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诠释科学

道德感是人的独特品质的一个组成部分。——弗洛伊德

带病坚持理论研究

得知自己得了口腔癌以后，弗洛伊德感到生命是如此宝贵却又如此痛苦。于是他对生命更加珍爱，对时间也是更加珍惜。

1924年，有人建议弗洛伊德说，精神分析应该在银幕上呈现给大众，他的反应却是恐惧和轻视。他不仅仅是恐惧他穷其一生之力所研究的成果会为了投大众之所好而变成低级趣味，他更不相信精神分析的理论能在银幕上解释清楚。

不到6个月，弗洛伊德获悉，德国最大的电影公司环球影片公司去找亚伯拉罕和沙克斯，想要他们指导如何制作关于精神分析的纪录影片。

他们说得很明白，不论弗洛伊德或他的同事帮不帮忙，他们都决定拍这样的电影。

于是，一部叫作《灵魂的奥秘》的影片在1926年年初发行，漠斯·沙克斯为看过电影的观众写了一篇论文。当《灵魂的奥秘》在德国各地上映时，弗洛伊德更加直接地牵涉到一个早年就潜伏在精神分析上的问题——外行人执行精神分析的问题。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应该只准合格的医生来执行或者也容许外行人参加。

在20世纪初，这问题几乎没有被认真地考虑过，在美国，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意见是，只有医生可以执行精神分析，而在奥匈帝国，可以同时接受医生和外行人执业。

其他的国家采取折中的办法，如伦敦的钟士、柏林的艾丁顿等人，他们相信可由外行人执业的原则，但觉得它的实施应该以某些限制来维护——特别是事先应该经过医生的推荐。

1925年贝德洪堡的大会，允许5个欧洲学会和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加入国际训练委员会后，欧洲和美国之间看法的分歧，开始要正面冲突了。

1926年，纽约州宣布外行人执行分析为非法，使一些弗洛伊德的助手大失所望。他们以外行人的身份来到美国，希望他们的服务受到鼓励，但发现事情恰恰相反。

1929年在牛津召开的大会决议，诊断要和治疗分开，而且外行的分析师不能为病人提供意见，或直接替病人看病，除非那病人是由一个合格医药分析师介绍来的。

更多的讨论继续于1932年的德国威斯巴登、1934年的瑞士卢塞尼及1938年的法国巴黎被提出。尽管双方都曾让步，但历次的大会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死亡和相继移民外国，使欧洲的精神分析学会的人数锐减，实际掌握发言权的变成了美国人。

尽管弗洛伊德被疾病和死亡的阴影逐渐束缚，而且不断有叛离的门徒，但他坚守他这一辈子的工作信心。他继续提醒大众，相信精神分析能治愈各种神经病现象是不正确的。

早在1922年，他为《大英百科全书》所写的一篇长文中，就提出了这个警告。现在他说：“只要有机体的因素仍然不能掌握，分析的许多地方就仍是在云里雾中。”几年后他的《可中止的与不可中止的分析》的文章，使他的编辑詹姆斯·史特齐承认：“这篇文章给人的印象是，他对精神分析治疗的效果感到悲观。”

在弗洛伊德的研究重点改变得非常清晰可见之前，他历经了许多次兴趣的改变。他写道：

我的兴趣，经过了一辈子迂回于自然科学、医学和精神治疗以后，回到长久以前就使我着迷的文化问题上。我更清楚地发现，人类历史事件、人类本质和文化发展间的互动、原始经验的沉积以及自我、本我和超我三者间动态冲突的反映，精神分析就是在研究它们。

弗洛伊德新论文的第一篇是《幻觉的未来》，开始于1927年年初，完成于秋天，在11月出版。论文中认为宗教本身是幻觉，而他知道，他势必再一次受到攻击。

但是对他来说，这并不是新的经验，而且如果一个人在年轻时，就已经学会屹立于当代人的不同意见之上，在他年老时，他知道不久后就要凌越于别人之上，那么批评又能对他怎么样？

