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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门的社会学说一
圣西门（1760—1825 年）在四十岁以后才从事著述，当时他已经具备复杂而多方面的生活经历。他的传记不仅仅是一部他个人发展的历史：在这部风格独特的传记里还反映了十八世纪末法国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的种种变化，有时这种变化是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圣西门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封建家庭（他终生未忘自己是查理大帝的后裔），在百科生书派的一位大学者达兰贝尔的指导下受过良好的教育。后来，他同当时的贵族青年一样， 到军队里去服役，但是他的军人生活是在美国革命这样一个崭新的不平凡的环境中度过的。因此，在圣西门的一生中，旧的封建传统同新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影响十分离奇地交织在一起。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者的著作中，这个新世界的轮廓还没有鲜明地勾画出来，后来这位年轻的法国军官，在美国才首次清楚地看到了它。当时，美国是革命的，它完全不同于封建君主制的法国。根据这一时期浮现在他头脑中的各种计划，可以看出他如何敏感地接受了这些影响，以及如何把它们结合起来，这些计划把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技术改革方案与旧时代的征战冒险的勇敢精神结合在一起。他向墨西哥总督提出开凿一条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的方案，就属于这种计划。这个方案只有在资本主义世界达到十分繁荣的时期才能实现。
1789 年的革命，只是在初期从政治方面引起过圣西门的注意。后来，他很快便脱离政治斗争，而以他固有的热情投入一项新的，当时最有利可图的事业，即投入国有财产的投机买卖活动。他热中于投机倒把，究竟是仅仅为了维持豪华的显贵生活，还是被投机倒把的潮流所吸引或被新的资本主义舞台上的冒险狂热所驱使，这一点是很难确定的。不管怎样，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殷符合千当时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但是， 他所过的显贵生活，并不是一个缺乏高尚精神趣味的人的生活。他利用自己的金钱与当时的最杰出的学者直接交往，以吸收最高的科学思想成就，从而补充自己所受教育的不足。
圣西门生活中的这个急剧转折的第二个时期，是以他的破产而结束的。一部分由于许多外来的原因，一部分由于他完全没有储蓄和敛财的本领，而这种本领又是同他这样一个出身于贵族的阔少的豪爽性格格格不入的，所以到十九世纪初期，圣西门便一贫如洗了。在他生平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他有时依靠临时工作生活，有时依靠偶然的赠与度日，有时依靠朋友的援助◻口， 而他却正是在这个饥寒交迫的时期从事创作活动的。圣西门喜欢把他在 1802 年以前的生活说成是有意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认为这种实验对他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他要充分了解周围的现实，以便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对的。然而这些实验确实为圣西门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也是无庸置辩的，因为没有这些实验，圣西门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社会现实和社会科学的主要课题。圣西门的著作所提供的使他有别于革命前和革命当时的社会思想家的新东西，是从新的社会力量的观点来评价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两大变革的结果。这两大变革是法国革命和产业革命，结果资产阶级
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胜利。要正确地评价这两大变革的意义，只凭个人的才华是不够的，还必须亲身接触革命的政治和经济演变过程，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历。在这一点上，圣西门同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托马斯·莫尔很相似。
圣西门的生活时代正赶上法国历史上内容独特的时期，由封建专制制度的末年到革命，由革命到帝制，再由帝制到复辟。圣西门的著述活动从 1802
年开始（《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到 1825 年结束（《新基督教》）。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当时法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
法国革命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关系在法国的自由发展扫清了道路。阻碍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都被革命铲除了。当然，变革给一部分旧时的资产阶级带来了一定损失，这部分人的集团利益同旧制度下的统治阶级、旧的国家机构和宫廷是有联系的。在雅各宾党人专政时期，强制推销的公债、财产的征用、破坏私有制的个别法令、战争状态造成的生意萧条等等，曾使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人物受到严重的损害。但是在革命时期，也有许多人依靠买卖国有财产，供应军队物资和进行各种非法的金融投机倒把活动而大发横财。除了原有的资本家以外，又出现一批新的资本家，就资本的数额来说，他们远远超过原有的资本家。毫无疑问，甚至在国民公会时期，资本的积累仍在继续。在热月 9 日以后，资本家推翻了已经妨碍他们的罗伯斯比尔专政，公然登上政治舞台，俨如法兰西的真正“主人”。到拿破仑掌握政权的时候，摆脱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羁绊并把贵族排挤到次要地位的资产阶级，比较平安地度过了“恐怖”时期，以所得的物质财富补偿了自己曾受到的惊恐，最后成了真正的统治阶级。
从对法国未来命运的重要性来说，法国资产阶级的一个最大成就是土地的重新分配，这是出售所谓国有财产、即出售教会和逃亡国外的贵族的土地的结果。这一直接由财政需要引起的行动，对于整个革命的利益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把土地由特权者手里转移到资产阶级和农民手里，以巩固第三等级的胜利，这个胜利就不能彻底和持久。这项措施打击了特权者的土地占有制，摧毁了原有统治阶级的经济阵地。另一方面，把土地交给没有特权的人，使土地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就造成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的广大阶层， 他们最关心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
昔日的占有者决不愿意忘记自己的“神圣”权利。他们的联络中心是一些流亡组织，他们的主要活动手段是利用外国的武装干涉。这种特殊的局面， 对于新的拿破仑王朝的建立，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获得土地的人已经满足于革命的成就，不希望革命继续深入，而希望国内平静，希望建立能够保证他们顺利使用新产业的“秩序”。资产阶级慑子对革命的结果感到失望的贪民的不满情绪，也希望建立“秩序”。旧的王朝不能建立这种秩序，恢复旧的王朝就会威胁革命的全部果实；毫无疑问，逃亡国外的贡族、昔日的统治阶级和土地所有者（土地的购买者已对这种土地所有者付清了全部地价）， 将会随着恢复旧的王朝而卷土重来。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因为政权必须依靠武力，所以指挥当时唯一的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常胜军）的人， 自然就成了权位的觊觎者。
拿破仑执政时期是法国资本主义工业相对迅速发展的时期，法国继英国之后，走上了产业革命的道路。在许多生产部门，首先是在棉纺织生产方面， 机器排挤了手工劳动，工厂排挤了小作坊，从前分散的工人被集中到工厂 里
来。资本主义工业的工人数目不断增加。工人工资的低微，工人生活状况的恶劣，女工和童工使用的增加，工人的不满情绪的流露，这一切日益引起社会的注意。
执政内阁时期和帝制时期的经济政策，必然要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实际上也确是这样。拿破仑政府千方百计地鼓励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
展。为了保证政府的措施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成立了由工商业的代表组成的工商会系统，让它与政府的工商总局发生联系。工商总局负责收集和讨论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这种特殊代表机关提出的一切建议和要求。政府促进在生产中采用新机器，尽量保护本国工业家免受英国竞争的影响，为他们寻找销售市场。大陆封锁就是这种政策的最高表现。
拿破仑依靠资产阶级和农民取得并掌握了政权。但是，在拿破仑统治的最后几年，已经看得出资产阶级和农民对他的态度有点开始变坏，这对拿破仑王朝的巩固很有危险。拿破仑的政策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与英国的连年战争，使法国的海外贸易几乎完全停顿，并在实际上使它丧失了殖民地。拿破仑的军队耗尽了法国的国库。大陆封锁未能增加法国的出口：相反地， 由于大陆国家的经济普遍萧条，对法国工业品的需求却日益减少了。1811 年爆发危机。根据官方报告，这次危机是由于海上交通中断、市场缩小、特别是国外市场缩小而造成的原材料不足所引起的。这种悲惨的后果，使资产阶级对帝制的态度大为冷淡。资产阶级需要和平，需要恢复贸易关系。如果拿破仑妨碍这一要求的实现，资产阶级就准备把拿破仑解职，就象他们辞退一个不称职的小雇员一样。在帝制时期的最后几年，农民的情绪也有类似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皇帝的对外政策给他们带来了无法忍受的沉重负担，每年的征兵和官兵的大量伤亡，在农村中引起了隐藏的、但已为当时人察觉到的不满情绪。当军事上的失利使帝国遭到致命的打击，并且引起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的时候，帝国的基础早已动摇了。
复辟使贵族重新掌握了政权。只是由于政府不能忽视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贵族才被迫对资产阶级作了若干让步，在政治上，允许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享有选举权；在经济上，保证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虽然被迫作了这种妥协，但是复辟的政府仍然是封建反动的政府，而资产阶级也正是这样来看待它的。然而在复辟时期，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日益加快，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也巩固起来了。正是在这个时期，法国开始广泛使用蒸汽发动机， 从而使煤炭的消费量增加，冶金业取得巨大的成就。随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的增强，它的政治野心也更大了。但是，1789—1794 年革命的教训.使资产阶级不再留恋共和政体。资产阶级现在只满足于资产阶级君主政体的平庸理想，因为这种政体既可防止封建反动势力的阴谋，又可制止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而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尝试，从而维护资产阶级的“秩序”。
机器设备的采用，把一批一批的小手工业者和在分散的手工工场做工的农民挤进无产阶级的队伍。工业还容纳不了他们，于是失业在这个时期就已经成为经常的现象。但是，无产阶级还没有表现出独立的政治积极性，只是偶而自发地起来破坏机器，或要求增加不敷温饱的菲薄工资。在工人中间只有一个很小的阶层，而且主要是巴黎的工人，似乎还保持着不大明显的革命传统。但是在复辟时期，除了温和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反对派以外，还有一些秘密的革命团体。它们的成员主要来自小资产阶级的队伍，它们的纲领都没
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
在知炽分子中间，一些在政治上比较活跃的人士，有的参加自由主义的反对派，有的参加革命的共和派。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成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知识分子当中，工业企业和信用机构的工作者的比重增加了。上层知识分子，即大走时运的工程师和银行的高级职员，都与他们所服务的企业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因而在思想意识上必然倾向于大资产阶级。他们的地位及其集团观点的特点，使他们的思想意帜具有某些独特的色彩。但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在相反的一极，是一些找不到职业或没有职业的知识分子。这一类人的物质生活没有保障，他们不满现状，对未来没有信心，从而使他们产生革命情绪。大学生和民主知炽分子， 在复辟时期的秘密团体中起着领导作用。这些团体大多数都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立场上。但是，在这些下层知识分子中间，也存在着产生社会主义思想的某些前提。生活条件与无产阶级相似，在日常生活和政治斗争中与工人阶级的代表直接接触，都不能不推动他们的思想朝着社会主义方面发展。
产生圣西门体系和形成圣西闩学派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就是如此。
二
