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坚持党性原则,刚正不阿
党性原则,是指共产党员在党的实际活动中坚持党性必须坚持的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全体党员的基本行为规范。
共产党员要做新时代最好的党员,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刚正不阿,具有坚贞的气节。所谓坚贞的气节,就是坚持正义,在敌人或压力、诱惑等面前不屈服的一种品质。
一、富贵不淫,威武不屈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认为,能做到以上这三点的人,就称得上是“大丈夫”。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一种道德气节,一种铮铮骨气。
最好的共产党员,就是要有这种道德气节,就是要有这种铮铮骨气。
(一)为党为民不惜牺牲生命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面对着这只有一次的生命,有的人苟且偷生,如顾顺章。这位早期的中共领导人,遭敌人逮捕即叛变,使共产党损失惨重,造成恽代英、蔡和森等革命同志被敌人逮捕杀害。
面对着这只有一次的生命,有的人大义凛然,慷慨就义,壮士头颅为党落。比如说,周文雍、陈铁军夫妇。
周文雍,1905年8月生于广东开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陈铁军,1904年3月生于广东佛山,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他们两人假扮夫妻在广州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1928年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在狱中,敌公安局长亲自出马严刑审讯周文雍和陈铁军,反动军警对他们施以“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竹签钉指心”等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他们虽然备受酷刑,但坚贞不屈。敌人见硬的不行,又用高官厚禄来诱惑,但他们不为任何诱惑所动。
敌人强迫周文雍写“自首书”。周文雍接过笔来,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下了共产党人“革命精神不可灭”的诗作。诗中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1928年2月6日,周文雍与在革命斗争中建立爱情的陈铁军一起,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举行了悲壮的婚礼,从容就义。
(二)敢于逆潮流而拥护真理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共产党员应“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 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
坚持真理,不随波逐流,不向任何谬误低头,甚至为坚持真理而不怕牺牲生命,是一种高尚的气节。张志新同志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张志新(1930—1975),天津市人,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她坚持真理,公开揭露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被“四人帮”一伙定为“现行反革命”。
在1969年的一次批斗会上,张志新面对批斗的人群高声回答:“强迫我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让我投降办不到。人活着,就要光明正大,理直气壮,不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大公无私,光明磊落……”1969年9月18日张志新因“现行反革命”罪名被捕,一度羁押6年。在监狱中,张志新写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1975年4月4日,张志新在沈阳市东陵区大洼刑场被执行死刑,时年45岁。1979年3月1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文宣布,“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这样评价张志新:“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好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
在天涯社区的网站上,一位网友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给你献上的是葵花,因为她永远向着太阳,就像你只信仰真理!”
(三)不为金钱和地位所迷惑
不为金钱和地位所迷惑,就是“富贵不淫”。一个最好的共产党员,必须怀有“富贵不淫”的高尚气节。他们追求的是人民的幸福,谋取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锦衣美食,自己的富贵享乐。而为了人民的利益,自己甘愿贫穷。革命志士方志敏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员。
方志敏,是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人。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10军、红11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
1935年1月27日,方志敏同志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捕。被捕时,两个国民党士兵搜遍了他的全身,除了一块手表和一支钢笔,只有两个铜板。
敌兵不相信,堂堂的共产党领导人物,竟然如此穷酸。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
方志敏为什么能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正气凛然,坚贞不屈?除了坚定的信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着“富贵不淫”的高尚革命气节。正如他自己所讲的:“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巢似的住所!”
二、热爱真理,坚持真理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从17岁开始入师门,跟随柏拉图长达20年之久。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很是崇敬。他虽然崇敬老师,但他更热爱真理。因此,他勇敢地批评老师的错误和缺点。为此,他受到一些人的指责。面对指责,亚里士多德回答:“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这是对真理的热爱,这是对真理的坚持。新时代最好的共产党员就是要有这种热爱真理、坚持真理的气节,不向谬误低头。
(一)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
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尊重客观规律,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来说话办事做学问。邓子恢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位共产党员。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泛滥开来的“五风”(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共产风”)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曲折和困难。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迅速克服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分配“大概工”的不良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江汉平原、珠江两岸的农民创造了若干包产到组、到人、到户等责任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对这个问题,干部中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认识上的混乱。为了弄清问题,时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同志亲自派人到广东、河南等地广泛调查,肯定了一些地区出现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综合了一些好经验,并积极向党中央提出在农村普遍推广和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建议。
有的同志劝邓子恢同志,提这种建议有风险,等中央表态后再提吧。邓子恢同志毫不含糊地说:“不能等,应当向中央明确地提出意见。”“有的人就是怕丢乌纱帽,却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为了个人的得失而放弃群众的利益,那还是共产党员!”