在那篇论文中，弗洛伊德主张，他并没有增加什么反对宗教的声势，而他的表达只是“在那些伟大的前人的批评上，加了一些心理学的基础”。

《幻觉的未来》中的观念绝不是新的，它受到弗洛伊德30年来所发现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支持。而这篇论文所引起的反应正是意料中的。在纽约，犹太人牧师纳桑·克勒斯道出了一般人的观念。

他说：“我们习惯于听了个人谈所有的主题，只因为他在某一方面做了一些令人注意的事。因为爱迪生知道电学，于是人们就要听他的神学意见；因为一个人在航空科学上有成就，就有人要求他谈宇宙万物的事。大家都赞美弗洛伊德这位精神分析家，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也去尊敬他的宗教哲学！”

弗洛伊德总该有各种理由为《幻觉的未来》得到的反应而高兴，但是，他至少曾对一个访客表示出不曾接受赞美的心情。

他以前的一个病人林拉佛果很热心地读了那篇论文，并写信给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就邀请他一聚。林拉佛果写道：

话一进入正题，弗洛伊德就承认任何人的赞美都会带给创作者快乐。但是他接着在我的热心上浇冷水。他说：“这是我最坏的一本书！它不是弗洛伊德的书。”

你们绝想象不到我的诧异，我当即埋怨他的说法！但他仍继续说下去：“那是一本老头子写的书。”哎！那时我差点昏倒了。

他一字一句地加强语气道：“此外，弗洛伊德现在已经死了！相信我，真正的弗洛伊德的确是一个伟人。我特别为你感到难过，因为你过去并不了解他。”

弗洛伊德的阴阳怪气可能和身体有关，他不断地有身体上的麻烦而且不停地挣扎。他的女儿安娜照顾他，他尽情地享受着和他的两个儿子恩斯特与奥利佛家人共聚的时光。

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运用在传记的写作上，写了一篇《汤姆斯·威尔逊——第二十八任美国总统》的论文。论文中他说威尔逊受到一种“父亲情结”的影响，以致在事业中的许多关键时刻里摇摆不定。

事情的最高潮是他不能主宰巴黎和会，以及把“十四点原则”强加在不甘愿的欧洲各国上面。作为一种精神分析的研究，这本书是很有劝服力和娱乐性的，但是也引起了许多的争论。

1930年年初，弗洛伊德希望《威尔逊》这本书的出版，能使出版社窘困的经济情形复苏。但在1932年年初，出版的可能性仍然不大，他转向别的他认为有帮助的事情。那就是《新导论演讲词》，一共有7篇。

第一篇演讲是梦的理论的修正，大部分是较早的材料；第二篇谈梦和神秘学，透露精神分析至少可以解决一些通常被认为是玄学的事情。接下去的3篇谈到“超心理学”，比任何在战时的演说都复杂，文中介绍许多新的观念，以及来自“自我与本我”及“潜意识”的材料。

遭到纳粹党的迫害

1926年，弗洛伊德70岁生日时，奥地利官方首次承认弗洛伊德。奥地利广播系统发布了有关他的生平和工作的纪念演讲。

他对于这次庆祝活动百感交集，他写信给打算来维也纳为他祝寿的女婿哈伯斯塔特道：

你不必因为听说我已经老了，而且身体也不太健康而惊讶。目前我在疗养院接受心脏治疗，他们说那并不严重，但是需要做这种治疗。他们答应我这个月就可以出院，但是我知道，我身上大大小小的病，将不容易继续做艰难的工作了。

尽管弗洛伊德怀疑自己的健康情形，但是他在70岁大寿来临前那段日子里精神相当愉快。

他写信给撒母耳说道：

我已经继续开始做一些工作。我每天得花五六个小时来为病人治疗。学生们和病人们都假装不知道我的病。我偶尔写些论文，我作品的全集已经完成了第一卷。

现在我好像是一个名人，路经维也纳的作家和哲学家们都来看我，和我讨论。全世界的犹太人都以我为荣，把我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无论如何，我没有理由抱怨或恐惧地看着我自己的生命将结束。经过长期的穷困后，我现在能毫无困难地赚钱了。

弗洛伊德在格隆德西听到了自己获得歌德文学奖的消息。他对这项荣誉有着复杂的感情，那是诗人帕克伊特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才说服歌德基金会通过提名的，奖金每年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市颁发。