虽然我们不能相信圣西门说他一生的奔波是为了完成一项预定的、重大的总任务，但是当他四十二岁开始写作活动的时候就把他的全副精力贡献于这一总任务，却是无可置疑的。这项任务就是创立新的哲学，创造新的百科全书。这部新的百科全书要根据各门精密科学的全部成就，对人类理性的进步进行具有积极意义的广泛总结。它与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不同，后者的目的实质上是消极的，即不是建立新的体系，而是破坏旧的体系。按照圣西门的意见，人类科学、即社会科学应当在新的哲学中占居中心地位。社会科学应当同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一样，成为一门以观察和事实为基础的“实证” 科学。但是，在圣西门看来，哲学不单单是高度的理论总结，同时也是实践的指南，哲学的组织体系就是生活的组织体系。实际上，圣西门所以对哲学感到兴趣，正是由于哲学的这个第二特性，而他则是把新的哲学体系当作新的社会关系体系的基础来建立的。圣西门的学说充满着高度的积极性，它完全没有消极观察的成分。
圣西门对哲学与生活的联系的理解，决不同于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理论者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唯理论者的特点，是把现存的制度同理性的、自然的制度对立起来。他们认为社会哲学的任务是发现这种自然制度的永恒不变的规律。随着这种规律的发现，理性就要在社会生活中占居统治地位，取代愚昧无知和非理性的统治。这一切观念，在圣西门的学说里是根本没有的。在圣西门看来，一切社会制度，如所有制、政治机构，甚至宗教，都仅仅具有相对的、暂时的作用。圣西门的学说不谈论那种超出时间和空间条件的、对全体人类说来是自然的社会制度。圣西门的学说也不谈论现在和过去的非理性与未来的理性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圣西门的学说却提出了十八世纪的彻底唯理论所没有的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思想，这一思想是由几十年的革命经验所产生，并由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所阐明的。
规律性的思想是圣西门体系的基本核心。决定论是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原则.这一原则在物理科学领域中是没有争议的。圣西门主张，如果历史学打算
成为科学，就应当也把这个原则应用到历史领域。人类的生活存在着规律， 这个规律可以科学地探术出来，而认识了这一规律，便可以在社会现象方面有所预见，犹如在物理学领域有所预见一样。这个最高规律吸引着一切，而且应当统治一切。对于它来说，人只是工具。虽然它是通过人来发生作用的， 但是人们无力摆脱它的影响，无法掌握它的作用。因此，圣西门所宣布的新的社会关系体系，不同于唯理论者的那种符合于理性的永恒要求的体系，它是过去的全部历史的必然结果和自然延续。①它一定随着事件进程的本身而实现。①“数列的前项是过去，未项是未来”。②作为科学的历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类能够根据过去推断未来。如果不根据确定历史事实的连贯次序的理论把这些事实贯串起来，历史学就只能是事实的杂乱无章的堆积。③
在有规律的历史过程中，哲学体系占有极其重要和确定不移的地位。每个历史时代的哲学，都决定着当时的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认识最适于当时的社会组织体系，以促使被统治者和统治者采纳， 使这种体系完善到它所能完善的地步，而当它已经达到完善的最高阶段的时候，就把它推翻，并利用各方面的专门学者所收集的材料由此建立新的体系。”④上述的这段引丈扼要他说明了圣西问的历史理论中的一系列最典型的思想。这种历史理论显然是唯心主义的。在这种理论中，以各种科学的成就， 也就是以人类理性的戍就为基础的哲学思想统治着世界。哲学不是什么单一的、自我均衡的东西。哲学在不断发展，而生活则在哲学的范围内发展。每一种哲学体系都不是在某个偶然出现的天才思想家的头脑中偶然产生的。它是根据科学的成就和社会的需要有规律地产生的。哲学家不能臆造哲学体系，而只能去探索它。一个哲学体系被探索到以后，就被社会当作当时的最好体系来掌握，并且一直存在到社会不能在它的范围内继续发展的时候为止，然后再被破坏，以便让位于适应新知识水平和新时代的新体系。
为了证明圣西门的哲学历史体系属于唯心主义体系，可以从他从事著述的各个时期的作品中引出一些摘要。据圣西门说，政治体系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出于人类理性发展的规律的作用。⑤因此，只有符合当时的丈朋状况的制度，才是稳定的制度。⑥文明状况决定着政权的存续期限及其可能达到的成就的界限。⑦ 中世纪的神学和封建体系，是由当时的哲学家建立和推行的，他们预先摧毁了旧的体系，而旧的体系则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家所创造的。⑧任何一种新社会体系的建立，均由知识的进步提供必要的条伴。① 由此可见，军人的统治在当时所以必要，是因为欧洲人的智力发展水平低下，
①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191 页。
① 《圣西门选集》第 2 卷，法文版第 379 页。
② 同上书，第 132 页。
③ 同上书，第 3 卷，法文版第 217—218 页：第 2 卷，法文版第 196 页。
④ 同上书，第 217—218 页。
⑤ 同上书，第 379 页。
⑥ 同上书，第 12 页。
⑦ 同上书，第 105 页。
⑧ 同上书，第 218 页。
①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252 页。
而后来随着知识的发达，军人的统治又变为不必要了。②在圣西门的著作中， 可以到处发现这类见解，它们合起来就构成一个首尾一贯的、经过周密考虑的唯心主义体系。圣西门对精神权力的历史作用给予的高度评价，是与这一系列论点有联系的。
不错，除此以外，我们有时还看到一些词句，被某些研究家作为根据， 把圣西门列为最早的唯物史观宣传者。比如，圣西门在说明旧军人贵族的作用下降和实业家的威望上升的原因时，就把这种现象与所有权的转移和生产领导职能由前者向后者的过渡联系起来。他也用纯粹的经济原因来解释过所有权的转移，③他认为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础，而政府组织只是它的形式。他认为，由于智力进步和经济进步所引起的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④但是，这一切论点不能成为论证圣西门的观点是唯物主义观点的根据。圣西门总把经济的发展看成实质上是智力的发展，认为它是理智进步的现象之一。他认为工业的发展、人类支配自然力量的增强， 都是运用整个知识体系的结果。⑤虽然圣西门对于具体历史过程的个别事实的描述有助于说明历史的真正动力（如我们以后将要叙述的），但是他的总的哲学历史观点在他的整个活动时期都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性质。
每个新的社会体系在代替旧的社会体系时，都表明社会的发展前进了一步。圣西门把这种发展看成同人类肌体的发育相似。人类社会跟人一样，从产生时起就不断进步，最后达到成熟。⑥在童年初期，一切都集中在吃食上， 全部力量都用于寻找食物，寻找食物是处在文明的第一阶段的各族人民的主要工作。在童年后期，儿童开始热中于手工，高兴地砌石块、挖水渠等等。古代埃及和它的金字塔所处的文明阶段，就相当于这个时期。在少年时代， 人开始喜爱优美的艺术，每个青年人不是在诗歌方面，就是在音乐和绘画方面一试身手。古希腊人就是以这种爱好著称的。人进入身体的成熟时期，便想同大自然较量较量，看看自己的力量究竟有多大。罗马的文明与这一时期类似。从此以后，人的活动变得比较缓慢，但是更加正确了，想象力衰退， 而判断力却增加了。人类也依次经历过同样的阶段。①
圣西门的历史理论也有一些辩证法的特征。他说，缓慢而均衡的社会改进过程，在一定时刻要被猛烈的危机所打断，而在个人的发育过程中也有这样的危机（转变期）。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危机是由什么引起的。当社会体系还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类的知识水平和文明状况的时候，人类就能在它的范围内发展。只有这样，这个社会体系才能存在和逐步完善。但是，后来人类的发展超过了这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基础和文明状况之间形成了脱节现象， 于是就到了批判和摧毁这个体系的时期，接着便是建立符合于文明所达到的更高水平的新的大厦的时期。圣西门说，在政治机体中永远有两种因素并存： 一种是逐渐消大的过去的残余，另一种是正在发展的未来的萌芽。由于这两
② 同上书，第 277—278 页。
③ 《论实业体系》，巴黎 1822 年版，第 47 页。
④ 圣西门曾多次发表过这种思想，如在《论实业体系》第 50—51 页。
⑤ 这一观点在《论文学、哲学和实业》（1825 年），表现得最为明显。参看《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232—240 页。
⑥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261 页以后，并散见《人类科学概论》各处。
① 《圣西门选集》第 2 卷，法文版第 105—107 页。
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所以孤立地分析现在，只能得出十分肤浅的、甚至完全错误的结论。
圣西门把人类的发展描写得与个人的发育类似，这一点跟卢梭相同。但是圣西门又与卢梭不同，他持有乐观主义精神。卢梭所希望的黄金时代，是已经过去的古代，而认为他那时代的人类正处在衰老时期。圣西门十分激烈地反对这种思想。他说：“直到目前，人们都盲目地传说黄金时代是属于过去的享，其实它还在将来。”②社会制度的完善，将为我们人类带来黄金时代。我们这一代虽然看不到黄金时代，但是我们的后代会在某个时候进入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应当为它铺平道路。由此可见，人类不是在后退，而是在前进。人类现在正进入成年时期。③然而，圣西门又与机体类比相反，不同意卢梭的学说，认为即使到遥远的未来，人类也不会衰老和后退。
进步的标志是什么呢？进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为了判断人类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必须有一些标准来衡量不断丈替的社会体系。圣西门为此规定了四条标准。“优良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制度：首先，它要尽可能使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过着幸福的生活，拥有最多的资料和可能来满足他们的最切身的需要；其次，在这个社会制度中，要使内心修养高尚的最有德行的人，拥有最多的机会获得较高的地位，而不管他们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再次，这种社会制度要把人数最多的人团结在一个社会里，使他们拥有最多的手段来抵御外敌；最后，这种社会制度要鼓励劳动，因而促进重大的发明，导致文明和科学的最大进步。”①圣西门也利用这些标准来证明每一个后来的社会体系都胜过以前的社会体系，从而确立了他的关于人类不断进步的观点。
三
我们了解圣西门的哲学历史观点的主要论点之后，再来谈谈他是怎样利用这些论点来解释具体的历史过程的。
不言而喻，把黄金时代由过去移到来来，就使关于十六和十八世纪的人类的自然状态是最初的完美状态的理论宣告破产。圣西门的“人类摇篮”的观念，是与愚昧和粗野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说人类的生活不是开始于黄金时代，而是开始于铁器时代。圣西门不单单反对自然状态的理论，他第一个指出这个理论与关于天堂和罪孽的宗教学说相似，大胆地把卢梭的学说比作“神学家”的学说，②人类发展的第一时期，即全副精力都用于寻找食物的时期，很少引起圣西门的注意。他在《人类科学概论》一书中，只用了寥寥几行文字来谈论这个问题。③他认为作为历史过程研究起点的时期，对于认识未来（历史学的目的就在于此）有重要意义，这个时期就是奴隶制度的确立时期。④按照圣西门的学说，奴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它
② 《论文学、哲学和实业》的题词，《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215 页。
③ 更正确地说，法国人民的社会成年时期相当于个人的二十一岁。参看《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187 页。
①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221 页。
② 同上书，第 100 页。
③ 《圣西门选集》第 2 卷，法文版第 97—99 页。
④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188 页。
结束了杀绝战败者的凤习。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所产生的后果。它使统治阶级有可能从社会整体中分离出来，有了空闲时间，能够从事智力的发展。这样，奴隶制度就为人类理性的进步，从而也为一般的进步创造了条件。
奴隶制度的确立，是与一个具有宗教哲学性质的巨大体系、即与多神教有联系的。在这个体系建立以前，流行偶像崇拜。圣西门对于偶像崇拜，也象对于原始人类的一般历史一样，谈得很少。多神教不是转瞬之间就完全代替了偶像崇拜的。新的体系最初只为一些组成为特殊祭司团体的学者所了解。他们仍然叫全体人民信奉拜物教，而在他们的内部则发展着新的体系。这种两重性在古代埃及表现得最为明显，那里的思想家和信徙之间的界线特别清楚。①只是到了后来，即在古希腊时期，多神教体系才在人民群众中普及。在古希腊，多神教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宗教，圣西门认为这种多神教的组织者是荷马。②一种政治体系便在这种宗教体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而且前者以后者为蓝本。圣西门认为，甚至希腊各城邦的共和政体都是模仿奥林匹斯山会议的，奥林匹斯山会议也就是共和国会议。
多神教体系是向前边进了一大步。但是，多神教体系本身还是非常不完善的。古代的大部分人民都处于完全被奴役的状态，统治者对他们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除了世俗权力或军人权力以外，还产生了精神权力或学者权力。但是，世俗权力继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精神权力也完全从属于它。权力
（不论是世俗的、还是精神的）在贵族军人阶级内部世代相传，平民根本没有出头露面的可能。在实行多神教体系的国家，政权很受限制，所以十分不巩固。最后，在科学方面，古代人民的成就很小。诚然，他们已经开始研究政治这门科学，但是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样一条真理，即应当用道德来指导社会生活，所以精神权力应当高中世俗权力。③
