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政治学

（一）理想国与保守主义

基于如此贵族主义的一种伦理学，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严格贵族主义的政治哲学。一个皇帝的师傅，公主的丈夫，说他对于一般平民，即或对于那商人的中等阶级，有什么过分的关切，本来不是人们所侈望的。我们的宝藏在哪里，哲学也在那里。不过，亚里士多德的保守乃出于真诚，因为当时的骚乱灾祸都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结果；他如一般的学者，希望着秩序、稳定、和平。他觉得这个时候不能再鼓吹进行政治上的鼓动了。激进主义是社会稳固的奢侈品，只有事物已经在我们手里放稳的时候，我们才敢于去将那些事物变动。亚里士多德说：一般看来，“轻于变法是罪恶。如果变了只有小利小益，那么一些弊端，无论在法在君，还不如处之以哲学的容忍。一般国民如因变法而养成不服从的习惯，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律之所以能令人遵守，并因此而维持政治的稳定，其因大半植基于风俗习惯。“轻于从旧法改到新法，将耗损一切法律之精华”。“愿我们切勿轻视时代的经验。在过去的无数年月里，这些东西，如果真是好的，早就不会埋没到现在了。”

“这些东西”当然主要指柏拉图的空中楼阁似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题上攻击柏拉图的实在论，在政治问题上攻击柏拉图的理想主义。从那位大师所作的一幅图画上，他找出来许多毛病。柏拉图将他监护的一班哲学家投入不断的交接之中，如在军营生活一般，这是亚里士多德不喜欢的。亚里士多德虽然守旧，却视个人的个性、幽独、自由为珍宝，比对社会方面的效率与权力更看重。他无心称一切同辈为兄弟姊妹，也无心称一切长辈为父亲母亲。人人是兄弟，等于没有兄弟。“做一个真正的表亲，比做一个柏拉图式的儿子要好不知多少哩”。

在一个妻子儿女公共的国家里，“爱情是淡水气的。⋯⋯唤起关切与情爱的二项主要性质——如某某是你自己的，再如某某令你觉到真心的爱—— 一项也不能存在于这样一个国家里”，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中。

讲到人性，平均的人，那是近兽而远神。大多数人是天生的蠢物和懒汉；无论何种制度之下，这班人总是沉在底下；将国家的公帑来补助他们，“无

异将水倾入漏卮”。这种人在政治上只能被统治，在事业上只能受指挥。若可能，就由他们自愿，若必要时，也不必去问他们肯不肯。人们，“从他们落地的时辰起，显然有的注定是服从的，有的注定是发号施令的”。“因为能用心灵作远虑的人，天生要做主人，犹如躯体之于心灵；正因为躯体应该听命于心灵，“为一切劣等人设想，他们最好应在一个主人的管辖之下”。“奴隶是含生命的工具，工具是无生命的奴隶”。于是这位硬心肠的哲学家写道；“假使各种工具都会自营其工作，服从或秉承他人的意志，⋯⋯假使机杼自会纺织，琴拨自会弹琴，不消手去管理它们，那末大匠也无须小工，主人也无须奴隶了。”

这种哲学反应出希腊人贱视手工劳动。这种工作在当时的雅典还没有现代复杂。现代有许多手工劳动所需要的智力，往往比中等发达社会的一般劳动所需要的智力大得多，甚至一个大学教授也会把一个汽车匠（到紧要关头）看作神明的。可是在那时候，手工劳动真正只用着手。亚里士多德从哲学的峰巅下望，认为劳动属于无心灵的人们，只合奴隶去做，只是将人们配入奴隶制度。他相信，劳动使心灵愚钝堕落，且令人再也无暇无力去从事政治掌握知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似乎只有那些有闲的人们才可以在政府中发言。“最好的国家不准工匠有公民权。提布斯有一条法律，一个人距停止营业而退居的时候未满 10 年，不准做官”。就是巨商与理财家，也被亚里士多德归入奴隶一类，“零售转卖，最不自然，⋯⋯这类情形，是人们互相剥削。这类交易之最可恨的一种是⋯⋯重利盘剥，这是从钱的本身榨取利益，并非从钱的自然运用，因为钱是用来作交易之工具，并非用来做利息之产母。这个重利盘剥（tokoS），其意义为由钱产钱，⋯⋯是各种营利中最不自然的一种。”钱不应繁殖，所以，“财政理论的研讨，虽非哲学所鄙弃，但从事理财或发财，是所耻于自由人。”