弗洛伊德告诉帕克伊特说：“我还没有被公开的荣誉宠坏，因此已习惯没有它们也过得下去。”

弗洛伊德对纳粹党的崛起，首先是出奇地沉默，当希特勒的胁迫将人们的噩梦变成现实后，他说了一句话：“谁能预料什么会成功，什么会有结果呢？”

当局势越来越坏时，他的反应一半是充满哲学味道，一半是不相信。

事实上，有许多合理的原因使弗洛伊德应该为未来恐惧。至少从1873年的经济大危机开始，他就曾经体验到维也纳的反犹太人运动，而他也曾亲眼目睹了1914年德国的侵略。

在“团体心理学”中，他明白地显示出他深切了解乌合之众如何被野心家煽动利用。

但是，当别人警告他将有“焚书”事件发生时，他似乎仍然不太在意。

1933年5月10日，40000个柏林人兴高采烈地看5000名佩戴着纳粹党标志的学生在柏林歌剧院前焚烧2000本书，包括了爱因斯坦、汤姆斯曼、雷马克、兹伟克以及弗洛伊德的书。弗洛伊德的书最后被扔进火堆时，学生们大骂他的书会破坏人类的心灵。

弗洛伊德对一位朋友表示有种无奈的惋惜：“有幸我的书和大师的作品能够一同火葬。”又向另一个人表示自己应该庆幸不是活在中世纪，现在人类的文明意识大有进步了，不然被烧的不光是他的书，还会有他本人。

弗洛伊德不愿意把对他个人的威胁看得很严重，因此迟迟没有做任何逃避行动。1933年春天起，朋友们相信希特勒一有机会，就会吞并奥地利，于是纷纷请他出国到他们那里去避难，建议他移居瑞士、法国、英国或美国，甚至西班牙籍的诗人波维达和一群同情他的作家邀请他到阿根廷。

对这些人的好意，他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逃走，我不相信这里有任何的危险。”

弗洛伊德只有在1934年时，曾向兹伟克承认，最坏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不过他表示，自己将一直守在维也纳，除非希特勒的暴政真的来临。

1934年2月，奥地利多佛斯首相镇压了一次社会党的政变，国家的政权移到右派以后，弗洛伊德开始怀疑他在奥地利的前途。但是如果他离开奥地利会被人认为是畏缩，是从战斗中撤退，只有在情况最严重时才能采取这个步骤。

他很不像一个接近80岁的病人，他认为他一旦离开奥地利，就不能行使原本的最大效能的影响力。

希特勒被国会授予无限的权力后不久，德国的精神分析师就面临了痛苦的问题。然后，德国吞噬了奥地利，占据了法国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许多欧洲人也遭遇同样的问题——是移居而离开“第三帝国”的控制比较好呢，还是留下来，以一种与敌人合作的态度，屈服于纳粹党统治下的命运呢？真是让人左右为难！

除了弗洛伊德自身的危险外，对于“精神分析”来说，麻烦的第一个前兆是，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德国政府禁止外国人担任任何医学会的高级行政人员。

希特勒在1933年获得政权以后不久，德国精神治疗学会便改组成为“精神治疗国际总医学会”。当时的会长克瑞舒曼辞职抗议，因为在新的政权下精神分析的实施将受纳粹党的控制。德国的精神分析学将从学术和专业范围沦为纳粹的工具。

新任命的德国空军部长的堂弟戈林教授实际控制了德国的精神分析学会。他通知所有精神分析协会的会员：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以后将是大家的信仰基础；同时清除犹太籍的会员，会员的所有活动以及研究方向将由纳粹党掌握。

这个时候，逃离德国的人渐渐增加，而弗洛伊德和他女儿安娜以及在伦敦忠贞不二的钟士，开始为不再能够在“第三帝国”执业的精神分析师们找寻新的工作岗位。马克斯·艾丁顿和另外两位犹太难民，终于在巴勒斯坦创立精神分析学会。