代替多神教的当然是一神教，一种教就是关于只有一个本原支配世界的学说。一神教的创始人是苏格拉底，他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人物。④但是，一神教也未能立即代替多神教。在一神教确立之前，曾发生一次长期的危机。这次危机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它是由于思想的大转变，即从多种的思想向一神的思想过渡所引起的。一神教最后以基督教的形式确立下来。对于创立基督教出过力的，不仅有犹太人，而且还有柏拉图学派，而最后确立基督教的则是罗马人。从圣西门的观点看来，使罗马人在历史上伟大的民族之中占一席地位的，不是共和国时代，而是帝国时代。
圣西问说，基督教的主要思想是博爱。在实现这一道德原则的时候应当灵活，使它适合当时群众的智力水平和道德水平。⑤但是，以灵活和顺从的基督教为基础的中世纪封建神学体系，在人类的发展中仍然是前进了一大步。圣西门在指出中世纪制度的优点时，同十八世纪的唯理论传统断然决裂，而接近反动分子为中世纪恢复名誉的主张。但是，这种近似只是表面现象。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圣西门看来，中世纪制度远远不是理想的制度，它只胜于它所代替的古代制度。古代制度确立了完全的奴隶制度，而中世纪制度把奴
① 《圣西门选集》第二卷，法文版第 104 页。
② 同上书，第 107—108 页。
③ 同上书，第 232 页。
④ 同上书，第 110—111 页。
⑤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232—233 页。
隶变成农奴，为他们的解放准备了条件。在古代国家里，精神权力占居次要地位；而在中世纪国家里，精神权力则占了统治的地位。在古代国家，政权是贵族的特权；而在中世纪国家，平民看来也能得到一部分政权，因为平民可以加入僧侣——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的行列。古代制度只能建立非常小的和比较弱的社会组织，所以它最后亡于蛮族之手。相反地，中世纪制度却把蛮族同化。①即使这时仍然是由少数军人（贵族）统治着大多数人（平民），还保存着奴隶制变的残余，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在大多数人愚昧无知的条件下彻底实行博爱的原则，就会产生无政府状态和使社会解体。②此外，军人
（封建主）还在当时的主要和平劳动部门——农业中，是群众的实际领导者， 就象神学家是学术界的领导者一样。③
到十三世纪最终形成的巩固的社会组织（在九世纪以前，古代制度逐渐解体，蛮族对此发生了很大作用：从九世纪到十三世纪，是封建神学体系的形成时期）④，解放了以前负有保卫社会的职能的精神力量，而使人类的知识能够飞速发展。这一进步包括着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支配各种现象的规律的知识不断积累和加深起来；另一方面是在有益于人类的实业活动中运用这些规律的能力不断增进。到十五世纪，人类活动的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地步。从十五世纪起，文明的成就超出了旧的封建神学体系的范围，而为了继续进步，就必须摧毁这个旧体系。这个体系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的领导力量——僧侣和贵族已经做出了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即前者在理智发展方面，后者在军事活动方面都贡献了他们所有的一切。随着文明的进步，不断出现新的集团：代表世俗科学的是学者，代表和平劳动的是实业家。这些集团的作用不断增大，而僧侣和贵族的作用则日益缩小。
①
他在《实业家问答》一书中论述新旧社会阶层时，还结合了法国的民族因素。他认为，旧的贵族是征服者法兰克人，而实业家则是被征服的高卢人。在这个问题上，圣西门可能受到了他的学生、即著名的历史学家梯叶里的影响。梯叶里就是这样描述社会阶级的起源的。圣西门影响梯叶里则不太可能， 因为在圣西门的早期著作（比如 1813 年的《人类科学概论》）和晚期著作（比
如 1825 年的《论文学、哲学和实业》）中，我们看到他只用“贵族”和“平民”这两个术语来代表中世纪社会的对立阶级，来确定封建神学体系和古代体系之间的渊源关系。在平民中间出现实业家和学者，贵族的衰落和分化， 都被他说成是普遍现象，而不只是法国历史所特有的现象。这样的解释，就使各个集团的民族起源问题失去意义，而民族色彩也不过是这些集团的偶然现象了。
在十五世纪以前，神学思想在社会上占有统治地位，它的代表是僧侣阶级。当然，僧侣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道德。到十五世纪末期，尤其是从十五世纪开始，由于研究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实验科学，而使人类理性作出一系
①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221—232 页。
② 同上书，第 277—278 页。
③ 同上书，第 237、303 页，以及第 77 页以后。
④ 同上书，第 232 页。
①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75 页以后，第 235 页以后。第 302 页以后。
列发现，从而为建立新的体系提供了材料。②社会逐渐摆脱神学的统治，发展世俗科学的世俗学者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是，正式的权力仍然操纵在旧神学家手里。社会上出现内部矛盾，这表现在新的科学因素与旧的神学因素的斗争上，于是开始了对封建神学体系，首先是对它的宗教神学部分的批判。路德、哥白尼和十八世纪的一些哲学家，标志着批判和破坏工作的几个阶段。这项工作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它就不能建立适应人类理性的新成就的新体系。
继批判封建神学体系的宗教部分之后，便批判它的世俗部分，即批判封建制度本身。在贵族领导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农业工作的时候，他们自然掌握着大权。但是从十五世纪开始，平民不仅在理论知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还学会实际应用这些知识去造福于社会，于是由此上升到实业企业领导者的前列。贵族对平民的保护制度从此失去一切意义。这种体系已经变成没有用处的东西，因为它把世界颠倒过来最有才干的人处于被统治阶级， 而统治阶级却由一些平庸的人物组成。但是，为了建立正常的秩序，即建立适应于因文明的进步而改变了的社会集团的力量对比关系的新体系，欧洲社会还必须经历破坏旧的封建世界的漫长过程，而哥白尼和若干哲学家所作的批判仅仅是这一过程的开始。①
因此，在圣西门看来，破坏封建神学制度是包括两个方面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也有一个统一的基础，即人类理性的进步。这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纯粹的思想体系批判，第二个是这种批判所引起的并得到它鼓励的实际社会力量的斗争。在前一个方面，学者起着积极作用；在后一个方面，实业家起着积极作用。圣西门指出，法国实业家影响的增长是从十字军东征时期开始的。十字军东征使贵族破产，而实业家却得以从他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十字军东征引起对工业品的需求的增加，促进实业家可以积累必要的资金来解放自己。到路易十一当政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实业家阶级， 他们与其他社会阶层截然不同。属于这个阶级的，有非军人出身的自耕的土地占有者，有获得解放而进入城市的手工业者，最后还有商人。从路易十一当政时起。这个阶级就开始同封建主进行斗争，并且立即找到以王权为代表的同盟者。路易十一是法国国王同实业界的反贵族联盟的奠基人。他所代表的王权和实业家都希望消除五花八门的封建管理制度，希望建立统一和巩固的政权，而这种政权只能是王权。王权与实业界的这种自然联盟，从这时起一直继续了几个世纪，其间没有中断。甚至声誉不好的路易十四，也继续执行历代法国国王所奉行的这一基本政治方针。比如，正是在路易十四当政时期，柯尔培尔帮助实业家建立了一些大型工厂，并用国家资金修建了完备的手工工场：也正是在路易十四当政时期，设立了专门为促进实业劳动而服务的科学院。②
实业家阶级一帆凤顺，日益在封建制度中占据新的地盘，但是它的完备组织，只是在十八世纪随着一种新的实业的形成才建立起来。这个新的实业就是银行业，它的局部利益同整个实业界的全体利益一致。在银行出现以前， 农民和工商户曾各自成立分散的信贷组织。银行把它们联合在统一的信贷体
② 同上书，第 241 页。
①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302—305 页。
② 同上书，第 78 页以后，并散见《论实业体系》各处。
系中，结果整个实业家阶级掌握了雄厚的财力，其余的一切阶级合在一起， 甚至于国家，都没有这样大的财力。①圣西门提出的关于银行的组织作用的见解，由他的弟子们继续加以发展。在圣西门主义者的体系中，银行不仅是组织实业的力量，银行还是现存制度用来反抗腐蚀它的无政府状态的唯一解毒剂，并且是未来的有机制度的萌芽。在这个未来的制度中，银行仍要作为管理生产的主要机构保留下来，但要相应地改变它的性质，不让它刺激个人发财致富，而要它成为公共的机关。②
实业家阶级终于形成，有了夺取政权的充分力量，而旧的统治阶级终于土崩瓦解。法国革命开始给予旧的统治阶级以致命的打击，这个革命的基本原因也是从十五世纪开始到十八世纪结束的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真正的力量对比当财是这样的：实际的世俗权力掌握在实业家手里，实际的精神权力掌握在学者手里。政治制度已经不符合于这种实际状况，而仍符合于若干世纪以前的状况，即仍符合于贵族和僧侣还在其中占有最大比重的状况。几百年来，不断进行的市民革命和宗教革命：终于使政治革命成为不可避免。政治革命的任务，就是使在社会上真正占有优势的力量直接掌握政权。必须从贵族和僧侣手里夺取政权，把它转交给实业家和学者。我们已经说过，王权一直是实业家的同盟者，它这次也当然要站在实业家方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王权也确实这样作了，无怪乎路易十六给予第三等级以两倍的代表席位。革命就这样顺利地开始了。但是到后来，革命离开了真正的道路，所以得到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它以废除封建特权和宣布信仰自由等措施，完成了摧毁旧的封建神学体系的事业，但没有建立起新的、实业的、科学的体系。③
圣西门在自己的著作里屡次谈到法国革命的历史意义、起因和结果问题，时而阐明问题的这一方面，时而叙述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对革命动力所持的奇妙见解。圣西门在这里强调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对于酝酿革命的作用。据圣西门说，正是在那时出现了一批他所说的“自由思想者”。自由思想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揭露旧统治的缺陷，提出社会制度的新原则，后来制宪会议把这些原则固定下来。自由思想者决不喜欢实行流血革命。如果法国没有还处在封建势力和迷信羁绊下的强大邻国，革命本来是可以不流血的，也不必通过暴力来使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革命心怀不满的贵族和僧侣向这些邻国求援，而邻国又担心革命会蔓延到本国，于是出兵进攻法国。自由思想者为了反击入侵的外国军队，才被迫唤起人民群众，并且把他们武装起来。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自由思想者战胜了全欧洲的贵族和僧侣。但是，武装起来反抗特权阶层的无产者抛开自由思想音而自行掌握了政权，所以给革命带来了破坏性。
自由思想者成功地推翻了封建机构，战胜了企图恢复旧制度的势力。但是，他们在建立新制度方面还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就。①
显而易见，圣西门认为法国革命未完成的原因，一方面是自由思想者不够成熟，对于新的政治体系缺乏共同的观念，另一方面是“愚昧无知的阶级” 暂时夺取了政权，以致掀起了反动的潮流，圣西门在他的比较晚期的著作里，
①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第 85—87、246 页。
② 《圣西门学说释义》，苏联科学院 1947 年俄文版，第 264 页以后。
③ 《论实业体系》，法文版第 51 页以后。
① 《圣西门与安凡丹全集》第 8 卷第一分册，法文版第 170—179 页。
对于这个事实作了另一种解释。
圣西门在他的后期作品中说，革命的主要缺点是政权没有完全落到在这方面已经相当成熟的实业家和学者手里，而把两个中间阶层、即形而上学者和法学家拥上了国家的领导地位。这两个中间阶层是在旧社会解体过程中形成的，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当时所以需要他们，是因为必须使旧制度适应于那时的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在这个时期，实业家和学者还没有壮大到可以夺取政权的地步。法学家曾使封建的司法制度稍微放宽，使之有利于实业界，并且屡次在旧的议会里反对封建势力而保护实业。形而上学者虽然保留了一些宗教观点，但是也曾排斥这些观点而为自由判断开辟道路，从而削弱了旧的神学。如果不这样来削弱封建神学制度的准则，实业和科学就不能在它的内部发展起来，到法国革命的时候，法学家和形而上学者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这就是说，实业家和学者已在他们的帮助下成长为统治力量，应当变为直接统治社会的阶级。但是，从一个体系骤然而坚决地转向另一个完全相反的体系是很困难的。实业家已经习惯于把中间阶层的法学家和形而上学者看成社会发展利益的保卫者，所以在紧要关头决定把政权交给他们。其实，这些人物没有能力建立新的体系。善于在敌对的制度下设法保护实业的法学家，曾致力于建立保障和支持实业的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只是保证实业家得到利益，而没有为整个实业界直接服务。形而上学者致力于寻找符合实业原则或一般原则的最好政权。其实，法学家和形而上学者也只能起这种作用，所以不能因此责难他们。但是不管怎样，只要革命被不适当的人物所掌握，它就不能建立实业和科学体系，以代替封建和神学体系。革命使国家陷于无组织的紊乱状态。必须再向前迈进一步，而这已是具有建设性质的一步， 是应当完成革命的一步。①
最近几百年间，英国的发展也经历了类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道路。英国的工业发展，并在十七世纪的革命后建立起妥协制度。英国的统治是尽量迁就实业界需要的封建统治。政权仍然掌握在封建阶级即贵族手里，贵族同实业家联合起来反对王权；而在法国，则实业家同王权联合起来反对贵族。在英国的体系中两种原则混在一起，这种混合造成一系列具体的缺点。这些缺点说明英国民族处于病态。为了证明这一点，圣西门举出许多事实来说明英国国会的舞弊受贿和英国人普遍爱财如命的病态心理。正因为英国的封建体系对实业界作了种种让步，所以封建体系在英国比法国存在得长久。法国的实业家比英国的实业家更关心改变体系，而法国的封建主则比英国的封建主更缺少反抗的能力，因为英国的封建主在反对国王的斗争中把一切政权都集中到自己手里了。法国第一个进入实业制度，英国则是步法国之后尘。②
