酒睡下。就在他们酣然入梦时，暴风雪又起。一夜大风雪刮开木屋门，甚至刮得小木屋顺着斜坡滑下去。他们还不知道发生的这一切。

夏尔洛醒了，只是仍有些迷糊，屋子里桌椅板凳乱七八糟，窗子上满是冰凌，外面什么也看不清。他打算收拾一下，往右边吉姆那边走去，半悬在空中的屋子便向右倾斜。这惊醒了吉姆。夏尔洛把桌子搬到左边，木屋又恢复平衡。

半悬在空中的小木屋，后门开了，夏尔洛魂飞魄散，双手抓着门，没命地挣扎在半空中。

吉姆过去救助，小木屋突然更倾斜，幸亏有卡在岩缝中的大绳子才免于坠落。

夏尔洛被吉姆好不容易拉进倾斜的木屋。他蹬在吉姆身上想爬到前门，但滑了下去，爬到外面踏上悬崖边。他惊魂未定，望望四周，发现这里就是他原来发现金矿之处！

吉姆欣喜若狂地紧紧拥抱着他说：“你看哪，我们发了财啦！我们成了百万富翁啦！”

成了百万富翁的夏尔洛、吉姆乘轮船返回美国大陆。夏尔洛在卧舱换衣服，柜橱上摆着镶着精美相框的乔治亚的照片。

三等舱甲板上，一个女人坐在堆着船具的尽头，她就是乔治亚。头等舱甲板上，摄影记者让寒酸装束的夏尔洛退后一点。结果他退过了头，隔着栏杆一个跟斗翻到下层甲板去了。记者抬头一看，大吃一惊。

在三等舱甲板，夏尔洛正好掉在船缆中，苦笑着与乔治亚打了个照面。搜查的船员们向夏尔洛走来，抓住他衣领。乔治亚打开钱包欲为夏尔洛买票，一个高级船员与记者一起跑来：“放手！这位是百万富翁！”

头等舱甲板上，夏尔洛的脸扭向乔治亚，两人接吻，记者喊：“喂，您还在动哪！”但他俩没听见一样，仍然深情地吻着。

1925年8月，卓别林亲自主持了《淘金记》在纽约河滨戏院的首映典礼，笑声、掌声一直响彻整个放映过程。

联美公司的销售经理艾布拉姆斯激动地拥抱着卓别林说：“卓别林，我保证这部影片可以卖600万美元！”

《淘金记》成了1925年至1926年最走红的影片。影评家评述它：真实而夸张地描写了发生在北极圈的淘金热潮，及淘金者面对危险和暴力的奋斗态度，影片是肯定人类意志的。

影片在艺术上也非常成功，诙谐、幽默、夸张、滑稽，每一部分都有悬念和各自的情调、节奏，具有音乐的结构特点。一些片段成了电影艺术史上的经典场面。

果然不出艾布拉姆斯所料，《淘金记》为联美公司创造了600万美元的收入。

整个电影界为之注目，各国评论家为之倾倒。法国评论家吕西安1926年在巴黎的《电影杂志》上写道：“如果设立诺贝尔电影奖金，卓别林应当得奖。”

“卓别林热”再次掀起，欧、美、澳一些观众甚至一连看几遍《淘金记》。

《淘金记》在卓别林的艺术生涯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它既是这位喜剧大师和电影艺术家前期作品的总结，又为他中、后期更成熟的作品奠定了基础。

钱多了并不都带来好事，这成了他第二个妻子丽泰·格雷所闹出来的离婚案越演越烈的主要由头。而丽泰同卓别林的结婚、离异，与那两部影片都有关系。

卓别林拍摄《寻子遇仙记》时，挑选了麦克·茂莱夫人的女儿丽泰饰演天使。到1924年拍摄《淘金记》时，麦克·茂莱夫人知道卓别林在寻找女主角，就把17岁的女儿推到他面前。然而签订合同两个月后，卓别林发现她缺乏扮演女主角的才能。便换了乔治亚·海尔担任女主角，同时答应付给丽泰违约金。但麦克·茂莱夫人却扬言要到法庭上去控告卓别林。

按美国生活方式，男女社交是较随便的。尤其演艺圈内，走红的明星身边都少不了几个漂亮的异性追随着。卓别林和哈里斯离婚后自然也不例外。那些围着他转的女郎们，各人怀着不同的动机。有的想拉上关系得到重用，当上电影女主角。有的见卓别林腰缠万贯，嫁给他不费吹灰之力地成为富姐儿。丽泰就在这时与卓别林经常双双出入公共场所，共进晚餐，同宿一室。

本来在美国只要双方都无配偶，这种事儿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这时麦克·茂莱夫人却提出最后通牒：卓别林必须跟她女儿结婚；否则将向法庭起诉。因为丽泰已怀上他的孩子了！

这种诉讼对卓别林来说，意味着将发生一场可使他再也不能拍电影的大风波。于是，他屈服了麦克·茂莱夫人的压力，1924年11月24日草率地与丽泰·格雷结了婚。大喜日子他的所有亲友一个没请，他本人独自溜去江边垂钓解闷儿。

婚后，他们生下两个儿子：小查尔斯·斯宾塞·卓别林，小雪尼·安尔勒·卓别林。卓别林很爱他们，也试图与丽泰美满地生活。但丽泰只知尽情花丈夫的钱和过好莱坞式的快乐日子，对丈夫的生活及他的事业是不太放在心上的。

终于，在1926年底的一天深夜，卓别林处理了《马戏团》一片的业务工作，疲倦地回家时，丽泰正在举行舞会，家里挤满了喧闹狂欢的跳舞者和醉酒汉。卓别林忍无可忍，大动肝火将他们赶出门去。

丽泰与卓别林大吵一通，带了孩子住到她母亲那儿去。1927年1月，丽泰在其母策划下要求离婚，并向法院控告卓别林虐待，她们母女俩还炮制了一份长达42页的小册子到处发售，每本廉价出售25美分，把卓别林骂了个狗血喷头。并预告：必要时将公布“5个知名的电影女演员”的姓名。

丽泰还要卓别林赔偿200万美元损失费，分财产500万美元。这正中一部分右翼分子、别有用心者和新闻界某些人的下怀，一场来势凶猛的攻击马上形成。

一些妇女俱乐部和道德联盟，要求卓别林要对当时的世风日下负责，一些人希望把这个“道德败坏”的新富翁送进监狱。连著名的《纽约时报》都将法庭对卓别林的讯问内容印成小册子，25美分一本卖给喜欢看秘史的人们。

离婚形势更险恶，丽泰欲置卓别林于死地而后快。她聘请了一大帮律师，坚决要求法院禁演卓别林的影片，封闭其制片厂，冻结他在7家银行的存款。法院居然允其所请，审判之前冻结了存款封了厂子。他拍的片子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但在美国就有6个州禁止放映！

美国税务官员也来火上浇油，强令卓别林补交100万美元税款。

2月，卓别林的住宅与制片厂被封闭。他带着新拍的《马戏团》的胶片，到纽约他的律师家里暂避。朋友们请了一位精神病专家，帮助他解除精神颓丧。于是谣言四起，说他发了疯、自杀了。某些报刊要求驱逐他出境，并禁映他的影片。有个想出名的电影食客甚至恶毒地提出“卓别林的卑贱的灵魂”之说。