邓子恢同志曾经受过五次大的错误批判。新中国成立初,在农业问题上,也曾被撤职、降职、靠边,但他始终遵循着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
(二)挺直腰杆,不当好好先生
共产党员坚持真理,不向谬误低头,必须挺直腰杆,不当好好先生。
一个不管什么都说好的“好好先生”是不可能坚持真理,不向谬误低头的。
挺直腰杆,才能坚持真理,不向谬误低头。陈少敏同志就是一个挺直了腰杆的共产党员。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负责人、军队的代表及红卫兵领袖计132人。
会议有一个议程,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会上最后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当时的表决方式是举手,有131人都举手表示赞成这个提案,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这个人就是陈少敏。
当时红得发紫的康生阴沉着脸,找到陈少敏问:“你为什么不举手?”陈少敏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的这两句话放在陈少敏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但要知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独清,独醒,是要有无畏的勇气的。
(三)对党和人民不利的事,掉脑袋也不做
共产党员勇于坚持真理,不向谬误低头,还要有这样的气魄:对革命事业、党的事业有利的话就老实地说,对革命事业、党的事业有益的事就踏实地去做。反之,就是掉脑袋也不说,也不做。张闻天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员。
张闻天同志常说,封建时代,有些人还能关心他们阶级的国家大事,敢于犯颜直谏。如果我们明哲保身,看风使舵,那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和康生制造了“六十一人集团”的历史大错案,企图将薄一波等同志打成“叛徒”。为此,他们硬逼着曾任党中央书记的张闻天证明,说那些同志当年出狱没有经过中央批准。
张闻天敏锐地认识到,林彪、“四人帮”等翻出这一经过多次审查早已解决并有案可查的历史陈案,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认为,无论会给个人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都应该顾全大局,对党、对同志负责,说实话。因此,他不顾林彪、“四人帮”和康生的威胁,毅然证明薄一波等同志的出狱是经过他批准的。
他的这一证明让康生大为恼火。康生为此专门派人来训斥他,说他“把水搅浑”,要他另写证明材料。
张闻天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气愤地告诉来人:“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三、坚持原则,不和稀泥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共产党员,必须保持和发扬。遇到错误的行为,碰到歪风邪气,要当“铁匠”,敢于硬碰硬;不要当“木匠”,遇到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当“瓦匠”,“和稀泥”。邓小平同志强调:“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也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不能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
共产党员勇于开展批评,坚持原则,不和稀泥,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讲“人际关系”,不搞“庸俗关系”
加强党内团结,共产党员需要讲“人际关系”。讲“人际关系”,有利于化解冲突、解决矛盾;有益于保持健康心态,建立平等的、友好的、正常的、健康的、和睦的同志关系;有助于学会换位思考,宽以待人,互相信任,相互激励,团结互助,共同进步。讲“人际关系”无疑很有价值,但共产党员需要注意的是,要讲“人际关系”,但不能搞“庸俗关系”。
所谓庸俗关系,就是把人际关系庸俗化。这是一种不正常的、不健康的人际关系。
然而在有些地方,庸俗人际关系学很是盛行。有的党员对上级讲恭维话,对同级讲过年话,对下级讲赞扬话,对棘手的问题讲含糊话,将批评的武器置于脑后。即使是万不得已需要提出批评,也是客气话开头,“希望话”结尾。
有的党员甚至利用批评的机会搞阿谀奉承。什么“你的最大缺点就是思想过于保守,不能主动团结女同志,希望以后在这方面多加注意。”什么“你工作太拼命,不注意劳逸结合,希望今后注意着点儿”等。
这种庸俗的人际关系学,不是真正的人际关系。庸俗的人际关系,只能造就“小圈子”、“小帮派”;只能导致人们的思想庸俗,从而不正之风盛行。