弗洛伊德的一些同事渡过大西洋，并在未来的10年内把精神分析的主流从欧洲移到了北美洲。还有许多人希望在英国定居，而钟士不得不告诉他们，甚至于一些英国的精神分析师，都没有足够的生意，所以即使新来的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成为职业分析师的机会仍然很小。

当这些阴影扩大时，弗洛伊德既苦于精神分析在欧洲的前途，又苦于癌症的折磨。他的医生们借着手术和激光光线以及任何其他可以阻止癌症顽敌前进的武器，不懈怠地奋战着。

马克斯·舒尔是弗洛伊德的私人医生。更多的手术依次出现，舒尔医生不得不让他的病人清楚地知道，癌细胞的成长和发炎是由尼古丁引起的。

弗洛伊德从不怀疑死亡是生命的结局，但是对于畸形精神现象更广泛也更复杂的谜团更加地怀疑了。

这期间，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里写道：

我不是一个完全的怀疑论者。我对一件事完全有把握，即使有些事情是我们现在不能了解的。

在20世纪30年代，弗洛伊德继续怀疑那些他仍然焦急地排除在精神分析主义之外的主题。此外，他自己一直在和口腔癌疾病战斗，这加强了他对世界尤其是精神分析前途的偏见。

弗洛伊德的态度，在1936年庆祝他80岁生日时表露无遗。窦史万首先读了一篇文章以后，弗洛伊德的反应是：“我很高兴听到你美丽的辞藻、你的博学、你广泛的取材以及你不同意我的看法的技巧。真的，一个人可以容纳无休止的赞美。”

在伦敦，弗洛伊德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外国会员。他的名字被著名的天文学家何若德·杰佛瑞和精神病学家阿德林提出，而且还得到曾参加过1908年萨尔斯堡大会的威佛瑞·特络特的支持。

在维也纳，心理学机构的教师研习会不知道该如何庆祝弗洛伊德的生日。最后，有人建议他会欣赏从山里采撷的一束花，于是一个职员去收集了一大把黄色樱草花。他们派一个17岁的女孩子送给弗洛伊德。

出乎女孩子的意料，弗洛伊德请她进去坐，亲自谢谢她，而且强调他非常欣赏他们的盛情。

但是弗洛伊德知道，尽管他有着许多荣誉，他仍然是在逆水行舟。

这之后，弗洛伊德在给兹伟克的信中写道：

你知道吗？我的朋友，即使我的维也纳同事，也只是表面上对我恭维，背地里和我背弃。

在这封信中，他还说，教育部部长的确正式地恭贺他，但是教育部部长却又威胁奥地利的报纸，如果他们报道这条消息，报社就要被查封。

1936年年底，弗洛伊德必须经历另一次他称为“普通的”手术，而这次却引起不平常的剧痛。他在给兹伟克的信中写道：

因为这场手术，我必须取消我的工作12天，我痛苦地躺下，热水瓶放在沙发椅上，什么也干不了……

哎呀！真的是太痛苦了！

但是，在弗洛伊德写完信后不久，当新年开始以后，他又恢复了工作。

1938年2月，他在写给艾丁顿的信上，仍然对政治情况抱着乐观的态度。

他在信中写道：

虽然看德国最新的事件，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企图如何。

但是我们勇敢而诚实的政府，目前更生龙活虎地捍卫我们，抵抗纳粹党。

逃离纳粹党的魔掌

1938年3月9日，奥地利首相舒史克尼格宣布，奥地利政府要在1938年3月12日举行公民投票，看看人民是否愿意维持独立。

1938年3月11日，舒史克尼格服从希特勒的命令，取消公民投票。但是这还不够，在中午他被迫辞职。

弗洛伊德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吩咐女佣去买一份报纸。他儿子马丁后来回忆说道：“爸爸轻轻地从波拉手中接过报纸，看了每个标题，然后用手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

在他的日记上写道：“奥地利完蛋了！”

取代舒史克尼格的是一个奥地利的纳粹党人西史英夸特，他的第一个举动是开门让德军进入奥地利。事实上，德国人早就开始进发了。黄昏，先头的坦克车隆隆地驶进维也纳的街道。在许多地方，民众快乐地欢迎德军，许多年以前担任维也纳市长的卡尔卢吉是一个反犹太的家伙，他在背后鼓动人民欢迎德军。