世界各地正直善良的人士关心着事态的发展。愤怒的抗议从英国、法国和整个欧洲传来。著名作家阿拉贡写了《友爱之手》一文替卓别林辩护，数十位作家艺术家在上面签名。美国大部分公众也起来声援，反对这种可耻的迫害。

一些知情人士开始出来说公道话，著文指出“那些责骂卓别林的正人君子，自己就不清白”。

老百姓都骂这个女人太心狠手辣了。各种辩解之声与抗议文章，出现在电台、报刊上。于是几周之后，对他的攻击的消息、评述渐次消失。

1927年秋天，卓别林与丽泰双方的律师达成和解，结案那天在法庭上只花了10多分钟，满城风雨的离婚案终于平复。一些社交界人士和新闻记者向卓别林致贺。

身心交瘁的卓别林回到好莱坞，继续《马戏团》的拍摄、剪辑工作。人们发现38岁、一直保持着年轻容貌的他，突然好像老了许多。一场官司打下来，经济上吃亏不说，人也瘦了一大圈，面容苍老了20岁，未到不惑之年就白发丛生，不得不借助于染料。

《马戏团》按卓别林原来的打算，也同《淘金记》一样准备拍成一部乐观人生的喜剧片。卓别林曾把阿拉伯文学名著《天方夜谭》通读了几遍，从中琢磨出一部现代电影的主题与内容，即一个美国的穷光蛋莫名其妙地成了受欢迎的马戏艺人，这种连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新生活使他入了迷。

但是影片拍到后来，却染上了卓别林在这一年中所受折磨的苦涩感，当然这是通过片中人物来体现的：

夏尔洛又一次失业，失魂落魄地在城里东游西逛，想碰上点好事。广场上一个大马戏团的演出，吸引了饿着肚子的他。一个小偷混在人群中偷钱，被警察盯上，他把钱包塞入夏尔洛的口袋，想嫁祸于他。谁知弄巧成拙被警察逮住，警察把钱包给了夏尔洛。这使夏尔洛有了逛集市饱肚子的钱了。

真正的失主找来找去，发现夏尔洛手中的钱包，以为他是小偷就追赶他。夏尔洛逃来逃去，走投无路逃进马戏团大篷，在跑马道上拼命地跑，观众以为他是剧团小丑，他滑稽的动作竟引起满堂喝彩，马戏团经理马上决定聘用他。

然而，当他不再有什么压力来迫使他做出那些滑稽可笑的动作时，任他怎样卖力也无法讨好观众。经理马上让他打杂，他却偏偏爱上经理之女，那位色艺俱佳的马上女郎。女郎同情他、保护他，鼓励他练功，并当上了正式的丑角，观众们又喜欢上了他。

但马上女郎后来爱上了新来的走钢索的小伙子。为了胜过情敌，夏尔洛也去学习走钢索。他练到跟职业走钢索艺人一样熟练，并且训练猴子在钢索上对他进行假攻击，以讨观众喝彩。然而，几只猴子分属4个艺人所养，演出时那4人都放出猴子，每只猴子都向夏尔洛攻击，扯破他的裤子，使他只留下短裤。观众们兴奋已极，狂笑不已，但夏尔洛却被咬伤了。

他不能再走钢索了，他为马上女郎的幸福作了自我牺牲，让她与走钢索的小伙子成婚。经理见他没用了，把他扫地出门。

马戏团走了，夏尔洛孤独地站在曾经热闹火红过的广场上，对着留下来的跑马道的一圈木屑和一颗纸做的星发呆。忽然，他在地上拾到一张纸，上面画着一颗星星，那是马上女郎留下来的。

夏尔洛看了又看，忽然他扔下纸片，头也不回地重新踏上流浪之路。

这部影片又成功了。卓别林为了拍好《马戏团》曾将一个马戏团全年包用，在他的制片厂被封，本人被迫暂避纽约时，也仍然留用这个马戏团。他还排除苦恼、烦闷与各种打击、干扰，以坚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在38岁时真正学会了走钢索。同时也真的被猴子咬伤，最后休养了6周。

1928年初《马戏团》放映后，除去成本，获利近300万美元。这使卓别林恢复了原来的经济实力，可以继续艺术创作。

尽管离婚事件在社会上造成的阴影尚未完全褪尽，这部片子还是获得商业上的极大成功，帮助他弥补了部分损失。更可欣慰的是还获得了首届奥斯卡特别荣誉奖。

《马戏团》是一部乐观主义的影片。它在引人发笑的同时，又给人留下苦涩的烙印，发人深省。同时，它的成功也给了卓别林把影片继续拍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把喜剧悲剧高度融合

1927年和1928年发生的最令他刻骨铭心的事，是他母亲的病逝。

老人被接到美国后，卓别林把她安置在好莱坞附近一所别墅里，专门为她雇了一个女管家、一个护士和几个仆人。

哈娜太太过得很舒适，常常到贝弗利山庄来看儿子和两个孙子。对报纸、电台经常拿卓别林的私生活做文章这点，她心中有数，曾提醒儿子：“瞧报上老是纠缠你的私生活，查理，你为什么不摆脱这些烦恼，到东方去好好玩一趟呢？”

卓别林拍摄《马戏团》时，突然接到消息，母亲突然病倒了。当他赶到医院时，母亲刚刚服过止痛药，昏昏沉沉地躺在那里。

卓别林轻声说：“妈妈，查理来了。”并握了握母亲那软弱无力的手。母亲十分虚弱，病痛将她折磨得没有一点力气了。

经诊断，哈娜是复发急性胆囊炎，卓别林把她送进洛杉矶最好的医院抢救。

医生对卓别林说：“老人的心脏已经不起一次大手术了，我们只能采取保守疗法。她的病很重，存在生命危险。我们一定会尽力挽救她，但是任何一个医生都不能保证有绝对的把握。”

卓别林只有默默祈祷上帝保佑母亲平安渡过这一关。每天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仍然抽出时间去看望母亲。

但是，哈娜的病一直不见好转。1928年8月，老人终因心脏衰竭而去世了。

卓别林立刻停下手头的工作，赶往医院。寂静的病房中，阳光透过百叶窗帘，悄然洒在雪白的床单上，床单覆盖着母亲那瘦小的躯体。

卓别林悲痛欲绝，这个在人生道路上坎坷跋涉、不曾流过眼泪的坚强汉子，站在母亲的病床前涕泪俱下。母亲60多年与命运抗争的一生，历历如在眼前：她高贵的形象，她无私的挚爱，她坚强的个性，她的热情、幽默、善良，她面对贫困的勇气，她遭受的精神病折磨。

卓别林放声大哭：“妈妈，妈妈，您醒醒啊，查理来了，您睁开眼看看儿子啊！”

雪尼当时正在欧洲养病，卓别林自己扛着这巨大的痛苦。过了很长时间，卓别林的神志才得以恢复。他在好莱坞公墓选了个位置，让母亲入土为安，长眠在绿色大地的怀抱里。

1927年，电影界发生了重大革命，因为这时，有声电影诞生了。自1923年以来，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就在研究能说话的新型电影。多次实验改进，终于拍成第一部片子——不过当时还叫作“对白片”。

科技的发达进步无疑是好事；但是那些在无声片时代创造过辉煌的大师们，都面临观念更新演技改革的严峻挑战。

一开始时，卓别林是对有声电影持反对态度最坚决的人之一，他就公开宣称：“对白片？你们可以说我是讨厌它的，它会毁坏世界上最古老的艺术即哑剧艺术。它消除了无声片的巨大美感，我不相信我的声音会丰富我的任何一部喜剧片。”