我们看到，圣西门认为十五世纪以后的历史过程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各阶
① 《论实业体系》，法文版第 V 页和第 51 页以后。在《实业家问答》一书中，圣西门把中间阶级称为资产阶级。它的成分除法学家以外，还包括平民出身的军人和土地占有者。这个阶级破坏了旧的封建制度以后， 又为自己的利益去恢复封建制度，让一个资产者当上国王，对本阶级的成员授以公爵、伯爵、男爵等封号。参看《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93 页。
② 《圣西门选集》第 2 卷，法文版第 142—149 页。我们在《实业家问答》中也看到圣西门对英国的发展作过这样的描述。圣西门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对英国的政体评价较高。例如，在《人类科学概论》（1813 年） 中，他发表一种看法，认为欧洲各国都要采用英国的社会制度来代替封建制度。参看《圣西门选集》第 2
卷，法文版笔 116 页。
级的斗争。对近代欧洲历史的这种解释，并不与对较早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描述发生矛盾。实业家和封建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贵族和平民之间发生过的对抗的新形式。在圣西门的学说中，认为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上一切社会的共同特征。在理论上，可以设想在历史的黎明时期曾经有过无阶级的社会， 但是很难对它作出任何肯定的说明。圣西门对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历史谈得较多，并对这一时期的各阶级作了比较具体的社会经济分析。因此，圣西门理论体系的这一部分，对于发展阶级斗争理论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对历史科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承认圣西门理论的全部价值，但是也要指出两点，他在这两点上对于近代欧洲的社会关系所作的解释是含含糊糊、模梭两可的。第一点是关于社会阶级的起源问题，圣西门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十分明确的回答。即使把他关于法国近代社会的各阶级与征服者法兰克人和被征服者高卢人联系起来的思想当作偶然的想法撇开不谈，即使我们考虑到圣西门的一些著作是以一般地叙述历史进程为主旨的，我们也应当肯定圣西门的解释是极其混乱的。他在说明各阶级及其兴衰原因的时候，提到经济的因素，比如他说，封建主不仅是社会的武装保卫者，而且是农业的组织者，随着他们的经济职能的丧失，他们的作用也逐渐丧失，而实业家的比重，却随着他们在经济上的胜利而提高，等等。他断言，如果所有制的形式不发生一定的变化，社会制度也不会变化。如果圣西门是首尾一贯的，他也就应当从经济活动和所有制的变化中寻找社会阶级的根源本身。如果他迈出了这一步，他就必然对历史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的全部观念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因此，问题实际上仍然没有得到解答，因为用多神教来解释古代社会的阶级构成，用基督教来解释封建神学制度，当然不能算作解答。对于实业发展所持的唯物主义见解，以及关于法兰克人征服的理论，仍然是圣西门体系的旁支， 它们虽然非常有意义，但是同他的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缺乏逻辑联系。
圣西门的阶级理论中的第二点，由于不符合当时的实际阶级关系而使人感到惊讶，这就是他把实业家阶级看作是一个统一的阶级。圣西门把社会主要划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已在经济和政治上丧失作用、从而变为寄生虫的封建社会统治集团：另一个是实业家集团。实业家中包括工农业方面的一切劳动者，既有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又有企业主。实际上，他也把知识分子一一学者和艺术家列为实业家，圣西门把社会分成两大集团，是为了适应他关于两个体系——封建体系和实业体系的斗争观念。不错，在两个主要的阶级之间还有中间阶级，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圣西门有时把他们统称为资产阶级。①但是，这个阶级在社会经济中不起主要作用。圣西门把行将代替封建体系的实业体系设想为最终的、没有内部矛盾的体系。因此，在创立这一新体系的阶级的内部也不应有矛盾。
圣西门是一个非常精细的观察家，他不会看不到甚至十人世纪的思想家都能看到的现象，何况在行将代替旧的封建社会的新社会中，两个集团之间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一个集团拥有财产，另一个集团没有财产。圣西门在
① 考虑到圣西门的用语有它的特点，所以不能按照原来的词义来理解“实业家”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术语的对立性质。实业家中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全部资产阶级。只有食利者（不领导实业生产的有产者）除外。
他的第一篇著作中就已经证实了这两个集团的存在。①他甚至意识到有产者和非有产者之间必然进行斗争。他在早期的著作中，把非有产者参加革命说戍是法国革命产生破坏作用的原因。他指出非有产者集团的主要政治倾向是渴望平等。我们在他的晚期著作《给一个美国人的信》（1817 年）中也看到了这一系列思想。我们已经说过，在这部作品中甚至对非有产者采用了“无产者”这一术语。同时他指出，渴望平等的无产者夺取政权之后，情况可能比旧制度时还坏。②
圣西门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对于无产阶级的评价有了重大的改变。他详细地证明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成熟，说他们在法国革命时期表现了管理财产的极大才能，而且在工农业方面都表现出这种才能。在农业方面，有数千名无产者立即成了有产者，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土地的耕作，反而使土地得到比以前更大的丰收。在工业方面，法国工业在革命后所以能够增长，只是因为大量普通工人出身的新人代替了被革命镇压下去的旧企业主。因此，无产者不再危害社会的安宁，也不需要他人的监护。③
由此可见，圣西门对于无产阶级的看法，在他的整个写作活动时期内不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圣西门从不否认在实业家阶级的内部，存在着一个与有产者集团不同的无产者集团。然而，他没有把无产阶级划为独立的阶级。他认为，无产者和企业主之间的差别看来很大，但只是表面现象，他们之间的对立主要是出于互相不了解。实际上，实业企业领导人的利益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一致的。按照他的说法，改变贫苦阶级的精神生活状况和物质生活状况，只会增加而决不会减少富有阶绥的生活享受。④“事物的本性决定着实业工作的经营者是领导者，是多数人意见的代表者。”⑤在圣西门的学说中， 就是用这种毫无根据的论断来解决非常现实的社会矛盾，保持实业家阶级的统一，从而自圆其和平建立新社会体系之说的。当然，企业主和工人的利益一致的思想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十九世纪初期法国的产业资本不够发达，当时无产者和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小手工业者和小农）的分界线不够明显，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比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容易维护两者利益一致的观点。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内部的动机使一向善于观察的圣西门忽视了他所熟知的事实，圣西门作为新社会体系的创始人，切实感到需要从实际上加以证明：第一，这个新社会体系没有内部矛盾；第二，有可能而且必须依靠社会的全体成员（寄生的封建阶级残余分子除外）的共同努力，毫无痛苦地、和平地建立新的社会体系。如果承认在“劳动者”群众内部存有真正的矛盾，那就要破坏他的全部实践纲领。
四
圣西门的实践纲领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他对未来的实业体系是怎样设想的呢？我们已经知道，圣西门把封建制度解体后出现的现存的无组织状态
① 《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2 年）；《圣西门与安凡丹全集》第 15 卷，法文版第 26 页。
② 《圣西门与安凡丹全集》第 13 卷第一分册，法文版第 178 页。
③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267 页以下。
④ 同上书，第 373 页。
⑤ 同上书，第 239—240 页。
从社会上、政洽上过渡到实业体系，设想为政权从封建的和中间的社会集团手中转到实业家和学者手里。他认为这等于把国家管理大事从懒汉和寄生分子手里转到劳动者手里。他在不同的著作中所描写的实业家和学者的政权组织形式虽然颇不一致，但是政权组织的实质始终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即把精神权力集中于科学院，把世俗权力集中于实业家委员会。①现有的政权机关不必因此撤销。国王、内阁和议会也可以完全保留下来。但是，立法权、国家预算编制权和预算执行检查权都要交给新的机关；这样一来，新的机关也就会掌握实权了。
新的社会力量取得政权以后，必然要提出与旧政权时期有原则区别的新目标。圣西门说：“直到如今，统治者都把人民看作是自己的领地；他们的一切政治计划不是为了经营领地，就是为了扩大领地。”②在同旧政权作斗争的时候，人们对旧政权的这一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由原则。当自由受到百般压制和专横必须加以制止的时候，提出自由原则是必要的。但是，在建立实业和科学体系的时候，自由就不能是目的了。人们联合起来成为社会， 决不是为了保证取得自由，因为他们处于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是最为自由的。自由思想作为社会组织的宗旨，是空洞的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这种思想适应于封建神学体系解体的过渡时期的需要。同样地，把秩序当作社会目的的形式主义的思想也是荒谬的。对于社会来说，维持秩序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是社会赖以进行任何一种活动的基本条件，而决不是活动的内容。① 宣称民族的幸福是新社会的基本原则的人，最能接近真理。但是，这个说法也是含混的，因为对民族的幸福可能作出极不相同的解释，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解释它。如果统治者好大喜功，他就要把征服他人看作是民族的幸福；如果他奢侈无度，他就会把建造宫殿和举行盛典看作是民族的幸福，诸如此类。因此，必须对社会组织的目的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这个定义如下：“社会组织的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手工业所取得的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推广、发展和尽可能大量积累这些知识；换句话说，就是把科学、艺术和手工业方面的所有一切工作尽可能有效地结合起来。”②尽可能广泛地满足人们的需要的意向，是圣西门的社会哲学的特点。圣西门完全没有禁欲主义的倾向，而早期的大多数空想主义者， 包括巴贝夫主义者在内，则都具有这种倾向。
圣西门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比较具体说明社会把各种工作联合起来的这种活动。关于这个问题，只在他的著作里有一些零星的暗示。但是无论如何， 关于社会生产组织和社会生产计划的思想，不是在圣西门的学说中偶然出现的。实业体系的基本任务，就是对社会应当完成的各种工作制定明确的和合理的联合计划。制订总的经济计划，是使圣西门宣传的体系显然有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经济无政府状态的一个特点。也正是根据这一点，使他把未来的社会制度称为协作制。③但是，我们不应当对这个词产生误解。圣西门所提倡的协作制，不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前提的。他没有说过废除私有制，
①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205、308—309 页等。
② 《圣西门选集》第 2 卷，法文版第 365 页。
① 《论实业体系》，法文版第 12 页，第 375 页。
② 《圣西门选集》第二卷，法文版第 370 页。
③ 同上书，法文版第 375 页。
也没有谈过剥夺。国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使各个实业家的活动服从干总的计划，并把他们的活动纳入一定的轨道。因此，社会中仍然保留着阶级结构， 而企业主也仍然有利可图。圣西门直接呼吁：只要实业家的工作有利于国家， 就不能过于指责他们的牟利行为。①他说，必须鼓励人们尽量从事农业、工业和商业活动⋯⋯应当用个人利益来吸引人们参加开凿运河、修建道路和桥梁、排水、开荒和灌溉等工作。按照圣西门的意见，社会在将来也会保持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们已经知道，圣西门并不认为所有制是永恒不变的。这个制度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善。圣西门说：“非常明显，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规定所有制和尊重私有财产的条款的法律都是根本法，但不能因为它是根本法就说它是不能改变的。”圣西门认为必项寻找一种能够产生最大福利和自由的所有制形式。
