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期的浪漫主义运动

开拓中的“双璧”

波澜壮阔的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开创者为斯塔尔夫人和夏多布里昂。前者为法国浪漫主义理论的建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后者却以自己的创作实绩：《阿达拉》的发表，一举震动文坛，标志着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成熟。因此，他们两人被誉为开拓中的“双璧”。

斯塔尔夫人（1766～1817）出自名门闺秀。自幼聪颖好学，受卢梭思想影响很深。她思想敏捷，学识丰富，尤善言谈，是当时巴黎上流社会中的一位名流。她曾结识德国的浪漫主义者——斯雷格尔兄弟，从而使德意志人对于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解流播到法兰西。

斯塔尔夫人著名的论文《论文学》（1800）和《论德意志》（1810）猛烈地批判了古典主义凝固不变的文艺法则；主张用社会历史的比较方法来研究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文艺形态；并认为得力于大革命的北方浪漫主义文学要比南方的古典主义文学，更有个人的独创性和民族独特性，因而也更有动情的力量；她还希望法国人对德国的歌德、席勒抱一个虚心学习的态度。很显然，斯塔尔夫人的这些论述，为法国的浪漫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斯塔尔夫人的创作有长篇小说《黛尔菲娜》（1802）和《高丽娜》（1807）。

《黛尔菲娜》系书信体小说，描写一位年轻贵族姑娘受卢梭的思想影响，对贵族社会生活不满，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她不顾一切地爱着贵族青年雷翁斯。因社会舆论的干预，雷翁斯还是同别人结了婚，不久雷翁斯虽然知道自己错了，但没有勇气同妻子决裂，后来雷翁斯被革命判处死刑，黛尔菲娜服毒自杀。小说表现了斯塔尔夫人对传统婚姻制度的否定，认为妇女应当有爱情和生活的自由的权利。

小说《高丽娜》也同《黛尔菲娜》一样，是描写个人情感同贵资产阶级社会道德原则的冲突的，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总之，《黛尔菲娜》和《高丽娜》这两部小说，塑造了热情奔放的妇女形象，叙述了她们不美满的爱情和戏剧性的经历。小说的女主人公在爱情问题上，坚决按照自己的内心要求去做，同社会上的习惯势力与公众的成见发生矛盾冲突时，仍不肯违反心愿的执着精神，既符合时代潮流，也是当时读者喜爱的主题之一。

斯塔尔夫人是启蒙思想哺育出来的第一代资产阶级个性的一个典型，虽然在政治上，她隶属于“温和派”；然思想上，她却是一个自由派。因此，追求妇女的个性自由，崇尚个人的热情，也就成了她的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

夏多布里昂（1768～1848）则和斯塔尔夫人的情况不同。他怀着溃亡中贵族阶级的怀疑主义和感伤主义的情调，并患有大革命后的一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里那种混杂着疲劳与烦躁，欲望与绝望，既宣扬个人自由，又看不出革命有什么意义的“世纪病”来开展他的文学创作的。《阿达拉》和《勒内》便是这种精神状态下的产物。

《阿达拉》（1801）中的女主人公是北美洲原始森林中未开化民族酋长的女儿，她爱上了在战争中被俘的另一个未开化民族青年夏克达。阿达拉曾两次冒生命危险救活他，并同他一起逃跑。阿达拉是信仰基督教的，按教规是不能和非教徒结婚的。她怕自己受不住夏克达的热情进袭和违背她母亲曾代她把童贞献给上帝的誓言，决定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幸福，背着夏克达偷偷

地服毒自杀，成了爱情与宗教矛盾的牺牲品。作者认为，即使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人们同样不会获得幸福。

《阿达拉》的面世，之所以震动文学界，就在于阿达拉的悲剧，是以那充满神秘的原始森林为背景，异域风光的情调，本身就带有几分浪漫蒂克，再加上小说又配以作者出色的自然风光描写的文笔，给法国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气，所以《阿达拉》就成了法国第一部浪漫主义小说。

《勒内》（1805）这部小说则是一部充满感伤情调和抒写个人忧郁、孤独感情的典范作品。主人公勒内成为影响一代法国青年患“世纪病”的英雄。勒内出生时，母亲难产而死。他和姐姐亚美丽相依为命。亚美丽对弟弟一直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她深深地爱着勒内。这种感情使她长期处在思想痛苦之中。最后，她给勒内留下一封信，自己悄然地进了修道院。勒内追踪而至，正当亚美丽献身受洗礼时，她在弟弟耳边吐出了真情。由于恪守宗教道德规范，姐弟俩从此隔绝。勒内孑然一身，孤独、忧郁，最后遁迹蛮荒异域。小说出版后，反响极大。勒内一时成了典型的浪漫主义英雄，忧郁被称为勒内式的“世纪病”。