因为他发现，制片厂纷纷改拍对白片，一些演员上镜往往忽视了表演，而把注意力放在背台词和练朗诵上。而那些“对白片”其实当时真还显得太幼稚：录的声音严重失真。一位美貌的女主角非常可爱，但她轻启樱唇却声如牙医开动电钻。用这样的声调谈情说爱，实在大煞风景令人难以忍受。关房门的声音好似踩急刹车般刺耳。

但雪尼敏感地对卓别林说：“查理，你必须承认这个现实，恐怕以后的电影界就是它们的天下了。”

卓别林却固执地表示：“我一定要再拍一部无声电影，我要证明哑剧艺术的生命力。”

这引起了众多报纸杂志的评论文章，对他的影片的前景表示担心和怀疑。以往一听说他要拍片，就迫不及待登门订单的制片商，现在也似乎提不起很高的兴趣了，他们也害怕无声电影无法再招徕观众。他们明白地告诉卓别林，想要看到他精彩的有声片。一时间，卓别林电影制片厂门前冷落鞍马稀。这使卓别林感到自己似乎已宛若隔世，一时担心自己是否踏上了没落之途。

但卓别林决不肯就此认输，于是1928年3月，他的新片《城市之光》诞生了。

拍摄之初，卓别林就明确表态：“我无意在《城市之光》一片中采用有声的对话。它彻底破坏了静默的美，它摧毁了电影真正的结构形式。银幕上最重要的东西是造型美，电影是一种画面的艺术。你们不要误以为我规避对白片，是出于畏难惧怕。我认为有字幕就足够了。对白片只会使舞台话剧的程式和电影的现实主义混在一起，造成不良后果。”

话虽如此，但《城市之光》还是在犹豫不决的心态下拍摄的。

《城市之光》的剧情是，一个城市的市民和各界人士，正在广场上隆重地为一座大型的雕塑纪念碑举行揭幕式。碑座刻着一句碑文，和平繁荣，谨将此碑献给本市居民！碑座上雕塑着3个铜像。

人们喜气洋洋地观看几个大人物拉动细绳。罩在塑像上的帷幔绸布揭开了，人们惊愕地发现：女塑像的怀里却酣睡着一个流浪汉——失业的夏尔洛。

街心广场一片喧哗，庄严喜悦的气氛被破坏了。警察们恼怒，却不知怎样才能从高处把夏尔洛弄下来。夏尔洛在市内公园旁的大街行走，他想横过大街，却被不见首尾的长长车流挡住。十字路口的红灯亮了，他灵机一动钻进一辆没有人的汽车，然后开了那边的车门上了人行道。

道旁卖花的盲人姑娘，听到前面的车门声，把从车里钻出来的流浪汉当成了富翁，便向他兜售鲜花。夏尔洛面对这位美丽的卖花女，无法拒绝，只好绅士般的付出他仅有的一个银币。姑娘拿到银币，赞扬“富翁”的好心。

夏尔洛与盲女再见，姑娘误以为他已走，但同情心仍使夏尔洛不忍离去，就坐在她身边。她不知道，把小水桶的水顺手往旁边一泼，泼了他一头一脸。

一天晚上，夏尔洛经过河滨时，看见一个喝醉了的人正往绳子上捆石头，准备投水自杀。他上前劝说，醉鬼与他争论生活的烦恼。醉鬼不由分说，把绳圈套在两个人的头上，接着搬起石头往河里一丢，自己滑出去而夏尔洛反被石头带着跌进河里。

醉鬼一惊，赶快伸出手去拉他，也跌入河里。最后夏尔洛把醉鬼救上岸，醉鬼把流浪汉当作救命恩人，带他回到一处豪华宅邸。原来醉鬼是个百万富翁，他请夏尔洛喝酒，后来，醉鬼富翁慷慨地送给夏尔洛一些钱和一部汽车。

夏尔洛买下盲女的全部鲜花，并开车送她回到贫寒住所。盲女病了，夏尔洛去打工挣钱。一位维也纳的医生给姑娘检查了眼睛后，说可以给她治好，但这需要一笔数额不小的钱。

夏尔洛为挣到这笔钱，铤而走险去参加有奖拳击赛。他瘦小的个子，简直是职业拳师的小菜一碟。他巧妙地躲在裁判身后，把裁判当作挡箭牌并伺机击中对方几下。但当裁判退开后，他仍被恼怒的拳师打昏，从拳台上抬下来。

他再次遇见喝醉酒的富翁，富翁记起这就是救命恩人，于是亲热地拥抱他，带他回家，慷慨地给了他一笔钱，这钱足以给姑娘动手术。但恰巧几个强盗刚好入室来抢东西，打昏了富翁又追赶他，警察来了，没抓住强盗，却在夏尔洛的钱包里发现一大笔钱。由于富翁酒醒以后不承认他见过夏尔洛，他被指控抢了富翁。

夏尔洛夺回钱包，设法逃掉。他来到盲女家中，把钱交给盲女治病。他本来为自己留了几张，当姑娘感激地吻他的手时，他不好意思地把那最后几张全掏了出来。这样，他自己就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警察在继续抓他。……夏尔洛在逃跑中慌张地把警笛塞进嘴里，结果警笛吞下肚子，引起打嗝，打个嗝警笛就吹响一次，终于暴露目标。他被抓住送进牢房，他说明了一切却毫无用处。

夏尔洛被从监牢放回城里时，姑娘的眼睛已治好。并且用治病剩下的钱在街上开了自己的小花店。衣衫破烂的夏尔洛来到这条街上，到花店深情地隔着玻璃窗看望姑娘。他受到大街上小孩们的嘲笑和戏弄。

卖花姑娘觉得这流浪汉有几分可笑，对他那样看她有几分不快，但她还是同情地施舍零钱给他。夏尔洛不要，但未告诉自己就是她的恩人。他准备转身离去时，姑娘送给他一束花，接触到夏尔洛的手。她感到它很熟悉，于是像以前那样凭手的触摸，终于回忆起这位流浪汉就是好心肠的恩人。

夏尔洛憨厚地咬着手指甲点点头，睁大忧郁、善良的眼睛，露出了使观众看了想流泪的复杂微笑。

这时母亲的去世，使卓别林万分悲痛。工作进行得很缓慢吃力，拍拍改改，频频换人。一个重要场景可能反复改拍50次，每拍摄千米胶片最后能用上的不过30来米。为拍好《城市之光》，耗费了25万米胶片、成本超过150万美元，历时30个月才告完成。

在某种程度上，卓别林还是吸取了有声电影的长处，因为他产生了一个新想法，虽然《城市之光》仍然是无声电影，没有人物对话，但不妨给它配上音乐。

他用了3个月时间学习了作曲和指挥，亲自为《城市之光》谱写了乐曲。他还花费40000美元，主持了50个人的交响乐队来演奏自己谱写的乐曲，那场面、气势颇为壮观。于是，《城市之光》变为了一部有声音的无声电影。

忽然有一天，环球电影制片厂给卓别林打了一个电话，说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博士夫妇想要来参加《城市之光》的首映式。

卓别林十分激动，他对比自己大10岁的爱因斯坦一直十分崇敬。爱因斯坦是应美国科研机构、高等院校邀请，赴加利福尼亚等地讲学，顺便到好莱坞参观的。

1931年1月《城市之光》首映时，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当时西方正经受着经济危机，千百万人深受失业的威胁，他们感觉到有朝一日自己也可能和流浪汉一样。

