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选择

选择和歧路是不可逆的，人类的第一灰选择即选择成为人。2500 年前的第二次选择，老子选择的是人加归于自然；上帝选择的是人回归于动物（伊甸园）；释迎牟尼选择的是人进化为神仙（佛）；孔子认为人之痛苦只能靠人自己来解决。宋代的管理机构目前人类面临第三次选择

大自然鼓励自己的臣民组织起来，于是我们看到了结构。事实上，宇宙从无结构到有结构、从简单结构到复杂结构的演化，都可以归结为自组织的过程，自组织过程的关节点即相当于各种形态各种层次的结构物；与此同时，宇宙也存在逆向演化，即复杂结构分解为简单结构，有结构转化为无结构。

有趣的是，宇宙虽然同时存在着正向演化和逆向演化，但是宇宙却不是完全可逆的，而是呈现出发展的方向。这是因为在自组织过程中存在着选择，选择导致歧路，而选择和歧路在本质上是不可逆的（某个复杂结构被分解为简单结构后，这些简单结构在下一次的自组织过程中有可能选择成为另一种复杂结构；由于每种结构都有其相当的寿命，因此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不同结构同时存在于宇宙之中）。或许，时间之矢的单向性，正是源于选择的不可逆性，也就是说“选择”是物质的最基本的性质，一切都取决于选择。

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诞生与发展也取决于“某种结构物”的

选择。笔者在《探寻圣人的足迹》一书中认为，人类的第一次选择只能是：选择成为人。几乎所有的生物都是利用自身内部结构的变化来适应环境，只有一种动物（类人猿或海豚式的类人水生动物）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即直接利用身外结构物来使自己适应环境或满足自己的意愿；第一个最重要的身外结构物就是火把，这个举着火把的动物一下子就变成了众兽之王，在这个时刻它通过勇敢的选择使自己变成了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成为人的道路，就是用身外之物来伪装自己

（纹身、服饰、高跷、火把，都可使自己变得威严高大），或者武装自己（工具、武器），直至用身外之物来满足自己（各种享受用品）。显然这是一条非常快捷的发展之路，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其他动物要想依靠自身内部结构的变化产生出火把、刀枪、弓箭、随时可改变的服饰之类的结构，该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

当然，人类的第一次选择，也对人类自身结构的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手变得灵巧了，皮肤变嫩了，体毛退化了，肠胃娇气了，发音器官精致了，大脑思维结构复杂了。其原因在于，人类一旦选择了依赖身外之物的道路，其生存便再也离不开身外之物（设想一下现代人放弃所有的身外之物返回到自然界的情况），这样身外之物便构成了特定的人造环境，人体结构不但要适应自然环境也要适应人造环境；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体自身结构来不及适应时，便需要制造出新的身外之物；这就形成了一种正反馈，人类越来越善于制造身外之物，同时人类也越来越离不开身外之物，越依赖于身外之物也就越要善于制造身外之物。

如果说人类的诞生源于人类的第一次选择，那么人类的发展则取决于随后的一次次新的选择，例如对某些动物、植物进行驯化的选择，对文字符号的选择，对人类自身群体结构的选择，对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选择，对制造身外之物的原材料的选择（石器、木器、青铜器、铁器、丝绸之类）。许多学者正是根据这些不同的选择，对人类的发展进行了分类；例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群婚制、对偶婚制，原始氏族公社时代、奴隶制时代，游牧文明、农业文明等等。

但是，从选择的角度来看，上述种种选择其实都是第一次选择的延

续，都是在“成为人”的道路上的继续前进，它导致了人之上升，同时也带来了人之痛苦；事实上，人类之间的同类相争相残，远远超过了动物同类之间的斗争的残酷性，使人类的痛苦超越了动物的痛苦；同时，人类的伪装（这使其成为人）使人的真我和假我时刻处于矛盾之中，并使人陷入无法摆脱的困惑和痛苦之中，而且，人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人的欲望，这又使人类永远陷入悲哀的失望之中。

