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向往的事业

无知就是无知，谁也没有理由相信它能衍生出有益于自身或者有益于社会的任何东西。总之，无知是可怕的、难以自拔的深渊。——弗洛伊德

从职业医生做起

1882年7月，弗洛伊德正式到维也纳全科医院工作。开始时，他担任了外科医生。

因为感到太疲劳，也许是弗洛伊德意识到筹备婚礼需要高额存款，在担任外科医生两个月后，在西奥多·梅纳特的推荐下，弗洛伊德于同年9月当上了著名的医生诺斯纳格的诊疗所的实习医生。

诺斯纳格医生是1882年刚从德国到维也纳来的著名内科医生。他自己遵循着一整套极其严肃、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诺斯纳格对他的助手们说：“凡是想要每天睡5个钟头以上觉的人，都别研究医学。每个医学学生，每天要从早晨8点起听课，一直听到下午6点钟；然后，他必须回家继续研究至深夜。”

诺斯纳格的高尚品质博得了他的学生、助手和病人的钦佩，弗洛伊德很尊重诺斯纳格。但是，弗洛伊德迫切地感到：他不能继续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日常的看病活动中，而应该在看病之外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病人的病例。

1883年5月，弗洛伊德进入梅纳特的精神医学科，前两个月在男病房，后3个月在女病房。

同年10月，他转入皮肤科，后来又转入神经科，一直待到1885年夏天，他才离开总医院。

西奥多·梅纳特同弗洛伊德以前的老师布吕克一样，是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他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兼任教职。弗洛伊德大学时代很喜欢听他的课，并且从听他的课开始对神经病学发生了兴趣。弗洛伊德曾说，他对梅纳特的崇拜达到“五体投地的程度”。

梅纳特是当时最著名的脑解剖学专家，他对大脑神经错乱症颇有研究。所以，在医学上把这种病例命名为“梅纳特精神错乱症”。

患有这种病的人，有严重的幻觉出现，以致精神错乱、意识颠倒。这是以后数年弗洛伊德研究潜意识及各种变态心理现象的开始。

在梅纳特精神医学科的5个月，是弗洛伊德在总医院中获益最多的一段时间。他的美国翻译家朋友布里尔指出：“如果他自己去摸索精神医学，一定会失望，可能早已打退堂鼓了，回到他早先想研究的法律上去了。”

5个月即将结束时，弗洛伊德去拜访布里尔说：“我应该集中精力成为一个专业精神病学家呢，还是应该朝一般医学上谋求发展呢？”

他显然比较喜欢专攻精研，但是他知道那样一来会把自己局限在维也纳。而一般医学的机会就多得多了，能使他早日有能力结婚。布里尔的意见是要他先不要那么早作决定，而是慢慢考虑真正能吸引他的学科，然后再去专攻，并且要他接受终究必须要做普通医生的事实。

拜访布里尔后的第二天，弗洛伊德申请转到神经科。1884年元旦终于正式进入神经科。不久，有两位医生被派去奥地利边境消灭霍乱，因此他便被暂时委任为主治医师，负责管理100多个病人、2个护士和3位医生。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全科医院的3年工作期间，始终都以饱满的热情进行临床医疗实践和研究工作。他虽然接连从医院的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但他的工作和研究重点和他的主要兴趣，始终都是神经系统的疾病。

他在诊疗时间外的研究工作，重点也是神经系统方面的生理结构和机能。他先后跟随了像梅纳特和布洛尔那样的著名神经科专家，先后研究了神经纤维、神经细胞、神经错乱症以及麻醉神经的可卡因，取得了很大成就。

他在《自传》中写道：

以某种意义而言，我对于原先起跑的那项工作已经失去了信心。布吕克为我指定的题目是最低等的鱼类的脊椎研究。如今，我开始转向人类的神经中枢系统的研究……我之所以选择神经中枢作为我的唯一研究对象，其实也表明了我的发展的连贯性。

和我初入大学时无所不学的情形相反，我如今却产生专注于一项工作和一个专题的倾向，而且这个倾向一直继续下去……

这时，我又恢复在生理学研究室工作，起劲地在从事脑解剖研究工作。在这些年里，我发表了好些有关髓脑内神经核及神经通路的研究论文……

从实用的观点来看，脑解剖的研究绝不比生理学好。再加上我考虑到材料来源问题，所以，我就转而开始研究神经系统的疾病。在那时候的维也纳，还很少有这一医学分支的专家，所以可资研究的材料都散见于医院的各个科，而且也没有学习研究这方面学问的适当机会，只好靠无师自通的方法去学习。即使是不久前专门研究这方面的诺斯纳格，在其脑部位方面的著作中也还不能把脑神经病理从其他医学分支中分离出来……

在第二年，我还是继续担任驻院医师的职务。我发表了不少有关神经病的临床观察报告。渐渐地，我对这方面的疾病已经能驾轻就熟，甚至我已能很准确地指出在延脑中的病灶位置。使得病理解剖的先生们，对我的临床分析毫无补充的余地。同时，我又是在维也纳第一个把诊断为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病人送请病理解剖的人。

从1882年至1885年，弗洛伊德在医学实践中，对人类神经系统的疾病有了特别深刻的认识，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总结在他这一时期内所发表的几篇学术论文中——《喇蛄之神经纤维及神经细胞的构造》、《神经系统诸要素之构造》和《论可卡因》。

神经衰弱如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一样，可以使人的精神萎靡不振。而可卡因可以振奋人的精神，弗洛伊德曾经亲自服用可卡因，检验可卡因对人的神经系统所起的振奋作用。

他在一封给玛莎的信中说道：

在我最近患神经衰弱症时，我再次服用古柯，而很少量的药剂就可以给我提神达到很兴奋的程度。我现在就是正在收集关于这个富有魔力的物质的资料。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向一位年轻眼科医生建议用可卡因作为眼科手术的麻醉药。不久，他得知他的另一位朋友、眼科医生卡尔·柯勒已经成功地把可卡因用作眼科手术的麻醉剂。