1月30日，天边刚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剧院周边一下子人头攒动，警察被召集过来控制可能恶化的局势，洛杉矶平时川流不息的交通突然瘫痪，附近商店的玻璃窗全被热情高涨的人群挤破，有些暴力分子甚至都顾不上打架了。

卓别林和爱因斯坦夫妇在一队警察的护卫下，才挤进了新影院的休息室。

当天前来道贺的名人还真不少，但卓别林顾不上他们了，因为他只顾上招呼爱因斯坦夫妇了。

爱因斯坦一下车就在人群中引起阵阵骚动，看着成千上万的人，爱因斯坦表现出一贯的纳闷，而旁边的卓别林看上去心情似乎很愉快，他今天特意刮了胡子，让爱因斯坦看着有点不习惯，爱因斯坦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蓬乱的胡子，松了口气。

卓别林说：“这些人欢呼我，是因为每个人都对我了如指掌，这些人欢呼你，是因为没人能弄懂你。”

爱因斯坦一头雾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也不是。”卓别林撇着嘴笑道。

这家新影院富丽豪华，但老板却不懂放映电影。在卓别林的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电影终于开始了，先是演职表，然后是首映礼惯例的掌声，接着第一个画面。

经历了多少次大场面的卓别林，此时禁不住急促的心跳。观众们发出了笑声，越来越大声，卓别林此时却只想到哭，他抓住观众啦！一切担心和疑虑都烟消云散。

就在众人笑得死去活来的时候，银幕上的画面突然消失，放映厅的灯亮了，广播的声音很让人气愤：“先生们，女士们，在继续放映这部精彩的笑片之前，谨让我占用诸位5分钟时间，介绍一下这座美丽新影院的优点。”

卓别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简直要疯了，他跳起来以“相对论”中的速度找剧院经理了，为此新买的西装掉了两颗纽扣，他冲向前排抗议：“那狗娘养的浑蛋老板在哪儿？我要宰了他！”

观众们也都表示不满，跺脚、击掌、发出嘘声，那老板才停止了这个愚蠢的行动。

电影继续放映，笑声又起了，最后，当看到卖花姑娘终于认出了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时，卓别林注意到爱因斯坦博士在拭去眼角的泪花。

卓别林心想：“这更深一步地证明：科学家都是不可理喻的感情动物。”

之后，卓别林与心情愉快、亲切温和的爱因斯坦教授、教授夫人、教授的秘书等人共进午餐。

卓别林对爱因斯坦博士的崇敬与真诚，使爱因斯坦夫人颇为感动。午餐后，当客人们参观电影制片厂时，爱因斯坦夫人把卓别林拉到一边悄声说：“您为什么不邀请教授上您家里去呢？我想，如果咱们几个人有机会单独在一起，安静地谈一谈，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卓别林这才省悟到，自己只顾高兴，竟然忘了这一点，就立刻向爱因斯坦提出邀请。

在专为爱因斯坦举行的家宴上，卓别林只约了雷诺兹医生和另一位朋友来作陪。席间，热情健谈、精力充沛的爱因斯坦夫人，向好奇的卓别林讲述了博士创立“相对论”那天早晨的情景。

卓别林听了之后，头脑中也冒出一个想法：科学家是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艺术家，它是朝着另一个方面发挥了自己的极大热情。卓别林想到这里，又颇感兴趣地求教博士，他的相对论同牛顿的假定是否有所抵触。

爱因斯坦博士和蔼地答道：“相反，它是那假设的进一步发展。”

卓别林告诉爱因斯坦夫人，说等他的下一部影片放映后，就准备去欧洲。

爱因斯坦夫人说：“到时候您一定要到柏林来看我们。我们住的地方不大，教授没有很多钱。虽然洛克菲勒基金会有100多万美元供他用作科学研究，但是他从来没有动用它。”

卓别林深受感动。自此，卓别林与爱因斯坦夫妇的友谊持续了一生。

《城市之光》在纽约公演时，纽约所有的电影院都预订出去了，卓别林只租借到一家戏院，他担心《城市之光》能否竞争得过有声电影。夜晚，卓别林难以成眠，无数的担心和焦虑在心中盘桓不去。

上午11时，负责宣传的卡莱尔冲进了卧室，兴奋地大喊：“伙计，可真有你的！这一炮打响啦！从早上10点钟起，排队买票的人已经绕过整个街区，现在交通堵塞了，有10来个警察在维持秩序。观众们争先恐后地要进去，你来听听，他们在怎样嚷嚷！你自己去瞧瞧吧，保准对你的心脏有好处！”

的确如此，3年没看到卓别林新片的热心观众，排队买票堵塞了交通，卖完坐票又加站票。《洛杉矶时报》看上去乐观到危言耸听：美国经济将因为《城市之光》的上映被带动两个百分点。

后来在好莱坞庆祝诞生100周年的时候，由著名的电影史学家、影评家组成的评委会，把《城市之光》评为美国电影史上的“十佳影片”之一。

后来人们对此片的评价越来越高，它曾多次被重新拷贝，配上对话在全世界发行，创下票房最高纪录。单是在美国就赚回了500万美元。

电影史学家认为，《城市之光》使喜剧和悲剧达到高度的融合，不仅在卓别林个人的创作道路上，同时在世界电影艺术发展史上，都是一座历史的丰碑。

大胆揭露社会弊端

1931年，卓别林又登上“奥林匹克”号轮船，去伦敦主持《城市之光》在欧洲的首映。

家乡给他的厚爱并不稍减，依然热烈而亲切。除了准备首映式，就是参加官方的和朋友的应酬活动。接连设盛宴招待他的有菲利浦·沙逊爵士、国会第一位女议员阿斯特夫人、麦克唐纳首相、劳合·乔治、丘吉尔、威尔斯、特·加尔斯亲王以及许多文学戏剧界名流。离开之前，还与正在伦敦开圆桌会议的印度圣雄甘地会面交谈。

在午餐会上他结识了萧伯纳。他发现这位文豪和蔼可亲极具幽默感，使宴会谈笑风生。

丘吉尔那时还没当首相，只任过财政大臣。那次同在一个朋友家里做客，卓别林问：“在英国若选举社会党组阁，会不会改变国王和王后的地位？”

“当然不会。”

“我还以为社会党是反对君主制的呢！”

丘吉尔大笑，说：“如果你住在英国，会因为这句话砍脑袋的！”

卓别林很喜欢和尊敬丘吉尔先生，而丘吉尔对他提出了建议：“我听说，你有意拍一部拿破仑的电影。你应当去拍嘛，这里面有极精彩的笑片资料。”

然后丘吉尔很认真地说了起来：“有一次拿破仑正在洗澡，他兄弟热罗姆穿着一身金线绦镶边的制服，冲进浴室。他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拿破仑在尴尬的情况下答应他提出的要求。但拿破仑故意在浴缸里滑了一下，泼得他兄弟制服上满是水，然后吩咐他离开浴室。热罗姆只好狼狈地退了出去……那是笑片中一个很精彩的镜头呀！”

不久，卓别林会见了印度圣雄甘地。甘地为了争取印度的独立自由，来到英国参加圆桌会议。他参加政治谈判，他绝食抗议。卓别林怀着尊敬的心情在贫民区内一间陋室里会见了这位英雄。