圣西门认为实业体系将是最大限度的平等体系。完全平等是不可能的， 我们已经看到圣西门怎样指责人们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平等的渴望”。实际上可能存在的平等首先在于：在实业体系下，一切人都是劳动者，旧统治集团的寄生剥削行为将被消灭。社会是从事有益工作的人们的联盟。圣西门早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2 年）中就宣布了普遍劳动的原则：“一切人都要劳动，都要把自己看成属于某一工厂的工作者⋯⋯每个人都有义务经常用自己的力量去为人类造福。”工厂里不应当存有对工厂没有用处的工作者。②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一部分人用手工作，另一部分用脑工作。穷人所以要养活富人，只是因为后者用脑工作。但是，每个人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不决定于偶然的家庭出身，而决定千他的才能，因为一切特权都要被取消。大家知道，圣西门的弟子根据这一原理，作出了如下的结论：取消继承权，在社会的一切生活方面，包括经济生活在内，按才能划分等级（“按能力计报酬，接工效定能力”）。圣西门没有把这个问题考察得很周全。有时，他把财宫也看戍特权，认为不能用脑工作的富人将被迫用手工作。有时，他只把特权理解为政治特权，说才能是使政治地位上升的条件。
③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每个人的地位和收入应当同他的才能和贡献（mise）
成正比。④不管怎样，在他这里，按才擢升原则（在实业中）同生产资料私有权的不可动摇性仍然不能协调起来。
在实业体系中，平等就是在这样的范围内实现的。然而圣西门却宣称， 按上述方法组织起来的活动将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福利。在他活动后期的所有著作中，反复谈到这个问题。有时，圣西门谈到组织一个能为所有成员带来最大幸福的政治团体；有时，他又说应成立一些机构，以增进社会上最下层和人数最多的阶级，即最贫困的社会阶级的福利。最后，我们还看到圣西门有过这样一个十分明确的说法：建立一种社会组织，使它的一切主要机构都去促进无产者福利的增加。①圣西门锲而不舍地反复说明这一思想，越
① 《圣西门选集》第 2 卷，法文版第 443 页。
② 《圣西门与安凡丹全集》第 15 卷第一分册，法文版第 55 页。
③ 《圣西门选集》第 2 卷，法文版第 444 页。
④ 《组织者》（第九封信），法文版。
①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39、313—314 页；《新基督教》，法文版第 317 页以后，以及散见其他各处。
来越把这一思想表述得更加精确，并且怀着满腔的热情，这一切都说明他在生平的最后几年对无产者的命运是十分关心的。他在一生的最后几年改变了对无产者的活动和成就的看法，当然是和这一点有关的。可惜他对无产者的关怀只表现在上述的提法中；这既未影响圣西门的阶级理论，又未影响他对未来的社会体系的看法。关于应当用什么方法来提高人数众多的阶级的福利问题，圣西门实际上没有具体的见解。我们在他对于未来制度的说明中，只能找到一个直接符合于无产阶级需要的比较重要的论点。我们知道，圣西门认为一切人都必须劳动。当然，每个人也都应当有获得工作的机会。显然， 圣西门是在看到十九世纪初期的工业危机及其所造成的失业现象后，才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他不止一次地谈到，社会体系应当保证无产阶级经常有工作可做。可见，圣西门已具有劳动权的思想。但是，他对这种思想并没有做出任何详尽的发挥。②
圣西门根据实业体系对政权职能的关系的观念所作的结论是很重要
的。
在旧的社会体系中，民族中的大多数人的利益服从于少数人的利益。这
样做在当时是必要的，因为大多数人还愚昧无知，必须有人监护，以免社会解体。因此，旧社会的政权的主要职能，是在被统治的大多数人中间维持秩序。保证社会安宁和使各种劳动安全，是政权活动的有益的一面。但是，这种安宁是用很大的力量换来的，即社会上的少数人为使大多数人驯服，耗费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多数人的大部分力量，而这大多数人的力量则是用于跟少数人作斗争。但是，人用自己的力量去对付人，当然是有害的；只有用人的力量去对付物，才是最有益的劳动。
在大多数人已经成熟，不再需要监护的时候（参看上述法国无产阶级的成熟），就可能向新的体系过渡，而这一过渡就可以使维持秩序的职能缩小到最低限度。实业体系最不需要对人进行管理，因为在这种体系下，直接的目的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多数人不再敌视现存的制度，所以不必花费精力去维持对这些多数人的统治。“由此可见，在实业体系下，一般所说的统治权力将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维持秩序的职能将退居次要地位，甚至不必为此设立专职人员。“维持秩序的责任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几乎全体公民的共同责任，不论在逮捕秩序的破坏者方面，还是在调解争议方面，都是如此”。管理体系，即对物的管理体系，将代替对人的管理体系，即代替统治体系。管理权将代替统治权。管理权将由学者、艺术家和实业家行使，它的主要任务将是组织开发地球的工作，以对全人类造福。目前用于维持军警的费用， 将来都用于实业活动、普及知识和开展文娱。圣西门把未来的社会想象为一座巨大的、复杂的工厂。这个社会上的政治，将首先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不难想象，当人类不再把精力耗费在人统治人方面，而把它用于共同改造大自然的时候，特别是当各国之间在相互关系方面也采用这一原则的时候，人类将会取得如何巨大的成就。①
五
②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244、288 页。
① 《圣西门选集》第 2 卷，法文版第 370—371、373—377 页；第 3 卷，第 277 —296 页。
根据圣西门的唯心主义观点，只有在知识的水平能够使人创立作为新社会体系基础的新哲学体系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新的社会体系。比如，曾在多神教的基础上建立了古代体系，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建立了封建神学体系。欧洲社会目前所经历的危机，是一般观念失去联系作用的结果。一旦出现符合于当前知识水平的理论，就能恢复正常的秩序。应当代替基督教而成为实业体系的基础的新哲学是什么样的呢？圣西门在他的不同活动时期，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都是一致的。
在圣西门的早期著作中，把作为十八世纪启蒙哲学和孔德的实证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的“物理主义”，看成是十五世纪以来知诅的发展所形成的新哲学学说。圣西门说人类知识的发展经过三个阶段，即经过神学阶段、臆测阶段或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神学阶段相当于封建体系所特有的低下的知识水平。但是从十五世纪开始，理性力求根据观察到的事实进行判断。所有的科学都相继具备了实证的性质。显然，科学所依据的哲学也应当成为实证哲学。然而，哲学没有能够立即戍为实证哲学，于是作为中间性体系，而出现了各种形而上学体系。这些体系与封建神学体系解体的过渡时期相适应。然而十九世纪至今仍然受着十八世纪的批判精神的影响，还没有采取有机的方针，也没有建立起符合于这种方针的实证哲学。现在，该是建立这种哲学的时候了。同编写十八世纪的批判性百科全书一样，也要创造一套新的百科全书——实证百科全书。新的政治体系是这种新哲学的必然后果。①
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均受单一规律支配的思想，将是新哲学的中心思想。人类理性从万物有灵的思想过渡到了万物出于一灵的思想，即从多神教过渡到了一神教。以后，人们又从这一思想提高到了理解支配一切现象的各种规律。再下一步，就是相信存在着单一规律。②单一规律一定要代替单一的神， 这是圣西门表述得十分清楚的思想。他甚至知道这个单一规律是什么，比如他说：“万有引力的观念应当发生绝对的一般观念的作用，并代替关于神的观念。”③因此，他崇拜牛顿，认为牛顿是第一个确立单一的一般规律的伟大思想家。关于神的观念已经陈腐了，这种观念只适应于人类知识和人类理性比较原始的状态。小孩子憧上石头，会认为石头有灵，因而骂道：“可恶的石头！”在这生命力旺盛的年龄，是会把一切东西都想象成有生命的。人到了成年，就不再在大自然中到处寻找生命了。同样地，人类发展到成年，得出单一原因的思想的时候，就会使这一原因有灵化，给它加上想象的色彩。现在，人们所以不再需要信神，是因为这种信仰丝毫也无助于解释自然规律。此外，这种信仰也与一般常识不能相容。承认神的全知、万能和至善，就会产生完全不能容忍的矛盾。“一想到神学体系，就不能不为它与现代文明状况的相距之远而吃惊”。一神教已经过时，正如多神教在西塞罗的时代过了时一样。④现在，不能再把哲学置千有灵的原因的观念上了。不要象神学家和形而上学者那样把抽象概念具体化，而要从神这个实体中抽象出关于规律的观念。不应当以神的观念，而应当以万有引力的观念来作为哲学思想的基础。
① 《圣西门选集》第 2 卷，法文版第 14—15 页；《论实业体系》，法文版第 1—4 页；《圣西门选集》第 2
卷，法文版第 171—174 页。
② 同上书，法文版第 33—34、192 页。
③ 同上书，第 219 页。
④ 同上书，第 125—128 页。
①
这样，圣西门便从根本上摈弃了“神学”体系的实质，但是就在这个时
候，他也仍然保留了这个体系的许多形式。显而易见，他认为“普通人”还不能理解纯粹的实证哲学，虽然从十五世纪以来已经进行了批判工作。因此， 应当象在古埃及那样，要建立哲学家的真理观和普通人的信仰观之间的关系。“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当相信宇宙受单一规律的支配⋯⋯而普通人则应当相信宇宙受万能的神的支配”。当然，科学家要向人民传播自己的知识。但是，他们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要用天启的语言，要把自己工作中的优秀科学成果用神的口气表述出来。②圣西门自己就在很大程度上遵照着这个意见。他的著作就是普通的逻辑论证形式与天启形式的奇特混合物。他毫不在乎地“用神的口气”赞美牛顿和提出建立最高科学委员会的计划，毫不在乎地以神的名义宜称自己是新宗教的创始者。他说：“神对我这样说的。”③因此， 他把自己的实证哲学称为宗教，把学者团体称为僧侣团体，不过这个团体是随着宗教的改造而被改造过的，④并同从前的宗教一样，具有自己的教阶，甚至还设有自己的教皇。⑤
因此，好象存有两套学说，一套是纯理论的，实证的，供内部使用的， 另一套是实践的，天启的，供宣传使用的。在圣西门的晚期著作中，对于实践和社会改造十分关心；而在他的前期著作中，这种关心也超过了对于理论的关心。同时，以前作为独特的工具使用的宗教形式，后来就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而实证科学及其成就则仅仅成为改造宗教的手段和材料。看来，好象只是他的体系的两个组戍部分的地位发生了轻微的变化。结果，我们看到新基督教，即一种虽带有很重的唯理论色彩、但已经是真正的劝善宗教或宣扬来世报应的道德学说，代替了实证哲学。他的实证哲学虽然出于实用的目的而披上宗教的外衣，但却是十足的唯理论的思想产物。实证哲学无疑是孔德的实证主义的来源，而新基督教则是后来的圣西门主义者的宗教学说的起点。孔德曾亲眼看到圣西门思想的这种演变，他认为圣西门是在 1818 年转入“人文神秘主义”的。
按照圣西门的整个理论体系，历史上的基督教属于有神论体系，一神教就是以这种体系战胜了欧洲各族人民的多神教的。这样的基督教已经过时了。但是我们知道，基督教同时也是道德原则。圣西门把这个原则表述如下： 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在基督教产主的时代，由于人们愚昧无知，博爱的原则未能获得彻底的胜利。据圣西门说，宣扬基督教原则的具体结果，只是废除了奴隶制度。基督教必须作些让步，以适应于人类智力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基督教必须放弃使世俗权力服从它的道德原则的要求，因为“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世俗权力仍然把自己的实力建筑在强权的基础上。由此产生了封建制度。现在圣西门断言，文明的进步可以使社会更向前发展。信奉基督教的人民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彻底实现基督教道德。应当由新基督教来代替旧基督教。新基督教与旧基督教相反，它将使世俗权力服从于自己，并
① 《圣西门选集》第 2 卷，法文版第 238 页。
② 同上书，第 41 页。
③ 《圣西门与安凡丹全集》第 15 卷第一分册，法文版第 57 页。
④ 《圣西门选集》第 2 卷，法文版第 24—25 页。
⑤ 同上书，第 249 页。
努力按照基督教道德建立社会关系的整个体系。①
基督教的主要原则应用于社会关系的可能性，也影响着基督教的表述方式；可以把它表述得比原来的基督教更加具体。人类博爱的新公式为：宗教应当使社会朝着尽快改善最穷苦阶级的命运的伟大目标迈进。②与旧基督教不同，新基督教的学说把这种道德要求和社会要求看作是自己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新基督将彻底清除由于人们的愚昧无知而沾染的旧基督教迷信。这种情况将恢复不受神学束缚的纯粹宗教的本来面目。③越是接近宗教的创立时期， 宗教仪式和教义的作用就越大！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宗教的精神方面将获得越来越大的作用。路德批判旧基督教，对于进步有很大贡献，但是他的主要错误在于：“认为改革后的宗教必须恢复和保持《圣经》里规定的教义。这同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认为自己所专攻的科学应当根据这方面的最早著作进行研究一样，都是毫无意义的。④但是，不要认为圣西门在把新基督教变为纯粹的道德学说时，就从其中清除了一切教义。应当根据科学的成果降低教义的作用，使其退居次要地位，但是新基督教仍然要有教义。① 圣西门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还恢复了人格化的神和个人不灭的思想，认为个人不灭是对服务于最伟大的世间目的的人的一种奖励。②他甚至反对人们对待基督教的创始人是神的化身这一问题存在任何怀疑。③他把这些话说得十分严肃，使人不得不把圣西门得到的新“天启”看作多少有别于他以前的人得到的“天启”。即使这是为了诱惑信徒所作的一种伪装，那也伪装得很巧妙，跟真的一模一样。
继教义之后，他也恢复了宗教仪式。新基督教有自己的宗教仪式和僧侣。圣西门认为路德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对宗教仪式注意不够。基督教领导人的任务，在于向所有的人灌输基督教道德的主要准则，使他们学会在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应用这些准则。基督教的道德当然要作为教育的基础。但是这还不够，还必须利用一切办法把人们的思想引到应走的方向。必须对人们描述违背道德戒律时将会遭殃，遵守道德戒律时将会得福，借以引起他们的敬畏心。“为了在这两方面引起最强烈和最有益的作用，必须把艺术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和条件结合起来”。圣西门幻想依靠传道者、诗人、音乐家、雕刻家和建筑师的通力合作来发展宗教仪式。他把一切艺术都联合起来，使宗教仪式有益于社会，并通过宗教仪式以基督教的道德改造人类。④