（二）婚姻与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女子于男子，等于奴隶主人，劳力者之于劳心者，野蛮之于希腊人。女子乃是未完成的男子，在发展的阶梯上落后几级。“男的生性优越，女的生性卑劣；一个统治，一个被统治；这个原则必然推广到全人类。”女子意志薄弱，所以人格与地位不能独立。她最好的境界是安静的家庭生活，她在对外关系上受男子支配，在家务上可以独揽大权。女子不该令其和男子相似，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一般；反之，倒该增进他们的相异；“男子之勇与女子之勇并不一样，如苏格拉底所设想的：男子之勇在指挥上表现，女子之勇在服从上表现。⋯⋯如诗人说的：‘静默是一个女子的光荣’。”

亚里士多德似乎认为，使女子为奴隶，在男子是一种可贵的成功，而这种成功的能否，全在于权威不是藉于舌而藉于力，他劝男子将结婚延期到 37

岁左右，然后娶一个 20 岁模样的少女。一个女子在 20 岁光景，通常是 30

岁男子的劲敌，但一个 37 岁历经训陈的战士则能制驭她。引亚里士多德到这个婚姻的权理上来的，是这样一种设想，即这样年龄不等的两个人差不多会同时消失他们的生殖力和热情。“若男子还能生殖而女子已不能产育，或易地以处，那就会起出争端和意见来。⋯⋯因为生育的时期，在男子常常限于70 岁以内，女子则 50 岁以内，他们结合的开始应与这些时期相符合。男女年纪太轻，其结合有害于子女的生育。一切动物里，凡幼年所产的总是发育不良，并且常常是雌的。”健康比爱情更重要。并且，“不早婚有裨于节制，因为早婚的女子易流于淫荡，而在男子呢，若当发育时结婚，体格也就耗亏

了”，这些事情不该由着年轻人任性，而应在国家的监察管理之下。国家应将两性最高和最低限度的婚姻年龄，怀孕最相宜的时期，人口增加率，一一规定出来，若自然的增加率太高，可用堕胎来替代杀婴之惨。“乘感觉与生命未萌之前，就把胎堕去”。每一国家，其人口应有一理想的数目，与其条件和资源成比例。“一国人口太少，就不能得到应有的人数上的自足；一国人口太多，⋯⋯就几乎不能有什么立宪政体，什么民族的或政治的统一。” 人口满了 1 万，一个也不要再多了（指城市国家而言）。

教育也应该在国家的掌握之中。“最足以使宪法垂之永久的，莫善于将教育制度适应于政体。⋯⋯国民应该造就得和他所处的政体相符合。”学校由国家管理，就可引导人们从工商业转向农业；就可训练人们，一面保持私产，一面拿出他们的家当来作公用。“善人之间，其财产的运用，将依着一句老话，‘朋友应该什么都公共的’。”不过尤其要紧的是，国民非自小教他服从法律不可，否则则不能立国。“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不晓得服从的人，必不善于指挥’，⋯⋯好国民应该二者兼能。”只有国家掌管的学校制度，才能够在民族分立之中，做到社会的统一。国家乃是一个复数，必借教育来把它做成一个统一体与共同体。再说，从国家来的大恩惠，从社会组织中来而未被重视的安全，从法律来的自由，这些也要教给少年。“人，若给他完成，那是动物里面再善没有；若让他孤立，那是恶之尤恶；因为不义而加上了武装，就格外危险。人生下来就有智力做他的兵器，若再有种种性质，他就可用来达到顶顶卑污的目的。因此，人若没有德性，就是一切动物中顶龌龊顶野蛮的东西，充满贪淫的欲念。”而能够给他德性的，只有社会管理。人类从言语进于社会，从社会进于智力，从智力进于秩序，从秩序进于文明。在这般一个有秩序的国家里，个人面前有一千个机会一千条道路由他去发展，这是孤独的生活永远不会给他的。“一个人独自去生活”，那么，“他不为野兽，即为神明。”

因此，革命差不多总是愚蠢盲目的。它也许会带来一些利益，不过要以许多损害为代价，最严重的是，一切政治利益所凭借的社会秩序和组织都被扰乱甚至遭到解体。革命的种种更新，其直接的效果也许可以估计，有所裨益；但是其间接的效果不可估计，而且少有不为大患的。“人若只将区区几点打在算盘上，那么下一个判语是极容易的。”一个人很容易当机立断，假使他所当的机是极微细的话。“年轻人容易受欺，因为他们急于希望”。由来已久的习俗，加之以压迫，导致革新的政府于覆亡，因为习俗在民间，牢不可破，性格毕竟不比法律的容易改变。假如有一种宪法得垂之永久，必是因为社会的各部分无不愿意维持它。所以统治者要避免革命，应该阻止贫富的悬殊，——“这种情形常是战争的结果”。一个独裁的君主尤其“应该在崇拜神灵上表示热诚，若人们因其君主信教而信神，他们就不大惧怕在他的统治下会遭到冤枉，也不大会谋反叛逆，因为他们相信神明也保佑他，帮他打仗的”。

