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逻辑之创设

亚里士多德的伟大，首先在于他几乎没有先驱，而全凭自己的苦苦思索， 独创了一门新的科学——逻辑学。

逻辑的意义，只是正确思考的技术和方法。它是各种科学、各种教练、各种艺术的共同学问或方法，就是音乐里也包含着它。它同样是一门科学， 因为如何正确地思考，其方法是有规律可循的，正如物理学和几何学一样。它同样也是一门艺术，因为练习的结果，它能令思想不知不觉之中就会正确， 就像钢琴家的手指，可以毫不费力地奏出和谐的音乐一样。但是，没有比逻辑更乏味的学科了，可也没有比逻辑更重要的学科。

应该怎样去定义一件东西或一个字眼呢？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每一条完美的定义要有两部分，要有两只踏着实地的脚。第一，要把所说的那件东西归入某一类，该类的共同性质也就是该件东西所有的，譬如，人是动物； 第二，要表明该件东西所异于其他同类的东西的是在哪一点，譬如，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他的特点就在和其余一切动物不同，他是有理性的。”亚里士多德把一件东西投入其同类的大海，再取出它来，浑身浸着共同的意义，挂着其属类的徽号。同时，别的许多东西和它这般相似，却又那般相异，把它参插在它们中间，它的个性和特征就格外显著地透露出来了。

走出逻辑这道后防线，我们来到广阔的战场上，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曾为了“一般概念”这个可怖的问题同柏拉图搏战。这是第一次交锋，这个战争一直延续到现代，并且使得中古的欧洲布满了一片“实在论者”同“唯名论者”的撕杀声。亚里士多德认为，一般概念是任何一个普通名词，任何一个名称，只要一类中各分子可通用的，所以像“动物”、“人”、“书”、“树”

都是一般概念。不过这些概念乃是主观的意念，并非一个个捉摸得到的客观的实在，它们乃是名（nomi-na），并非实（res），凡存在我们身外的乃是个别的特殊的物体的世界，而非类括的普遍的事物的世界。个体的人、个体的树、个体的动物都存在，但是“一般的人”或人的一般概念，除在思想中外，并没有存在。它是一种方便的心理的抽象，并不是一种外界的现实或“实在”（reality）。柏拉图认为：一般概念之恒久与切要与真实，非个体所能比拟，——个体只是滔滔不尽的洪涛之中的一个微波。“人们”来的来，去的去，但是“人”却健行不息。亚里士多德的心理是实事求是的一种，在柏拉图式的“实在论”中他看到了无限的神秘和学者式的无意识之根源，于是尽力攻击，极其舌战之能事。所以亚里士多德说道：“我爱柏拉图，我尤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从客观的现在入手，而柏拉图则沉浸于主观的未来。“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定义有一种趋势，即离开物体或事实而倾向理论和观念， 离开特体倾向通性，离开科学而倾向经院哲学。结果柏拉图如此倾心于通性， 竟由通性来决定他的特件；如此倾心于观念，竟由观念来解释或选择他的事实。亚里士多德宣讲要返于事物，返于“大自然永不枯槁的面目”和实有， 他酷爱具体的特件和血肉的个体。可是柏拉图呢，极其喜欢共通的和普遍的， 甚至在他的理想国中毁灭了个人去成就一个完善的国家。

虽然，在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往往年轻的战士攻击他前辈的老师，但这些年轻人自己本身就有许多与老师相同的性质。只有相似的人才会相争， 而最剧烈的战争每起于宗旨上或信仰上极其微小的相左。尚具武士之风的十字军人会看出萨拉丁是个君子，同他打起仗来能够很礼貌；然而等到欧洲的基督教徒自裂为寇仇，则即使对于最彬彬有礼的对手也不留丝毫余地。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如此绝不容情，正是因为他和柏拉图是如此的相似。他也仍旧是一个抽象与通性爱好者，常常为了些貌似的文饰的理论而辜负简明的事实，且不断地勉强去克制自己那种探求玄而又玄的哲学的热情。

这一点，其踪迹可以在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式学说里找到。这个学说是他在哲学上最为独创的贡献。一个三段论式包含三个命题，第三个（结论）是跟着前两个（大前提与小前提）中已承认的真理来的。譬如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而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是有理性的动物。三段论式的结构极像一条数学定理，二者各等于第三者，则二者相等；若甲是乙，而丙是甲， 则丙是乙。正如数学上的结论是由消失两个前提间的公项甲而得到的一样。同样，这里三段论式也是先消去两个前提间的公项（人），再把剩下的并起来而得到结论。这里的困难在于论式中的大前提恰是有待证明的，那么“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一语早已不是普遍真确的了。无疑的，亚里士多德会说： 倘使某个体看来有许多为某类所专有的性质（“苏格拉底是人”），那么自有一个有力的假设，该个体也就具有该类所专有的其他性质（“有理性”） 了。显然，三段论式这副工具，不是用来探求真理的，乃是用来使说理和思想清楚的。

亚里士多德对逻辑的创设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