显然，人类需要对第一次选择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可能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发生过，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相应的文字记载或神话传说。事实上，人类记录下来的对第一次选择进行的反思，大约发生在 2500 年前。那时在中国、印度、希腊或地中海周边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许多大智大慧的圣人，他们对人类的景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代表人类提出了新的主张；这些主张实际上是在为人类指出不同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进行了新的选择，我们将其称为第二次选择。

者子认为，人之痛苦的根源在于人用智谋追求无限的欲望。因此他提出去智去欲的口号，希望人类恢复其自然本性，像普通的自然物一样存在于自然之中，人效法大地，大地效法天空，天空效法自然，自然效法“道”（道即宇宙的本性）。可以说，老子的选择是人回归于自然，一种自然物是不会去占有或欺辱另一种自然物的，因此一个人也不应当去占有或欺辱另一个人（以及其他物质财富）。

“上帝”认为，人本来在伊甸乐园中生活得无忧无虑，可惜在蛇的诱惑下偷吃了禁果，从而懂得了羞耻、获得了智慧，违犯了上帝的意愿，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显然，上帝的意愿是说，人应当停留在动物阶段，像动物一样地生存，那样便不会有因智慧和羞耻而产生的人类所特有的痛苦。也就是说，上帝（我们认为是先哲摩西的主张）的选择是人回归于动物世界，即返回到伊甸乐园。

释迦牟尼认为，人不能够简单地回归于自然，也不能够简单地回归于动物，人之痛苦是人所无法解决的；因此，人必须进化成为神仙或成为佛（汉字的佛，从字形结构的含意看即不是人或不再是普通的凡人。汉字的“伪”，从字形结构的含意看即“成为人”，即人通过伪装自己而变成人），方法有修炼和顿悟两种，其本质即通过人自身思维结构的渐变和突变（相当于开发大脑的潜能），使凡人变成佛。也就是说，佛祖的选择是人进化为神仙，这样便可摆脱红尘的苦恼（佛是没有苦恼的，或者说佛与神仙的苦恼是另一种档次的苦恼，反正不是人的苦恼，正如动物的苦恼也不同于人的苦恼）。事实上，在老子的思想中，已经含有人与自然相知相通的内容，他只是反对人用智谋去追求物质利益，并不反对人应追求智慧本身，否则他自己也就没有必要撰写五千言的《道德

经》了；不过，中国的成仙之路，多寄希望于某种特殊的物质结构与人自身结构相作用而得到升华（长生不老药之类），当然也有内丹的修炼方法（即用大脑思维来改变肉体结构）。

孔子、孟子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则认为，人就是人，而不可能变成其他什么东西，人之痛苦只能靠人自己来解决，办法则是通过普及教育和相应的道德法律，使人类在成为人的道路上彼此相亲相爱，即用人性的升华来克服人之痛苦，也就是说，这些先哲选择的道路是继续成为人，或者说是由小人升华为君子。

事实上，人类在 2500 年前进行的第二次选择，其主流选择是继续成为人，其支流选择是回归于动物和进化为神仙（回归于自然，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可以认为是进化为神仙）。从这个角度来说，昏灯古刹的求佛者，实际上是人类在进行一种可歌可泣的努力或实验，2500 年的时间或许太短了，还不足以完成这场实验。

应当承认，选择继续成为人的道路，使人类得到长足进步，人之欢乐远远超过了动物世界的欢乐。不幸的是，人之痛苦仍然形影不离，当一部分人成为天使的时候，另一部分人则变成魔鬼；一方面是朱门酒肉臭，另一方面则是路有冻死骨。