（三）民主政体与贵族政体

在宗教、教育、家庭生活诸方面，有了这般的种种保障，有史以来的政体就无一不是合理的。一切政体都是善恶相混的，各适于相应的情形。理论上讲起来，理想的政体是一切权力集中于一个至善的人。荷马的话是对的： “多数人作主就坏事了，让一个人来做你们的君主罢。”法律对于这样一个人不是一种限制，而是一种工具。“对于才能卓越的人们没有法律，——他

们自身就是一种法律。谁要为他们制造法律，那简直可笑。他们拿狮子的话来请教你；在安提斯泰尼一个寓言里，野兽开起会来，正当兔儿开始激烈的演说，要求大家一律平等的时候，狮子开口道：‘那末你们的爪牙在哪那里呢？’”

不过实际上，君主政体常是最坏的政体，因为大才与大德不易兼备于一身。所以最好实行贵族政体，让少数有识有能者来统治。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这东西太复杂，其问题不是单由人数多寡就可决定的，小些的问题亦须留待智者。“正如医生应由医生评判，其他的人也应由其同侪评判。⋯⋯这个原则岂用于选择呢？因为正确的选择只有有知识者才能够办，譬如，一个几何学家会正确选择几何学上的问题，⋯⋯所以无论选举官吏也罢，责问官吏也罢，都不应该委之于多数。”

世袭贵族政体的困难在于没有永恒的经济基础。新兴的财主不断产生，官职迟早将落入出价最高的竞买者囊中。“最高的官职也可用钱买，实在糟极了。法律准许如此妄为，必然导致看重财富甚于才能，而致举国贪吝，因为一国的居高位者贪财，其国民未有不从而效尤的”。“哪里才能不居首要，哪里就不会有真正的贵族政体。”

民主政体常是反对富人而革命的结果，“统治阶级的贪利，势必弄到孤家寡人的地步”，“而民众一天强似一天，终于打倒了他们的主上而建起民主政体来”。这种“贫民统治”也有些好处。“人民的评判，虽然个别看来也许不及有专门知识的人，但整体看来倒也不差。再者，艺术家作品的评判，最好不出于他们自己，而出于不会那种艺术的人。例如一座房屋，其享用者或主人的评判胜于匠人。”而且，“多数人比少数人不容易腐化，好像巨量的水比一勺的水不容易弄脏一般。个人难免陷于忿怒或各种激情，以至他的判断不由不迷入邪途；但是大多数人同时因一种激情而跑到歪路上去，乃是我们所难设想的。”

然而总的看来，民主政体实在不及贵族政体。因为它的基础筑在虚假的平等上，它乃“产自一个臆想，以为一方面既然平等了（例如法律方面）；各方面也必平等。人们因为有了平等的自由，也就要求绝对的平等起来。” 结果，才能因人数而捐弃，人数更为奸诈所操纵。民众是如此容易受骗，如此毫无主见，所以投票权应该限于有知识的人。我们所需要的，乃是贵族政体与民主政体的结合。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能体现这种结合的，就是立宪政体。它固然不是最理想的政体，——那是一种由教育造就的贵族政体，——却据说是可能好的政体了。“我们必须问一问，对于大多数国家，最好的宪法是什么，对于大多数人民，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不要擅设一种普通人达不到的优能标准，不要擅设一种因天性或环境而有特别偏袒的教育，也不要擅设一种虚无的理想国家。不过心上要存着一种生活，为大众都能参加；和一种政体，为一般国家都能企及的。”“开头，不得不假定一个普遍应用的原则：国中愿意这种政体存留的人们，其权力必须强于不愿意其存留的另一部分的人们。” 而权力之所寄，不仅仅在人数，也不仅仅在财产，更不仅仅在军事或政治的才能，而在这些方面的综合，所以必然也会顾到“自由、财富、修养、高贵的家世等等，不仅人数的超越而已”。现在到那里去找这样一个“经济上” 的大多数来支持这个立宪政体呢？恐怕只好求之于中等阶级。这里我们又遇到中庸了，正如立宪政体自身即民主与贵族政体间的中庸一般。这个国家将

是十分民主主义的，因为一切官衙门前的路途无不公开于人；同时也是十分贵族主义的，因为官衙的门是关闭的，只让已历过仕途且已有充分准备的人们才得进去。无论从哪一面走向这个永恒的政治问题，我们总能达到同一结论；应由公众来决定追求什么目的，但只由专家来选择和施用方法；选举应该范围广大以合于民主主义，但官职只留待有准备而精选的至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