如果说，高丽娜是斯塔尔夫人的投影，那末，勒内便是夏多布里昂自身的折光。一个给人从以奋发、昂扬，一个给人以忧郁、孤独；一个朝前看得多一些，一个往后瞧得多一些，聪明的读者是不难从他们各自的作品里，看出两人的差异和不同的。

抒情诗苑里的“明星”

浪漫主义运动前期的法国文坛，以抒情诗的成就最为突出，因为有几颗璀璨的“明星”。

拉马丁（1790～1869）在宁静的别墅里和充满着温情的家庭气氛中度过了他金色的童年。他酷爱《圣经》和卢梭以及夏多布里昂的作品。1816 年在法国东南部温泉疗养时，拉马丁结识了查理夫人，俩情甚笃。一年后，查理夫人病故，他受到沉重的打击，给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拉马丁是位职业诗人，他认为诗是感情充溢时的自然流露，而不是什么技巧问题。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所以《沉思集》（1820）的发表，赢得了读者的喜爱，被认为是抒情诗中的“珍品”。《沉思集》中的“湖上吟”，最能代表表诗人全部诗情的底蕴。该诗采用第一人称，描述诗人漫步湖滨的回忆：他望着波粼粼的湖水，万分忧伤地回想去年的一个夜晚，他和情侣泛舟湖上的情景。可而今一切都消逝了，他们永远也不能相聚在一起，不由得不唱起：

就这样我们一直被推送到新岸，被永不复返地带往永恒的黑夜，

难道我们永远不能在岁月的汪洋中抛锚？停留一日吗？

明月犹在，湖水依然，可伊人何处？回答的却是万赖俱寂的夜空。为什么命运如此捉弄人？为什么幸福也如此无情？

这就是诗人心房深处的心曲。尽管诗调低沉、哀婉，然给读者的却不乏

轻灵、飘逸、朦胧之感。

《沉思集》着重于抒发心曲，语言朴素无华，只求心露，有时只不过是心灵的几声叹息。《沉思集》出版后，风糜一时，人们从中得到一种美的享受。该诗集被认为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因为它重新打开了法国抒情诗的源泉，为浪漫主义诗歌开辟了新的天地。

《新沉思集》（1823）与《诗与宗教的和谐集》（1830）里，仍继续歌咏《沉思集》中关于爱情、死亡、大自然与上帝的主题，但优郁的气氛已为诗人日趋明朗的宗教信仰所冲淡。在诗人眼里，似乎在一切现像的背后，都看到上帝的存在。于是一切现象均成了诗人赞美上帝的借口，并予以理想化。

从现象上看，拉马丁后期的诗作里，宗教似乎成了诗人灵魂的庇护所。但诗人可不是“愚昧的灵魂”，而是“智的灵魂”。因为在这些诗作里，有真情的流露，有圣诚的吟鸣。拉马丁是法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抒情诗人，更是一位真情直露的诗人。

维尼（1797～1863）这位浪漫派诗人以哲学理想深邃见称。他创作的诗歌不多，只有二、三十首，然名声、反响都很大。维尼创造了一种新的哲理诗，他不用诗句直陈其哲学思想，而是采用象征化手法，使具体事物与哲学思想融为一体。他生前发表了《诗集》（1820），《古今诗稿》等优秀作品。遗著《命运集》（1864）为其诗歌的代表作。

维尼是一位思想哀婉、低沉的哲理诗人。他生活在大革命后新建的社会秩序的环境里，眼见贵族阶级的溃亡，个人事业和爱情生活的不遂意，因而对人生产生一种冷漠、孤寂。诚如诗人自己所说，在现今现界上，天才和优秀人物生不逢时，注定要孤独和蒙受苦难。像维尼、拉马丁以及他们的宗师夏多布里昂，全都患的是“世纪病”。孤标傲世，冷漠沉寂。是一种兰西式的“拜伦式英雄”。