孔老夫子希望用仁和礼来编织美好的社会结构，仁者爱人，即今天所说的博爱（博爱不要求克制自己）；礼就是把所有社会成员按其身分固定在社会框架结构的适当位置上，每个人都根据社会所分配给他的角色来进行或完成自己的生活。可以说，礼是一架社会运转的机器，仁则是润滑油，只要各种部件（个人、家庭、团体）演好它的角色，这台戏便可以永远唱下去。显然，孔子低估了社会成员要求更换自己角色的强烈愿望，人不是机器零件，润滑油可以避免机器零件生锈，接受博爱的人并不会因此而放弃其他的追求。

尽管如此，孔子的主张仍然逐渐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因为人们没有找到比这更好的方法了。事实上，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存在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凡是打天下的人都要批判孔子的学说，凡是坐天下的人都要拥护孔子的学说（只有少数的例外，如秦始皇焚书坑儒，那是因为秦始皇狂妄地认为，自己的权力和聪明才智，强大到可以不需要仁义和礼制的帮助）。

道理很简单，打天下的人为了表明自己出师有名，必然要否定原有社会结构秩序的合理性；坐天下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要强调已有社会结构秩序的合理性（今日的合理一词，当由“合礼”而来；讲理一词，亦由“讲礼”而来；实际上理与礼同音而通用，“理”是一种美的有规律的纹路结构，“礼”则是美的有秩序的人际关系结构；因此，最初是先有理后有礼，礼的发育取自于理）。孔子的社会学说，其功能与客观效应都有利于维护已有社会结构的合理性，所以乱世不得其用，治世则被奉为纲纪。

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管理结构，经过不断的改进，达到了相当严密的程度。让我们以宋代为例，略为剖析一下这种管理结构，资料引自左言东编著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宋代王朝三百余年，其间管理结构进行过多次调整改变，这些细节我们略而不谈。

宋代管理结构由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组成，地方政府分为路、

州、县三级。路相当于今日的省级行政区，它的主要行政部门有经略安抚司，统掌军事和行政大权；转运司，负责财政、交通运输；提刑司，掌管司法；提举常平司，负责赈灾，以及盐铁专卖事宜（盐铁交易获利甚巨，所谓专卖，即政府得其利，不准民间商人染指）。

州大略相当于今日的地区，根据其特点又分别称为府、军、监；首都、陪都，以及皇帝即位前居住过或任职过的州，称之为府；军事冲要重地的州，称之为军；矿区所在地，称之为监；宋代盛期，有府 38，州254，军 59，监 4。州的第一把手为知州事，另设通判为副手（他有权随时直接向皇帝汇报，因此，实权很大，目的在于牵制知州事的权力）。

宋代盛期，全国共有 1234 个县，县又分为赤县（京城内）、畿县

（京城外近郊）、望县（四千户以上）、紧县（三千户以上）等共八种。每个县的主要行政官员为县令、县丞、主簿、县尉，此外或一县或数县还设有巡检，掌率地方军队；县令主职在治理民政，其他官员协助负责司法、财政、治安事宜。

县以下设乡，乡下设坊（类似今日城镇的“街道”一级管理机构）或里（即乡村）；里下为户，每户设户长一名；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设保长、大保长、都保等职。

这样，每个人都要听户长（即家长）的，户长要听保长的，保长服从大保长，大保长服从都保，都保服从里正，里正服从乡书手；乡书手听命于县令，县令听命于知州事（或府尹、知府事、知军事、知监事）和通判。州的长官由中央政府或皇帝直接派遣，以防止“路”级行政官员营建独立王国；而且，各州的财政税收，除了支付本州的行政运转费用之外，其余钱帛全部送交京师；各州官员的从政行为，则由皇帝派遣的“路”级行政官员进行控制和监察。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最高管理者为皇帝，皇帝从皇室成员中产生，号称真龙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管理权。皇帝的管理权主要表现在对各级官员的任命权和使用权，以及对各种事物的最终决策权。