奥地利位于欧洲的正中位置，她又被称为欧洲的心脏和连接西东的十字路口。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纳粹党对此非常了解。

1938年3月12日早上，希特勒亲自到奥地利，显然是基于一时的冲动，决定不设立傀儡政府，而把奥地利并入德国的版图。

如果不是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单位帮助，弗洛伊德获救的机会就很小。

在美国，有罗斯福总统的干预及国务卿柯德尔·胡尔的关注，再加上驻巴黎的威廉·布利特挺身相助，给予弗洛伊德一种个人的保护，最后终于迫使德国人让他离开奥地利。

在英国，钟士与掌玺大臣德拉提及内政部长撒母耳的友谊，为弗洛伊德全家在英国居留的许可铺了一条路。

钟士有效地运用许多人事关系后，于1938年3月15日飞到奥地利。在他到达维也纳以前，英国外交部已经通知在维也纳的英国大使：“钟士博士非常为弗洛伊德博士的前途担忧。如果他有求于你，希望你鼎力相助，掌玺大臣将会很感激你。”

到维也纳后，钟士首先到精神分析出版社的办公室去。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在那里被捕，办公室正被德国人翻箱倒柜地搜查，显然，出版社不会因为它的国际性特质而逃过灾难。

钟士又赶去柏格街19号，在那里得知，美国人不但机警地知道弗洛伊德的危险，而且已经开始运用所谓“友谊的利害关系”。

利害关系手段的运用，开始于那天稍早。美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威利打电报给国务卿柯德尔·胡尔，要他转达布利特道：“我恐怕德国人不会放过年老带病的弗洛伊德。”胡尔不但立即把消息传给布利特，而且向罗斯福总统报告。总统用他私人的通信网指示胡尔，传令给美国驻柏林的大使威尔逊。

威尔逊还没有回答以前，威利已经向胡尔报告，维也纳的新掌权者已经注意弗洛伊德了。他说：“他的屋子被搜查，金钱和护照已被没收。在搜查时，我们公使馆的两位官员出现，表示‘友善的关切’。从那时开始，弗洛伊德才没有受到骚扰。维也纳的警察总长答应保护他。法国使馆相关负责人也慷慨表示：如果弗洛伊德得到出境许可，法国政府就给他签证。”

事实上，弗洛伊德家老早就被特务人员列为注意的重点之一，他们进入公寓，在门口安置了一个守卫。据钟士说，玛莎的反应是请守卫坐下，因为她不喜欢见到人们站在她家门口。然后她又把她所有的家用钱放在桌上叫他们随便拿，使这些不速之客感到难堪。

安娜领官员到另一个房间，从保险箱内拿出大约6000个奥地利先令。

此刻，房门被推开，弗洛伊德进来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瞪着眼睛看着他们。那些人显然很不安，迅速地走了，但是提出了警告，说他们以后还会再来。

1938年3月17日，在柏林的美国大使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他遵循指示办理的经过。

但是弗洛伊德仍未作出希望离开维也纳的表示，他泰然自若，呈现出一种新的自信，好像他又回到战斗一样，这使钟士的说服工作显得极为困难。

弗洛伊德推托地说他不希望在法国定居，于是钟士说他会想办法使英国接纳弗洛伊德。

最后弗洛伊德终于提出问题的症结：离开祖国，就好像一个战士抛弃他的岗位。

钟士反驳说：不是弗洛伊德离开奥地利，而是奥地利抛弃了他。他终于恍然大悟，同意离开维也纳。

钟士回到伦敦后，弗洛伊德居留在英国的问题终于顺利解决了。他和掌玺大臣及撒母耳的交情都派上用场。

至1938年4月中旬，似乎只有一个难题要克服。威利通知柯德尔·胡尔说：“弗洛伊德离境的事因为他的出版社破产而暂时不能发给签证。希腊的公主在这里极力为弗洛伊德奔走。她可能会承购出版社。弗洛伊德打算在英国定居。”