正是源于此，出现在维厄笔底下的，自然是悲叹人生的孤独，吟咏处世的坚忍。《狼之死》歌颂的就是这种坚忍精神。该诗从猎人打猎写起，叙说一条老母狼为了保护幼仔和猎人搏斗的情景：它咬住第一条冲上来的猎犬的喉咙，子弹打在它的身上，猎刀穿透了它的胸膛，它至死也不松口。它不屑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死，只睁大眼睛，不叫一声地死去。诗人对此，激情地发出，这是一种“高度坚忍的骄傲”，并认为“呻吟、哭泣、祈求都同样是怯懦的”，“在命运已要召你前去的道路上，奋力履行你漫长而沉重的职责吧！然后像我一样，默默地忍受痛苦而死去”。

这种至死不求饶的精神，就是“坚忍精神”的实质。对于一个愤世嫉俗的“世纪病”患者而言，老母狼的这种“护子职责”的坚忍，自然在诗人的心中，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强烈的共鸣。

在维尼诗集里，也不尽然地都是一味地悲叹人生的孤独，偶尔也出现过一些肯定人生的主题：同情苦难，歌颂智慧，对人类命运的关注等等。尽管这些诗，被诗人孤独的大潮声所掩盖，然至少说明诗人对人生、对生活、对世界还不是全盘地否定。

维尼写作态度十分严谨，尤其注重艺术形式。正因为这样，作品的数量就不是很多。维尼在浪漫派抒情诗鼎盛时期，就强调诗歌客观地表现世界，这既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的优点。他的诗歌对后来的唯美主义影响深远，他那富有哲理地表现悲观绝望的思想，更为现代派诗人所师承。

代博尔德——瓦尔莫（1786～1859）是位女诗人，她一生过得很不顺心。

其父纹章工艺画师，家业在大革命中破产，自幼过着贫困流离的生活。她曾经爱上了诗人拉图什，遗憾的是却没为对方所理解。这一纯洁、隐秘的爱情，在她的诗歌中得到深刻动人的反映。她后来虽然和别人结了婚，由于家境贫困，夫妻仍双双漂泊江湖，居无定所。两个女儿亦相继死亡，晚景极为凄凉困苦。

瓦尔莫创作的诗集有《哀歌与小唱》（1819）、《泪》（1833）、《可怜的花朵》和《花束与祈祷》等诗集。《诗歌遗集》 1860 年问世。她的诗，可说是作者坎坷一生的写照。感情真挚，节奏自然，不刻意求工，富于音乐感。对瓦尔莫而言，写诗，与其说是一种艺术，不如说是出于生命的需要。她是在感到不得不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才写诗的。有人说“她写诗如同鸟儿歌唱一样”。她的诗，愁苦之音多于欢娱之词，受到浪漫派的高度重视，并为象征派所喜爱。

浪漫派小说的巡视

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前期，虽然以抒情诗最吸引读者，然浪漫派小说也不乏重要作品。

贡斯当（1767～1830）创作的《阿道尔夫》（1816 年在英国出版）被认为是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发端。这部中篇小说带有自传性质，叙述的是一个爱情悲剧的故事。主人公阿道尔夫大学毕业后，踏上政界之途，爱上了一个比他年长十岁的爱蕾诺尔，这是一位有夫之妇的女性。刚开始，爱蕾诺尔既考虑到自己年龄大于对方，又认为自己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因此，委婉地相拒。然而她阻挡不住阿道尔夫的执着追求，终于完成了这场“婚外恋”。从此，爱蕾诺尔不仅成了阿道尔夫的情妇，而且两人相爱得如胶似漆，难舍难分。最后，她毅然地与自己的丈夫断绝了关系，公开地与阿道尔夫生活在一起。随着时序的推移，爱蕾诺尔那种必欲将对方的全部生活均据为己有的热爱，使对方开始感到是一种束缚和负担，阿道尔夫对她终于产生厌倦，渴望与她分手，有好几次都差一点摔手而去。虽然出走未能成行，但他准备断绝关系的计划，却在爱蕾诺尔面前暴露无遗。爱蕾诺尔眼看到自己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抛夫弃子，所换来的爱情将化为乌有时，全部身心都崩溃了。不久终于带着满腔悲痛离开了人世间。

这篇小说之所以较为典型，就在于这是一出新型的爱情悲剧。新型之处在于：它和以往的爱情悲剧不同，不是外部的、社会的因素阻碍和破坏造成的悲剧，而是来自内部的，恋爱双方之间心理差距和感情矛盾侵蚀和破坏了两人已经达到的结合。这在法国文学史上，尚属首例。所以，这是一种新型的爱情悲剧。