中央政府的主要管理结构分为皇室服务系统，设有殿中省、内侍省、造作局（生产皇室用品或奢侈品）、应奉局（搜罗各种花石树木珍玩）。中央行政系统，以宰相为首处理日常事务，设有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之类的行政机构；此外，皇帝直接管理翰林学士院，设翰林学士若干人，负责为皇帝起草各种诏书，这些诏敕文书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并可废除已有的法律条文，包括对宰相的任免或其他官员的任免。

军事系统以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关，有意思的是枢密院长均由文人担任，这是因为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皇袍加身，他由一员掌管兵权的后周大将，一举成为宋朝的开国皇帝；因此，他非常害怕手下的武将也如法炮制，认为一百个文臣都贪污其危害也赶不上一个武将的不忠；宋代的历届皇帝都以此为训，对武臣极为猜忌，将士出征作战时的军事阵图都要由皇帝制定，往往贻误军机，屡吃败仗（宋仁宗时全国军队总数达 126 万人，火药军械也广泛用于作战，按说应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然而宋代却成为历史上最软弱无能备受屈辱的朝代。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皇帝对自身权力的维护，超过了对国家领土的维护）。

财政系统设有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盐铁司掌管工商收入、兵器

制造，度支司掌管财政收支、粮食漕运，户部司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

等事务。司法系统包括大理寺（审判机关）、刑部（司法机关，大理寺的判决须经刑部复核）、御史台（监察机关或研讨法律条文）、审刑院

（设于禁中，直属皇帝，凡刑部复核的案件，送审刑院再议，最后奏请皇帝批准），以及“路”级行政机构中的提点刑狱司，主管复核及审查所属州县的判决和每十天上报的“囚帐”，此外州、县的行政长官同时也是司法长官须亲自审理案件。

监察和谏议系统，宋承唐制，以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下设台院、殿院、察院；此外还设有谏院，不过谏官的职责主要不是纠正君主的过失，而是举发臣属的不法。御史由皇帝亲自任命，专以寻找其他官员的过失为能事，若上任后百日内无建树（奏弹出有过失之官员），则要受到罚款（辱台钱）或罢黜等处分；更令人恐怖不安的是，御史可以“风闻弹人”，奏弹失实不负任何责任。显然，这套监察系统，是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它使所有官员（包括宰相）都处于皇帝的监视之下。

不过，仅靠权力只能使人们身服口服于一时，而不能够使人们心服终世。于是，孔子宣扬的礼（包括皇帝或君主在内，都要依礼行事）和仁（每个人，上至皇帝或君主下至平民百姓，都要克己宽人），被巧妙地改造为忠和孝，即所有平民和备级官员都要忠于皇帝，所有家庭成员都要服从并孝敬家长；这样全国就成为一个大家庭，大家长就是皇帝，百姓则成为子民（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则鼓励或强迫人们先忠后孝或存忠弃孝）。

在这种情况下，百姓只有生存的权力、劳动的权力、守法的权力，为此他们要承担对皇帝尽忠的义务（交纳租税或吃皇粮为皇帝干事）、对家长尽孝的义务（服侍家长并服从家长）。当风调雨顺的时候，当皇帝心存仁爱的时候，当各级官员略为收敛他们的贪欲时，当家长喜爱并关怀他的儿孙时，则天下太平（当没有外族侵扰时）百姓安居乐业，反之百姓则苦不堪言。

事实上，这种小家庭与大家庭的社会模式，构筑了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也决定了封建社会总是趋向于保守而反对变革的本性。当然，原因极其复杂，其中之一是社会没有公民意识，富有朝气勇于变革的青年一代，总要自愿或不自愿地服从趋于保守的中年人或已经保守的老年人（家长或族长，他们又以同样的心理去服从皇帝这个大家长）。对比之下，近代西方社会中，年满 18 岁以上的人都成为公民，青年人与中年人、老年人获得大体相同的发言权和投票权（这种平等的投票权，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至今仍未完全结束），以及相应的知情权；这样，社会总是能够听到青年人的呼声，其中有不成熟的主张，也不乏充满希望的意见。反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改革只能以破坏的方式进行（朝代更替时的战争，先破后立），或者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