所谓“破产”，显然是在弗洛伊德领到离境许可证以前，向他敲诈最多金钱的方法，因为德国精神分析学会已经接收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和出版社的财产。

1938年5月初，以金钱交换离境许可证的问题仍然呈焦灼状态，在柏林的威尔逊通知柯德尔·胡尔道：“到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官员总会询问弗洛伊德的案子。处理这件事的盖世太保总是会说：‘警察当局并没有再反对弗洛伊德的出境，所有的公文已经准备就绪了！’”

他又说：“但是弗洛伊德的离去之所以搁延，是因为他大约欠他的出版者32000先令，现在弗洛伊德正和债权人商量解决的办法。”

他继续推论：“弗洛伊德有足够的钱去偿付债权人，但是他们还没有谈妥价钱，只要这项交易完成，弗洛伊德就可以自由地离境。”

最后，这笔敲诈的款项是由希腊公主玛丽·波娜帕特捐出来的。

1938年5月5日，弗洛伊德的小姨明娜被允许离开维也纳前往英国。一周后，弗洛伊德写信给在英国的儿子恩斯特说：“在这悲哀的时候，有两个希望支持我继续前进：一是和你们重逢，另外是自由而死。有时候，我把自己和《旧约圣经》中的老雅各相比，他年纪那么大了，还被他的儿子们带到埃及去。”

10天以后，弗洛伊德的大女儿玛西黛和她的丈夫获准离开，而弗洛伊德还得留下一个星期。最后，一切必需的文件都备齐了，盖世太保装腔作势地带给弗洛伊德一份公文要求他签名。

公文上写道：

政府公平合理地对待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在这份公文上签完字，然后说了一句挖苦的话：“我可以满心欢喜，快乐地将‘盖世太保’推荐给任何人了。”

1938年6月1日，万事俱备。6月2日，弗洛伊德收到奥地利当局给他及他妻子和小女儿的最后解放令。第二天，弗洛伊德离开几乎80年来一直是他家乡的维也纳，首先搭乘“远东号快车”到巴黎，同行者有玛莎、安娜、两个女佣和一位医生。

那天晚上，他们离开巴黎，搭乘晚上的渡轮到英国。在伦敦，恩斯特已经为他的父亲安排好了住处。钟士也已经做好他的预备工作。德拉瓦伯爵也已经安排好给予弗洛伊德一行人以外交人员的礼遇，因此他们在伦敦和多佛都没有遭到行李检查和其他的例行手续。钟士甚至成功地避开了许多不可避免的新闻界的注意，用他自己的汽车接走了弗洛伊德夫妇，在记者闻风赶来以前他们已经躲避开了。

弗洛伊德还有一年多可活，对他这么一个80多岁、疾病缠身的老头儿来说，日子显得非常艰难。在那几个月里，至少有一部分肉体上的痛苦被他在英国受到的热烈欢迎抵消了。欢迎他的人，不仅仅是一般的人士，更有承认他的正式医学界人士和犹太人团体。

1938年，玛莎在写给仍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家的姐妹们的信中称：

每天我们都收到许多欢迎他的信。虽然我们来到这里才不到两个星期，但即使信件上不注明街道地址，只写“伦敦，弗洛伊德”也照常能寄得到。想想看，伦敦市有1000万居民，这不是很奇怪吗？

没有安娜的帮忙，弗洛伊德真不知该怎样去应付如潮水般涌进家来的信件。有些信是朋友们写来的，另外有许多则来自完全陌生的人，他们只是希望问候他或索取签名。当然，也有些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古怪的人、傻瓜、信教着迷的人”写来的信，他们从《圣经》上抄录下些许救恩的句子，想要劝弗洛伊德相信以色列人的命运将得以挽救。

1938年6月23日，来了一群使他特别高兴的访客。他们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们，带来学会的会员录，请他签名。

弗洛伊德无法亲自到学会的总部，会员录送到他面前的这项荣誉在过去只有英国国王才能享有。他告诉齐威格说：“他们留下一册复制本给我。如果你来这里，我可以将牛顿和达尔文的签名指给你看。”