信奉新基督教，并根据新基督教建立新的社会体系，这就是欧洲社会摆脱它从封建神学体系解体以来所陷入的危机的唯一出路。近代欧洲的情况， 同基督教传播以前的罗马帝国的情况相似。人类曾经依靠旧基督教免于腐化，并上升到新的阶段。同这种情况一样，现在要依靠新基督教来拯救人类。古代基督徒的行为应当成为新基督教的传道者的范例。传教的唯一手段就是
①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321—325 页；《论实业体系》，法文版第 269 页。
② 同上书，法文版第 328 页。
③ 《论实业体系》，法文版第 275、310 页。
④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364—365 页。
①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笔 328 页。
② 同上书，第 331 页。
③ 同上书，第 365 页。
④ 同上书，第 358—360 页。
说服，圣西门说：“尽管有人会象迫害早期的基督徒那样迫害我们，我们也决不动手还击。”⑤
新基督教将象古代基督教一样，要依靠道德和舆论的力量来维持、传播和自卫。即使本来可以指望贫苦阶级起义和采用暴力，但是暴力的手段只对破坏有用，而无益于建设。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使新学说的传播“不致引起穷人阶级使用暴力来反对富人和政府”。①因此，圣西门也认为，传教的对象不应是最关心新基督教获胜的贫苦阶级，而应是有钱有势的阶级。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向穷人传教是危险的。于是，圣西门创造出一种极不正确的理论。
按照这种理论，最热心于建立新社会体系的人，并不一定是那些能够由新制度中获得好处的人。“在政治改革事业中，为社会造福的热情比可以从改革中获得最大好处的那些阶级的自私心具有更大的作用”。圣西门又举基督教的一些创始人为例来证明这一思想，好象这些人都不属于在基督教确立后能够得到好处的阶层似的。社会的改造应当依靠道德感的力量、热情的力量来进行。②
同时，有钱有势的人所以都要信奉新基督教，不仅出于道德冲动，而且基于个人的利益。圣西门确信，只有用提高富有阶级的享乐的办法才能实现新基督教的基本原则——改善贫苦阶级的精神生活状况和物质生活状况。我们在叙述其他问题的时候，已经谈到他用来证明这一思想的论据，即艺术家、学者和实业企业领导人都属于劳动者阶级，他们的利益实质上是同人民大众的利益一致的，他们是工人的天然领袖，是唯一值得信赖的领袖。③
圣西门的弟子们极力强调圣西问体系的宗教方面，把社会改革的整个事业都归结于宗教热情。他们都不关心政治斗争，只有极少数的偶然例外。圣西门本人虽然在最后几部著作中表现出宗教的唯心主义，但是总还有一些东西说明他始终是一个十分清醒的现实主义政治家，毕竟是根据对过去和现在的分析来论断未来的。不信奉新基督教，没有宗教的热情，就不可能实现改革；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又要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进行，而且改革本身就得具有政治斗争的形式。改革应当利用某种政治力量来完成。按照圣西门的学说，因为历史过程使实业家变戍了最大的政治力量，因为实业家以及学者和艺术家本身就关心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改革，因为实业家在未来的社会中要起最主要的作用，所以圣西门十分自然地作出必须建立实业家政党的结论。这个政党的基本核心应当是巴黎的实业家组织，“因为欧洲的政治动向取决于法国，而法国的社会动向则取决于巴黎”。巴黎的实业家自行组织起来并不困难，因为他们是巴黎的人数最多和影响最大的阶级。法国其他各地的实业家，然后还有整个欧洲的实业家，都必然跟着他们组织起来。实业党同保守党和自由党根本不同，因为后两者同封建阶级和中间阶级有联系， 它们的目的不是保持封建制度，就是利用封建制度来为自己谋利；而实业党的目的则是建立新的制度。成立生欧洲的实业党，就必然导致在欧洲建立实业体系和消灭封建体系。①
⑤ 《论实业体系》，法文版第 284—286 页。
①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372—373 页。
② 《论实业体系》，法文版第 299—31O 页。
③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373 页。
①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103—105 页。
实业家政党将用和平方法来建立。在这方面完全不必使用暴力手段，因为现存的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反对成立这样的政党。这将是和平的和有道德的政党。它将竭力通过舆论来发挥作用，而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阻止制造舆论。其次，当代社会的主要政治力量，即国王政权不仅不会拼命反对实业家，辰而愿意实业家的创举得到胜利。圣西门断言，国王政权绝对同封建社会没有有机联系。我们已经看到，在实业家反对封建主的斗争中，国王政权是站在实业家方面的。法国的国王在那个时期促进了事态的自然进程。现在，法国的国玉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起这种作用。国王的威信不会由于国王宣布实业家是臣民中的第一等级，或由于吸收实业家参与管理公共财产而下降。因为改革会使全民的福利和康乐普遍提高，所以人民对于站在改革运动最前列的国王的爱戴，只会比以前增强。实业体系与王权没有矛盾。在这一体系中，国王将是第一个大实业家，如同他过去是最大的贵族一样。因此，圣西门在《实业家问答》和《论实业体系》中，期待国王政权支持他为实现实业体系而进行的斗争，认为国玉政权是促进已成为历史必然的社会改革的因素之一。② 在《新基督教》中，他以读书所特有的宗教规劝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当时，欧洲的凡个国家的君主，已在基督教的旗帜下结成了神圣同盟。但是， 他们的行径远不符合圣西门所宣布的真正基督教的准则。他们仍在维护仰仗宝剑的旧的王权制度。因此，圣西问认为必须向他们呼吁：“君主们，你们要倾听神的声音，神通过我的嘴向你们号召：你们要重新作善良的基督徒， 你们不要再认为雇佣军、贵族、异教僧侣和亵渎神明的法官是主要靠山。你们既然以基督教的名义联合起来，就要能够履行基督教赋于有产者政权的责任。你们要记住，基督教吩咐有产者要用全力以尽快的速度提高穷人的社会幸福。”①
圣西门对王权和实业家在未来改革中的作用估计得过高，而对变革的第三种力量，即学者和艺术家等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却又讲得不够十分明确， 可是他们将要在未来的实业体系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在圣西门所设想的政党中，他们无论如何只能占次要的地位。圣西门说，学者将对实业家作出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依赖于实业家的地方更多，比如他们要依靠实业家生活。实业阶级不仅向学者提供满足他们直接需要的一切，而且还向他们供应科学工作使用的工具。实业阶级是主要的阶级，没有这个阶级，其他任何阶级都不能存在。实业阶级能为其他阶级创造他们所需的一切条件。因此，圣两门认为应当向实业家而不是向学者呼吁成立新的政党。②
在另一方面，即在准备和宣传新社会哲学方面，学者和艺术家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学者们应当证明，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一切社会阶级的福利都能够增长。他们应当找到保证广大生产者经常有工作可做的办法，拟出社会教育的基本原则，制定社会机体的卫生规则。他们应当用政治来补充人类科学的不足。艺术界人士是想象力丰富的人，应当用他们所特有的手段来促进改革。他们将宣告人类的未来，推翻黄金时代存在于过去的说法，指出它将出现于未来。他们将鼓舞社会，向社会描述新成就的美景，使社会感觉到它
② 同上书，第 112—113 页。
① 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204 页。
② 同上书，第 197 页。关于实业家和知识分子这两个集团的相互关系问题，圣西门的看法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把学者的作用看得更大一些。
的每个成员很快就要享受到从前只是一个人数极少的阶级所能享受得到的快乐。
实业党的任务在于把国家管理权从贵族、军人、法学家的手中拿过来， 丈结实业家。按照圣两门的意见，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也同实业党的其他一切活动一样，都是和平的行动。从出身和性质上来说，实业家们是一个和平的阶级。甚至在革命时期，暴力也不是来自实业家方面。圣西门问道， 对谁需要进行暴力斗争呢？要知道，实业家本身就占社会总人数的二十五分之二十四。他们占有纯实力优势，他们生产着全部财富，拥有大量金钱。他们的知识和业务能力都高于其他阶级。从人的道德或神的道德来看，也都要求由他们来管理国家。谁能够反抗这种力量呢？当实业家组织起来的时候， 政权自然会转移到他们的手里。他们的政治观点将成为舆论，而舆论将支配世界。①
按照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社会主义一词的含义，不能把圣西门的社会体系看作社会主义体系。圣西门在他的理想社会里仍保留了私有制、企业主阶级、工人阶级和企业主利润。圣西门从来没有说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即使是局部的公有化也没有提到过。实业体系有一些特点使它很象国家资本主义。在这种体系中，各企业主的私人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于“共同”利益，但是因为统治阶级就是这些实业家本身，所以十分显然，这种“共同”利益也就是整个企业主阶级的利益。虽然圣西门在其反对封建体系的早期著作中指责过国家干预实业，但是仍不能象艾克斯但所武断的那样，认为圣西门的学说是曼彻斯特学派②的学说。③圣西门的学说企图以空想的方法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政府状态，而不触动它的基础。为建立未来的社会体系而进行的“革命”，也要完全符合这种性质。这是一个统治阶级在王权的大力协助下反对另一个统治阶级的和平变革，最好不让群众参加，以免发生危险。圣西门相信，在建立起实业体系以后，会对群众、穷人阶级带来好处。但是，按照圣西门的意见，这个“穷人阶级”本身仍要消极等待，由他们的“天然”领导者——实业家来代表和保卫他们的利益。
圣西门体系的许多重要论点，同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广泛流行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论点一致。同许多出名的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一样，圣西门在自己活动的初期也把拿破仑的专政理想化了，指望他来改革社会。后来也同这些人一样，又批判拿破仑是“新封建制度”的建立人。圣西门在王权复辟时期跟这些人一起反对“封建残余”，以恒为“实业家”的彻底胜利扫清道路。圣西门同这些人一样，认为最近几个世纪的历史首先是实业的发展史和旧封建集团的衰落史。圣西门同他们一样，一回想起革命的年代就感到恐怖，害怕社会的下层再次发动，幻想实业家同国王联盟，幻想建立“实业王国”。最后，圣西门还和他们一样，把雇佣劳动制度和“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理想化了，并把它们看成是永世长存的。但是，如果把圣西问简单地说成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是不对的，因为这完全不能表明圣西门体系的独特之
① 《圣西门选集》第 3 卷，法文版第 72—75、104 页等处。
② 十九世纪初叶欧洲资产阶级经济政策方面的一种思潮，因盛行于英国曼彻斯特工厂主中而得名。它的出发点是要求所谓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资本主义企业主的事务。马克思曾指出，在曼彻斯特学派的花言巧语后面，隐藏着资本家力争自由贸易和自由剥削工人阶级的意图。——译者注
③ 艾克斯坦：《新老圣西门》，《社会主义史文库》第 2 卷，德文版第 432 页。
处。
制定整个社会的工作计划，实行协作制，把国家变成生产组织，实施义
务劳动，按才分级，由学者掌握精神权力——这一切就是圣西门学说的独特之处。这些特点的总合，即把它们合在一起，便使圣西门主义不能为圣西门依靠的主要社会阶级、即资产阶级所接受。这些特点丝毫也不符合资产阶级的心意。对这一时期的具有强烈个人主义意向的资产阶级来说，社会劳动组织的思想是极其荒谬的。只有根据高级知识界、而主要是技术知识界的心理， 才能理解圣西门体系的特点是如何产生的。这个知识界是随着实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个社会集团，在生活条件方面与资产阶级接近，它决不敌视资本主义，但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却与资产阶级略有不同。从社会出身来说，圣西门不属于这个集团。但是，对于科学技术方面的一些宏伟计划，从开凿巴拿马运河计划开始，一直到设想采用一切科学成就来改造地球，使地球变为天堂为止，他毕生都感到兴趣。圣西门最喜欢接近高级知识界，在拟定他的社会体系的基本原则的时期，他主要同高级知识分子来往。
在同这些人往来时，他重视精密科学，认为它是技术进步的基础，而反对形而上学和法学的烦琐议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一重视中得出的简单逻辑结论，就是承认研究实证科学的人应当在社会管理方面发生相应的作用。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圣西门在他设计的科学院中，只让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三类学者参加。我们知道，这三类学者是促进生产在技术上和组织上进步的最重要学科的代表者，即被圣西门视为技术知识界的天然领导人和老师的那些人。按才分级制和劳动义务制的思想，也是这一集团能够接受的。工程师就是根据劳动和才能被提升到领导地位上的。同生产工具的所有者不同，工程师之与生产发生关系，并不是基于民法法典规定的权利，而是由于个人的知识和才干。从圣西门的观点出发，对坐食其利的资本家和实际经营的资本家采取原则上不同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前者是寄生分子，后者是劳动者；前者不管怎样渺小无能，都可以不劳而获，后者是根据自己的组织才能而高升的。我们知道，圣西门实际上从实业家阶级中排除了不领导实业的有产者，把他们划为对社会经济不起重要作用的中间阶级。最后，也只有在这个知识阶层中，才能产生圣西门关于整个生产服从统一计划的思想。生产的技术领导者，比任何人都更能了解集中组织制的优越性。就是在那个时代，他们也不会意识不到个人主义体系给最合理利用生产力所造成的障碍，他们本身不是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所以能够抱有制定社会利用技术进步成就的计划的理想（这在当时是一种空想）。