原来在这段时间里，弗洛伊德开始对一个德军春季演习的实验报告产生浓厚的兴趣。阿森布兰德博士用可卡因——从古柯树的叶子提炼出来的兴奋剂，用来治疗生命垂危的士兵。

虽然可卡因在南美洲被印第安人广泛使用，但在欧洲却一向被忽略，直至很长时间以后才被苏格兰的医师克里斯特生拿去做试验，结果竟使他返老还童，走路比任何人走得更快，跑步和爬山也比别人强。阿森布兰德首先认真地试验这种药，发现“巴伐利亚的士兵，因为过度辛劳而疲惫不堪，但是用了可卡因以后，就能精力充沛地参加演习和行军”。

在现代医学中，可卡因又叫作古柯碱，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具有局部麻醉作用的天然生物碱，为长效酯类局麻药，脂溶性高，穿透力强，对神经组织亲和性良好，产生良好的表面麻醉作用。其收缩血管的作用，可能与阻滞神经末梢对去甲肾上腺素的再摄取有关。毒性较大，服用小剂量时能兴奋大脑皮层，产生愉快感，随着剂量增大，使呼吸、血管运动和呕吐中枢兴奋，严重者可发生惊厥；大剂量可引起大脑皮层下行异化作用的抑制，出现中枢性呼吸抑制，并抑制心肌而引起心力衰竭。

可卡因从所应用部位吸收，在肝和血浆经酯酶水解代谢，代谢物经肾脏排出，部分还可通过乳汁排泄。可通过血脑屏障，并在中枢神经系统蓄积，急性中毒时脑中的药物浓度高于血药浓度，本品还可通过胎盘屏障。因其毒性大并易于成瘾，近来已被其他麻药所取代。临床上常用其盐酸盐制剂。

弗洛伊德在《德国医药杂志》上读到了阿森布兰德的研究报告，决心推介这种目前还鲜为人知的药。在1884年1月底以前，他自己证明阿森布兰德博士的结论是正确的。于是他开始将可卡因赠给朋友、同事和病人，自己也重复地做试验。

除了做试验外，弗洛伊德同时尽可能地阅读所有关于可卡因的资料。他把结果归纳起来，在1884年7月发表了一篇报告，叙述可卡因早在美洲原始部落得到广泛使用，然后才传到欧洲的历史。接着他讲到可卡因在动物和人类身上的效果和他自己试验的结果。

他的结论是：

可卡因可以作为兴奋剂使用，它的主要目的是，在一段短时间内可加强体力，并且保存一些力量，以备将来的需要，而且它还具有麻醉效果。

报告写好以后，他开始准备等待已久的旅行，到温斯柏克去和久别的玛莎会面。他俩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见面了。当9月初他离开维也纳时，脑子里只有早日见到玛莎的念头。

弗洛伊德继续服用可卡因一年多后，发现这种药对自己没有什么副作用，于是弗洛伊德把它用作局部性的麻醉药，而且逐步推广开来。

但是，后来人们逐渐才认识到可卡因比其他药剂更容易使人上瘾，而且更具有危险性。相应而来的，反对可卡因的运动出现了。

最著名的批评者是尔仁梅耶博士，他在1886年5月说自己很庆幸没有被推荐用可卡因来戒除吗啡。后来他还形容可卡因是“人类的第三大祸害”，于是弗洛伊德受到的攻击便越来越多。

可卡因对人类的祸害非常巨大。因为可卡因成瘾性强，并对吸食者产生健康伤害，1914年，美国即宣布可卡因为禁药，该禁令延续至今。与美国相同，至今绝大部分国家都将可卡因视为毒品。

在巴黎拜师学习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当医生的时候曾经写道：

那时候，在维也纳的医学界很少有精神医学方面的专家，研究资料和文献分散在医院的许多不同部门里，没有令人满意的学习机会，我们不得不自己摸索前进。

遥远的巴黎有沙考特医生的大名在闪烁，因此我想好了，首先要设法获得在维也纳大学担当脑神经病理学讲师的职务，然后再到巴黎去继续深造。

1885年9月，弗洛伊德成为大学里的讲师，因此他得到了一笔旅行津贴，他终于可以支付渴望已久去巴黎拜访沙考特的路费。并且他决定冒一次险，于是在去往法国之前辞去在总医院的职务，准备回国后另立山头，自己开业行医。留学奖学金是240美元，可以足够维持弗洛伊德6个月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弗洛伊德从维也纳大学的神经学系教授莫里兹·班尼迪克特那里得到了一封给沙考特的介绍信。

弗洛伊德离开了维也纳，开始做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他要在去巴黎之前，先到温斯柏克和女友玛莎会面。6个星期后，他到达温斯柏克。这次和他3年前的秘密造访迥然不同。

这时候的弗洛伊德不再是一个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26岁不知何去何从的学生了，如今他已经是维也纳大学的讲师。即使他的天才还没有显露出来，但至少他已经隐约表现出那种成功的专职人员的气度。

弗洛伊德在温斯柏克过得很愉快，他和玛莎度过了整整6个星期。1885年10月11日，他向巴黎进发，开始在沙考特的门下进修，发展自己的伟大事业。

弗洛伊德在10月13日抵达法国的首都巴黎，投宿在拉派艾克斯旅社时，惊喜地发现玛莎的信先他而来，于是他马上回信。

巴黎令弗洛伊德眼花缭乱，也让他更想念玛莎，希望她能陪在自己的身边。开始时他坚持每隔一天就给玛莎写一封信，后来也就越来越少。

在接下去的日子里，他尽力去适应巴黎当地的环境，四处找比较便宜的住所。晚上他还要安排时间去戏院看戏，不为了休闲享乐，而是希望借此能尽快学好法语。

10月19日，弗洛伊德认为万事俱备，就去沙比特里尔医学院。但是他出门时把班尼迪克特为他写的介绍信落下了，他只好决定再等一天才去见沙考特。他开始想家，想玛莎，这让他极端沮丧。