1938年7月，弗洛伊德又开始工作了。他现在所做的是“归纳精神分析的教义，而且以最精简的形式和最不含糊的字句来叙述它们。它的用意自然不是强迫别人相信或是引起盲从。”

此外，在美国和英国，精神分析正要被广泛地应用，那是弗洛伊德始料不及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几个月以后就要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多数的交战国都聘用精神分析专家，为他们自己的心理战运动提出建议，也分析敌人的心理战。

弗洛伊德的学生恩斯特·克里斯就要在英国组织一个特别的政府机构，分析德国人的广播，后来在美国也这么做。战争一开始，使用精神分析专家治疗战争伤患的范围，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广泛得多。

弗洛伊德安下心来写《精神分析大纲》。他重复各种基本的理论，以“自我”、“本我”和“超我”的结构来叙述，而且在许多地方暗示他有新观念要详细地阐述。不幸的是，他永远无法实现了！

1938年9月底，弗洛伊德搬到位于马斯斐德花园的一幢宽广的老宅中。这时候，他的家具和私人收藏物已经从维也纳运到了。因此，安娜和女佣能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重建”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书房。

她们把家具放在同样的位置，把同样的雕像和画放在桌子上，这使弗洛伊德备感亲切。

这是弗洛伊德最后的家。弗洛伊德自己只在这里消磨了最后的10多个月，他的妻子和小姨继续住在这里，分别于1941年和1951年去世。

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大多数的近亲都安全了——大女儿玛西黛和她丈夫以及马丁和恩斯特两家人都在英国，奥利佛一家人在法国。而弗洛伊德的另一个女婿哈伯斯塔特带着他的儿子于一年多前从汉堡移民到南非；他的弟弟亚历山大不久就到了加拿大，并在那里终其一生。

但是有一个阴影一直笼罩着弗洛伊德，他为“4个年纪都在75岁至80岁之间的老女人”忧虑——他的4个仍住在奥地利的妹妹。在离开维也纳以前，弗洛伊德和亚历山大给了她们16万先令（以当时的汇率，大约相当于32000美元或8000英镑），除非钱被德国人没收，否则足够她们用上好一阵子。

无论如何，他曾设法接她们去法国，但是没有成功。弗洛伊德死前不知道，他4个高龄的妹妹已被纳粹党驱逐出维也纳，而且都死在了集中营里。

到了1938年秋天，弗洛伊德的精力已经所剩不多。他把它花费在他最后一篇震撼人心的论文的写作上，那就是《摩西与神教》等3篇论文和几年前写的序文。

早在1909年，弗洛伊德告诉荣格，他注定要去开拓精神病学的应许之地“约书亚”。而弗洛伊德本人就像摩西一样只能远远地观望。

在奥地利作家舒尼兹勒写信庆贺弗洛伊德70岁生日以后，弗洛伊德在回信中写道：

在感情上，犹太人的归属仍然对我非常重要。

我永远对我的种族有血浓于水的感情，我也如此教导我的儿女们……

但是，希特勒掌握政权以后，犹太人是“人类中最另类和邪恶的民族”的理论甚嚣尘上，弗洛伊德开始疑惑：“什么是真正构成犹太民族的本质？它在历史上如何发展？为什么犹太人经常受人压迫？”

据《圣经》中记载，由于移居到埃及的犹太人劳动勤奋，并且以擅长贸易著称，所以积攒了许多财富。这引起了执政者的不满。

另外加之执政者对于以色列人的恐惧，所以法老下令杀死新出生的犹太男孩。摩西出生后其母亲为保其性命“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

后来被来洗澡的埃及公主发现，带回了宫中。摩西长大后一次失手杀死了一名殴打犹太人的士兵，为了躲避法老的追杀，摩西来到了米甸并娶祭司的女儿西坡拉为妻，生有一子。

摩西一日受到了神的感召，回到埃及，并带领居住在埃及的犹太人，离开那里返回故乡。在回乡的路上，摩西得到了神所颁布的《十诫》，即《摩西十诫》。摩西最享盛名时期很可能是公元前13世纪，因为普遍认为“出埃及记”中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就死于公元前1237年。因为他的名字来自埃及语而不是希伯来语，意思是“儿童”或“儿子”，从他出世不到500年中，摩西为所有的犹太人所敬仰。