在这出悲剧中，一对情人的命运，竟然如此对立：一个是“春蚕到死丝方尽”，一个却表现得“如释重负一身轻”。这是一出性格悲剧。爱情，固然是双方相互的占有，然却有一个前题：尊重双方各自的个性自由。这对有情人的悲剧是个性束缚的结果。小说发表的时候，法国的资产阶级还处在上升发展阶段，新旧的伦理道德还处在交替之中。小说的作者已预见到爱情的悲剧不仅来之外部，而且也来自当事人的自身的内部因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慧眼独具，这就是小说的价值所在。

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爱情的悲剧将更多地来自于性格。人，毕竟

是爱情的主人，而不是爱情的奴隶。生活中，爱情是重要的，但决不是唯一的，那种把爱情看成唯一的，肯定要自食其苦果。因此，《阿道尔夫》在法国文学史上，首创了爱情悲剧是性格悲剧的典型例证。

小说之所以被看成是现代心理小说的发端，是因为作者对男、女主人公感情的刻划采用层层深入，循序渐进的挖掘的手法。尤其是小说对阿道尔夫的感情变化、内心的矛盾、反复的动摇，使读者有亲睹其情的感受。小说通过社会环境与男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客观现实与人物主观意识的相互影响，表现了人物个性性格发展变化的辩证规律，阿道尔夫的心理变化可说是一个较早的标本。

瑟南古（1770～1846）创作的《奥贝曼》（1804）在浪漫派前期的小说中也很具特色。人们将其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相提并论。这是一本书信体形式的小说。作品的文学价值在于它抒发了个人与社会环境相对立的感情。

奥贝曼是一个性格非常孤辟的青年，他在书信中，尽情地倾泻自己内心的空虚、生活的孤独和精神的痛苦。小说通过对大自然的静观和对文学、历史、哲学的思考，说明人是渺小无能的，只能自我消灭，与自然归于一体。他用这样的描述来像征自己的一生：“您知道，在那些临近严冬的阴沉的日子里，即使是太阳初升的时候，也浓雾重重，只从那堆积的云层中投射出一条条可怕的灼热的光线，穹窿阴暗，狂风阵阵，日光苍白，树木在风啸中弯曲颤抖，风声像不祥的呻吟，这就是我生命的早晨；到了中午，暴风雨更为寒冷，经久不息；而到晚上，黑暗则更为浓厚，一个人的一天就此终结了。”

奥贝曼的这种消沉思想，灰色情绪，绝望言词，表现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世纪病”和极度的悲观厌世的情怀。他曾一度想过自杀，并发表过一些有关自杀的议论，把自己看成是一种对抗社会的手段：“当我热爱生命时，你们叫我轻生；当我生活幸福时，你们送我去死；当我希望死的时候，你们却不许我死，把我所厌恶的生活强加于我。”读者通过主人公这种义愤的自我感情的爆裂和倾泻，通过这愤世嫉俗的言词和自杀的议论，可以看出主人公对现实是多么地悲观和苦闷，以及大革命后的一代年轻人在“理性王国”破灭后的落漠和彷徨、苦恼和凄凉。

诺迪耶（1780～1844）则是一位独立不羁、充满浪漫的冒险精神的自由主义派作家，他和大革命后的每一届当权者都是那样地格格不入。他出身律师家庭，父亲是卢梭的信徒，他以卢梭的教育思想培养自己的儿子。所以诺迪耶从小就受启蒙思想教育，并耳闻目睹了革命高潮时期的严酷斗争和九三年的法兰西的“恐怖时代”等等，在他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诺迪耶的文学活动是多方面的，他写过诗，创作过小说，发表过文学评论。他又是浪漫派第一文社的中心人物。他领导的著名的阿尔瑟纳勒沙龙，成为当时浪漫派活动的“舞台”。他于 1803 年创作的《萨尔兹堡的画家》，显示了前期浪漫小说的一般特点：感伤的爱情，痛苦呻吟的主人公和自我扩张的艺术风格。

小说主人公青年画家沙尔，敏感多情。因政治原因被流放，过着流亡的生活。流亡中，他深深地怀念恋人欧拉丽。当他结束流亡生活返回故里时，念念不忘的恋人却已是“罗敷有夫”的女人了。一股人去楼空的失落感，使他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悲叹、呻吟、追忆、忌妒折磨着他，从而对人生，对自由的法律、习俗、偏见发出了强烈的内心的抗议。可是，欧拉丽的丈夫生