他后来对这段时间写道：“不是为了科学的话，这个地方真不值得我停留。”

但他在一天内就有了天翻地覆的想法。10月20日，弗洛伊德进入了沙比特里尔医院的大门，接下来的4个月生活将会彻底地改变他的命运。

沙比特里尔医院建造于法王路易十三世当政时期，最初是用来收容乞丐、妓女和疯子，后来成为巴黎最大的妇女救济院。

1850年以后，它容纳了四五千人，但却没有医院的样子，而极像恐怖的“疯人院”，但是沙考特在此做了一些变动。他被聘为复健部的主任医师后，在里面增加了教育和训练单位以及许多实验室，并设置了歇斯底里症病人的病房。在1885年，他把这个机构变成了欧洲最著名的神经病理学研究中心。

弗洛伊德抵达沙比特里尔医院时，医生和门诊病人正在闲谈，他注视着正在为病人看病的沙考特的第一助手派里·马力，周围还有一群客座医生。

10点钟时，沙考特便来了。沙考特看上去像个运动员，身体健壮，脖颈也很粗，他的相貌给人印象深刻。他的皮肤很白，胡须也刮得很干净，额头很低，眼睛明澈，鹰钩鼻，敏感性格者的嘴唇，很有古罗马帝国国王的王者之相。

他生气时，眼睛发出闪电般的光芒让人不禁寒栗，看过他这种眼神的人绝对忘不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权威，语气严厉，常常还很辛辣。

那天早上，在看完所有的门诊病人后，沙考特叫弗洛伊德走上前来，看了看班尼迪克特介绍信上的签名，邀请弗洛伊德陪他巡视医院。

那天晚上，弗洛伊德写信告诉玛莎说，一切都没他想的那样糟糕。派里·马力向他保证，他会得到必需的材料以便开始工作，沙考特自己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同事，请求他供应儿童的大脑以便弗洛伊德研究他们病发后的萎缩和退化症状。

在到沙比特里尔医院以前，弗洛伊德曾考虑是不是应该选择柏林作为研究的地方，因为这样他便可以和玛莎共度每个星期天。但是他很快就打消了那个念头，那天晚上他回到住处后，就写信向远在温斯柏克的玛莎诉说内心的喜悦。

每逢星期一，沙考特都会向他的病人作公开演讲会，弗洛伊德也会参加；每逢星期二，弗洛伊德会观察门诊病人；每逢星期三，沙考特会巡视病房，在他的监督下，弗洛伊德能仔细地观察和检查病人，并注意听沙考特对他们所作的诊断。

现在，弗洛伊德的兴趣开始发生变化。尽管沙比特里尔的每个人都帮助他，但12月初他就决定放弃实验室的工作。事实上，他在第二年的头几个星期继续在实验室工作，他在写给玛莎的长信中说他回到维也纳时会选择解剖工作。

对沙考特的工作，弗洛伊德只观看了一星期左右。虽然他专注于生理学的工作，但逐渐地对心理学也产生兴趣。

至此，概括地说，吸引弗洛伊德注意的是神经性病症。精确地说，是歇斯底里症。

当时，一般人仍然认为，神经性疾病仅仅是神经系统功能受阻碍的结果。医学家认为，这些病症几乎会以任何征兆表现出来，而这些复杂的征兆不是解剖后就能知道的。极少有医生愿意花时间在这问题上，而且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无须热心研究的主题。

关于歇斯底里症，有些人仍然承袭了希腊人的看法，认为是子宫的功能失调引起的，按照这种说法，只有女人才可能会生这种病。但是，早在17世纪，却尔斯·里波斯就曾宣布歇斯底里病症的成因在脑部，因此男人和女人一样，都可能会患上这种病。事实上，男性患歇斯底里症的情况也不罕见，而且在18世纪和19世纪，男性患者的数目还在逐渐增加。

沙考特不久就发现，歇斯底里病症者的各种症状，可以分类为不同的组别，每一组都有它自己的因果规律，因此可以辨明各个阶段的歇斯底里症状。谈到这种病的成因，沙考特相信，一次引起心理上损害的偶发意外，可能就是歇斯底里病症者的触因，而它的发展则是因为大脑里的遗传因子受到损害引起的。

不管后人怎样评价沙考特，但他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令弗洛伊德深受启发，也引导着弗洛伊德走向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若无沙考特的指导，就没有弗洛伊德日后发现精神性疾病与肉体的痛楚的关联。

1884年12月中旬，弗洛伊德写信给沙考特，请求同意把他的法文讲演词翻译为德文。为了证明他的德文文体的优美，弗洛伊德还引述了他以前曾翻译过一些作品。

两天以后，弗洛伊德写信告诉玛莎，沙考特不但同意他翻译一卷，而且将尚未出版的另外一卷论文也交给他进行翻译。他告诉她说：“这件事让他非常高兴，也一定还会让他名声远扬。即使花几个星期的时间，甚至倒贴几百基尔德对他来说都是值得的，何况我还有几百基尔德的稿酬呢！”

如果说在这以前弗洛伊德研究神经病系统的重点是一般的神经系统病理和组织学的话，那么，从他向沙考特学习开始，他的研究重点就转向神经病治疗学。

弗洛伊德写信给玛莎说道：

再也没有别人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不管我自己是否认识到这个种子会长出丰硕的成果，反正沙考特已成为了我最尊敬的一位学者。

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第一次看到催眠术的神奇功能。第一次看到了精神刺激对于身体的控制作用，以致人的肉体可以不自觉地、无意识地接受精神刺激的摆布。