至公元后500年，他的名气和声望同基督教一道传遍欧洲许多地区。100年以后，穆罕默德认为摩西是真正的先知。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摩西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里成了受人敬仰的人物。

摩西在他死后3000多年的今天，仍同样受到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的尊敬，甚至还受到许多无神论者的尊敬。

《摩西与神教》在1939年3月初，分别在荷兰和德国出版。

工作到生命的终结

1938年1月中旬，另一个肿瘤在弗洛伊德的口腔深处被发现。舒尔医生在病历里写道：

起先，它看起来像另一个骨疽，但是不久以后，这个组织被破坏的情形显得异常严重。

医生们对弗洛伊德病情发展的严重程度各有分歧，谁也不敢保证能够控制住它。

1939年2月，弗洛伊德的口腔癌已经恶化到无可挽救的地步。英国医学界尽全力给予医治，并邀请巴黎“居里研究院”的放射线专家们用放射性物质进行治疗，但已经无济于事。

弗洛伊德发现自己的大限将至，他更加急切地期望能在自己去世前出版《摩西与神教》的英文版。钟士夫人正夜以继日地赶译这本书。一番努力之下，1939年3月，该书英文版终于出版了。

弗洛伊德还剩下6个月左右的时间。他坚强地面对命运，拒绝服用可以减轻疼痛的药物，直至死前的几个星期，他还在为几个病人进行精神分析。

1939年4月里，舒尔医生必须离开英国，到美国办理移民手续。

这时候，弗洛伊德已经不能照顾自己了。他写信告诉希腊公主波娜帕特道：

我很希望能有方法缩短这个残酷的过程。

但是他仍拒绝放弃，两个月后在写给威尔斯一封信中还乐观地描述他的远景，并提议再来一次茶会。

但是，舒尔医生1939年7月回到英国时，发现他的病人的身体更衰弱。更糟糕的是，精神上也已冷漠木讷。

弗洛伊德现在一直住在底层的房间里，外面就是花园。太太玛莎仍然和往常一样，以全副精神将家务治理得井井有条；安娜现在则昼夜不停地服侍在床头。

1939年8月，弗洛伊德的病情迅速恶化，致使他难以进食。他最后阅读的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

弗洛伊德开玩笑似的对自己的妻子说：“这本书正好适合于我，它所谈的就是饥饿。”

9月19日，钟士探望奄奄一息的弗洛伊德。此时，弗洛伊德的下颚已经全部烂掉，他痛苦万分。

弗洛伊德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钟士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弗洛伊德睁开了眼睛，认出是钟士。

他伸出手，握了握钟士的手，然后以很庄重的手势向钟士表示告别和致意。

9月21日，躺在床上的弗洛伊德对他的医生舒尔说：“亲爱的舒尔，你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吧！你答应过我，如果我不能坚持活下去的话，你将尽力帮忙。现在我万分痛苦，这样继续下去是毫无意义的。”

显然，肉体的痛苦已使弗洛伊德无法忍受，他宁愿选择安详地死去。

舒尔很理解病人的心情，紧紧地握了握弗洛伊德的手，答应采取措施减轻他的痛苦。

弗洛伊德很感激，接着，对他说：“嗯，请把我的想法告诉给安娜，让大家心安……”

9月22日，舒尔给弗洛伊德注射了吗啡，弗洛伊德入睡了。

9月23日午夜，弗洛伊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眼睛疲倦了，累了，闭上了……

弗洛伊德的漫长的、充满着斗争的一生结束了，一个伟人逝世了，但他的思想和精神遗产却留给了世界。

9月26日，弗洛伊德的遗体在伦敦哥尔德草地火葬场火化。许许多多的吊唁者参加了火化仪式，钟士致悼词，斯蒂凡·茨威格同时也在德国发表悼文。

1940年，为了纪念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全集》第十八卷伦敦版开始出版发行。这一版本的《弗洛伊德全集》直至1952年才出齐。接着，自1953年起，由詹姆士·斯特拉奇等人主编的24卷本《弗洛伊德全集》陆续出版。