人群在欢呼，记者围了一圈。甘地坐在沙发上，露出期待的神情，闪光灯突然闪动。卓别林感到局促害怕起来，心想这是整个印度在等他说话呀！应当讲些什么呢？

卓别林说：“我当然同情印度人奋发图强，同情他们为自由进行斗争，然而，我不明白您为何对机器那样深恶痛绝？机器如果用来为人民造福，就能帮助打破奴役他们的枷锁，让他们少花时间劳动，用较多的时间去增进知识和享受人生。”

甘地却冷静地说：“这我明白。但是印度人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首先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过去机器使我们依赖英国，我们要不再依赖他们，唯一的办法是抵制一切机制的货物。

“因此，我们每一个印度人都必须纺自己的纱，织自己的布，把这看作是一件爱国的任务。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原因，印度的气候与英国不一样，因此印度人的习惯和需要也不同。例如，你们需要制造餐具的工业，可我们用手指夹东西吃，所以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同之处。一个民族要实现高度的独立，就必须抛弃一切不必要的东西，至于暴力，它终必自取灭亡。”

卓别林懂得了，甘地是使用策略争取印度的自由。这个人既富于理想又讲求实际，同时具有坚强的意志。

《城市之光》在伦敦西区首映相当成功。虽然那天暴雨如注，交通不便，但伦敦的观众争相先睹为快，冒雨前往。影院座无虚席，丘吉尔、萧伯纳等名人高士莅临首映式。

卓别林是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家出席自己的影片首映，心情非常激动。他与萧伯纳并肩坐在楼座前排，观众们向大文豪和喜剧大师不停地鼓掌示意。他俩只好一同站起来鞠躬，这又引起了观众们的欢笑。

3月他搭快车赴柏林。3月22日，法国报刊用大字标题宣布：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人查尔斯·卓别林今日抵巴黎。外交部长白里安代表法国政府授予他“荣誉军团军官勋章”。

4月至5月，到法国南部港口城市尼斯，主要是看望分别多年的兄长雪尼。他已退休并和妻子在此地安了家。卓别林约雪尼与他一起周游列国。

6月至7月，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与埃及游览。8月至9月，至尼斯、洛桑等地游览。1932年1到3月，在圣摩里士滑雪及尼斯停留。3月，转赴意大利。

在罗马小住后，出于对日本文化和戏剧的兴趣与雪尼同搭日本“昭和九号”轮去日本。穿过苏伊士运河，经过红海、印度洋，抵达美丽的新加坡。一到那儿，卓别林就感觉像进入了“中国杨柳青图画盆子上描绘的气氛”中：

海岸边长着气根垂地的榕树，游艺园中中国演员在耍杂技。他们看了一出连演三晚的京剧，卓别林说：

扮演王子的15岁姑娘，歌唱时真有穿云裂帛的嗓音。第三天晚上，演到了全剧的高潮。有时你不懂得一国的语言反而对你更好。

我从来不曾像看到那最后一幕的感动之深，也从来不曾听过那种很不协同的乐调：如泣如诉的丝弦，雷声震响般的铜锣，再有那充军发配的年轻王子，最后退场时用尖厉沙哑的声音唱出了一个凄凉绝望人的无限悲哀。

从新加坡起程，他们到了热带岛国印度尼西亚。卓别林看到当时巴厘岛上的妇女上身都不像后来着衣，而是裹着美丽的围裙、袒露着胸部，头上顶着盛着水果的竹篮，如风摆杨柳。他们还在巴厘岛观看欣赏了优美的印尼民族舞蹈、音乐，参观了风格独特的庙宇。

卓别林从雅加达起航抵达中国上海。在这座位于中国东海岸的大都市里，他应邀观看了由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主演的京剧。他为欣赏到这门古老的戏剧感到高兴，更为梅兰芳先生的男扮女装的表演形式深感惊讶。他惊叹梅先生那优美的身段、灵巧的动作和妩媚的神态，简直比女演员还要女性化。

轮船在5月中旬抵达日本，卓别林的日籍司机小野这次兼秘书和翻译，他已先期到达。日本人兴师动众来欢迎卓别林，飞机在轮船上空散发欢迎传单，码头上拥挤着成千上万身着和服的人们，日本政府为他备了一列由神户开往东京的专车。东京车站外聚集了30000多人，鲜艳的和服宛若初夏怒放的花卉，雪尼则被挤得跌倒在地。

在日本，卓别林欣赏了樱花、茶道，观看了歌舞伎表演。同时，他感受到了某种神秘气氛：秘书小野常表露出不安和忧心，如经过皇宫时他焦急地让汽车停下，问卓别林可否下车向皇宫鞠躬致敬。

有次小野告诉卓别林，有人要邀他去家中看绢绘春宫画。卓别林不去，小野就感到很为难，说那帮人恫吓他几天了。结果那6个人真的找上门来，威胁小野说卓别林不去看画，就是欺辱他祖宗。卓别林才不怕这种人，他大怒离去。

接着，雪尼发现他的旅行包和所带资料都被翻动了。

5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儿子邀请他们去看相扑比赛，正碰上日本法西斯团体“黑龙会”的军国主义分子暗杀了首相。为了制造国际纠纷，他们甚至预谋暗杀卓别林。

5月末，雪尼返回尼斯。卓别林自己则乘船经旧金山重返美国好莱坞，环球旅行到此告一段落。

这次游历费时17个月，卓别林了解了各地风情，接触了各式人物，看到了商品积压如山、食物在霉烂，而饥饿的失业人群却在周围徘徊流浪。

卓别林终于回到了贝弗利山家中。家中的一切是那么宁静，两个孩子都去了他们的母亲那儿，斜阳在草坪上铺下一地金黄。好友道格拉斯与玛丽·毕克黎已经离异，那个欢乐的小天地已不复存在。他独自一人守在家中，想打电话邀两位朋友来吃饭，却竟然想不起一个人来。

他与丽泰·格雷离婚已5年，十分寂寞，想改变一下生活，组织一个家庭。

有一天，乔·申克约卓别林到他的漂亮游艇上去度周末。于是在那里，卓别林遇见了宝莲·高黛小姐。她22岁，生于勃洛克林，也是好莱坞的女演员。妙就妙在她集中具备了年轻美与成熟美的优点。不久他们就双双坠入情网。

卓别林偶然发现，宝莲很适宜扮演一个街头流浪女郎，马上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平时积累的生活素材喷泉般涌出。他要再拍一部无声片。

1932年的秋天起，他构思写作并暂名《群众》。他边写边设计各个角色与场景镜头，到1934年夏他第一次独自写出完整的分镜头剧本，把它更名为《摩登时代》，1936年该片拍完在纽约首映。

卓别林在首映典礼上，对新闻记者谈到了自己的创作意图：

我感觉到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的精神状态，我自己也感觉到了有些混乱。我们过去曾经相信的许多东西，原来都是空虚的、不现实的，而且谁也想象不出，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我们没有能力应付已经产生的后果，我们对付不了我们自己招来的鬼魂。我们有大量生产一切必需品的潜力，竟产生了贫困，应该讽刺一下这个摩登时代，使它形象化。

接下来，卓别林与宝莲说好到檀香山秘密结婚，他带着宝莲和她的母亲悄悄地坐轮船，第一站到了旧金山。他们上岸去买了一些旅行用品，返回船上经过码头的仓库时，卓别林看见那儿堆放着的货物箱上写着运往“中国”的字样。他心中一动，脱口而出：“咱们到那儿去。”