只要出现肉体上的病症，就可以引起各种行为反应，而这些反应都是未经深思熟虑的。弗洛伊德参加了沙考特的一系列实验和讲演，从这时候起，他开始思考着无意识的存在的可能性，而这种无意识的精神活动所起的作用同有意识的思考是根本不同的。

我们将会看到，对这种无意识的精神现象的深入研究，成了弗洛伊德的整个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信中，多次高度赞扬了沙考特的学风和治学精神以及工作态度。弗洛伊德说，沙考特对病人抱着高度的热情，深切地关怀着病人的痛苦。

弗洛伊德把沙考特的这种工作态度同维也纳的医生的麻木不仁的浮皮潦草态度加以对比。在弗洛伊德带回维也纳的一张反映沙考特的工作态度的石版画中，可以看到沙考特正在帮助他的学生和助手扶持一位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女病人。

弗洛伊德的大女儿后来回忆说道：

每当她看到这张图片，总是激起她的上进心和责任感，鼓励着她奋不顾身地去工作。她爸爸多次指着这张画，教育她要学习沙考特的谦逊、热情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工作态度，以致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沙考特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自荐，并同意他翻译两卷文献后，就把他带进了一个新的社交圈。每个星期二的晚上，在沙考特的家里都会举行巴黎各界名流举行的招待会，出席的人都颇有来头。

弗洛伊德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招待会，紧张得不行，只好服用可卡因来壮胆。

他写信告诉玛莎：

我的服饰很整洁，只不过我把那条倒霉的白色领带，换成一条从汉堡买来的漂亮黑色领结。这是我第一次穿燕尾服，我为自己买了件新衬衫和一双白色手套，因为那双旧的手套已经不太好看了。

我理了发，把我杂乱的胡须剪成法国式。这一天晚上我花了14法郎，虽然这让我有点心疼，但我的仪表非常得体，别人对我的印象也很不错，就觉得这钱花得值了。

我在招待会上喝了些啤酒，也喝了一些咖啡，感觉自己抽起烟来的样子也很潇洒，从始至终我都感觉自己是非常自在的，没有出什么差错。

据弗洛伊德自己说，那晚，他曾一度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他骄傲地向玛莎报告说：“以上这些都是我的成就，或者是可卡因的成就，使我非常满意。”

弗洛伊德在巴黎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给玛莎写信，很生动地描绘出一个与维也纳截然不同而令人兴奋的都市生活情况，并流露出急切希望受人关注的心情。当他发现沙比特里尔医院的来宾都已听说过他的关于可卡因的报告时，感到非常高兴。他对自己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强大，并从自信迅速膨胀成自大。

弗洛伊德在结束巴黎的研究工作，返回维也纳的路上，他经过柏林，在亚多佛·贝金斯基的诊所里，继续研究儿童的精神异常症。他对玛莎说：“只要他们的脑子没有疾病，这些小家伙实在是很可爱。但是他们一得病，就令人惋惜了。我想我不久后就可以在儿童医学上谋求发展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

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以后就把精力集中在沙考特的工作上，研究他曾经在沙比特里尔医院目睹的特别景象和它们的应用。

弗洛伊德从沙考特那里学习到不少东西，而其中给予他最深刻印象的是沙考特关于歇斯底里病症的治疗成果。

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说道：

和沙考特在一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歇斯底里病症的最新研究，尤其是有一部分是我亲眼看到的。比方说，他证明了歇斯底里病症的真实性及其合理性。

他指出了歇斯底里病症也常常发生在男人身上，并且以催眠暗示等方法引发歇斯底里性的麻痹和强直收缩，从而证明这种人为的歇斯底里病症和自发性的症状发作，没有任何细节上的差异。

沙考特的许多教范，先是引起我和其他人的惊奇，继而发生怀疑，使我们想办法去应用当时的学理以求证实他的学说，而他在处理这一类怀疑时，永远都是那么友善，那么有耐心。但是，他有时也是最武断的一个人。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曾和这位了不起的人物讨论把歇斯底里性麻痹同机体性麻痹症作比较研究的计划。我希望能建立一个学说，主张以一般的界限概念，而不是以解剖学上的事实作为划分歇斯底里麻痹症与身体各部分的感觉障碍症的根据。

他虽然赞成我这个看法，但显然地，他实际上并无多大兴趣对精神性疾病作进一步的探索。因为他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还是病理解剖学。

弗洛伊德现在已经30岁了，尽管在维也纳有了一些从医经验，但他目前对精神病学仍只有最起码的接触。乍看之下，他似乎不足以胜任现在所要从事的医务工作，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所需要的是传统训练的稳定基础，以迎接摆在他面前的漫长岁月。

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以后，就正式担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的神经病科主任。在那里，他工作了很多年。与此同时，他在维也纳正式开业行医。

成立个人诊所

弗洛伊德去巴黎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神经病理学学者，迫切希望在沙比特里尔医院学到有关神经系统解剖的全部学问。

他回来时，对这方面的兴趣或多或少地有所提高了，并且在沙考特出神入化的教导影响下，他决定集中精力研究精神问题，尤其是歇斯底里病症的问题。他由一个基础精神病学的学生，转变为动力精神病学的提倡者。

弗洛伊德体会到：对歇斯底里病症的了解，是开启人类思维谜团的钥匙。他准备在维也纳开办自己的精神病诊所。开业时采取革命性的新态度。但是，他得先为同事们准备一份报告，叙述他在巴黎和柏林的所见所闻。

3个星期之后，他就完成了一份12页的报告。文中，他直言不讳地说在梅纳特门下学习以后，发现已不能在任何德国大学里学到真正的新东西了。紧接着，他强调以梅纳特为代表的德国学派，与沙考特领导的法国学派之间的不同。