破除庸俗的人际关系学,要有勇气。有勇气,才能讲原则,不讲关系;讲真理,不讲面子。才能谈问题不回避,找差距不护短,查根源不遮丑。
没有勇气,就会“批评领导怕丢位子,批评同事怕伤感情,批评下级怕丢选票,批评自己怕伤元气”。结果,你好我好大家好,好来好去,问题成堆。
(二)批评“对事”,但不“对人”
所谓批评“对事”不“对人”,是说,在遇到有人犯了错误,需要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时,要就事论事来批评,而不要因为一件事来否定一个人,甚至搞人身攻击。
其实,具体的事都是具体的人做的,批评了事使问题得到了纠正解决,也就等于批评了当事人。
把要批评的事与对方整个人区别开来,这在一般情况下也许不难办到,但当对方犯了重大错误或犯错误者曾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时,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大容易了。请看毛泽东同志当年是怎样做的: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我们党、红军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惨重损失。
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率领全党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但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当党内许多同志坚决反对王明及追随王明路线的人当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同志却力排众议,亲自做说服工作,说明不能因为这些人犯过错误就一棍子将人打死,这些人留在中央委员会内更有利于革命事业的道理,并派中央同志到代表中做说服工作。
正式选举投票结束开始唱票时,其他代表纷纷离席外出休息,而毛泽东同志却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直到听到王明得票已超过半数才起身离去。
这就是一种“对事,不对人”的科学批评态度。这种科学的批评态度,有助于解决问题,但又能增强团结。日本学者德川秀忠说得好:“其人虽曾做过恶事,不可认其全部皆恶。去年虽曾为恶事,而今年则常做善事。当取其善而舍其恶,以激励其悔前非而进于善。”
(三)批评要注意方法,讲究艺术
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故事说:太阳和风要比试谁的力量大,正好看到路上走着一位穿棉袄的老头。它们便约定谁能把老头的衣服脱下来,谁就算赢。
风首先出场,它猛烈地向老头刮去,结果,它越使劲地刮,老头把棉袄就裹得越紧,风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
这时,只见太阳出场了。它用温和阳光照在老头的身上,并不断地加温。老头先是解开了纽扣,但还是耐不住热,最后终于脱下了棉袄。
这个故事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迪,它形象地说明了方法的重要性。
共产党员开展批评,也要注意方法,讲究艺术。我们常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如果“良药甜口利于病”不是更好?现在制药厂都很明白这个道理,把苦药裹上糖衣,或者把苦药装在胶囊里。让病人喜欢吃的同时,又治好了病。
批评是为了给人治病,但“药量”很难掌握,剂量大了,不仅治不了病,还会损伤身体;剂量不足,又达不到攻克疾病的目的,弄不好,还会产生抗药性。因此,共产党员在对他人施行批评时,要注意把握“药量”,并注意有关的禁忌,尤其是用语的禁忌。
忌出言不逊,恶语伤人。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此话乃是千百年来人们社会交往经验的总结。人都是有自尊心的。共产党员在实施批评时,如果出言不逊,就会伤害被批评者的自尊心,自尊心的伤害,则会导致对抗心理的产生,影响批评效果。因此,共产党员在批评他人时,一定要善于摆事实,讲道理,切莫出言不逊,恶语伤人。
忌以偏概全,全面否定。犯错误是难免的,但不能因一次错误就否定全部。对被批评者的错误,要恰如其分地指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有多少就说多少,不能夸大其辞,更不能以偏概全,全面否定。
忌乱发淫威,以势压人。每个共产党员都有批评他人错误的权利,但是不能利用这种权利乱发淫威,以势压人。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在批评中,像“你简直目无领导!”“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就立刻开除你”等威胁性的用语,必须停用。要知道强制只能暂时压服,却不能让人心服。
忌啰里啰唆,没完没了。批评的效果并不是靠量多取胜的。如能一语中的,就不要再反复絮叨;一次批评能解决问题的,就不要再增加次数。啰里啰唆,没完没了,只能使人反感,而难能打动人心,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