宝莲问：“到哪儿去呀？”

“到中国去。”

宝莲一惊：“你这是在开玩笑吧！”因为原来只说去檀香山。

卓别林说：“咱们现在就去，否则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宝莲急了：“可是我什么衣服都没带呀！”

卓别林说：“你需要什么，都可以到檀香山去买嘛！”

船抵檀香山，卓别林就大吃一惊：有关《摩登时代》的大幅广告高高竖立，大批的新闻记者已等候在码头上。船刚靠岸，他们就涌上甲板拍照、采访。

以后，卓别林对船长打了个招呼，在旅客登记本上写了化名，到东京时才没被记者发现。

他们继续南下，到了被称作“东方之珠”的香港。太平山顶、铜锣湾畔，留下了卓别林和宝莲的身影。他们到了广州，珠江岸畔的长堤，沙面的大榕树下，荡漾着卓别林和宝莲的欢快笑声，他们在南中国海滨秘密成婚，共度蜜月。

但过了两天，卓别林还是被认出来了。上海的电影界为他举行了欢迎会，专门陪他观赏京戏。那天演的是传统剧目“失、空、斩”，即《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马连良先生主演诸葛亮。卓别林对京戏艺术甚为称道，认为震耳的锣鼓、悦耳的京胡和写意的手法，别有一番独特韵味。

然后，取道新加坡登船返回美国。卓别林与宝莲回到好莱坞后，朋友们和新闻界这才知道他们已经结婚，大家向他们祝贺一番。联美公司和他的制片厂送来另一个祝贺的消息，《摩登时代》已风靡全美，正发行到世界各地。

卓别林的好朋友爱因斯坦又去看了《摩登时代》，这次他同样泪眼涟涟，回来按捺不住激动给卓别林修书一封：

你的电影《摩登时代》，世上人人都能看懂。你会是个伟人的。

爱因斯坦

一周后，爱因斯坦收到回信：

我更加钦佩你。“相对论”世上没人能懂，但你已是一个伟人了。

卓别林

卓别林觉得《摩登时代》是他影片中“取得最好成果”的一类片子。在美国经济萧条的10年中，的确没有哪一部片子能像《摩登时代》一样，大胆而直接地暴露失业问题及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恶果。

勇敢讽刺纳粹独裁

当《摩登时代》在世界各地公映时，卓别林已经看到，他的影片已经越来越不被少年儿童接受了。因为这些孩子都没有看过无声电影：“他们为什么只打手势而不说话？”

卓别林悲哀地承认，无声电影必将被有声电影而取代了。而他接下来，也肯定要拍有声电影了。

正在这时，历史为卓别林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题材。

1933年初，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对内迫害进步人士、犹太人，对外加紧扩军备战。那时，卓别林收到美国记者范德比尔特访德时，寄给他的一套明信片。整套印的都是希特勒在演说，每一张相片拍的是不同的姿势。

卓别林看了那样子，鼻子下留着一小撮牙刷似的胡子，脑袋上竖起几绺乱发。看上去简直是在拙劣地模仿卓别林扮演的夏尔洛，卓别林看了这套明信片的感觉是滑稽可笑。

等到他的好朋友爱因斯坦夫妇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托马斯·曼先后被迫离开德国流亡到美国来时，他就觉得希特勒的那副嘴脸不是滑稽可笑，而是阴险恐怖了。卓别林认定与他同年而生的希特勒，是个疯子！

1934年希特勒自称元首在德国大搞个人崇拜，鼓吹种族优势，将它们酿成现代宗教，变成独裁统治，实行法西斯专政。把大批进步人士、犹太人投入集中营，进行残酷迫害，大肆屠杀。

希特勒疯子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还公然在1936年出兵入侵西班牙，支持亲法西斯的叛军首领佛朗哥，建立独裁统治。

本性酷爱和平、尊重人道的卓别林，对希特勒的战争狂热无法容忍。他再也不愿只编写浪漫故事或谈情说爱。

1937年的一天，卓别林与英国电影导演、制片人科达聚会时，与科达谈到希特勒的模样，与他本人化装成流浪汉的模样很相似。科达就建议说，可以根据面貌相似你一人演两角色，编一部有关希特勒的片子。

卓别林猛有所悟。自己演希特勒可以胡说八道狂言乱语，极尽讽刺之能事，同时演流浪汉仍旧可以表演哑剧。于是，卓别林满怀信心地开始编写剧本。

他说：“我拍摄《大独裁者》，是因为独裁者们是可笑的，我要人们都来嘲笑他们。”

为了编写剧本，卓别林前后花了两年时间，片名定为《大独裁者》。卓别林同时兼扮两角：犹太人小理发师和元首辛克勒，即希特勒谐音。宝莲出演一个犹太少女汉娜。整个演员阵容十分强大。而巴克特里亚总统拿帕隆尼，是隐喻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的。

影片开头有一简短说明：“请注意，在本片中，独裁者辛克勒和理发师面貌相似，纯属巧合。”

故事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开始。大战还没结束，处于劣势的托曼尼亚国军队的长射炮阵地，士兵们把硕大无比的炮弹装入巨大的炮筒，目标是前方的巴黎圣母院。

托曼尼亚军败退，军官修尔兹负伤，善良的理发师救了他，乘飞机逃跑，飞机被击中从天而降，修尔兹被救走。理发师由于脑震荡，战后被医院长期收留治疗。

战后，托曼尼亚国发生了政变。双十字党领袖、小个子的辛克勒登台成了统治者。托曼尼亚国四处飘扬着双十字党党旗，到处涂抹着巨大的双十字。辛克勒在广场上对着数万机器一样列着队的士兵，和数万教徒一般狂热的追随者发表演说。他说的是谁也不懂的托曼尼亚语，由议员翻译。

他否定民主自由，鼓吹军国主义。他说，为了扩张要勒紧裤带。于是一队高级官员，特别是肥胖的赫林元帅，隐喻戈林，就马上站起勒紧裤带，结果裤带断了。

由于辛克勒情绪过于热烈，他面前的麦克风架子都被烤弯了。辛克勒煽动排犹，表情杀气腾腾、咬牙切齿的样子，连麦克风都吓得连连后仰、两边躲闪。

辛克勒离开广场，走过以他命名的大街，大街两旁的雕塑艺术品“维纳斯”“沉思者”等竟全都举起右手，向他行那种怪礼。

犹太人居住的街区一片恐怖气氛，党卫军士兵们唱着军歌，开着汽车而来。他们打碎店铺的玻璃窗，抢劫犹太人的东西，洗衣姑娘哈娜与这群畜生斗争，被他们打了一身的番茄汁。

理发师身体已恢复，记忆力仍不够好。他溜出医院，回到了自己在犹太区的理发店，只是不知道世道变了。

冲锋队员们逼迫理发师写上最后一个字母，理发师不肯，哈娜帮他反抗，一场大乱。正当理发师被冲锋队员套上绳索，准备吊在路灯柱上时，党卫军司令官修尔兹经过，认出了救过他命的理发师，命令士兵放掉他，这时理发师才恢复了记忆。

辛克勒在借款达成协议前，暂停镇压犹太人。辛克勒在办公室里转着一个大地球仪，妄图称霸世界。他把地球仪杂耍似的顶在手指上，趴在桌上，用屁股一顶，地球仪如气球一样升上半空。