他说：“我认为，法国的神经病理学派，似乎推陈出新，呈现出特殊的工作模式。此外，他们还为神经病理学的研究揭开了新的曙光。这些都值得德国和奥地利的科学工作者学习。”

医学博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维也纳大学神经病理学系的讲师，开始执业了。这是1886年4月份的事。他的诊所设在拉瑟斯街7号。

他宣布开始门诊的第一天，竟然是复活节。那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开张日子，因为它是一个公定的假日，各行各业和政府机关都不办公，甚至城市里的每个急诊处都没有人值班。一年之中，除了圣诞节之外，这一天是最不适合一个医生开业的。有许多人猜测，他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或许是因为他极不喜欢天主教教会的原因。

弗洛伊德的前途并不被看好。他的医学技术还不成熟，还不是著名医生，而且也没有什么资本可以帮助他度过营业上的淡季。

此外，他浪费了许多时间迂回地进入医学这一行。他曾涉足药剂学、医事技术和小儿科疾病。如果他在任何地方曾显示出聪敏的火花，那也似乎只能是昙花一现。

虽然他现在专攻神经病理学，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在维也纳一展所长，可是不久后他却偏重于使用那种令医学界同事不信任以及病人不接受的诊疗方法。

他的犹太人身份对他也有影响。自从1873年财政危机以后，反犹太人的情绪不断地滋长着。弗洛伊德开业的前几年，在维也纳以东40千米的普力斯堡，就发生过反犹太人的暴动。刚开始，他想先在维也纳开业两个月试试看，如果失败了，可能会移居美国。

他后来回想到和玛莎一起时的情形说：“我们两个人都一无所有，更确切地说，我有一个人口众多而又贫苦的家庭，而玛莎只从她叔父那里继承了3000多块钱的财产……”除了打算移居美国，他还想投奔到英国的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那里，或者搬到奥地利的小镇上去。他对维也纳已没有什么特别的留恋。

可是他的想法终归是一时的冲动，最后，他还是留在了维也纳。几乎没有多少同事能想象得到，这个雄心勃勃的医生，竟然会在奥地利的首都执业超过半个世纪。

5月份时，弗洛伊德向生理学学会演讲催眠术，他对玛莎严肃地说，月底时他还会在精神治疗同业会以及医学会作同样的演说。他说：“现在，维也纳已经战云密布了。”

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不止一场的战斗在进行了。那些批评弗洛伊德不应提倡催眠术的人，不久又抓住了另外一个把柄。5月底，尔但梅耶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再度警告使用可卡因的危险，并且对弗洛伊德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

弗洛伊德很快发现，招来众多敌人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赞成使用催眠术。刚回到维也纳时，梅纳特曾应允弗洛伊德使用自己诊所里的设备。但是当梅纳特知道弗洛伊德将继续使用催眠术时，就变了卦，并直截了当地表示不再欢迎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就在这种不被理解纷至沓来、心神不安的气氛下，开始一步步地建立起他自己的事业。

最初的几个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形，是来自他寄给在温斯柏克的玛莎的书信——正如我们想象的，他有各式各样的病人，但绝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特别感兴趣的精神病。不过，至少在秋季时，他的兴趣都集中在歇斯底里病症的治疗上。

他在1886年10月13日写信给卡尔·库勒说道：“如果你想要送我一个我急需的东西，我希望是一台视野测定器。因为对一个以研究歇斯底里病症为主的医生来说，如果没有视野测定器，我们就不能放手工作了。”

尽管他专注于这一方面，但也非常高兴有更多的普通病人。因为，如果他的精神病研究，尤其是歇斯底里病症的工作不能收到预期效果，他还可以从普通病人那里获得生活保障。

有时候，候诊室里坐满了病人，不过他曾向玛莎诉苦说道：“大部分人都付不起钱。”有时候，他显然拮据得狼狈不堪。

他写道：

我在这里每一分钱都得算计，曾被请到遥远区域去为一个熟人看病，当然是没有报酬的，光是走路我就花了两个小时，因为我没有钱坐车。

今天也是一样，当我回到家，看到有人留下一张字条，要我赶去急诊，当然，我必须搭车去。这样一个来回我一连3天节省下的晚餐钱就报销了。

但是在给卡尔·库勒的信中，他却描述出截然不同的乐观景象，“无论如何，事情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好得多，我不想推测到底这是布洛尔之助，还是沾了沙考特的光，或者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杰出的人。我在3个半月中赚了1100块钱。我想，如果情况继续好下去，我就可以结婚了。”

就在这时候，玛莎又得到了另一份遗产。因此，他们俩人有勇气定下结婚的日子了，并预定在德国举行婚礼。弗洛伊德本来打算，只要公证的仪式就够了，但是玛莎提醒他说：“虽然在德国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就过得去，但是奥地利法律规定，必须举行宗教仪式的婚礼。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回到维也纳定居时，政府是不会承认我们已经结过婚的。”

弗洛伊德对宗教仪式深恶痛绝，但是后来却被新娘的舅舅伊利亚斯强迫，进行了犹太人的正统婚礼仪式。

在新婚生活的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弗洛伊德夫妇不得不面对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缺少金钱，而弗洛伊德在新居第一天执业时，没有足够的椅子给病人坐，玛莎只得向邻居借来。

毫无疑问，他们夫妻生活得很快乐，但是仍有一些小问题，其中一件就是弗洛伊德不喜欢某些犹太人的规矩。玛莎的一个亲戚后来写道：“我记得很清楚，玛莎告诉我说：弗洛伊德在他们婚后的第一个星期五晚上，不许她点燃安息日的灯，这是她一生中颇感懊恼的事情。”

他们的婚姻可以印证一句话：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女人在支持他。身为女主人，玛莎完全依照他的职业要求来理家，她对于精神分析所持的态度是：忠诚地隐藏住她的怀疑，只是轻描淡写地对一些访客发出无关痛痒的牢骚。