活得也不幸福，他对死去的前妻也一直未能忘情。当他获悉欧拉丽和沙尔之间的关系后，为了成全他们，感伤地服毒自杀了。欧拉丽遭此打击后，感伤地遁入空门。小说最后以三人的不幸而收尾，死的死了，入空门的入空门了，留下孤独的画家，独自一人他也在修道院中过着“青灯照壁”的苦修生活。最后，多瑙河泛滥，连他也葬身鱼腹。

这部小说之所以有价值，主要在于通过青年画家之口，表达了这一代人的痛苦：“我还那么年轻，可又那么不幸，我很早就看穿了人生和社会。” “我们是用狮子的血和骨髓喂养大的”，却偏偏遇见了“一个不给人以任何机会却决定了未来的政府”，它“给青年人的权力的危险发展设定了各方面的限制，这样对他们说‘到此为止，不得再进’”。这段独白，明确地指出了青年一代和现实的矛盾所在。“以前哄骗我的种种希望如今都已幻灭”。作者在这里点出了整个浪漫主义文学中烦恼和愤概基调的一个社会根由，它为浪漫派文学中的主人公患“世纪病”道出了个所以然。而青年画家最后的退入修道院，也正好表明用启蒙思想的“血和骨髓”喂养大的一代人，当理想破灭后，无可缓解的苦闷和对社会前景悲欢的归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小说在前期的浪漫派文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民主诗人”——贝朗瑞

贝朗瑞（1780～1857）是一位民主诗人，“大众的儿子”。他出身于平民之家。幼年时，他目睹人民群众攻打巴士底监狱的壮烈场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姑母的指导下，阅读启蒙大师的著作。他当过学徒、排字工人、职员。他的诗歌在当时独树一帜。他专门从事歌谣创作，与进步政治运动和人民思想感情息息相关。他的诗歌广为流传，成为打击国内外封建反动势力的战斗武器。统治者先是要软化他，继而迫害他，对他处以监禁和罚款。可贝朗瑞始终不曾屈服，受到人民的爱戴。

贝朗瑞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激进倾向，富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他最出色的诗歌是 1813 年写成的《意弗托国王》，不顾高压钳制，勇敢地塑造了一个善良、简朴、爱好和平的国王形象，讽刺拿破仑的骄横、奢侈、穷兵黩武。

波旁王朝复辟时，正是贝朗瑞刨作达到高峰期。他竭尽全力攻击复辟统治的旧贵族和反动教会。他痛斥封建阶级引狼入室，他们“交出了钥匙”，为敌人“打开城门”，使人民饱受侵略者带来的灾难。在《加拉巴侯爵》（1816）中，侵略军庇护下的贵族回到失去的天堂，猖狂的反攻倒算。他们叫嚷：

你们这些贱民，像牲畜一样，封建义务的鞍子你们还得驮上。只有我们可以打猎，

你们家里的小姑娘，承受我们的初夜权，这是为自己增光。

这短短的几句歌词，把复辟后的旧贵族阶级的狰狞嘴脸，刻划得非常深刻，真可说是入木三分。

诗人在《传教士》中，愤怒地揭露最反动的教权派要“把祭坛放在宝座

之上”，恢复教会在封建时代至高无上的地位。宗教的虚伪妄大，假仁假义和骄奢淫逸，统统在其诗作里原形毕露。诗人也谴责了资产阶级篡夺七月革命的果实，他们像强盗一样巧取豪夺。诗人在《邦迪》诗里写道：

用他人天才的劳动，用他人绝望的眼泪，自己却不知道羞愧。

面对这严峻的现实，诗人预言新的革命即将爆发，君主们的末日必将来临。诗人在《洪水》（1847）里预言：“旧世界里将有洪水泛滥”，“它在怒吼、暴涨”。那些可怜的“国王”，“都要葬身波澜”。诗人在许多诗篇中号召“你们手拉着手吧，各国人民结成神圣的同盟”，争取民主自由和解放。贝朗瑞歌谣风格表现为适用丰富多采的手法，巧妙多变的艺术构思塑造艺术形象。同样是写拿破仑的题材，有的用假托，有的则用谈心方式；有时是叙述往事，表达不同时期诗人对拿破仑的态度，使读者毫无雷同之感。贝朗瑞歌谣的语言易懂，但又不表现出浅薄，简洁而不简陋。韵律明快动听，口语化的语言，流畅自然，富于乐感，洋溢着浪漫主义自由奔放的风格。贝朗瑞在法国诗坛上，的确占有独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