这就是反映在圣西门思想中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使他的学说具有了自己的特点，而这个特点便使他在十九世纪初期的思想家队伍中占居了特殊地位。
圣西门在要接近他的人生旅程的终点时，把那些可以证明他的体系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论点表述得越加明确，并且越来越明显地把这些论点提到首位。属于这种论点的有：关于整个社会的工作计划和按才分级制的思想，关于为人数最多的阶级谋求最大幸福的原则。这些论点可以成为，而且后来也的确成了社会主义体系的来源。我们已经说过，圣西门本人并没有从这些论点中作出彻底的社会主义的结论。在圣西门的体系中，这些论点始终是所谓潜在的社会主义论点。然而，圣西门坚持这些论点的毅力和热情，对于培养进步人士去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的这
种毅力和热情也是符合于正在成长的工人阶级的利益的。
这已经足以使圣西门在社会主义史上占居光荣的地位。再有，圣西门学说的另一方面，即他的历史哲学，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圣西门的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以其彻底的决定论和关于历史过程的辩证性质的特别观点，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此外，圣西门主义还含有用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现象的因素。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想起圣西门对十一世纪以来实业的发展和实业家反对封建社会的斗争、即对法国革命所完戍的斗争的描述。对于历史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和实业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圣西闩都没有考虑透彻。但是，这些因素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作者：维·彼·沃尔金；董果良译自俄文版《圣西门选集》）
圣西门传略
克劳德·昂利·德·卢夫罗阿·圣西门出身于法国的一个旧贵挨家庭。这个家庭是查理大帝的后裔，出过许多显赫的宫廷大臣、杰出的军人和政治活动家，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的贵族路易·德·卢夫罗阿·圣西门公爵，因著作《摄政回忆录》而驰名于世。昂利·圣西门曾屡次自豪地谈起自己与他有血统关系。圣西门的父亲是巴尔塔扎尔·昂利·圣西门（1721—1783 年） 伯爵，母亲也出身于在法国北部的皮卡迪地方拥有领地的圣西门家族。他们在巴黎有一所私邸，一般都在巴黎过冬。圣西门的家庭相当富有而且很有教养，足可让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
1760 年 10 月 17 日.克劳德·昂利·圣西门在巴黎出生。他曾在一些著名的教师的指导下受过家庭教育；据他自己说，这些教师向他传授了大量的知识，以致使他都来不及很好地消化和把它们形成某一种体系。这种无系统的学习，使圣西门的一生和写作活动都受到了影响。
圣西门从小就十分聪明，有很强的记忆力和很高的求知欲，同时感觉敏锐和意志坚强。在他的教师中间，著名的“百科全书派”达兰贝尔给了他重大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圣西门从小就对精密科学发生兴趣，爱好唯物主义哲学，对宗教迷信养成了批判的态度。
他的这种态度，早在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锋芒毕露了。当时，要他参加所谓第一次圣餐礼仪式；根据自古以来规定的制度，只有参加这种仪式， 才能进入教会的怀抱。小圣西门坚决不参加这种仪式，说他不相估宗教上的圣餐礼，认为圣餐礼不符合他的信念，而他不想言行不一。老圣西门被儿子的这种大胆的自由思想和公然抗拒行为所激怒，便把圣西门关在堡垒里，希望通过拘禁迫使他回到“正路”上来。但是，这丝毫也没有削弱这个年轻的异教徒的坚强意志。圣西门被单独监禁了几星期以后，终于从堡垒里逃了出来；躲藏在一位女亲戚家里。这位亲戚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使圣西门与父亲重归于好，回到自己家里。
圣西门的一些传记作者还列举了圣西门童年生活中的其他一些轶事，来描述他的坚强性格。同时，他的自负心也很早就发展和形成起来，他深信自己负有伟大的使命，而且这个信念日益加强。据说，圣西门在十五岁的时候， 就命令他的仆人每天早晨用下面的话来叫醒他：“起来吧，伯爵，一些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您！”昂利·圣西门幻想在社会活动中，即在为人类和普遍
幸福服务的活动中得到荣誉。
根据贵族的古老传统习惯，圣西门在十七岁的时候入伍，一进军队就当上少尉，但是他很不满意军官生活，这种生活的空虚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无聊和苦恼。为了排遣这种无聊的心情，他专心致志于自修，加强自我教育。他非常热心于有益社会的活动。他把当时在英国的北美殖民地进行的争取独立和自由的革命斗争，看作是实现自己愿望的出路。他热烈地欢迎法国政府关于支援起义人民的决定，并被编为志愿军，参加远征兵团，在他的堂兄圣西门侯爵的指挥下，于 1779 年远渡重洋，到美洲直接参加反对英国的军事行动。
在美洲，圣西门在法军部队里英勇战斗，先后参加过五次战役，负伤数次，而他的军阶也连连晋升。1781 年 10 月，在约克城附近那次最后迫使英军投降的著名战役中，圣西门表现得非常出色。1782 年，圣西门被俘，押解到牙买加岛。但是不久以后，由于一个幸运的机会他被释放。后来，圣西门自豪地说：“我可以把自己看作是合众国自由的奠基人之一。”①
但是，军事行动本身并没有使圣西门感到兴趣。他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中说道：“我在美洲期间，研究政治科学的时间大大超过研究战术的时间。战争本身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而战争的目的却强烈地吸引着我。后一种兴趣，使我毫无怨言地忍受了戎马生活的艰苦⋯⋯我的夭职根本不是当一个军人，我应从事一种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与此截然相反的活动。研究人类理性的进程；以便将来为改进人类的文明而努力——这就是我为自己规定的目的。从此我就完全献身于这一目的，并为此贡献出了我的一生。从那时起，这项新的工作便开始占去了我的全部精力。我在美洲逗留的后期， 都用于思考我亲眼目睹的重大事件上。我竭力探索和揭示它们的原因，并设法预见它们的结果。我尤其致力于研究对于我的祖国可能产生的后果。”②
战争结束以后，圣西门装了一脑子关于科学活动的宏伟计划和实践工作的方案。在返回祖国以前，他先从牙买加岛到了隔海相望的墨西哥，向墨西哥总督提出开凿一条连结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的计划。当然，这项计划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巴拿马运河是在圣西门提议后一百多年才动手开凿的）。 1783 年，圣西门回到法国，继续在军队里服役，并且晋升为上校。一种
被他看作是令人苦恼的、干燥乏味的无聊的生活又开始了。现在，这种生活使他格外感到苦恼，因为在美洲的体验和所得的印象，以及新的自由思想， 使他产生了一个想把“另一个世界的植物”移植到本国的不可遏止的愿望， 并推动他的热情澎湃的性格积极地去从事”为人类造福”的工作。圣西门回忆这个时期时说道：“我很快就对⋯⋯无所事事的生活感到厌倦。夏天练兵， 冬天在宫廷里担任侍从——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不能忍受的。”①圣西门的团队曾在梅济埃尔市驻防一个时期，著名的数学家孟日当时正在该市的军事工程学校讲课；到这个学校去听孟日的讲课，是他这一时期的唯一乐事， 但到 1784 年，孟日便离开了这个城市。
圣西门的心绪不能平静下来，于是他东奔西走，抱着宏伟的计划游历欧洲各地。1785 年，他到了荷兰。当时，在这个因为同英国斗争而弄得衰落不
① 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142 页。——译者注
② 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146—147 页。——译者注
① 参看本选集第 1 卷第 28 页（俄文译本所据的原文版本不同）。——译者注
堪的国家里，时常发生反对总督的革命风潮。圣西门提出一项由法国和荷兰成立联合远征军去占领英国的殖民地印度的计划。他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协同法国驻荷兰的公使拉·沃古翁将军制定这项远征计划。他本想在这次远征中担当重要职位，但是荷兰最后没有采纳这项计划，于是圣西门失望地回到法国。
1787 年，圣西门又到了马德里他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西班牙准备用开凿运河的办法使首都变成一个海港的计划使他产生了兴趣。开凿运河的工作早已经开始，但由于政府缺乏必要的资金和工作人员而中断。圣西门同一个祖籍法国的西班牙大金融家和商人卡巴留斯议妥，后者负责提供修造运河的资金，而圣西门则负责召募人员和合理组织他们工作。西班牙政府对这项计划很感兴趣。同时，圣西门在西班牙还组织了一个公共马车公司。但是不久以后，他把在西班牙所搞的事业全部放下，急忙赶到法国，因为法国爆发的革命在吸引着他。
1789 年秋，圣西门回到故乡皮卡迪。在这里，他先在法里威村，后在离这个村庄不远的佩龙讷市，极力接近当地的居民，大约有两年的时间积极地参加了人民革命运动，但是始终没有超出这个地区的范围。他向群众公开宣传政治平等和自由的思想，组织人民欢迎国民会议，要求废除贵族和僧侣的一切特权。他自己也正式声明放弃伯爵的头衔和贵族的称号。为了切断同过去的联系，他甚至通过正式手续更改了自己的名字，由圣西门伯爵改为“公民包诺姆”（Bonhomme 即老百姓、庄稼人之意）。同时，不管人民选他担当任何重要职务，他都坚决拒绝。人们选他担任佩龙讪市的市长和当地的国民近卫队队长，都被他拒绝了，他说委托过去的特权阶层出身的人来担任这种职务是危险的。
但是，随着革命运动不断扩大和深入，越来越采取坚决的和暴力的形式，圣西门便开始离开革命的洪流，并在后来当他提起往事的时候，不仅避而不谈自己在 1789—1791 年间的活动，而且干脆吝认有这么一回事。这很可能是因为不愿意在拿破仑和路易十八的政府面前败坏自己的名誉。
圣西门在 1808 年写的自传中回忆自己对革命的态度时写道：“我回到法国的时侯，革命已经开始。我不想参与革命，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本来就确信旧制度已经日薄西山，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厌恶破坏。”①后来在 1820 年， 圣西门在致下议院的呼吁书中再次强调说：“在法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我始终只是一个旁观者和观察家，没有在相继直迭的任何一个政府中担任过任何政治职务。”
虽然圣西门信奉政治自由和权利平等的思想，虽然他同情“人教最多和生活最贫苦的阶级的命运”，但是革命的恐怖措施和处死国王，使他离开了革命。1817 年，圣西门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第一封信）中写道：“⋯⋯ 我的笔就屡次想描述法国人自己制造的灾难的情景，摘录他们做过的暴戾举动，复述他们在革命时期所犯的暴行。但是，我的内心反对我这样做。一想起我亲眼目睹的这些可怕情景，在我的内心就引起反感。”②圣西门幻想用和平办法“改组社会”。
圣西门家族的财产在革命时期遭到严重损失。为了谋生，圣西门准备根
① 参看本选集第 1 卷第 29 页注
② 。——译者注 ②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145—146 页。——译者注
据 1790 年 5 月 15 日法令从事国有财产的投机买卖，但是他的个人资金不够， 于是开始寻找一个打算向这种投机活动投资的有钱伙伴。他终于找到了这个伙伴，这个人是他的旧相识（他们在西班牙就认识的），德国的外交家教富商，名叫西格兹蒙德·列德伦，也是一个伯爵，作为一个外国人，列德伦不可能在革命的法国独立活动，他把大批资金（数十万里弗）交给圣西门使用， 从所得的利润中分取一半。他本人却不得不离开法国。圣西门把全副精力都投在这项新的、他所不习惯的活动上。他以自己特有的热情和坚定精神，巧妙地利用市场情况的特点和货币行市的波动，迅速地扩展了他的大胆的和广泛的金融活动。他在美国看到有人迅速地积累了巨富的实例，使他受到了鼓舞。他关于这一时期的生活写道：“我在这个全融部门，热情奋发地、信心十足地而且一帆凤顺地干到 1797 年。”①
他得到的成就确实使人惊讶。圣西门在很短期间内就把列德伦交给他支配的资本增殖了数倍，他成了百万宫翁。这使他可以过阔绰的生活。他在巴黎的华丽高雅的私邸里举行丰盛的招待会和豪华的宴会，挥金如土，解襄相助初出茅庐的科学家和作家。他同法国思想界的著名代表人物，主要是同精密科学和自然科学界的泰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且经常保持这种联系。常到他那里去的，有数学家拉格朗日和孟日，有当时还很年轻的自然科学家、既是他的论敌又是他的朋友的居维叶和茹夫卢阿·圣伊莱尔，有著名的作家、演员和政治活动家，总之，都是法国知识界的一些名流。
在 1794 年，圣西门的金融活动曾一度中断，因为革命政府的机关把他关押起来，最初，有人警告他，说要逮捕他，于是他马上隐匿起来；但是， 后来听说政府把帮助他潜逃的一个无辜的人逮捕了，他便去投案自首，被关在监狱里。他被逮捕的原因，至今还没有完全查明。据某些材料说，他是作为贵族而被捕的；而据另一些材料说，则是出于误会：政府把他误认为是潜逃国外的银行家圣西门。后来，他在 1820 年致下议院的呼吁书中谈到这次被捕事件时写道，他遭到了“罗伯斯庇尔执政时期一切正直的人所受到的那种迫害”。
圣西门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十个月左右。监狱里的条件很差，使他得了重病，脑的功能失常。他时常发出吃语，说查理大帝来到他的眼前，提醒他关心自己的崇高使命，预告他将在哲学方面取得荣誉。在热月，他才获得释放。
圣西门出狱以后，继续进行因被捕而中断的投机活动。但在 1797 年， 列德伦返回巴黎，因为他害怕圣西门耗尽他所积蓄的巨额财富。他们决定拆伙。他所积蓄的财产的法定所有主是列德伦，圣西门只是代表他经营。列德伦根据这一点，并利用圣两门幼稚的轻信，只分给他十五万法郎，约等于财产总额的二十分之一。圣西门以为这只是预分的一部分，将来还要进行决算， 但是圣西门想错了：列德伦利用最无耻的手法，把全部财产都霸占过去。
后来圣西门说他的投机活动和革命时期的阔绰生活，即圣西门生平中的这一段阴暗时期的作为，是出于一些崇高的动机：企图得到一笔资金来创办以“改进人类命运”为目的的巨大实业和科学机构，希望同有天才的人直接交往，以便在日常生活中研究他们的心理和创作过程，同时也观察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应当承认，圣西门的这段经历，现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阐明。这不过是圣西门的充满内心矛盾的、具有冒险色彩的复杂生活的许多离奇古怪