玛莎说：“你真的相信一个人可以用精神分析对待小孩子吗？我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不知道我的丈夫对于他的研究是如此认真和执着，我就会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淫秽的东西！”

玛莎建立起他们非常舒适的家庭，并默默地做一个顺从的妻子。弗洛伊德晚年时，仍然认为那是任何一个成功的妇女命中注定的角色。

同年10月15日，弗洛伊德向一群听众包括维也纳杰出的神经病学专家发表了《论男性的歇斯底里症》的演说。

这时候，关于歇斯底里病症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心态的来源”这方面。这个观念已经为许多英国医生所接受，也受到了沙考特的支持；但在德国和奥地利却被人议论纷纷。弗洛伊德特意选择这个时机来宣读他的论文。

他开始叙述他在巴黎的求学经验，接着详述一个歇斯底里病症的病例：一个病人从建筑物的脚手架上摔下后，有一只手臂麻痹了。后来被弗洛伊德证实，这个受伤很重的男性歇斯底里病症者，是由于精神上的打击而麻痹的，而非肉体上的伤害。

弗洛伊德说：“这次大家都为我鼓掌，但是没有进一步的兴趣……不久以后，我被排除于脑解剖的实验室外，没有人再邀请我去演讲。从此我退出了学术界圈子，不再加入知识分子的圈子，长达20年之久。”

维也纳人对弗洛伊德不太关心，他们已经知道，他大胆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他们对歇斯底里病症的研究尚存观望心理。此外，一位法国心理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派里·珍尼特的崛起，使弗洛伊德终其一生和他打“游击战”。弗洛伊德发表研究报告以后，两人就展开关于学术地位的激烈辩论，两人彼此指责对方抄袭剽窃。弗洛伊德晚年的故事里对此比较介意，两个人到死都相信自己是无辜的。很可能两个人所说的都正确。

当弗洛伊德的事业尚在初创阶段时，在这冷漠的环境中，对他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是他结交的一位忠实朋友。这个人就是弗莱斯，是一位年轻的柏林医生。经由布洛尔的推介，弗莱斯开始去听弗洛伊德偶尔在大学里作的演讲，尔后两个人在1887年11月首次见面。不久就开始通信，以后两人一共写了几百封信，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了解早期心理分析学形成的过程。

弗洛伊德和弗莱斯的感情联系，至少有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他们首次见面后不久，彼此都知道对方正在研究一种容易引起争论的新观念，而且两个人都是犹太人，因此觉得不会被对方嘲笑。他俩开诚布公地交换研究成果、假设、怀疑和希望，真是最自然不过！他们如流水般的通信，显示出两个人彼此互助的友谊。弗洛伊德承认：“我的朋友比我更有远见。”

除此之外，弗洛伊德在奋力发展事业和钻研人类思维运动时，也急需弗莱斯的精神支持。在弗洛伊德开业的刚开始10年，他开始缓慢而稳健地以引起社会争论和医学界关注的方法来医治日渐增加的病人，最需要的是别人的了解、鼓舞和支持，而这些，弗莱斯都毫不吝惜地给了他。

弗洛伊德开业的早期，医治精神病人所使用的方法，与其说是引起争论的，倒不如说是非传统性的。方法之一的电疗法，是威汉·耳勃提出的，他是德国人，他使神经病理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耳勃为病人治疗时，把电极放在病人身体的各部分，用轻微的电流使病人产生发麻的感觉或肌肉的痉挛。另外一种电疗的方法叫作威尔米契系统，包括在床上休息、隔绝、按摩和电疗，完全以严格规定的方法进行。

1887年快结束时，弗洛伊德沉醉于催眠术。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威尔米契系统。偶尔，他两者并用，以辅助心理治疗的不足。他解释说：“这样对我有好处，一方面可以避免在心理治疗中病人以为我乱出花样而产生不良印象；另一方面免除了平躺式治疗的烦闷，使病人不致陷入白日梦的习惯中，这是屡屡可见的事实。”

弗洛伊德最初所使用的催眠术，是模仿沙考特的。他使一个病人昏迷，然后向他表示：当你恢复到正常知觉时，某些症状就会消失。但是，不久以后弗洛伊德又使用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他要求病人回忆症状是在何时首次出现的。

这种方法源于19世纪80年代初期，由布洛尔主治的一个病例。他们师承的关系是如此的直接，以致许多年后，弗洛伊德在美国的克拉克大学演讲时曾开门见山地宣布：“如果以出现症状时的详细情景心理分析为一项成就，那么这项成就并不属于我，因为在它草创之初，我并没有参与。那时（在1880年至1882年）另一位维也纳的医生约瑟·布洛尔博士正在一个患歇斯底里病症的女孩子身上使用这种方法。而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学生，正在准备毕业考试而已。”

在梅纳特诊疗所，弗洛伊德第一次亲自得来精神病治疗经验。在工作期间，弗洛伊德深受他的老师梅纳特的高尚品质感染。此时，他每天工作7个小时，并用剩余时间大量研读有关精神病的著作。这时候，弗洛伊德已经显露出从事精神病研究工作的卓越才能。

至1885年2月，全科医院院长通知弗洛伊德说，神经病科主任希望他离开那里，这显然是弗洛伊德与这位神经病科主任的矛盾的表面化和尖锐化。

在此以前，神经病科主任舒尔兹一直对弗洛伊德有意见。舒尔兹是一位心胸狭窄、无所作为的医生。他不希望弗洛伊德长期留在神经病科，因为他看到弗洛伊德在神经病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利于巩固他自己的主任职位。

就这样，弗洛伊德满怀怨恨地转入该院眼科。在这里，他工作了3个月。1885年4月，弗洛伊德的父亲的一只眼患病，几乎失明。弗洛伊德同他的同事、眼科医生柯勒一起去诊断，他们诊断的结果是青光眼。