突然“嘭”的一声巨响，地球仪被他折腾得爆炸了，吓得辛克勒像猴子一样抓着窗帘往上爬。

由于修尔兹不同意镇压犹太人，辛克勒以叛国罪抓他入狱。不久，修尔兹越狱逃跑，但他和理发师一起被抓进了集中营做苦役。

辛克勒为转移人民的不满情绪，与内政部长密谋进攻邻国奥迪鲁，并打算抢光犹太人的财产充军费。在卡比奇的建议下，辛克勒邀拿帕隆尼来谈判。在摆满辛克勒塑像的办公室，拿帕隆尼在辛克勒的塑像上划燃火柴、掐灭烟头。

矮小的辛克勒领着肥大的拿帕隆尼在过去的皇宫现在的总统府参观，两个独裁者坐在理发室的摇椅上瞎聊，辛克勒摇动摇轮，使他的座椅高于拿帕隆尼。

拿帕隆尼发现后毫不示弱，摇得比辛克勒还高。这样一边说话一边摇，最后两把椅子摇得几乎挨到屋顶。辛克勒还要猛摇，结果椅子松掉，他摔了个嘴啃泥。

辛克勒在卡比奇这个狗头军师的建议下，密令托曼尼亚军队暗暗开往与奥迪鲁接壤的边境。他自己则扮作一个狩猎者，按预先约定的时间单独一人抵达边界。恰恰在此时，理发师与修尔兹越狱，党卫军接到命令进行追捕。

相貌与理发师一样的辛克勒，身着便装又行动诡秘地到了边境。他拿着猎枪，情不自禁地追赶野鸭，被党卫军当成理发师抓住。

而打算越境逃往奥迪鲁的理发师，也抵达了边境村庄。这里的部队，弄不清他究竟是不是辛克勒。修尔兹灵机一动，大喊向元首敬礼，于是全军将士毕恭毕敬列队致意。真正的辛克勒，却被抓进集中营去。

浩浩荡荡的坦克和炮车，把理发师护送回本国广场。理发师被辛克勒的傀儡们前呼后拥，登上缀有巨大“自由”两字的高台。

理发师就穿着破烂衣服将错就错，对被迫召到广场上的数万人民发表长篇演说。

他的演说，不仅使辛克勒的追随者们目瞪口呆、不敢吭声，也在广场上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同时，他的演说也通过无线电广播，传到了农场。正被冲锋队队员殴打的哈娜和其他同胞，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和掌声，在不知所措的冲锋队队员面前抬起了头，挺起了胸！

卓别林在这部影片中，精心设计了诸多人物和细节，寄予了他的强烈爱憎。影片的高潮是理发师长达6分钟的长篇演说，这根本就是卓别林在发泄自己的心声，他声声呼唤着自己的母亲，即剧中犹太洗衣姑娘，卓别林特意用上母亲的名字，把母亲从小教给自己的博爱、宽容与善良浓缩到这篇宣言中：

我既不想统治任何人，也不想征服任何人。假如可能的话，我愿意帮助所有的人，不论他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是黑种人还是白种人。

我们都要互相帮助，做人就是应当如此。我们要把生活建筑在别人的幸福上，而不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我们不要彼此仇恨，互相鄙视。这个世界上有足够的地方让所有的人生活。大地是富饶的，是可以使每一个人都丰衣足食的。我们希望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不是悲惨地在一起。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生活的道路可以是自由的、美丽的，只可惜我们迷失了方向。贪婪毒化了人的灵魂，在全世界筑起仇恨的壁垒，强迫我们踏着正步走向苦难和杀戮。

我们发展了速度，但是我们隔离了自己。机器是应当创造财富的，但它们反而给我们带来了穷困。我们有了知识，反而看破了一切；我们学得聪明乖巧了，反而变得冷酷无情了。我们头脑用得太多了，感情用得太少了。我们更需要的不是机器，而是人性。我们更需要的不是聪明乖巧，而是仁慈温情。缺少这些东西，人生就会变得凶暴，一切也都完了。

飞机和无线电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这些东西的性质，本身就是为了要发挥人类的优良品质：要求全世界的人彼此友爱，要求我们大家互相团结。

现在世界上就有千百万人听到我的声音，千百万失望的男人、女人、小孩，他们都是一个制度下的受害者，这个制度使人们受尽折磨，把无辜者投入监狱。

我要向那些听得见我讲话的人说：“不要绝望呀！”我们现在受到苦难，这只是因为那些害怕人类进步的人在即将消失之前发泄他们的怨恨，满足他们的贪婪。这些人的仇恨会消逝的，独裁者会死亡的，他们从人民那里夺去的权力会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只要我们不怕死，自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战士们！不要听任野兽的摆布，他们鄙视你们，奴役你们，他们统治你们，吩咐你们应当做什么。应当想什么，应当怀抱什么样的感情！他们强迫你们去操练。限定你们的伙食，把你们当牲口，用你们当炮灰。

你们别去受这些丧失了理性的人摆布了，他们都是一伙机器人，长的是机器人的脑袋，有的是机器人的心肝！可是你们不是机器！你们是人！你们心中有着人性的爱！不要仇恨呀！只有那些不被人爱的人才仇恨别人，只有那些丧失理性的人才仇恨！

战士们！不要为奴役而战斗！要为自由而斗争！《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里写着，神的国就在人的心里，不是在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心里，而是在所有人的心里！在你们的心里！

你们人民有力量，有创造机器的力量，有创造幸福的力量！你们人民有力量建立起自由美好的生活，使生活富有意义。那么，为了民主，就让我们使出那力量来吧！就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吧！就让我们进行战斗，建设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美好的世界，它将使每一个人都有工作的机会，它将使青年人都有光明前途，老年人都过安定的生活。

野心家正是用这些诺言窃取了权力。但是，他们是说谎！他们从来不去履行他们的诺言。他们永远不会履行他们的诺言！独裁者自己享有自由，但是他们使人民沦为奴隶。

现在，就让我们进行斗争，为了解放全世界，为了消除国家的壁垒，为了消除贪婪、仇恨、顽固。让我们进行斗争，为了建立一个理智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上，科学与进步将使我们所有的人获得幸福。战士们，为了民主，团结起来！

哈娜，你听见我在说什么吗？不管这会儿在哪里，你抬起头来看呀！抬起头来看呀，哈娜！乌云正在消散！阳光照射出来！我们正在离开黑暗，进入光明！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更可爱的世界，那里的人将克服他们的贪婪，他们的仇恨，他们的残忍。抬起头来看呀，哈娜！人的灵魂已经长了翅膀，他们终于要振翅飞翔了。他们飞到了虹霓里，飞到了希望的光辉里。抬起头来看呀，哈娜！抬起头来看呀！

《大独裁者》从一开拍，就引起希特勒和纳粹法西斯的关注和不满。麻烦事也接踵而至，德国驻美国大使和驻洛杉矶领事向美国的电影制片商尤其联美公司转发来警告信，如果《大独裁者》公映，德国将抵制所有的美国电影。美国奉行中立政策，不愿得罪希特勒。

英国办事处来信：“反希特勒的影片能否在英国上映，我们无把握。”

德国纳粹分子向卓别林恫吓，将在影院里投放毒气并制造各种混乱。希特勒悬重赏买卓别林的脑袋。赫斯特的报纸和所谓的“道德联合会”也趁火打劫加进来口诛笔伐一番。

在卓别林心里，是赢是亏是誉是毁他都置之度外，表现出一个真正艺术家、一个真正战士的本色。

但是事情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片子还没拍完，德军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于1939年9月3日向德国宣战。