（在皇帝支持下的宰相变法，如王安石变法）。

看来，孔子试图用仁和礼编织美好的社会结构的主张，经过两千年的实践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成功的一面是，和平统一的时期远多于战争分裂时期，不成功的一面是丑恶压抑的时期远多于美好畅快的时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孔子低估了社会成员要求更换自己角色的强烈愿望，百姓的这种愿望不能实现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沉闷与压抑，皇帝的这种愿望不能实现则导致社会管理机构的瘫痪和腐败（并不是所有的皇帝

都愿意扮演皇帝这个角色，他们也是人，也有个性，有的喜欢音乐，有的爱好绘画，但是他们被迫承担勤政爱民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挂着皇帝的招牌，却把心思用到音乐绘画上，以至重臣用权天下动荡，如唐玄宗李隆基碰上了安史之乱，宋徽宗赵佶则撇下了半壁江山成为阶下囚）。

斗转星移，人类在进行第二次选择之后，又过去了 2500 年。如果没有核武器的出现，可以相信人类的主流选择仍然是继续成为人。但是，不祥的蘑菇云终于升起，它向人类提出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而且是急迫的、真实的、极其严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人类面临第三次选择，如果运气不佳这也可能是人类的最后一次选择，即选择自我毁灭（全球核战争）。

我们不清楚人类在第三次选择时的主流选择将是什么道路，它很可能使人类的发展走向歧路，并从此分道扬镳。笔者在《探寻圣人的足迹》一书中列举了九个可能的发展方向或九种选择。即人类回归于自然，无知无欲无求顺其自然地生存或毁灭；人类回归于动物世界，放弃对身外之物的占有欲望；人类超越“人”的阶段，进化为“神仙”式的新物种；继续选择成为人的道路，用法律道德和有限的物质来使人人都感到幸福；自我毁灭，人类残杀同类的能力远远超过任何动物，不断研制的新武器可使相当多的人掌握并迟早会使用其毁灭全人类的能力；利用遗传工程改造人类肉体结构，并使之产生新功能，但也会产生面目皆非的效应；人机共生，用各种人造器官来更换人的肉体器官，从而满足人们长生的部分愿望，也可能改变人性；人类让位于机器人，当人类拼命创造各种新结构时，大自然可能正在偷偷地微笑，因为大自然假借人之手和脑，来实现自己创造新结构的愿望，它可能期望着出现比人类更智慧的新结构物；飞出地球，到外星球去谋求生存与发展，这种可能性正在迅速变为现实性。

如果人类选择继续成为人的道路，那么他们还面临着一系列艰难的抉选，或者是两难选择。例如，人口的不断增长，迫使人类去否定胎儿的生存权利，以及某些人的生育权利（先天遗传缺陷者），从而与人人平等生存的理性基础产生深刻的矛盾。人已经习惯于充当万物之灵，但是为了获得生存环境，被迫要与其他生物平等地共处于地球上，这涉及到人如何接受其他生物的生存权问题。人的无限欲望与有限的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更趋激烈，唯一的希望是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很可能导致毁灭。人类的理性和后天智慧，与人类的动物肉体本能之间的冲突将逾演逾烈。人类的个性成熟，最终将导致家庭的破灭，从而导致情感危机；人类个体的寿命延长，将导致前几代人与后几代人产生更多的更深的代沟。人类的分配技巧无法解决人类对物质财富占有和使用的欲望引起的纷争，人类的管理能力永远与人类的个性自由相冲突。如果说失望是最大的痛苦的活，那么选择成为人的道路，将永远与痛苦相伍为伴。

灿烂的群星有痛苦吗？奔流的河水有悲哀吗？顽石不会去考虑这样的问题，它没有烦恼也用不着欢乐与忧愁。但是，人并不羡慕顽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