① 参看本选集第 1 卷第 30 页。——译者注
的波折之一。
同列德伦断绝关系（1797 年）以后，或许是由于圣西门的财力已非常有限，或许是由于他的整个思想发生了变化（以前，也有过数次这种变化）， 圣西门的生活方式具有了新的性质。他开始研究科学。为“改造人类命运” 而工作的时期开始了，圣西门“计划为人类的理性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物理政治学的道路”。但是，这需要知识，首先是需要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于是，圣西门以他通常特有的热情和坚强意志开始学习科学知识。
正是在这个时期，即在十八世纪末叶，精密科学和自然科学日益被法国科学家的最卓越成就丰富起来。拉普拉斯（《宇宙体系讲话》，1796 年；《天体力学》，1799 年）、拉格朗日（《解析方程论》，1797 年）、卡诺（《无限小计算的形而上学研究》，1797 年）和孟日（《画法几何学》，1799 年） 的物理和数学著作相继出版，居维叶（《动物演变史简述》，179S 年）和毕沙（《生和死的生理学研究》，1800 年）的生物学研究也先后问世，达尔文的先驱者之一茹夫卢阿·圣伊莱尔也开始出版自己的著作，卡巴尼斯和维克达吉尔的唯物主义观点得到传播。
圣西门完全卷进新的科学和哲学思潮的这股洪流之中。他决定使自己的学习按照一定的计划来进行：先研究比较简单的自然现象——无机体世界， 然后再研究比较复杂的自然现象——有机的自然界。最初，他搬到工业大学附近居住。工业大学是国民公会创办的，在反动势力猖獗时期还保留着革命传统，以物理和数学的教学水平较高而出名。他在这里性了三年左右，经常到学校去听课，到图书馆去阅读，与最出名的教授保持密切的联系。1801 年， 他又抱着同样的目的搬到医学院附近居住，利用医学院来扩大自己生物学方面的知识。在这个期间，他仍象以前那样继续在家里招待科学界的许多代表， 只是场面没有从前那样豪华罢了。
他对这个时期写道：“我是花钱来购买知识的。我设盛宴款待教授，为他们准备上等美酒，对他们照顾备至，经常对他们解囊相助。这一切使我得到一切可能，愿意学习什么就可以学到什么。”①
的确，圣西门的义襄总是敞开着的，他不仅对贫穷的科学家、特别是对初出茅庐的科学家进行物质援助，而且资助各种学术创举，比如资助设立免费讲座，进行科学试验，刊行学术著作等等。
圣西门一直认为，要想使自己的学术长进，必须亲身与学者密切往来， 但是他觉得在自己这样单身汉的家里接待学术界人士是达不到目的的，只有在沙龙里（这个沙龙要有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精通上流社会的生活和一切礼仪的主妇）招待客人，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后来，他找到了一位合乎他这样要求的沙龙夫人，名叫古里·德·尚格兰，二十七岁，受过很好的教育， 已在当时文艺界中稍有名气。圣西门同她结合并不是想要欢度夫妇生活和享受家庭快乐，而只是要一位沙龙夫人而已。1801 年，他与古里·德·尚格兰夫人同居。尽管这一对好客的主人对客人招待得殷勤备至，但是他所布置的沙龙却使他大失所望：除了平庸无味的笑谈之外，在沙龙里几乎听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然而，圣西门对他的伟大使命——为人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即走向普遍幸福的道路，却越来越具有信心。当时，他读到斯塔尔夫人的新著《论文
① 参看本选集第 1 卷第 31 页注 2。——译者注
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1800 年），感到十分兴奋。斯塔尔夫人认为科学具有伟大作用和人是完美的观点，以及她昔日对各族人民和个人生活中的情感和欲念所作的崇高评价，与圣西门的想法十分接近，使得圣西门感到他自己同斯塔尔夫人心心相印，觉得她的才华与自己井驾齐驱。他断定同她密切合作，一定会收到最好的效果，而象他和她这样的天才结成夫妇，必然会生出能够创造出一番伟大事业的才华惊人的后代。
圣西门没有多加考虑，就在 1802 年中期同妻子离婚。离婚后不久，女方就同巴夫尔男爵结婚，后来她用巴夫尔夫人的名字发表小说和戏剧作品， 而且相当出名：而圣西门则到瑞士的日内瓦湖畔科佩镇，去拜访独居在那里的斯塔尔夫人，企图同她结识并把她据为己有。当时，斯塔尔夫人已经同丈夫离婚。圣西门的尝试完全失败：斯塔尔夫人非常亲切地接待了他，但是拒绝了他的要求。
1802 年以后，圣西门集中精力于科学研究和写作。他游历了英国和德国，研究这两个国家的科学界是不是按照他所设想的方向在活动，结果败兴而归。他确信英国人“没有把自己的学术活动指向物理政治学的目标，没有从事改组自己的科学体系的工作”，而德国的科学“仍处在幼稚状态，因为它还建立在神秘主义的基础上”。①圣西门最后产生一种信念，认为除了他以外，任何人也不能实现他的理想——为改造欧洲社会开辟新的道路，即开辟走向人类幸福的大道。他动笔写作，并在 1802 年写出了处女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他在这部著作中努力总结自己在各门科学方面所取得的一切知识，并勾画出自己世界观的几乎一切论点的最一般的、但是还不够清晰的轮廓。
到 1802 年，圣西门的财产已经荡尽，全都化在招待客人和旅行上了。圣西门不仅无钱出版自己的著作，而且穷得难以果腹。有一个时期，他不得不到一家当铺去当缮写员，每天工作九小时，而全年收人才一千法郎。但是， 这种境遇并没有挫败他的志气。他继续刻苦工作，通宵达旦著书，归纳自己的思想，连咯血的重病也没有使他停止过工作。
1805 年，圣西门偶然遇见过去的仆人迫亚尔，从此以后，他的生活状况略有好转。迪亚尔在给他当差的时候，积蓄了一些财产，这时把他请到自己家里去住，使他有了集中精力写作的可能。圣西门用迪亚尔的钱，在 1808 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著作《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比较详细地和有计划地发挥了《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的基本思想。他在这部著作中详尽地谈论了科学研究的方法，略述了科学的分类，比较慎重地制定了关于必须完全依据有用的知识来总结已经积累得很多的经验材料，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思想。圣西门不想大量发行自己的新著。这部书只印了一百部，由他分赠给最著名的学者，希望读者给予批评，并请他们把意见告诉给他。但是，圣西门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他以后的几部著作，其中有《给经纬度侧绘局的信》（1808 年）和《新百科全书》（1810 年），也得到了同样的命运。
但是，无论是这些失败，还是在迪亚尔死（1810 年）后他遇到的更大的穷困，都丝毫没有使圣西门气馁。相反地，他继续以更大的毅力工作，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和使命。结果，虽然他的物质生活状况不断恶化，而他的精
① 参看本选集第 1 卷第 31 页。——译者注
神却日益昂扬。他已经达到一贫如洗的地步。他在 1812 年时写道：“饮食只有面包和开水，工作的时候屋中没有生火，这样的生活已经过了两个星期。我把一切东西都已卖光，一直到身上穿的衣服，为的是支付我的著作的抄写费。热爱科学和公共福利，渴望寻找和平的方法来结束整个欧洲社会所遭到的可怕危机，结果竟把我弄到达般贫困地步。因此，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承认自己的贫困，并且请求必要的支援来继续我的写作活动。”
实际上，圣西门也真正“心安理得地”向一切能够给予援助的人求过援。他不认为自己的求助是下贱的事，因为他所追求的不是赠与，不是施舍，而是对他所创造的重大公益事业、给全人类造福的事业的支援。但是，他的许多受过他的好处和得过他的物质援助的朋友，大部分都对他的求援置诸不理。圣西门也曾想起由于他的努力而发了大财的列德伦，并且屡次向他写信， 有时答应他用两个人的名义出版哲学著作，有时对他阿姨逢迎，有时用诉讼威胁他，有时又想用自己的贫苦境遇引起对方的怜悯，以便得到圣西门本来有权享有的财产的一部分，哪怕是一小部分也好。但是，这个在 1797 年用卑鄙手段欺骗过他的列德伦，这一次也只是分给他很少一点钱。
1813 年，圣西门写成两部著作：《人类科学概论》和《论万有引力》。这两部著作都没有付印，只是腊了几份清稿，分赠给权威的学者，供他们审阅批评。圣西门等待接受认真的批评，准备同他们一起合作。但是这一次， 他的希望也成了泡影。
为了引起政府对他的著作的注意，圣西门给他的《论万有引力》一书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政治性副题，《迫使英国人承认航海自由的手段》。由于法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而英国则实行反封锁，所以“航海自由”非常具有现实的意义。这个副题与该书的内容完全不符，而这本书还是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无论是在书上题名或把该书献给拿破仑，无论是把这本书送给上议院、政府和科学院，也无论是标榜作者同《摄政回忆录》的作者圣西门公爵有血统关系，都没有能够产生效果。
法国和整个欧洲在当时经受的激烈的动荡，以及打乱了大陆上各国人民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连年战争，都不能不在敏感而喜欢沉思的圣西门的思想活动与著作上反映出来。他的思想集中在社会政治问题，首先是欧洲的“和解”问题上面。这时，他把自然科学问题、自然哲学、作为普遍原则的万有引力定律都放到次要的地位上，不过在解释社会现象时仍以“实证方法” 为基础。
1814 年，圣西门同一位有才能的初露头角的学者结识，这个人就是后来成名的历史学家梯叶里。他给圣西门当了秘书。在梯叶里的协助下，他发表了一部新作，名叫《论欧洲社会的改组，或在保持各国独立的条件下把欧洲各族人民结成统一的政治体的必要性和手段》。在这部著作里提出了一项摆脱普遍危机的措施，即通过成立全欧议会的办法在政治上把欧洲各国联合起来，而这种联合首先应从结有宿仇的法国和英国开始。圣西门天真地相信这个“欧洲和解”思想能够成为现实。他把这部作品分赠给各国君主，包括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内，圣西门并且随书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没有发表）。
《论欧洲社会的改组》一书获得戍功。圣西闩的学说开始被人承认。他的物质生活状况也好转起来。圣西门关心政治事件，时常在报刊上发表对这些事件的评论文章，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政局的影响，在对待政治事件的态度上表现出了很大的摇摆不定。例如 1815 年拿破仑重返法国时，圣西门在 3
月 15 日发表一本小册子反对拿破仑。他在这本小册子里写道：“在我们的国境上出现了一个曾以种种漫无节制的军事暴政蹂躏法兰西十余年的人。”可是刚刚过了两个月，即在“百日”统治时期的 5 月 18 日，圣西门又发表一本
小册子（与梯叶里合著），名叫《关于反对 1815 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其中号召法国在拿破仑的领导下同英国结盟。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政局暂时安定下来。在复辟时期，法国迅速地沿着工业发展的道路前进，大型的工商企业和银行发展起来。圣西门敏锐地感受到了法国经济生活的脉搏的跳动。他日益看清：“工业家”、“实业家”的作用，认为他们是法国经济建设的领导者和参加者， 所以应当占据“优势地位”。他开始受到资本家的代表人物的注意，其中有些人时常支持他的写作活动，并成了他的弟子。
圣西门现在有可能发表自己的著作了，他把自己的作品编成选集或文选出版。
1817—1818 年，圣西门的四卷本选集出版，总书名叫《实业，或为献身于有益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讨论》。在收入这部选集的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给一个美国人的信》和《论财产和法制》。1819 年 1—5 月，出版了十二册文集，书名叫《政治家》。他还利用这部文集的材料，出版了单行本的论文集，名叫《论蜜蜂与胡蜂的不和或生产者与不事生产的消费者的彼此地位》。
1819—1820 年，圣西门出版了选集《组织者》，其中有一册刊载了他的名著《寓言》即《关于组织者》。在《寓言》中，他由于犯了“冒犯皇族宗室的公爵”罪而受审。当然，这个罪名是虚构的，没有任何根据，因为圣西门是十分尊崇波旁王朝的。圣西门没有花费多大的力量就洗清了自己的罪名
（他的《给陪审员先生的信》就是在当时发表的），法庭宣告他无罪。
1821 年，圣西门出版新的选集，名叫《论实业体系》，并在书上题词： “上帝说，人们要互爱互助。”圣西门在这部选集的各篇论文，意见书、书信和呼吁书中，已经相当清晰和肯定地描绘出他的“实业体系”的思想。
圣西门精力充沛，不知疲倦，而且著作的产量很多。但是，他是一个不能保持平衡、在神经心理系统方面不够正常的人。1823 年 3 月 9 日，在精神消沉的状况下，他用手枪射击自己的头部企图自杀，但是未遂，只是使右眼失明。这段插曲并没有影响他以后两年的活动，正是在他生活的最后两年， 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和最成熟的一部著作。这时，圣西门已经不是独自一个人在工作了，他的周围有了许多学生。除了梯叶里以外，这时最和他亲近的， 是奥古斯特·孔德。后来，孔德成了著名的哲学家，创立了“实证主义”， 他的哲学的所有主要论点都是从他的老师那里借用来的。1823—1824 年，圣西门出版了四册《实业家问答》，其中有一册，即第三册，是由孔德执笔的。
①圣西门只对这一册作了一个序言，其中阐述他和孔德之间的意见分歧。
1825 年，《论文学、哲学和实业》问世，这部书附有充满乐观精神的题词：“直到目前，人们都盲目地传说黄金时代是属于过去的事，其实它还在将来。”
最后，在 1825 年 4 月，出版了圣西门的最后一部著作即《新基督教》， 这部著作完成了圣西门所建立的思想大厦。
① 这一册构成孔德的《实证政治体系》的第 1 卷。
圣西门在晚年受到了朋友和弟子们的关怀与照顾。1825 年 4 月，他患了重病。他的体力迅速衰弱，但是直到临终，他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蓬勃的生气。在弥留之际，他对自己的弟子们说：“你们要记住，为了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具备热情⋯⋯我终生的全部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一切社会成员创造最广泛的可能来发展他们的才能⋯⋯在我即将离开人间的时刻，我只能对你们说：用你们的联合力量去完成最伟大的成就的时候来到了。梨子已经成熟，只等你们去摘。”
1825 年 5 月 19 月，圣西门与世长辞。
（董果良译自俄文版《圣西门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