第二天，弗洛伊德请另一位更有经验的眼科医生柯尼斯坦给他父亲的青光眼动手术，手术是很成功的。弗洛伊德、柯勒和柯尼斯坦三人都是应用可卡因的先驱。弗洛伊德为自己能与同事们一起使用可卡因给患病的父亲做成功的眼科手术而高兴。

弗洛伊德三年里在医院的各个部门都工作过，因此在医学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训练。在院实习期间，他发表过一些有关可卡因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引起了医学界对这种药物的注意。

在弗洛伊德担任神经病科医生期间，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神经病病理学方面。他在这段时间内，曾连续在《医药科学中心杂志》、《解剖学和生理学文库》以及在英国伦敦出版的《大脑》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受到了神经病理学界的广泛重视。他的论文很快被译成捷克文、英文、意大利文与俄文。

弗洛伊德一生的主要奋斗目标——研究神经病和精神分析的事业正式开始了。

探究各种精神疾病

有一天，弗洛伊德雇了一辆马车去看病人。诊疗过后，开始在城中心漫无目的地散步。

无意间他发现自己站在一幢建筑物的外面，那里有一幢公寓要出租。他突然觉得那屋子对他有一股巨大的吸引力，随即进去，看了后认为它很适合他家的需要，立即签下了租约。

回到家，他告诉太太已经找到他们理想的新居，位于柏格街19号，并且当天晚上就领她去看。玛莎显然很震惊，因为房子附近住的都是贫民，楼梯是石造的，又暗又陡，房间又不够多。但她没有抗议，她知道，她丈夫不但已签了租约，而且整个心都放在那幢房子上了。

这个新居接近维也纳大学和总医院，便于弗洛伊德随时进行医学研究。弗洛伊德一家人很快地搬了进去。起初他们只住一幢公寓，但是一年多以后，另外又有三间房子空出来，弗洛伊德就租下它们，作为心理治疗室。

弗洛伊德还没有放弃对解剖人脑的兴趣，在这方面他已经成为公认的专家了。在研究歇斯底里病症的同时，他仍然进行着人脑解剖，以享受表现权威的快乐和财务安全的保障。

19世纪80年代，医生们认为“失语症”是某些脑细胞受到损害造成的。但是这种生吞活剥的解释，并不能说明疾病的各种不同症状。

在《论失语症》一书中，弗洛伊德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探索，对许多不同的症状提出了功能性的解释。《论失语症》于1891年出版，大约有10年没有医学杂志理会它。但是，能出版就代表有进步。

进柏格街19号的头10年，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岁月。

在刚刚开始时，他的研究工作和行医生涯勉强还可以撑下去，但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并不稳固。

《论失语症》一书并非如弗洛伊德所愿，并未得到它应受到的重视，但还是在同行中传开名声，因为他使用催眠术，许多医学界人士都对他仍然抱着不信任的态度。

对于催眠术，弗洛伊德早在自己的学生时代就已有所发现。

他在《自传》中说道：

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曾参观过催眠术专家汉森的当众表演，亲眼看到一个被催眠的人全身僵硬，脸色苍白，直至催眠术完全表演完毕才苏醒过来。由于这一事实，使我深信催眠现象的真实性。不久之后，海登汉给催眠术提供了科学的根据。

虽然如此，那些心理、精神病等学科的专家教授们，还是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断地指责催眠术为欺诈，甚至把它说成具有危险性的方法，非常瞧不起催眠术。

在巴黎就不同了，我见过催眠术被人自由地运用，去引诱症状的发作，然后又用它解除症状。此外，据最新的消息报道，法国的南锡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他们广泛而极为成功地应用暗示于治疗上面，有的就是借助于催眠。

但是弗洛伊德并不灰心，直至10年以后，人们终于恍然大悟，承认他在发展一种治疗精神异常的新方法。在医药界里，他正开始获得一席之地。但他自己并不满意，并未以此沾沾自喜，他认为还没有人真正赏识他的工作，自己依然任重道远，只有期望于未来让他的接班人来收获他的果实了！

前途的改观与进步，不是由于财富，而是由于弗洛伊德孜孜不倦靠对潜意识的研究去探索人类思维。弗洛伊德宣称：这种技巧可以改善或可以除去精神病的症状，这与50年以后，以放射线来治疗癌症的情形非常相似。

潜意识本身不是新的东西，但是把它用来当作治疗工具却是一项新发明。它由布洛尔在不经意中发现，后来由弗洛伊德用来治疗精神病。后来，这种治疗工具得到了发展，人们不仅知道了它可用于治疗精神病人，而且也认识到了它在日常生活上的功能，更懂得了它是文学和艺术上的创作源泉。

虽然潜意识的历史渊源很远，但是在弗洛伊德以前，从来没有人斩钉截铁地宣布过。所以那是个从未被探索过的领域，人类想要把他们希望忽略的记忆摒弃，可是在许多情形下，那些被摒弃的记忆会转化浮现，进而成为歇斯底里病症的烙印，进入梦中或者进入后来被称为“弗洛伊德式的失误”的日常生活里。而且更重要的是，把这些记忆从潜意识拉到意识里，可能获得重大的治疗效应。

刚开始时，相信这一套说法的人寥寥无几。弗洛伊德在1894年写给弗莱斯的信里这样写道：

我在这里相当孤单地解决神经性问题，大家都认为我不过是一个偏执狂，而直觉却告诉我，我已经触摸到了大自然中一个最大的奥秘。

为了引发病人的潜意识，弗洛伊德使用了一个奇特的方法：他把手放在病人的额头，或两手扶住他的脸，说道：“我要你在我手的压力下思想，我放松压力时，你会看见你面前有东西，或者有东西进入你的脑子里，你要抓住它，它将是我们要找寻的东西。好了，你曾经看见什么，或者你想到了什么？”