形势急变，一封封电报如雪片般飞向卓别林：“赶快拍完你的《大独裁者》，所有的人在等着要。”

卓别林夜以继日地赶拍，在影片的最后阶段，好友道格拉斯来到他的制片厂，看拍外景。这位热情的朋友看到其中一个镜头时，放声大笑：“我真想早点看到这部影片。”

然而，就在影片快要完成时，道格拉斯突发心脏病去世。这对卓别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是，千千万万的人马上就要看到这部影片了。

卓别林为放映《大独裁者》积极做准备，有一个朋友建议他找洛杉矶码头装卸工人工会会长谈谈，于是他把工会会长请到家里，说自己拍了一部反纳粹的笑片，遭到了纳粹分子的恫吓。请他们工会在影片初映时，来二三十位码头工人维持秩序。

会长一听哈哈大笑：“我不相信事情会闹到那个样子，夏尔洛，你有的是你自己的观众去对付那些坏蛋，只要有他们维持影院的秩序就够了，何况那些信是纳粹分子写的，他们是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的。”

卓别林勇气大增，他亲自到纽约包下两家影剧院放映《大独裁者》。为新闻界举行的预映放在阿斯托剧院，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首席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也出席观看预映。

果然，《大独裁者》一炮打响，观众莫不为卓别林的新作叫好，而纳粹分子也没敢捣乱。影片在纽约连续放映了15个星期，头两个月就大大超过了当时名噪一时的《乱世佳人》。甚至一些右翼报纸也不得不承认：成百上千的人在剧院售票处门口排队，希望得到一张《大独裁者》的电影票，这证明影片受到美国各界的一致赞扬。

1940年10月，《大独裁者》拷贝完成对外发行。他的第一部有声片一炮打响，可说震动世界。各地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就此，美国也被卷入了世界大战。这个时候，历经重重困难而拍成的《大独裁者》具有了更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充满了热烈的激情，真正反映了人民对帝国主义战争及法西斯的仇恨，它鼓舞美国人民积蓄新的力量投入今后的战斗。

但是，卓别林的家庭生活却第三次遭到惨败。他与宝莲一起度过了8年幸福生活，感情很深，但说不上谁的错，可能是两个人的倔强性格，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分手。但这次分手风平浪静，1942年，两个人理智平和地达成了离婚协议。

呼吁开辟第二战场

《大独裁者》的公映，受到美国观众的喜爱，但同时，也给卓别林树立了更多的对立面，纳粹分子仍在不断叫嚣，报界的态度也很不友好。

卓别林在贝弗利山的家里接待了20多名记者，记者们严肃的面容和态度使气氛非常紧张。

一位代表首先提出了问题：“你现在打算做些什么？”

为了缓和气氛，卓别林开玩笑似的回答：“还不是给《大独裁者》做点宣传工作。”

看到下面仍然是充满敌意的沉默，他又说：“这样看来，我是不大受欢迎的了，对吗？”

“对，是不受欢迎。你和群众的关系非常不好，你离开这儿的时候也不通知报界一声，我们不喜欢你这种做法。”

但是，无论报界如何进行恶意中伤，《大独裁者》依旧在英美两国继续打破卖座纪录。

希特勒入侵苏联后，凭借着先进的武器装备，一路扫荡，很快打到了莫斯科，苏联红军在莫斯科郊外抗击着德军主力，极力呼吁西方立即开辟第二战场。

罗斯福总统从战略考虑，支持这个主张。但纳粹同情者仍暗中活动，鼓吹让其两败俱伤坐收渔利，以此阻止开辟第二战场。

日子一月月过去，前线战况令人揪心，苏联人民付出的伤亡代价非常可怕。旧金山有个战时俄国难民救济委员会，打电话找卓别林说，美国驻苏大使戴维斯先生临时患喉炎，想请卓别林代替他在大会上发一次言。

虽事出仓促，卓别林还是应允了。到了旧金山，可容万人的大厅坐满了人。台上坐了几位美国海军将领还有旧金山市市长。前面发表的几篇演讲都措辞小心谨慎、模棱两可，他们只承认“俄国人是我们的同盟者”，却只字不提他们正浴血奋战，正前仆后继。

快轮到卓别林了，台下响起一片掌声。他不禁有点紧张，在后台不停地来回走动。但是一想起刚才那些软弱无力的发言，他不禁怒火中烧。

卓别林登上台，他一开口就说：“同志们！”

这个词在美国很少有人用，台下一阵大笑。

他镇定了一下接着说：“我就是要说同志们！”

台下又是一阵笑声和掌声。

卓别林接着说：“今晚到会的有许多苏联朋友，目前贵国正在前仆后继浴血抗战，所以，管你们叫同志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权利。”

许多人顿时在一片掌声中站了起来。

卓别林想到了纳粹的恶行，想到了美国人的软弱，他不由激动起来：“我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但同样是人。共产党和一般人没什么不同之处，缺了胳膊断了腿也会和我们同样感到痛苦。共产党的母亲也和一般的母亲一样，她们听到儿子战死的消息，也会和一般做母亲的同样痛哭。这会儿，俄国有许多母亲正在痛哭。”

“我在这里讲话是为了俄国难民的救济工作。钱可以帮助他们。但又不只是钱。我听说同盟国有200万军队在爱尔兰北部闲着。而俄国人则在单独对抗200个纳粹师！”

一时间，大厅里鸦雀无声。卓别林加重了语气：“俄国是我们的盟友，他们不但在捍卫自己，同时也在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俄国一旦战败，我们势必陷入绝境。俄国战场将决定民主的存亡，共产党人正掌握着盟国的命运。斯大林为此提出了要求，罗斯福为此发出了号召。所以，让我们现在就开辟第二战场。”

大厅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狂热的欢呼声，持续7分钟之久。卓别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也说出了听众的心里话，他们一边狂呼着，一边把帽子抛向空中。

听众们渐渐安静下来，卓别林又补充说：“既然诸位对这个意见抱有同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每个人拍一份电报给总统？我希望，他明天就收到1万份电报，要求开辟第二战场！”

大会结束后，有朋友替他担心：“查理，你真有勇气呀，但是不是太过分了？”

卓别林也察觉出一些人对他抱有敌意，但他痛恨纳粹，痛恨战争，他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和平相处，这没有什么错！他并无意于借此赢得英勇的声名，但也决不退缩。

过了几星期，卓别林接受邀请，在纽约麦迪逊广场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这次集会，使呼吁开辟第二战场的活动达到了高潮。

广场上人山人海，星条旗在灿烂的阳光中飘扬。人们事先已经被提醒，不要让掌声打断了演讲，于是，人们凝神屏气，认真收听每一句话。

接连14分钟，人们听到了伟大的人民艺术家查尔斯·卓别林通过长途电话发表的演说：《拥护总统号召，立即开辟第二战场》。

卓别林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他激动地说：“我们绝不能丧失俄国，这是保卫民主的最后一条阵线！”

接着，他又在由“美国援助苏联协会”组织的集会上，要求美国政府制止反共宣传。

因为这三次演说，他身不由己卷入了政治旋涡。一些上层人士渐渐远离了他，因为谁也不愿接近这个处在政治旋涡中心的“危险分子”。同意开辟第二战场的热情支持他；反对派则恨死了他，因为这件事日后给他带来难以预料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