弗洛伊德解释道：“‘压力技术’的好处，是它能够分散病人的注意力，使病人离开意识上的追寻和反映，简单地说就是使病人离开可以用意志支配的任何事情。”

几年以后弗洛伊德在关于此项研究的论文中写道：

我放弃了催眠术，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求病人躺在沙发上，我坐在他后面看着他，却不让他看见我。

后来这种看着病人，却不让病人看见的方法，引起许多人无谓的猜疑。弗洛伊德解释说：如果面对面地进行，那么无论是倾听病人的分析或者是多么的不苟言笑，他的态度和对病人所透露的事情的反应，仍会被察觉，如此一来就可能影响到病人的心理。

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他不断地研究探讨新技术。虽然弗洛伊德渐渐地放弃了催眠术，却没有人知道他推出“压力技术”和“自由联想”的确切时间。

弗洛伊德对病人说：“你把经过你脑海的所有的东西说出来，就好像你坐在火车的窗口，向坐在你后面的人描述你所看见的窗外景色的变化一样。最后，千万不要忘记，你已经答应要绝对的诚实，更不要因为说出来不舒服而闪烁其词！”

不久，弗洛伊德发觉，分析与解释病人吐露出来的心声是件复杂而困难的事，另外有些问题更是不可避免的：第一点，病人似乎本能地反抗，不愿把潜意识提升到意识中，几乎每个病人都有这个现象，这种反抗显然使医生的工作更加困难。但是弗洛伊德发现，反抗最强烈的主题经常是最关键性的。因此，只要发掘了反抗的症结，就可以找到根本的线索，了解产生这种疾病的原因。

这时，有一种叫作“移转”的过程形成了。弗洛伊德注意到，他的许多病人在施行“自由联想”后，开始毫不忌讳地说话，也不再将他看成医生，而像是在对自己的父亲或母亲说话。换句话说，他们把反映他们早年与其父母关系的感觉与思想，转移到分析者身上。

虽然，“移转”是另一种复杂的因素，但弗洛伊德终于发现它和“反抗”一样，经常有助于探索到不能回忆的过去。事实上，他最后相信在“移转”的领域里必须有各式各样的冲突。

许多年以后，弗洛伊德谈到精神分析治疗的远景时，叙述他的治疗是由两部分构成——先是医生开导病人怎么做，然后由病人照他听到的去做。我们给病人意识上的预期观念，然后由他依照与那预期观念相似的基础，在他自己身上找到被压抑的潜意识观念。

1893年1月，弗洛伊德和布洛尔在《精神病中央公报》上共同发表了《论歇斯底里现象的精神结构：初步的交流》。这篇文章的两位作者已经能够以一种新方法来研究许多歇斯底里病症的病例。而且发现，病因并不是一种明显可以识别的精神创伤，而是已经全然被遗忘的事情。这篇报告首次使用“被压抑”这个字眼，表示病人希望忘记不愉快的记忆，而把它推到潜意识里去。只要把那些被压抑的记忆带到意识里，就可以除去歇斯底里的症状。

那篇文章传到奥地利、德国和法国。但是，就像许多弗洛伊德的早期出版物一样，最友善的评论都是来自英国。在《脑》的医学期刊里，著名的英国医生迈可·克拉克以长篇文章讨论歇斯底里病症和神经衰弱，以及布洛尔和弗洛伊德如何强调必须在病人脑中唤起首次出现的歇斯底里症状的记忆时机。

《初步的交流》出版两年后，《歇斯底里的研究》一书问世了，它汇集了布洛尔和弗洛伊德共同工作的文章，并且正式把精神分析介绍给世人。这本书的第一章是《初步的交流》，接下去是5篇病例，布洛尔写的“安娜”是第一篇，另外4篇是弗洛伊德写的。然后第六章是布洛尔写的歇斯底里病症的理论，结尾是弗洛伊德写的歇斯底里病症的精神治疗。

后来，弗洛伊德和布洛尔分手了。分手的理由是，他们的性格和他们各自在医学界的权威地位不同。布洛尔是已颇有名声的执业医生，他相信，如果他继续追求弗洛伊德的理论，可能会使病人不相信他。集中精力于歇斯底里病症的弗洛伊德则深信，他终于走上了将使他成名的路途，因此不顾这种警告。事实上，他已经“触摸到了大自然的一个最大奥秘”。

在当时，布洛尔和弗洛伊德对于他们要宣布的新方法都采取审慎的态度。他们一直主张，而且要清晰地说明的是：一些病人身体上的症状、所回忆的事物及他们对事物的反应，都被意识所不知道的动机所支配。这种说法是精神分析的基础，弗洛伊德的想法和许多改变世界的理论一样，起初总不受人重视，也很少有人支持。

《歇斯底里的研究》一书的出版，证实了弗洛伊德和布洛尔两个人共同的想法——他们不能继续在一起工作了。

1894年夏天，弗洛伊德写道：

事实上，我整天在想神经病源，但是因为我和布洛尔在科学上的联系已经结束，我只好自己一个人支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进展那么慢的原因。

现在，由于众人的批评加深了布洛尔的怀疑，他怀疑自己犯了和弗洛伊德曾经过分亲密的错误，以致调和两个人重归于好的可能性完全被排除了。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造成了他俩的隔阂越来越深：两个人都在探究神经病的成因，而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在心智演进的过程中何时开始有病态的现象。

布洛尔的解释是生理学上的；弗洛伊德则是从心理学上解释，他不认为是分子和运动造成的，而认为是意向和目的所导致。尽管布洛尔自从安娜的病例以后，耳闻目睹了许多别的例子，但他仍然很不愿意完全放弃自始便接受的生理学因果律的看法。

也就是说，年纪较大的布洛尔不愿意立即抛弃自己所能接受的观念；而年轻的弗洛伊德却急于保持着新的观念。这种原本寻常的情况，使得二人的关系日趋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